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在反五次“圍剿”前後逐漸認識王明路線
（一九三年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四年九月）
大概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時，傳達了四中全會，說四中全會如何偉大正确，完全是布爾什維克化的國際路線；講到召開四中全會前如何進行黨内秘密活動，從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同志，如何敏銳地認識三中全會反對立三路線時的調和主義。使我聽了，不是三中全會的中央決定要開四中全會的，而是從莫斯科回國的同志在黨内進行秘密活動，對三中全會中央突然襲擊，迫使中央召開的。這使我對四中全會的合法性有了一些懷疑。在談到調和主義罪惡如何大時，我當時想：已經撤銷了李立三的領導工作，李本人也承認了錯誤，并去莫斯科學習；三中全會中央又發了補充指示（通知），說明李立三不僅是策略上的錯誤，而且是路線錯誤，這個問題在政治上、組織上都解決了，為什麼還要開四中全會呢？我懷疑四中全會有宗派主義傾向。我當時是三軍團前委書記，應當認真傳達四中全會，聯系立三路線進行讨論，我沒有傳達這次會議，而政治部系統是傳達了。當時總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三軍團政治部主任是袁國平，我也沒有過問此事。
當時中央的各項決定，大部分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些具體問題，我也有過不同的意見。在四次反“圍剿”勝利後，撤銷一軍團政治委員羅榮桓的職務，不久撤銷三軍團政治委員滕代遠的職務。我電告博古，現在戰争環境，軍中高級幹部不宜輕易調換，滕同三軍團群衆有一定聯系，請求免調滕代遠，博古沒有回電，我生悶氣，代遠當然服從命令走了。軍隊中取消黨委制，實行單一首長制，即政委有最後決定權；不要老政治委員，而要換新政委。不依靠群衆的單純肅反觀點，造成軍内人人自危，軍隊内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原屬政治部的鋤奸部，改為保衛局，為政治部平列機關，不受政治機關領導，形成特殊化、神秘化，嚴重地脫離群衆，造成互不信任。軍隊也不做地方群衆工作。以上毒流很久才清除。不久反對所謂羅明路線，其罪狀是羅明在一封信中說，蘇維埃邊緣區和中心區的具體政策應有所不同。這完全是對的，這是什麼退卻逃跑、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呢？
從粉碎四次“圍剿”到五次“圍剿”開始，蘇區毫無擴大。派去湘鄂贛邊區和鄂東南區的欽差大臣，把當地黨政軍大批領導于部打成改組派，加以殺害，放上他們派出去的欽差大臣，或調換氣味相投的一些人。這些事實使我慢慢認識到，四中全會是小資産階級宗派篡奪了黨中央領導權。
此事到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間，我到棗園毛主席處說，四中全會是不合法的？毛主席說，四中全會合法還是合法的，因為它得到國際〔48〕的批準。我的懷疑也就消除了。
連城戰鬥
敵人的第四次“圍剿”被粉碎，這給了王明路線在軍隊中貫徹的機會。王明路線大肆宣揚四中全會如何正确，在行動積極化的口号下，紅軍根本得不到休息、補充、訓練。王明路線機械地了解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在戰術上也要求以少勝多，實際上是反對毛主席在戰術上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方針。
一九三三年夏，三軍團即轉入閩西作戰，取得清流、歸化、将樂、順昌四城，相當大片土地。不叫部隊做群衆工作，讓立即去進攻連城，限時限刻到達，并指定攻擊點（從北向南攻擊）。你要改變他的錯誤部署，下級改變上級企圖，必須完全負責，什麼，什麼。在這裡聯合兵團作戰和獨立兵團作戰應加區别：前者應該嚴格些，後者應給予最大的機動權力，以便于靈活地完成任務。教條主義常不加區别，看成一個公式。
