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在複雜的環境中堅持抗戰
朱德這次回延安，正是國際國内風雲險惡、抗日戰争十分艱苦的時候。
當時，國際法西斯勢力正十分猖撅。在歐洲，德國法西斯以閃電戰擊破英、法等國組成的聯軍，接連占領歐洲許多國家。法同貝當政府已經投降，德國已準備對英國本上實行登陸作戰。在遠東，日本侵略者同德國法西斯遙相呼應，揚言要迅速解決“中國事變”。他們一方面發動湖北宜昌等戰役，并截斷中國西南的國際交通線，對重慶的國民黨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另一方面，對敵後抗日根據地連續不斷地進行“掃蕩”，力圖鞏固它的占領區。
在如此嚴重的困難面前，中國抗日戰争陣線中一部分人更加動搖，國民黨内出現一股妥協投降的暗流。蔣介石對抗日前途感到悲觀，妥協思想有所擡頭。
全國人民強烈要求打擊日本侵略者，擺脫抗戰困境，争取時局好轉。
在中國共産黨内部，指導思想上仍存在着分歧。先後犯過“左”傾和右傾嚴重錯誤的王明，在六屆六中全會後留在延安，并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
就在朱德這次回延安前不久，王明又将他一九三一年所寫的鼓吹“左”傾教條主義的綱領性小冊子《兩條路線》改名力《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争》，重新出版。朱德在黨内和軍内都有很高的威望。因此，盡管華北前線非常需要他，但中共中央還是決定朱德留在延安協助毛澤東工作。
作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留在延安自然仍協助分管軍事工作。這以後，從延安發出的重要軍事文電一般由軍委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工稼祥三人署名。朱德離開前方後，八路軍日常工作由彭德懷主持。但八路軍總部發出的重要文電仍由他和彭德懷等共同署名。因此，有些由八路軍總部發出而有朱德共同署名的電報，收件人中又有“并報朱總”的字樣。此外，由于朱德還擔任着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的職務，因此，同國民黨軍事當局之間的文電，一般也由他和彭德懷兩人或由他們和葉挺、項英共同署名。
朱德回延安後還有一項任務：許多需要中共中央領導人出面的活動，往往由朱德擔負。這就減輕了毛澤東的工作負擔，使他能集中更多精力來研究重要間題。所以，朱德的兼職很多。據不完全統計，他在這一時期的兼職就有：籌備中共七大的軍事問題委員會負責人，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員會主任，軍事教育委員會和軍事學院負責人，整風學習高級軍事幹部學習組組長，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執行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工作委員會成員以至延安新體育會會長等。
由于抗日戰争正面對着嚴重困難，如何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國内團結、戰勝困難、克服投降危險，便成為放在中國人民面前頭等重要的問題。其中，特别需要注意團結的是還保存着抗戰積極性的廣大中間勢力。這些中間勢力包括：國民黨中的多數黨員，中央軍中的多數軍官，多數的雜牌軍，中等資産階級，中小地主及開明紳士，上層小資産階級，各抗日小黨派。
五月二十九日，朱德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華北磨擦問題時談到了這個問題，強調要繼續争取中間力量，繼續堅持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說，對中央軍，我們經常有人和他們來往。我們和衛立煌的關系很好，使他在國共兩黨的磨擦中保持中立。衛立煌表示要堅持進步。我們得到一個大的教訓，這就是争取中間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對頑固勢力也要争取，毛澤東很贊同朱德的意見，插話說：朱總報告說得很對，我們還要争取中間勢力。對頑固派也要争取與分化，就是打了他們也還要争取他們。①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論時局問題的會議上，朱德又說：目前我們要加強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不要把民族利益與階級利益對立起來。
