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重返湘鄂贛邊區
（一九二九年八月至一九三0年六月）
回到湘鄂贛邊區
一九二九年秋，從湘贛邊區率四、五兩縱隊回湘鄂贛邊區。七月份，四、五兩縱隊集結永新、甯岡、蓮花邊界――也就算是蘇區中心區，休整了一個月。八月張輝瓒師、譚道源兩師共四個旅開始向我軍進攻。第一線三個旅齊頭并進，一路經永新、一路經蓮花，向我休整地夾擊；第二線一個旅為策應。我軍約一千一百人左右，從敵軍間隙中進至潞口砂（蓮花縣城東約四十裡）埋伏，待敵主力進占蓮花時，我乘敵之不意，襲擊敵之後尾。當晚敵之尾後一個營和辎重進至潞口砂宿營，我已在敵前進路側預先埋伏，乘敵集合出發時，猛烈射擊。該敵大亂，我軍猛烈沖殺，半小時全部殲滅該敵。敵全師辎重全被我繳獲，可惜當時群衆因敵軍進攻，上山打埋伏去了，無人搬運，除盡量埋藏外，也顧不了打掃戰場。此役是“避強擊弱”，又打中了敵軍要害――辎重，但如不擴大戰果，仍然打退不了敵軍的進攻。隻有不顧小利，照顧大局，決心“避實擊虛”，“攻其不救”，才能調退進攻之敵。遂迅速北進，攻占宜春、分宜，消滅地主武裝，後又攻克萬載。先威脅樟樹，進一步威脅南昌。進攻湘贛邊之敵，乘夜退回吉安。這次敵軍被迫放棄了永新、蓮花兩城。此時，湘贛邊蘇區、并甯岡有三個完整縣。
我們乘勝進到銅鼓地區，回到離開一年多的湘鄂贛邊區，時已九月。此時紅五軍有相當能力消化俘虜兵，故部隊易于補充。九月下旬，召開特委和五軍軍委聯席會議，介紹兩個邊區及紅四軍經驗，主要是軍隊做群衆工作經驗、建設根據地經驗（包括籌款）和軍隊政治工作經驗。交換了情報：邊區工作有了進步，留在邊區的紅五軍六個大隊無增減，地方遊擊隊稍有擴大；盲動主義殘餘雖未完全肅清，但比一九二八年要少得多了，什麼“殺，殺，殺盡一切反動派”，什麼“燒，燒，燒得×毛×光”，這類極不文雅的盲動主義口号也看不見了。我們分析了形勢：蔣桂矛盾已很緊張，蔣介石嫡系錢大鈞軍集結衡陽，湘軍吳尚第八軍集結祁陽，蔣桂軍閥戰争，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江西方面第二軍魯滌平部和滇軍朱培德之第三軍也有矛盾，客觀形勢有利于革命發展，擴大遊擊戰争和蘇區。
紅五軍軍委抓住了這一有利形勢，認為紅五軍的主要任務是要把井岡山脈、幕阜山脈、九宮山脈打通，把湘鄂贛邊、鄂南區和湘贛區南起井岡山，北抵長江聯成一個長塊；在此地區放手發動群衆，消滅地主武裝民團，分配土地，建立黨，建立政權，建設比較鞏固的根據地，配合紅四軍前委一年奪取江西的計劃。為适應上述情況和任務，把五軍編為五個縱隊，每縱隊轄五個大隊；另一特務大隊、一于部訓練大隊，共三千一百人左右。劃定各部遊擊區：第一縱隊司令孔荷寵，活動于平江、修水、通城地區；第二縱隊司令李實行，活動于浏陽、萬載、萍鄉地區，原該縱隊司令黃公略調任五軍副軍長；第三縱隊司令吳溉之，活動于銅鼓、宜豐地區；第四縱隊司令郭炳生，活動于湘贛邊蘇區；第五縱隊司令李燦，活動于鄂東南之陽新、大冶、通山、通城、蒲圻、鹹甯和江西之瑞昌、武甯等地區。
當時全五軍三千人，還不及平江起義時多，但經過一年鍛煉，素質大為提高。主要是同人民群衆相結合，它所起的作用就大不相同了。以井岡山為旗幟，主要的就是同人民群衆相結合。結合的關鍵在打土豪分田地，政治上打掉地主階級的威風，經濟上沒收其财産分配給農民。湘贛邊區實行土地平均分配，就是實行“耕者有其田”。湘贛兩省白軍“會剿”時，永新有一個區沒有被搞垮，主要原因就是實行了這一條。這個方向大家認為是對的，但以它為榜樣，具體地向它學習不夠，主要表現在沒有認真做土地改革工作。
