第九章 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圍剿”鬥争
（一九三0年九月至一九三三年二月）
三軍團東渡贛江
一九三○年九十月間，蔣、馮、閻軍閥戰争大體停止，敵軍大舉進攻，已在開始準備。同時，總前委得到可靠材料，證明立三路線已被揭露。
在一軍團占領吉安後，總前委改變在湘江、贛江之間機動作戰的計劃，要在贛江以東、大海以西的廣大地區創建根據地，采取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謹慎地争取粉碎敵軍的第一次“圍剿”，準備長期鬥争。從戰略全局着眼，這一意見比前者更全面、更正确。當時，我對這個方針是完全擁護的，沒有什麼猶豫。
一九三○年十二月上旬，敵第一次“圍剿”開始，蔣介石命魯滌平為總司令。紅軍第三軍團從贛江西渡到贛江東。在三軍團渡江之前，因三軍團之五軍和十六軍大多數是平江、浏陽人，八軍大多數是陽新、大冶人，地方主義者利用這一點來反對過江，主張一、三軍團分家，夾江而陣：一軍團位置于贛江以東，三軍團位置于贛江以西。認為這樣既可以集中消滅敵大部隊，也可以團為單位分散于湘贛邊、湘鄂贛邊、鄂東南區進行遊擊戰，對将來奪取湘鄂贛三省政權都有利。從堅持長期戰争這方面看，這些同志也還是有些理由的，因此它就得到相當一部分人的擁護，但實際上一、三軍團在戰鬥中一次要各消滅敵軍一個師（六個團的師）是很勉強的，如果兩個軍團合起來消滅敵人一個師就比較輕松。為了消滅敵人，必須反對地方主義，在政治上以朱、毛為旗幟，集中統一紅軍，一、三軍團不再分開。我這一票在當時是起相當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優勢。我說：一、三軍團分開，兩軍團夾江而陣，這對于目前準備粉碎蔣介石的大舉進攻不利。不少同志擔心三軍團過江東以後，湘、贛兩江之間誰人堅持，蘇區不是白搞了幾年！這是三軍團帶群衆性的意見，也是正确地提出問題，必須重視。我說，湘鄂贛邊區可擴大十六軍；鄂東南已有五個小團，準備成立九軍（一九三○年冬成立，約近三千人，一九三一年春，他們過長江以北，編歸第四方面軍，軍長陳祁以下的絕大多數幹部，被張國焘當做改組派〔46〕殺了）；湘贛邊區已有獨立師，可再加擴大。說明這些布置之後，他們的顧慮減少了。要堅持根據地，紅軍要有地方性，但又要反對地方主義，這是複雜的問題，要有時間逐步去解決。我說，有意見到河東讨論，但不能妨礙行動，更不能說一、三軍團分家。這些問題總算是大體得到解決，但在思想上的認識并不深刻。
這時總前委派周以栗同志以中央代表名義，到三軍團傳達指示。周到後，我将上述情況告訴了他，大問題是沒有了。周問：“其他準備工作呢？”我說：“就是船還沒有準備好，我去搞船去。”表示過江的決心。會議從上午開到黃昏，大家都同意了。我帶了一個連把船搞好，回軍部時還未散會。有幾個團級幹部，其中記得有杜中美，說：“為什麼兩個軍團不能夾江而陣，一定要兩個軍團過東岸？我們有意見。”這就是地方主義，還有人支持，它還有一定力量，還要做工作。我說了幾句，要集中兵力，大量消滅當前蔣介石進攻之敵，有意見到江東去讨論吧，我是一定要過江的，總前委這個決定是正确的。紅軍要打遍全中國，不要地方主義。我問：“還有意見嗎？”他們說：“沒有意見了。”我說：“明天拂曉開始渡河，船已準備好了。”經過激烈的鬥争，才說服了不同意見的同志，這在當時的政治思想水平，也并不是那樣簡單。可是，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及其後在北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有人說，這是彭德懷的陰謀，反對過贛江，預先布置好的。一個人預先說，不要過河；最後又說，要過河。難道一萬幾千人的武裝部隊，淨是一些木頭，可以随某一個人搬來搬去的嗎？能夠這樣反爾複爾嗎？我看是不行的。這是一種主觀主義的不合情理的、沒有根據的推測。真正的教訓是當時思想工作沒做透。