當時連城有十九路軍之區壽年旅三個團，守着強固的野戰工事，裝備在當時白軍中數第一等，有相當戰鬥力。我由北向南完全處于仰攻，難于接近。五六月（注：公曆為七八月。）天氣，在閩西其熱如焚，帶領偵察排偵察了一天，找不到攻擊點。按其辦法是完不成任務的，要完成任務必須機動，改變原計劃。将情況電報司令部，得到批準，改為由南向北攻，這仍然不能完成任務，必須根本改變計劃。連城以南三十裡之朋口，有區壽年旅之一個團（缺一個營）據守，工事堅固，地勢險要，但守軍少，采取圍攻打援來完成任務吧。激戰一天，消滅了一個營，包圍着一個團直屬隊和另一個營，區壽年果然傾城來援。消滅其來援之敵一部，餘向連城以東之沙甯方向逃跑了。此役，如一、三軍團在一起作戰，則區旅是可以全殲的。
取得連城後，亦不做群衆工作，命令三軍團立即進攻洋口、延平。消滅了民團、商團。駐該地之十九路軍，已乘輪船逃跑了。在閩西占領的地區确實不小，已有八九個縣，都是猴子摘包谷，取一個丢一個，一個也沒有鞏固起來。群衆對我們的态度也不熱烈，召集群衆大會，隻有很少的人參加。這使我開始感覺到根據地内的土地政策有問題：地主不分田地，逃到白區流竄；富農分壞田，也有不少外逃；在加緊反對富農的口号下，打擊了少數富裕中農，也有外逃者。他們夥同散布各種壞影響，使得邊區工作很不好做。赤白對立，經濟封鎖，越來越嚴重。把這些看法簡單打了電報給博古，沒有回信，也沒有其他改正的反映，越使我覺得毛主席的土地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與十九路軍的談判
八月，紅軍進到離閩侯不到二百裡處，蔣光鼐和蔡廷锴〔49〕派代表陳××（名字記不起了）（注：當時十九路軍派到紅三軍團來的代表是陳公培。）前來試探。我們在閩西行動時，對他們是有争取也有批評。說他們抗日是對的；來閩“剿共”是錯誤的，也是蔣介石的陰謀――即“剿共”和消滅蔣光鼐、蔡廷锴，對蔣介石都有利。把這些意思和“八一宣言”中的三條（注：中華臨時蘇維埃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時間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向陳談了。陳說：他們要反蔣抗日，不反蔣就不能抗日。我說，對！抗日必須反蔣，因為蔣執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賣國政策。隻有抗日才能停止内戰。請他們吃了飯，大臉盆豬肉和雞子，都是打土豪得來的。宿了一晚。我給蔣光鼐、蔡廷锴寫了信，告以反蔣抗日大計，請他們派代表到瑞金，同我們中央進行談判。把上述情況電告中央，中央當即回電，說我們對此事還不夠重視，招待也不周。我想還是重視的。招待吧，我們就是用臉盆盛菜、盛飯，用臉盆洗腳、洗臉，一直沿襲到抗美援朝回國後，才改變了這種傳統做法。不久陳××到瑞金談判，中央又說第三黨〔50〕比國民黨還壞，對民衆帶有更多的欺騙性。我雖然不同意他們這種關門主義的看法，但又覺得自己提不出什麼理由來。這時我有一種自卑感，覺得知識分子總是有他的歪道理。如上次來電責備招待不周吧，不夠重視吧，現在又說，第三黨比國民黨還壞。這才是不夠重視哪！他反蔣抗日對我們有什麼不好呢？當時我要是讀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本書，我就要批判他們，可是那時我根本沒有馬克思主義的任何批判能力。我入黨前，就隻看過一本《共産主義ABC》，看過一本《通俗資本論》，當時我也是第六年的黨員了，馬克思主義列甯主義還沒有摸邊，多麼需要革命理論武器！革命的熱情嘛，自問還是有的。
在這以後大概一兩個月，接到毛主席寄給我的一本《兩個策略》，上面用鉛筆寫着（大意）：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着，就不會犯錯誤。在這以後不久，他又寄給我一本《“左派”幼稚病》（這兩本書都是打漳州中學時得到的），他又在書上面寫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當時還不易看懂，後一本比較易看懂些。這兩本書，一直帶到陝北吳起鎮，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軍團處，某同志清文件時把它燒了，我當時真痛惜不已。
