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新中國成立後空前的政治浩劫。它是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内亂。朱德正是在這場曆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驚濤駭浪中，度過了他的最後歲月。
當“文化大革命”将要開始的前夜，國内的政治生活中早已處處可以感覺到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氣氛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央緊急會議上，海軍政治委員李作鵬、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秉承林彪的意旨，發動突然襲擊，制造僞證，誣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借林彪身體不好，逼林“讓賢”。同時，還對羅瑞卿不贊成林彪關于“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甯主義的頂峰”等提法進行批判。在會上，朱德實事求是地表示同意羅瑞卿反對“頂峰”的提法。他也認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會發展的，不能講頂峰，到了頂峰就不會發展了。他沒有料到，這次發言以後竟成為林彪、康生等人攻擊他的重要口實。對于羅瑞卿的所謂“篡軍反黨的問題”，朱德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一樣，事先毫無所知。康克清後來回憶說：“朱總參加上海會議（指那次中央緊急會議）後不久，到了杭州。當時，我正在江西搞‘四清’，便趕來看他。吃飯時，我發現他常常停住筷子，沉思、搖頭。我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看他這個樣子，我很擔心，就問他：‘老總啊，身體不舒服嗎？’他搖頭不語。飯後，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你就不要多問了。’然後，又自言自語地說：‘如果這樣搞下去，面就寬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麼得了呀！’我聽了覺得很奇怪。後來，他的秘書告訴我是因為羅瑞卿同志的‘問題’，我才知道朱總憂心仲忡的原因。”①這以後，局勢發展得很快。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以“反黨集團”的吓人罪名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了錯誤的批判。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又稱五・一六通知）對當時黨和國家狀況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提出：“混進黨内、政府内、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産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産階級專政變為資産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②朱德在小組會的發言中，強調要認真學習馬列著作，學習唯物辯證法。
他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時間讀書了，讀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書，③非讀不可。準備花一二年的時間讀完，連下來讀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④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打斷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會議上關于“頂峰”的發言，攻擊他有野心，是借馬克思主義來反對毛主席。康生也攻擊朱德“想超過毛主席”，“組織上入黨了，思想上還沒有入黨，還是黨外人士。”⑤這次會議決定由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小組、并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會議通過了《關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通常稱為十六條）。一場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席卷全國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從此開始。