這次戰略部署是正确的。半年之内，擴大了蘇區，使三個蘇區〔43〕基本上打成了一片；擴大了主力紅軍，地方武裝也有很快的擴大。當時五軍軍部位于銅鼓地區為指揮中心，十一月中旬，我将上述部署以及與紅四軍會合後的經過，寫信報告了中央。信是由湘鄂贛邊區特委書記王首道同志帶交的，信中并說到我入黨及平江起義的大概過程。
五軍軍部住下不久，十二月中旬，從各方收集的情報，知吉安敵軍又在蠢動，準備進攻永新蘇區。我和公略、代遠、鄧萍率吳溉之第三縱隊、軍特務大隊、幹部訓練大隊（培養連排長、政治委員），經株潭、宜豐、蓮花城以東之嚴田，到達永新城以東靠攏四縱隊集結，準備配合第四縱隊迎擊進攻之敵。當時吉安敵軍似系譚道源師，他以為紅軍主力北進了，對湘贛邊蘇區又輕視起來。該敵剛從吉安城出來十餘裡，被我四縱隊襲擊，消滅一個整營，并有小部分繳獲。敵即縮回吉安城，沒有再出來了，可能是發現我主力集結。我即分途消滅遂川、泰和兩縣地主武裝，發動群衆建立政權。地方武裝在泰和、萬安夾贛江有相當大的發展。
贛南特委和湘贛邊特委要求組織第六軍，派黃公略任軍長，另派一批幹部。當時湘贛邊特委書記是朱昌偕，王懷、周高潮等為常委。上述要求是他們親自前來提出的。五軍軍委滿足了他們這個要求，除派黃公略外，還派了一些高級幹部如李聚奎、王如癡、陳振亞等，另派幹部訓練大隊全部，人槍各百餘（六軍後改為三軍，歸一軍團建制）。這大概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上中旬的事。
我們在天河過的舊曆年。
一九三○年春，我們率三、四縱隊集結于永新、安福邊界（離永新縣城三四十裡），整訓休息，做群衆工作，準備奪取安福和袁水流域各城。當時，蔣、馮、閻軍閥間之矛盾日益明顯，江西魯滌平令靖衛團堅守縣城。特委準備召開縣以上黨的聯席會議。約二三月之間，中央巡視員潘心元來到五軍軍部，住約一星期。我們将黃公略成立第六軍的情形告訴了他。潘說，成立後應歸五軍指揮。我說，主要看情況。六軍在贛江以東活動時，歸四軍前委指揮比較方便；如它到贛江以西行動時，可歸五軍軍委指揮；六軍也可以指揮在湘贛邊的五軍部隊。
和中央巡視員潘心元的談話
我和潘心元談過多次，上述隻是一次。
以後，我和潘談到平江起義後，這一年多來，鬥争最艱苦、最激烈，得到的經驗教訓也不少。主要是武裝鬥争方面：沒有根據地，武裝鬥争就不能持久；沒有武裝鬥争，也建立不起根據地。湘贛邊和湘鄂贛邊區的建立，就是這一經驗的證明。武裝鬥争要有分工，即要有主力紅軍和地方遊擊隊、赤衛隊。沒有主力紅軍打不開局面，粉碎不了白軍進攻；沒有地方武裝，鎮壓不了反動的靖衛團、挨戶團及地主富農的反水，也就保衛不了根據地。現在主力紅軍同敵軍來比是弱小的，要研究如何以弱小的紅軍戰勝強大的白軍。我舉了奔襲都和去年八月潞口砂的伏擊仗，這都是以弱勝強，出敵不意，又是攻敵要害，也就是攻敵必救的痛處，結果打退了敵人的進攻。這種打法是舊式軍隊不懂得的。戰機是經常有的，即敵軍弱點是經常存在的，就是不易發現和不易及時抓住。紅四軍抓住了殲滅郭鳳鳴旅的戰機，就開展了創造閩西根據地的局面。