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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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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新硖行

書籍名:《朱德傳》    作者: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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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戰争初期,對八路軍說來,是一個重要的轉變時期:實現了由國内革命戰争的正規戰向抗日遊擊戰争的軍事戰略轉變,完成了在山西的展開,在地方黨配合下創建了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和晉西南等抗日根據地。八路軍着重向敵後發展,開辟敵後戰場,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主要從戰略上配合國民黨軍隊的作戰。

  
      朱德率領的八路軍總部,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以後的兩年多時間裡幾乎一直移動在大行山區的武鄉和沁縣之間。大行山脈北起滹沱河,南抵黃河,綿直在山西、河北等省之間。它居高臨下,地形險峻,向東可以控制河北、山東;向西同太嶽山相接,中間的盆地是晉中富饒之地;北面同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為鄰。朱德新硖行,便于從這裡指導整個華北敵後抗日軍民同日本侵略軍的鬥争。

  
      八路軍深入敵後,創建抗日根據地,廣泛開辟敵後遊擊戰争,是極端艱難的壯舉。如果沒有建立起軍民之間的魚水關系,是根本不可能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堅持下去并得到發展的。它對整個抗戰事業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朱德在《八路軍抗戰的一年》的報告中,對八路軍為什麼能堅持并發展敵後抗戰作了詳細的說明。他說:“第一期抗戰中,雖參加不久,已盡了大力,如平型關,娘子關。第二期抗戰中更起新的作用,即建立遊擊隊和敵人後方作戰。我們在晉北、晉東都在敵人後方打。第二期我們三個師都在敵人後方,包圍敵人,并切斷平漢路。”敵後抗戰的環境是極端艱苦的,“别人無論如何不能把軍隊放在敵人後方,而我們以實際例子起了好的作用和影響。别人争相退去,而我們則反伸向敵人後方去。”八路軍的戰術,不用死守的辦法,而是獨立自主的靈活地行動,這是在長期經驗中學習出來的。更重要的是軍隊和人民的關系。朱德說:“八路軍是由人民中産生的。”“靈活戰争沒有人民是不行的。所以說軍隊是魚、人民是水,魚離水亦不能生存,有人民才活動自如。人民不是都了解八路軍的。經過各種的多次的實際行動,軍民打成一家,靈活戰術由此發揮了。”他說:“我們在敵人後方已立定腳跟了,建立了支點,我們在呂梁山、太行山、恒山、五台山等建立了根據地,我們的各司令部都能站着指揮作戰。此等作戰隊伍在華北不下十餘萬人。”

  
      “華北人民當時甚希望中國軍隊再來,八路軍常去收複各城市,影響民心甚大。民衆因此才能更堅定了抗戰到底的決心。因為八路軍創造了七個根據地,華北抗戰由混戰轉為堅持局面。”①日軍在二月下旬發起徐州會戰,在台兒莊遭受沉重打擊。當徐州會戰吃緊時,日軍曾想從别處抽調部隊進行增援,卻難以抽調。對這個問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氏陳誠曾說過:“此蓋因我國自采用遊擊戰以來,各處圍殲其小部,襲擊其後方,即如山西境内,我方有二十萬之遊擊隊,遂使敵五師團之衆隻能據守同蒲路沿線,不能遠離鐵路一步。其他平漢線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戰場均自顧不暇,遑言抽調以遠水救近火乎?”②日本侵略軍也深深感到八路軍堅持的華北敵後抗戰對它已構成巨大的威脅,認為八路軍“擾亂我占領區,其威勢已不容輕視”,決定“在占領區内進行肅正讨伐。”③從一九三八年四月初開始,日軍以很大的決心,以第一○八師團為主力,調集三萬以上兵力對晉東南抗日根據地發動規模空前的九路圍攻。它的主要目的是企圖把八路軍總部逼到遼縣、榆社、武鄉、襄垣地區加以消滅。

  
      對日軍準備發動九路圍攻,八路軍總部在三月底就從許多迹象中覺察到了。他們注意到:日軍在晉東南修築機場,打通公路,運送物資。頻繁地調動兵力。這些情報都不斷送到朱德那裡。在一二九師繳獲的日軍文件中,又發現一張日軍九路圍攻晉東南的作戰計劃圖。因此,當日軍發起攻擊前,朱德已籌劃了對策:“以一部兵力箝制日軍其他各路,集中主力相機擊破其一路。”④參加這次反圍攻的部隊,有一二九師和配合該師在這一地區活動的一一五師三四四旅,還有決死第一、第三縱隊以及屬于東路軍序列的各友軍部隊。

