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勝利前夕
從一九四二年春天起，中國共産黨在全黨範圍内展開了一次整風運動。
這次整風運動，實際上是一次按照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原則整頓全黨作風的運動。在中國共産黨的曆史上，曾經走過一條曲折前進的道路。其中，給中國革命事業帶來損害最多的是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錯誤。隊遵義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黨批判并糾正了王明的錯誤。但由于沒有來得及在全黨範圍内對黨的曆史經驗進行系統的總結，特别是沒有從思想方法的高度對造成過去黨内曆次“左”傾和右傾錯誤的根源進行深刻的總結，所以，黨内在指導思想上仍常存在一些分歧。這個問題不解決，黨的團結和戰鬥力必然會受到影響。
中共七大遷延多年未開，除戰争環境的客觀困難以外，黨内對過去曆史經驗認識沒有統一是一個重要原因。一九三八年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任務。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論政策》的黨内指示，指出土地革命後期産生的許多過左的政策，不但在抗日時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過去也是錯誤的。
這個指示、事實上指明了王明在土地革命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講演，尖銳地批評那種“不願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裡發号施令”的“主觀主義的作風”，主張将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改造一下。毛澤東還主持編輯黨的曆史文件《六大以來》，供高級幹部學習。這部書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正式出版。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檢讨黨在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時期的政治路線問題。毛澤東在發言中強調：“主要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他說：主觀主義的特征是“不切實際，按心裡想的去辦。”而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應該“從實際出發，解決中國間題。”并且指出“六中全會對主觀主義是打擊，但未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觀主義遺毒仍存在。”①會議着重批判從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一段曆史上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
會議的第二天，朱德發言批判了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他指出：過去上級黨組織要求紅軍攻打中心城市，要求打長沙、打袁州、打贛州、打黃肢等，都是主觀主義的表現。他特别提到，當時受中共中央完全信任、由共産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後，完全不顧紅軍的傳統和組織系統，獨斷地組織紅軍亂打氣，他不是以老部隊為基礎擴大紅軍，而是随便組織新部隊，所謂擴大百萬紅軍，這些新部隊不能打仗，長征時，大多在路上散掉了。他批評：長征是一種搬家式的長征，事前一切準備工作都不通過我（朱德當時是中革軍委主席）。長征前期，李德隻是領着部隊沿途逃跑，不敢同湖南軍隊打。他分析主觀主義的原因是一些知識分子不懂實際情形，拿着馬列主義當招牌，随便批評堅持正确主張的老幹部。他強調，不切合實際的理論，便是不正确的理論。做什麼事情總要從實際出發，就是戰鬥條令也要根據戰場情況靈活運用，不顧實際是不能正确解決問題的。他還談到一九三五年在川西北同張國焘的鬥争。張國焘獨斷專行，硬說黨委會委員要服從書記，也就是西北局委員要服從他張國焘。朱德針鋒相對地提出，書記要服從委員會的決議，否則書記便要取消資格。他說，這是組織原則問題，他就是用這個原則說服大家，同張國焘鬥争。關于宗派主義問題，朱德指出，軍隊中宗派主義的表現主要是不敢用新幹部，尤其是知識分子幹部，不敢利用俘虜，不打破這種思想，不但部隊難以發展，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三三制等都無法實行。②會議期間，中共中央作出《關于高級學習組的決定》，成立高級學習組，以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方法，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與中共二十年曆史兩個題目。高級組的成員，全國以三百人為限，其中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關于高級軍事幹部學習的決定》，決定在中央高級學習組之下，設立軍事高級學習組，以朱德為組長，葉劍英為副組長。這以後，朱德一直領導着軍事高級幹部的整風學習。