“文化大革命”會那樣發展，是朱德原來所沒有想到的。這一年，他已經八十歲了。當他看到中央和地方許多黨政領導幹部被作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黑幫分子”、“叛徒”、“走資派”，受到批鬥、抄家，看到工廠農村的生産秩序受到嚴重沖擊、整個社會陷入極端混亂時，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一個當時在朱德身邊工作的秘書回憶說：“一九六六年冬的一天，我去給朱總送文件時，看到他仰靠在沙發上，緊閉雙目，直到我走近前，他才睜開眼睛，他像是在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他說：‘看來這次要打倒一大批人了，連老的也保不住了。’看他當時的表情，心事很重。”⑥但他在參加中央的會議時，還是但然他說出自己的看法。十二月六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現在群衆已經起來了，我有點怕出亂子，特别是怕生産上出亂子。”⑦九天後，他在另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說：“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把你也打成反革命，把他也打成反革命。我看，隻要不是反革命，錯誤再嚴重，還是可以改正的。一打成反革命就沒有路可走了，這個問題要解決。”⑧可是，整個局勢卻越來越惡化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從上海擴展到全國，掀起一場由造反派奪取黨和政府各級領導權的“全面奪權”的狂潮。“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戰”，造成比以前更嚴重的社會動亂和社會災難。一月十一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現在‘文化大革命’運動搞到破壞生産的程度，忘記了‘抓革命，促生産’，這是新出現的問題，要注意解決。”“我們制止武鬥這麼久了，可是有些人還在武鬥，甚至還有砸爛機器、燒毀房屋的，這裡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搗亂，要注意。”⑨這自然使朱德更被林彪、江青等視為眼中釘。
一月中旬，在江青指使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當時擔任中央辦公廳負責人的戚本禹在釣魚台（“中央文革”辦公地點）約集中央辦公廳的造反派，鼓動他們在中南海裡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朱德等人進行批鬥。于是，這些造反派先後沖進劉少奇等家中對他們進行圍攻和批鬥，也包圍了朱德的家，康克清回憶說：“一天晚上，我回到家，中南海造反團的造反派們圍在樓前，高呼‘打倒’‘炮轟’的口号，把大字報、大标語貼到我們家裡，牆上、地下，到處都是。還提出要把我們從中南海轟出去。當時，朱總還在玉泉山。他們一直鬧到很晚才散去。”⑩當朱德隊玉泉山回到中南海的家中，就接到造反派的“勒令”，要他必須去看批判他的大字報，交待“反對毛主席的罪行。”周恩來的衛士高振普回憶說：“造反派在中南海内貼出了攻擊朱老總的大字報。周總理聞訊趕到朱老總的家，安慰他要保重身體，勸說老總到比較平靜的玉泉山休息。在老總身邊工作的同志告訴我，朱老總已去看了那張大字報，邊看邊用手中的拐杖敲打着地面，說那張大字報隻有兩個字是對的，那就是‘朱德’，其他内容不知是從什麼地方造出來的。”(11)一月底，戚本禹又煽動中國人民大學的造反派，把批判朱德的鬥争引向社會。一時間，攻擊朱德的大字報、大标語紛紛出現在北京大街上。造反派還貼出海報，準備召開萬人大會，公開批鬥朱德。
北京大學的造反派頭子聶元粹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刻召集北大造反派開會。她在會上說：“清華大學揪出劉少奇，我們這次也要搞一個大的。”(12)會後，她給康生打電話，探詢中央文革的态度。康生回答說：“你們自己搞就搞成了。要說是我讓你們搞的就搞不成了。”(13)于是，聶元梓幾次召集會議，組織班子撰寫批判朱德的文章登在《新北大戰報》上，印了五十萬份，散發到全國各地。
面對突然襲來的惡浪，朱德泰然自若地向康克清談了兩點看法：第一、曆史是公正的；第二、主席和恩來最了解我，有他們在，我擔心什麼。同時，他還勸慰康克情，“你不要怕他們批鬥，要每天到機關去，群衆是通情達理的，和群衆在一起，他們就不會天天鬥你了。”(14)造反派要揪鬥朱德的消息傳到周恩來那裡。他征求毛澤東的意見後，在開會的前一夭要秘書通知戚本禹，必須立即取消“批判朱德大會”。由于周恩來的幹預，批鬥大會沒有開成。事後，戚本禹責備造反派們：“你們以為你們很聰明，其實最傻了。要不要搞，你們自己考慮。”(15)周恩來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中，還設法取得毛澤東的同意，保護了一批被揪鬥的老幹部和著名的民主黨派人士和專家學者。這年二月，在他的具體安排下，正受到造反派批鬥圍攻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廣西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湖北省省長張體學等，從外地被接到北京保護起來。江渭清回憶說：“我到北京後，聽到朱德同志也受到批判、攻擊的消息後，很為他老人家擔心，便撥了個電話給朱德同志。接電話的是康克請同志。我提出想去探望朱德同志，她很快答複歡迎我去做客。