地主、資本家一般也還有民族思想，不要把他們看成漢好。統戰工作做得好，地主願意把糧食供給我們；如果工作做得不好，他們會跑掉。②當抗日戰争跨入第四年時，中共中央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明确指出：“現在是中國空前投降危險與空前抗戰困難的時期，我們不應當隐蔽這種危險與困難，中國共産黨認為自己的責任是向全國提醒這種危險與困難。”《宣言》再次号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克服投降危險和戰勝困難而鬥争；并要求必須取消現在存在着的“反共”、“限共”、“溶共”、“防共”、“制共”的政策，因為它己産生削弱抗戰力量、引起人心不安的嚴重結果。③同時，在黨内作出《中共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的決定》，提出全黨必須執行”的十六項政策，其中有一條重要的規定：八路軍、新四軍軍事力量的發展必須“限制在戰區與敵人後方及陝甘甯邊區二十三縣境内，而不向國民黨後方作任何可以引起沖突的行動”。同時也說明：在敵後，“必須繼續擴大與鞏固八路軍、新四軍及抗日遊擊隊”，“我們站在自衛立場上的鬥争是不能停止的”，“過去的鬥争也正是為着争取團結。”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繼續團結抗日。
朱德這時在《新中華報》上發表了《為争取抗戰最後勝利而奮鬥》一文，說明：“日寇速戰速決的企圖是早已失敗了，于是日寇便想用‘以華制華’的方法，引誘中國上層地主資産階級投降來奴役我全中華民族；用‘以戰養戰’的方法，将戰争的負擔放在中國人民身上，來達到滅亡中國之目的。”
文章指出：由于一部分上層地主資産階級不願意進步，就形成今日新的投降妥協的嚴重危險，文章還總結了華北軍民三年來同日本侵略軍進行鬥争的經驗，指出：“三年以來，在華北與人民呼吸相關的軍隊非但沒有被敵寇消滅，反而日益鞏固和壯大起來，非但沒有被削弱和疲憊，反而在鬥争中鍛煉得更加堅強、更加英勇了！”“我們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完全應當歸功于民衆，歸功于民主。”強調要繼續發動群衆，進行人民戰争。④這時，日本侵略軍急于“迅速處理支那事變”，“迅速摧毀敵人（指中國人民）繼續抗戰的企圖”，⑤決心加強對中國的軍事壓力。他們把深入敵後堅持抗戰的八路軍和華北各抗日根據地視為腹心大患，在反複進行“掃蕩”的同時，竭力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對抗日根據地實行“囚籠政策”，企圖“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鍊，碉堡為鎖”來扼殺敵後抗日根據地，消滅八路軍。因此，這時華北軍民同日本侵略軍的鬥争焦點便是粉碎日軍的“囚籠政策”，開展大規模的交通破襲戰。
早在抗戰初期，朱德就曾指出：“交通對于現代化的軍隊，是一個決定勝負的要素”。“交通并非不可變的。可以修理，亦可以破壞和阻塞。因此我軍對于敵人的交通，要經常進行破壞，使敵人的交通由最便利的變為不便利的。”⑥敵人的“囚籠政策”是企圖利用便利的交通條件，發揮他們現代化裝備的優勢，來消滅八路軍，蕩平敵後抗日根據地。為了保存敵後抗日根據地，堅持抗戰，交通破襲戰勢在必行。在朱德動身去洛陽談判前，他和彭德懷綜合敵軍在華北的活動情況，指出：敵軍近日“加強鐵道線軍事封鎖線及經濟封鎖”；“強化交通，增修道路”，“且于道側掘深、寬之溝，此不特妨害軍事；且妨害根據地之經濟流通”。因此，他們下達了破壞敵方主要交通幹線的命令，規定從四月十日起開始動作，并向毛澤東等人作了報告。⑦在華北交通線中，正大鐵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當時，平綏鐵路到同蒲鐵路還不能通車，石家莊到德州的鐵路也遠未修通。因此，日本侵略者把正大鐵路看成是連接山西和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脈。八路軍的交通破襲戰，也把重點放在破壞正大鐵路上。