  
      朱德把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率領的一二九師作為粉碎日軍九路圍攻的主力,命令他們轉入外線,隐蔽集結,尋機殲敵。同時,發動群衆,堅壁清野,由地方遊擊隊和自衛軍不斷襲擾敵軍,破壞道路,捉拿敵探,肅清漢奸,并幫助八路軍和友軍搬運傷兵,進行聯絡,籌糧,運輸,配合作戰。由于事前已有準備,晉東南軍民對日軍的這次大規模圍攻便能沉着應付,朱德說:“當時敵人的九路進攻,當敵人追到我們,近起來了,可是我們沒有一個人是驚慌的,這是在第一期抗戰中是不同的地方,”“從前他們說山西的民衆是順民。現在估計起來,從前因為他們沒有槍;現在有了槍,經過了我們的組織,山西的民衆已經不是順民了,也能夠起來幹,打仗。”⑤四月初日軍出動後,一二九師主力和三四四旅的六八九團立刻遵令向東轉移到日軍合擊線以外的山西麻田至河北涉縣一帶集結待機。朱德還派左權去沁縣統一指揮三四四旅主力及決死一縱隊阻擊從西面進攻的日軍。

  
      各部已遵照總部命令作好了迎擊準備,但到四月六、六日,卻發現日軍部署有所變更:各路日軍放慢了進攻速度,南面日軍停止北進,轉向南攻,進犯陽城;另一路日軍轉向河南,進占該省的溫縣、孟縣。鑒于這一變化,朱德決定暫不發表已經起草好的動員和部署反圍攻的訓令。情況很快就弄清了。原來日軍得到一個錯誤情報,誤認為剛從晉西脫險人陝的衛立煌将從垣曲渡河回山西,所以重新調動部隊,準備再次截擊衛立煌。⑥事實上,衛立煌到陝西後,接到蔣介石的通知,要他去洛陽開會,衛決定乘機繞道延安,拜訪毛澤東等後再去洛陽。⑦此時已在去延安途中。當日軍發現情報不準确後,重新發動向晉東南的九路圍攻。

  
      四月八日,朱德、彭德懷命令左權、劉伯承指揮各部以機動、堅決、勇敢的精神,乘日軍分進之際,集結優勢兵力,從側背給日軍以各個打擊。朱德對八路軍各部的指揮,可說是得心應手,但對東路軍友軍部隊就很難如此。

  
      因此,他必須分别準備兩種對部隊和民衆動員的工作綱領。⑧四月十日,南路日軍先頭部隊進占沁源、亭、襄垣一線,即将向北發動進攻。八路軍總部從沁縣小東嶺移駐武鄉馬牧村。這一天,朱、彭向東路軍友軍将領發出《粉碎日軍圍攻的戰役戰術指示》,考慮到友軍不善于打遊擊戰和運動戰,所以指示比較具體,要求他們:“應乘其進攻我軍時,采取靈活的、運動的遊擊戰術,在敵未進入利害循環變換線時,采内線作戰姿勢,以優勢兵力各個擊破其一路,餘路箝制之。如已進入我利害變換線内,則應由間隙中轉入外線,襲擊敵側後,仍以各個擊破之。”“敵之任何一股前進時,我軍應以小部,以一連或一營為單位,采取運動防禦之姿勢,配合本地自衛軍。遊擊隊,晝夜襲擊,疲勞敵人,分散敵人,迷惑敵人主力,出敵不意,突然襲擊而消滅其一部。”⑨朱德還發布了《粉碎日軍大舉進攻之部隊政治工作綱領》,号召東路軍各部深入進行戰鬥動員,并協助地方政府切實動員民衆作好戰鬥準備。

  
      大行山峰巒起伏,山高路險,日軍的機械化裝備難以發揮它的優勢,當地民衆實行堅壁清野,處處給八路軍以幫助。在朱、彭的統一部署下,各路日軍到處都遭到中國内線部隊的猛烈攔截阻擊,一時不敢深入。