經過這一段時間的醞釀和準備，特别是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基本上統一了認識後，全黨整風的條件就漸次成熟了。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發表《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說：八日，又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聯合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反對黨八股》的演說。這兩個演說，标志着延安整風已由高級領導幹部學習的準備時期轉入普遍發動全黨學習的階段。全黨整風從此開始。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毛澤東主持的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開幕，朱德參加了這次座談會。毛澤東在座談會上首先發言，發言内容就是後來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引言部分。朱德也發了言。他熱情歌頌中國共産黨和在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的偉大功績，勉勵大家創作更多更好的文藝作品為工農兵服務；同時，批評了當時延安文藝界存在的一些錯誤思想。有一位作家自視太高，瞧不起工農兵群衆，宣稱自己不但要做中國的第一個作家，而且還要做世界的第一個作家，針對這種思想，朱德指出：一個人不要眼睛長得太高，要看得起工農兵；中國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是自封的，都要由工農兵批準才行！有的作家感到在延安懷才不遇，沒有受到更大的重視，借用唐朝著名詩人李白的兩句後來發洩不滿說：“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③意思是說在延安這個地方沒有知人善任的韓荊州。朱德批評說，你到哪裡去找韓荊州？在我們這個時代，韓荊州就在工農兵當中，隻有到工農兵群衆中去，才能結識許許多多的韓荊州。還有些作家不願寫歌頌八路軍、新四軍的作品，朱德說：八路軍和新四軍為了國家民族流血犧牲，有功又有德，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在這次文藝座談會上還發生了革命作家要不要經過思想轉變的争論。朱德說：哪裡不要轉變啊！
豈但轉變，我說就是投降！并且舉自己的經曆作為例子說：我原來不是無産階級，因為無産階級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無産階級。我投降無産階級并不是想來當總司令的，我隻是為無産階級打仗，拼命做事。還有些作家嫌延安的生活太苦，朱德針對他們的這種思想狀況語重心長地說，現在延安的生活比起我們從前過雪山、草地的時候，已經是天堂了。外面大城市吃的、住的、穿的東西比延安好；但是，那裡再好，是人家的；延安的東西再不好，是我們自己的啊！④朱德的這次講話，在延安文藝工作者中引起很大的震動。
這個座談會在一個月内開了三次。五月二十二日，毛澤東作了結論，成為長期來指引文藝工作者走同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的重要文獻。