之後，我來到朱德同志的家中。一見面，他便親切地詢問我的身體和安全情況。說心裡話，在當時那種處境下，聽到他老人家的一番問候，我不禁熱淚盈眶，緊緊握住他的手，不知該說什麼是好。‘今天請你來，我們随便淡談心。’朱德同志微笑着說。我更加感動。
落座後，我把自己心中的疑慮一古腦兒地倒了出來。我向朱德同志叙述了江蘇十文革’運動的情況後，又談了自己對‘文革’的看法。我說：‘主席提出要抓革命、促生産，可是現在是專抓革命，不抓生産，田裡的稻谷沒人收，工廠停工不生産，這樣下去怎麼行呢？’朱德同志要我向主席反映江蘇的情況。我說去年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我就向主席提到這個問題。接着，朱德同志嚴肅地說：‘停産鬧革命并不是主席的意見，也不是中央的意見，是造反派要這樣搞，而且他們整人也整得很厲害。’他又說：‘渭清同志啊，你要能忍耐。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啊！’他老人家一番語重心長的教誨啟發了我。我想，他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也受到造反派的攻擊，而他卻十分坦然，使我不禁肅然起敬。
談話後，已近午時，朱德同志留我吃飯。這時，我不免擔心地問：我是江蘇‘最大的走資派’，會不會牽連到您？‘你這樣老的同志，我是了解的，吃頓飯就會受牽連嗎？’他開心地笑着說。我心中充滿着感激之情，可還是猶豫不決。康克清同志在一旁說：‘老總啊，你決定吧。’朱德同志斬釘截鐵地說：‘沒關系，他是主席、總理用專機接來的，怕什麼？’我聽了他老人家的話，心裡踏實了許多，也很感激他對我的關心。”(16)可是，局勢還在繼續惡化。就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人，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朱德沒有參加這幾次會議。但從此以後直到黨的九大的召開，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不再舉行，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職權。朱德的文件被停發了，他的保健醫生被調離，他的行動也受到各種限制。隻是由于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談到朱德時表示：我要保他。他才沒有遭到殘酷的人身迫害。
這年五月以後，在中央文革小組煽動下，許多地方相繼發生大規模武鬥，公檢法機關以及軍事機關遭到沖擊，銀行、倉庫、機要檔案部門遭到搶劫，鐵路交通遭到破壞，違法事件不斷發生，整個社會處在大動亂中。康克清回憶說：“朱老總聽到有些地方武鬥很兇，甚至有的部隊也參加了武鬥的消息後，很痛心。他說，‘用這種狂轟濫炸的方式解決矛盾，怎麼行呢？”(17)他的秘書在談到當時情況時說：“這一段時間，朱總一直很沉悶，他想去找主席談談，可是，得到的答複是，主席很忙，沒有時間。有一次，朱總要我陪他去找總理，可到了總理門前，他又猶豫了，最終還是沒有進去。”(18)一九六七年，對于朱德說來，是在十分艱難的處境中度過的。有些人不敢再接近他。個别曾在他那裡工作的人甚至寫大字報和揭發材料來批判他。
他的夫人康克清被婦聯的造反派弄去遊街、批鬥。他的子女被禁止進入中南海、他的兒媳趙力平回憶說：“這時，中南海已不讓我們進去了。一次，我們到北京，是媽媽（康克清）從婦聯來接我們，然後在前門外的一家飯館裡一邊吃飯，一邊交談。當時，我看到這種情況，心裡很難過。”(19)然而，林彪、江青等沒有就此罷手。在黨的九大召開之前，他們更加緊了打擊迫害一批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活動。
一九六八年七月，康生将他分類的黨的第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的名單送給江青。名單中，劉少奇、鄧小平等八十九人被列為“特務”、“叛徒”、“裡通外國分子”、“反黨分子”；朱德、陳雲等二十九人被列為“有錯誤的或曆史上需考查的”；此外，還有“靠邊站的”七人，有病的三人和去世的二十八人，隻餘下三十七人（名單中漏了林楓和黃克誠）。前兩項占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一。
同月，公安部長謝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調七百多人在公安部清查曆史檔案。他對參加的工作人員說：“清檔是從檔案中查黨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反革命罪行。”(20)不久，康生在謝富治送審的報告上批道：“從現在清查出的材料，已經看出問題的嚴重，我想進一步清查，還會發現更多更大的内奸們的陰謀罪行。”(21)他們先後整理出誣陷朱德等十四位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四十四位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人的材料四百餘件，制造出一起起假案、錯案。