  
      四月十一日,南路日軍北進至下良鎮。這一路日軍是這次圍攻的主力,由驕橫的苫米地旅團長指揮。苫米地在日軍中是一員善戰的猛将。這年二月間,朱德在臨屯公路上就曾同他交過手。他因比北路日軍先攻入臨汾,曾得意地寫信給他女兒說:“天皇因我先人臨汾,賜了我一個勳章,我已挂在左胸前,我的右肩也高起來了,你看我象不象墨索裡尼?”⑩朱德早已判斷這路日軍有經沁縣、武鄉進攻榆社的可能。他們在進占沁縣後果然向武鄉進攻,在十三日占領武鄉縣城。朱德準備在武鄉、榆社間夾擊消滅這股敵軍。

  
      沁縣和武鄉縣城失陷後,八路軍總部的處境相當艱難,經常處在敵軍的包圍中,需要不斷地移動駐地;而朱德身邊隻有一個警衛排,再無别的部隊。

  
      在一次轉移中,朱德率總部來到漳河邊的一座小山上,發現三面都是敵軍,一面又是臨河,情勢非常危急,朱德立刻決定把總部移到漳河對岸去。當時河水猛漲,渡河很困難。他披着雨衣,親自在河邊察看水勢,決定讓水性較好的孫泱泅渡過河去聯絡部隊,還要他帶過去一根大繩子,固定在對岸。随後,朱德一手抓住馬尾巴,一手抓住繩子,和其他人一起渡過漳河,脫離危險,并同附近部隊取得了聯系。(11)在武鄉、榆社附近的東路軍友軍部隊有曾萬鐘的第三軍、朱懷冰的第九十四師和武士敏的第一六九師。朱德命令朱懷冰部集結在榆社、武鄉一線兩側的雲簇鎮附近;武士敏部除在駐地阻擊敵軍外,以一部向沁縣方向遊擊;曾萬鐘部以一部向武鄉以北邊戰邊退,而将主力隐蔽集結于附近山地,待日軍通過武鄉後,立刻猛烈尾攻,同朱懷冰部夾擊日軍。同時,命令八路軍一二九師主力及三四四旅一部迅速趕到戰地參戰。(12)由于有的友軍沒有按照朱德的指示行動,這次夾擊計劃沒有實現。

  
      苫米地部日軍進抵榆社後,因為群衆空舍清野,破壞道路,又退回武鄉。

  
      四月十四日,朱德、彭德懷緻電按總部計劃跳出日軍合擊線外隐蔽待機的一二九師及三四四旅負責人,指出從榆社退回武鄉的日軍,下一步行動有兩種可能,一是退回長治,一是去子洪地區救援被友軍武士敏部包圍之敵。

  
      命令他們迅速向武鄉靠近,尋機打一個殲滅戰。(13)一二九師主力及第三四四旅的六八九團,接到總部命令後,在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率領下,在四月十五日傍晚飛速趕到武鄉縣城西北,原來在武鄉的日軍剛從這裡帶了辎重騾馬棄城沿濁漳河向襄垣方向退去。劉伯承下令分左、右兩個縱隊迅猛追擊。第二天拂曉,左、右兩路縱隊超越日軍并把他們夾擊在武鄉以東的長樂村地區。日軍被截為幾段,困在狹窄的河谷裡無法展開。已通過長樂村的日軍回頭救援,又遭到八路軍頑強堵擊。激戰到當天黃昏,共殲滅日軍下元熊彌(第一○八)師團的柏崎聯隊和苫米地(第一○四)旅團的工藤聯隊及炮、騎、工、辎各一部,共二千二百餘人,擊斃戰馬五、六百匹,并繳獲一部槍枝和其他軍用品。曾經驕橫不可一世的苫米地因這次戰鬥失利而受到處分。(14)在這次戰鬥中,八路軍打得很艱苦,并付出了相當代價,傷亡八百餘人。一二九師三八六旅七七二團團長、優秀的年輕指揮員葉成煥的在戰鬥中負重傷後犧牲;這是八路軍的重大損失。朱德以非常悲痛的心情,親自前去向葉成煥的遺體告别。

  
      在粉碎日軍圍攻的戰鬥中,根據地的民衆已經起來,遊擊隊發揮了重要作用。朱德說:“老百姓也學會了,知道打得不對就要避一避,打勝了就要追。”“我們消滅他零零碎碎的,合攏起來便是一個大勝利。”“雖然不是全靠遊擊隊,然而遊擊戰是創造最後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卻是不可否認的。”(15)長樂村戰鬥是粉碎日軍“九路圍攻”中有決定意義的一戰。南路日軍遭受嚴重打擊後,其他各路日軍紛紛退卻。這樣,在不到半個月時間内,日軍九路圍攻晉東南的計劃便以傷亡四千人的代價而宣告破産。到四月二十六日,八路軍和友軍連克榆社、遼縣、武鄉、沁縣、沁源、壺關、安澤、屯留、黎城、潞城、長子、陽城、沁水、長治、高平,晉城及河北涉縣等十餘座縣城,鞏固并擴大了以太行山為依托的晉東南即晉冀豫抗日根據地。

