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黨的第一任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産黨的地位發生了變化，成為領導全國的執政黨。
黨的隊伍面臨着新的考驗：能不能繼續保持同人民群衆的血肉聯系，繼續保持實事求是、謙虛謹慎和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已關系到黨能不能擔負起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新生活的重任。因此，就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個月，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定》，決定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工作，由朱德兼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機構，這在中國共産黨的曆史上還是第一次，是黨在成為執政黨的新的曆史條件下，以堅持執行黨的紀律來保持黨的優良作風，加強自身建設的一個重要措施。朱德對這一工作極為重視，立即主持創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制定工作細則，選調一批優秀幹部從事這一工作。他要求中紀委定期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報告工作，及時總結工作經驗，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對工作抓得很緊。在很短時間内，中央及各地中央局，盛市、地委的紀委機構都相繼建立起來，開始受理有關違紀案件。一九五○年三月九日，朱德向剛從蘇聯訪問歸來的毛澤東主席書面報告了中央及各級黨的紀檢機構建立和初期開展工作的情況，并概述了目前黨的隊伍存在的一些亟待糾正的問題。
當時，黨的建設面對的情況是：七屆二中全會以後一年多的時間裡，随着全國性勝利的到來，黨員由三百多萬人發展到四百五十萬人以上。廣大黨員幹部在各條戰線上努力工作。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威望是很高的。但是，也存在兩個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一個是少數黨員在革命勝利後滋長了以功臣自居的驕傲自滿情緒和損害群衆利益、脫離群衆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另一個是在完成工作任務的過程中發生不少違犯黨的政策和黨的紀律的行為。針對這種狀況，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着重整頓黨的幹部的整風學習。
根據中央的這個決定，一九五○年五月六日，朱德在中央直屬系統黨、政、軍、群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聯席會議上作了題為《加強黨的紀律檢查工作》的講話。
在這次講話中，朱德首先闡述了紀律的重要和紀律檢查工作的重大意義。他指出：黨的二十八年的曆史經驗，證明在黨内堅持鐵的紀律是十分必要的。“如果黨内沒有紀律，或者不堅持執行黨内紀律，那我們的黨就會成為一盤散沙，也就無法率領千百萬群衆去進行勝利的鬥争，取得象今天這樣巨大規模的勝利。”他特别強調，由于黨領導中國人民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群衆中的威望很高，“如果有一部分甚至即使是很少數的黨員有不好的言行，那就會破壞黨的戰鬥力，降低黨在群衆中的威望。因此，堅持鐵的紀律，加強黨的紀律性，在今天就更有特殊重大的意義。”①他尖銳地指出目前黨内違反黨的政策和黨的紀律情況中幾個比較突出的表現：第一，強迫命令、脫離群衆，已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第二，官僚主義的作風進廠步滋長起來；第三，擺老資格、恃功挾賞的落後思想在某些黨員幹部中表現得特别突出；第四，貪污腐化的行為比過去增多了。
