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率領二、四方面軍北上
紅四方面軍南下後，同北上的黨中央、紅一方面軍仍保持着電報聯系。
一方面軍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完成長征、到達陝北，同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師；十一月取得直羅鎮戰役的勝利；随着日本侵略勢力向華北迅速擴展，民族危機急遽深化和國内階級關系發生新的變動，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确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這些消息，都使處在困境中的朱德受到鼓舞，增強了他的鬥争信心。
毛澤東到陝北後不久，曾在一次幹部會上說：我和同志們都惦念着還在四方面軍的朱總司令、劉伯承參謀長。我們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軍的同志們和五、九軍團的同志們，相信他們是贊成北上抗日這一正确方針的，總有一天，他們會沿着我們北上的道路，穿過草地，北上陝甘，出臘子口與我們會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線的，也許在明年這個時候①。這番充滿深情、信賴和期待的話，同朱德的心是相通的。
一九三五年歲末，也就是十二月三十日晚八時，朱德緻電毛澤東、彭德懷等，提出：“我處與一、三軍團應取密切聯系，實萬分需要，尤其對敵與互通情報，即時建立”，并介紹了四方面軍掌握的敵人調動情況，最後說：“你處敵情近況望告”②。一、四方面軍分離後，紅軍總部的通訊聯絡機構被張國焘控制着，這是朱德第一次以個人署名發給黨中央的電報。毛澤東接電後十分興奮，立刻親自起草一份長電，在一九三六年元旦直接複給朱德，一開頭說：“本應交換情報，但對反黨而接受敵人宣傳之分子實不放心，今接來電，當就所知随時電告。”③接着，就将中央紅軍到陝北後的各方面情況和他所了解的國内國際時局動向，盡可能詳盡地作了通報。
然而，要把兩支革命力量再彙聚到一起，關鍵問題是要排除張國焘分裂主義的障礙，這是朱德必須承擔的曆史重任。
徐向前回憶道：
“張國焘雖挂起了分裂黨的僞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對外公開宣布”，“朱德同志堅決反對另立‘中央’，對張國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約作用。朱德總司令在黨和紅軍中的巨大聲望，人所共知。也隻有他，才能同張國焘平起平坐，使張不敢為所欲為。自從張國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對台戲。他同張國焘的鬥争，絕不像‘左’傾教條主義者那樣，牙齒露得越長越好，而是心平氣和，以理服人，一隻手講鬥争，一隻手講團結。我去紅軍總部彙報時，曾不止一次見過他同張國焘談論另立‘中央’的問題。他總是耐心規勸張國焘，說你這個‘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從黨中央的領導，不能另起爐竈，鬧獨立性。張國焘就勸朱德同志出面，幫他做黨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認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黨的唯一領導。倆人的意見，針鋒相對，誰也說不服誰，但又不妨礙商量其他軍事行動問題。張國焘理不直，氣不壯，矮一截子，拿朱老總沒辦法。朱總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張國焘是掂量過的。沒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軍委’也好，都成不了氣候。張國焘是個老機會主義者，沒有一定的原則，沒有一定的方向。辦起事來，忽‘左’忽右。前腳邁出一步，後腳跟說不定就打哆嗦。朱總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開導他，制約他。因而張國焘心裡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遠”④。
張國焘在回憶錄中也承認，“顧到朱德所說留下轉圜餘地的意見”⑤，不敢把事情做絕。
“轉圜”的時機終于到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成員張浩（即林育英，他是在這年十一月回到陝北的）從陝北緻電張國焘，說明“共産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問題”⑥，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又來電說：“共産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認為“中央紅軍的萬裡長征是勝利了”。來電沒有承認張國煮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對中央原則上的争論可提交國際解決”⑦。這對張國焘不啻當頭一棒。當時中國共産黨是共産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産國際的态度對張國焘不能不有很大的約束作用，一些曾跟張國焘跑的人也表示要服從共産國際的決定，張國焘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表示“急謀黨内統一”。朱德和劉伯承等趁機做工作，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服從黨中央的領導。張國焘進退兩難，在一月二十七日緻電陝北，要求黨中央“和此間同時改為西北局和西南局”，⑧中央回電拒絕了這種無理要求，但作為過渡辦法，同意西南局直屬共産國際中共代表團領導，暫時同陝北黨中央發生橫的關系。二十八日，朱德、張國焘緻電林育英轉國際代表團：“目前為一緻對敵，奪取戰争勝利，應有統一戰略方針，方不緻有利于敵。”⑨從這時起，朱德在同張國焘的鬥争中取得了主動的地位，他在軍中的處境也有了明顯的改善。