揭露僞造信件粉碎第一次“圍剿”
三軍團在峽江、樟樹之間東渡贛江之後，根據毛主席提出的粉碎敵軍（十萬）第一次圍攻的軍事方針，是“放開兩手，誘敵深入”，把敵人引到蘇區根據地内來打。這是一個深謀遠慮、穩當可靠的戰略方針。在沒有大規模作戰的經驗以前，第一次對付這樣大的敵人的進攻，需要取得作戰經驗。
但是，當三軍團逐步向永豐以南之黃陂、小布地區收縮時，越轉向蘇區中心地帶，越見不到群衆，甚至連帶路的向導也找不到。部隊普遍懷疑這是什麼根據地，還不如白區。原來是江西省總行動委員會（省委）對“放開兩手，誘敵深入，大量消滅敵人”的方針提出異議，說這是右傾機會主義，是退卻路線，而不是進攻路線。他們的方針是“打到南昌去”，同總前委的決定是針鋒相對的。他們始則對紅軍進行封鎖、欺騙，控制群衆，不要群衆和紅軍見面；繼則散發傳單，發表什麼告同志書，寫出大字标語：“擁護朱彭黃，打倒×××”，這就不簡單是黨内路線鬥争，而是分裂黨、分裂紅軍了；由黨内路線鬥争，轉移為敵我鬥争了，這當然會為AB團所利用。大敵當前，如不打破這種危險局面，就不易戰勝敵人。這時，三軍團駐在東山壩，總前委駐在黃陂，相距六七十裡，敵軍已分路進入蘇區邊境，三軍團處在一個關鍵地位。
正在考慮如何打破這種危險局面，一九三○年十二月中旬×日夜半，三軍團前委秘書長周高潮，突然送來毛澤東親筆寫給古柏（毛主席秘書）的一封信（毛字另成體，别人很難學）。信中大意是：要在審訊AB團（反革命組織）中，逼供出彭德懷也是AB團，我們的事情就好辦了。另有近萬字的告同志和民衆書，我現在還記得頭一句就是：“黨内大難到了！！！×××叛變投敵”，一大串所謂罪狀，其内容無非是右傾機會主義哪，投降路線哪。我邊看邊對周高潮說：“送信的人呢？”他說：“在外面。”我說：“是一個什麼人哪？”他說：“是一個普通農民青年。”我說：“請他進來。”
我看了信和傳單，還未見周進來。我想這封信送給我，其目的在分裂一、三軍團，拉三軍團擁護省行動委員會。看樣子不隻送給我一個人，還可能送給朱德和黃公略等同志。如果真的送給了他們，這是一個最大的陰謀，處理稍一不慎，也可能産生一個最大的不幸！當時在我的腦海中回想着毛澤東同志建設工農革命軍、建設井岡山根據地、傳達“六大”決議、争取袁、王聯盟、嚴肅批評亂殺兩個群衆的事；關于當時不應該留五軍守井岡山的自我批評；特别是古田會議決議，這一切都是正确的方針、政策和政治家風度。毛澤東同志決不是一個陰謀家，而是一個無産階級政治家。這封信是僞造的，這是分裂紅軍、分裂黨的險惡陰謀。
約過半小時，周才來說：“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到了。”我說：“送信人就走了嗎？”他說是的。我想，這樣重大事件，不派重要人來進行商談，而派這樣一個普通送信人員，既不要回信，又不要收條，這才怪咧！更證明是陰謀。如果有人把敵人陰謀信以為真，可能造出無可補償的損失。周在桌上拿起僞造信看着，我問：“你看怎樣？”周答：“為什麼這樣陰險呀！”我說：“明天九點召開緊急前委會議讨論這件事，除前委同志外，團長、政委、主任、參謀長都參加。”周說：“已經兩點了，是今天九點吧？”我說：“是今天九點”。立時把滕代遠、袁國平、鄧萍同志請來，把信給他們看了，說明這信是陰謀，他們一緻同意這看法。代遠說：“好危險啊！這是一個大陰謀。”我們和總前委相距有六七十裡，請示來不及，怕發生意外事變，我當即寫了一個不到二百字的簡單宣言，大意是：富田事變是反革命性質的；打倒毛××，擁護朱彭黃，這就是陰謀分裂紅軍，破壞粉碎白軍進攻的計劃；一、三軍團在總前委領導下團結一緻，擁護毛澤東同志，擁護總前委領導。代遠叫我：吃飯哪！我說：“還有幾個字沒完。”把宣言給他們看了，他們都同意我的看法。
