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一九五四年九月，新中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作了題為《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開幕同。
大會通過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毛澤東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為副主席。劉少奇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提名，大會決定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
這時候，中國人民在共産黨領導下，已經戰勝嚴重困難，勝利地完成了恢複國民經濟的艱巨任務。從一九五三年起，開始實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這年九月，中共中央向全國人民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内，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經濟原來十分落後的中國，怎樣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怎樣才能較快地發展社會生産力？怎樣逐步建立以生産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建國不久的當時，對這些全新的課題誰都缺乏經驗，隻能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出發，在實踐中進行探索。它也成為朱德關心和思考的中心問題。
朱德被選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時，已經快滿六十八周歲。照中國傳統的說法，已是年近古希一九五○年底，他患過一次654夕比較嚴重的肺炎，中央曾決定他到外地療養了三個月。但進入新的曆史時期後，他仍不辭勞苦，每年都用兩到三個月或更多的時間，到全國各地視察，深入到農村、工廠第一線，找當地的領導幹部、專家和工人、農民談話，調查研究，同他們交換意見，然後給中央寫報告，反映情況，提出建議，積極參與黨和國家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各種重大決策。為此，朱德跑遍了全國，除台灣、西藏、甯夏外，其他盛市、自治區他都到過。從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從東海之濱到西北高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對經濟建設工作，朱德曆來是十分重視的。早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他對這方面就一直給予特殊的關注，花費了不少精力。南泥灣的開墾、軍工事業的建設等，都是顯著的例子，新中國成立前夜，他更一再強調這将成為黨和國家最重要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他在紀念黨誕生二十八周年的大會上指出：現在，經濟建設已成為“全國勝利以後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①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全國工會工作會議上又說：“革命的終極目的就在于發展生産。”“發展生産，發展工業，是中國人民的要求，也是工人階級的要求，也是我們黨的要求。”②新中國成立後，面對着舊中國留下的破爛的攤子，朱德深知，要順利完成發展生産、恢複國民經濟的艱巨任務，必須團結全國人民，充分發揮他們的才智和積極性，萬衆一心地共同努力。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朱德在和煤礦工作幹部談話時指出：“自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後，我們的工作中心已開始轉向經濟建設方面，”應該廣泛地團結全國各方面的人來進行經濟建設工作。“就全國來講，共産黨員無論如何隻占少數，我們要是不善于和黨外人士團結合作，生産建設的任務也是不容易順利完成的。”③一九五○年一月十日，朱德在全國紡織工會代表會議上再次強調：“要加強團結，不但工人階級本身要團結，而且要團結廣大的小資産階級、民族資産階級，還有農民，共同來建設我們的新國家。”④朱德十分重視科學技術在發展社會生産力和進行經濟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他明确提出“依靠技術建設國家，依靠群衆完成工程”⑤的觀點。第二年八月，他在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上又強調：自然科學工作一定要同全國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與國防建設密切地結合起來，這對發展自然科學是個極為重要的條件。
朱德認為，為了發揮科學技術在建設國家中的作用，必須重視知識分子，積極培養各種有文化、懂技術的人材。一九五○年他在機械工業會議上指出：“我們的技術人員這樣少，這樣缺乏，假若再使用不當，不能讓他們很好地工作，貢獻力量給國家，則對我們的工業建設将是一個不可補償的損失。”
“我們必須大量地培養和提拔新的技術工人和技術人員，組織工人學習文化和技術，号召老幹部學習技術。”⑥一九五一年，他在全國紡織工業代表會議上再次強調：“我國的知識分子為數很少，決心為人民服務，有技術知識和業務知識的知識分子，是國家重要的财富。”⑦為了團結全國人民投入經濟建設工作，朱德十分重視要正确地決定政策。他曾多次強調要注意團結民族資産階級。一九五二年的“五反”運動中，沒有把城市獨立勞動者和小業主同一般資本家很好區别開來。為此，朱德于三月二十二日寫信給劉少奇，提出對獨立勞動者應該采取正确的政策。他說：“在‘五反’中，我們曾将城市工商業者，按照他們的行業和守法與違法的程度加以劃分，這是必要的。”“但是，最近我想到這樣一個問題，即對于城市工商業者，還必須從其階級關系上、經濟活動的性質上來加以區别，井以此來作為我們決定政策的基矗”“城市中的獨立勞動者（包括大量的小手工業者在内），應該與資産階級嚴格區别開，不應把獨立勞動者與一般資本家放在一起統稱為工商業者。”
“這些獨立勞動者，雖然占有很小一部分資金，但他們不雇人或隻雇很少幾個學徒，并且他們都是直接參加勞動的。所以，決不應把他們與資産階級同等看待，而應該看作是與農村中的中農同一性質的階層。在這次‘五反’中，也證明他們完全能夠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
各城市中的守法戶與基本守法戶中的絕大部分就是屬于這一階層。”
“在盡可能的範圍内，幫助他們大部分組成生産合作杜，使其與國家經濟聯結起來。”“國家對于獨立勞動者的政策應與資本家有原則的不同，在稅收上，在貸款上都應在有利于生産的條件下給以優待。”“隻有這樣才能把他們更緊密地團結在工人階級的周圍，同時也更有利于城鎮的生産。”⑧建國初期，過去長期戰争年代中形成的各地區财政經濟工作分散管理、分散經營的狀況一時基本上還沒有得到改變。随着國家的統一，國家财政也必須統一。一九五○年二月，朱德在全國财政會議上說：“财政的統一是我們多年來争取的事”，“今後我們必須在統一的基礎上來建設全國的财政。”
同時，他又認為不能過分強調中央集權，提出将來要建立中央、盛縣三級财政體制的設想。在這次講話中，他還談了如何充分發揮銀行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問題。他說：“過去我們也有銀行這個工具，但是沒有好好利用，隻是發點票子。”今後，“全國要廣泛建立銀行網。銀行必須負起很大的責任來，掌握資金，監督生産。”“财委要經過銀行來掌握家務，使銀行成為國家的總會計。銀行不僅是一個發票子的機關，國家的投資都要成為銀行的貸款。”對國家的建設事業，“銀行必須起監督作用”⑨。一九五二年，朱德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出：今後“除逐步建立農業銀行之外，我們還應逐步建立工業銀行、基本建設銀行、商業銀行、合作銀行、對外貿易銀行，以加強對各該部門的業務活動，并使總行更便于執行總的調劑職能和進行監督。”
⑩
