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晚上，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裡燈光輝煌，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正在這裡選舉國家領導人。九時三十分，大會宣布：朱德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劉少奇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這時，朱德已近七十三周歲高齡了。
由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是朱德提議的。本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毛澤東，副主席是朱德。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他不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會議接受毛澤東的這個建議。
十二月二十九日，朱德給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和書記處寫了一封言詞懇切的信。這封信，充分表現了他那無私的高風亮節和坦蕩胸懷。信是這樣寫的：小平同志轉書記處同志們：你給我組織部、統戰部對二屆人大常委提名候選人名單一份，我同意。
我提議以劉少奇同志作為國家主席候選人更為适當。他的威望、能力、忠誠于人民革命事業，為黨内黨外、國内國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緻贊同的。
因此，名單中委員長一席可再考慮，以便整體的安排。至于我的工作，曆來聽黨安排，派什麼做什麼，祈無顧慮。
此緻
敬禮
朱德
十二月二十九日
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朱德擔任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以後，他又連續當選第三、四屆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前後共十七年。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的常務委員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負責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解釋法律，制定法令，監督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決定同外國締結的條約的批準和廢除，決定特赦，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決定國務院副總理、各部部長的任免等。
朱德擔任委員長期間，主持了一百七十多次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定了幾十項重要法令，聽取并讨論各部門的工作報告，做了大量工作。盡管他年事已高，每一次人大常委會議召開前，他都要對審議的議案和會議程序，認真地進行研究和安排，并提前到會，詳細了解會議的準備情況，同副委員長們商談有關問題。
“決定特赦”，這是《憲法》規定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職權之一。一九五九年九月國慶前夕，中共中央決定以毛澤東主席的名義向人大常委會提出建議：“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特赦一批确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①這一建議由《人民日報》公布後，在國内外引起很大反響。
朱德多次主持召開人大常委會會議，讨論特赦問題。對那些戰争罪犯實行如此寬大的政策，當時有些人一時還想不通。朱德耐心地做了許多工作。
他在一次人大常委會讨論特赦問題的會議上說：我們黨十多年來對戰犯一直實行寬大政策。有人說我們“寬大無邊”，這是不對的。現在看來，對戰犯也好，對其他犯人也好，還是實行以教育改造為主的政策好，這樣可以争取他們思想和行動上的轉變。隻要他們轉變了，人民就應該寬恕他們。②在這次特赦中，僞“滿洲國”皇帝溥儀也釋放了。當時國外報紙上有評論說：這件事表明中國統治的鞏固。它在國際上産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朱德在一次人大常委會召開的碰頭會上談到這個問題時又說：他們要反對社會主義是沒有出路的，因為社會主義确實好。我們相信，他們中間許多人是可以改變的。我國在中國共産黨和毛主席領導下，從民主革命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階級消滅了，人卻留下來了，階級鬥争變成了思想問題。我們這個辦法比較好，連宣統皇帝也是可以改造的。③到一九七五年三月，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決定對全部在押戰争罪犯實行特赦，并給予公民權。這樣，所有在押的戰犯都獲得了釋放。
朱德對人大常委會的工作一直抱着兢兢業業的态度。他在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說：我們被選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黨和人民委托我們貫徹執行憲法規定的職權，責任很重大，任務很艱巨。我們一定要刻苦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勤勤懇懇地努力工作，完成黨和人民賦予我們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④這确是他自己實際行動的寫照。
七十多歲高齡的朱德在擔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後，繼續用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到全國各地的工廠、農村視察，并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遇到的許多問題提出積極的建議。
當他就任這個新職務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浪潮仍在全國各地繼續向前發展。朱德對許多地方急于改變農業、商業、手工業的所有制問題十分擔心。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他對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說：農業的基本問題是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個人所有制結合的問題。不與個人所有制結合，農民就沒有積極性。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許個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否則，農民總要向外跑，不安定。又說：過去的商業網點被打破了，結果東西沒有了，吃了虧。這實質上還是一個所有制問題，即把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個人所有制三者的關系混淆了。⑤五月二十七日，朱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董必武、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林楓一起離開北京到東北的遼甯、吉林、黑龍江三省視察。沿途朱德反複強調要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左”的錯誤。六月一日，他在聽取中共撫順市委負責人彙報工作時指出：人們沒有了家庭，生活資料不歸個人所有，就沒有勁頭搞生産。比如房子如果歸個人所有，就可以鼓勵群衆自己蓋房子。“社會主義是萬世基業，家庭也是萬世基業。”