一會兒，開會的人到齊了，我把那封僞造信和告黨員及民衆書，先給到會人看，讀給他們聽，又把昨晚送信的情況，同滕、袁、鄧談了（當時對周高潮有懷疑。對周進行了分析：周是大約十天前由行動委員會介紹來的，不過不是AB團，是立三路線者），決定把三軍團的宣言和那封假信派一個班送到黃陂總前委去。此事交給鄧萍辦了。我和代遠、國平到會場，大家正議論紛紛，有的激動緊張，有的懷疑。一進門，杜中美這個“張飛”說：“好大的陰謀！”我說：“是呀！”周高潮宣布開會，要我先講。我說：富田事變是反革命的暴動，僞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圖分裂一、三軍團，破壞總前委粉碎白軍進攻的計劃，公開宣傳打倒毛××，擁護朱、彭、黃，這不是黨内路線争論，而是反革命的行為，是AB團的陰謀毒計。省行委是AB團統治的，其中有立三路線者同它結成同盟。這封假信是富田事變的頭子叢永中寫的，他平日學毛體字，學得比較像，但是露出了馬腳――毛澤東同志寫信，年、月、日也是用漢字，不用羅馬數字和阿拉伯數字。
我講這段話時，黃公略同志來了，大概聽了十來分鐘就走了。會後我問鄧萍同志，公略來幹嗎？鄧說，他沒說别的，隻說：“老彭還是站在毛這邊的。”他就走了。
我繼續說，從戰略方針來看，我贊成三軍團編為第一方面軍的建制，統一指揮，這是革命的需要。長沙撤退後，我贊成在湘贛兩江間機動。現在軍閥戰争停止，蔣介石、魯滌平以十萬大軍來進攻，為粉碎它，就必須謹慎而又有把握地打敗它。誘敵深入，利用山地，依靠群衆，增加自己戰勝敵人的有利條件，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擁護這一方針。如果違抗這個方針而又堅持自己的錯誤方針，總前委即可撤銷我的工作，何須用陰謀辦法呢？我們對鄧乾元也不過是撤銷了他的職務吧。我還說了毛澤東同志在傳達“六大”決議時的認真态度和由瑞金到都間，對有人錯誤地殺了兩個群衆的嚴肅批評。講了這些話以後，到會同志的情緒轉變過來了，把憤恨轉到對富田事變，通過了宣言：反對反革命的富田事變，打倒AB團；擁護總前委，擁護毛政委；一、三軍團團結一緻粉碎國民黨進攻。通過這件事，提高了部隊的思想覺悟。
第二天，我們将三軍團開到小布，離黃陂總前委十五裡。我親自去請毛政委來三軍團幹部會上講話，使三軍團幹部第一次看到毛政委。這一切都是為了反對富田事變，鞏固總前委的領導。三軍團前委宣言發布以後，過了幾天，反動的省行動委員會過了贛江，到永新去了。因為這個陰謀挑撥失敗了。那次他們也寫了同樣的假信給朱德同志，他也把假信拿出來了。白軍前線指揮張輝瓒發生了錯覺，以為紅軍内部分裂了，迅速進到龍岡，全師被消滅，他本人被俘。“前頭捉了張輝瓒”，成了今天豪壯的詩篇。張輝瓒是主力師，他被俘之後，敵全軍動搖，給了我順次各個擊破敵人的良好機會。第一次反“圍剿”勝利了，被欺騙的群衆覺悟了，立即回家替紅軍帶路、運傷兵。毛主席的戰略方針勝利了，建立了以後人民群衆對紅軍的信任。
粉碎第二次“圍剿”