朱德回到延安後，在六月二十二日和彭德懷、左權向八路軍各部正式下達破襲正大鐵路戰役的預備命令。命令中對發動這次戰役的緣由，這樣指出：“敵寇依據幾個交通要道，不斷向我内地擴大占領地區，增多據點，封鎖與隔截我各個抗日根據地之聯系，特别是對于晉東南，以實現其‘囚籠政策’，這種形勢日益嚴重。又疊據各方情報，敵寇有于八月間進犯西安企圖。為打擊敵之‘囚籠政策’，打破進犯西安之企圖，争取華北戰局更有利的發展，決定趁目前青紗帳與雨季時節，敵對晉察冀、晉西北及晉東南‘掃蕩’較為緩和，正大沿線較為空虛的有利時機，大舉破擊正大路。”戰役主要在正大鐵路沿線進行，“基本是截斷該線交通為目的。”命令規定“直接參加正大線作戰之總兵力應不少于二十二個團”，要求在八月十臼前完成各項準備工作，并報告了中共中央軍委。⑧八月八日，朱德、彭德懷、左權正式下達戰役行動命令，對戰役部署和作戰地域區分作出具體規定，并“限八月二十号開始戰鬥。”②八月二十日晚，大規模的破襲戰正式開始。由于八路軍廣大指戰員和根據地民衆痛恨日軍的“囚籠政策”、迫切要求給他們以沉重打擊，參加破擊戰的積極性非常高，八路軍總部原來規定參戰兵力不少于二十二個團，結果實際參戰的兵力超過了一百個團。戰役開始後一天多的二十二日中午，朱德、左權作出指示：“正大戰役是抗戰以來華北軍隊積極向敵進攻之空前大戰，總合兵力共約百個團，故名‘百團大戰，，以便向外擴大宣傳。”⑩從此，“百團大戰”的名稱不僅轟傳中外，而且永垂史冊。
由于此次戰役的突然性，加以八路軍各部之間和軍民之間的緊密配合，給了日軍以出乎意外的沉重打擊，八月二十一日還一度攻占日軍堅固設防的天險娘子關。二十五日，朱德、彭德懷、左權等緻電參戰部隊進行嘉獎。為了擴大戰果，二十六日，又對參戰部隊作了進一步部署。到九月二日，破襲正大鐵路的預定計劃已基本完成，朱德、彭德懷、左權指示參戰部隊，基本上結束正大戰役。
但是，敵軍在華北平原地區推行“囚籠政策”的情況仍很嚴重。他們通過構築交通線，準備把冀中、冀南分割成許多小塊。如果聽任他們繼續構築，将使八路軍有“在平原地區無法立足”的危險。因此，朱、彭、左在九月七日電令冀中、冀南部隊領導人，“應乘百團大戰之勝利，敵已被調集中平漢、正大、同蒲沿線及青紗帳未倒以前”的機會，大規模破擊敵軍交通線，以粉碎他們不斷分割抗日根據地的圖謀。電文強調：“必須知道，沒有交通上之勝利，堅持平原是不可能的。”(11)九月十六日，朱德、彭德懷、左權部署了百團大戰第二階段的作戰任務，規定這個階段作戰的基本方針是：“1、繼續破壞敵寇交通；2、克服深入我基本根據地内之某些據點。”(12)這一階段作戰，從九月二十二日到十月上旬，重點在太行山區的榆社、遼縣一帶，戰鬥十分激烈。由于日軍已有準備，而八路軍在連續作戰中過于疲勞，犧牲較大。十月五日，朱德、彭德懷、左權下令基本結束這個階段的作戰，要求各部集結主力進行戰後整理和整訓，恢複體力，總結經驗以利再戰。
這一個半月連續不斷的破襲戰，使受到沉重打擊的日本侵略軍惱怒異常。為了扭轉這種不利局勢，他們從華東。華中抽調乓力回援華北，以兩萬多日軍加上大批僞軍，開始對根據地瘋狂“掃蕩”。他們從晉東南開始，然後擴大到平西、北嶽區和冀中區，所到之處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來不及進行休整的八路軍立刻投入反“掃蕩”鬥争，直至十二月上旬才粉碎這次“掃蕩”。至此，曆時三個半月的百團大戰宣告結束。
百團大戰确如朱德、左權所指出的那樣，是抗戰以來華北戰場上空前未有的主動積極向日軍進攻的大會戰。在華北前錢直接指揮這次戰役的彭德懷後來說：“此役共消滅日僞軍三萬餘人，自動瓦解潰散的僞軍、僞組織比此數要大得多。正大路、平漢路一個多月未通車。收複大量縣城，有些得而複失。
在破襲時一度收複有四、五十縣，最後得到鞏固的縣城還有二十六個以上。”
“這次破襲戰，相當嚴重地破壞了敵人的交通運輸，消滅了相當多的僞軍和僞組織，摧毀了僞軍在我根據地内為數不少的堡壘，收複了不少縣城，繳獲了大量物資，是抗日戰争中繳獲最多的一次。
這次戰役大大提高了華北人民群衆敵後抗日的勝利信心，對日寇當時的誘降政策以及東方慕尼黑(13)陰謀以很大打擊，給蔣管區人民以很大興奮。
此役也給了投降派又一次打