  
      粉碎日軍對晉東南的九路圍攻,為八路軍在山西敵後站穩腳跟,進而向河北、山東和豫北平原地區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

  
      河北、山東和豫北平原,人口稠密,物産豐富,戰略地位重要,抗日戰争爆發後,由于這些地區共産黨組織的領導,并得到八路軍派出的先遣部隊和軍事幹部協助,群衆性的抗日遊擊戰争已經發展起來。八路軍總部并已命令晉察冀軍區部隊積極向平漢、津浦鐵路北段擴展。

  
      晉東南粉碎“九路圍攻”的戰役還沒有完全結束,毛澤東等就在四月二十一日向八路軍總部和第一二九師發出關于開展平原遊擊戰的指示,指出:“根據抗戰以來的經驗,在目前全國堅持抗戰與正在深入群衆兩個條件之下,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擴大的發展抗日遊擊戰争是可能的,而且堅持平原地區的遊擊戰争也是可能的。”要求八路軍和當地黨組織,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盡量發動最廣大的群衆,廣泛發展遊擊戰争,并在收複地區建立政府,“使政府、部隊、人民密切聯系起來。”(16)發展平原遊擊戰,表明敵後抗日遊擊戰争又跨出新的具有戰略意義的一大步。

  
      毛澤東來電的第二天,朱德不失時機地電令一二九師及一一五師三四四旅迅速派兵從太行山區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鐵路沿線展開。四月下旬,先後成立冀南軍區和晉冀豫軍區,由宋任窮和倪志亮分别擔任司令員。以後,徐向前和劉伯承、鄧小平也先後來到冀南,加強對該地區的領導,并積極向山東發展,逐步形成橫跨山西、河北、山東、河南四省的晉冀魯豫根據地。被日軍看作後方交通動脈的同蒲、正大、平漢、津浦、德石、隴海等鐵路和華北各地的戰略要點都處在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直接威脅下,成為堅持華北敵後抗戰的中樞。

  
      直到一九四○年五月回延安前,朱德一直新硖行,從這個地區指揮着華北各地敵後的抗日戰争,在這個期間,八路軍總部駐紮時間比較久的是武鄉縣的王家峪。現在,八路軍紀念館就建立在這裡。

  
      除積極向東部平原地區發展外,朱德還令第一二○師的宋時輪支隊和晉察冀軍區的鄧華支隊組成八路軍第四縱隊,進據冀東、熱(河)南、察(哈爾)東北,創建冀熱察根據地;(17)派第一二○師李井泉率騎兵支隊,北上綏遠大青山地區建立根據地。(18)這樣,敵後抗日根據地日益發展,華北八路軍已發展到十三萬多人,但國民黨當局已在限制八路軍的發展,仍按四萬多人的編制發給經費。日本侵略者對抗日根據地也進行嚴密的經濟封鎖和軍事破壞,使部隊的物資、經費、彈藥供應都異常困難。朱德、彭德懷從實際情況出發,提出解決困難的方針是:發展生産,有計劃地經營和統制公私貿易;在改善貧苦人民生活的原則下,整理稅收、田賦;加強敵占區工作,争取運入根據地所缺乏的物資;通過政權和群衆團體,開展自願獻金、獻糧;有計劃地建設軍事工業;建立嚴格的預決算制度,清除貪污浪費;成立華北總财政經濟委員會。(19)除經濟上的困難外,從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開始,八路軍在政治上遭遇的麻煩也日益增多。當日軍在華北大舉進攻時,蔣介石、閻錫山放棄了大片國土;而當八路軍趕走日軍,在敵後艱苦地創建起大塊抗日根據地後,他們卻企圖從八路軍手中來“收複失地”。對此,朱德說:“這是意料中的事。”