為什麼這些現象在這個時候增多起來？朱德分析它的原因，在客觀上，一方面是由于革命的勝利，容易使一些革命意志不夠堅強的黨員幹部産生政治麻痹、思想松懈、驕傲自大等許多壞東西；另一方面，是由于周圍環境的包圍與影響。他指出：由社會遺留下來的惡劣思想、作風和風俗習慣等等“這些根深蒂固的壞東西，不但在目前，而且在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内，還可以通過各個方面來不斷地影響、侵襲和腐蝕我們。”②而在主觀上，是由于黨内的教育、黨内的生活、黨内的制度，特别是黨内紀律的執行等方面，還存在着許多缺點。為此，他要求黨的各級領導要經常抓緊紀律檢查工作，并同發揚黨内外的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接受群衆監督相結合；要加強黨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并同執行紀律相結合，對那些黨曾告誡在先而仍違反政策和紀律以及犯了錯誤仍拒不改正的黨員，必須給予應有的紀律處分。
朱德認為，紀律檢查工作要特别重視怎樣保證黨的路線、政策能夠順利執行，怎樣克服一切破壞黨的路線、政策的行為和傾向。“在黨的組織中，黨員中有沒有違反黨的政治路線和政策，違反黨章、黨紀和黨的決議，有無違犯國家法律和法令、有無損害群衆利益及脫離群衆的官僚主義等行為和傾向。如果有，就應很好地制止，使之不能繼續存在下去；如果沒有，就應很好地預防，使這些壞的東西不能産生出來。”③朱德提出“檢查和處理案件要本嚴肅與慎重相結合的方針”：一方面，要堅持原則，認真負責，嚴肅處理；另一方面，又要堅持實事求是，處理問題一定要有根據，要把工作做細，弄清是非和輕重，防止因錯誤處分而傷害同志。他一直主張：要以思想教育為主，以執行紀律為輔。
朱德強調，黨員在黨的紀律面前要一視同仁，“我們的黨隻有一種紀律，絕不允許任何不受黨的紀律約束的獨立王國的存在”，有些人認為黨的紀律隻是要一般黨員遵守的，自己可以例外，還有人輕視政府和法律，認為法律隻是給老百姓遵守的，自己可以不遵守，這些“都是剝削階級的思想和行為，對于我們共産黨人來說是一種恥辱。”因此，他要求從事紀律檢查工作的同志要認清是非，堅持原則，不怕得罪人，“不管任何組織或個人，隻要違反了政策，違犯了紀律，我們就去檢舉、糾正。”④有些案件要在黨刊或報紙上公布，教育全黨和人民。
根據黨的紀律檢查工作在新的曆史時期的方針、政策和工作重點，朱德領導中央和各級紀委會同有關部門做了大量工作，抓住一些典型事件及時處理，以教育全黨。他還常常過問中紀委負責處理的重大案件，并按時向中央報告工作。
建國初期，有些地方的黨員幹部在進行征糧、收稅、勸購公債、減租、土改等項工作中，往往為了單純完成任務而強迫命令、作風蠻橫，發生不少違反黨的政策和黨的紀律的情況，引起群衆的不滿。如，一九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華東局的一個通報中反映：浙江省蕭山縣有兩個區多山産竹，耕地極少，大部群衆以造紙為業。但當地工作卻忽視這一地區特點，有的村在劃階級時将槽戶主劃為地、富，工人劃為貧雇農，勞力強，工資收入多的工人劃為中農；在反霸時鬥争了槽戶主，而在征糧時又對沒有田的手工業者派糧，無糧可繳的隻好抛售土紙，使紙價暴跌，形成絕大多數槽戶倒閉，大批手工業者失業，竹山荒毀殆荊朱德對這個通報所反映的情況十分重視，立即代中央起草了轉發這個通報和對手工業政策的指示，指出：“蕭山縣此種破壞手工業的行為，嚴重破壞了我黨恢複和發展生産的根本方針，是一種自殺政策，是絕對不允許的。
對負有造成此種錯誤之主要責任的黨員幹部，應給予必要的紀律處分。”
“我們對手工業的政策是扶助、改進、推廣和保護的政策，而不是亂劃階級、亂鬥争、亂征稅的破壞政策”，對各種手工業“必須嚴格保護，不得侵犯，否則會嚴重脫離群衆，并大大阻礙農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⑤一九五二年一月，朱德又寫信給毛澤東，報告一起利用職權、壓制民主、誣陷好人、侵犯人權的嚴重事件：一九五○年九月間，武漢市醫務部門曾有入匿名寫信給毛澤東，揭發武漢市衛生局副局長宋瑛”官僚主義、工作失職（拒絕接收南下大軍的急症病傷員，緻使個别病傷員失治而死）等錯誤，中央要求武漢市委負責處理，武漢市政府将來信轉給衛生局黨組織查處。宋瑛見信後，卻認為寫信人是“動機不純，有意破壞”，臆測這封匿名信是市屬第二醫院的工作人員紀凱夫等三人所寫，找他們核對筆迹，強迫他們承認錯誤。市政府黨組和副市長周季方支持宋瑛“追查控告人”。在這個期間，第二醫院一九五一年四月發生一起盜竊保險櫃公款的案件，周季方、宋玫等又蓄意嫁禍紀凱夫，命令公安局将紀逮捕，長期拘押逼供，并逮捕配制盜款所用鑰匙的銅匠，逼使銅匠隐瞞真相誣陷好人。至此，他們還沒有罷手，進而将盜竊案說成是“政治陰謀”，捏造證據誣陷紀凱夫是“特務”，并對向上級反映真實情況的一些黨和幹部進行壓制打擊。中共中央中南局組織部、中南局紀律檢查委員會和武漢市紀律檢查委員會在了解真實情況後，都對此事提出不同意見，《人民日報》還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一日于“黨的生活”專欄公開批評宋玻、周季方壓制民主、侵犯人權的錯誤，但問題仍得不到解決。