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總學習委員會領導整風學習，并決定延長學習時間。各單位的整風學習熱烈地開展起來，上級機關也加強對下級機關的檢查和幫助。七月份，朱德率領檢查組對留守兵團的工作作了檢查。他代表中共中央軍委對檢查結果作了結論，肯定留守兵團在保衛邊區、整訓部隊以及生産建設工作中是有成績的，也指出了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是：對地方黨和政府不注意團結和不夠尊重，對軍民關系注意不夠；有些幹部總想擴大隊伍，打出去發展，把留守邊區看成是暫時的，因此，對中央關于精兵簡政的重要指示壓下不好好讨論；對生産建設工作不夠積極。朱德分析他們思想上的毛病，指出：你們從主觀出發，等到主觀與客觀有了矛盾，還硬要按主觀行事，這就是主觀主義思想方法在你們身上的表現。做事情要搞出成績來，隻有一個辦法，這就是要把握住正确的思想方法，老老實實，按規矩辦事，把一切私念去掉，真正為黨、為階級忠實工作。他還批評他們中有的人脫離群衆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指出：我們在工作中即使有所成就，那也是階級的事業，不是個人的業績。必須看得起群衆的力量，看得起最笨的人。世界上的一切大事，常常是那些老老實實的人幹出來的；要幹成功點事業，也隻有老老實實才行。⑤整風是一次普遍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教育運動。朱德在各種會議上引導和啟發廣大幹部、黨員提高認識。他在軍事學院學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教條主義對革命的危害和有人争當領袖的問題。他說：要想作成幾件事，隻有老老實實，實事求是，這是八路軍的傳統方法。他批評有些人剛念了幾天書，背了幾條原則，就自高自大，以為是萬能，毫不虛心，這是不好的，結果一定是害自己、害别人、害革命。他指出，有些人脫離群衆，隻知道處處賣弄教條，搬運走不通的最高原則，那樣是會把事情弄壞的。有些人，開口閉口社會主義原理原則，結果不少事情就是他們弄壞的；他們對世界各國的事都懂（自然也是皮毛的），就是眼前的實際實事他不懂。他還說：有的人時時刻刻想做領袖。領袖是群衆封的，不是自己想于就能幹的。⑥中共中央西北局舉行的高級幹部會議，自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開幕到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結束，開了将近三個月。會議以整風的精神，總結陝甘甯邊區的曆史經驗，批評了工作中的各種錯誤傾向，會議期間，朱德多次前去講話。
十二月四日，他在講話中指出：“我們在過去犯的主要錯誤”，“就是‘左’的幼稚病，在中國很長一個時候犯的就是這個東西”，“這一次清算了一下，很好”，分清了路線是非，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他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錯誤的東西過去能統治得那樣久呢？他指出：這是因為大多數同志學習馬列主義不夠，分不情真假馬列主義。同時，中國又非常需要馬列主義，因此，當錯誤路線打着馬列主義旗号時，大家就相信了。所以，今後必須很好地學習馬列主義，使那些冒充的馬列主義、假招牌的馬列主義非收起來不可，沒有辦法作怪。他進一步指出，過去“左”傾機會主義是一種幼稚病，但又不簡單是一個幼稚病的問題，還因為有些人力了争當領袖而要推翻已有的領袖，都想當中國的列甯。但是，我們黨在二十多年奮鬥中已經産生了自己的領袖，這就是毛澤東同志，這是在曆史過程中鍛煉出來的，不但在中國，而且世界上都承認他是中國共産黨的領袖。所以，我看有些人不要再争了，還是坦坦白白、誠誠懇懇地作一點工作，能作什麼就作什麼，叫作什麼就作什麼，這樣，最後或許能成為一個領袖人物也很難說。
朱德在這次會上還談了黨的一元化領導問題。他指出：過去我們黨也是一元化的，不過因為領袖犯錯誤，一元化就化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現在路線正确了，以後我們黨要在毛主席領導下實行一元化。他說：“服從組織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機械的，一個是自覺的。”“如果自覺的話，對的要服從；不對的要讨論執行，再向上申訴抗議，提出問題來，但組織原則一定要服從，過去我們的軍隊就是這樣的。”他還說：在我國，黨是有威信的，軍隊也有威信，就是政府威信差一些，這與曆史情況有關，在革命中先有黨，然後黨與群衆結合，發動群衆搞暴動。暴動成功後，就組織軍隊，然後才搞政權。
有很多地方是軍隊去了才組織政權的，因此，有人就有點看不起政權；但這是不正确的，軍隊以後一定要尊重政府。⑦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閉幕，朱德再次前去講話。他肯定這次會議開得很好，特别是解決了黨政軍民的一元化領導問題，他說：解決這個問題，軍隊同志一定要下決心，因為對軍隊的同志不少人是惹不起的，軍隊的幹部不應該單是一個指揮員，而且應該是一個好的共産黨員，要遵守紀律，聽從黨的指揮，服從政府的法令，傾聽群衆的呼聲，向群衆學習”⑧西北局高幹會議結束不久，中共中央決定把整風運動再延長一年；同時，提出審查幹部、肅清内奸的問題，認為：“一年的經驗證明：整風不但是糾正幹部錯誤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發現内好與肅清内奸的最好方法。”⑨開始時，審幹肅反工作進行得還比較正常，但從七月康生在延安作“搶救失足者”的報告，發動“搶救運動”後，情況就很不正常了。從國民黨統治區或淪陷區來延安參加革命的人，很多被懷疑為“失足者”或“内奸分子”。