這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隻有五十九人。朱德參加了這次會議。
當一些人在會上猛烈攻擊所謂“二月逆流”問題時，朱德在小組會上依舊坦然地說：“一切問題都要弄清，怎麼處理，主席有一整套政策，批評從嚴，處理按主席路線。譚震林，還有這些老帥，是否真正反毛主席？”(22)他的發言不時被吳法憲、張春橋等人打斷。他們攻擊朱德“一貫反對毛主席”、“有野心，想黃袍加身”。謝富治在十月十七日的小組會上說：“朱德同志從井岡山第一天起就反對毛主席。”“陳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參謀長。這些人都該受批判。”“劉鄧、朱德、陳雲都是搞修正主義，‘二月逆流’這些人不死心，還要為他們服務！”(23)面對這種極不正常的氣氛，八十二歲的朱德始終泰然處之。正如蕭克後來評價的那樣：“在黨内生活不正常的情況下，他也作過檢讨，隻從自己主觀上找原因，不用浮誇言辭嘩衆取寵??他的度量之大，胸襟之寬廣，無不令人欽佩。”(24)他在全會結束以後，用了近半月的時間，把自己從一九五○年至一九六六年的三百八十件講話稿、文章重新認真地翻閱了一遍，檢查自己的言行。
從八屆十二中全會結束到九大召開的五個月間，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繼續加緊對朱德等的攻擊和誣陷。十一年後，吳法憲、邱會作等被押上法庭時，在事實面前，承認他們所講的話“沒有根據，都是捏造的，就是為了突出林彪”，“完全是跟着林彪搖旗呐喊。”(25)在他們制造的種種冤假錯案中，所謂“中國（馬列）共産黨案”就是其中最駭人聽聞的案件之一。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周慈敖在辦案人員的誘逼下，誣供朱德、董必武、葉劍英、李先念、李富春、陳毅、賀龍、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餘秋裡等幾十位中央及地方領導人組織了一個“中國（馬列）共産黨”，說朱德是“僞中央書記”，陳毅是“僞中央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李富春是“當總理的角色”，常委有陳毅、李富春、徐向前、葉劍英、賀龍等九人，委員有王震、蕭華、伍修權等十六人。并且成立了“中共（馬列）起義行動委員會”，“各系統都有他們的人”。還說朱德等簽署了一份給蔣介石的電報，希望蔣配合“制止危險局勢的發展”，等等。這樣一份荒誕離奇的供詞，卻引起謝富治的極大興趣，他看到彙報後說：“情況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準的諸就是個大成績。”直到黨的九大以後，謝富治仍對辦案人員說：“有的目前找不到證據，下決心鬥争，案犯口供也算數。”(26)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召開的九大上，盡管林彪、江青一夥百般阻撓，由于毛澤東的表态，朱德等還是被選入中央委員會。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朱德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就在九大開幕前夕，發生了蘇聯軍隊多次侵入我國黑龍江省珍寶島地區的邊境武裝沖突事件。當時對發生戰争的危險性作了過分的估計，在九大後開始全國性的備戰工作，并決定：十月二十日前，将在京的老同志疏散到各地。董必武、朱德、李富春等去廣州；陳雲去南昌；陳毅去開封；聶榮臻去邯鄲（後去鄭州）；徐向前去石家莊；葉劍英去長沙??十月十八日，總參謀長黃永勝緊急傳達林彪的“第一個号令”，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态。康克清回憶說：“戰備手令下達後，朱總對我說，現在毫無戰争迹象，戰争不是憑空就能打起來的，打仗之前會有很多預兆，不是小孩打架，現在看不到這種預兆、迹象。”(27)十月二十日中午，朱德和董必武、李富春、滕代遠、張鼎丞、張雲逸、陳奇涵及家屬分乘兩架飛機抵達廣州白雲機常随後，住進廣州郊區的從化溫泉賓館，在這裡居住了九個月。
在廣東的這些日子裡，朱德的生活雖然清靜，卻受到種種限制和冷遇。
平時隻能在劃定的區域内活動，離開賓館需要經過廣州軍區主管領導批準，連去一次廣州市區都不容易，更不要說到工廠、農村去看看。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還多次在會議上攻擊朱德“是一個老軍閥”，“從井岡山起，就是反對毛主席的”。