二月初，戰局對四方面軍發生更不利的變化。國民黨以薛嶽等部六、七個師和川軍主力，向天全、蘆山地區大舉進攻。經過一周激戰，紅軍被迫撤出天全、蘆山。朱德率紅軍總部從蘆山任家壩轉移到寶興靈關。在戰局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徐總不斷向朱總司令彙報敵情及我軍情況，亦提出建議：紅軍不能再繼續與敵人長期相持拼消耗了，而應迅速撤離川西，到夾金山以西休整，然後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師”。⑩他們的想法是完全一緻的，因此一起提出放棄建立川康邊根據地的計劃，主動撤離寶興、丹巴、懋功地區，轉移到康定、爐霍、道孚一帶休整部隊，準備北上。
正在這時，又接到中央來電，說明“育弟（指張浩）動身時，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并不反對靠近蘇聯”(11)，并就紅四方面軍的戰略行動方針提出三個方案：一為北上陝甘，二為就地發展，三為南下轉戰，指出第一個方案是上策，如何實行，由四方面軍視敵情、地形條件而定。朱德和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等都贊同第一個方案，張國焘因南下碰壁，又見斯大林同意主力紅軍靠近蘇聯，也就順水推舟，同意了北上的方案。
二月中、下旬，四方面軍陸續撤離天全、蘆山、寶興地區，經達維、懋功、丹巴，向康北地區的道孚、爐霍、甘孜進軍。前進路上，首先要翻過位于寶興和懋功之間的三千多米高的夾金山。翻越這座雪山，對四方面軍來說，是第二次，對朱德和原一方面軍的部隊來說已是第三次了。前兩次翻山是在夏、秋季，這次卻在隆冬時節，當地有“正二三、雪封山，鳥兒飛不過，神仙也不攀”的歌謠。然而，五十歲的朱德率領紅軍不僅第三次征服了這座雪山，而且在向道孚進軍中，又翻越了“萬年雪山”黨嶺山。
黨嶺山是紅軍長征途中遇到的最大的雪山，海拔五千多米高，終年雪漫冰封，空氣稀薄，氣溫低至攝氏零下三四十度，風暴不時驟起，雪崩如雷。
當地藏族人把它奉為“神山”，在隆冬時節更沒有翻越的先例。朱德卻率領着腳踏草鞋、身着單衣的紅軍向着它挺進了。
部隊迎着風雪，向直插雲天的陡峭冰峰攀登。越往上，路越陡越滑，空氣越稀薄，越覺得喘不過氣，頭暈腦漲，四肢無力。到山頂時已是中午，但太陽完全被遮住，加上風雪彌漫。就像傍晚一樣昏暗。接着便是漫漫長夜，狂風雪浪一陣陣襲來，多少戰士被暴風雪吞噬。但幾萬紅軍依然相互攙扶着越過了這座雪山。徐向前回憶說：“翻越大雪山黨嶺時，我們為保證他（朱德）的安全，令部隊給他備好坐騎、擔架，他都讓給傷病員用，自己堅持步行。夜晚宿營在半山腰，凍得無法睡覺，就給大家講故事，話革命，鼓舞同志們戰勝風暴雪山，勝利實現北上計劃”(12)。
翻過黨嶺山後，紅軍在三月一日占道孚，十五日克爐霍。到四月初，控制了東起丹巴，西至甘孜，南達瞻化（現新龍）、泰甯，北連草原的大片地區。朱德率領紅軍總部駐在爐霍。
康北是以藏民為主的藏漢雜居地區，是一片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原，地域遼闊，但氣候寒冷，人煙稀少，物産貧瘠，對部隊的生存發展都極不利。紅四方面軍原來不打算在這一帶久留，隻想在籌集必要的糧物後即刻北上，這時，紅二、六軍團北上的消息傳來。為了策應他們北進，紅四方面軍改變原有計劃，決定在這一地區停留下來。
這一改變，是根據朱德的意見作出的。
一、四方面軍分離後，因為通訊密碼留在紅軍總部，黨中央同二、六軍團之間的通訊聯絡中斷，紅軍總部同二、六軍團仍保持着聯系，經常通過電報向他們通報情況，給予指導。這些電報常由朱德、張國焘連署。他們各有各的想法：張國焘想把二、六軍團拉過來，壯大自己的力量；朱德想在二、六軍團同中央失去聯系的情況下，盡力使他們多掌握一些情報，并在軍事行動的決策上給以幫助。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紅二、六軍團在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率領下，突破國民黨軍隊對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堡壘封鎖線，經湘中、黔西、黔南、滇東，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占領黔滇交界的資孔山區，準備在南北盤江間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
三月二十三日，朱德和張國焘電示二、六軍團，要求他們同四方面軍會台北進：“我們建議在你們渡河技術有把握條件下及舊曆三月水漲之前設法渡過金沙江”、“與我們會合大舉北進”，“如果你們決定後我們即布置接應你們”(13)。三十日又電示：“最好你們在第三渡河點或最後處北進與我們會合一同北進，可先以到達滇西為目的，我們當以盡力策應”。同時，也給他們留下了自行判斷決定的餘地：“究應如何，請按實況決定，不可受拘束。”(14)紅二、六軍團接電後，放棄了建立新根據地的打算，開始為實現會師而北上，準備搶渡金沙江。