這時，朱德根據“首長負責，親自動手”的精神，領導着軍委系統的整風審幹工作。當“搶救運動”在延安各單位盛行，普遍發生亂批、亂鬥、亂打人的情況時，他強調對人的處理要慎重，要嚴肅、認真、穩重、嚴格地掌握黨的政策、不錯批、錯鬥一個好人。
當時，軍委系統中有一些人看到其他單位搞得轟轟烈烈，也躍躍欲試。
軍委機關有一個高級參謀室，成員大多是原國民黨部隊的高級将領，後來到延安投身革命，很多人曆史複雜，人們自然把眼睛盯上了他們。有一個高級參謀名叫白天，曾在國民黨部隊中擔任過參謀長，更是引人注目。有人懷疑他是混進來的軍統特務，提出要批鬥他。朱德派人了解白天的全部曆史，認為這種懷疑沒有根據，不同意進行批鬥。他指示高參室的領導人一定要好好掌握黨的政策，不能亂來。這時，幾個高參精神上都感到壓力很大，對寫自傳更是顧慮重重。朱德找他們談心，勉勵他們消除顧慮，實事求是地向黨交心。受到一部分人嚴重懷疑的那個白天，不僅思想負擔很重，而且也感到很委屈，寫了三首詩貼在自己住的窯洞門口，表示自己投靠共産黨是為了革命，不是為了當官，也不是特務。朱德看後，和了他三首詩，表示歡迎他投身革命。白天看到朱德信任他，關懷他，原有的顧慮和委屈情緒就消除了大半，重新調動起工作積極性。⑩别人看到朱總司令對白天采取這種态度，也不再提批鬥的事了。
據有的老同志回憶，由于朱德的領導，在當時“搶救運動”盛極一時的情況下，軍委機關的“搶救運動”隻搞了一個晚上。(11)随着整風運動的深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點名批判王明在抗戰以來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說：抗戰以後的王明路線表現在幾個問題上，如不要領導權、投降大地主、大資産階級，一大堆統一(12)等等。
隻要誰放手發展自己的力量，他就說你破壞統一戰線，我有些不高興。他不要政權，忽視八路軍，忽視遊擊戰争，對自己看不起，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特點就是靠遊擊戰争來發展自己的力量。相反，他對蔣介石看得起，把他看得又大又好，說成是“中國唯一”、“雄才大略”。對小黨派他也看不起，這樣就把統一戰線統光了。在黨内，王明目無中央，以代表國際來指揮中央自居，對書記處鬧獨立性，在黨内關系上采取一打一{ewc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533_1.bmp}拉的手法。“總之，對外一切服從，對内獨立自主。”在群衆工作方面則硬搬西歐的一套。朱德尖銳地指出：“我們的革命家務，他也沒有出過力。搞掉革命的家務，當然不傷心。結果隻有跑到大資産階級營壘去，可惜蔣介石太蠢了，不要他！”
朱德還把抗戰初期的王明同陳獨秀相比較，指出：他們的相同點是：第一，不要領導權，不要武裝，把革命領導權送給資産階級；第二，看不見自己的力量，而把資産階級的力量看得太大；第三，看不起遊擊戰争；第四，就是怕統一戰線破裂；第五，對資産階級不要批評、不要鬥争，隻要團結。
王明和陳獨秀的不同之處在于：第一，有共産國際做招牌，穿上馬列主義的外衣把人吓住了；第二，新陳獨秀主義是法西斯時代的産物，有法西斯的色彩。(13)接着，中共中央領導廣大黨員幹部全面地深入研究了王明的機會主義錯誤。在此基礎上，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在延安召開。
這次會議進行了十一個月，深入地讨論黨的曆史問題和路線、政策問題，分清是非，統一認識，通過了《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個重要文件，為中共七大的勝利召開作了極重要的準備。
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通過了四項決議：（一）全會以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周恩來五人為主席團，毛澤東為中央主席和主席團主席；（二）全會的任務是準備七大及處理日常工作，全會期間，書記處和政治局停止工作（由主席團代行它們的職權）；（三）同意毛澤東所提出的關于黨内曆史問題的六項意見；（四）七大議事日程。(14)在整風運動進行的這個時期内，國際國内形勢發生了極大變化：法西斯德國在同盟國軍隊的強大反攻中節節敗退，已陷入困境；在太平洋戰場上，盟軍也取得很大勝利，日軍的敗象已日益明顯；在中國戰場上，日軍兵力嚴重不足，而各抗日根據地軍民渡過抗戰中最困難的時期後，力量更加壯大，普遍展開了攻勢作戰。抗日戰争的勝利已經不遠了。朱德密切注視着形勢的發展，進行指導，号召八路軍、新四軍積極準備反攻。他說：仗打了七、八年了，世界上和我們一起打仗的同盟國越來越多。我們的部隊很勇敢，再加上技術，就能天下無敵，要積極準備反攻，把八路軍、新四軍造成最模範的軍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15)美國同中國共産黨的關系這時也有所改善。當時擔任中、英緬戰區參謀長和美軍司令的約瑟夫・華倫・史迪威将軍和在中國的謝偉思等一批正直的美國外交官，對蔣介石政府的腐敗、無能不滿，認為中共是抗日的新的政治力量。為了在中國戰場上對日軍發動反攻，他們主張同中共領導的軍隊合作。