擊，提高了共産黨領導的抗日軍隊的聲威，打擊了國民黨制造所謂八路軍‘遊而不擊’的謠言。蔣軍有後方接濟、國際援助。八路軍深處敵後，毫無援助，為照顧大局，還能進行百團大戰，把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引為已任。
讓全國人民去評斷，去教育自己。在對日大規模破襲戰中，我軍也取得了一部分攻堅經驗，便利了以後我們開展敵後的敵後武工隊的活動。在華北僞軍、僞組織中的瓦解工作也迅速開展。大片解放區的恢複，改變了兩面負擔的局面，減輕了人民痛苦。
此役勝利的消息傳到延安，毛主席立即給我來電說：百團大戰真是今人興奮，象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以組織一兩次？所以這次戰役是取得了不少勝利的。”(14)九月十臼，中共中央關于時局趨向的指示指出：“我黨五十萬大軍積極行動于敵後（尤其是此次百團戰役），則給了日寇以深重的打擊，給了全國人民以無窮的希望。”
同時，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擊敵、和友”作為“目前軍事行動的總方針”，要求：“我八路軍、新四軍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強團結時期，應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擊敵人，應仿照華北百團戰役先例，在山東及華中組織一至幾次有計劃的大規模的對敵進攻行動，在華北則應擴大百團戰役行動到那些尚未遭受打擊的敵人方面去。”“對于友軍則不論何部，即使是最反動、最頑固者，在目前時期中，在彼等沒有向我進攻或進攻已為我擊破時，均應采取緩和态度。”(15)在百團大戰取得初步勝利後，陝甘甯邊區各界人士興奮異常，熱烈舉行慶祝活動。九月十九日，哪甘警備區在陝西~縣（今富縣）召開慶祝百團大戰勝利、紀念“九一八”大會，正在那裡工作的朱德應邀參加。他在會上贊揚百團大戰取得的勝利。第二天，延安各界也舉行慶祝百團大戰勝利暨紀念“九一八”九周年大會，參加的有兩萬餘人，毛澤東和朱德被推舉為大會主席團成員。朱德剛從哪縣回到延安，就匆匆趕到會場，受到熱烈歡迎。他在大會上講話時指出：百團大戰是我們對付敵人“囚籠政策”的辦法，這個辦法還能拖住敵人，延緩他們進攻我大後方的計劃。
幾天後，朱德又為《新中華報》撰寫代論《擴張百團大戰的偉大勝利》，指出：百團大戰雖然是勝利的遊擊戰争的戰役進攻，但它帶有全國性的偉大戰略意義。他号召全體指戰員和政工人員，發揚艱苦奮鬥精神，自力更生，做到部隊給養部分自給，隻有這樣，敵後抗日武裝才能繼續堅持，才能擴大已得的勝利。(16)中共中央軍委其他領導人都贊揚了百團大戰的巨大勝利。
全國各地各界人士也交口贊譽。象衛立煌這樣對八路軍友好、堅持抗日的國民黨高級将領，曾命令在晉南的中央軍向白晉、同蒲兩路南段積極進攻，以配合八路軍發動的百團大戰。(17)蔣介石也緻電朱德、彭德懷：“貴部窺此良機，斷然出擊，予敵甚大打擊，特電嘉獎。”(18)但他又害怕由此更擴大共産黨、八路軍在全國的影響，在十月十九日由侍從室通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百團大戰“此項名詞及有關之新聞，以後應絕對禁止登載，希即饬遵。”(19)由于百團大戰充分顯示了八路軍的力量，日軍随即從正面戰場抽調更多乓力到華北，加緊對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進攻，根據地遇到嚴重困難，有人對百團大戰以至華北早期抗戰的戰略方針是否正确提出疑問。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日，朱德在中共六大作關于軍事問題的結論時，回答這個問題說：華北抗戰一般地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戰略方針，因此，抗戰初期八路軍隻有兩三萬人，到一九四○年已發展到幾十萬人；粉碎國民黨頑固派進攻的反磨擦鬥争也是正确的。至于百團大戰，在戰術上是有成績的，部隊打仗也打得好。問題在于當時我們的力量還不足以單獨戰勝敵人，在敵人進攻，我們防禦以至退卻的時候，卻用我們的力量去阻止敵人的進攻，成了攻勢阻禦，這一點是錯了。另外，在百團大戰中有幾個比較小的戰鬥帶有攻堅性質或正面防禦性質，這也是不該打的。