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直接幹預下，一九五一年十月間，以中南局紀律檢查委員會為首，包括十一個有關單位組成聯合調查組，對這一事件進行調查，終于弄清了事實真相。朱德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這樣一個明顯簡單的事件，竟弄得如此複雜，久不得決，是由于周季方、宋瑛等人宗派主義和極端惡劣的思想品質以及武漢市委負責同志的主觀主義所造成的”，“這一問題的嚴重，不僅是誣陷了紀凱夫，而更重要的是這樣一種性質的錯誤，竟發生在武漢市的領導機關，而領導人直到現在尚不覺悟，故有向您報告的必要。”⑥二月三日，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其他成員一緻同意中南局嚴肅處理周季方、宋玫的意見。
二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報道中共中央中南局處理周季方、宋漠等陰謀陷害案的消息，并發表社論。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鄧子恢親自到醫院慰問紀凱夫，并說：“中國共産黨和人民政府是堅決保護人民檢舉任何政府工作人員所犯錯誤的民主權利的。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員敢于向檢舉人進行報複，人民政府是要堅決予以制裁的，不管這種人職位有多麼高，功勞有多麼大。”⑦中共中央發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後，朱德立即指導中央紀委和各級紀委緊張地投入工作，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廣泛發動群衆，展開辦案定案工作。運動開始不久，即一九五二年一月六日，他寫信給毛澤東，報告中央國家直屬機關開展運動的情況，并說：這次運動把過去整不到、整不掉的問題都提出來了，豐富了整黨的内容。經過這場運動，不僅要克服資産階級思想，刷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污毒，而巨要充實和健全黨的組織生活，發揚民主作風，改善黨群關系、上下關系，加強組織性、紀律性，以純潔黨的組織，提高黨的政治思想水平，保持和提高黨的戰鬥力。⑧一月二十六日，朱德再次寫信給毛澤東，提出在新的形勢下643加強黨的紀律檢查工作的意見。他說：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對于反對黨員違法亂紀的行為，加強黨的紀律性，鞏固黨的組織起了一定的作用和獲得一定的成績，但紀檢工作趕不上實際的需要，主要是對重要案件的處理軟弱無力和對一般案件不能及時檢查處理。産生上述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各級黨委對紀律檢查工作不夠重視，沒有積極領導和支持這一工作，同時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書記和委員一般均系兼職，無暇顧及或很少顧及紀律檢查工作，加以辦事機關還很不健全，專職幹部的配備迄今不足半數，這樣對重大案件的檢查，困難就更多。
為了克服上述缺點，朱德提出三點意見：一、責成各級黨委加強對黨的紀律檢查工作的領導，黨委會議上應定期讨論紀律檢查工作，對于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工作報告，黨委應給予及時的指示，在檢查處理案件時，黨委應給予紀檢幹部以有力的支持。二、健全辦事機構，充實專職幹部。三、黨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與各級人民監察委員會合署辦公，分工合作，互相輔助。
⑨
毛澤東對朱德這個報告十分重視，在第二天就批示：“同意這樣作，請安子文同志根據此項意見用中央名義起草一個簡單的指示（不要太長）。”
⑩二月九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加強紀律檢查工作的指示》，規定：第一、各級黨委必須加強對紀律檢查工作的領導，黨委會議上應定期讨論紀律檢查工作，在檢查和處理案件時，黨委應予紀律檢查工作幹部以有力的支持和幫助。第二、要選調和提拔一批忠實可靠、作風正派、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水平的黨員幹部到紀律檢查部門工作，應該健全各級黨委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辦事機構。