我也舉了去年六月進攻安福失敗的教訓，如果那次紅五軍這一千三四百人的主力被消滅了，對湘贛邊區的鞏固和發展，就要增加多少困難！今天紅軍主力作戰，務求每戰必勝，這當然是難事，但須反對去年進攻安福這樣的冒險主義。我們是由舊式的國家反動軍隊起義來的，一切由有後方供應，變為無後方供應，任何補給全靠自己，這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現在我們初步學會了自籌給養，打土豪挖窖；自己擴兵來補充自己，争取俘虜兵當紅軍。
我又談到，在現在的條件下，要建立所謂鞏固的後方，敵軍打不進來的後方，這是不可能的。守井岡山的經驗教訓是很多的，像紅光醫院那樣集中地醫治傷兵，在現在的環境下，是不适當的；隻能依靠群衆掩護，分散醫治。我舉了小密寄傷員的事實，我們黨代表負傷後，也是寄在群衆家醫治好的。這是一個寶貴的經驗。我們準備采用這一經驗，再不要起井岡山那樣的紅光醫院了。那樣的醫院好是好，就是保不了。
潘說，那又怎樣叫做鞏固的根據地呢？我說，鞏固的後方是指軍隊有固定的醫院、被服廠及一切軍用物資儲備所。鞏固的根據地是指白軍打進來，我們又能把它打出去；它又打進來，我又能再把它打出去，如此不斷反複，人民群衆始終擁護我們：對紅軍掩護、偵察敵情，對白軍襲擾、封鎖消息，對當地反革命分子，群衆自動看押，甚至鎮壓，這樣的根據地就算是鞏固的。如果長期不能打退白軍而被它長期占領，那就變成遊擊區或遊擊根據地了。如井岡山那樣的，隻算軍事後方，我們守了三天，被敵打破了，即使三天打不進來，三十天也是會打進來的。
潘說，守井岡山就是錯的啦？我說，守井岡山有正确的，有錯誤的，然後又是正确的。經過這樣的過程：開始以紅五軍五個大隊守井岡山既設陣地，吸引敵人攻堅，疲勞消耗敵人，是為了使我轉入外線的紅四軍能機動打擊敵軍，配合紅五軍打退敵人圍攻，這是正确的。後因敵情變化，紅四軍受到謝文彬旅的襲擊，他們放棄配合保衛井岡山，經贛南出閩西。他們當時隻有這樣做才能擺脫困難，保存自己。這時，紅五軍就成了孤軍困守井岡山，敵軍優我三四十倍，那它總會把井岡山打下的。在這種情況下，堅守井岡山就成了錯誤。我們當時不明了紅四軍的情況，如能及時了解情況，早一兩天突出包圍，那就要比較安全些。井岡山有五條要路，三條被敵攻破了，五軍決定突出重圍，保全紅軍，避免被消滅，然後再圖恢複邊區和井岡山，這是正确的，這是完全必要的。這樣的事，在當時并不是那樣容易決斷的，如果預先沒有一點準備，就很難設想。
可是，事過四十年的一九六九年國慶節後，《人民日報》的通訊員，說這是不要根據地，違反毛主席指示！照他的意思是不要突圍，而要同敵人把自己拼光。那才是要根據地，那才是執行毛主席指示？他自己違反毛澤東思想，卻自封為毛澤東思想，他是投機分子，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事。
又一次我和潘談：我們還不大會做群衆工作，隻是做了一些宣傳工作。至于如何在農村中建黨、建政、分田，還未入門呢。今年局勢要是稍微緩和一點，我們要抓緊學做群衆工作，特别是分田。
他也談了一些時局問題：蔣桂戰争終究會妥協，蔣馮閻雖有矛盾，不一定會爆發戰争。他說要回上海去，其他地方不去了。我問從哪條路走，他說，想回浏陽老家一趟，然後走鄂東南回上海。他沒有見過黃公略，那時黃已在贛江以東，萬安縣境内。
袁文才、王佐事件