⑥六月十日，朱德在中共旅大市委召開的座談會上指出：還是要有家庭，有了家庭，就要考慮衣食住行問題。秋後要把糧食分給社員，願意吃自堂的自願參加，實行飯票制，自己拿錢；不願吃食堂的可以回家吃，完全自由。⑦六月十五日，朱德和董必武、林楓前往吉林省視察。次日，朱德在聽取中共吉林省委彙報時說：“吃飯不要錢”不行。一吃食堂就增加浪費，不吃“大鍋飯”可以節省很多東西。隻有生活資料歸個人所有，歸個人支配，才能調動積極性。這個政策要十年、二十年不變。有人怕農民富了會發展資本主義，這種顧慮是多餘的。因為生産資料掌握在集體和國家手中，農民富裕了不會産生資本主義，群衆的生活越富越好。他在談到手工業問題時說：手工業合作社轉為國營工業的要轉回來，以減輕國家的負擔。要實行國營工業和手工業合作社兩條腿走路的方針。⑧六月二十日，朱德、董必武、林楓三人聯名給中央和毛澤東寫報告，反映視察遼甯、吉林兩省時看到的情況。報告中說：當前最突出的問題是農業大大落後于工業。報告中還以很多篇幅談到大多數群衆不願意常年參加農村公共食堂，他們說：“在當前的群衆生活中，食堂問題是一件大事。”“這裡大部分群衆不願意參加常年食堂，原因是：（1）東北冬季時間長，各家都需要燒炕取暖，如果食堂和家裡立兩爐火，浪費很多煤火；（2）食堂設備條件差，不能做到家裡那樣飯熱炕暖；（3）自留地分下去後，在家裡做飯可與飼養家畜家禽結合起來；（4）群衆感到在食堂吃飯，對來人待客、婚喪嫁娶有諸多不便。”他們建議，“在今年的夏秋分配中，應該強調把糧食分到戶，允許社員自己在家裡做飯。願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結夥，重新集中糧食。”⑨當天，朱德和董必武、林楓又前往黑龍江省視察。回京前，朱德向省委負責人尖銳地批評“大躍進”中刮起來的“共産風”，說：“去年十幾包，包不了，還是讓群衆自己包。生活資料要歸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國家。全國六億人口誰包得了？家庭還是要恢複起來，少不了家庭。那麼多婆婆娃娃，不是家庭負責誰能負責？”“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穩定鞏固。”
⑩
朱德、董必武、林楓回京後，又聯名給中央和毛澤東寫報告，反映視察黑龍江省時看到的情況，并且談到應該鼓勵群衆自己修建住房。報告中說：“在公社化以前，群衆建築了不少房屋。公社化以後，由于群衆對住房私有政策一度發生誤解，對自己居住的房屋不修不建。根據這一情況，今後除貫徹執行房權私有的政策外，還應該采取一些措施，鼓勵群衆自己修建房屋。
黑龍江省委最近提倡建房儲蓄，并準備供應群衆一部分木材和玻璃，這一措施是很好的。”(11)在這前後，山東省有人給朱德寫信，反映當地公社黨委虛報糧食産量。
朱德立刻指示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馬上派人會同當地有關部門及時作了處理。這年夏天，朱德還親自召集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負責幹部談話，嚴肅批評了“共産風”，指示他們根據憲法和黨的有關決議，研究保護公民合法的生活資料所有權問題，并提出具體意見供中央參考。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先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通常稱為廬山會議）。這次會議的最初目的是：總結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以來的經驗教訓，繼續糾正已經察覺到的“左”傾錯誤。
朱德出席了這次會議。七月六日，他在中南組會議上發言說：去年的成績是偉大的。但對農民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這一點估計不足，“共産”搞早了一點。食堂要堅持自願參加的原則，還要搞經濟核算。食堂即使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壞事。我們應當讓農民緻富，而不是讓他們緻窮。農民富了怕什麼？反正成不了富農。(12)會議期間，朱德多次和一些省（主要是中南各省）的負責人談話，了解情況，發表了很多意見。這些意見，大多是針對“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中“左”的錯誤提出來的。
六月八日，他對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劉俊秀說：“究竟是讓農民富，還是讓農民窮？許多幹部看不清這個問題。我看應當讓他們富，起碼應該超過過去的富農。應該讓他們一家一家的富，一縣一縣的富。不要怕他們變成資本主義，不會的。”(13)七月九日，他向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指出：“去年最大的是兩件事：一是大煉鋼鐵；一是公社化。結果該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壇壇罐罐歸了公，農民的家務被搞掉了，使國家也受到了很大掼失。現在應退回去，首先要把農民的家務恢複起來。”“可以允許公社社員搞些副業。”“吃‘大鍋飯’我一向就有些擔心。當這麼多人的家是當不好的。”“問題是要認識社會主義有三種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私人所有制。”“經濟活動要實行商品等價交換。隻有這樣才能逐步到達共産主義。”
在談到對外貿易問題時，朱德說：“如果去年不發那陣瘋，不知要多拿出多少東西來出口。但是，現在還有人思想不通，責備外貿部外銷太多，而外貿部也居然承認錯誤。”“我看廣東還是要多搞外彙，近水樓台先得月。”
“我這個人就是想多搞點國際市常”他提議可以從國外買回原料，加工成成品後再出口。他說：“還有一個問題現在對有些人還說不服，就是買回原料制成成品出口，比如進口橡膠、棉花，出口膠鞋、棉布等。這樣的事不讓搞是不合理的。”對價格政策，他主張應該根據實際需求情況有升有降。他說：“限制價格的辦法值得研究。有些東西價錢給少了，生産也就少了。一提價生産就能發展，漲一點價沒有什麼可怕的，東西多了再降價。”“凡是出口需要的和國内需要的東西，還是要提價。”(14)七月十一日，朱德對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說：農民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他們知道在家吃飯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糧食節省下來，把豬、雞、鴨喂起來。這樣看起來是保留了私有制，實際上是對公有制的補充。
保留一點私有制，把家庭副業發展起來，農民才會有積極性，才會多生産出一些東西來供應市場，否則他就不生産。“去年吃‘大鍋飯’把東西吃掉了，這是個極大的教訓。”“去年全民大煉鋼鐵是不應該的，不但損失了二十個億，更重要的是耽誤了别的事情。”朱德還強調：“我們的經濟管理應該實行經濟核算制。不論是國家對國家，還是國家對人民或人民對國家都應如此。”(15)七月十三日，朱德又對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說：“我認為，對外貿易還是要做的大一點。出口額下降是去年吃‘大鍋飯’的結果。這是許多省都承認了的。但是，四川、河南還不承認，還要吃‘大鍋飯’。”(16)七月十六日，朱德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了解河南省的“大躍進”情況。吳芝圃彙報說：河南省現在“隻有百分之五的人不願吃食堂，大多數人仍然願意吃食堂，這是曆史形成的。”朱德聽後說：“還是要實行自願原則，吃好吃壞自己負責，不要實行包的辦法。”“你們省有百分之五的社員願意回家吃要允許，不要戴帽子，不要歧視。”又說：“去年出現的一些問題不怪下面，問題在于‘躍進’的速度和時間，沒有條件辦的也硬去辦，如大煉鋼鐵。去年是拿錢買經驗。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鍋飯’，像高級社那佯再維持幾年，農業就會皆大歡喜了。至少肉、雞、蛋會有的吃。”“公共食堂建立時靠黨團員帶頭，退出去也要靠黨團員帶頭。要認真研究一下農民的心理，要向農民講清楚，并讓其讨論，否則沒有人敢講話。”(17)正當大家對糾正“左”傾錯誤讨論得很熱烈的時候，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彭德懷在七月十四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提出尖銳的批評。這封信反映了客觀實際和群衆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為政治局委員向黨的主席坦陳自己的意見，也完全符合黨的組織原則。但它引起毛澤東的強烈不滿。七月十六日，毛澤東批示将彭德懷的信印發給大家讨論。
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又在全體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批評彭德懷的信是“資産階級的動搖性”，是“右傾性質”，并提出要進行批判。
