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艱難的時刻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中央紅軍翻越長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在懋功東南的達維一帶，同從岷江地區西進的第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會師。
經過八個月萬裡征戰、曆盡艱難困苦、有三萬人左右的紅一方面軍，同有八萬之衆的紅四方面軍會合，大大增強了紅軍的力量，使兩個方面軍的指戰員都感到十分興奮。夾金山下一片歡騰。
六月二十五日，朱德和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來到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迎接從雜谷腦（今理縣縣城）前來會見的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焘等。當天，舉行了一、四方面軍會師大會。在大雨滂沱中，朱德和張國焘先後講話。
朱德在講話中熱情地肯定了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根據地到川陝根據地屢挫強敵、發展壯大的英勇業績，指出：兩大主力紅軍的會合，不僅是中國無産階級的勝利，也是全世界無産階級和一切勞苦群衆的勝利！張國焘的講話語氣傲慢，流露出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相左的意向，說：“這裡有廣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優越的地勢，我們具有創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條件”①，這給兩軍會師後的歡樂投下了陰影。
為了統一思想，明确兩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第二天，即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舉行擴大會議。會上，由周恩來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他分析了兩軍會合後的形勢，指出懋松理地區的經濟條件和群衆條件都不利于紅軍主力在這裡建立根據地，部隊向東、向南和向西北都不可能得到發展，應該北上到川陝甘建立根據地，以實現“背靠西北，面向東南”的發展戰略。毛澤東、朱德等都發了言。朱德強調：要“迅速打出松潘，進占甘南”，主張“兩個方面軍要統一指揮，一緻行動去打擊敵人，并要從政治上保障戰争的勝利”②。張國焘在會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針。會議最後通過《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明确“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部，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順利向甘南前進。”③為了做好團結工作，朱德在兩河口時曾誠懇地同張國焘徹夜長談。“朱德提醒張國焘，蔣介石雖然派來十萬人攻打我們，可是我們也有大約十萬兵力。第四方面軍經過長期休整，兵強馬壯，朱将軍建議由它去占領松潘地區，奪取戰略要點，借以打開北進的道路。張國焘說敵軍防禦工事過于強大，一口拒絕。”④六月二十九日，中央軍委根據兩河口會議的決定，拟訂了《松潘戰役計劃》，規定一、四方面軍分組成左、中、右三路縱隊和岷江支隊，準備趁國民黨堵截部隊剛到松潘、立足未穩的機會，迅速、堅決地攻占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及東北各道路。按照這個計劃，朱德立刻率領紅一方面軍從懋功一帶北上，接連翻越夢筆山、長闆山、打鼓山、拖羅崗（倉德梁子）等幾座大雪山，先頭部隊于七月十六日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兒蓋。