福建事變〔51〕與第五次 反“圍剿”的開始
福建事變是國民黨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變後抗日派和親日派鬥争的繼續和發展，是小資産階級和民族資産階級反對買辦地主階級的代表蔣介石的鬥争。我們應利用這一新形勢，打破蔣介石正在準備的第五次“圍剿”。根據這個簡單的認識，寫了一個電報給總政委轉中央博古，建議：留五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一、三軍團和七、九兩個軍團，向閩浙贛邊區進軍，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據地威脅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破壞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博古批評這個建議，說是脫離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冒險主義。此事是路經建甯總政委處轉告我的。
三軍團奉命由福建向江西轉移時，就便請示總政委，得知中央還要把贛東北區三千人的紅十軍南調，到中央蘇區集中。紅軍主力不出閩浙贛邊區，不去威脅南京、杭州，不做十九路軍的掩護者，福建事變隻能成泡影，是不能鞏固的。蔣介石有錢進行收買，再加強大的軍事壓力，十九路軍就會完蛋。金錢收買再加軍事壓力，這是蔣介石的慣技，隻有對紅軍不靈。
我們不支持十九路軍，中央蘇區的一翼失去了依托，政治上拆去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橋梁，福建事變很快失敗了，蔣介石準備了一年的第五次“圍剿”開始了。像這樣一件天大的事，中央不讨論，前方司令部也不開會讨論。絲毫也不重視粉碎第一、二、三次“圍剿”的經驗，更不重視戰場指揮者的經驗。這種主觀主義在當時很使人着急。
第五次“圍剿”開始後，對他們的軍事路線錯誤也就有了深一層體會。特别是把一、三軍團分開作戰，使我軍不能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如：保衛黎川的是一個五六百人的獨立團，蔣介石以三個師進占黎川。失去黎川，這是必然的，不放棄就會被消滅。結果撤去獨立團領導人的職，開除黨籍，公開審判，說他是右傾機會主義者。我當時對這種懲辦主義表示憤慨。說，為什麼要審判他？要審判的人還多呢！
在黎川失守後不久，令三軍團從福建泰甯向洵口（黎川東北）前進。在洵口與敵一個師遭遇而消滅之（三個團缺一個營）。這個營據守山頂土寨子，坡度很陡，不易爬上去，上面無水，再有半天至一天時間，即可消滅，這算是第五次反“圍剿”中一個意外的序戰勝利。領導者李德〔52〕不待圍死之營消滅，強令三軍團立即向硝石（黎川、南城之間）進攻，鑽進硝石這個死地。當時黎川駐敵三四個師，南城、南豐各約三個師，硝石在這三點之間，各隔三四十裡，處在敵軍堡壘群之中心。我轉入敵堡壘群縱深之中，完全失去機動餘地，幾乎被敵殲滅。泰甯以北之敵，發現我主力在黎川方面，有向泰甯進攻模樣；黎川、南豐、南城之敵，亦有向硝石夾擊消息。我速電反對上述命令，算是得到複電，允三軍團撤回洵口，幸免被殲。
團村戰鬥