朱德後來同原二方面軍同志（二、六軍團在同四方面軍會師後，合編為紅二方面軍）談起過這次決策的經過：“他（指張國焘）沒有決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軍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來保存實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時，才希望二方面軍渡江北上”，同時，他又“怕二方面軍和他作對，搞不到一起”。“我想二方面軍過江對我們就氣壯了，所以總想你們早點過來好”。“過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們從中抓的，抓過來好，團結就搞起來了”，“二方面軍過江，我們氣壯了，北上就有把握了”(15)。
這中間，一些沒有想到的事情幾乎使原來的決定發生改變，多虧朱德的态度始終堅定不移，才使四方面軍留在康北策應二、六軍團北上的決策沒有動遙當時，張浩曾來電，說：“二、六軍團在雲貴之間創立根據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軍團引入西康的計劃，堅決不能同意”，又說：“四方面軍既已失去北出陝甘機會，應争取先機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機會(16)。
這個電報，曾使四方面軍一些指揮員不知該怎麼辦。徐向前回憶說：“多虧朱總司令決心不變，堅持四方面軍仍在現地休整訓練，待與二、六軍團會合後，共同北上。”(17)為了這個目的，是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的。朱德和紅四方面軍堅持在康北高原地區等待了整整四個月，這是異常艱苦的四個月。
曾親曆其境的老紅軍回憶說：“部隊到了甘孜以後，全軍面臨着物資匮乏的嚴重困難。甘孜、爐霍一帶地廣人稀，??藏族居民中的貧苦群衆，身受層層剝削壓迫，早已一貧如洗，連糌粑都吃不上。我們全軍幾萬人的口糧更無着落，基本上就靠野菜充饑。時值隆冬，部隊的棉衣也毫無着落，有的仍然穿着破爛的棕皮背心，有的就把未經硝制的牛羊皮割下來穿在身上”。
“部隊迅速減員，一個軍裡的傷病員多達上千人。”(18)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四月一日，朱德領銜發布了《紅四方面軍關于目前戰鬥準備工作給各軍的指示》。此後，全軍就在“北上創造西北廣大抗日根據地”、“迎接二、六軍團”的口号鼓舞下，積極開展部隊整編、軍事訓練、籌集糧食和禦寒物資等工作。
朱德率紅軍總部開進爐霍時，藏民們受當地土司和國民黨當局宣傳的煽動，都躲到深山裡去了。朱德在鎮子裡巡視一圈後，把各部隊負責人召集起來，宣布幾項規定：一、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二、愛護藏民的一草一木；三、在藏民沒有回家之前，不準進他們的屋；四、看管并喂養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要求大家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用實際行動教育藏族同胞。他又找來随紅軍行動了一段時間的“通司”談話，請他帶幾個人上山尋找藏民，做宣傳解釋工作，動員大家回來。
四月，春天已悄悄來到高原上。朱德看到一片片土地正等待着耕耘，就發動總部機關和一些部隊幫助藏胞把地種上。他在動員大會上講，“俗語說，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現在，藏族同胞對我們還不了解，暫時不能回來種地。我們能眼看着春播的大好時節從眼皮底下溜過去嗎？不能！這一季種不上，藏胞們将來吃什麼呢？我們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我們要幫助藏胞把地種上，而且要種好，這是我們的義務和責任”(19)。朱德自己也每天拿着镢頭，在田間一起幹，把許多事留到晚間處理，常常工作到深夜。
不久，藏民們陸續回來，疑霧逐漸消除了，爐霍鎮重新喧騰起來。紅軍在康北地區和藏民建立了良好的關系。
紅軍在藏族地區執行了正确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宗教政策。他們同雄踞康北西部的德格土司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對各處的寺廟秋毫無犯。白利寺的第五世格達活佛被紅軍的宗教政策和“解救窮人”的宗旨所感動，親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村民，并動員藏民和其他寺廟盡力支援紅軍。朱德聽到這個情況後，親自到白利寺去看望格達活佛，向他說明紅軍長征的目的和意義，鼓勵他多為貧苦的藏民謀利益。格達活佛見到紅軍的最高長官如此艱苦樸素、親切慈祥，更積極地支持紅軍的工作，并擔任甘孜地區波巴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中的重要職務。紅軍北上後，他保護了大批留下的紅軍傷病員。
全國解放初，格達活佛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去西藏做地方政府的工作，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了寶貴的貢獻，後來在昌都圓寂。
四月二十七日，賀龍、任弼時等率領紅二、六軍團勝利地渡過金沙江。
朱德聞訊後，立刻領銜發去賀電：“金沙既渡，會合有期，捷報傳來，全軍歡躍；謹向橫掃湘、滇、黔，萬裡轉戰的我二、六軍團緻以熱烈的祝賀和革命的敬禮！”(20)同時，電令已奉派南下雅江的四方面軍三十二軍西出理化（今理塘），迎接二、六軍團的到來。
由于同紅二、六軍團的會師己指日可待，四方面軍便加緊北上的準備工作。部隊精簡機構，減少指揮層次，充實連隊戰鬥力，全軍經過整編後轄六個軍約二十八個團。為了在北上途中偵察道路、對付敵軍騎兵的襲擊，組建了紅軍曆史上第一個騎兵師，由許世友任師長。騎兵師成立之日，在大草原上舉行閱兵式。朱德在檢閱時号召大家團結一緻，英勇作戰，為保障順利北上同陝北主力紅軍會合作出貢獻。