一九七○年七月，朱德接到通知：準備參加在江西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他離開廣東返回北京，住進西郊萬壽路的“新六所”，沒有回到他居住了二十年的中南海。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舉行。會上，林彪一夥發動突然襲擊，準備奪取更多權力。八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嚴厲批評在這次突然襲擊中打頭陣的陳伯達。
廬山會議後，随着批陳整風的進展，毛澤東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一夥的權勢。林彪一夥決心铤而走險，策劃武裝政變。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因發動武裝政變的陰謀敗露，倉惶乘飛機出逃，終于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
林彪集團失敗後，朱德的心境舒暢多了。他參加中央召開的批林整風彙報會議時，在軍委直屬組說：我好幾年沒有和軍隊同志在一起開會了。現在我還能看到大家，看到我們的軍隊還是好軍隊，心情很愉快，很高興。(28)他仍十分關心生産，随着處境的好轉，又能到工廠、農村中去走一走、看一看；并且恢複了會見外國議會代表團和外國友人的活動。
一九七三年八月下旬召開的中共十大和十屆一中全會上，朱德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這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他的住所會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人員，朱德也應邀前往。當時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張玉鳳後來說：“當我送朱老總到會議室的時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見了這位許久未見面的老戰友，要站起來迎接。還沒等他起身，朱者總已來到他的面前。毛主席微欠着身體，拍着身邊的沙發請朱老總挨着自己坐下。此時，毛主席很動情，他對朱老總說：‘紅司令，紅司令你可好嗎？’朱老總操着四川口音高興地告訴主席說：‘我很好。’在座的其他領導同志的目光早已集中到毛主席和朱老總這裡。毛主席習慣地從小茶幾上拿起一支雪茄煙，若有所思地劃着火柴點燃香煙吸了一口，又環顧四周，繼續對朱老總說：‘有人說你是黑司令，我不高興。我說是紅司令，紅司令’，他重複着。又說：‘沒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29)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中處理賀龍、羅瑞卿、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等人的問題，做了自我批評。他說：“我看賀龍同志搞錯了。我要負責呢。”“楊、餘、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辭，所以我犯了錯誤。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贊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有幾次聽一面之辭，就是不好呢，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評。”(30)盡管毛澤東這時作了一些自我批評，但他并沒有認識到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根本錯誤的。當局恩來在批判林彪過程中提出批判極“左”思潮時，毛澤東又覺得這樣發展下去，勢必會導緻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因而又錯誤地支持江青一夥把林彪集團的性質定為極右而不是極“左”，使周恩來等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左”傾錯誤的努力歸于夭折。江青等乘機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鬥争矛頭集中指向周恩來等。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江青在中直機關、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以“批林批孔”為名，對周恩來、葉劍英等不指名地進行攻擊。