在潘心元走後大約三四天内，一九三○年三月初，我們正将三、四縱隊集結于永新、吉安、安福邊境，在進行奪取安福城的攻城練習。某晚深夜，邊區特委書記朱昌偕、秘書長陳正人（似乎還有王懷或其他人，記不清楚了）來我軍部，向軍委報告情況。當時公略已去六軍，代遠、鄧萍和我在。他們談袁文才、王佐要叛變。說袁、王在永新縣城縣聯席會議上，強迫特委決定把邊區地方武裝歸他們改編統率。王佐講話時，把駁殼槍在桌子上一擺。現在永新城内駐的是袁文才、王佐部隊，如不承認這一條件，袁、王有将參加邊區縣以上聯席會議的同志一網打盡的可能。事情萬分危險，請求五軍立即出動挽救這一危局。我說：“去年五六月間，王佐率特務營和五軍共同行動打酃縣、桂東、城口、南雄時，還不壞，不算太蠻橫，不至如此嚴重吧！為什麼變化這樣快呢？”朱昌偕說，這完全是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以後挑撥起來的。紅四軍前委于一九二九年一月讨論“六大”決議時，将其中有關争取土匪群衆，孤立其首領一段删去未傳達（讨論“六大”決議，袁、王參加了，删去那段是四軍前委常委決定的），袁文才在紅四軍政治部找到原文對出來了。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後，将那段原文念給王佐聽（王佐不識字），對王佐說：“我們怎樣忠心，他們也是不會信任的。”我說：打南雄回來以後，約半月，有一天近黃昏時，我一個人到王佐處，我想把王佐同袁文才的關系搞好一點，王總是撇開此事。黃昏以後，紅五軍司令部派傳令兵來接我回去，王部警戒兵喊口令：“站住！”王佐很緊張，立即把手槍拿出來，左右人員也把槍端起來了。我知道他有懷疑，坐着未動，說：“這裡沒有敵人嘛！”又問：“傳令兵同志，你來幹嗎？”傳令兵回答說：“黨代表要我來接你，怕路上有狼呀。”從上面事情來看，王多疑是肯定的。
事情這樣突然，時間這樣緊迫，這樣的事情，很不好處理。當時，軍委開了臨時會議，我與特委共同決定，派四縱隊黨代表劉宗義（張純清）帶四縱隊一部分（離永新城三十裡）接近縣城，守住浮橋。等天明時再和他們談判，弄清情況後，再行決定。據說四縱隊一部剛到浮橋邊，袁、王察覺，即從城内向橋上沖來，一在橋上被擊斃，一落水淹死。袁、王部有二十餘人系井岡山老土匪，沖出城外逃回井岡山去了。其餘部分在城内未動。
特委向部隊說明袁、王“罪惡”後，将其部隊改為湘贛邊區獨立團，受特委直接領導。以前我們沒有預聞，以後我們也未幹預此事。
紅四軍離井岡山前，毛主席向袁文才做了很多工作，才争取了袁随四軍出動的。在部隊出動前，毛主席同我談過。毛主席說，袁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軍政治部工作，這就可減少井岡山以後工作的困難。這是在紅四軍離開井岡山時，我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們坐在地上談的。這樣做是想争取袁文才進步，使他離開舊基礎，改換新環境。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一次“圍剿”後，項英來到中央蘇區，富田事變的領導機關和部隊（二十軍）撤到河西永新。在讨論如何去争取他們時，我便同毛主席談了袁文才和王佐這件事。毛主席說，讨論“六大”文件時，不應該要他們參加。在紅五軍四縱隊靠近永新城時，袁、王那樣驚慌，是可以懷疑的，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井岡山，也是不懷好意的，袁是一個知識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随五軍行動時，還是表現好的，對五軍是不懷疑的，那次随五軍到南雄，是王自己提出來的，我們未向他建過議，要是王過去有懷疑，他就不會随我們出去。