第三、各級黨委的紀律檢查委員會與各級人民監察委員會可酌情實行合署辦公，分工合作，互相輔助，加強聯系，做好工作(11)。二月初，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三反”運動和整黨運動相結合進行的指示》，要求全黨在“三反”運動的基礎上，進行黨員标準八個問題的教育，并分期分批對黨員進行審查和重新登記，這項工作到一九五四年春基本結束，有三十二萬八千餘人被開除黨籍或被勸告退黨，與此同時，接收新黨員一百多萬人，全國黨員人數從一九五○年底的五百八十萬餘人發展到六百三十六萬餘人，新建立黨的支部八萬二千多個。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朱德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于全黨紀律檢查工作的總結報告》。報告中說：“三反”運動開展以來，有效地揭露了黨員幹部中的嚴重違法亂紀行為。根據華北、華東、東北、西南、西北五個地區六月初的報告，揭發出的貪污分子和有貪污行為者中，黨員占百分之十六點五，其中将有二萬人左右被開除黨籍。報告說：“三反”運動對于我們黨來說，是一次有領導的、發動群衆的、全體規模的、有系統的紀律大檢查運動，使廣大幹部受到了教育和考驗，證明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犯有違法亂紀錯誤的幹部受到了應得的處分。
報告還指出，運動暴露出我們在紀律檢查工作和幹部工作中存在相當嚴重的缺點和應當吸取的教訓：第一、過去有些黨的組織發現了黨員幹部有違犯黨紀的錯誤，不是正面地及時地提到原則高度予以批評糾正，而是采取旁敲側擊、輕描淡寫的方法去對待他們，或片面地從所謂照顧幹部的曆史、情緒等出發，不敢或不願正面提出批評；對于犯有嚴重錯誤不宜繼續擔任原來工作的高級幹部，沒有堅決地從領導崗位上撤換下來，使黨紀松弛，黨内各種錯誤傾向更加發展。第二、有些黨組織平時對幹部的了解很差，不聽群衆的反映，一些壞幹部就以一種極不正派的手法騙取信任、以達到個人的目的。
第三、有些部門用人單純強調技術，忽視政治，放松了黨的領導和黨内的思想鬥争，失去了對資産階級思想的警惕，造成了幹部中違法亂紀的嚴重情形。
第四、在處理黨員違犯黨紀的案件中有兩種偏向：一是不夠嚴肅，有憐憫、姑息觀點；二是簡單化，不慎重。第五、有些黨員幹部對國家的法律、法令，對政府的政策和制度不重視、不研究，常常不自覺地犯錯誤。
報告提出，必須加強黨的紀律檢查工作，健全黨内的組織生活和民主生活，充分發揮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各級黨組織要對黨員進行遵紀守法的教育，使黨員養成奉公守法的習慣。(12)六月二十三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認為這個報告是正确的”，(13)轉發到盛軍級以上各級黨委。
限于當時的曆史條件，“三反”運動采取大搞群衆運動的做法，發生過一些過火的行為。在運動收尾階段，朱德恨據中央意見指導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在各級黨委統一領導下，進行了大量的定案處理和複查工作。到一九五三年春，在全國大多數地區進行了重點複查，對運動中發生的一些過火行為和處理中的偏差作了嚴肅的糾正。朱德将這一工作情況，也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專門寫了報告。
一九五三年，國家在國民經濟恢複的基礎上，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規模建設。中共中央也在這一年提出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朱德對黨的這條總路線由衷擁護，并提出黨的紀律檢查工作要保證總路線的順利執行，防止并克服一切破壞總路線的行為或傾向。
這年十一月，朱德主持召開第二次黨的全國紀律檢查工作會議。十一日，他在會上作了《過渡時期黨的紀律檢查工作的任務》的報告，闡述過渡時期黨的紀律檢查工作的意義和四項基本任務：第一、保護生産，保證國家計劃的切實執行。要通過黨紀教育和重要案件的處理，使黨的發展生産的政策正确地執行，使國家的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順利地實現。第二、防止并反對資産階級和資本主義思想對黨的腐蝕，進一步鞏固和純潔黨的組織。要從思想上，組織上兩方面來鞏固和純潔黨的隊伍，保持黨的肌體的健康。第三、鞏固黨同群衆的聯系。他特别強調：“我們的黨隻有在受到廣大群衆的擁護和監督的條件下，才是強有力的，才能戰勝一切困難和阻力，把我們的事業推向前進”。