一九三一年一月粉碎第一次“圍剿”後，蔣介石在三月又開始第二次“圍剿”，這次總司令是何應欽，他的戰術是“齊頭并進，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堡壘主義，使用的 兵力比第一次多一倍，西起贛江，東至福建之建甯，聯營 七百裡。到四月下旬，敵已逐步推進至富田、廣昌、建甯之線。當時興國還為敵軍占據，紅軍主力一、三軍團由龍 岡開至東固，離興國六十裡。有人說，這是鑽牛角。毛主席約我到東固（三軍團駐地）富田之間山上去看地形，我們飽吃了刺梅，才議這一仗如何打法。在龍岡讨論時，已決定在戰役上選定殲滅由富田向東固前進的這路敵軍（此敵，系北方隊伍，初到南方不習慣，又沒有同紅軍作過戰，記不起是上官雲相，還是羅霖軍（注：當時在富田地區的敵軍中的北方隊伍是王金钰軍。）），但是進到什麼地方，才最有利于我軍殲擊，這個戰術問題尚未确定。我們到東固後也讨論了這個問題，幾次難于肯定。這次到實地偵察，解決了如何打法的戰術問題。決定一軍團之三、四兩軍在離東固約十五裡處布置阻擊和伏擊陣地；三軍團繞至敵之右側背，是一個背水（背贛江）陣。毛主席問，有無危險？我說，無危險，敵人意識不到我軍會敢側敵側水進攻敵人。
接觸不到兩三個小時，敵就被一軍團擊潰，三軍團未趕到預定地點，使敵逃脫了一部分。此役一勝，勢如破竹，從西向東逐次擊破，最後一役是在建甯殲滅劉和鼎師。十五天橫掃七百裡，三萬五千紅軍，擊破二十萬白軍，是以弱勝強，各個擊破敵人之典範，内線和外線相結合之典範，創造了紅軍戰争之軍事辯證法。
我在這次戰役中學到一些東西：毛主席對戰役部署，固然是異常細心地反複思考，力求無缺；對戰術問題也是異常細心地反複推究，特别是不恥下問，虛心聽取别人的意見。此役集中優勢兵力，“傷敵十指，不如斷敵一指”，他對此運用得最熟練。
建甯戰鬥是三軍團打的，得城後，決定三軍團去進占黎川。
殺了黃梅莊
一、三軍團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确領導下，粉碎了蔣介石的第二次進攻。三軍團在粉碎第二次“圍剿”的最後，在福建建甯消滅劉和鼎師，轉移到江西之黎川縣做群衆工作，籌款，準備粉碎蔣介石的第三次進攻。這時在報紙上看到，蔣介石委任黃公略的堂叔父黃漢湘為宣撫使，進駐南昌。這是“宣撫”誰呢？當然是蔣介石在兩次大舉進攻失敗後，企圖以陰謀手段分裂紅軍，“宣撫”黃公略。
過了兩天，黃梅莊這個大流氓果然來到黎川，還帶一青年特務，裝扮為學生。進我軍防線時，自稱是黃公略親兄，警戒部隊把他送到三軍團指揮部，我安置了他的住宿，即約滕、袁、鄧談。介紹黃梅莊的情況：黃梅莊系大學生，黃公略的大哥，大老婆生的，比公略大二十餘歲，看起來似公略的父親。他虐待公略，不給公略錢上大學，賤視公略母更甚。蔣委任黃漢湘為宣撫使，幻想勾引黃公略叛變，黃梅莊即為此事來穿線。黃漢湘系政客，黃梅莊為流氓。公略母年已五十，是丫環提為妾的，平江起義後，被黃家逐出家門，她表現很好，對公略無怨言。我說，對黃梅莊不采取欺騙手段，就得不到實證。得證據後将黃梅莊處決，再告公略，斷絕蔣介石的幻想。他們同意了。
過去我與黃見過面，這次我裝得分外“親熱”，待以豐盛午餐，且專備“竹葉青”。我敬了他的酒，說：“我喝半盅，你的酒量如海，飲一盅。”他一口即幹，我說：“你的酒量大，我不能多飲。”他說：“我喝兩盅，你一盅。”想把我弄醉，搞情報。他隻知道我不飲酒，不知道我能飲而不飲。我喝了兩三盅，還吐了一些，他滿滿地喝了五六盅，說：“你們連續取得勝利，勢力發展得真快！”我說：“不大，公略軍才三萬人，我也不過五萬。”他見我說出兵力，很高興。說：“再喝一盅。”我喝了半盅，說：“好！漢湘先生高升，公略與我同賀。梅兄冒暑前來，必有貴幹，祝你成功。我和公略相知甚深，情同骨肉；患難與共，素稱莫逆。如有好處，幸勿瞞我。”他連說：“不敢！不敢！”他酒量雖大，此時亦有半醉。我說：“我們共才幾萬人，能編個什麼呢？”他說：“總司令！總司令！公略去仍當軍長。”盡吐實情。我說：“這是你想象的吧，怎麼能保證呢？”他說：“不是。委員長（指蔣）、漢湘叔，均有信給公略。”當時，他酒已到八九成，說話颠三倒四，連說：“高興！高興！再來一杯。”我說：“勉陪吧！”談着，他把皮箱底層剖開，從夾層拿出蔣介石、黃漢湘給公略的信。蔣信大意是：校長不才，使你走人歧途等。黃信說：蔣公美德，叔亦願為你說項等，一套鬼話。看他酒性發作，似難支持，我說：“梅莊先生睡睡吧，我也去睡睡，晚餐時再談。”