于是，會議的方向陡然發生逆轉，由糾正“左”傾錯誤轉向批判彭德懷的“右傾錯誤”。會議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在這種風雲突變的情況下，朱德對彭德懷雖然也進行了批評，但是他仍很注意分寸，沒有亂扣帽子，并且一再肯定彭德懷的信的積極一面和他的優良作風。七月二十五日，朱德在第四小組會上說：“彭總的信起了好作用，但是彭總的看法是錯誤的。”“彭總在生活方面注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彭總也是很關心經濟建設的，隻要糾正錯誤認識，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18)七月二十六日，彭德懷在大會上作了“檢讨”。當天，在分組讨論彭德懷的“檢讨”時，朱德在小組會上說：“彭總發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暢快的。”(19)毛澤東對朱德的發言很不滿意，在中央常委會議上，批評朱德的發言“未抓到癢處”。
八月二日，八屆八中全會開始在廬山舉行。會議進一步開展對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鬥争，并把這場鬥争說成是“一場階級鬥争”。八月十六日，會議通過《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争》的決議和《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
八中全會結束後，朱德離開廬山回到北京，參加中央軍委于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在北京召開的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繼續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反黨罪行”和“資産階級軍事路線”。因為朱德在廬山會議之前和會議期間，曾嚴肅地批評過“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中的“左”的錯誤，在這次會上也被視為“右傾”而受到錯誤批判，并被迫作了“檢讨”。
在批判朱德時，林彪表現得異乎尋常地積極。九月十一日，他在會上惡意攻擊朱德是什麼“老野心家”、“想當領袖”，甚至完全不顧曆史事實地宣稱朱德在實際上“沒有當過一天總司令”。朱德聽到後隻是平靜地對康克清說：“總司令不是我要當的。”他又說：“我當沒當過總司令，毛主席最清楚。”
(20)會後，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對中央軍委作了重新調整，并于九月二十六日發出通知：毛澤東為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為副主席，朱德等為常委。軍委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十月，中共中央将朱德在這次會議上的“檢讨”在黨内下發。
廬山會議和軍委擴大會議以後，黨中央在全黨和全國範圍内，發動了“反右傾”鬥争。
這場錯誤的鬥争，打斷了原已開始的在經濟建設領域内糾正“左”傾錯誤的積極進程，嚴重損害了黨内的民主生活，使“左”傾錯誤變本加厲地泛濫起來：提出要在全國掀起“比上年更好的‘大躍進’”；否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客觀事實；再度确定鋼鐵和糧食産量的高指标；把“包工”、“包産到戶”等正确作法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加以批判；提出在三到八年内，實現人民公社由基本隊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過渡；要求在全國農村大辦公共食堂，認為這是有助于由社會主義向共産主義過渡的大事。
朱德對這種嚴重脫離實際的“左”的指導思想和作法雖仍持有不同意見，但由于已受到錯誤的批判，使他難以繼續公開表示。然而，朱德的态度依然是積極的，并沒有因此而停止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
他以更多的時間到全國各地視察，進行調查研究，認真聽取基層幹部和廣大群衆的意見。僅在一九五九年十月至十一月的兩個月内，他在北京視察了石景山鋼鐵廠等三十多個工廠企業。一九六○年又先後視察了上海、廣東、湖北、北京、陝西、貴州、四川、河南、山東、浙江、安徽等十幾個省市的一些工廠企業和人民公社。朱德在外出視察時，一再強調要發展科學技術和農業多種經營。
一九六○年二月二日，朱德視察廣東省從化縣城郊人民公社綜合農場時指出：“你們要加強科學研究工作，要搞綜合利用。”(21)這年三月，朱德在視察陝西、貴州和四川重慶後，和夫人康克清一起回到他離别了五十多年的故鄉――四川省儀隴縣馬鞍常這是他離鄉後第一次回去，也是最後一次。他曾七次到四川視察，但隻有這一次回去探望了家鄉親人。
三月九日，他們從南充市出發，乘車沿着群嶺逶迤、排峰突兀的大巴山北行。經過蓬安縣和營山縣時，聽取這兩個縣委負責人彙報工作。他向營山縣委負責人叮囑道：糧食生産一定要過關，否則哪個國家也養不起我們這麼多人。(22)在聽取儀隴縣新寺區委負責人彙報時，他說：你們要注意發展社辦工業，增加社辦工業的比重，還要注意發展副業生産。(23)朱德回到家鄉後，用祖上傳下的客家話問堂兄弟：“你們為啥都這麼黃皮寡瘦，說話都吊不起氣？”堂兄弟直通通地說：“還不是因為肚子吃不飽！”
朱德聽後，用拐杖猛敲了一下地面，搖搖頭說：“我知道了。”(24)當天，馬鞍公社黨委書記告訴朱德：前幾年看到他關于多種茶樹的指示後，馬鞍公社已種了三百畝茶樹，辦了一個茶場，計劃今年把茶田擴大到一千畝。還發動群衆采山貨，挖藥材。朱德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我們四川号稱‘天府之國’，那是指成都壩子一帶。象我們這些山區，就是要發展多種經營。”(25)他特别指出，要根據山區的實際情況，開發山區的土特産。
儀隴縣委請朱德參觀在他的舊居舉辦的陳列。土改時，儀隴縣曾計劃修建朱德同志革命紀念館，向中共川北區黨委請示。朱德知道後，從北京打電話給川北區黨委，要求他們立即轉告儀隴縣委：紀念館不要修。農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個地方，不能讓他們遷走。要把那些土地分給農民耕種，以利于發展生産。一九五九年，因為來訪的中外賓客很多，儀隴縣将朱德父母住過的幾間瓦房修整好，建立起朱德同志舊居陳列館，還陳列着朱德少年時代用過的勞動工具和學習用具。朱德看完後說：“不要搞這個了。在這裡辦所學校，節省開支，讓娃娃們念書。你們看現在就改好不好？”事後，他又幾次給省委、地委打電話，再三叮囑：把那個陳列館辦成學校。以後儀隴縣委書記到北京，朱德見面後又問：“學校辦起來沒有？”縣委書記告訴他辦了一個班。朱德說：“太少了，多辦幾個班嘛！”縣委書記解釋道：天天有人來參觀訪問，得留幾間房子陳列展品。朱德堅持說：“琳琅寨那個陳列館，請保留我的意見。”(26)三月十一日，朱德回到儀隴縣城，在同中共儀隴縣委負責人談話時指出：儀隴這個地方，有山林竹木、山貨藥材，可以發展蠶桑、油桐、白蠟，還可以種植果樹，生産潛力是很大的。你們一定要根據山區的特點，帶領廣大幹部和群衆，開發山區富源，發展山區的農、林、牧、副、漁和各種土特産的生産，努力渡過目前的暫時困難，支援國家經濟建設。并囑咐，“你們要老老實實辦事，關心群衆生活，有事多和群衆商量。”(27)第二天，朱德回南充後，在聽取中共南充地委負責人彙報工作時說：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加速農業的發展，對人民生活和工業生産都有很大意義。要大力發展山區生産。“山區也有山區的長處，要根據地形的不同，從實際出發，适宜于長什麼就種什麼，不要強求一律。”(28)三月二十日，朱德到河南省視察。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向他彙報農業問題。朱德指出：“農業的重要問題是改革技術。”“工業一定要支援農業。”
(29)
四月二日，朱德向中央和毛澤東報告了這次外出視察的情況。報告中提出：“我國各地方的地理條件、自然條件都不相同，農作物的種類又非常繁多，農業生産一定要因地制宜，農業技術改革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強求一律。”
“農業和工業都要發展商品性的生産，才能适應國家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30)朱德堅持發展農業多種經營和商品生産的這些主張，實際上表明他對“以糧為綱”和取消商品生産這些“左”的錯誤仍是不同意的。