(14)他要求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幹部要切實關心群衆的利益，細心傾聽群衆的意見，堅決保護群衆的民主權利，堅決反對違法亂紀的行為；黨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要注意檢查和糾正黨員幹部侵犯群衆利益的行為，認真處理對黨員幹部的檢舉、控告、申訴案件，切實做好群衆的來信、來訪工作，以鞏固黨同群衆的聯系，使我們黨無論什麼時候都能取得廣大群衆的真誠擁護，堅強地立于不敗之地。第四、保證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朱德認為，這是實現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順利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重要保證。為此，要堅決反對分散主義，防止黨的個别組織和黨員向黨鬧獨立性，以及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發生，同時，要充分發揚黨内民主，加強黨的集體領導。
一九五三年底起，中共中央内部開展揭發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的鬥争。在全國勝利後不久，黨和國家的高層領導中出現這樣嚴重的鬥争，這是朱德原來沒有想到的，他後來說：“直到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我才認識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面目，認識了反對高饒鬥争的嚴重意義，并堅決地擁護這一鬥争。”(15)他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召開的七屆四中全會上對高崗、饒漱石的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并說：黨内要大大提倡團結。曆史一再證明，當着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都團結一緻的時候，黨的政治領導作用就能充分地得到發揮，革命事業就大大地向前發展；反之，黨的政治領導作用就削弱，革命事業的發展就受到損失，受到挫折，以至于失敗。我們應當在《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的指示下，提高階級覺悟，清除那些不健康的現象，增強黨的團結(16)。
朱德認為，目前不利于黨内團結的就是在一部分幹部中滋長着個人主義、驕傲自滿的情緒。他們斤斤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計較個人的地位榮譽，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以功臣自居，隻能聽人奉承贊揚，不能接受人批評監督，甚至産生一種極端危險的思想，認為黨是軍隊創造出來的，政權是軍隊建立的。這種完全錯誤的思想如果不受到堅決制止，任其存在和發展下去，就可能走到破壞黨的團結的地步，使革命事業遭受損害。為了肅清高崗散布的“軍黨論”的錯誤影響，朱德多次在軍隊幹部中講話，強調，軍隊是在黨的領導之下建設和發展起來的，是在黨的領導之下戰勝了敵人的。黨是軍隊的領導者，軍隊是黨發展革命和鞏固革命勝利的工具。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軍隊。全軍每一個同志特别是高級幹部，都要忠實地服從黨的領導，成為黨和人民的工具。(17)一九五五年三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朱德再次作了揭發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的發言，要求全黨同志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為社會主義事業奮鬥。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朱德出席了大會，并在大會上作了《加強團結，建設社會主義》的發言。他指出：目前的國内條件和國際條件，對于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十分有利的。隻要我們黨能夠保證正确領導而不犯重大的錯誤，隻要我們黨能夠保持自己隊伍的統一和團結，就一定能夠團結六億人民勝利地實現社會主建設的任務。他說：我們隻要能夠在新的情況下，正确運用我們三十五年來所獲得的豐富的建黨經驗，就能夠防止發生嚴重的錯誤，就能夠及時地糾正已經發生的錯誤，使小錯誤不緻變成大錯誤，使暫時的錯誤不緻變成長期的錯誤，保持黨的領導的正确和黨的統一和團結(18)。