北上準備工作中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籌集糧食和趕制禦寒裝備。紅軍總部責成李先念、何長工、李天煥、曾日三等組成糧食委員會，籌集糧食和牛羊。
但當地物産貧瘠，征集到的食品仍很有限，因此，要嚴格控制部隊在康北期間的消費，分配給每個指戰員的糧食每天隻有幾兩，不足的部分要靠野菜等代替。朱德自己領導了一個野菜委員會，其中有老農和醫生，由他親自帶隊，從漫山遍野的野草中，找出二十幾種可食的野菜，編寫了一本《吃野菜須知》的小冊子，發到連隊。各連隊還成立了野菜組、捕魚組、打獵組，千方百計節約糧食。
對禦寒物資的準備，當時在總部供給處工作的楊以山回憶道：“總司令對我們說：不僅要學會同拿槍的敵人作鬥争，還要學會同雪山草地這個自然界的敵人作鬥争，革命才能勝利。
他号召我們自己動手買羊毛，撚毛線，織毛線衣、毛背心、毛襪子、毛手套，縫皮背心，解決部隊長征禦寒問題。他每次參加總部機關開會，總要談撚毛線、織毛衣，并推薦一些織得好的毛織品，讓大家傳看學習；表揚那些織得好、織得快的同志，他每次到我們供給部門來，手裡總是撚着毛線，一邊撚，一邊親切地給我們說：我們不僅要做好自己過雪山草地的準備工作，還要發揚階級友愛，為很快到來的二、六軍團的同志們多準備些禦寒衣物。”(21)在朱德的帶領下，經過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幾個月的共同努力，不僅解決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禦寒裝備，還給将要到來的二、六軍團的戰友們織了兩萬多件羊毛衣褲。
為了活躍部隊生活，紅軍總部在紀念“五一”和“五卅”這兩個日子裡，舉行紀念大會，并由朱德倡議，舉行了運動會、展覽會。運動會上，最别出心裁的項目，是朱德提議增設的燒牛糞比賽，這也是為過草地所做的必要訓練。朱德在運動會上講話時說：這次運動會是對我們的思想、意志、軍事、生活等方面的一次大考驗、大演練、大檢閱，同志們都做得很好。這再一次證明我們工農紅軍是鋼鐵的紅軍，是永遠打不敗、壓不垮、拖不爛的(22)。
五月下旬，紅二、六軍團分左、右兩路進入康南，紅四方面軍南下策應的部隊搶占雅江，保證了二、六軍團北進的側翼安全。會合業已在望，朱德立刻召集會議，布置迎接二、六軍團的準備工作，要求各部隊在兩軍會師後，互相學習，不說不利于團結的話，不做不利于團結的事，切實保證兩軍之間的團結。這時，黨中央也在五月二十日來電，表示對他們“采取北上方針一緻歡迎”、“中央與四方面軍的關系可如焘兄之意暫時采用協商方式”(23)，這使朱德感到欣慰。張國焘迫于二、六軍團即将到來的形勢，又得到黨中央同四方面軍“暫時采用協商方式”的允諾，便在六月六日宣布取消僞“中央”，成立西北局。他的分裂活動終告失敗。
這時，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北上的時機也很有利。六月中旬，黨中央根據兩廣事變發生後胡宗南等部被調南下、甘南地區敵軍空虛的形勢，來電指出：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北上時，“宜出甘肅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24)。二十五日又來電詢問：“兄等何日開始北上？經何路？何日可達何處？
敵情如何？我陝甘應如何策應？均請見告。”同時說明：“胡宗南業己南調，空軍亦大部調去。兄等如能迅出甘南，對時局助益非淺。”(25)四方面軍在六月二十五日作出分左中右三個縱隊迅速北進，乘虛出岷州地區的決定。六月二十二日，沿雅砻江北上的紅六軍團在蕭克、王震帶領下到達甘孜附近的普玉攏朱德從爐霍趕到甘孜，前去普玉隆迎接。三十日，紅二軍團在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率領下也到達甘孜附近的絨壩岔，朱德又前往迎接。由于各路紅軍長期處于被分割的狀态，二、六軍團領導人事前一直不知道張國焘鬧分裂和自立僞中央等情況，兩軍前鋒會合時，張國焘又派人向二、六軍團散發小冊子，散布黨中央有錯誤的輿論，為了澄清事實真象，朱德同二、六軍團領導人分别談了話。他同六軍團政委王震談了一個晚上，王震明确表示要同張國焘作鬥争。六軍團總指揮蕭克回憶說：他在甲窪與四方面軍前來接應部隊會合後，曾盲目相信了張國焘追随者制造的輿論，“但當我見到朱總司令，他誠懇地向我說明了事件發生的經過後，就改變了态度。”(26)朱德見到任弼時的時候，激動地說，“好哇！你們這一來，我的腰杆也硬啦！”任弼時笑着說：“總司令，我們來聽你的指揮！”賀龍握着朱德的手說：“總司令，我們二、六軍團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會合呢！”朱德堅定地說：“你們來了，我們一起北上，黨中央在毛主席那裡。”(27)朱德還同任弼時、賀龍商量，如何将部隊分開行動，防止被張國焘控制；并給賀龍出主意，向張國焘要求支援，張國焘答應把紅三十二軍（原九軍團）編到二、六軍團一起行動。二十多年後朱德回憶起這事時說：“後來任、賀來了，我和他們背後說如何想辦法去會合中央，如何将部隊分開，不讓他指揮。賀老總很聰明，向他要人要東西，把三十二軍帶過來了，雖然人數少，但搞了他一部分。”(28)七月一日，紅二、六軍團齊集甘孜，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當天，黨中央從陝北發來賀電：“我們以無限的熱忱慶祝你們的勝利的會合，歡迎你們繼續英勇的進軍，北上陝甘與一方面軍配合以至會合，在中國的西北建立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建立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向着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争”(29)。