從懋功北上後，環境十分艱苦。這不僅因為雪山連亘，雨雪無常，道路泥濘，自然條件惡劣，而且因為這裡是藏族區域，沒有多少做買賣的，藏民由于受到反動當局的恐吓而大多藏匿起來，部隊糧秣得不到接濟，連兩餐青稞、養麥、紅薯也難以為繼。許多部隊常常每天隻吃上一頓，也隻能吃個半飽，或者以野菜充饑。成仿吾回憶說：“朱總司令最善于找野菜，他先組織一個‘野菜調查小組’，親自帶領着小組到山上或原野，找出一些認識的、可以吃的野菜，挖出帶回來，分類洗幹淨，煮着吃。然後他又動員大家去找，把大家吃過的野菜都挖來，這樣經過大家的努力，最後竟找到了幾十種可吃的野菜，解決了不小的問題。”⑤在則格、黑水、蘆花一帶溝谷地帶，七月中的青稞麥已呈淡黃色，勉強可以割來吃了。由于部隊已近絕糧而又遇不到當地居民，紅軍總部不得不命令各部隊進行十天割麥，籌備糧秣，同時派人去四處尋找藏民回家，按當地糧價付給現款。“上自朱德總司令，下至炊事員、飼養員，都一齊動手，參加割麥的運動”，朱德“不僅同戰鬥員一樣割麥和打麥子，并且割下以後從一二十裡遠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來。他還常對一般戰士和工作人員說：‘你們這些青年人挑不到四五十斤，唉！什麼青年？’大家隻好很不好意思地對着他笑。”⑥可是，在一方面軍出發後，張國焘卻遲遲不指揮四方面軍北上，他在兩河口會議上雖曾表示同意北上方針，但看到紅一方面軍兵力比紅四方面軍少得多，個人野心進一步膨脹，在會後又緻電中央提出另一套主張：“一方面軍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壩，以一部向西康發展；四方面軍北打松潘，東扣岷江，南掠天（全）、蘆（山）、灌（縣）、邛（崃）、大（邑）、名（山）”⑦并要求首先“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⑧，唆使他的追随者緻電要求改組中央軍委和紅軍總部，由張國焘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并給以“獨斷決行”的權力，企圖将紅軍置于張國焘的控制之下。
紅軍總部在七月十日到達蘆花後，見四方面軍沒有跟上來，朱德和毛澤東、周恩來立刻緻電張國焘，望他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則”把部隊“速調、速進、勿再延遲，坐令敵占先機”⑨。為了顧全大局，維護兩大主力紅軍的團結，中央政治局于七月十八日接受周恩來的提議，将周原任的紅軍總政委職務改由張國焘擔任。同日，中央軍委發出通知：仍以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兼總司令，并任張國焘為總政治委員。“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⑩。二十日，中央軍委又作出《關于一、四方面軍組織番号及幹部任命的決定》，将一方面軍一、三、五、九軍團分别改為一、三、五、三十二軍，原四方面軍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軍番号不變；并決定組織前敵總指揮部，以徐向前兼前敵總指揮，陳昌浩兼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
這時，張國焘才率領紅四方面軍到達蘆花。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兩天，中央政治局再次在蘆花開會，聽取關于四方面軍情況的彙報，并讨論對四方面軍放棄鄂豫皖、通南巴根據地及組織西北聯邦政府等問題的看法。朱德在發言中認為，對四方面軍“應以正确的估量”，他肯定了四方面軍在創建革命根據地、擴大紅軍力量、多次打破敵人“圍剿”中取得的成績，也分析了在部隊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戰略戰術配合等方面存在的缺點與不足，希望總結教訓加以改進。他沒有提出過于尖銳的批評，主張目前正處在行軍作戰期間，一切服從戰争的勝利，暫緩讨論軍事以外的問題(11)。
但張國焘卻在暗地裡進行反中央的活動，他不區别遵義會議前後的不同，而對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中央紅軍的損失應由中央負責”、“軍事指揮不統一”等流言蜚語。在中央和一方面軍中，有少數人指責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義”，錯誤地提出“軍閥主義”、“土匪作風”、“政治落後”等批評，還公開寫文章抨擊，這也引起了四方面軍一些幹部的反感，給了張國焘以挑撥的借口。這些複雜的情況，使朱德對兩軍會合後的團結問題感到憂慮。