康克清參加了這次大會，她回憶說：“我參加了在首都體育館召開的批林批孔大會回來，感到緊張，就把開會的内容向朱總講了。我說：‘聽了江青的講話，一個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軍隊裡去了。’朱總聽了我的話，說：‘你不要害怕，軍隊的大多數是好的，地方幹部大多數是好的，群衆也是好的。你想想，群衆會同意受二茬罪嗎？你到農村去問問農民，地主回來他們贊成不贊成？你到工廠去問問工人，資本家回來他們贊成不贊成？你再去問問知識分子，做亡國奴他們贊成不贊成？他們一定都不會贊成的。’”(31)事隔兩年多，當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黨内健康力量同“四人幫”之間發展到殊死搏鬥的關鍵時刻，康克清乘車到西山葉劍英的住處。她後來說：“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望葉帥，他把我帶進一間很小的辦公室裡，打開收音機，音量放得很大。他問我：‘朱老總逝世前留下什麼話沒有？’我就把朱總對形勢分析的那段話說給了他。他聽後說：‘噢，朱老總還有這樣的分析。’”(32)這年八月，八十八歲的朱德來到秦皇島海軍基地，在接見艦艇指戰員時，又說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他說：“我們黨的老幹部是寶貝呀??我們做的事情是光榮的，是有前途的。”(33)這年，被林彪、江青一夥關押了七年半的原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走出監獄，便來看望朱德。朱德對他說：“共産黨員受點委屈不算事兒。瑞金、井岡山、二萬五千裡長征，那麼多困難，那麼多挫折，我們都踏着熬過來了，現在這點磨難，能讓我們喪失信心嗎？！”“這幾年，不過是曆史的一個插曲。革命總是要經曆曲折反複的，總是要向前發展的。”“凡是違背唯物辯證法的東西，别看它眼前興時得很，但從長遠的觀點看，最後在曆史上總是站不住腳的。”(34)這次談話，正是在四屆人大即将召開的前夜。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朱德主持了開幕式。周恩來帶着重病在會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重申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兩步設想，即第一步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内，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從三屆人大到四屆人大，中間相隔十年，又重新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标，并決定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選，使經受了多年“文化大革命”磨難的人民心中又燃起新的希望。朱德在這次會上繼續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這時，他已是八十九歲高齡的老人了。他在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說：在莊嚴的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我們被選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黨和人民委托我們貫徹執行憲法規定的職權，責任重大，任務很艱巨。我們一定要刻苦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勤勤懇懇地努力工作，完成黨和人民賦予我們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不久，他又寫下“革命到底”的條幅以銘志，“他在七三年也曾多次寫過這一内容的條幅。”(35)在這以後到他逝世的一年半時間裡，他承擔了大量的外事活動，頻繁地會見外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議會領導人以及友好代表團，單單出席接受國書的儀式就達到四十多次。
{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735_1.bmp}四屆人大後不久，周恩來總理病情加重。鄧小平受毛澤東的委托，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對工業、農業、科技、國防、教育、文化等各方面進行全面整頓。在短短九個月裡，形勢有了明顯好轉，各個領域的工作取得顯著的成效。
對鄧小平取得的成就，朱德是十分欣慰的，他稱贊道：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領導工作，很好。(36)原遼甯省委書記周桓回憶說：“一九七五年底，我去看望總司令，他對我說：‘現在形勢很好，組織上順過來了，思想上還未順過來。’接着，他又談到，要搶班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了嘛？！他們要打倒我，這不是我個人的事，我是黨樹起來的，要打倒我，就得先打倒共産黨。現在雖然有人還在搗亂，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定要勝利。”(37)然而，整頓工作從一開始就受到“四人幫”的阻撓和破壞。同時，由于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再度陷入混亂。