會師後，二、六軍團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合編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由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為政委，轄二軍、六軍、三十二軍，約一萬六千餘人。
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在甘孜舉行了慶祝兩大主力會師的盛大聯歡會。參加這次盛會的老紅軍回憶道：“兩支從未見過面的兄弟部隊，經過了千艱萬險，穿過槍林彈雨，在最困難的時刻會師了，誰能抑制住内心的激情？”
“總司令迎着一陣陣春雷般的掌聲和無數興奮激動的笑臉在主席台上出現了。他個子不高，不像我想像中那樣高大、嚴肅，稍稍有些黃瘦的臉上，挂着慈祥的微笑。衣着很樸素，上身穿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腳上是一雙草鞋，十分平易近人，一切都和士兵一樣。他向全場巡視了一下，用響亮而有力的四川口音開始講話了：‘同志們，我祝賀你們戰勝了雪山，也歡迎你們來與四方面軍會合，但是這裡不是目的地，我們要繼續北上。要北上就必須團結一緻，不搞好團結是不行的。此外，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還有人煙稀少的草地，我們要有充分準備，克服一切困難。’”“總司令的每一句話，都深深地銘記在全體指戰員的心裡。”(30)在甘孜，朱德主持召開由二、四方面軍領導人參加的會議，說明中央來電要二、四方面軍趁甘肅敵方兵力空虛，速出甘南；并宣布紅軍總部作出的北上部署：四方面軍分左、中、右三路縱隊北上，李先念率先頭部隊已開始行動，二方面軍在甘孜稍事休整後，随左路跟進，分成兩個梯隊北上。與會者一緻同意這一部署。會議決定，根據朱德的建議，任弼時随紅軍總部行動，劉伯承随二方面軍行動并負責教練打騎兵的戰術。這是朱德經過深思熟慮而做出的安排：任弼時随總部行動，可以加強同張國焘鬥争的力量，劉伯承随二方面軍行動，可以擺脫張國焘的控制，還可以從外對張起制約作用。
二、四方面軍勝利會合後，共同北上的條件已經成熟。為了實現“迅出甘南”的計劃，七月一日，朱德從甘孜緻電在爐霍的徐向前，要他率領中路縱隊立即出發，“迅速向松潘前進，勿失良機”(31)。三日，朱德和張國焘、任弼時率領左路縱隊由甘孜出發。七月中旬，右路縱隊也由董振堂率領從綏靖北上。
經過一個多月的行軍，三路縱隊先後通過茫茫草地，在八月上旬到達巴西、包座地區。這次北進，對于第一次過草地的紅二方面軍來說，困難自然很大。朱德清楚這一點。他經過噶曲河時，見紅四方面軍的兵站正給各部隊分發新繳獲來的牛、羊，便對大家講：同志們，誰都知道，草地是北上最艱苦的一段路。紅二方面軍的同志們在後面，那就更苦了。沿路的野菜都被前邊部隊吃光了，他們連野菜都吃不上。所以，總指揮部決定，各單位所有馱東西的牦牛全部留下來，必須帶的東西自己背上，把昨天繳獲的羊和牦牛，全給二方面軍留下。他把自己馱帳篷、行李的牦牛也牽來交給兵站，囑咐兵站負責人說：“記住，告訴部隊負責同志，牛皮、羊皮和腸、肚都不能丢掉。
要珍惜每一塊牛皮，不能浪費。這關系到四方面軍後衛和二方面軍幾萬同志的生命啊！”(32){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379_1.bmp}七月二十七日，黨中央正式批準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張國焘為書記，任弼時為副書記，朱德等為委員，統一領導紅二、四方面軍。八月一日，毛澤東等得知四方面軍先頭部隊走出草地、占領包座後，來電表示“無任欣慰”，并指示：“四方面軍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進；二方面軍随後跟進到哈達鋪再大休息，以免敵人封鎖岷西線，北出發生困難。”(33)同一天，朱德等回電中央，說明“俟兵力稍集結後，即向桃、岷、西固，約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蘭州大道出擊”，并表示：“我二、四方面軍全體指戰員對三個方面軍的大會合和配合行動，一緻興奮，并準備犧牲一切，謀西北首先勝利奮鬥到底！”(34)八月三日，黨中央複電朱德等：“接八月一日電，為之欣慰。團結一緻，犧牲一切，實現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偉大任務，我們的心和你們的心是完全一緻的”，“我們已将你們的來電通知全蘇區紅軍，并号召他們以熱烈的同志精神，準備一切條件歡迎你們，達到三個方面軍的大會合。”
(35)
八月五日，朱德和紅軍總部制訂《岷（州）洮（州）西（固）戰役計劃》，決定将四方面軍分成第一、第二縱隊，先機進入甘南，取得岷、洮、西地區；以二方面軍為第三縱隊，策應第一、二縱隊。大軍随即由川北挺進甘南。八月九日搶占進入甘南的天險臘子口，十日攻克哈達鋪，接着在一個月内先後攻克漳縣、洮州、渭源、通渭四座縣城及岷縣、隴西、臨洮、武山等縣的廣大地區，以破竹之勢橫掃甘南，岷州也處在紅軍的包圍之下。紅二方面軍則由哈達鋪向禮縣、西和、成縣、徽縣、兩當、略陽一帶發展。這時，黨中央為策應二、四方面軍北上，令一方面軍主力組成西征軍，在聶榮臻、左權率領下，西向靜甯、隆德地區運動。三個方面軍形成南北呼應、夾擊敵人、實現會師的有利态勢。
九月初，蔣介石在平息“兩廣事變”後，為阻止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合，調胡宗南部由湖南兼程北進，企圖搶占西蘭大道，隔斷三大主力紅軍會合的通路。