一九五一年，中共中央着手編制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準備從一九五三年起，開始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一九五二年七月十日，朱德寫信給毛澤東并轉中央财委，對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出五條意見：（一）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必須把鋼鐵、石油、煤炭、有色金屬、機械、電力、化學等工業的經濟和技術基礎打好，同時，适當發展建築工業和紡織等輕工業。（二）關于财政統籌統支問題，統倒好，包不了，而且也限制了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我們對劃分地方預算的巨大經濟和政治意義，現在還認識不足。劃分出地方預算，至少有這樣幾個好處：一是可以擴大國家财政收入；二是可以節約國家開支；三是可以解決地方開支的需要；四是可以幫助地方發展工業。因此，必須逐步而又迅速地實現地方财政和區鄉财政。（三）注意發展地方工業，國營工業和地方工業應當明确劃分。（四）必須保證對外貿易的平衡，并力求部分出超，以形成對某些國家的儲備，以備轉口之用。（五）農業除興修水利、改良技術、這種除蟲外，還應逐步發展農業生産合作社和移民開墾。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規定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這一方面是由于學習蘇聯建設經驗的影響，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國的工業基礎，特别是重工業基礎十分薄弱。拿鋼鐵的人均産量來說，在一九五○年隻有二點三七公斤。
鋼鐵是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生産資料都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材料。為了獲得能依靠自己力量來實現工業化的物質基礎，為了給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機器設備，需要盡可能使重工業有較大較快的發展。
朱德對重工業、特别是鋼鐵工業的發展是十分重視的。在他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後不久，便在這年十一月四日視察了北京西南郊的石景山鋼鐵廠。
石景山鋼鐵廠是首都鋼鐵公司的前身，當時的規模還很校朱德早就到那裡視察過。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他給石景山鋼鐵廠全體職工寫了一封信，裡面說：“你們的廠目前雖然還隻能每年生産兒十萬噸，但國家對它希望很大，它是有根大發展前途的。因此，我希望你們更好地努力，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學習鋼鐵生産方面的新技術，為石景山鋼鐵廠未來的發展奠定一個穩固的基矗”(11)朱德這封富有遠見而又熱情洋溢的信，給了全廠職工以極大的鼓舞。以後，他又多次地到這個廠去視察，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
包頭鋼鐵廠是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開始建設的重點項目之一。當時，我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剛剛起步，各方面的條件還很困難。包鋼在規劃設計上存在着貪新、貪大的思想，沒有考慮充分利用舊包頭原有的基礎，而是主觀地設想在離舊包頭市幾十公裡的荒原沙漠上建起一座六十萬人口的現代化城市。而且在廠房沒有建起前，就先蓋起幾幢高标準的西式辦公大樓、職工宿舍和其他設施。朱德認為，這有悸于黨的勤儉建國的方針，完全脫離中國的實際，應該重新考慮這個規劃方案。
為了進一步弄清包鋼的籌建情況，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朱德先找建築工程部副部長周榮鑫、宋裕和，聽取他們的彙報。他在聽後說：“包頭是否要建成一個新城市？而且又搞得那麼漂亮？值得考慮。”并且指出，蓋辦公樓之類的房子标準不要太高，比老百姓的房子稍好一些就可以了，可以為國家節省很多錢，省出錢來多發展工業。(12)六月五日，朱德帶了有關方面負責人到包頭實地考察。十日，到達包頭，聽取中共包頭市委和市政府負責人彙報，說服他們重新考慮規劃方案。他提出：城市規劃是否要那麼大？建築标準是否要那麼高？然後說：職工宿舍要和老百姓的住房相稱才好，要“穿草鞋”。包頭的人口将來不會發展得很快，不宜規劃過大。要就地取材，适應當地習慣，不要大搞西式建築，企圖一勞永逸。要降低建築标準。(13)他在到建築現場察看後，十二日又對包鋼負責人說：要在現有的基礎上一步一步來。目前人民的生活還很困難，在生活上要向下看。(14)六月十四日，朱德同中共内蒙古自治區委和包頭市委負責人談話，指出：你們都是想把國家工業化快些搞上去，熱心是好的。但是，貪新、貪大、貪多，一切都學習蘇聯的經驗做不到。我們國家有我們國家的情況，不能什麼都學外國的。目前我們國家還很窮，資金不多。在建設中，能省的就要省，盡量做到就地敢材。對包頭舊城的一切要盡量利用，不能完全丢開舊的去建新的。我們隻能根據主客觀條件及需要和可能決定我們的工作方針。腦子太熱，跑得太快，結果會事與願違。原來的設計規劃是憑空想出來的，是失敗的。要重新考慮新的設計規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力求做到省和好。(15)六月十五日，朱德參加中共年蒙分局常委擴大會議。分局主要負責人發言說：“朱總司令這次來内蒙大家都很歡迎，幫助内蒙解決了很大問題，尤其是包頭建設規劃問題。分局和地委的幹部思想基本上通了。”(16)朱德在會上就内蒙經濟建設問題發表了長篇講話。經過朱德耐心地做工作，内蒙和有關部門的幹部都想通了。他們根據朱德的意見，重新修改了規劃方案，為國家節省了大筆資金。
對重工業建設中利用原有基地、提高産品質量、引進國外先進設備等問題，朱德很注意。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他對重工業部部長王鶴壽說：過去我們對石景山、本溪、上海等地鋼鐵工業的老底子注意不夠。在五年計劃中，建設新的工廠固然重要，但改建老廠也很重要，因為這樣做又快又剩建設工業，大的廠要搞，小的廠也要搞，而且小廠有時候也能解決很大的問題。(17)同月二十四日，他對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黃敬說：要特别注意保證産品的質量。東德的蔡斯工廠技術很高，産品都是經過嚴格檢驗的，所以它的産品在世界上有根高的信譽。我們也應該重視這個問題。(18)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對地質部副部長劉景範、何長工說：礦砂出口比糧食出口值錢得多，用這些東西換回我們所需要的機器，就能加快我們的建設。(19)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朱德視察成都量具刃具廠後，給中央和毛澤東寫報告表揚了該廠在建設中少花錢多辦事、勤儉辦企業的做法，建議向全國轉發該廠的經驗。(20)這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同黃敬談話時又說：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們建了很多廠，但缺乏原料，現在不得不返回頭來搞原料。我主張把鋼、鐵、煤等原料工業搞突出些。如果缺乏鋼材，還可以進口一些。(21)我國在建國初期建立起來的經濟管理體制，由于自己缺乏從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實踐經驗，基本上是沿用蘇聯的做法，強調中央集權。這在當時說來是必要的，可以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來建設國家急需的重點項目。但它也存在弊端，主要是中央統得過多、過死，限制了地方、企業和群衆的積極性。随着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的發展，這些弊端就表現得愈來愈明顯了。