  
      (20)他提出:加緊發動民衆,建立鞏固的根據地:說明日軍随時有可能轉移兵力來華北,從積極方面去轉變或減少那些來争奪地盤的人的軍閥割據和偏安一時的心理;強調團結,在群衆中造成反對破壞統一戰線的輿論,揭破挑撥離間者的陰謀,肅清漢奸。(21)并發出訓令,要求各部加強訓練幹部,加強政治工作和黨員布爾什維克意識的鍛煉。(22)對于八路軍的今後任務,他提出:第一,發動廣大的民衆;第二,廣泛開展遊擊戰與運動戰;第三,鞏固和擴大現有的抗日根據地(如冀察晉(23)邊區,晉西北區,晉東南區,以南宮為中心的冀南區等);第四,與各方友軍更加親密團結,共同堅持華北抗戰;第五,堅持華北抗戰,抑留華北敵人,把華中、華南的敵人調動到華北來,以保衛武漢、保衛西北、保衛華南;第六,積極行動,抓住一切機會打擊敵人,消滅敵人,以求改變敵我形勢,聚集許多大小的勝利,最後達到全國戰略上的反攻,把日寇趕出中國去。(24)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後,日軍把下一步主攻目标指向武漢,暫時不能抽出更多兵力到華北戰場對付八路軍。朱德充分利用這個時機,發展八路軍,擴大敵後根據地。但是,這個時期在共産黨内部卻遇到了一些問題,主要是上年十一月從蘇聯歸國的共産國際主席團委員、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王明提出了一系列違背中共中央方針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主張,幹擾了中國共産黨正在恢複和發展的國民黨統治區工作和華中敵後工作,對華北的工作也産生了某些消極影響。中共中央為了總結抗戰一年多來的經驗,統一全黨思想,決定召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通知朱德回延安參加會議。

  
      朱德在七月五日離開總部動身回延安。他準備順路拜訪一些國民黨軍政界的上層人士,加強團結合作關系。在途經日軍控制的沁河流域時,他覺得這裡地形複雜,糧食也多,是創建抗日根據地的好地方,就緻電彭德懷、左權,要他們派人到此地加緊工作。(25)十二日,他到達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所駐的沁水縣端氏鎮,應邀在該旅的連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他着重結合晉東南粉碎日軍九路圍攻後的形勢和該旅情況,講解了毛澤東《論持久戰》的基本精神。

  
      八月上旬,他到達山西垣曲辛莊的衛立煌駐地,受到衛立煌熱烈歡迎。

  
      他們兩個單獨長談了兩整天。朱德提出:八路軍已經比從前大大擴充了,準備向蔣介石要求增編三個師。衛立煌表示同情,并答應接濟槍枝、彈藥和炮彈。後來衛立煌對人說,“朱王階對我很好,真心願意我們抗日有成績。這個人氣量大、誠懇,是個忠厚長者。”(26)朱德在垣曲停留期間還給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緒寫了一封信,勉勵他為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為抗戰建國大業奮鬥到底。

  
      離開垣曲後,朱德一行從渑池過黃河,來到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河南洛陽,拜會了戰區司令長官程潛。(27)到西安後,朱德多次應邀給學校、抗日團體及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作報告,出席座談會,還拜訪了西安行營主任、陝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28)他兩次前去看望正在西安養病的原來在雲南陸軍講武堂時的老師李根源,知道他不日将取道成都去昆明,就把已寫好的給王缵緒的信托他帶去。他又寫了兩封信:一封給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希望他在動員人力、物力支持抗戰方面作出更大的貢獻;另一封信給四川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鼓勵他發揚民氣,組織民力,在民族解放鬥争中起模範作用。這兩封信托李根源一并帶去。在從西安到延安途中,他從洛川轉道到晉西古賢村會晤閻錫山,鼓勵他堅持抗戰,還商定加強八路軍總部同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聯系的辦法。(29)八月二十五日,朱德抵達延安。這是他在前方戰鬥一年後第一次回到延安,受到延安軍民的熱烈歡迎。當天,延安各界召開萬人歡迎大會。朱德在會上講話,介紹華北抗戰形勢,要求後方把書報刊物大批地輸送到前方去,後方的幹部與學生也大批地到前線去工作。(30)以後,不斷有單位邀請朱德去作報告,朱德盡量滿足他們的要求。在這些報告中,他除總結抗戰一年來的經驗、分析日軍戰略戰術的變遷外,着重講了華北抗戰的情況和所取得的勝利,他攬:“我八路軍可使敵後方變前方”;“遊擊戰的應用,牽制了敵人,且鞏固了自己”;“遊擊隊約有十餘萬人,要給養、傷兵等等,所以建立根據地是重要問題,五台山根據地現已發展到五十餘縣。”(31)他勉勵大家為争取抗戰最後勝利作出更大貢獻。