為了維護革命隊伍的團結，他同四方面軍指戰員接觸時，總是多講他們的長處，多說鼓勵的話，并推心置腹地以誠相待，因而受到四方面軍指戰員的擁戴。徐向前回顧當時的情況說：“那時我和總司令接觸最多，幾乎天天在一起核對敵情，調動隊伍。”“他認為紅四方面軍的幹部年青、有朝氣，部隊生龍活虎，紀律嚴明，是支難得的有戰鬥力的隊伍。他說一方面軍過去也是這樣的，但經過萬裡轉戰，損失不小，十分疲勞，亟待休養生息，恢複元氣。他希望一、四方面軍指戰員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團結一心，渡過眼前的困難，争取更大的發展。他的這些話，完全是顧大局的肺腑之言，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朱總司令作風樸實，寬厚大度，平易近人，為接近過他的幹部、戰士共同稱道。”(12)徐向前從朱德那裡得知，一方面軍保存的幹部較多，兵員較少，便同陳昌浩商量，建議從一方面軍派些幹部到四方面軍工作，同時從四方面軍調幾團兵力補充一方面軍。經中央批準，原在一方面軍的張宗遜、陳伯鈞、彭紹輝、李天佑、李聚奎分别擔任紅四方面軍的四軍、九軍、三十軍、三十一軍參謀長或政治部主任，還調去一批政治工作幹部。這些幹部的調配，對加強四方面軍的軍事工作、政治工作，特别是後來對抵制張國焘的分裂活動，發揮了重要作用。
七月底，朱德和紅軍總部、中央機關到達毛兒蓋地區。這時，敵情已出現不利于紅軍的變化：蔣介石調往川北堵截紅軍北上的嫡系主力胡宗南部已在松潘集中，基本完成了堡壘線的構築，控制住經松潘北去的大道，原來擔負追擊任務的薛嶽部和川軍也從東南方向壓來。由于張國焘的拖延，時機贻誤，松潘戰役計劃已難以實施。八月初，中央軍委決定以紅軍主力西指阿壩，北進夏河地區，争取在洮河流域消滅阻敵，進入甘南。三日，制定《夏（河）洮（河）戰役計劃》，決定将一、四方面軍混合組成左、右兩路軍北上。十幾天後對編組又作了一些調整，規定：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部率領，轄五軍、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二軍、三十三軍、軍委縱隊一部，以馬塘、卓克基為中心集結北進，首先占領阿壩，再北進夏河；右路軍由中共中央、前敵總指揮部率領，轄一軍、三軍、四軍、三十軍、軍委縱隊一部、紅軍大學，以毛兒蓋為中心集結，首先占領包座、班佑地區，再向夏河前進。
在準備北上時，中央政治局于八月四日至六日在毛兒蓋以南不遠的沙窩召開會議，讨論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形勢與任務，作出決議，重申北上抗日、創建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方針是正确的，而加強一、四方面軍的團結是實現這個方針的基本條件，指出：“一切有意無意的破壞一、四方面軍團結一緻的傾向，都是對于紅軍有害，對于敵人有利的”(13)。同時強調必須在一、四方面軍中進一步加強黨的絕對領導，反對過高地估計敵人力量、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的右傾動遙朱德在發言時指出：兩個紅軍主力會合後力量增強了，創造川陝甘蘇區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種困難去戰勝敵人。對一、四方面軍，不能輕率地說誰好誰壞，存在缺點是可以改進的(14)。
沙窩會議後，朱德和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率總部赴左路軍集結地卓克基。這以後，朱德同多年來一起并肩戰鬥的毛澤東、周恩來等暫時離别。要同張國焘共事，朱德深知，這“不是一件容易小事”。他後來曾回憶道：“張國焘這個人，在中央蘇區的時候，一般的還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樣的人。有些老同志對他印象都不好，但也沒有誰說過他的壞話，因為他那時還是一個黨的負責同志。也聽說到他是一個‘機會主義’，但到什麼程度也不知道。兩河口去合後，在那兒革命軍事委員會、黨以及蘇維埃政府代表們都開了會議，讨論了幾天，作下了決議要繼續北上。當面張國焘他并不提出反對，卻在背後去陰謀來反對這個決議，不執行這個決議――當時我們還不了解他素來就是反對中央的這種情形。他開過會回去以後馬上鼓動自己部下的隊伍來進行反對了。”
“當時他願意北上，又不願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坐??，到了毛兒蓋後，他悲觀失望了，他感覺革命沒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遠遠的去躲避戰争，他卻不曉得，在那裡人口稀少，地理條件雖然好，隻想取巧，采用脫離群衆的辦法。他最錯誤的觀念是想到一個偏僻最落後的地方去建立根據地。中央完全否決了他這些意見，中央決定還是北上。”