朱德對這種經濟管理體制的弊端認識得比較早。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他說：“最近一個時期，在财政統一上所發生的統多了、統死了的錯誤，相當地削弱了一些地方政權的積極性，因為想辦事沒有錢，這是不利于發展生産的。”(22)他認為，要比較快地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産力，隻靠中央的積極性是不夠的，必須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建立起能同時充分發揮地方、企業和群衆的積極性，能夠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财政管理體制。在這幾個方面的關系中，當時他更多注意的還是如何在财政上、工業上實行分級管理、發揮地方積極性的問題。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六日，朱德指出，今後為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要進一步貫徹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财政分級管理的方針”。(23)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朱德同黑龍江省領導人歐陽欽談話時說：“要逐步建立中央、盛縣、鄉四級财政，各自都有獨立性。這樣才能便于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24)十二月七日，朱德在同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談話時，再次談到這個問題說：“現在中央一切都包了，整個社會不能發展，不能發揮下面的積極性。”“現在的制度是死制度，不是活制度。”(25)在工業管理體制上，朱德也主張将部分工業的管理權下放給地方。一九五六年五月，他視察山西省的工業生産後，在給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說：“今後中央有關部門最好把一些小煤礦及金、銀、銅，鐵等有色金屬小礦和小型煉鐵爐讓給地方去搞。地方工業利潤問題，請中央考慮能規定一定的比例給地方，在中央全盤計劃下，經中央批準，把利潤主要用在發展地方工業上，以發揮地方的積極性。”(26)六月，朱德又到遼甯省視察工業生産情況。
回京後，他在給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說：“過去上邊統得大死”，“我認為國營工商企業由中央各部和地方實行雙重領導最為合理。”(27)在商業管理體制上，朱德主張放得更活一些。他向來認為國家在這方面不要管得過多過細，應該放開一些。他說：象蔬菜、水果這類東西，要放開，讓合作社去辦，可以養活很多人。經濟是國家的命脈，要流通。經濟流通了，國家才能發展。(28)小商品的生産和經營，也應該讓合作社去搞，不能把什麼都收歸地方國營企業所有。否則，一方面國家要吃虧；另一方面對群衆也不方便。“社會主義不一定什麼都交給國家搞，合作社搞也是集體經濟。”
(29)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五日，他還對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說：商業部門是管商業流通的，要多想生産發展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不能光想赢利，不能說賺錢越多越好。(30)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重要講話，全面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這個講話給了朱德很大的激勵。他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在八月間寫了《我對主席指示的十大關系的體會和想到的一些意見》（以下筒稱《意見》），對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的思想作了許多重要發揮，并且再一次強調了财政上、工業上實行分級管理的問題。在談到四級财政體制問題時他認為：“起碼也應該先把中央和省（市）這兩級劃分清楚。至于省（市）以下的那兩級，可由省（市）量力而行，能劃分下去的就劃分下去，不能劃分下去的就由省（市）暫時包起來。”(31)在談到工業體制問題時，計對那種認為地方上管不了、管不好的錯誤觀點說：“難道地方黨不管就可以搞好嗎？重要的問題在于把職權劃分清楚。”(32)在談到商業體制問題時說：“如果全歸國家所有，一方面商業業務複雜，涉及面很廣，上至通都大邑，下至窮鄉僻壤，國營商業很不容易領導起來；另一方面在工資、福利、修建等問題上，也存在着很大困難??國家很難全部背起來；再一方面是失去了群衆的監督與關心，更容易産生官僚主義。”(33)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在經濟建設中優先發展重工業。這在當時是必要的，朱德對此是贊成的。同時，他也很強調發展輕工業。他在《意見》中說：“輕工業在我國是有基礎的，不僅可以積累資金，改善我國人民的生活，就是産幫助兄弟國家上，在對外貿易上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應該适當地增加輕工業的投資，來改建、擴建或新建一部分輕工業工廠。對手工業工場，也應該在今後十年左右的時間内，使它逐步地由半機械化走向機械化，這也是發展輕工業中不可忽視的力量。”(34)在工業建設中，朱德很重視利用我國原有的工業基矗廣東的絲織業是有着曆史傳統和良好基礎的。朱德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寫信給中共中央，主張廣東應該多發展養蠶事業，适當提高蠶繭的收購價格，宣布不增加桑田的農業稅，對在山坡上種桑的五年内免稅，并适當貸款，發放蠶種，加強技術指導。(35)朱德還比較早地提出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相結合的問題。并且多次建議中央考慮把軍工和民用工業的生産結合起來，說這是“社會主義建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的《意見》中指出：“在這個時代，科學技術發展是很快的，舊的東西不斷為新的東西所代替、更換。因此，軍人裝備不宜大量生産，過多積壓，而要充分運用這些工廠的設備能力，進行多種生産，使之服務于經濟建設，并使投資有所效益。”(36)朱德鑒于國際局勢的緩和，多次向中央提出要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意見。他在《意見》中說：“過去對沿海工業的疏忽，主要是怕打仗，怕打爛。
當時這樣估計也是對的。”“但在國際局勢已經趨向緩和的情況下，充分地利用我國沿海工業的基礎是非常重要的。”“我國的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區，沿海工業占全國工業的百分之七十。如能充分地發揮現有潛力，結合以合理地擴建或者改建，就能大大增加生産力量。同時，沿海工業還可以作為‘母雞’來支援内地工業建設。内地工業的建設，如果不在設備上、技術上很好地利用沿海工業，而企圖完全靠國外來解決問題，就會是錯誤的作法。”(37)朱德對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中的重要貢獻，在《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着重指出了兩點：一個是提出要注意發展農業多種經營的觀點；一個是提出要注意發展手工業的觀點。《決議》強調：這些觀點，在當時和以後都有重大的意義。
對發展農業多種經營的問題。朱德從我國地域遼闊、人口衆多、資源豐富、各地的自然條件差異很大等特點出發，一向主張因地制宜地發展農、林、牧、副、漁等多種經營。他認為，隻有發展多種經營，農民才能緻富，國民經濟才能發展得更快。