不久（約一九三三年九十月），敵以一個師守黎川，三個師向德勝關（福建江西交界）推進。團村是黎川城與德勝關之間、黎川城東約三十裡的一個小盆地。時約十月初（注：團村戰鬥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天氣涼爽，楓葉初紅。某日，正紅日東升，朝霞映射着德勝關，秋景宜人之際，敵以兩師十二個團進至團村東十餘裡，離德勝關亦十餘裡；另以三個團組成的師進至團村以東三至五裡，為第二梯隊。近午，敵三個師倒品字兒形擺成。各敵到，即布置做工事，築堡壘。我軍預先布置一個師在敵正面鉗制，分多組向敵佯動，引敵注意；另以三個師（二、三、四師）隐蔽在敵之第二梯隊左側後約五六裡之處，敵未發覺，亦不注意搜索。敵第一梯隊兩個師十二個團，各約展開一半兵力；二梯隊之一個師（三個團）籌劃做碉堡之事。信号一發，我正面之師積極佯攻，埋伏之主力（我三個師）同時猛烈突入敵之第二梯隊，手榴彈聲，機、步槍聲，殺聲相混雜。敵第二梯隊大亂，波及第一梯隊兩個師亦亂；我正面佯攻之師乘機出擊，敵遂全軍大混亂，向黎川城烏龜殼内逃竄。敵三個師十五個團共約四萬餘人，我四個帥共約一萬餘人相混雜。當時塵土漫天，隻見敵軍狼奔豕突，不見我軍混雜其間，雖是猛虎突人群羊，可是羊多亦難捉住。我以一萬二千人，擊潰三萬餘敵，仗雖打勝，俘虜不及千人，算是打了一個擊潰仗，這也算是勝仗吧！但無後方補充的我軍，這種擊潰仗，實際意義不大，對敵打擊意義也不大--“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如果當時我一軍團在，一、三軍團靠攏作戰，敵三個師十五個團當能全部殲滅；加上洵口殲滅之三個團，就是十八個團；再尋機殲敵二十個團左右，敵第五次“圍剿”就可能被粉碎，曆史上也就沒有二萬五千裡長征了。
這個戰鬥，雖實際意義不大，當時人馬翻天的景象，卻經常使人回憶。我在指揮所打擺子，冷透骨髓，看到當時情景，也就不冷了。因而有感，默念：
“猛虎撲群羊，硝煙彌漫；人海翻騰，殺聲沖霄漢。地動山搖天亦驚，瘧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塵埃沖天；大哥未到，讓爾逃生！”
蔣介石發現我主力在團村方面，他即令泰甯方面之敵，向南推進。我方面軍總司令部，把一軍團調來了，使人高興；可是在寸土不讓的方針和對這一方針的機械執行下，仍然不敢讓敵深入。一軍團從正面突破敵軍，三軍團從側面突不出去。隻有一條隘路，深谷懸崖，敵防我側擊，盡将樹木伐倒堵塞。足有三四個小時，才把障礙排除，敵已逃回烏龜殼了。如果讓敵再前進四五十裡，那一仗就打好了，敵之助攻方面（福建），就将失去作用，就将影響敵軍主攻方面（江西、由北向南）。
敵發現我主力到了泰甯方面時，黎川方面之敵又向德勝關推進。從此以後，敵就采用扯鑽戰術，從中央蘇區的東、西、北三面作向心推進，南由粵軍堵防，使我中央蘇區逐步縮小，即所謂竭澤而漁；而我方則完全招架戰術，完全處于被動地位。敵從東向西進，即調三軍團或者一軍團去堵一下；以後則以三軍團位置于廣昌、白水、石城線，同敵七個師正面頂牛，一直頂了五六個月。敵在步、炮火力完全有效的掩護下，一次推進四五裡，堡壘築成後，再推進，我槍彈隻有消耗，得不到補充。紅軍兵力五萬，敵五十萬；敵有全國人力、物力，我蘇區則二百五十萬人。在這樣的物質力量對比下，去與敵拼消耗戰，又怎樣不失敗呢？第二次進攻南豐城，我一、三軍團和第九軍團（約三千人）總共不到三萬人；敵五個師集結南豐城，有堅固工事，說什麼“要把敵擠出城來打”。蔣軍在第五次“圍剿”時，技術裝備比以往幾次有所加強，我們這樣去進攻南豐城，是毫無勝利把握的。此役歸我指揮，但他們的全部部署、命令已下到各軍團，連迫擊炮放列的位置都指定了。一、三軍團平列在一線上，由西向東攻擊，九軍團由南向北攻擊，戰鬥一天毫無進展，這樣平分兵力的戰鬥部署，敵人反擊哪一點，都有被突破的危險，又無法更改其部署。傍晚敵向我九軍團出擊，羅炳輝部撤走了，敵約兩個師繞至三軍團指揮部側後裡許，幸而還控制了一個新兵團未使用，即進行阻擊。如果讓敵發展，我一軍團被截斷在隘路口内出不來，有被消滅的危險。這次算是集中了兵力，但不是用在運動戰，而是用在攻堅戰。
廣昌戰鬥
一九三四年一二月間，在泰甯地區之娥媚峰，我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要做長期準備，否則可能遭到和四方面軍不能堅持鄂豫皖蘇區同樣的失敗，這封信未得到答複。