“張國焘的領導四方面軍是一貫以個人為出發點，因此黨的組織、軍事上的組織也就很薄弱了。總之，一切都從個人出發，凡是反對他的，都會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趕走了。或者被殺掉了。這種機會主義路線和正确的路線是勢不兩立的，結果，他搞的黨、政、軍都集中在他一個人手裡，成為一個獨裁者。”(15)朱德與黨内同志共事一向以寬宏大度、謙虛禮讓著稱，而張國焘這個“獨裁者”一貫是目空一切、專擅用權，在擔任紅軍總政委後，便盡力排斥總司令和總參謀長，而以個人意志挾制總部領導，進而同黨中央對抗。
朱德和張國焘率總部去左路軍後，黨中央來電，準備改變原定主力經阿壩北上的方案，“不論從敵情、地形、氣候、糧食任何方面計算，均須即時以主力從班佑向夏河急進”，“班佑以北糧、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軍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壩，隻出支隊，掩護後方前進。”(16)但張國焘仍堅持西出阿壩，甚至提出深入青海、甯夏、新疆的主張。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治局于八月二十日在毛兒蓋索花寺再次召開會議，讨論夏挑戰役和以後的行動方針，毛澤東主持會議并作了報告，會議通過《關于目前戰略方針的補充決定》，指出企圖使紅軍“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甯、新僻地是不适當的，是極不利的”，“這種方針是錯誤的，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17)，它正好适應敵人希望把紅軍趕到人煙稀少的西部邊睡地區的需要。《決定》要求紅軍迅速奪取以岷州為中心的洮河流域，向東發展，以創造川陝甘革命根據地。會議改變了夏洮戰役計劃的具體部署，變右路軍為北進主力，要求左路軍向右路軍靠攏。
會後，黨中央和前敵指揮部立刻率領右路軍進入艱難的草地行軍，同時，将毛兒蓋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定電告張國焘和朱德。随右路軍前進的徐向前、陳昌浩也幾次緻電催促左路軍向右路軍靠攏，以便集中向夏、洮、岷前進。八月底，右路軍走出草地，攻占包座，在班佑、巴西、阿西、包座地區等候左路軍的到來。
朱德指揮左路軍先頭部隊于八月二十一日攻占阿壩，但張國焘無視中央關于左路軍應向班佑靠攏的決定，部隊在阿壩延宕不動。在黨中央和右路軍一再催促下，八月三十日，朱德、張國焘率左路軍第一縱隊向東進入草地，向班佑前進，同時向位于卓克基、馬爾康等地的第二縱隊發出北進向右路軍靠攏的命令。
部隊在進入草地後的第三天，被一條南北流向的噶曲河擋住了。這條河本來很淺，由于下了一場暴雨正在漲水，一時顯得水勢滔滔。它卻被張國焘用來作為拒絕繼續穿過草地到班佑會合的借口。他獨斷地以“朱、張”名義緻電中央，說噶曲河漲水，“上遊偵察七十裡，亦不能徒涉和架橋，各部糧隻能吃三天”，“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待自斃，無向導，結果痛苦如此，決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趕回阿壩”，還提出要右路軍“乘勝回擊松潘敵，左路備糧後亦向松潘進。時機迫切，須即決即行。”(18)朱德和劉伯承堅持左路軍應向右路軍靠攏，共同北上。為了弄清噶曲河漲水情況，朱德親自到河邊，派他的警衛員潘開文去探測河水深淺，潘開文後來回憶道。
噶曲河離班佑很近，隻要走三、五天就可以與毛主席、黨中央會合。但是，張國焘卻借口河水上漲，說部隊過不去，在噶曲河停止不前。朱總司令在河邊看了看，便叫我去試一試河水的深淺。雖然當天下了一點雨，河水漲了一點，但是，我騎馬過了河又返回來，最深的地方也不過齊馬肚子，隊伍是完全可以通過的。朱總司令看到這種情況後，多次提出要部隊過河北上。
可是，一天、兩天、三天過去了，張國焘總是按兵不動。(19)這樣，朱德同張國焘之間發生了激烈的争執。陳明義回憶道：“在總部的一個帳篷裡，張國焘和他的秘書長黃超同朱總吵，要朱總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當時我是總部一局一科參謀，不知道他們吵得對不對，但總覺得他們用這樣态度對待總司令不對。張國焘還煽動個别人員給朱總施加壓力，但朱總一直很鎮靜，他說他是一個共産黨員，要服從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20)
張國焘置朱德、劉伯承的反對于不顧，重新布置左路軍的行動。九月五日，他在由噶曲河返回阿壩的途中，電令正要北上的第二縱隊就地鞏固陣地，備糧待命。
那幾天，等待在巴西的黨中央幾乎天天開會，謀求妥善解決矛盾的辦法。