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朱德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朱德兼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前後共五年七個月時間。一九五五年五月，中共中央決定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改成監察委員會，由董必武擔任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朱德出席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最後一次會議和中央監察委員會成立大會。五月六日，他在會上講話，對中央和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工作作了總結，對新建立的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殷切的希望。
在這以往的五年多時間裡，朱德主持黨的紀律檢查工作，為加強黨的組織紀律，克服黨内各種不良傾向，保持黨的優良作風，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傾注了許多心血。中央和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在這些時間内處理了近三十萬起案件，在同壞人壞事作鬥争，克服黨内紀律松弛現象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曾擔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的王從吾回憶說：“朱德同志以身作則，堅持黨的原則，維護黨的紀律，帶領大家認真負責地做好紀律檢查工作。
在全國解放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内，由于黨中央的正确領導，中央和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對違犯黨紀的各種不良現象進行了堅決的鬥争，對許多重大事件作了嚴肅的處理，從而使我們能夠從紀律檢查方面來推動各項事業向前發展。”(19)作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朱德處處以身作則，堅持黨的優良傳統，身體力行，為處在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産黨人作出了表率。
他多次尖銳地批評一些黨員幹部居功自傲。他自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是舉世皆知的，他卻總是謙虛謹慎，把功勞歸于人民，歸于黨，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看作一個普通的共産黨員。解放初，他家鄉四川儀隴的鄉親中有幾十人串連起來，背着柴禾，帶着米袋，走出大巴山，經過南充，乘木船沿嘉陵江到了重慶，要上北京。朱德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刻告訴重慶的負責幹部：要做好工作，動員他們盡快回去勞動生産，一個也不要來；他們中要求參加工作的，也要根據黨的政策，量才錄用。賀龍替朱德接待了這批鄉親、派人陪他們在重慶遊覽後仍送返家園。一九五一年朱德六十五壽辰，儀隴家鄉派人到北京到看望他，并提議把儀隴縣改名為朱德縣。朱德聽了趕緊說：這怎麼使得？我不算英雄，隻是一個在戰場上沒有被打死的普通士兵，為革命犧牲了的烈士才稱得上英雄(20)。
朱德要求全黨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他自己始終如一地克勤克儉、清正廉潔。五十年代初的一天，他看到身邊的工作人員在清掃環境，高興他說：“每個人都要鍛煉，要能吃苦，有樸素作風。人們都是‘從儉入奢易，由奢人儉難’。有些人本來出身很苦，但進城以後就變了，不儉樸了。我們黨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政黨，隻有我們才能用這麼大的力量和時間來改造杜會，不但要改造經濟，而且還要改造思想意識和道德風尚。舊習氣不可能一下子除掉，沾染舊習氣也很容易。如果不養成樸素、節約的習慣，生産無論怎樣發展，人們的欲望也是難于滿足的。”(21)他在衣、食、注行各方面，處處自奉節儉。建國初期，朱德住的中南海永福堂，是三間老式平房，東頭一問是他與夫人康克清的卧室，西頭一間是他的辦公室兼書房和會客室，中間一間隔成兩半，前半間是過道兼飯廳，後半間作儲藏室。後來搬到中南海西樓，住房也并不寬敞，連飯廳都留不出來，節假日子女回來，還得臨時搭鋪。