正是在這樣一個異常嚴峻的時刻，周恩來總理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全國人民頓時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朱德同周恩來有着半個多世紀的深厚情誼。他是一九二二年在德國由周恩來和張申府介紹入黨的。五十多年來，他們曾經一起度過了多少個生死與共的日日夜夜。周恩來是在發現癌症兩年後的一九七四年六月才住院的。朱德同他最後一次相見是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一日。那天周恩來身體稍好一些，起床後在病房内作“八段錦”運動。他的衛士高振普回憶道：“他邊運動邊對我說，‘你去打電話，問一下朱老總的身體怎麼樣？他現在有沒有時間？前些日子他想來看我，因為我當時身體不太好，沒能請他來，今天可以了，看朱老總能不能來。’我答應馬上去打電話。總理接着說：‘現在是四點多鐘，如果老總可以來，五點鐘可以到這裡，大約談上半個小時，五點半可以離開，六點鐘他可以回到家吃飯。按時吃飯是朱老總多年的習慣。他有糖尿病，年歲又大，不要影響他吃飯。如果今天不能來，過幾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未一趟。’周總理住院後，朱老總幾次想來看望，隻是怕影響總理的正常治療。周總理也不願讓年近九旬的朱老總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樣子，所以一直沒有讓來。今天，總理約朱老總來，是想到朱老總過幾天去北戴河，需兩個多月才能回來，總理擔心到那時自己的身體條件不會比現在好，所以，請朱老總在去北戴河之前先來見見。”
“我把朱老總可以來的消息報告了總理，同時轉達了康大姐的問候。總理在病房裡來回走了幾趟，對我說：‘換上衣服，到客廳裡去見老總，不要讓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五時五十分，朱老總到了，邁着穩健的步子走向客廳，周總理起身迎向老總，兩人同時伸出雙手，朱老總用顫抖的聲音問總理：‘你好嗎？’總理回答說：‘還好，咱們坐下來談吧。’朱老總已八十九高齡，動作有些遲緩，我們扶他坐在沙發上。總理關心地問老總：‘要不要換一個高一點的椅子？’老總說：‘這個可以。’總理示意關上客廳的門，我們都退了出來，客廳裡開始了兩位老戰友的談話。”
“六時十五分，談話結束了，總理送老總走出客廳，緊緊地握手告别，警衛員攙扶着老總上了車，總理目送着汽車開走，才轉身回到病房。誰能想到，這次相見竟是兩位幾十年出生入死的老戰友的最後相見！”(38)周恩來這樣快地去世，是朱德怎麼樣也想不到，也難以相信的。她的女兒朱敏在第二年回憶道：“去年元旦，我父親病剛好一些，就出了院。他在生病期間，組織上沒有告訴他總理病重的消息。一月八日，總理逝世時，一開始也不敢告訴他。
那天下午，他正去接見外賓，接受國書。回來後，媽媽慢慢地對他說：‘總理病情最近惡化了。’他聽了後，連這也不相信，認為：有那麼多的好大夫給總理治病，病情不會發展得那麼快。敬愛的周總理會這麼快去世，他沒有想到，也不願想到呀！晚上八時，當他得知總理逝世的消息後，眼淚馬上就流了下來。我是從來沒有看到過我父親掉淚的。一九七四年，我哥哥因病突然去世，父親聽到這個消息後，都沒有掉一滴眼淚。”
“當他聽到總理臨終遺言，要把骨灰撒在祖國的大地和江河裡時，便很嚴肅地說，‘過去人們死後要用棺材埋在地裡，後來進步了，死後火化，這是一次革命。總理為黨、為國家、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真是一個真正的徹底的革命家。’他一邊說，一邊流淚，還問我們：‘你們知道總理的革命曆史嗎？’我們說：‘知道一點，看了一些别人的回憶。’他卻說：‘你們應該了解總理的革命曆史！’說着，就開始講總理革命的一生。當時，我們怕他過分傷心，身體受不了，沒有讓他說很多，但他不時自言自語：‘你們知道總理的革命曆史嗎？’他自己陷入深深的回憶之中。
向總理遺體告别時，父親一路上都在掉淚，在車上他就要脫帽子。在總理的遺容前，他莊嚴地向總理舉手緻敬！回來後，他一句話不說，也不吃東西。治喪委員會的同志征求他的意見，是否隻參加一次吊唁儀式，他卻堅持要全部參加。開追悼會時，他原來決定是要出席的，但是就在出發之前，九十高齡的父親，由于哀悼總理過分悲痛，兩條腿說什麼也站不起來了，因而沒有去成！”(39)周恩來的逝世，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引起強烈的震動。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布滿的花圈、挽聯、悼詞??不僅表達了廣大人民群衆對失去這位卓越領導人的悲痛與懷念，而且反映了人們對中國前途命運的焦慮心情。這牢四月“清明節”前後，在全國範圍内掀起了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廣泛的群衆基矗朱德有一次同江西省委常委劉俊秀談話，針對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憤慨地說：“别聽他們‘革命’口号喊得比誰都響，實際上就是他們在破壞革命，破壞生産。不講勞動，不搞生産，能行嗎？糧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沒有糧食，讓他們去喝西北風！”(40)這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午，朱德前往人民大會堂會見澳大利亞聯邦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由于會見的時間推遲，而朱德事先沒有得到通知，在放有冷氣的房間裡等了近一個小時。回到家中，他便感到身體不舒服，經醫生診斷，是患了感冒。二十五日晚，朱德因病情加重，被送入北京醫院治療。