  
      在朱德從太行前線返回延安這段時間,國民黨最高當局對共産黨、八路軍的态度發生了某些變化。他們任命鹿鐘麟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河北省保安司令,到河北來同共産黨、八路軍争奪領導權。鹿鐘麟原是西北軍馮玉祥的部下,是一個同共産黨有過合作關系的中間派人士。但蔣介石知道鹿鐘麟在當了省主席後,一定會盡力把共産黨、八路軍擠出河北,他可以坐收漁人之利。如果鹿同共産黨發生矛盾,那就可以使人以為是共産黨容不得中間派人士,而不是他蔣某人容不得共産黨。為了保證這一意圖的實現,蔣介石還在省政府領導班子中安插了一批堅決反共的頑固分子,以控制和影響鹿的行動。其中,省政府委員、民軍總司令張蔭梧在抗戰前就是冀中一霸,是河北博野一帶地方反動勢力的頭子。日軍侵占冀中前,他随國民黨軍隊一起逃跑了,八路軍從日軍手中收複失地後,他又回到博野,發展武裝,成立民軍司令部,自任民軍總指揮,是一個積極反共的“磨擦專家”。盡管這樣,在鹿、張的任命宣布後,中國共産黨從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局出發,還是表示歡迎,同時也保持必要的警惕。

  
      鹿鐘麟接受任命後,渡過黃河,到長治訪問八路軍總部。這時,朱德、彭德懷已先後動身回延安,由劉伯承出面同他商談在河北合作抗日的問題。

  
      九月中旬,鹿鐘麟到達冀南南宮地區後,就開始排擠共産黨和八路軍。張蔭梧更是強行向晉察冀邊區的平山、行唐、阜平插手。

  
      在國民黨當局如此步步進逼的情況下,九月七日,朱德、毛澤東等緻電聶榮臻,提出對策:邊區各軍政機關,如果沒有得到邊區政府和軍區司令部的指示,拒絕服從任何人的命令,并禁止任何其他人在邊區進行軍事、政治活動;如果河北省政府和張蔭梧正式派人來交涉,須給以禮遇并與之談判。

  
      (32)十八日,朱德、彭德懷又和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聯名緻電徐向前并左權、劉伯承等,指出:看來鹿鐘麟似已開始向我方進攻,請你們向鹿提出嚴重質問,鹿如能誠懇進步,我們應與之合作建立抗日根據地;如他對冀南軍政系統采取打擊和破壞的政策,則不能向他讓步,必須堅決防禦。(33)九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王稼祥傳達共産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朱德在會上作八路軍工作報告,共談了五個問題:八路軍抗戰的經過,敵人戰略戰術的變遷,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八路軍本身的問題,一年來抗戰的經驗教訓。會議決定了六屆六中全會的主要議程。

  
      九月二十九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開幕。這次會議批準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批判在統一戰線問題上隻講聯合不講鬥争的右傾錯誤,提出了黨加強對抗日戰争領導的戰略規劃。朱德在會上以一天半時間作了關于華北八路軍的報告。他詳細的叙述了八路軍一年來抗戰的經過和經驗教訓,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持久戰問題。報告最後說:八路軍今後的任務是,“繼續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抗戰,堅持根據地,争取友軍,鞏固本身。”“眼前的任務就是發展華中,也要八路軍擔負一部分的作用。”(34)在會議進行過程中,由于日軍大舉進攻,武漢危急。中共中央決定由朱德到武漢去了解情況,并鼓勵蔣介石繼續堅持抗戰。那時,日機經常空襲武漢。朱德冒險在十月二十二日搭乘戰鬥機飛抵漢口,随即由周恩來陪同去會見蔣介石。朱德向蔣介石報告八路軍一年多來的戰績、敵後抗日根據地建立的情況以及取得這些勝利的原因;并且強調:隻要發動群衆、武裝群衆,即使退到重慶也不要緊,日寇是一定能夠打敗的!(35)并提出了八路軍擴編為三個軍,增發經費和彈藥的要求。