這時，膝代遠、袁國平、鄧萍同志還在等我告情況，我即将實情告知。袁說：“将黃梅莊頭割下來，包好，用小皮箱封着，叫随梅賊前來的特務，星夜趕送南昌，隻說黃梅莊已密去黃公略處，數日後可來此地接他。”此事交政治部保衛部長杜理卿（即許建國）處理的。鄧萍以公略名義寫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蔣賊賣國，屠殺工農，罪當處剮；漢湘附逆，亦将引頸受誅；梅莊甘當走卒，還爾狗頭，以儆效尤。将黃頭密封，信附其間，交黃梅莊随從速送蔣介石。将黃梅莊罪證和處理經過即告公略同志，他很高興地回了信，同意我們的處理。
不久後，蔣介石将宣撫使署名義取消了。從此，對紅軍不再抱這樣的幻想了。
粉碎第三次“圍剿”
在第二次圍剿以後，不出兩個月，蔣軍進行第三次“圍剿”。蔣介石親自指揮，兵分幾路記不清了，約三十萬人，以陳誠、衛立煌、羅卓英、蔣鼎文、趙觀濤、熊式輝等為各路總指揮，長驅直入，齊頭并進，将我蘇區縣城盡占。我方面軍僅三萬二三千人，被迫繞道閩西之将樂、連城到瑞金，經興國至老營盤，企圖從贛江邊之富田突破敵之薄弱部分，被敵發覺。我軍改從良村突破，進攻黃陂。兩役消滅敵三個師，吸引蔣軍向黃陂回擊，我軍從間隙中轉回興國境内。待敵發覺，再向興國時，我軍已取得半月休整。敵軍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精疲力竭，減員三分之一，不能不撤退。乘其撤退時，消滅蔣鼎文一個旅，在東固、白水地區消滅某師（似韓德勤師），結束了第三次反“圍剿”戰。
這次戰役的特點是，充分發揮了毛主席靈活機動之戰略戰術方針。三個月的艱苦戰鬥，戰勝了十倍之敵。以相對劣勢裝備和絕對劣勢兵力，無後方接濟的作戰，取得了偉大勝利，粉碎敵人的“圍剿”，創造了古今中外沒有過的一套嶄新的戰略戰術，這是馬克思列甯主義武庫中新的發展――毛澤東的軍事辯證法。這就是我們人民解放軍常講的毛主席軍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如果帝國主義膽敢發動新的世界大戰，毛澤東的軍事辯證法，仍然是指導戰争取得勝利的重要武器。
創造新蘇區 學會做群衆工作
在粉碎三次“圍剿”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下旬，三軍團奉總前委指示，分布在會昌、安遠、尋邬、信豐及都以南地區，中心是放在會昌、安遠。從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到一九三二年一月，兩個多月的成績還是不小的：消滅地主武裝，肅清民團；做群衆工作，分配土地，創造新蘇區；成立了一個贛南獨立師，一千五六百人，黃雲橋為師長。每個新成立團是從三軍團中抽一個連為骨幹擴大起來的，很快就有了戰鬥力。這個經驗運用到抗日戰争中也是好的。三軍團本身由一萬五六千人東渡，經過三次反“圍剿”戰役，隻剩有一萬人左右。現又争取了約四千人補充三軍團，建立了安遠、會昌、尋邬、信豐四個縣的政權，并建立了一些縣、區的地方武裝，約近半數地區分配了土地。我當了三年多紅軍，這時才學會分田。對毛主席的三大任務――打仗、做群衆工作、籌給養――才體會到：隻有做群衆工作，從發動群衆到建立政權、分配土地，群衆才把紅軍看成是自己的軍隊；軍隊中的階級覺悟就迅速提高，就能自覺遵守群衆紀律；籌款、籌給養時也不會把富農當地主打。對紅軍的三大任務是三位一體的任務有了體會。
打贛州