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大躍進”的繼續發展，使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愈來愈嚴重，一九五九年的工農業生産遭到比一九五八年更大的破壞。從一九六○年上半年起，全國的市場供應日趨緊張，糧食供應更是嚴重不足。一九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指出：“近兩個月來，北京、天津、上海和遼甯省調入的糧食都不夠銷售，庫存已幾乎挖空了，如果不馬上突擊趕運一批糧食去接濟，就有脫銷的危險。”(31)朱德對這一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大事極為關注。六月十一日，他在上海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緻函劉少奇，對解決當前糧食不足問題提出四條意見：一、要多種紅薯、玉米、高粱等高産作物，以增加糧食數量。同時，還要多種瓜、菜，以代替糧食，做到有啥吃啥。二、在新疆、青海、内蒙和東北等高寒地區，要多種深根作物，如糖蘿蔔等。三、在糧食吃法上，應提倡粗糧和細糧混吃。四、要注意發展短途運輸，以便把“死角糧”運出來。
(32)中央很重視朱德這封信，把它作為政治局擴大會議文件之一印發給參加會議的全體同志。
嚴重的經濟困難，深刻地教育了全黨。一九六○年下半年，中央開始注意糾正以“共産風”等為主要标志的“左”傾錯誤，調整有關政策。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規定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至少七年不變；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恢複農村集市貿易。(33)朱德對這些規定十分贊賞。
不久，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讨論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和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等問題。會議的最後一天，朱德在全體會議上發言。他着重講了“農輕重”的關系問題。他說：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對農村工作情況和“農輕重”的關系搞清楚了，摸到了底。過去我們雖然也常說“農輕重”，但實際上沒有那樣做，仍然是“重輕農”。我國的輕工業和手工業是有底子的，今後應注意發展輕工業。鋼鐵工業甯肯少建設一點，也要多給輕工業一點投資，這應該成為今後的長期方針。輕工業發展了，可以多出口一些輕工業産品，換回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來。今後的對外貿易，主要應出口輕工業産品，而不是象現在這樣主要出口農副産品。這是一件大事，應該重視。(34)接着，中共中央又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北京召開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決定按“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并進行整風整社。一月十八日，朱德在全體會議上發言，高興他說：今年我們是按“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這很好。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再來發展重工業，這是正确的方向。他還從中國的具體情況出發提出：發展農業一定要注意開荒和興修水利；發展交通運輸業要特别注意發展鐵路和輪船運輸事業，因為我國的鐵路和輪船運輸事業比較落後，不适應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交通運輸事業發展了，就可以減少人力運輸，以便騰出更多的勞動力來從事農業和輕工業生産。
(35)毛澤東在會上提出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恢複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這次會議是糾正“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中“左”傾錯誤的重要轉折點，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為了貫徹這次會議的精神，會議剛一結束，朱德立刻在一月二十日離京南下，到上海、浙江進行調查研究。一月二十六日，他在視察杭州西湖人民公社龍井茶葉生産隊時，健步登上獅子峰，俯瞰盤山條田和碧綠的茶樹，懷着喜悅的心情對陪同人員說：我國荒山很多，如果都能象這樣開發出來，在南方種上茶樹、柑桔，在北方種上核桃、柿子，能創造多少财富啊！這才叫“地盡其利，物盡其用”呢。他還即興作了《看西湖茶區》詩一首：獅峰龍井産名茶，生産小隊一百家。
開辟斜坡四百畝，年年收入有增加。(36)朱德在浙江視察時，認為在養蠶中實行“四包一獎”制的經驗很好。一月三十日，他在給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說：浙江養蠶的經驗是，大隊對生産隊實行包産量、包産值、包工分、包成本和超産獎勵的“四包一獎”制。
凡實行這一辦法的地區，群衆滿意，包産順利。(37)随後，朱德又到福建、江西、廣東視察了一些工廠和人民公社，并聽取三省負責人關于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和八屆九中全會精神情況的彙報。當時擔任福建省委候補書記、副省長的梁靈光回憶道：“我向他彙報了福建的工業生産情況和發展經濟的設想。
朱總聽得很認真，聽後談了一些意見。我現在記得的突出的有兩點：一是要重視對外貿易工作，發展對外貿易，千方百計增加出口産品的數量，提高出口産品的質量，打入國際市場，這樣就可以增加外彙收入，積累外彙，加強經濟建設；二{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702_1.bmp}是除了發展工業外，還強調發展手工業，特别是發展工藝品，這樣既可以增加就業機會，同時也可以組織出口，賺取外彙。
當時福建面對金門、馬祖，被強調為地處前線，資金攤不到，項目排不上，發展工業有困難，成了沿海各省中經濟最落後的省分。朱總根據當時情況，強調多發展工藝産品。現在看來，朱總的這些意見都是很對的。”(38)對福建的農業，朱德“主張搞多種經營，認為國營農場應成為多種經營的基地，不能單打一搞糧食。”(39)在福建期間，他還去看望了原國民黨政府海軍部長陳紹寬，并且事前叮囑：“不要告訴他，如果告訴他，他就要來的。”他們談得很歡洽。第二天，陳紹寬帶了一束自己種的鮮花去看朱德，朱德也還贈了一盆蘭花。陳紹寬很受感動，“經常對人講，朱總司令為人好。”(40)三月六日，朱德給中央和毛澤東寫報告，反映視察福建、江西兩省的情況時着重指出：包産完全改變了過去那種自上而下指派的辦法，使生産指揮權真正掌握到群衆手中。“群衆普遍反映有七滿意：對退賠兌現滿意；對分配兌現滿意；對超産獎勵滿意；對自留地滿意；對‘三包’落實滿意：對于部作風轉變滿意；對春節供應滿意。”(41)在廣東視察期間，朱德于三月十三日在對港、澳出口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強調了要發展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問題。他說：“最近幾年來，我們對兄弟國家的貿易做得比較多些，而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則做得比較少。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帝國主義的封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們主觀上注意得不夠。就現在的形勢來看，帝國主義的‘禁運’是禁不住的。”因此，今後“我們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要增加一些。港、澳是自由港，離我們又很近，是我們對資本主義國家出口的一個很好的陣地。我們應該抓住這個陣地。”