根據情況的變化，朱德等在九月十三日緻電中央，提出“一、四方面軍乘胡敵在西北公路上運動之機，協同消滅其一部。二、四方面軍盡力阻止和遲滞胡敵西進”(36)的作戰建議。毛澤東等同日回電說：“彼此意見大體一緻，惟我們意見，四方面軍宜迅以主力占領以界石鋪為中心之壟靜、會、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區，不讓胡敵占領該線，此是最重要着”，“我們已派一個師向靜、甯線出動，如此，當可滞阻胡宗南之西進，而便于四方面軍之出到隴定大道并準備作戰。至一方面軍主力如南下作戰則定、鹽、豫三城必被馬敵（指馬鴻逵部）奪去，于爾後向甯夏進攻不利，故在未給馬敵以相當嚴重打擊以前，不宜離甘甯邊境。對東敵作戰宜以二、四方面軍為主力。”
(37)
九月十四日，毛澤東等再次來電指出：“四方面軍以主力立即占領隆德、靜甯、會甯、通渭地區，控制西蘭大道，與一方面軍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區之部相當靠近，阻止胡宗南西進，并相機打擊之。”(38)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毛澤東等接連來電，說明敵情，要四方面軍迅速北出至隆靜大道，進占界石鋪及以西地段，否則将被截堵隔斷，并說明一方面軍已派第一師向隆靜大道北側運動，加以策應，“機不可失，千祈留意。”(39)在不斷接到中央來電的同時，朱德多次找張國焘、陳昌浩等商量四方面軍的行動問題，力主按照中央要求，迅速北上至壟靜線。張國焘畏胡宗南部如虎，又看到紅一方面軍主力不能南下，就打算改變主意，主張西渡黃河進入甘肅西北部。陳昌浩被朱德說服，同意迅速北進，實現同一方面軍的會合。
九月十六日開始，在岷州三十裡鋪的紅軍總部召開西北局會議。會議開了三天，主要是讨論中央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西北地區的地方工作等問題。在讨論《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時，朱德說：中央的策略路線是正确的，它是随着形勢的發展而發展的。
我們要馬上執行，并進行傳達和教育，使大家對此都能有所理解。(40)每天會後，朱德都同張國焘争論四方面軍的行動方向問題，陳昌浩也站在朱德一邊，雙方總是争論到深夜，會議開到第三天，張國焘突然宣布辭職，帶着他的警衛員和騎兵住到岷江對岸的供給部去。朱德氣憤地說：他不幹，我幹！
于是找來作戰參謀，挂起地圖，着手制訂部隊行動計劃。當天黃昏，張國焘又派人通知繼續開會。朱德、陳昌浩和西北局成員趕到張的住處開會，參加會議的多數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張，張國焘被迫說：“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數服從多數，既然你們大家都贊成北上，那我就放棄我的意見嘛。”
(41)
九月十八日晚，朱德和張國焘、陳昌浩聯名向在漳縣的四方面軍前敵總指揮部發布《通（渭）莊（浪）靜（甯）會（甯）戰役綱領》，決定“四方面軍在胡敵未集中靜甯、會甯以前，相機占領靜、會及通定大道，配合一方面軍在運動中夾擊該大道上之胡敵與靜甯之騎七師，相機占領靜甯，争取與一方面軍會合為目的”(42)并作出各部隊立即北進的部署，要求各部帶四天幹糧，極力輕便僞裝，盡量采取夜行軍。同日，将這一作戰計劃電告中央。
岷州會議結束後，張國焘帶着他的警衛部隊先行北上，趕到漳縣的四方面軍前敵指揮部。朱德回到紅軍總部部署各部隊的北上行動。二十日，朱德緻電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告訴他們：“甲、張于本日已北進，我明日率總部行動。乙、每晚請通敵情一次，并切實聯絡。丙、親譯密電悉，已釋疑慮，迅速取得會合在靜甯道上，以便消滅胡敵。盯請擴大動員擁護這一會合。”(43)中央接電後，在二十一日回電說：“四方面軍北上部署既定，對整個戰略計劃甚為有利”；“統一指揮十分必要，我們完全同意任、賀、劉、關四同志之意見，以六人組織軍委主席團，指揮三個方面軍，恩來準備去南京談判，此間軍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線與朱、張、陳三同志一起工作。”(44)朱德接到電報後，在二十二日回電說：“合組軍委集中指揮，我甚同意。張、陳兩同志現去前方，征求意見後再複。”(45)就在這一天，事情突然又發生變化。
張國焘到達漳縣前敵指揮部後，立刻向沒有參加岷州會議的前方負責人片面宣傳他的西渡黃河的主張，還流着淚說：“我是不行了、到陝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籍，四方面軍的事情，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46)。接着，又提出一套西渡黃河、搶占永登、紅城子地區作立足點的方案，并且不經朱德同意，發出部隊停止北進、掉頭向西的命令。他還向紅軍總部通訊部門發去密電：“所有未經我簽字的電報一定不準發出，請兄等絕對負責。”(47)企圖切斷朱德同黨中央和各方面的聯系。
朱德在幾天後舉行的會議上談到那幾天的經過：“當時國焘同志表示不幹，我就回來作計劃。我們同昌浩又到國焘同志那邊去，讨論，結果大家還是贊成第一個方案（按：指北上會甯、靜甯的方案），國焘同志表示服從這個決議，結果國焘同志先走了，昌浩就趕上來。而結果國焘同志到前面來，完全改了。”(48)這又是一個關鍵時刻。
朱德在這種關鍵時刻是十分堅定的。他一夜沒有睡，在九月二十二日淩晨三點緻電張國焘等，說：“國焘同志電悉，不勝詫異。為打通國際路線與全國紅軍大會合，似宜經靜、會北進，忽聞兄等不加同意，深為可慮”；“靜、會戰役各方面均表贊同，陝北與二方面軍也在用全力策應，希勿失良機，黨國幸甚”，并提議在漳縣再召開西北局會議，“續商大計”(49)。同天，他又排除阻撓，緻電黨中央和在隴南的二方面軍賀龍、任弼時、劉伯承，用毫不含糊的語言告訴他們：“（甲）西北局決議通過之靜、會戰役計劃，正在執行，現又發生少數同志不同意見，拟根本推翻這一原案；（乙）現在将西北局同志集漳縣續行讨論，結果再告；（丙）我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50)朱德還發出電報通知參加過岷州會議的西北局成員兼程趕赴漳縣開會。天一亮，他立刻騎馬奔往漳縣，一天内趕了一百二十裡路。