三四月間，敵集中大量兵力進攻廣昌。方面軍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組臨時司令部。博古為政委，實際上是李德為總司令，親上前線，指揮堅守廣昌。我再三說廣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須估計敵軍技術裝備。他們不相信，而相信他們自己構築的永久工事。我說，在自己沒有飛機大炮轟擊的情況下，就算是比較堅固的野戰工事，在今天敵軍的裝備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廣昌，少則兩天，多則三天，三軍團一萬二千人，将全部毀滅，廣昌也就失守了。廣昌沒有城牆，他們要派一個團做半永久工事。我說，采取機動防禦，派一個加強連約二百人進占工事，吸引敵軍進攻；我主力控制于城西南十裡之山地，隐蔽集結，待敵進攻我守備陣地時，則相機突擊敵外側一點，求得消滅敵之一部。繪了配備圖，做了作戰計劃，總算得到這位外國顧問同意了。
進攻廣昌之敵七個師，一個炮兵旅轟擊，每天約三四十架次飛機配合，拖着烏龜殼（堡壘）步步為營前進。前進一次隻一千至二千米；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之下，站穩了腳跟，先做好了野戰工事，配備好火力，再進第二步；每次六七架飛機輪番轟炸。從上午八九時開始至下午四時許，所謂永久工事被轟平了。激戰一天，我軍突擊幾次均未成功，傷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謂永久工事裡擔任守備的營，全部壯烈犧牲，一個也未出來。他們看到了實際，黃昏後允予撤出戰鬥，放棄了固守廣昌的計劃，三軍團遭到相當大的損失，撤至頭破圩集結。他們對于紅軍的英勇頑強、戰鬥動作熟練和戰術指揮沒有批評。當時我既無炮兵，步、機槍子彈也很少，恐怕平均沒有我們現在一次打靶的多。過去我們作戰，就是突然襲擊，堅決勇敢，靈活機動。丢掉自己的長處，現在來死拼硬打，當然吃虧。
當日約八時以後，戰鬥停止時，博古來電話，說李德、博古約我和楊尚昆去談談，他們明天回瑞金去。見面時，李德還是談他那一套，如何進行短促突擊〔53〕，如何組織火力。我說，怎樣去組織火力點？根本沒有子彈！在敵碉堡密布下，進行短促突擊，十次就有十次失敗，幾乎沒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我盡情地、毫無保留地講了自己的意見，大膽地準備個人的不幸，說，你們的作戰指揮從開始就是錯誤的。講了四次“圍剿”被我軍粉碎以後，就沒有打過一次好仗，主要是方面軍指揮上的錯誤，就是主力不集中。我舉了上面的幾次戰鬥例子：團村的待伏戰鬥，如果一、三軍團不分開作戰，集中使用，就能消滅敵軍三個師十五個團；我們就能繳獲槍彈、俘虜敵兵，補充自己的戰鬥消耗。現在每戰都同敵人拼消耗。敵有全國政權和帝國主義幫助，我則靠取之于敵，你完全不懂這條道理。洵口遭遇戰消滅敵人一個師，想停止半天消滅被圍之最後一個營都不準，前方指揮者都沒有這樣的機動權，硬要叫軍隊鑽到硝石，幾乎把三軍團讓敵人消滅掉。我還說，你們坐在瑞金指揮的第二次進攻南豐的戰鬥，幾乎造成一軍團全軍覆滅，連迫擊炮放在地圖上某一曲線上都規定了。實際中國這一帶的十萬分之一地圖，就根本沒有實測過，隻是問測的，有時方向都不對。我說，如果不是紅軍高度自覺，一、三軍團早就被你送掉了。我還說，這次廣昌戰鬥你們看到了吧！這種主觀主義，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中央蘇區從一九二七年開創到現在快八年了，一、三軍團活動到現在，也是六年了，可見創建根據地之不易。“崽賣爺田心不痛”，被送掉！
這段話是伍修權同志翻譯的，李德沒有發火。我知道沒有全翻，如果全翻了，哪有不發火的道理呢？我請楊尚昆同志重翻了。這時李德咆哮起來：“封建！封建！”他跳我高興。他繼續罵我，說是因為撤掉我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不滿意（撤職是事實，但不知為什麼）。我說，根本沒想那些事，現在是究竟怎樣才能戰勝敵人，這是主要的。我罵了他下流無恥，鄙視了他。那次，我把那套舊軍衣背在包裡，準備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審，開除黨籍，殺頭，都準備了，無所顧慮了。但這次沒有談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的錯誤，而隻談指揮上的錯誤。這次也出乎意料，沒有撤職，也沒有給處罰，隻是他到瑞金以後，造謠說彭德懷右傾。實際對他的錯誤，隻是舉例說的。軍事路線是服從政治路線的，政治上提出兩條道路決戰，不放棄蘇維埃一寸土地，這就必然要産生短促突擊、分兵把口的單純軍事防禦路線。