他提出：在外貿工作中，“應該特别注意‘以進養出’和‘以出帶進’這兩條”，“所謂‘以進養出’，就是進口原料，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口。”
“所謂‘以出帶進’，就是隻有多出口才能多進口。”他還說：“我們的對外貿易不是搞一年就拉倒，而是要長期搞下去。”(42)三月十四日，朱德參加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的工作會議，讨論制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會後，在三月二十四日離開廣州，到河南、四川、陝西、河北等省視察。朱德看到四川省的經濟有了一定的恢複感到十分高興，四月三十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自中央緊急指示信傳達貫徹以後，四川的手工業、自留地和集市貿易都恢複得比較快。小商品、蔬菜、食品等均不太缺乏。集市貿易很熱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農民很高興。今後要使市場比過去更繁榮是完全有可能的。
手工業産品和農副産品的增加，使農民家家富裕起來，生活過得好些，也是有可能的。(43)朱德回京後在五月九日給毛澤東寫報告，反映這次外出視察的情況，并對一些問題提出意見：第一，“六十條”貫徹以後，群衆的生産積極性提高了，農民已經普遍地注意發展家庭副業生産。第二，河南省雖然向好的方面發展，但是困難仍然很大：農民體力弱，患浮腫病的人還不少，牲畜死亡多。第三，四川農村的公共食堂是“兩道煙”，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員打回家再加工一道，既浪費人力又浪費物力。陝西的群衆說，農村的公共食堂有五不好：一是社員吃不夠标準；二是浪費勞動力；三是浪費時間；四是下雨天吃飯不方便；五是一年到頭吃糊塗面。據豫東調查，允許杜員自己回家做飯吃，不到一個月，浮腫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第四，手工業在一九五八年轉廠并社時，由集體所有制轉為全民所有制的面過大，存在不少問題。第五，集市貿易恢複後，市場活躍了，産品增多了。但是，也出現了投機倒把的問題。因此，必須加強國營商業對集市貿易的領導。第六，現在縣與縣、社與社之間，仍然進行經濟封鎖，物資不能互相交流。這個限制必須迅速打破。第七，國家規定“不許長途販運”，這一條應根據不同情況區别對待。因為許多肩挑小販，對物資交流、互通有無有很大作用。(44)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工作會議。會議繼續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讨論進一步調整國民經濟問題，制定《關于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幹規定（試行草案）》（即商業四十條）、《關于城鄉手工業若幹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即手工業三十五條）等文件。
朱德在會上先後兩次發言。他在五月三十一日的發言中說：農民對一九五七年是很留戀的。這說明高級社時期的工作走上了軌道。一九五八年以後就搞亂了。現在主要問題是解決糧食問題。農民總要有點多餘的糧食，這些糧食國家就不必去統了，可以用來解決市鎮本身的需要。農村市鎮上的茶樓、酒店、飯館要恢複起來，這是農民十分需要的。有些工廠、合作社合并不當的，要恢複原來的狀況。(45)在六月六日的發言中，他指出：現在收購農副産品的辦法太死，收購的種類也太少，這樣不好。今後要改進收購辦法，擴大收購種類。另外，現在的收購價格也不合理。如今年的水果比往年增産，但收購上來的卻很少，原因之一就是收購價格太低。這幾年農村的牲畜死了不少，農具損失了很多，生産力遭到了破壞，這是個大問題。現在要把農村集鎮的鐵匠、石匠等手工業者都迅速地組織起來，恢複生産，幫助農民建立家務。(46)會議結束後，為了了解“手工業三十五條”的貫徹執行情況，朱德多次派身邊工作人員到北京郊區和武漢、廣州等地進行調查，并将調查材料及時轉報中央。七月二十九日，朱德在轉報《關于北京市郊區手工業情況的調查材料》時寫信給中央和毛澤東，提出三條意見：第一，農村手工業和副業生産的潛力是很大的，隻要勞力安排恰當，分配合理，這方面的生産是大有可為的。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要在農業上實行小段包工和建立責任制，以便加快農業建設速度，抽出較多的時間參加手工業和副業生産。第二，北京市城市人民公社的企業和事業單位，現在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這既不利于調動生戶經營管理的積極性，叉重複了“一平二調”的錯誤。是否在各企業和事業單位之間，實行單獨核算，自負盈虧的辦法較好。第三，現在城市人民公杜所屬的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工資福利制度很亂，職工在這方面的意見不少。如果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辦法，在工資福利上，各廠就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和一定的工資福利标準，酌情自行調整。(47)十一月二十一日，朱德在轉報《關于手工業三十五條貫徹執行情況的調查材料》時寫信給中央和毛澤東說：“武漢市和廣州市，已将城市公社工業調整為手工業合作杜或單獨核算的小集體企業，結果很好。我的意見，全國城市工業，均應參照武漢市和廣州市的辦法，适當進行調整。”一九五八年“轉廠并社時，有些地方對手工業工人的雇傭關系、合作關系和師徒關系分不清，以緻将不少手工業技術工人錯劃為小業主。應該指示各地，根據一定的标準，适當糾正。”(48)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有七千多人參加的擴大的工作會議，通常稱為七千人大會。這次大會是在三年“大躍進”造成嚴重困難、經過一年調整形勢開始有了轉變、但困難還很大的情況下召開的。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強調要恢複黨的實事求是和群衆路線的優良作風，要健全黨内民主生活。
二月三日，朱德在山東組會議上發言。他在總結幾年來黨内鬥争的經驗教訓時說：“這幾年，黨内鬥争擴大化了，吃了一些虧，運動中打擊面寬了，傷了人。黨内鬥争有時同對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混淆了。經過這次會議，我看可以把平反的工作搞好，把更多的人團結起來。”“在群衆運動中，往往一個偏向來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傾向來了，也帶群衆性，制止不住，要到失敗了，吃了虧，才制止得祝有那麼一些人，在‘反右’中總覺得高指标都對，不搞高指标就‘右’了。所以，風刹不祝反右比較容易，因為資産階級的東西在我們黨内比較容易識别，好制止一些。‘左’的東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
朱德還根據他豐富的黨内鬥争經驗指出：“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這種情況，作為領導者應當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沒有就不反。不要一說反什麼就自上而下地來個普遍化。”
“解決黨内問題還是要和風細雨，正确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領導工作發生了錯誤，隻要上面肯作自我批評，下面怨氣就容易消。”“對犯了錯誤的同志，應當治病救人，不能搞懲辦主義，無情打擊。要很好地愛護幹部，尊重黨員的權利。”(49)朱德在發言中還總結了生産方面的經驗教訓，他說：“這幾年出了歪風，但生産積極性、工作積極性還應該保護，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還應該搞。問題是要穩步地、實事求是地搞好，這樣積極性就會更高。幹了一件事再幹一件，不搞盲目的積極性，不能做不到的偏要做，強迫命令，懲辦主義。那一套‘左’的歪風要痛改。”“要把大家的積極性引導到農業、工業、手工業生産上去，引導大家同自然作鬥争。但不能用那種幾十萬、幾百萬人齊上陣的辦法，不能那樣搞，而是要有組織、有計劃的搞。