正在深入展開土地改革鬥争時，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接到方面軍總司令部命令，三軍團停止地方工作，隻留少數幹部繼續堅持，要三軍團奪取贛州。我接到這項命令也是樂意執行的。還在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時，中央局某負責同志曾問過我，可不可以打下贛州？我說：贛州守軍馬旅估計有六千人，地方靖衛團兩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時間，蔣介石又不來增援，是可以打下的。當時我想，贛州城是贛南的商業中心（三四萬人口），也是反動中心。打下贛州，對發展和鞏固贛南十二縣（贛縣、南康、大餘、上猶、崇義、信豐、龍南、定南、全南、尋邬、安遠、會昌）有利；又能使湘贛蘇區連成一片，鞏固後方，使中央蘇區形勢更好，黨中央和中央蘇維埃政府在瑞金就比較安全；紅軍再向北發展，不僅無後顧之憂，而且有了一個新的态勢，更有利于機動作戰。這樣，我們占江西省一大半：即南有中央蘇區，西北有湘鄂贛邊區，東北有閩浙贛邊區，左有湘贛邊區做依托。
贛州城在章、貢兩水彙合點，三面環水，隻南面是陸地，敵人長期設防有準備。我圍攻月餘，爆破幾次均未成功。
打贛州有以下錯誤：
從政治形勢看，當時處在“一二八”事變〔47〕的形勢下，應當高舉抗日民族革命戰争旗幟，以停止内戰，開赴抗日戰争前線為号召，改變某些具體政策，适應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紅一方面軍主力應當開向閩浙贛邊區，以援助上海抗戰來組織抗日力量，開展政治攻勢，揭露蔣介石一切賣國陰謀。按上述方針，打通中央蘇區和閩浙贛邊區的聯系，擴大蘇區，擴大武裝力量，為以後反“圍剿”準備條件。打贛州不僅沒有利用“一二八”事變，高舉抗日旗幟，在政治上打擊蔣介石國民黨，反而給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動政策找了借口。也沒有估計到我軍進攻贛州，蔣介石就可能讓出大庾鎢礦給粵軍，作為勾引粵軍“圍剿”我軍之條件，客觀上對于蔣粵矛盾起了一定的緩和作用。我在當時沒有這種認識，執行方面軍總司令部打贛州的錯誤命令時，不僅未加任何抵制，而且是自覺地堅決地執行。隻想打開贛州，解放贛南，聯系湘贛邊區，鞏固後方，保證瑞金（中央所在地）安全，然後再行北進。這樣片面的想法，顯然是脫離了當時客觀政治形勢的。
從軍事上看，當時羅卓英率兩個師從吉安沿贛江西岸南援，廣東兩個師六個團由南雄沿粵贛公路北援，我應集結方面軍主力一、三軍團于南康機動位置，另以其他部隊圍困贛城進行佯攻。那次消滅兩路援軍的任何一路都是最好的機會，但我未積極建議打援。久攻不克，援軍既到，又未迅速撤圍，屯兵堅城下，相持日久，兵力疲勞，緻遭敵襲。其次敵情不明，對敵兵力估計過低，實際守城敵軍比估計大一倍以上。此事，直到一九六五年看到政協出版的文史資料登載當時守贛州的旅長馬昆寫的一篇守贛州經過，才知當時馬旅是八千人，地方團隊經過改編整訓一萬人，共一萬八千人。我三軍團兵力才一萬四千人。敵以優勢兵力，據堅防禦，當然不易攻克。如當時守敵隻有八千人，我想是打開了。敵情沒有确實弄清楚，就貿然攻堅，這也是一次嚴重的錯誤。
粉碎第四次“圍剿”
從贛州撤圍後，集結江口地區，中央局趕到前方來開會，毛主席也來了。當時，會上有兩種意見：中央局主張三軍團出贛江以西，占領上猶、崇義，發展蘇區，使遂川以及泰和、萬安、河西部分地區，和湘贛蘇區聯成一片；毛主席的意見是，三軍團向北發展，占領資溪、光澤、邵武地區，和贛東北打成一片。我沒有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見，而同意了中央局多數人的意見。當時我如支持毛主席的意見，中央局可能會重新考慮。