九月二十三日，西北局會議在漳縣附近的三岔四方面軍前敵指揮部再次召開。朱德在會上幾次發言，堅決維護岷州會議關于北上的決定。他平時講話一向很平和，這次卻同張國焘展開激烈的争辯。他說：“第一個戰役計劃和第二個是有很大區别的。第一個計劃是有利的。”“所以我堅執第一個計劃。現在即決定第二個方案，對整個形勢不能抓住，會合要遲，聯合戰線受影響。”他反複闡明，四方面軍北上同一方面軍會合，對整個形勢是有利的。
他向張國煮提出一連串尖銳的責間：現在迅速北上，可以不經過同敵軍決戰而實現會合，“可能會合為什麼不會合？”岷州會議的決定是由西北局成員集體讨論作出的，張國焘當時既然表示服從并簽了字，為什麼到漳縣就完全改變了，不經過西北局重新讨論就改變計劃？張國焘即使是黨的書記也要根據決議來工作，這是關系到組織原則的嚴重問題，應當弄清楚。張國焘蠻橫地說，他是書記兼總政委，調動部隊他完全負責，經他決定了可以不經朱德同意，當他不能執行職權而别人要調動軍隊時，他要提出抗議。由于張國焘宣傳他所以主張西進，是因為這時黃河容易渡過，又可以避免同強敵胡宗南在西蘭大道上決戰，将來仍可以達到會合的目的，等等，會議最後通過了張國焘的西進方案。朱德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仍表示他堅持岷州會議原案，要張國焘對這個改變負責任，并把這個決定報告中央。他斬釘截鐵地說：“若強我們贊同是不可能的”(51)漳縣會議後，張國焘立刻命令四方面軍先頭部隊西向洮州進發，準備在蘭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帶北渡黃河，進入甘肅西北部。
九月二十六日，黨中央緻電四方面軍，告訴他們：“确息：胡宗南部到略陽，本月底其後續部隊将到齊。四方面軍有充分把握控制壟靜、會、定大道，不會有嚴重戰鬥，而一方面軍可以主力南下策應，二方面軍亦可向北移動鉗制之”，指出四方面軍“若西進到甘西隻限制青海一面，爾後行動困難。”(52)這一天，張國焘向中央連發四封電報，語氣已經軟下來了。其中，和朱德、徐向前、陳昌浩聯名在十二時發出的電報中稱：“我們決定四方面軍即應行動，先機搶占永登一帶地區，??現已按此調動，不便再更改，務祈采納。”值得注意的是，這封電報在最後說：“關于統一領導，萬分重要”，“我們提議請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義指導我們。”(53)這是張國焘第一次表示他放棄同陝北黨中央保持“橫的協商關系”而接受黨中央領導。在同日二十時發給賀龍、任弼時等并黨中央的電報稱：“此次西渡計劃決定，決非從延長黨和軍事上統一集中領導觀點出發，而是在一、二、四方面軍整個利益上着想，先機占領中衛，既可更有利實現一、二、四方面軍西渡打通遠方，又能在寬廣地區達到任務，此心此志，千祈鑒察??如兄等仍以北進萬分必要，請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後行動方針，弟等當即服從。”(54)在同日二十二時發給中央的電報稱：“請重看甘時電，如兄等認為西渡計劃萬分不妥時，希即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後方針，時機急迫，萬祈鑒察。”(55)同時又緻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電，稱：“四方面軍已照西渡計劃行動，通渭已無我軍，如無黨中央明令停止，決照計劃實施，免西渡、北進兩失時機。”
(56)這時，張國焘已接到西進先頭部隊反映：從老鄉處了解到現在黃河對岸已進入大雪封山的季節，氣候寒冷，道路難行，渡河計劃難以實現。張國焘感到進退兩難，騎虎難下，因此，表示尊重黨中央意見，再作最後決定。
二十七日，中央回電明令停止四方面軍西渡。電文說：“（甲）疊接二十六日兩電，敬悉一切，并有如無黨中央明令停止，決照西渡計劃行動等語，中央書記處及政治局詳細慎重的讨論了這個行動問題，特将結果奉告如下：（乙）中央認為：我一、四兩方面軍合則力厚，分則力保合則甯夏、甘西均可占領，完成國際所示任務；分則兩處均難占領，有事實上不能達到任務的危險”；“四方面軍仍宜依照朱、張、陳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從通渭、隴西線北上，不過半月左右即可到達靖遠、海原地域”(57)。同日，中央又來兩電，前電介紹敵情，指出“四方面軍現有充分時間進入隆靜會大道，敵無阻止可能”(58)，後電介紹拟與南京談判問題，又囑：“萬祈決策北進共圖大業，免使再分難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禱至盼。”(59)這一下，張國焘再也沒有拒絕北上的借口了。同一天，朱德和張國焘、徐向前聯名電告中央：“（甲）為尊重你們的指示和意見，同時據考查蘭州西渡河須時較長。有可能失去占領永登一帶的先機之利。（乙）決仍照原計劃東進，以出會、靜，會合一方面軍為目的，部隊即出動，先頭約六号到界石鋪，決不再改變。”(60)九月二十九日，中央來電對四方面軍決定回師北上表示“十分佩服與歡慰”(61)，并告訴他們策應的部署。同日，四方面軍總部下達了北進靜、會地區的命令。三十日，紅四方面軍分作五路縱隊，自岷州、漳縣等地北進。
十月二日，一方面軍前來接應的部隊占領了隴東的會甯城。五日，四方面軍第三十軍重占會甯南面不遠的通渭，全軍迅速通過西蘭公路，向會甯挺進。
盼望已久的會師日子終于來到了。
朱德率領總部在十月九日到達會甯。他見到黨中央派來的一方面軍部隊時十分激動，同紅一師師長陳赓談話時禁不住熱淚盈眶。他還同在九十裡外界石鋪的紅二師政委蕭華通了電話，蕭華回憶當時的情景說：聽到這熟悉而親切的四川口音，使我真興奮得要跳起來，給我打電話的，正是我們敬愛的朱德總司令。我是多麼想念他呀！總司令首先關切地問：“毛主席好嗎？周副主席好嗎！”，“這次電話，打了足足有半個鐘頭，真不知有多少話要說。”