要使農民安居樂業。安居樂業是發展生産的根本保證。”“貫徹農輕重的方針，要從我們的底子出發，不要從上頭來個大計劃，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當中穩步增加。辦不到的事，硬要去辦，還是辦不到，結果既傷了黨員，又失掉了群衆。客觀規律不能違背。隻要我們全黨學會照客觀規律辦事，我們就一定能站穩腳跟，并繼續向前發展。”(50)為了将七千人大會的精神及時貫徹下去，進一步執行調整方針，更好地戰勝困難，恢複和發展生産，朱德在大會結束後的第二天，就啟程赴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東等地視察。他在視察中，根據七千人大會的精神，耐心地向當地領導幹部做思想工作，并及時向中央反映下面的實際情況，也提出自己的意見。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朱德在同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劉俊秀談話時指出：要搞東西，搞家務，否則還叫什麼社會主義？手工業由全國包起來吃虧不校平均分配制度，再過二十年也搞不起來。還是要實行等價交換，按勞取酬。(51)視察浙江和江西兩省後，朱德在三月三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現在群衆感到滿意的是：第一，實行以生産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第二，把生産隊劃小；第三，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第四，允許種自留地和開小片荒；第五，停辦公共食堂。又說：群衆的家庭副業、自留地和開小片荒等，不僅不影響集體生産，而且是集體生産必不可少的補充。(52)朱德在視察中發現，有些地方在恢複供銷合作社時，将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的所有制形式混淆了。他回京後，在四月十六日寫情給周恩來，提出應該嚴格區分國營商業與供銷合作社的所有制形式。信中說：國營商業與供銷合作社的分工，不是在售貨種類方面的分工，而是在所有制方面的分工，即國營商業是全民所有制，供銷合作社是集體所有制。兩者應平等互惠地做生意，依照合同和規章辦事，實行經濟核算，彼此不能混淆。又說：我國地廣人衆，尤其山區交通很不方便，隻靠國營商業是不行的。
隻有發展集體經濟，才能減輕國家負擔，國營商業也才能辦得更好。(53)五月七日，朱德參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工作會議，讨論一九六二年國民經濟計劃。五月八日，朱德在小組會上針對那種認為農民發展家庭副業是“資本主義傾向”的錯誤看法說：現在限制家庭副業太死了，要解除禁令！
在農村要兩條腿走路，正業（農業）和副業兩不誤。“農民的衣、食、注行，光靠正業分點糧食解決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業來解決。”(54)會後，朱德從五月十五日起，又先後去陝西、四川、雲南三省視察。五月二十日，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現在陝西、四川集市上的飯鋪都沒有了，農民趕場買不到飯吃，感到很不方便。可以允許私人或供銷杜在集鎮上開幾家飯鋪，這樣既能養活一部分人，又方便群衆。陝西省的煤炭企業現在普遍賠錢。大型企業虧本出售還可以由國家貼補，小煤窯長期賠下去就無法再維持生産了。而小煤窯的生産在解決當地民用煤方面有重要的補充作用。因此，煤炭調拔價格可以不變，但是小煤窯的零售價格應當允許地方上适當調高，不要統死。這樣做，群衆也不會有太大意見。否則，這些小煤窯賠垮了，當地群衆在燒的方面将會更加困難。(55)朱德在四川西昌地區視察時，曾派人重點調查了一個生産隊。五月二十六日，朱德緻電中央，如實反映了這個生産隊的情況：“這裡群衆的生活還是比較苦的。”“這個生産隊的群衆，四月份平均每人口糧隻有十斤（十六兩秤），五月份平均每人口糧十一斤四兩。在夏季插秧大忙季節，一個全勞力也隻能吃到十六斤。”“口糧不足的原因，除因去年天旱歉收外，在執行政策上也還存在問題。如公社規定，在完成征購和儲備任務後，即使生産隊還有餘糧，每人每天的口糧也不得超過十二兩。口糧是十天一發，主要是怕群衆吃了‘過頭糧’。對群衆開墾小片荒地還有限制。總之，對農民箍得太死，因而影響了群衆的生産積極性。”(56)朱德在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時，思考過許多問題。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同身邊工作人員說：第一，全國在統一政策下，具體作法要因地制宜。各地可以有細則，有區别，不能強求一律。如所有制、責任制、經營管理等，各地可以有所不同。
第二，當前主要是反“左”，而不是反右。要提意見，不要怕說右了。第三，今後建築部門可以出國，搞勞務出口。第四，商業部門完全統一有問題。糧食部門要有利潤，不能賠錢。第五，集體副業與家庭副業要同時并舉，有許多事情要靠家庭而不是靠社會去解決。第六，要鼓勵農民開荒，可以規定幾年不征稅。(57)八月，朱德在同身邊工作人員談話時又指出：第一，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一定要很好地解決。個人沒有注沒有吃、沒有家，集體如何鞏固？因為生産沒有勁了。反之，家庭生産發展起來，生活改善了，集體才會鞏固。第二，“三包”到組，在一部分地區可行。第三，要發展機關生産，不能因為有貪污分子而把機關生産一筆勾銷。對貪污分子要以法懲辦。第四，自由市場是農民的需要，開放自由市場利多弊少。既然開放，就必然有兩個市場，兩種價格。
(58)
九月六日，朱德看了《關于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草案）》後，寫信給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提出四條意見：第一，應該迅速恢複供銷社渠道，這是促進生産和繁榮經濟的重要措施之一。第二，應該在統一領導下，把市場搞活一些，以促進生産和流通。改變過去那種不統則亂，一統就死的狀況。第三，要号召共産黨員學會做生意，抽調一批好的黨員幹部充實和加強商業系統。第四，要注意調整工業産品和農副産品價格的剪刀差。從長遠來看，應該按照價值規律，逐步縮小工業品和農副産品在價格上的不合理的差距，使價格走向合理化。在當前，應注意調整價格中可能産生的更加擴大的差距。以後随着生産的發展，應逐步解決糧價倒挂、糧棉差價和工業虧損等問題，建立各種價格合理的比例關系。(59)經過七千人大會前後将近兩年的調整，國内形勢逐步好轉。但是，“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并未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争擴大化和絕對化，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資産階級都将企圖複辟，并成為黨内産生修正主義的根據。會議把在農業上實行“包産到戶”的正确主張，說成是“刮單幹風”、“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會議仍決定繼續進行經濟上的調整。毛澤東也說，不要因為強調階級鬥争而放松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九月二十五日，朱德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發言說，由于我們在工業上貫徹了“八字方針”，在農業上貫徹了“十二條”和“六十條”，國内形勢已大力好轉。再加上自留地和集市貿易的補充，市場也活躍起來了，農民是很高興的。“農民今後還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數人富，而是集體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60)八屆十中全會結束後，朱德繼續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為進一步調整國民經濟進行不懈的努力。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三年二月的将近兩個月裡，先後視察了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江西、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十二個盛市、自治區，看了不少工廠、農嘗礦區和人民公社，聽取各級黨政負責人彙報，對經濟工作講了許多重要意見。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朱德在聽取中共江蘇省委負責人彙報時說：“你們要多搞出口産品。”“大門是關不住的，總要和世界市場打通關系。”