盡管百團大戰正在激烈地進行，盡管中國共産黨明确地提出了“擊敵、和友”的方針，國内的政治局勢卻越來越險惡了。
這種變化，直接受着當時國際形勢急遽動蕩的影響。九月二十六臼，德、意、日在柏林簽訂協定，正式結成三國同盟。他們要求國民黨政府放棄抗日，加入他們的同盟。英、美兩國也願以種種條件争取國民黨政府加入他們的同盟。與此同時，蔣介石還繼續得到蘇聯的援助。這使蔣介石自感身價陡增，得意忘形。毛澤東在十月二十九日有一個分析：“在七、八月問蔣介石确曾準備于重慶失守時遷都天水，準備親蘇、和共與某些政治改良，至九月已動搖，至十月乃大變，這是德意日同盟與英美對日積極化的結果。”(20)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以為時機對他有利，可以為所欲為，于是便下了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決心。
正當百團大戰後期反“掃蕩”戰鬥還在繼續時，十月十九日，也就是蔣介石密令對百團大戰的新聞“以後應絕對禁止登載”的同一天，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穗緻電朱德、彭德懷和新四軍軍長葉挺，以最後通牒的形式，限黃河以南的新四軍和八路軍各部于電到一月内全部撤至黃河以北。這就是皖南事變前震動中外的“皓電”，是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信号。
一九三九年春，中共中央已委托周恩來同新四軍負責人商定“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在陣地”的方針。但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對向北發展的方針始終猶豫觀望，遲遲不作有力部署。在國民黨頑固派積極活動時，毛澤東、朱德等十分擔心新四軍特别是軍部的安全。九月六日，中共中央軍委電告新四軍領導人：“據重慶周、葉報告，确悉軍令部已向顧祝同發出‘掃蕩’江南北新四軍之命令，請葉、項、胡服準備自衛，皖南尤須防備。”十月八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又向他們指出：“我們意見軍部應移動到三支地區，(21)如頑軍來攻不易長期抵抗時則北渡長江，如移蘇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蘇南。向南深入黃山山脈遊擊，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是最不利的。”但是，項英仍強調困難，不準備将主力北移。十月十二日，毛、朱、王再次向他們指出：“因蔣是站在反日立場上，我不能在南方國民黨地區進行任何遊擊戰争”，有的部隊就是這樣在東江失敗的。道理已經講得很清楚了，項英仍不聽勸說。
當新四軍問題變得愈來愈嚴重時，朱德正在第三五九旅視察工作。十一月三日，急于尋找朱德的毛澤東緻電第三五九旅旅長王震，請他轉告朱德：“有事待商，拟派汽車來接，請準備回延。”如此急迫地需要朱德回延安商議的，就是新四軍北撤問題。這時，離何、白“皓電”規定的新四軍和八路軍一部北撤時間隻有十幾天了。如何回答“皓電”，涉及對整個形勢的估量和鬥争的策略。經過中共中央認真研究後，以朱、彭、葉、項的名義在十一月九日複電何應欽、白崇穗，駁斥他們在“皓電”中的無理命令和對共産黨、八路軍、新四軍的攻擊，尖銳地指出：“國内一部分人士，複正在策動所謂新的反共高潮，企圖為投降肅清道路。内外勾煽，欲以所謂中日聯合剿共，結束抗戰局面，以内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險，其計至毒，道路相告，動魄驚心，時局危機，誠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為了顧全大局，朱德等在複電中仍表示新四軍在江南的正規部隊将遵令北移。這就是得到國内中間分子廣泛同情的“佳電”。