徐向前、陳昌浩也緻電朱、張，說明“胡（宗南）不開岷，目前突擊南、岷時間甚易”，“我們意以不分散主力為原則，左路速來北進為上策，右路南去南進為下策”(21)。但張國焘一意孤行，又在九月八日以“朱、張”名義緻電徐、陳，要右路軍準備南下。當晚，中央政治局在周恩來住處開會，向左路軍發出電報，電文如下：朱、張、劉（伯承）三同志：目前紅軍行動是處在最嚴重關頭，須要我們慎重而又迅速地考慮與決定這個問題。弟等仔細考慮的結果，認為：（一）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将極端不利。因為：（甲）地形利于敵封鎖，而不利于我攻擊，丹巴南千餘裡，懋功南七百餘裡均雪山、老林、隘路，康、爐，天、蘆、雅、名、邛、大直至懋、撫一帶，敵壘已成，我軍絕無攻取可能。
（乙）經濟條件，絕不能供養大軍。大渡河流域千餘裡間，求如毛兒蓋者，僅一磨西面而已，綏、崇人口八千餘，糧本極少，懋、撫糧已盡，大軍處此有絕糧之虞。
（丙）阿壩南至冕甯，均少數民族，我軍處此區域，有消耗無補充，此事目前已極嚴重，決難繼續下去。
（丁）北面被敵封鎖，無戰略退路。
（二）因此，務望兄等熟思深慮，立下決心，在阿壩、卓克基補充糧食後，改道北進。行軍中即有較大之減員，然甘南富庶之區，補充有望。在地形上、經濟上、居民上、戰略退路上，均有勝利前途。即以往青、甯、新說，亦遠勝西康地區。
（三）目前胡敵不敢動，周、王兩部到達需時，北面敵仍空虛，弟等并拟于右路軍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動，與二十五、六軍配合行動，吸引敵人追随他們，以利我左路軍進入甘肅，開展新局。
以上所陳，純從大局前途及利害關系上着想，萬望兄等當機立斷，則革命之福。
恩來、洛甫、博古、
向前、昌浩、澤東，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二時
接到中央電報後，朱德力主左路軍應該執行中央北上的命令。張國焘隻得在九月九日單獨用個人名義緻電徐、陳并轉中央，堅持他的南下主張。中央當天回電：“陳談右路軍南下的電令，中央認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占領甘、青、甯、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22)九月十日淩晨，中共中央得知張國焘背着中央電令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中央的情況後，為貫徹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内部可能發生的沖突，果斷地決定率一、三軍先行北上。十一日抵俄界後，又緻電張國焘，指令他立刻“率左路軍向班佑、巴西開進，不得違誤。”(23)張國焘無視中央對他的一再争取，竟于十二日親拟電緻一、三軍領導人，聲稱“一、三軍單獨東出，将成無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會凍死”，“将來真悔之無及”，要一、三軍“速歸”，“南下首先赤化四川”(24)。朱德斷然拒絕在這個電報上簽字。
黨中央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北上了。在朱德過去的生涯中，曾經曆過多少坎坷，多少困難，但從來沒有像這次那樣心情沉重。兩大紅軍主力會合整整三個月後，就這樣分離了。這完全是張國焘對抗中央、分裂紅軍的罪惡。可是，這裡還有由八萬指戰員組成的紅四方面軍，還有編在左路軍中原紅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和其他同志，不能把他們丢給張國焘不管。這樣，隻剩下一個選擇：留下來，跟着這支隊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艱難曲折，也要把它最終帶回到黨的正确路線上來。
張國焘從噶曲河折回阿壩，立刻大造反對黨中央的輿論，并開始了對朱德的圍攻。他先派人同朱德談話，要朱德寫反對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堅決拒絕。接着，他又在阿壩一個喇嘛寺――格爾登寺大殿，召開川康省委及紅軍中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會場外挂着書寫“反對毛、周、張、博北上逃跑”的大橫幅(25)。張國焘首先講話，攻擊中央率一、三軍團北上是“逃跑主義”，鼓吹南下。接着，一些人跟着起哄，要朱德當衆表态：“同毛澤東向北逃跑的錯誤劃清界限”、“反對北上，擁護南下”。朱德穩穩地坐在那裡，不予理睬。張國焘說：“總司令，你可以講講嘛，你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怎樣？