當時到延安采訪的外國記者很多。一九四四年夏天，美軍觀察小組又來到延安進一步了解情況，溝通聯系。這個觀察小組曾派人到朱德領導的軍委高參室和作戰部幫助做技術工作。有一個美軍中士描圖員是大學生，天天前來幫助标圖。在工作中，他了解到朱德的許多革命事迹，非常欽佩。當他将要離開延安時，提出希望能得到一張朱德的照片。軍委機關工作人員向朱德彙報後，朱德滿足了他這個要求，還送給他一塊當地自織的絨布，使這位中士非常高興。(16)其他到延安采訪或工作過的國際友人，對朱德也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英國記者根瑟・斯坦因寫道：“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将軍，兵士們敬愛那個六十歲(17)的老農民，象父親一樣。他寬闊的面孔煥發着一種不可抗拒的熱烈與樂觀，他有力的握手喚起人們的信心。
我所發現的，随處都自發表現出來的士兵與人民的愛戴和信賴中，他同毛澤東實際上是同等的。
朱德和毛澤東一樣，穿着沒有徽章而對于各階級都同樣的軍裝，各處走着，不帶衛兵或秘書。”(18)愛潑斯坦談到對朱德的印象時說：“五十八歲的朱德是一位和藹可親的人，滿頭濃密的黑頭發，面部寬闊，兩眼炯炯有神。他身材健壯，步履穩健，他的直率使見到他的人一下想起了亞布拉罕・林肯的主要特征。從他的外表一點都看不出他是一個勇猛善戰的指揮員和身經百戰的戰略家。相反，他看上去象一位普通的父親，在于完一天艱苦而又個人滿意的工作之後，回到家中，解開鈕扣斜靠在椅子上休息，談起話來面帶安詳的微笑，充滿成熟而叉淳樸的智慧。這種智慧來自他長期熟悉的生活，并己與他自身融為一體。”(19)美國記者約翰・羅德裡克寫道：“我首次拜會朱德，是一九四五年在中國西北的延安。作為共産主義軍隊的總司令，他在‘棗園’的生活是極之儉樸的。他當時約六十歲.就好象一位慈樣的祖父一樣，他親切的臉孔，時常挂着笑容，使最懷批評性的訪客也會消除敵意和顧慮。
在那個年代裡，他成為共産主義中國的發言人，接待外國記者、來訪的外交官和幾乎所有到延安去的人，而且都是持之以同等的幽默感和耐性。當他笑的時候、向朋友遞香煙的時候，表現出來的禮貌，都使人感到一陣陣溫暖，冒出很強的感染力。”(20)以上幾個外國人對朱德的印象很相似，反映了朱德的特點。可是，不久史迪威同蔣介石的矛盾尖銳起來。在蔣介石的堅持下，美國政府宣布召回史迪威，改派赫爾利為美國總統特使前來中國，并且很快就全力支持蔣介石。
随後，美國駐延安的觀察小組成員謝偉恩等也被召回國。史迪威在離開中國前，給朱德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親愛的朱德将軍：由于我已被解除在中國戰區的職務，我謹向您，共産黨武裝部隊首腦，為我們今後不能在對日作戰中同您合作深表遺憾。您在對我們共同的敵人作戰中發展了卓越的部隊，我曾期望與您聯合作戰，但現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戰鬥順利并取得勝利。我謹向您緻意。
真摯的J・w・史迪威美國将軍”
這封信的原件已經遺失，但它的留底仍保存在美國陸軍部檔案中。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史迪威病逝。十四日，朱德緻電史迪威夫人吊唁，電文說：“史迪威将軍的死，不但使美國喪失一個偉大的将軍，而且使中國人民喪失一個偉大的朋友。中國人民将永遠記得他對于中國抗日戰争的貢獻和他為建立美國公正對華政策的奮鬥，并相信他的願望終将實現。”(21)當曆史進入一九四五年時，抗戰勝利已經在望，這時，延安正在準備召開七大，在這裡集中了大批幹部。朱德向中央提議：七大要早開，開了，人好出去工作。各地的曆史問題讨論可以先搞個草案，交七大參考，有些争論也容易解決。總之要早點出去，要趕上蘇聯參戰，要有精神準備。對蔣介石談判也要有精神準備。(22)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推遲多次舉行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終于開幕。朱德在開幕典禮上講話。他說：二十五年來我們黨已經發展成為中國人民大衆的黨，受到中國人民愛護的黨。我們黨一開始就作武裝鬥争，一直沒有離開過武裝鬥争，這是我們黨的一個特點。因此，盡管中國的封建勢力要殺我們，外國的帝國主義同樣要殺我們。很多時間敵人宣布我們的黨已經沒有了，已經不存在了；但是，我們黨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更壯大了。