  
      當天晚上,朱德住在鄱陽街一号郭沫若家裡。郭沫若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後,曾随朱德率領的第九軍南下。起義失敗後,郭流亡到日本生活了十年,這時,正擔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故友重逢,格外歡欣,郭沫若作了一首白話詩相贈。朱德和了一首題為《重逢》的詩,作為紀念:别後十有一年,大革命失敗,東江握别;抗日戰酣,又在漢■重見。

  
      你自敵國歸來,

  
      敵情詳細貢獻;

  
      我自敵後歸來,

  
      勝利也說不完。

  
      寇深入我腹地,

  
      我還需堅持華北抗戰,

  
      并須收複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别,

  
      相見必期鴨綠江邊。(36)

  
      第二天,朱德匆匆飛回延安,繼續參加六中全會,并向全會介紹了在武漢了解到的情況。他認為,軍隊中對局勢悲觀失望的人比較少,而在政界比較多,特别是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一再放出“和平”空氣,但國共關系還不至于破裂。(37)朱德回延安後兩天,漢口就失陷了。十一月六日,六中全會閉幕。這次會議基本上糾正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統一了全黨的步調。

  
      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以朱德、彭德懷、楊尚昆、聶榮臻、關向應、鄧小平、彭真、程子華、郭洪濤為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員,朱德、彭德懷、楊尚昆為常委,楊尚昆任北方局書記。(38)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期間,冀中、冀南、豫北、魯西北等地的頑固分子無理地不斷進攻八路軍創建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朱德、彭德懷緻電駐守這些地區的八路軍指揮員,要他們動員群衆,破壞頑固分子聯合進攻的陰謀;并且命令一二九師立刻派遣有力部隊進入河北南宮縣城及近郊,三八六旅旅長陳赓率領兩個團進抵魯西北聊城;而在豫北方面實行必要的讓步。對頑固分子的進攻,總的仍采勸防禦鬥争原則。”(39)六中全會結束後,朱德動身返回華北前線。十一月十三日到西安。(40)稍作停留後,在這個月下旬渡過黃河來到吉縣會晤閻錫山。朱德鼓勵閻堅持抗戰。指出:悲觀的亡國論是不對的,盲目樂觀的速勝論也沒有根據。他還應邀對晉綏軍校尉級軍官訓練團作了《抗日的戰略戰術與建立新軍問題》的講話,強調要堅持持久戰,發動全面抗戰,争取主動,在戰術上要做到機動、秘密、迅速、堅決,改變死守硬頂的戰術和加強群衆紀律,勉勵他們成為真正抗日的新的軍隊。(41)十二月一日,朱德回到晉東南的八路軍總部。這時,敵後局勢已日趨複雜,國共關系開始發生明顯變化。在大敵當前的嚴重情況下,國民黨頑固分子卻在冀南加緊制造磨擦,鹿鐘麟的态度也逐漸惡化。為了擴充實力、濫編武裝。地痞、流氓、受漢奸利用的反動會門勢力等都成為他收編的對象。各地的失意政客、反動軍人也都麇集在他的門下,他不積極抗日,卻醉心于奪取權力;他迎合少數土豪劣紳的要求,反對合理負擔、改善人民生活;他公開宣傳反對八路軍的言論,散布謠言,破壞統一戰線;更嚴重的是竟悍然宣布取消抗日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撤換各地抗日縣長。(42)面對步步進逼而來的這種橫逆,中國共産黨人已無法繼續退讓,否則,敵後抗戰的成果就會重新喪失,抗戰大業就會遭到重大破壞。但是,八路軍仍堅持把民族鬥争放在第一位,不願看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生破裂。因此,朱德、彭德懷提出冀南反磨擦鬥争的原則是:硬不破裂統一戰線,軟不喪失政治立場原則。并且指出:冀南是我兵員資材來源和連貫魯省的要道,已經取得的政權決不可輕易放手。為此,要争取群衆的同情和擁護;對鹿鐘麟,要避免同他發生武裝沖突,如果他先向我開槍,則給以有力的打擊;同時,指示收集鹿破壞統一戰線的證據,以便必要時加以揭露。(43)朱德把這些情況報告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處來電指出:“鹿本無甚力量,隻有省府合法地位。他拟采取排擠八路軍而擴充自己力量的方針,因此估計與鹿合作須經過一般激烈鬥争,否則鹿恐難覺悟。”“我們基本方針是促其改變态度與我合作,但目前當其無理進攻時,應給以有力反抗,在政權機關中、在群衆團體中、、在群衆中應公開說明我們的立場,揭破其污蔑”,“取消主任公署事我們不宜讓步。”(44)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八路軍活動的重點仍放在抗擊日本侵略者方面。朱德回到晉東南不久,就指出:“相持階段快要到來了。”“我們目前最主要的是在敵人後方廣泛的開展遊擊戰争,堅持抗戰。”(45)八路軍各部主力繼續向更深遠的敵後平原地區挺進。十二月二日,朱德、彭德懷電令賀龍、關向應率一二○師主力挺進冀中平原,統一領導該地八路軍各部隊;命令一一五師代師長陳光和羅榮桓率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兩個團到蘇魯皖地區和山東開展工作。(46)這個重要的戰略性行動,大大加強了平原地區的抗日遊擊戰争。