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朱德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發言時，着重談的就是農業多種經營的問題。他說：“由于農業合作化的發展，勞動生産率必然大大地提高，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就可能發生勞動力相對剩餘的問題。對于這部分勞動力，必須預先計劃和安排，使之能有合理的出路。除了用到興修水利、開墾荒地、改良土壤、提高耕作等方面外，還應該根據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向多種經濟方面發展，使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果木園藝，以及運輸、打獵、編制、種茶、養蠶、養豬、養雞、養鴨、養鵝、養蜂等副業密切結合起來??真正做到‘靠山吃山養山，靠水吃水治水’，使人盡其力，地盡其利，物盡其用。”(38)會議期間，朱德在同黑龍江省政協主席歐陽欽、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談話時指出：東北人少地多，無霜期短，農田勞動有半年閑，可以把勞力轉到副業、林業生産上來，不要閑着。林木是積累資金的重要來源，拿出來就是錢。“農業必須向多種經營發展。”(39)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所寫的《意見》中說：“當前在農業方面，除集中力量增加糧食、棉麻等生産外，對于蠶絲、茶葉、藥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等多種多樣的生産，以及其他各種副業生産，也應該高度注意，這些産品不僅是國内的工業原料和為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而且還是出口物資，對換取外彙支援工業建設，是有很大作用的。”(40)對注意發展手工業的問題，朱德在這個時期談得更多，抓得也更具體。
手工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建國初期，我國農村的生産資料百分之九十靠手工業，農民的生活資料百分之七十左右是手工業品，城市居民也需要手工業品，全國有五百多萬個體手工業者和一千二百萬兼營手工業的農民。發展手工業生産，對農業生産和人民生活關系重大。薄一波回憶說，朱德“一再要求我們要重視手工業的生産，并且多次提出書面意見。”(41)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第三次全國手工業生産合作會議。會前和會議期間，朱德多次聽取主持會議的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主任程子華等人的彙報并作指示。程子華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朱德同志“有時叫我去，有時他就來，往往事前不通知，他就來了，在他面前，并無拘柬，可以暢所欲言。”(42)十二月四日，朱德在會上講話中，針對有些人輕視手工業，認為敲敲打打，沒有發展前途的錯誤看法指出：“有的同志說：‘國家工業發展了，手工業就不需要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手工業生産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我國工業建設初期，輕工業還遠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手工業的重要性更為顯著。”(43)在這次講話中，朱德談了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意義，還着重談了組織手工業生産合作社的方法、形式、政策等問題。他說：“在組織方法上，主要是由他們自集股金，自備工具，根據每個人的特長，分工合作，按勞分配。”對手工業合作化的組織形式，在朱德講話前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見：有的人主張用公私合營的形式；有的人主張隻用生産合作社的形式，不用生産小組和供銷生産合作社的形式。朱德認為這兩種意見都不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他說：“開始組織的時候，一般地應該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的生産小組逐漸提高到生産合作社。條件具備時，也可以一開始就組織生産合作社。但要防止盲目地強調集中生産，盲目地将小社并為大社，盲目地要求機械化，以及訂立許多繁雜的制度等，以免影響合作社的發展。”在講到政策問題時，他指出：“關于小手工業者闆的人社問題，我看隻要他放棄剝削，本人有技術，而又願意參加勞動，服從領導，是可以讓他人杜的。??至于未雇正式工人而隻帶學徒者，則應按政務院規定，仍應算作獨立勞動者，不應劃為老闆。”(44)這次會議根據中央指示和朱德講話的精神，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确定了“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程子華回憶說：“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朱德同志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在這個講話中，他肯定了我國手工業的地位和作用。”“他還明确了手工業走合作化道路的幾種形式，以及改造的步驟和方法。這就為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指明了方向。”(45)會議結束後，全國手工業合作化的進程發展很快，但也出現了一些冒進的苗頭。朱德一直注視着這個進程，經常找薄一波、程子華等了解情況，并告誡他們要防止冒進。薄一波回憶說：“朱德同志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直主張穩步前進。對如何解決加快改造帶來的問題，也曾多次發表過意見。”(46)程子華回憶說：“當手工業生産合作社發展比較順利的時候，朱德同志曾經提醒我們，要防止盲目冒進，當時有些地方對手工業生産合作社提出了過高的要求，有的不适當地強調集中生産，有的盲日地将小杜合并為大杜，有的盲目地追求機械化。他說，這樣做，脫離了實際情況，違反了自願原則，往往欲速不達，事與願違，反而影響合作社的發展。
朱德同志這些話，是針對當時出現的苗頭講的，給我們打了預防針，敲了警鐘。”(47)為了總結前一段手工業合作化的經驗，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第四次手工業生産合作會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德在會上作了《要把手工業生産合作社辦好》的講話。他提出國家要扶植手工業，還特别強調要保護和發展各種工藝美術品行業。他說：“有根高手藝的老師傅是勤學苦練成功的，應該受到國家和人民的尊重和愛護，給他們優待。老師傅把很高明的手藝傳給青年後輩，是新社會給他們的光榮任務。希望他們不要保守，否則‘人亡藝絕’，絕技就要失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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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冬，在農業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到來的推動下，手工業合作化也迅速掀起了高潮。在這個高潮中，由于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簡單劃一，因此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第一，有些地區不适當地辦大社，辦多行業的綜合社，盲目地集中生産和統一計算盈虧，使有些行業打破了原有的供銷關系。有些地區的服務行業不适當地撤消或合并了服務網點，造成群衆生活不便。第二，自由市場已基本上不存在，手工業者原來自購原料、自銷産品的傳統受到種種限制，以緻不少手工業生産合作社停工待料，造成某些手工業産品供應緊張。第三，公共積累偏多，影響了社員的收入和福利。他們說：“工人有勞保，農民有五保，我們無一保。”因此，不少人要求把手工業合作社交給國家，變為全民所有制的地方工業，自己去端“鐵飯碗”，嚴重影響了生産積極性。
朱德對這些問題是很擔心的，他認為，問題雖然是在前進中出現的，但必須重視并加以糾正，否則就會嚴重影響生産的發展。為此，他多次找有關方面負責人了解情況，提出意見。他向中央手工業管理局局長白如冰指出：組織大社一定要具備條件，否則是會垮的。集中起來生産有盲目性，必須馬上制止！凡不适宜集中生産的就不要勉強集中，仍保持分散生産的形式。組織起來後，産品的品種要更多，質量要更好。這樣人民才更加滿意，才能真正體現優越性。手工業的行業複雜，品種繁多，勞力又這麼多，過分強調機械化要注意。手工業合作社是集體所有制，群衆的福利應當自己去解決，而不是加到國家身上。國家不可能解決六億人口的全部福利問題，主要靠人民自己動手解決。(49)白如冰後來回憶說，朱德同志的談話，“使我們心悅誠服”。