在我們黨發展的道路上，充滿了激烈的鬥争，這些鬥争鍛煉了我們的同志，同時在這個鬥争中間創造了我們的領袖毛澤東。他指出：在今後的鬥争中仍有許多障礙，要打破這些障礙，就要靠我們武裝同志及全體同志的工作。他說：毛主席那一天講過，我們不想等到兒子一代才取得勝利，我們這一代人就要取得勝利，我們一定要勝利！朱德的講話博得全場代表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四月二十五日，朱德向大會作題為《論解放區戰撤的軍事報告。這個報告系統地總結了中國共産黨領導武裝鬥争、特别是抗日戰争的經驗，指出“解放區的戰争是偉大的真正全面的人民戰争”，論述了解放區戰場創造、發展、壯大的曆程以及人民戰争的戰略戰術，分析了抗日戰争中國民黨的反人民的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和共産黨的人民戰争的軍事路線“是兩條不同的軍事路線”，并從建軍原則、兵役制度、養兵、帶兵、練兵、用兵、政治工作、軍隊指揮等方面，對人民戰争的軍事路線作了詳細的闡述。他指出：解放區軍隊今後的中心戰略任務，是準備“實行從抗日遊擊戰争到抗日正規戰争的戰略轉變。現在已臨到在實際工作上逐漸地去準備實現的時機了。我們全軍幹部必須善于在思想上、工作上準備實行這種轉變，以迎接這抗日大反攻的戰鬥。”(23)在中共七大舉行的日子裡，德國法西斯在五月八日宣布無條件投降，歐戰結束。十一日，朱德和林伯渠等歡宴蘇、美、英等國盟友，慶祝同盟國在歐洲戰場上的勝利。在席間，朱德緻詞說：歐洲戰場的勝利不僅是蘇、美、英三盟國的勝利，也是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勝利，是全世界人民民主的勝利。德國無條件投降以後，在東方隻剩下一個法西斯日本，我們有足夠的信心和力量，配合同盟國擊敗日軍。(24)五月三十日，朱德在七大上作關于軍事問題讨論的結論，對代表們在讨論軍事報告時提出的關于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百團大戰，反攻的軍事轉變，對敵、僞、友、頑軍隊工作以及軍事幹部等問題，作了解答。他強調說：“毛主席的軍事思想，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中國人民需要武裝鬥争，中國農民多，武裝就是農民武裝，武裝在農民裡面才能産生出來，這就叫土地革命。關于土地革命的思想也可以說大部分是毛主席的思想産生出來的。”
他指出無産階級的領導對這個軍隊的重要性。朱德說：這個軍隊同以往軍隊的不同在于它“來自人民，取自人民，依靠人民打仗。”因為這些，也就發生了戰略戰術的不同。他認為，毛主席的這種軍事思想，經過十年内戰和抗日戰争兩個階段，現在已經是成熟了。(25)六月九日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時，朱德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閉幕。朱德在閉幕式上講話說明這次代表大會的重大曆史意義，指出，“我們以後的問題，就是團結全黨争取勝利。”他分析了國際國内的形勢，認為：“勝利是可以得到的，”“隻要我們的黨團結一緻，争取廣大群衆，一定會勝利的。”他還說到：這一次選舉，軍隊裡的負責同志當選的相當多，所以，有些同志擔心将來會不會以軍治黨？這個事情，請同志們放心。因為我們黨不是才發展起來的，又經過了整風，又有毛主席的路線，是不可能發生這種問題的。抗戰八年來，我們軍隊是執行了毛主席的路線的。另外，我們軍事幹部在各方面一定要無條件去服從黨。我初加入共産黨的時候，就宣誓服從黨。因為我是軍人，應無條件的服從黨，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現在這些軍事幹部都是黨培養成的，我們每一個軍事幹部都一定要服從黨。“我們的軍事幹部離開了黨，那他就一樣也做不成，一樣也做不了，一切問題要靠黨。”(26)六月十九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朱德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書記處共有五個書記：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形成了中國共産黨第一代成熟的領導核心。由這五人組成的核心，領導着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直到新中國成立的初期。
中共七大閉幕後不久，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朱德興奮地看到：中國人民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奮鬥，終于取得了抗日戰争的偉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