從廣昌戰鬥後，同敵人一直頂到石城，頂了四個多月。其中在高虎垴打了一個小勝仗。這是利用特殊地形，采取反斜面山腳邊，完全出敵不意的情況下打的。他們抓了這點大做宣傳，來說明他們所謂短促突擊戰術如何如何，借機會指定我寫一篇證明他們的“短促突擊”戰術正确的文章。當我寫了之後，他們就把适合他們口味的部分保留了，而不适合他們口味的部分卻被删去。特别删去了“這是特殊情況下取得的勝利，而不能證明‘短促突擊’是适合的”一句，修改為相反的意思，即證明“短促突擊”是正确的，同時經過修改後，沒有取得我的同意就發表了。
上述等等，使我慢慢理解到，除了軍事指揮的錯誤，加上他們推行的那種過火鬥争，打擊别人，擡高自己，打着國際路線旗号，冒稱布爾什維克化，都是貫徹了四中全會這條完全錯誤的路線。
注 釋
〔48〕國際，指共産國際，即第三國際，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是各國共産黨的聯合組織。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産黨參加共産國際，成為它的 一個支部。一九四三年六月共産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通過決議，宣布解散。
〔49〕蔣光鼐，當時任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锴，當時任國民黨第十丸路軍副總指揮。
〔50〕一九二七年汪精衛等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分子在上海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也稱第三黨。他們反對蔣介石。
〔51〕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後，十九路軍被蔣介石調到福建同紅軍作戰。十九路軍領導人蔡廷锴、陳銘樞、蔣光鼐等逐漸認識到，跟随蔣介石同紅軍作戰是沒有出路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他們同紅軍簽訂了抗日反蔣的協定。十一月，他們又聯合國民黨内李濟深等一部分反蔣勢力，公開宣布同蔣介石分裂，在福建省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通稱福建人民政府）。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蔣介石的軍事壓力下失敗。
〔52〕李德（一九○○一一丸七四），又名華夫，德國人，原名奧托・布 勞恩。一九三二年，受共産國際派遣來中國。一九三三年九月到中央蘇區，擔任中華蘇維埃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顧問。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他同當時的“左”傾錯誤領導者，在軍事指揮上實行了一系列錯誤的戰略戰術，使紅軍受到重大損失。一九三丸年，李離開中國。
〔53〕“短促突擊”，是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 期間提出的戰術原則。所謂“短促突擊”，就是在敵人修築堡壘、步步為營地向前推進的情況下，我軍也修築堡壘防禦陣地，當敵人走出堡壘前進時，我軍在短距離内對敵人進行突擊。這一戰術原則是為當時“左”傾錯誤領導者實行的單純防禦戰略服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