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這才從容地說：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是正确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我國的東三省，我們紅軍在這民族危亡的關頭，應當擔起抗日救國的責任。北上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出爾反爾。我是共産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南下是沒有出路的！”(26)會場氣氛更加緊張。有人沖着朱德喊：既然你擁護北上，那你現在就走、快走！朱德說：我是中央派到這裡工作的，既然你們堅持南下，我隻好跟你們去。
看到一部分人這樣蠻橫地攻擊朱德，劉伯承挺身而出，說：現在不是開黨的會議嗎？你們怎麼能這樣對待朱總司令！(27)這一來，把一些人的攻擊目标轉移到對伯承身上。劉伯承和朱德一樣表明了擁護中央北上方針的堅定立常阿壩會議沒有能使朱德、劉伯承屈服。張國焘又以各種名義召開大大小小會議，不斷攻擊黨中央，鼓吹“隻有南下才是真正的進攻路線”。他和他的追随者給朱德施加壓力，甚至謾罵朱德是“老糊塗”、“老右傾”、“老頑固”。康克清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朱總很沉着，任你怎麼鬥，怎麼罵，他總是一言不發，像不沉的‘航空母艦’。等對方鬥完罵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們講道理。”(28)有一次，張國焘等在會上造謠：“他們（指黨中央）走的時候，把倉庫裡的槍枝彈藥糧食，還有一些傷員，統統放火燒了”，朱德立刻憤然說：“這純粹是謠言！從井岡山開始，毛澤東就主張官兵平等，不準打人罵人，寬待俘虜，紅軍的俘虜政策就是他親訂的，對俘虜還要寬待，怎麼會燒死自己的傷員？過草地幹糧還不夠，動員大家吃野菜，怎麼會把糧食燒掉？這種無中生有的謠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來的！”(29)駁得張國焘面紅耳赤，無言以對。
九月十七日，張國焘發布南下命令，提出“大舉南下，打到天全蘆山吃大米”的口号。左路軍和右路軍中的四軍、三十軍分别由阿壩和包座地區南下，于十月初集中到卓克基、馬爾康、松崗和黨壩一線。
十月五日，張國焘在卓木碉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公然宣布另立以他為首的“臨時中央”。參加了這次會議的徐向前回憶說：“另立‘中央’的事，來得這麼突然，人們都傻了眼”。在張國焘的煽動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責備和埋怨中央的氣氛，達到了高潮”。這時，“張國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朱總的發言心乎氣和，語重心長。他說：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是個整體。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論發生多大的事，都是紅軍内部的問題，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辦法來，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
(30)
為了擴大僞中央的聲勢，張國焘宣布朱德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朱德嚴正表示：“我按黨員規矩，保留意見，以個人名義做革命工作。”(31)卓木碉會議後，朱德的處境更加艱難。他和劉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軟禁了一樣。他們不得不做萬一不測的準備。劉伯承對朱德說：“現在情況很嚴重了，看樣子，他們有可能要逮捕人。”朱德沉思了一陣說：“過去在軍閥混戰時，死是不值得的。現在為黨的利益奮鬥而死，是可以的。當然，個人是無所謂的，可是任事情這樣演變下去，對整個革命不利呀！”(32)由于朱德和劉伯承在紅軍中享有極高的威望，一方面軍留下來的指戰員和四方面軍徐向前等許多同志都關心他們，張國焘終于不敢對他們采取極端手段。不久，劉伯承被調到紅軍大學去工作，實際上解除了他的總參謀長職務。朱德則被派到前方部隊去。