一九五六年底，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需要有一段較長的時間來加以鞏固。可是，有的人卻因頭腦發熱又急于想把剛剛組織起來的集體所有制的手工業合作社迅速轉為全民所有制的國營工廠。朱德認為，這種變動事關重大，應該采取慎重态度。他多次說過，在現階段，我國的社會生産力水平還很低，人們的思想覺悟也還不高，若過早地把集體所有制的手工業合作社轉變為全民所有制的國營工廠，勢必會給國家造成損失，給人民帶來不便。在社會主義時期，應該允許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個體所有制同時存在。
朱德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有一個重要主張，就是在堅持自力更生方針的同時，要積極發展國際經濟文化交往，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和先進技術，利用國際上一切有利條件，加速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早在建國前夕他就說過：我們不僅“要同蘇聯及一切民主國家做生意”，“還要同日本、美國做生意”。“因為現在一切生産都是世界化的，我們需要他們的，他們也需要我們的。”(50)他還說過：要把我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内外交流’。帝國主義封鎖我們，但有好多東西他們還是需要我們的，我們需要的東西也可以向他們買。”(51)建國後，他在出國訪問中看到世界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很快，更加強調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要進行建設都不能自我封閉，中國也不能例外，必須放眼世界，發展國際經濟文化交往。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生産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在中國基本上建立起來，經濟建設上也取得很大成就，提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在這個重要的曆史時刻，中國共産黨于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舉行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朱德出席了這次會議。
大會全面總結了黨的七大以來的曆史經驗。指出我國的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國内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大會确定全國人民在新時期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産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
九月十七日，朱德在會上發言，它的主要内容是：在新時期，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加強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有利條件和有利的國際環境，努力發展社會生産力，加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朱德在發言中強調加強黨内團結的重要性。他說：“我們必須反對在黨内關系上任何種類的宗派主義情緒，每個同志都要學會和其他同志團結，特别要學會和自己意見不一緻的人團結。”(52)九月二十八日，朱德在八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八大一次會議制定的路線是正确的，在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八大以後，朱德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道路繼續進行孜孜不倦的探索。他一再提出一定要改變那種過分強調中央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朱德對薄一波說：工業一定要下放，否則，地方上什麼都找中央不得了。隻有下放，中央才不緻當“怨戶”。地方财政一定要劃分出來，否則，地方上年年當“長工”，積極性起不來。放下去造不了反。他從國際形勢已進一步趨向緩和這個判斷出發，更加強調軍事工業要同民用工業生産結合起來。他說：“我看短期内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因此，相當數量的軍工廠，可以改為和平工業，軍隊也要大大裁減。軍工廠如不改為和平生産，要犯錯誤。”(53)他更多地到全國各地進行實際考察。一九五七年一月至三月，朱德到湖北、廣西、廣東、雲南、四川、陝西等盛自治區，對經濟建設中的許多問題進行調查。這時他已滿七十周歲了。
朱德的工作作風是十分重視實際的。在到各地視察時，他特别注意根據各盛自治區的不同特點和實際情況，提出切實可行的如何發展當地經濟的具體主張。
在廣西視察時，他看到那裡物産豐富，發展土特産和經濟作物很有前途，但由于在管理上過分強調集中統一，使地方和群衆沒有權力也沒有财力去發展生産，嚴重地限制了地方和群衆的生産積極性。一月十五日，朱德緻電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為了發展廣西的土特産，必須給地方以應有的權力，使他們能夠制止上述不合理的事。”“否則就會自己整死自己。”又說：“我以為，根據廣西的特點，在建設方針上，除了增産糧食，發展制糖、造紙等工業以外，如何大力發展土特産和開采礦産，是一個值得認真注意的問題。”
(54)
第二天，朱德赴海南島視察。他是建國後中央領導人中第一個來到這裡的。在當時的情況下，為了保證安全，他所乘坐的小飛機是貼近海面低飛到海口市的。在當地領導人陪同下，他從海南島北邊的海口市開始，經過中路，到南端的榆林港，進行全面調查。他對當地負責人蕭慎輝說：“海南有三百多萬人口，有平原，糧食可不成問題；要利用有利的經濟條件，多多發展經濟作物。”(55)他特别重視熱帶作物的生産。當時擔任瓊海縣委書記的吳俊民回憶說：“朱總當時間我：瓊海除種植香蕉外，還可發展什麼經濟作物？
我回答說：瓊海曆史上種菠蘿、椰子，五四年後胡椒也在瓊海發展起來了。”
“他很重視，叫我要抓緊發展姐椒生産，說這是大有可為的事，大力發展。”
(56)他還十分關心在海南島長期堅持武裝鬥争的遊擊隊的情況，在過五指山的時候寫了一首詩，歌頌他們的鬥争。
經過調查，朱德認為海南島是個“寶島”，并緻電中央建議開發這個“寶島”。他在一月二十日的電報中說：“所談所見，說明了海南島的地上和地下資源十分豐富，許多物資都便于出口，極有發展價值和發展前途??這樣好的地方，我以為隻要财力所及，即應積極組織力量從速進行開發工作。”
(57)在二月十日的電報中又說：海南島“在水路交通上四通八達，島上的許多港口既可以成為軍港，又可以成為商港；歐洲來船也比較近，尤其是鄰近香港，正可以成為出口的基地。”(58)朱德到雲南視察時，發現當地經濟作物的種植隻限于國營農場，沒有推廣到農業合作社中去。二月二十六日，他緻電中央和毛澤東：“雲南适宜發展茶葉、咖啡、紫膠、木棉、劍麻等經濟作物。”提出：今後這些經濟作物的種植，應該廣泛地推廣到農業合作社中去，使農業社的糧食、經濟作物和副業三者的生産結合起來。“不要單靠國營農場來經營經濟作物。因為國營農場終究是少數，隻能起指導和示範作用，而大量種植還要靠農業生産合作社。”(59)朱德在四川視察了軍工生産後，于三月十九日緻電中央和毛澤東：“兵工廠轉民用生産或兵工生産與民用生産相結合的問題，這是遲早非解決不可的。要轉還是早轉好，早轉少損失些，越轉的晚損失越大。”(60)朱德回京後，在四月十八日給中央和毛澤東的《外出視察的報告》中，綜合反映了這次外出視察中了解到的情況，并對經濟建設中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比較系統地提出建議。其中談到經濟管理體制問題時再一次說：“為了更好地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我以為财政、計劃、工業、貿易等方面的權力都應該逐步下放，使地方有機動之權。”(61)《報告》談到工業問題時說：“據兩廣、雲南、四川了解到的材料看，這幾個省的礦産資源是比較豐富的??問題是國家對這些資源統得太死，地方和群衆都沒有活動的餘地。”“對于藏量不大的、分散的、國家又無力開采的礦産資源，我認為應當允許地方有領導有計劃地開采，但必須保證國家礦山資源不被破壞和浪費。”“有些東西如煤炭等還可以酌情開放一點自由市場，以滿足各方面的需要。”“我認為應給每個省下放個把象樣的機械制造廠，以便為本省生産工業、手工業、農業所需要的産品，并做一些機器修理工作；或者把某些中央管理的機械制造廠劃出一部分任務交地方支配，根據地方工農業生産的需要進行協作，這樣才能解決地方工業發展中的困難。”