(62)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緻電朱德總司令和全體指戰員，熱烈祝賀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境内大會合。
二十二日，紅二方面軍在賀龍、任弼時等率領下，也勝利到達會甯以東的靜甯縣東北的興隆鎮、将台堡同一方面軍接應部隊會師。至此，全體紅軍完成了舉世矚目的二萬五千裡長征，中國革命開始出現新的局面。
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使蔣介石受到很大震動。他下令以十幾個師的兵力由南向北追擊，企圖趁紅軍立足未穩，将它消滅在黃河以東地區。十一月十八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趕到河連灣迎接二、四方面軍。二十一日，朱德和周恩來、彭德懷等統一指揮三個方面軍合力作戰，經過一晝夜激戰，在隴東環縣以北的山城堡地區給追擊的國民黨軍主力胡宗南部以沉重打擊，殲滅一個多旅，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對陝甘根據地的這次進攻。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山城堡舉行三個方面軍團以上幹部的慶祝勝利大會，朱德在講話中興奮地指出：三大紅軍西北大會師，到山城堡戰鬥結束了長征，給追擊的胡宗南部隊以決定性的打擊。長征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而告終。我們要在陝甘蘇區站穩腳跟，迎接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63)。第二天，由朱德領銜，和張國焘、彭德懷、周恩來、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徐向前、陳昌浩等聯名緻電毛澤東轉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報告：“三個方面軍團以上幹部會議，聽了中央軍委代表及各紅軍領袖的報告之後，一緻在黨中央和軍委的正确領導之下，領導全體指戰員堅決實現軍委的戰略方針和每個戰役任務，??我們堅信在黨中央及軍委的堅強領導之下，在三個方面軍全體指戰員勝利會合、一緻團結一緻努力之下，我們一定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一定能夠成為全國人民團結的中心”(64)，這标志着全體紅軍終于克服張國焘分裂主義的危害，團結在黨中央的領導下。
十一月底，朱德和周恩來、張國焘同行，率領紅軍總部抵達陝北保安（今志丹縣），同中共中央會合。他受到黨中央和根據地軍民誠摯而熱烈的歡迎。
他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彙報了分離後的情況和同張國焘鬥争的經過。毛澤東對朱德同張國焘的鬥争給予高度評價，說他鬥争得有理有節，“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65)。
“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這十個字，确實是對朱德一生，特别是他在充滿着驚濤駭浪的這一年中表現出來的超乎常人的思想品格所作的最好概括。
從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整整兩年時間，朱德經曆了紅軍長征艱難曲折的全過程。從一方面軍突圍轉移，到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再到二、四方面軍甘孜會師，最後在西北實現三大主力的大會師，他作為紅軍總司令，始終挺立在這支鋼鐵隊伍的前列。在革命瀕于絕境的危急關頭，他堅定不移地擁護毛澤東的正确領導。在張國焘分裂紅軍後，他身陷逆境，卻能如中流砥柱，穩若泰山，維護革命隊伍的團結，化險為夷，終于完成把紅軍三大主力會合在一起的曆史使命。這是他對中國革命作出的又一偉大曆史貢獻。
長征勝利結束後不久，朱德對他這種艱苦備嘗的經曆，留下的卻是如此輕松、生動的回憶：“在長征中間，身體很強健，路上就沒有病過了，多半是夜間走路，白天睡覺。有事馬上就辦。我隻有一個擔子，一個人一匹馬，一個馬福四個特務員，每天差不多是走一半路，騎一半馬，人還是覺得很爽快，不感覺如何愁悶。”
“我的腦筋也是與身體相同。問題就從來沒有放松過。處處想得到，也想得遠。就是怎樣困難，也解決得開。從來就沒有認為什麼是沒有辦法，相當地有點樂觀主義。
當過草地的時候一大家都認為是極困難的了，我還認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紅的花，黃的花，都很好看，幾十裡地都是，還有大的森林與樹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彎彎曲曲的，斜斜的一條帶子一樣往極遠處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裡無拘束的自由上下，也是極有趣的。也許因為自己帶着樂觀性吧。
逢到極困難事情，一旁人看起來極複雜十分難解決了，但是我們好像沒有那麼回事一樣。他也就變得好些，不那麼慌張了。當為一個領導者，愈是困難，愈要鎮靜。??所謂履險如夷，也還是平平常常就過去了。愈危險，愈需要冷靜、平淡，就容易把問題處置得很恰當。”(66)在極端複雜而困難的情況下始終保持樂觀、冷靜的态度，做到履險如夷，這是朱德十分可貴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