(61)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德對上海市商業局、外貿局負責人說：國營商業與基層供銷社是買賣關系，不能平調。要使基層社有利可圖。不辦好基層供銷社是不行的，因為我們的國家大，人口多，而且居住分散，隻靠國營商業統不了。要通過基層供銷社與廣大消費者發生關系。(62)一九六三年一月，朱德第二次到海南島視察，考察了瓊崖縣的集市貿易，向當地負責人說：對集市貿易應該加強領導，不可硬反。人民群衆需要的東西反不得。(63)陪同他視察的海南軍分區副政委陳青山回憶說：“車過嘉積市（瓊海縣城），他叫停車。我請他到縣委休息一下，但他不休息，叫下車。一下車，他就轉入集市中去看了，我隻好跟着。他逐一問價格，菜多少錢一斤？魚、肉多少錢一斤？原來他是就地調查研究。他向群衆打聽，我在旁邊為他翻譯。快離開集市的時候，他被群衆認出來了，都說：朱總司令來啦！圍上好些人。我有點着急，請他快走出集市。他說：‘不要緊，别這麼緊張嘛！’後來慢慢走出集市，上車繼續前行。海南很窮，嘉積是當時比較富的地方了，朱總看了很高興。”(64)一月二十六日，朱德又向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林李明強調：海南島一定要以發展熱帶經濟作物為主，因為全國隻有這一個地方最适宜熱帶經濟作物的生長。(65)在河南時，他對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說：煤炭的價格問題要解決，不能長期虧本，長期虧本就不能發展生産。(66)一月三十日，朱德在廣西對桂林市的負責人說：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關系一定要擺好，隻顧那一頭都不行。隻顧國家、集體，不顧個人，就不可能育國家、集體的發展。他說：“不要怕農民富。農民沒有吃、穿，家都顧不了，那能建成社會主義？”(67)朱德回北京後，在三月二日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寫報告，對今後如何辦好供銷社和開發海南島的問題，再次提出建議：目前應加強基層供銷社的工作，通過社員代表會議、代表大會等活動，恢複以往那種民主管理、群衆辦社的優良傳統，使供錯社真正成為群衆自己的供銷社。海南島是我們祖國的一塊寶地，應抓緊開發，并優先發展熱帶經濟作物。從戰略和長遠規劃上來看，海南島必須做到糧食自給，但從目前開發階段來看，國家必須在糧食、人力、物力、技術等方面予以支援。要動員生産隊以及社員個人廣泛地種植熱帶經濟作物。(68)朱德在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後，又在三月十六日前往陝西、四川兩省視察。他在聽取陝西省委負責人彙報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設想時語重心長地指出：現在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建成社會主義，我們要找出一條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69)三月二十一日，朱德到了四川省劍閣縣的劍門鎮，順着趕場的人流漫步街頭，對集市貿易進行現場調查。三十日，他在成都聽取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廖志高、楊超彙報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設想。朱德插話說：糧、油指标不要定得太高，太高了容易落空。糧食每年增長一般是百分之四、五左右，而不是百分之十幾。你們要按“農、輕、重”的次序安排生産計劃。要發展多種經營，畜牧業要大發展，以便解決人民群衆的吃肉問題。(70)四月十三日，“朱德在重慶同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談話時指出：對私商單純取締不行，在邊遠山區還需要私人販運。公家辦不了，辦了也要賠錢，如向山區挑鹽就是這樣。(71)朱德回到成都後，又對四川省委負責人說：四川原來是很富的地方，為什麼這幾年窮了？不能隻怨大旱。除天災之外，在政策上也存在一些問題。
自“大躍進”以來，這也不準搞，那也不準動，限制太死。收購價格也不合理。搞生産不能違反經濟規律，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要因地制宜，山區不适宜種糧食就種經濟作物。又說：你們可以多生産些出口物資，也可以開放遊覽區，以增加外彙收入。(72)回京後，朱德在五月十三日寫信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反映視察陝西、四川兩省的情況說：在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産中，應該“水”字當頭。從長遠看，這是保收和增産的根本辦法。山區和丘陵地區，搞多種經營的門路很多，如竹、木、藤、棕、絲、茶、桐油、山貨藥材等，應大力恢複和發展。“現在農村的經濟作物和多種副業生産雖然在恢複，但還遠未達到過去水平。因此，應當十分注意發展集體和社員家庭的副業生産。否則，不僅浪費了勞動力，而且對于集體經濟的鞏固也是不利的。”(73)五月十八日，朱德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讨論《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通常稱為前十條）。他在會上發言說：農民對我們黨是很信任的。但是，由于過去法律不健全，往往靠行政命令辦事，有時第二個命令把第一個命令否了，第三個命令又把第二個命令否了，因此，農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這樣不行。又說：“在農村搞政治運動，必須達到增産的目的。”(74)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朱德參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工作會議，讨論《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通常稱為後十條）。九月十八日，朱德在華東組會上發言。他在談到“統一集中”問題時說：“我贊成‘統一集中，合理布局’的意見。但是，還要考慮到我們的國家這麼大，如果什麼都統起來也會出問題，國家背不動。因此，必須區别情況，該統一的一定要統一起來，不該統一的不要硬去統一。有些東西可以分散依靠群衆自己解決的，不要都由國家包起來。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75)會議期間，朱德了解到煤炭生産因價格偏低而影響生産的情況後，在十月十五日寫信給周恩來說：“現在大部分煤炭企業的生産仍然虧本，這個問題是應當加以考慮的。”
“作為工業燃料和原料來講，煤炭工業是基礎，應當有合理的價格”，“應當保持盈利，不應當虧本。同各國比較，我們的煤炭價格偏低了。”信中提出：“在發展生産中，怎樣更好地運用價值規律，這确實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應當指定一些人，切實地研究一下這個問題。總結一下這方面的教訓，并且在三年調整中，逐步制定出更符合實際、更有利于發展生産的價格政策來。”(76)一九六三年五月至九月間，河北、河南、江蘇、安徽、山東五省部分地區連降暴雨，洪水成災。當時我國剛剛經曆了連續三年的嚴重自然災害，國民經濟正處在恢複階段，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還很有限。
十月十六日，七十七歲高齡的朱德趕往災區，了解災情，指導抗洪救災。
他首先到了河北保定，這裡是受災比較嚴重的地區之一。連下七天的暴雨，把楊各莊一棵五百多年的槐樹都沖倒了。朱德聽完中共保定地委和保定市委負責人的彙報後說：今後應注意多種點耐澇的高杆作物。沙土地不适合種糧食可以種花生。水邊可以多種葦子，它是很好的原料(77)。當天，他又到石家莊、邢台、邯鄲了解災情。