他這次所到的地方，有不少是貧苦的山區。對發展山區經濟問題，《報告》說：“目前山區人民的生活是很苦的。山區問題是全國性的問題，單靠農業貸款和民政部門救濟還不能解決問題。應該看到，通過外貿系統從價格政策和各個方面來使山區經濟獲得發展是當前解決山區問題的一個重要手段，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是可以收到雙重利益的。”(62)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全國山區生産座談會。十八日，朱德到會講話，尖銳地指出：“山區工作中還存在着不少問題。最大的問題是許多同志不重視山區工作。他們不懂得，如果不把山區的富源開發出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有困難的。”他指出：山區約占全國面積的三分之二，人口、耕地都分别占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山區有無窮的自然财富，不僅國内需要，而且是重要的出口物資。朱德強調：“山區的建設方向，應該是從山區原來的自給自足經濟發展成為全國統一經濟的一部分，同全國經濟相交流。”“改善山區的交通運輸，對動員全國力量支援山區，對利用山區的富源支援全國都有重大的意義。”他還指出：“建設山區不僅是農業部門的任務，也是工業、商業、财政、稅收、文教、科學、衛生等各部門的任務，需要各部門做一系列的工作。”各部門都要“把支援山區建設的工作認真重視起來。”(63)第二年一月十一日，朱德同農墾部部長王震談話時又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把一些加工工業都搬到城裡來辦，一方面運輸不便，同時也不利于農民對副産品的利用。有些加工工業應該下放給集體去搞。集體企業發展了，同樣是給國家增加了财富。(64)他的這些主張，都是深入實際、認真研究了中國的實際國情而很具創見的。
對發展對外經濟交往的問題，朱德這時越來越重視了。
他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寫《外出視察的報告》中談到對外貿易問題時說：“無論是為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或是為了加強國際交往，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必須大大地加強和發展。要擴大出口，必須手頭上有一大批東西。”
“解決的辦法，隻有從發展生産、适當節約消費、尋找代用品等方面着手，以便盡量擠出東西來出口。”“這樣，我們就能換回大批的進口物資，我國的建設速度就能加快，政治和外交影響也會更加擴大。”(65)一九五七年五月和十二月，外貿部門先後召開了兩次全國外貿局長會議，讨論如何發展我國的對外貿易問題。朱德兩次都到會講話，闡述對外貿易的意義、方針和政策。他還提出：在發展對外貿易方面，我們既“要學習外國的經驗，也要吸收過去我國商人的某些經驗，要注意了解國外的生産和供需情況。”(66)朱德認為，我國現行的外貿管理體制太死，影響外貿事業的發展，必須進行調整。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他在視察東北後提出：“如果能在國家統一計劃下，把一部分出口任務包給地方，允許他們根據出口需要，直接向相鄰省份組織某些貨源，就會便于更好地因地制宜和因時制宜。這是一個有關體制問題，我認為在研究體制問題時，應該加以注意。”(67)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廣西南甯召開擴大會議。十日，朱德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說：要繼續注意調整某些農副産品的收購價格，調整過分懸殊的購銷差價和地區間的差價，認真做好城鄉物資交流工作。他在發言中，又一次談到發展對外貿易問題，更加系統地闡述他對發展國際經濟交往的思想，尖銳地批評“民族閉關自守”、“民族孤立發展經濟”的錯誤觀點，認為這是不符合加強國際經濟聯系的客觀規律和當前國際有利形勢的。他說：“我主張使對外貿易有更大發展的主要出發點是，利用國際上的有利條件和形勢，來加速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了更快地發展出口貿易，首先就要打破以為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應當實行‘閉關自守’的錯誤想法。”“在實際行動上，就是單純地追求各方面的在一國範圍内的自給自足。”“我們要建成社會主義主要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有六億人口的中國更是如此，這是正确的。但是，除此以外，還要力争外援，還要根據世界經濟的客觀規律，利用必然日益頻繁的國際經濟聯系，來發展我們的建設事業。”“民族閉關自守，民族孤立發展經濟的思想，是違反早在資本主義時代就已經開始的經濟生活國際化的客觀規律的。在社會主義時代，這種國際經濟聯系必然進一步加強。上面這些思想，就更加是不對頭的了。”
當時有一種看法，認為“外銷要服從内銷”。朱德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主張要盡量地擠出東西擴大外銷。他說：“我以為不應當在内銷和外銷究竟誰應當服從誰這個範圍内打圈子。年銷和外銷都必須服從更快地發展杜會主義建設的國家整體利益。從這個利益出發，必須在可能的範圍内，對内銷盡量加以節省，盡量地擠出東西擴大外銷。否則，如果要等到充分滿足國内的需要之後再外銷，那麼我們是永遠也不會有出路的，那就隻會使對外貿易萎縮下去，因此，也就會使整個國家建設事業受到損失。我認為正确的提法是：在保證滿足國内的最低限度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之下，必須積極地擴大對外貿易。”(68)在發展國際交往中，朱德不隻是重視發展對外貿易，還特别強調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他早就說過：“當前的問題是，要在很短時間内，把世界上最新的技術掌握起來。”(69)他說：“不能看不起美國的技術，好的東西還是要拿來。”(70)一九五八年四月，朱德視察南京無線電制造廠談到如何提高科學技術水平時說：“對比是個好辦法，要和外國的比。否則隻在國内比，矮子裡選高的，結果還是不高。”(71)他主張加強國際問的經濟合作，包括接受國外的投資。他多次說過：“現在的經濟是世界化了，不能關起門來。資本主義國家也要同我們交換，日本就需要我們的煤、鐵。”“他們借錢給我們，我們也幹，挖出東西來以東西還賬。”(72)有些産品如石棉、硼砂、鐵砂等，“都可以和兄弟國家簽訂長期合同，也可以接受他們的投資建礦，以礦産品還賬。”(73)“要鼓勵國外資本家向國内投資，不一定現錢，貨物也可以。”(74)朱德還比較早地提出發展我國旅遊事業的主張。他認為這是創收外彙，為經濟建設積累資金的好方法，也是打破“閉關鎖國”，加強國際交往的重要途徑，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他對李先念說：“公家的療養地和風景區有許多房子，可以利用起來，辦成國際旅遊社，這筆收入是很大的。”(75)八月三十日，朱德在和城市服務部部長楊易辰談話時又說：可以“把旅店、招待所全部統一起來，辦成國際旅行社，接待外國人，可以賺錢。把遊玩的地方，甚至祠堂、廟字都搞起來，一是對内服務，一是對外服務。”(76)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以後，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開始離開黨的八大一次會議制定的正确路線，出現了一次重大曲折，這就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的三年“大躍進”。