幾天後，朱德的病情稍有緩解。但進入七月後，他的病情又再次加重，多種病症并發。
朱德住院後，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委托他的女兒“幾乎每天打電話到醫院，詢問朱老總的病情。”(41)鄧穎超、聶榮臻、李先念等紛紛前往醫院探望朱德。在病榻上，朱德同看望他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作了最後一次談話。他說：“我看還是要抓生産。哪有社會主義不抓生産的道理呢？！”
七月五日，朱德的病情急劇惡化。當他看到站在病床前的李先念、聶榮臻、王震、鄧穎超、蔡暢等人時，“他努力地要擡起右臂和他們握手，卻終于沒有擡起來。在場的老帥、大姐們都難過地流下了眼淚。”(42)很快，朱德就進入昏迷狀态，再也沒有睜開眼睛。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下午三時一分，朱德的心髒永遠停止了跳動，享年九十歲。
在中南海毛澤東的寓所裡。
剛從生命垂危中被搶救過來的毛澤東，靜卧在病榻上。這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趕來向他報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毛澤東“聽完華國鋒的報告，用微弱、低啞的聲音問：‘朱老總得的什麼病？怎麼這麼快就??’”他囑咐華國鋒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喪事。(43)朱德的逝世，使中國人民再一次沉浸在悲痛之中。當他的遺體被送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時，人們聚集在十裡長街，含着熱淚，目送着靈車西去。
朱德的逝世，在世界各國或地區的領導人中引起了廣泛的反響。他們紛紛發來唁電、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且高度評價了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中國領導人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民族領袖之一。”
“中國紅軍之父。”
“為争取中國人民解放而奮鬥的傳奇式的統帥和戰士。”
“中國人民優秀的兒子。”
“無私地忠于職責的典範。”
“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的偉大象征。”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是朱德九十周歲誕辰日。一個多月前，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這一天，康克清攜同家人來到綠蔭環抱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她把一束鮮花放在朱德的骨灰盒上，她要将“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告訴九泉之下的朱德，讓他和中國人民一起分享勝利的喜悅??十年後，朱德一百年誕辰的時候，胡耀邦代表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在隆重的紀念大會上對朱德的一生作出高度的評價：“朱德同志的一生，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建樹是多方面的。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對于氣澤東思想特别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功蓋千秋，更令人懷念的是，朱德同志既是偉大的統帥，又是普通士兵，堪稱楷模，他的德行與日月同輝。”
“朱德同志光輝的一生，是同中國革命的艱難曆程和偉大勝利融合在一起的。
四十年前，在他六十誕辰時，毛澤東同志稱他為‘人民的光榮’。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也給他以高度評價。對這些稱譽，朱德同志是當之無愧的。”
“朱德同志是偉大的，又是平凡的，他一生思想的高尚，人格的偉大，給全黨、全國人民留下了親切難忘的印象。它将傳誦千古。對新一代年青的領導者的成長，更是一筆十分寶貴的精神财富。”(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