可是，正當新四軍軍部和所屬皖南部隊九千餘人，遵照國民黨軍事當局命令并經中共中央同意後移師北上時，一九四一年一月在安徽泾縣茂林地區突然遭到預先埋伏在這裡的國民黨軍隊七個師八萬多人的包圍襲擊，這就是同室操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一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聯名發表通電，向全國揭露皖南事變真相，要求國民黨軍事當局“立解皖南大軍之包圍，開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撤退華中之剿共軍，平毀西北之封鎖線，停止全國之屠殺，制止黑暗之反動，以挽危局，以全國命。”但是，國民黨當局仍一意孤行，悍然發布通令宣布：“着将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番号即予撤消，該軍軍長葉挺着即革職，交軍法審判，依法懲治，副軍長項英着即通令各軍嚴緝歸案訊辦。”
國民黨軍事當局發言人還同時發表談話，誣稱新四軍“叛變”。第二天，中共中央發言人就皖南事變發表談話，曆數國民黨頑固派在全國各地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的種種事實，揭露他們有計劃地在皖南圍殲遵命北移的新四軍的陰謀，指出：“過去内戰之悲慘局面，又有重演之勢，三年半全民抗戰之英勇業績，有中道而廢之可能。殲滅皖南新四軍之無恥罪行，不過是整個陰謀計劃公開暴露之一部分，僅僅是親日派陰謀家和反共頑固派以内戰代抗戰，以分裂代團結全部陰謀公開實行之開端。”
當時，黨内外一些人認為國共合作快要破裂，内戰可能全面爆發。但日本侵華戰争正在繼續，大敵當前，全國上下普遍反對内戰，要求團結抗日。
中國共産黨在這種情況下采取了堅定有力而仍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的克制态度，在政治上堅決反擊，在軍事上嚴守自衛。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了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代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繼續堅持在長江甫北的敵後抗日戰争。同時，公布大量事實。揭露國民黨破壞抗戰的陰謀，提出解決皖南事變善後事宜的辦法。
經過中國共産黨有理、有利、有節的鬥争；同時，由于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不得人心，遭到國内外各界人士的強烈譴責，使它不得不放棄反共的軍事進攻計劃。日本侵略軍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并不希望把新四軍和八路軍全部調往華北，在一月下旬，在正面戰場上發動新的猛烈進攻。這也迫使蔣介石不得不放棄他的反共戰争計劃。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對皖南事變後新四軍的行動方針作了指示：統一戰線原則不變；注意收集皖南散失力量，加強指導；積極布置皖西、鄂東及河南方面的遊擊戰争。
以後，一九四三年國民黨當局又乘共産國際解散之際，企圖再次發動反共高潮，進攻邊區。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朱德在七月四日緻函胡宗南，指出：“自駕抵洛川，邊境忽呈戰争景象。道路紛傳，中央将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我兄己将河。防大軍向西調動，彈糧運輸，絡繹于道，内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此抗戰艱虞之際，力謀團結，猶恐不及，若遂發動内戰，必至兵連禍結，破壞抗戰團結之大業，而使日寇坐收漁利，陷國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極大妨礙英美蘇各盟邦之作戰任務。”
六日，他又緻電蔣介石、何應欽和軍令部長徐永昌，呼籲團結，要求制止内戰。中共中央指示，将朱德緻胡宗南電等文件印成小冊子，向邊區附近的國民黨軍隊散發。國民黨當局看到中國共産黨已有準備，不敢輕舉妄動。
這樣，國共兩黨的合作關系終于維持到抗戰勝利，沒有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