在一九五七年九、十月間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斷言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并批評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是“右傾”。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在南甯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嚴厲地批評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洩了六億人民的氣，是方針性錯誤。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繼續批評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并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五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鼓足幹勁、力争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會後，“大躍進”運動椎向高潮。
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确定一九五八年的鋼産量要比上年翻一番，達到一千零七十萬噸。會議還通過《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認為：“共産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将來的事情了”，“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産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77)。并要求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會後，一個全民上陣大煉鋼鐵和全國農村大辦人民公社的群衆運動，在全國熱火朝天地開展起來。
總路線、“大躍迸”和人民公社，是在探索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出現的。它一方面反映了廣大人民群衆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也取得了一些建設成就；但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于毛澤東、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做自滿情緒，急于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忽視客觀的經濟規律，使以高指标、高速度、瞎指揮、浮誇風、“共産風”為主要标志的“左”傾錯誤在全國嚴重地泛濫開來，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很大破壞。
運動開始時，朱德的熱情也是比較高的。上述曆次中央會議他都參加了，而且對中央每次會議的決議和毛澤東的意見也是贊同的。他認為，總路線可以把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大躍進”可以更快地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産力，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人民公社是建成社會主義并向共産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因此，他也曾多次談過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重要意義。
但十分重視實際的朱德，在經過多次調查研究後，逐漸發現不少問題。
尤其對各地出現的高指标、高速度、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産風”等違背客觀經濟規律和嚴重脫離實際的錯誤作法産生了懷疑。一九五八年四月二日，他在煤炭工業部召開的四級幹部會議上講話時，針對一些浮誇現象說：“要有實幹精神，勁要鼓。但不要吹噓，辦不到的就不要講。”(78)九月下旬，他在視察太原鋼鐵廠時說：工業生産不能光強調數量，還要注意産品的品種和質量。質量不好，産品賣不出去，積壓在倉庫裡，豈不是浪費？(79)一九五八年秋冬之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發現“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所出的亂子。從這時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前期，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在一九五八年冬的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和一九五九年初的第二次鄭州會議後，朱德根據這三次會議的精神，努力注意糾正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種種錯誤，尤其重視糾正急于改變所有制形式、取消商品生産和商品交換、絕對平均主義、命令主義等“左”的錯誤。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朱德視察天津大沽化工廠時指出，建立人民公社不能強迫命令，能辦到的就辦，一時辦不到的可以慢慢來。快或慢要從具體情況出發。(80)十二月十日武昌會議結束後不久，朱德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指出：“要注意發展商品生産和商品交換，這對人民公社和全國經濟的發展都很重要。”(81)第二天，朱德在聽取中共河南省委彙報工作時說：“人們總想走得愈快愈好，但總有個客觀規律，光想快不行。”(82)針對當時刮得很厲害的那股“共産風”，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日，朱德在視察廣東省良口人民公社時說：“共産主義不是很容易就能實現的，不能急。”(83)朱德對人民公社大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的作法很懷疑。
二月十七日，他在聽取中共江門地委負責人彙報公共食堂情況時說：公共食堂都吃一樣的飯菜，象軍隊一樣，這有點生硬。軍隊都是年輕人，又是作戰部隊，可以這樣辦。群衆的生活如果也這樣，長期下去就成問題了。這是一個關系六億人口吃飯的大問題。(84)四月十五日，朱德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吃飯不要錢是個問題。錢沒有用了嗎？目前還是需要用錢交換。否則，經濟生活就要癱瘓。”(85)朱德對農業生産上的瞎指揮也感到很氣憤，有一次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一畝地施肥幾十萬斤，下種上千斤，這不是發瘋嗎！”(86)他對這些問題的态度，都是比較冷靜、比較實事求是的。
作為國家副主席，朱德在到各地視察、對經濟建設提出許多重要意見的同時還擔負着大量的國務活動。其中包括：一九五五年率團前往朝鮮；同年底至第二年初率團訪問蘇聯、東歐五國和蒙古；一九五七年接待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以他為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應邀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參加朝鮮解放十周年慶祝典禮。朝鮮對這次慶典十分重視，對中國代表團的接待非常隆重。十三日晨當中國代表團乘坐的專車進入朝鮮境内的新義州市時，就受到當地黨政軍負責人和勞動群衆三千餘人的熱烈歡迎。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内閣副首相兼民族保衛相崔庸健次帥等專程前來迎接，并陪同中國代表團同車到達平壤。在平壤，歡迎的場面更加盛大，朝鮮内閣首相金日成元帥親自前往車站迎接，反映了中朝兩國人民在抵抗外來侵略者中以鮮血凝成的深厚友誼。