在廬山會議以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上，有人說彭德懷為吞并袁、王所部，不惜殺害袁、王。此案必須請求審委弄清楚，我要是從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槍，甘願償命賠罪。此事還有陳正人活着可查明。假使當時特委同志所報非實，那特委同志也有責任，我們也有輕聽輕信的責任。假設這些合于當時事實，那麼就同一九三○年敵人進行第一次“圍剿”之緊急關頭時，總前委在橋頭決定解散二十軍的情況，大緻是相似的。
我第一次到井岡山和第二次到井岡山恢複根據地，是完全擁護毛主席對綠林部隊耐心改造的政策的。隻有用共産黨的階級路線和具體政策，才能逐漸提高綠林部隊的政治覺悟，促其思想進步，才能逐漸分化和改造他們。什麼“争取其群衆，孤立其領袖”，這隻是教條主義的階級路線，而不是具體的實踐的階級路線。
邊區全盛時期與中央四月來信
在袁、王問題解決後，隻過三五天，三月初，我率三、四縱隊攻克安福城，消滅守敵一個營和靖衛團共約六七百人。這時湘贛邊有六個縣城――永新、蓮花、甯岡、泰和、遂川、安福，還有茶陵、酃縣、萬安等各半個縣，這是邊區全盛時期。
紅軍繼續攻克新餘、分宜，三月攻占宜春，消滅了這些守城的靖衛隊和警備隊反動武裝，在袁州（宜春）休整十天。四月份占領萬載、銅鼓。中旬進攻浏陽的東門市、文家市，殲敵二百餘。東門市是浏陽東鄉民團反動據點。四月二十日前後，一、二、三、四縱隊集中平江縣東部之長壽街；四月二十五日前後，第五縱隊在進攻瑞昌受挫後，亦從瑞昌、陽新邊界到達長壽街，五個縱隊共約五六千人。
此時，蔣馮閻軍閥大戰〔44〕已開始，魯滌平命令民團集中守縣城，這對我消滅地主武裝，發動群衆，擴大蘇區很有利。湘贛邊蘇區和湘鄂贛邊蘇區，連成了一片，中間沒有白軍隔斷。打通湘鄂贛和湘贛的任務，在軍事上已基本完成。地方工作跟不上來，隻做了一些宣傳工作。從一九二九年秋末冬初至此時，紅軍主力擴大一倍還多，士氣高漲，是平江起義後之最盛時，地方紅軍也有些擴大。特别是攻克宜春時，正遇着魯滌平從湖南招來一批新兵，一千餘人，全部參加了紅軍，補充到三、四縱隊，這是一種意外的收獲。
這時，湘鄂贛邊區特委派去上海開會的代表已回到了邊區，帶回了一九二九年冬我給中央信後中央給我的回信，我們叫做“四月來信”。其中除稱贊外，對建設根據地一項說：建設根據地是對的，但不要像你們所說建設在大山中，而要建設在大城市，像武漢這樣的城市。從而五軍内部就有了争論，也就是開始有了立三路線的影響，我在那時的認識也是比較模糊的。五軍軍委内部有個别同志開始反對右傾，對個别同志出身于富農成份加以攻擊。我說，我們是有成份論者，但不是唯成份論者。他說，這是保護富農路線。從這次來信可以看出，立三路線不是從六月十一日才有的，而是四月以前就有了。不過這信沒提全國革命形勢，隻提奪取大城市做根據地。可見，隻要政治路線有了偏差，就會反映到組織問題上，如唯成份論就來了，而且劍拔弩張，不許别人批駁，随便污蔑别人為右傾。