當時我為什麼同意中央局意見，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見？也還是前面所叙對攻占贛州的想法。除此以外，我當時并沒有認識四中全會（王明路線）實際是立三路線的繼續。當時四中全會的中央，把它稱為國際路線，布爾什維克化的。至于它同樣是反毛澤東人民戰争思想的，是反對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的，也即是依靠紅軍打天下的單純軍事路線，我當時完全沒有這樣去想。一個共産黨員凡事要問一個為什麼，當時自己僅僅是服從中央決定，帶有極大的盲目性。
江口會議後，三軍團進到上猶、崇義、桂東、營前地區。毛主席率一軍團占領漳州，後出廣東在南雄以東某地和粵軍十餘團打一個相持戰，三軍團趕到時，敵我都已退出戰鬥。像手足一樣的兩個軍團，分開都沒有打好仗。如果一、三軍團不分開，那次戰鬥也是可以殲滅敵軍的。這證明，一、三軍團分開作戰是不利的。
三軍團到廣東南雄地區同一軍團會合時，毛主席還在随第一軍團指揮。六月中下旬，一、三軍團會合後同時北進，三軍團經都、興國向宜黃，又東轉廣昌向南豐前進。這時，前方總司令部已改組，朱德仍為總司令，周恩來為總政委，劉伯承為總參謀長，毛主席離開了部隊。
一九三二年八月下旬或九月初旬，三軍團奉命奪取南豐①。該城是蔣介石預備進攻基地，自二次“圍剿”被粉碎以後，就開始設防，有堅固工事。蔣介石把南豐看做江西東面進攻蘇區的軍事據點，稱戰略支撐點，有毛炳文六個團駐守。我強攻兩天未克，傷亡約千人，三師師長彭遨陣亡。這時，方面軍領導來了，有朱總司令、周恩來總政委（原任中央局書記，當時似乎不再兼了）、劉伯承總參謀長，惟不見毛主席。我問劉：毛主席未來？劉答：政府事忙。這時，軍團内的行政管理、黨委領導、政治工作制度等，王明路線還未完全統治得了，大體還是照舊。
我們繼續圍攻南豐城，但未猛攻。守敵毛炳文告急，蔣介石調駐吉安兩個師，沿永豐、宜黃側我蘇區邊緣東進，增援南豐。三軍團改強攻為佯攻，和一軍團一道轉移至宜黃、樂安之線以南，側擊東進之敵，消滅援敵兩個師。宜黃敵一個師向南出擊，我又殲滅該師，活捉該師師長陳時骥，共殲敵二萬八千人。敵人的第四次“圍剿”就這樣輕而易舉地粉碎了。注：①紅軍奪取南豐城是在一丸三三年二月。
注 釋
〔46〕改組派，是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國民黨派系之一。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武漢汪精衛的國民黨和南京蔣介石的國民黨合流。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等不滿蔣介石獨攬權力，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形成了國民黨中的“改組派”。
〔47〕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軍陸戰隊向上海進攻。當時駐在上海的十九路軍在全國人民抗日高潮的影響和推動下，和上海人民一起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英勇抗戰，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這次抗戰由于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出賣而失敗。這次事件通稱“一・二八”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