當時，随左路軍行動的原一方面軍五、九軍團指戰員中，有的提出：單獨北上，找黨中央去！有的說：張國焘要攔我們，就跟他幹！朱德有了同部隊接觸的機會，就來看望這些指戰員，耐心地教育他們顧全大局，掌握正确的鬥争方針和策略。他在五軍團說：我們一定要堅持真理，堅持鬥争，堅決擁護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線，但要有正确的鬥争方法，要顧全大局，講革命講團結。四方面軍廣大幹部戰士都是好的，革命的，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他們有許多的優點，英勇善戰，吃苦耐勞，你們應該很好地向他們學習。你們五軍團能攻善守，英勇頑強，優點也不少，但你們人少嘛，光有你們也不行。
所以同志們要注意和他們搞好團結，切不要上少數人破壞團結的當。團結就是力量，隻有加強全體紅軍的團結，才能克服一切困難，争取革命事業的勝利。(33)随左路軍行動的總政宣傳隊也被迫跟着南下了。劉志堅和李伯钊不知怎麼辦好，先後冒着危險去探望總司令。朱德對他們說：搞分裂活動隻是張國焘等少數幾個人，四方面軍也是紅軍，他們也打蔣介石，打上豪分田地，主要是缺少政治工作，你們要留在這裡，少說話，多做工作，特别是基層政治工作。(34)由于朱德的引導，這些原一方面軍幹部戰士的情緒逐漸穩定下來，增強了信心，相信隻要堅持革命，堅持團結，掌握正确的鬥争方法，眼前的曲折總是能克服的。
朱德還利用各種機會到部隊下層同四方面軍的幹部戰士接觸，談心。他平易近人的作風，恢宏凝重的态度，循循善誘的談話，獲得了廣大指戰員的尊重。就是一些一時不明真相，當面辱罵過他的人，也逐漸改變态度。對他十分愛戴。
張國焘肆意打擊迫害那些堅持原則、反對他搞分裂和南下的指戰員。紅軍總部偵察科長胡底，由于說了“張國焘是軍閥，是法西斯”的話，便被張國焘秘密毒死。朱德很為這種情況憂慮，一面囑咐一些對張國焘不滿的同志要慎重，不要作無代價的犧牲，一面注意保護那些被抓住把柄的同志。胡底犧牲後，朱德找紅軍總部三局（通訊聯絡局）局長伍雲甫談話，囑咐他：注意不要鬧，注意團結紅四方面軍的同志。不要性急，鬥争是要鬥争，不過是又要團結又要鬥争，胡底同志就是因為過于性急，張國焘就把他陷害死了。
(35)
五軍團參謀長曹裡懷，因為對張國焘不滿，被調任紅軍總部一局（作戰局）局長。他從機要科得知紅一方面軍已勝利到達陝北吳起鎮的消息，悄悄告訴了兩個盼望北上的同志，不料被張國焘發現了，把他關押起來。張國焘召開緊急會議，說曹洩露軍事機密，要嚴加懲處。朱德擔心曹裡懷被處死，立刻出來說：曹裡懷就講了那麼幾句，你安他反革命夠不上。他這小鬼我知道，井岡山時期就跟我們在一起，你有什麼理由亂殺人呢？(36)這樣，曹裡懷才免遭毒手。
兩個方面軍會師後調到三十軍任參謀長的彭紹輝，給朱德寫了一封長信講他不贊成南下的錯誤方針，這封信半途落到張國焘手裡，張派人把彭紹輝找來談話。彭紹輝一進門，有人就上前打了他一個嘴巴，厲聲問：“為什麼反對南下？反張主席？”并拔出駁殼槍，把槍口頂在彭的胸口上。朱德見狀，上前把搶奪下來，氣憤地說：“打人是不對的，這是黨内鬥争，應該允許同志講話！”又說：“這樣談話怎麼行呢？”他讓彭紹輝“回去吧”(37)，使彭幸免于難。
還有一次，張國焘派人抓住五軍團二十多個掉隊人員，給他們強加了一個罪名：“一股有組織的反革命武裝，搶老百姓的東西，準備武裝叛亂”。
五軍團保衛局長歐陽毅說明這是些零星的掉隊人員，不是一個單位的，不是有組織的反革命武裝。張國焘的追随者說歐陽毅是“假革命”、“反革命”，掏出手槍對準了他。又是由于朱德的制止，才避免了一場悲劇的發生，被抓的二十多人也回到了五軍團(38)。
受到朱德保護而免遭不測的幹部戰士還有許多，如總衛生部長賀誠、紅軍大學教育科長郭天民和在長征路上一直被關押着的廖承志等。
十月中旬，南下的紅軍發起綏（靖）、崇（化）、丹（巴）、懋（功）戰役。那時，張國焘漸漸覺得南下後沒有辦法，打不開局面，沒有出路了，消極起來。朱德就來到前敵總指揮部和徐向前等一起指揮作戰。徐向前回憶說：朱德總司令雖不同意張國焘的分裂主義行為，但認為部隊既然已經南下，就應打開戰局，找塊立腳生存的地方。那麼多紅軍，沒有地盤，沒有飯吃，無異于不戰而自斃。同時，他又堅信，隻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後總會走到一起的。因而，在軍事行動方面，積極行使總司令的職權，及時了解敵情，研究作戰部署，定下決心。早在大革命時期，他就和川軍打過交道，對軍閥部隊的作戰特點，了如指掌。他說：川軍向來欺軟怕硬，慣打滑頭仗，我們不打則已，要打就抓住打，狠狠地打！他要求各級指揮員要講究戰術，發揮運動戰的特長，以快以巧制敵，用小的代價去換取大的勝利。朱總司令在逆境中不當“空頭司令”，盡量發揮刍己的作用，完全是從愛護和發展紅軍力量出發的(39)。
經過多天的戰鬥，紅軍連克綏靖、崇化、丹巴、撫邊、達維和懋功等地，共擊潰川軍楊森部、劉文輝部、鄧錫侯部五個旅又兩個團，斃俘敵三千餘人，取得南下初戰的勝利。
十月下旬，紅軍又發起“天（全）、蘆（山）、名（山）、雅（州）、鄧（州）、大（邑）”戰役，在戰役發起前和戰役進行中，朱德缜密地研究敵情、地形和戰鬥特點，及時了解戰況，總結經驗，作出戰略戰術上的指導。