八月十五日，平壤各界舉行慶祝朝鮮解放十周年的盛大集會。金日成首相在大會上做了報告。朱德也在會上講話，指出：“中國人民對朝鮮人民懷着兄弟般的友愛和敬意。中國人民象珍貴自己的勝利成果一樣珍貴朝鮮人民的每一個勝利和成就。中國人民因為有朝鮮這樣一個英雄的兄弟鄰邦而自豪。”“在朝鮮人民反對外國曼略的三年正義戰争中，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并肩作戰，從而進一步加強了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團結。朝鮮人民的勝利不僅捍衛了朝鮮民族的利益，同時也保證了中國的和平建設和安全。朝鮮人民偉大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人的精神，鼓舞着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保衛世界和平的熱情。”(87)二十五日，朱德一行滿載着中朝人民團結戰鬥的深厚情誼回到北京。
随着我國在國際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國際交往日益頻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日起，朱德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參加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參加民主德國總統皮克八十壽辰慶典，并對蘇聯、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進行友好訪問。
十二月二十一日，朱德一行抵達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朱德不顧旅途勞累，當天就同前來迎接他的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喬治烏―德治交談發展農業和石油工業的經驗。他對羅馬尼亞在中國石油開采方面給予的技術援助表示感謝。二十三日，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朱德率代表團出席大會。當朱德代表中國共産黨向大會緻賀詞時，不斷博得與會代表的熱烈掌聲和起立歡呼。
在羅馬尼亞期間，朱德一行參觀了羅馬尼亞的工廠、革命博物館、軍事學院和研究所等。他們還參觀了羅馬尼亞石油中心産區之一――普羅也斯的城。
接着，朱德又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前往民主德國，參加皮克總統的八十壽慶活動。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他抵達闊别了三十年的柏林。
三日，參加祝賀皮克總統八十壽誕的活動。代表團還前往位于魏瑪的前布痕瓦德集中營，憑吊被法西斯殺害的德同共産黨領導人台爾曼犧牲處，并獻了花圈。
十三日起，朱德率代表團前往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
十七日，他又率代表團訪問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陪同他參加一些活動的捷國民議會主席茲德涅克・費林格對朱德說：我童年時就知道你是中國紅軍總司令，今天能陪同你，是終生榮幸。(88)曾在一九四五年到過延安的捷牙科女醫生羅别愁得知代表團來訪，專程趕來看望朱德和代表團成員聶榮臻、劉瀾濤。朱德對羅别愁的國際主義精神表示欽佩和感謝。朱德還應捷國家電視中心站的邀請，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作電視廣播演說。
一月二十九日，朱德率代表團到波蘭訪問。列車駛入華沙車站時，受到隆重歡迎。朱德在車站舉行的群衆大會上發表了講話。在波蘭，代表團還到了克拉科夫等地。在克拉科夫，參觀了波蘭最大的鋼鐵企業之一諾瓦・胡塔列甯聯合冶金企業。朱德在有萬名職工參加的歡迎大會上發表演說，感謝波蘭人民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支持與幫助。
對波蘭的五天訪問結束後，朱德率代表團乘坐專列，在二月四日抵達蘇聯首都莫斯科，莫洛托夫、米高揚、朱可夫等蘇聯領導人到車站迎接。他們先後拜會了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和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參觀克裡姆林宮的列甯的辦公室、會議室和卧室後，朱德題了詞：“列甯的一生永遠值得我們和後代學習。”這時正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六周年。朱德應邀在莫斯科的蘇聯電視台發表講話，對蘇聯人民在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給予的援助表示感謝。
當代表團即将結束訪問時，接到國内通知，中共中央組成參加蘇共二十大的代表團，由朱德擔任團長，團員有鄧小平、譚震林、王稼祥、劉曉。這樣，聶榮臻、劉瀾濤等先回國，朱德繼續留下，率領中國共産黨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大。二月十五日，朱德代表中國共産黨在大會上緻祝詞。他在祝詞中介紹了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進展情況。全體到會者起立，熱烈掌聲經久不息。二十四日晚間，赫魯曉夫作有關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沒有邀請朱德和中國共産黨代表團參加。會後，朱德又到蘇聯南方的高加索等地區訪問。他前後在蘇聯共停留了四十多天。
回國途中，他又應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邀請，在蒙古進行了三天友好訪問。
四月二日，朱德率代表團回到北京，受到劉少奇、周恩來等的歡迎。此行共一百一十四天。
在出國訪問期間，來德認真地考察了當時的國際局勢，并得出一些重要結論。四月二十五日，他在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出訪報告中說：國際局勢已發生根本變化，世界戰争是可以防止的，這看法是切台實際的。他說：“我相信我們能夠争取到相當長時期的和平建設的條件。”“在這種局勢下，我認為需要考慮怎樣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産方面、同時把國防建設同和平建設結合起來的問題。”“現在已經是可以考慮這方面的問題的時候了。”
他還強調：現在世界正處在工業技術革新中，必須運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提高技術，對此我們必須十分重視。(89)他在訪問蘇聯時，對駐蘇商務參贊李強說：“現在我們不要關起門來，用小套套把自己套死。”(90)随同朱德出訪的聶榮臻有一段回憶：“全國解放以後，朱德同志毫不懈怠，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國的建設工作。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旬至一九五六年二月中旬，我作為代表團成員陪同朱德同志出訪東歐六國。在訪問期間，他常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在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礎上，還要積極争取外援，注意學習兄弟國家的先進經驗，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和設備，請外國專家到我國來工作，這樣可以加快我們的建設步伐。”(91)一九五七年四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應毛澤東的邀請來中國訪問。其中，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由朱德陪同訪問沈陽。他們參觀了鞍鋼無縫鋼管廠和沈陽第一機床廠。二十一日下午，朱德陪同伏羅希洛夫出席沈陽市的歡迎大會，有五萬多群衆參加。伏羅希洛夫結束在外地的參觀訪問後回到北京。許多活動，朱德都出席作陪，直到伏羅希洛夫離開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