第二天，他到了河南安陽。安陽地區災情之嚴重也是多年未遇的。洪水自衛河、漳河湧來，有七個縣、六千餘村莊被水包圍，一千多個村莊被淹沒，八十七萬人急待救援。朱德在當地強調：救災要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要注意發展副業生産。(78)接着，他又先後到河南新鄉、鄭州、開封、商丘，江蘇徐州，安徽宿縣、蚌埠、合肥，山東濟甯、泰安、濟南、德州，河北滄州等地了解抗洪救災情況。朱德對中共新鄉地委負責人說：鹽堿地可以植桑，種水果，不一定種糧食。(79)他對中共開封地委和開封市委負責人說：開封是交通要道，直通安徽、山東。在救災中，要恢複過去的經濟渠道，現在很需要小商販，供銷社也要活躍起來，去溝通城鄉物資交流，收購農副産品。(80)他對中共蚌埠市委負責人說：在救災中，對長途販運要放寬一些，還可以有組織地去搞。(81)他對中共安徽省委負責人說，“國家、集體、個人的關系要調整好，農民有家底很重要。生産穩定了，幹部團結了，就能取得群衆的信任。”(82)回北京後，朱德在十月二十九日寫信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反映五省抗洪救災的情況。信中說：經過兩個多月緊張的抗洪救災工作，災民已經初步安定下來。目前災區的主要困難是群衆的口糧不足，藥品缺乏，特别是奎甯奇缺。受災各省都希望能從鄰省的非災區調這一些于菜支援交區，衛生部能調拔一批藥品供應災區。為了幫助災區盡快克服困難，應當加強災區的供銷社工作。供銷社應當為災區的副業生産積極組織原料的供應和産品的收購，幫助災區同外地挂鈎搭線，組織物資交流，并向缺少資金的杜隊發放貸款。(83)經過幾年的調整，到一九六三年上半年全國經濟形勢開始全面好轉。這時，一些幹部中急躁情緒又開始擡頭。朱德既看到經濟形勢有好轉的一面，也看到仍有困難的一面。
一九六四年一月四日至四月六日，這位七十七歲的老人，又在近一百天的時間裡行程萬裡，連續視察了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貴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十三個盛市、自治區。他每到一地，都注意從各地的不同實際情況出發，因地制宜地提出具體的指導意見。視察上海後，他在一月十七日緻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說：現在上海市基本上成為一個生産門類比較完整、物質基礎比較好和技術力量比較強的綜合性工業基地。今後應該更加充分地發揮這個基地的作用。(84)在福建，他向省委負責人指出：福建臨海，你們要多注意海外的事情，有幾百萬人在海外，要努力做好海外的工作。(85)在江西，他對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說：現在群衆搞多種經營的勁頭比幹部大，幹部應該來一個大轉變，大抓一下多種經營。
(86)三月十四日，他在慶祝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六周年大會上講話說：廣西這塊地方是亞熱帶，是全國少有的好地方。不僅發展農業大有可為，而且發展林、牧、副、漁業也大有可為。礦産資源也很豐富，地下的許多寶藏還沒有開發出來，這是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十分優越的條件。(87)四月二十三日，朱德給中央和毛澤東寫了外出視察報告，在談到當前形勢時說：“當前，不論農村還是城市的政治形勢和經濟形勢都很好。”但是，“困難還是存在的。當前農業生産包括經濟作物和多種經營，還沒有全面恢複和發展起來。一些老災區要全面恢複農業生産，還要做很大的努力，還需要一段時間。現在這些地方農民的生活水平還很低。”(88)這時，在“階級鬥争，一抓就靈”的“左”的思想指導下，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通常稱為二十三條）中，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态領域内，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國内的政治空氣越來越緊張。但是，朱德仍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經濟工作上。一九六四年六月至八月，他又赴内蒙和東北三省視察，調查了解國民經濟恢複情況。
十二月十五日起，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工作會議，讨論“二十三條”。二十七日，朱德在會上發言，他堅持實事求是的态度說：對農村的基層組織要一分為二，有好的，也有壞的。從點上摸的情況來看，當權派好的不多。應該說還是好的多。有些同志看到各方面的問題很多就急躁起來。思想改造是長期的，該審判的人還是按法律辦事，要少殺人，把工作做細一點，把壞人當人來改造，把他們改造成為好人，這樣才好。(89)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讨論調整一九六五年國家預算問題時，朱德在會上提出：“供銷社要到農村去換東西，不拿票子把農村的東西收起來，是最大的損失。”“要合理合法地把生意做活，生意做活了，财富就有了。農民手裡有了錢，就可以購買他們所需要的東西。”(90)朱德的意見，得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和李先念等人的贊同。十二月三十日，朱德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講話時指出：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過去我們是學習蘇聯的經驗，現在我們要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91)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已經持續了幾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的經濟調整工作，被這嘲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所打斷。朱德在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的一些正确主張和意見，也被視為“右傾”而受到錯誤的批判。
朱德有一個業餘愛好，那就是種養蘭花。蘭花，在中華民族的文化生活中曆來被看作堅貞高潔的象征。朱德在一九六二年初參觀北京中山公園蘭花展覽後，曾經寫了一首詩贊頌蘭花的這種品格：幽蘭吐秀喬林下，仍自盤根衆草傍。
縱使無人見欣賞，依然得地自含芳。
朱德一向喜愛蘭花。建國後，他年事已高，種養和欣賞蘭花便成為他很少的業餘閑暇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不僅有豐富的養蘭經驗，對蘭花的鑒賞也有較高的水平。他以蘭會友，結交了不少蘭友，其中有蘭花專家、工程師、技術工人、寺院和尚和業餘蘭花愛好者。
廣州華南熱帶植物園養蘭女工程師程式君回憶同朱德的交往時說：“朱總每次來，都很随便，同我們以蘭友相交。他到蘭圃參觀時，也把我們帶去，借以交流經驗。當他了解到我們植物園經費和人員都不足時，便對我們說：‘我們交個朋友，我把北京的地址留給你，你在工作中遇到什麼問題，随時給我寫信，我盡力幫助解決。’他的和藹慈祥和親切關懷，使我終生難忘。”(92)北京中山公園内有許多名貴蘭花是朱德贈送的。當公園建立“蘭室”時，想請他題字，朱德欣然答應下來。幾天後，他非常認真地寫了幾幅字讓公園挑眩朱德對公園“蘭室”的建設抱着很大的希望，叮囑他們：“作為國家的珍貴财富，要好好保護這些蘭花。”(93)朱德養蘭花，還着眼于推廣繁殖，供人民群衆觀賞。解放前，蘭花可以說是隻供有錢人玩賞的。一些名貴品種，一般百姓更難以見到。朱德曾經說：“蘭花不能象過去那樣隻供少數人玩賞，要逐步走入尋常百姓家。”(94)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期間，他對南方一些省的代表談了要重視種植蘭花的問題。“他說，這既可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又可組織出口，賺取外彙，為國家積累建設資金。”(95)朱德廣交的蘭友中還有一些外國朋友。北京中山公園的虞佩珍工程師講了一個“花為媒”的故事：六十年代初期，日本知名人士松村謙三作為友好使者來到中國訪問。他和朱德對蘭花有着共同的愛好，在訪問期間曾到中山公園蘭室觀賞，他向公園點名要了四個蘭花名種，不久又回贈了幾個日本品種的蘭花，以花為媒促進了兩國人民的友誼。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國家的正常秩序完全被打亂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遭到嚴重破壞。從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第三十三次會議後，在長達八年零六個月的時間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再也沒有舉行過一次會議。連朱德種養蘭花，也有人在中南海貼大字報說這是“資産階級情調”。朱德看到後，隻是很平靜地對康克清說：“種蘭草有這個事”。“種蘭草一可以美化環境；二可以調劑老人的業餘生活；三可以出口為國家掙外彙。”(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