他先後撰寫了《綏崇丹懋戰役中我左支隊二十七師兩河口、撫邊、達維、夾金山、日隆關、巴郎山一帶戰鬥經過及其模範教訓》、《綏崇丹懋天蘆戰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擊之注意》、《康滬天蘆名雅邛大戰役中戰術上應注意之點》、《青龍場的戰鬥是天蘆戰役中的模範戰例》、《天蘆戰役中追擊之模範與不迫擊之失敗》、《雪山老林的戰鬥》、《搜獲俘虜之疏忽》、《對防空應注意之點》等文章。
在《綏崇丹懋天蘆戰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擊之注意》（現存有手稿）中，他提出隘路戰攻擊時應注意之點：先頭團要選戰鬥力強的，火力要強；要用迂回包圍；側擊截斷敵人退路，才能消滅敵人，并可使守敵動搖；突破敵人隘口時要猛烈追擊，使敵人不能節節抵抗；遇某一要點或工事不能打開時，可以派隊包圍或監視之，大部隊可繞路襲取敵後。
在《康滬天蘆名雅邛大戰役中戰術上應注意之點》一文中，他從部隊已打出川西高原山險隘口的實際情況出發，指出：這次戰役在戰術上應和綏崇丹懋戰役有所不同，地形較平坦，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多是山地、隘路。作戰形式将由山地戰、隘路戰變為平地戰、街市戰，由運動戰變為陣地戰、堡壘戰。但紅軍一般的戰術原則，在這種地形上也是适用的，即集中兵力打敵人的弱點；機動地尋求打運動戰，而不是被迫硬攻堡壘；即使打城市和打堡壘，也必須在野戰中擊潰敵人，再乘勝直追襲取之，或是在夜間或是在拂曉時發動襲擊，并須注意對付敵人的陣地反擊。
《對空防禦應注意之點》一文，針對部隊進入開闊地形條件作戰、蔣介石投入大批飛機參戰的情況，強調要加強防空教育，指出：我們是工農紅軍，不是拜物教主義者，絕不懼怕帝國主義的清道夫――蔣介石的飛機大炮，但是，又要承認敵機确有殺傷威力，要研究采取對付它的科學方法和具體措施，不應該空喊不怕，那隻會使紅色戰士經受無代價的犧牲。文章對如何組織對空射擊、對空偵察、對空隐蔽和僞裝、疏散隊伍及戰鬥中應注意之點，都提出了具體要求。
紅軍迅速翻越夾金山後，随即發起猛攻，十幾天内連下寶興、天全、蘆山等縣城，擊潰楊森部、劉湘部、劉文輝部、鄧錫侯部共十七個旅近七萬人，其中斃傷俘敵一萬多人，控制了懋功以南，青龍江以北，大渡河以東，邛崃山以西的川康邊廣大地區。
蔣介石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難保，急令薛嶽部兩個軍迅速參戰，劉湘也指揮川軍主力傾全力扼阻紅軍向川西平原推進，在遭紅軍進攻的名山、邛崃一帶集結了八十多個團二十餘萬人的兵力，擺出一副準備決戰的架勢。
南下作戰一路告捷的紅軍，對川軍死保川西平原的決心和作戰能力估計不足。十一月十六日，在攻占邛崃、名山之間大路上的重鎮百丈後，遇到優勢川軍反撲，倉猝地展開決戰。這是一場異常劇烈的惡戰。川軍由六個旅增加到十幾個旅，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從北，東、南三面反攻，以整營、整團甚至整旅的兵力輪番發起攻勢。接着，薛嶽部又從南面壓來。百丈一帶地勢開闊，無險可守。紅軍指戰員浴血堅持了七天七夜，終因衆寡懸殊，被迫撤出百丈地帶。這一仗，雖然斃傷國民黨軍隊一萬五千多人，紅軍自身也付出了傷亡近萬人的慘重代價。
百丈之役的失利，是南下紅軍被迫由進攻轉為防禦的轉折點。這以後，他們以鞏固天全、蘆山、寶興、丹巴地區為中心任務，在這一帶同國民黨的重兵相持。川軍主力和薛嶽、周渾元、吳奇偉等部從東北、東南和東面幾個方向步步壓來。紅軍指戰員雖然頑強抵拒，防線仍不斷被突破，處境日趨艱難。嚴冬到來，部隊棉衣無着，口糧不繼，而激戰卻不停息下來。紅四萬面軍由南下時的八萬人，經過幾個月的苦戰銳減到四萬餘人。挫折和失敗使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逐漸認清張國焘的南下方針是錯誤的。這在同張國焘的鬥争中是一個轉機。朱德說：“事情向好的方向轉了”(40)。
在這段最艱難的時刻裡，朱德既堅持了高度的原則立場，又不輕率地采取任何決裂的做法，始終同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一起，以取得進行說服教育的可能。以後，當四方面軍重新北上去同中央會合時，他對五軍團政治委員李卓然說，“你看！現在還是黨的路線勝利了。如果我在初時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後在四方面軍工作的地位。如果沒有工作的地位，那麼就不能說服四方面軍幹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