  
      在頑固分子制造磨擦的同時,日軍也緊鑼密鼓地不斷發動對抗日根據地的進攻:從一九三八年九月開始,再次對晉察冀進行“掃蕩”;十一月開始對冀中“掃蕩”;十二月對冀南和綏北“掃蕩”;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一月,對晉西“掃蕩”;一月對冀魯邊“掃蕩”;二月對晉西北“掃蕩”;三月對平西“掃蕩”;五月,對魯西“掃蕩”;六月開始對魯南和晉冀豫“掃蕩”。

  
      對晉冀豫的這次“掃蕩”,又稱作對晉東南的第二次九路圍攻。這裡是朱德率領的八路軍總部駐地,是華北敵後抗戰的指揮中心和神經中樞。日軍在這次“掃蕩”中調集的兵力超過以往任何一次,達十三四萬人。他們還提出“治安肅正”的口号,也就是“肅正讨伐”加上治安工作,即暴力加欺騙。

  
      他們除軍事讨伐外,在政治上提出“以華制華”,利用漢奸、僞軍,并唆使一部分國民黨頑固派軍隊對八路軍進行磨擦;在經濟上肆行搶劫、封鎖、破壞,甚至放水決堤,制造災荒,加上傾銷毒品。這就使根據地軍民的處境變得越來越嚴酷。

  
      正是這種困難的環境,才更能顯示出革命者克服困難的聰明才智和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朱德總結了長期以來同敵軍作戰的經驗,提出争取主動,趨利避害的機動作戰原則,那就是,“小股進退,分支襲擾,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晝伏夜動,聲東擊西,有意暴露,及時隐蔽,利害變換,毫不猶豫,拿定火色,轉入外線。”(47)各抗日根據地大體上都按照這些原則來對付日軍的“掃蕩”,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在政治上,朱德堅持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各階層群衆,積極建立。發展和保衛民主政權,保障根據地人民的民主權利。在經濟上,除倡導發展生産、改善經營、統制貿易外,還采取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克服困難,其中包括創立冀南銀行發行貨币,建立小型兵工廠,号召“部隊在不妨礙戰鬥的情況下,要開荒種麥,非戰鬥部隊尤須注意這一點。”(48)等等。

  
      由于方向正确,措施得當,調動了各根據地軍民的抗日積極性,盡管環境險惡、困難重重,華北各地的抗日鬥争依然蓬勃發展。根據地軍民英勇鬥争的事迹在全國受到廣泛傳頌,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鬥争,也吸引了國内外許多著名人士到根據地訪問。據不完全統計,國際友人有:美國的史沫特菜、斯特朗、卡爾遜,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愛德華、巴蘇華、柯棣華,德國的王安娜等;國内的自然更多,有周立波、丁玲、吳伯蕭、卞之琳、宋之的、黃鋼、劉白羽、李伯钊、阮章競、楊朔、陳荒煤、李公樸、徐懋庸、華山、羅峰、楊騷等。他們不但把根據地軍民的英勇鬥争和抗日經驗廣泛地向國内外傳播,增強了人們對中國共産黨和八路軍的了解,也幫助并推動了根據地文化事業的發展,除醫療衛生外,根據地的報刊、戲劇、繪畫、音樂、文藝創作等都很繁榮,著名作家趙樹理就是在這個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在這種艱難複雜的環境中,朱德在一九三九年二月緻友人信中說:“近來華北抗戰較去年更為艱苦;”“日寇恨我們刺骨,我們也得日敵之深惡毒恨為無上光榮,堅持華北抗戰當能持久。德雖才薄能鮮,愛國當不敢後人,以慰故人之希望。”(49)這些話充分顯示了他對克服困難、堅持根據地、堅持抗戰的堅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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