吃的方面，給朱德做過廚師的鄧林回憶說“一般人以為朱老總是中央領導，吃飯是特竈，标準一定很高。可實際上，從解放進北京到一九七一年我生病離開中南海，老總、康大姐和我三個人加起來的夥食費平均每月都不過四、五十元，就是按當時的标準，也隻是一般中層幹部的水平。”(22)平時，康克清在機關食堂吃飯，在家吃特竈的隻有朱德自己，每頓都是一小碗米飯，三小盤菜，一個湯。三小盤菜中，一個素菜，一個半葷半素的菜，一個常常是他親手腌制的泡菜，湯則是一碗普通的菜湯或雞蛋湯，幾乎天天如此。如果飯菜剩了，他不讓倒掉，下一頓還要接着吃。為了不使他吃剩飯剩菜，廚師就嚴格地按他的飯量做，吃多少，做多少。有時來了客人，朱德囑咐添一兩個簡單的菜，不夠時再上一點泡菜，從不鋪張。他對廚師說：“我不讓你每天做大魚大肉，不是怕花錢，主要是要養成儉樸的習慣，一切從六億人民出發，生活上不要太超乎老百姓生活水平之上。”(23)有一次，機關供應站進了一批對蝦，鄧師傅買了幾個精心烹好，上到飯桌上。朱德一見，就問是從哪裡來的，多少錢一斤。然後說：“者鄧啊，對蝦是好吃，可你知道嗎？一噸對蝦到國外就能換回好多鋼材喲！我們國家窮，缺鋼材，對蝦少吃一口有啥關系，進口鋼材更要緊。記住，以後再有對蝦不要給我買了，買了我也不吃。”鄧師傅說：“您是國家領導人，就是頓頓吃對蝦能吃多少？”朱德說：“國家領導人就更要想着國家，能節約一點就節約一點，反正以後不要吃就是了。”(24)穿的方面，朱德的衣着總是非常簡樸，他經常穿一身布衣服，有的衣服穿了多年，汀了補丁，還繼續穿，有兩身較好的服裝，也隻有參加大的國事活動或外出時才穿，一回到家裡，就換上舊衣眼。
他去各地視察，常常帶着自己的行李――還是戰争年代開始用的綠色的被褥，綠色的挎包，綠色的搪瓷缸，即使招待所預備了被褥、用具，他也不用。招待所桌上備了茶葉，他不喝；備了水果，他讓撤下去。他每天起得早，當服務員來整理房間時，他早已把自己的鋪蓋疊好，房間收拾幹淨。他到哪裡，都說好按規定用餐，不接受吃喝一類招待，也從不接受下面的禮物。
有一次，他去山東視察，正逢水果收獲的季節。地方上的幹部知道朱德很稱贊萊陽梨，就裝了兩筐，在朱德離開時悄悄擡到他坐的火車上。火車開動後，兩筐梨被他發現了。朱德立刻把随行的工作人員找來，嚴肅地說：“我們下來是工作的，不是來搜刮的，怎麼能随便收下面的禮呢？今後訂下一條，下來工作，不許接受禮物；誰接受了，就讓誰原封送回去。”接着，他又吩咐：“這兩筐梨一個都不能動，到下一站火車停住，就把梨擡下車，派人送回去。”工作人員隻能照他的意見辦了。
朱德堅決反對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中有些人自以為可以享有特殊地位和權利的錯誤思想。他自己從不利用職權為個人謀利益。他的兒子朱琦、女兒朱敏，小時候都沒有在他身邊生活。
朱琦在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朱德立刻要他到部隊基層去當普通士兵，後來在一次戰鬥中負傷，右腳緻殘，隻好轉到抗大行政部門工作。一九四八年在石家莊，朱琦帶着他的愛人來看父母親。他們結婚已經有兩年了，這是第一次有機會來見父母親。朱琦說，他們參加土地改革工作後，将轉業到地方去工作。朱德囑咐說：轉業到哪裡，安排什麼工作，要完全聽從組織分配；無論做什麼，都是革命的需要，都要幹好，務求上進。後來，朱琦由組織分配到石家莊鐵路機務段，從當練習生幹起，再當司爐，而後才當上司機。五十年代初，朱德在一次外出中，坐了兒子開的火車。朱琉事先不知道。火車到目的地後，朱德見了穿着工作服，滿身油漬的兒子，為他學到了開火車的本事而高興。
女兒朱敏小時候被送到蘇聯讀書。在蘇聯衛國戰争期間，曾被德國法西斯關進少年集中營，吃了許多苦。一九五三年，朱敏從蘇聯學成回國，被分配到北京師範大學當教師。朱德就要她搬到學校去住單身宿舍，囑咐她不要常回家，要好好工作，同群衆打成一片。當時朱敏已經結婚，但學校的新宿舍沒有建起來，她就在單身宿舍裡住了四年。
朱德常對兒女們說：“你們不要總想着我這個家。我生活、吃住都有組織來管，條件比大家好得多。這些是黨和人民給的待遇，可你們不能享受。
你們在節、假日裡來這住幾天是可以的，但不能常祝生活上要自力更生，不要依靠我；工作上也不要靠我去當官，共産黨不是憑哪一個人就可以做官，而是靠自己的本領，能幹什麼就于什麼。”(25)朱德以身作則，清廉自律的作風是始終一貫的，凡是同他有過接觸、了解他的人沒有不深深感動的。前面所說的，隻是建國初期他兼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時的一些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