粉碎羅霖、郭汝棟師的進攻
一九三○年四月三十日，全軍向平江縣城前進，決定“五一”節奪取平江城。當時守城者是何鍵部王東原旅之一個團，從上午八九時戰至下午四時，大部被殲滅，少數逃走。這時蔣桂戰争雖已結束，但蔣馮閻軍閥大戰全面展開，客觀形勢對我是有利的。
在平江城休息兩天，即攻江西之修水、武甯。當時該兩城各約一營守軍附靖衛團守城。消滅兩城之敵後，使湘鄂贛邊和鄂東南蘇區連成了一片。
我們全部殲滅修水城之敵後，武甯守敵棄城逃走了。得知羅霖兩個旅四個團、川軍郭汝棟部五個團，乘我五縱隊離開陽新蘇區時，進攻鄂東南陽新、大冶蘇區。我們即率四個縱隊前往粉碎郭、羅兩師的進攻，一縱隊留平江開展工作。
紅軍所過之處，人民群衆熱烈擁護。浏、平、萬、銅、修根據地遭敵嚴重摧殘，多數地區被白軍燒得片瓦無存，人民對紅軍尤愛之如親人。殘存的半升糧米和薯幹，自己不吃，留給紅軍吃。進至陽新縣龍燕區，該地群衆對紅軍的熱愛，比平江群衆有過之而無不及。外地紅軍到達該區，均不願離開。群衆對傷病人員之照顧，真是無微不至。沿途歡迎紅軍之口号聲、歌聲、鑼鼓聲，響徹雲霄。當年天旱，苦久不雨，可是紅軍路過，茶水滿布，宿營用水煮飯，亦不感困難。婦女老小，人手一扇，站立道側，替紅軍扇涼。到宿營地時，房屋打掃得幹幹淨淨，開好鋪，他們自己露宿，決不讓紅軍露營。在營地終日歌聲、口号聲不 絕于耳。不間斷地宣傳鼓動，對敵軍一層又一層地警戒， 封鎖消息，保護紅軍。糧食缺乏，農民将自己僅有的一點 糧食、薯絲、玉米、稻米，自動地送到各部門首，倒在桶裡 就走了。白軍羅霖部聞風龜縮陽新城内，守烏龜殼。
我們在群衆高度熱情的鼓舞下，決定進攻陽新城。 突破一道道的副防禦，攻擊終日未下。群衆組織了許多擔架隊，把傷兵争着擡回自己村裡看護醫治，無微不至，真是比親人還親。郭汝棟從大冶前來增援，我們把進攻 陽新城改為監視佯攻，主力撤圍打援，一次、兩次命令都撤不下來。士兵說，一定要打下陽新城，打不下陽新城，消滅不了羅霖師，對不起陽新人民。經過反複說服，主力才撤出戰鬥，轉移至大冶、陽新邊境，擊潰了郭汝棟五個團，消滅敵小半，乘勝占大冶，猛追至鄂城、黃石港，威逼武昌。在英、美、日帝國主義兵艦掩護下，郭之殘部得以渡到長江北岸。當時我軍無炮，對帝國主義的艦隻無可奈何，隻好聽之。
在黃石港宣布沒收帝國主義的洋行、商店，成千成萬農民組織成搬運隊。這樣大的群衆行動，沒有破壞紀律政策的行為，這樣好的工作真是不容易的。我在這裡真正看到了群衆的力量。我們占領金牛鎮時，沒收一家大地主的财物，地方負責人宣布現金歸紅軍做軍費。農民挑着銅币、銀币，一擔一擔地送到紅軍司令部，也沒有發現短少。其他财物有計劃地分配給了蘇區和當地的群衆。
注 釋
〔43〕三個蘇區，指湘鄂贛蘇區、湘贛蘇區和鄂南蘇區。
〔44〕蔣馮閻大戰，指一九三○年爆發泊蔣介石同馮玉祥、閻錫山聯軍之間的大規模軍閥戰争。這次戰争從五月正式開始，至十月基本結束，曆時半年，主要戰區遍及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隴海、津浦、平漢各鐵路沿線的廣大地區，雙方共死傷三十萬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