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遵義會議前後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傍晚，蒼茫暮色籠罩着赤都瑞金。朱德和中央紅軍主力，踏上了戰略轉移的漫長征程。
他身着一套退了色的灰軍裝，腳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隊伍的最前面。出發前，組織上給少數中央領導人配備了擔架、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雖然已年近四十八歲了，但為着節省出幾名強壯士兵去充實作戰部隊，他既不要擔架，也不要文件挑子，隻要了兩匹馬，一匹供騎乘用，一匹馱行李、文件。
在行軍中，他那匹騎乘的馬實際上常常随康克清留在隊伍後頭用來收容傷病員。和朱德一起行軍的總司令部作戰科參謀回憶說：“行軍途中，朱德同志經常不騎馬，腰插一支小手槍，同司令部的同志一道徒步行軍。他沿路談笑風生，擺四川‘龍門陣，，以分散幹部戰士們的精力，減輕大家的疲勞。我真佩服朱老總，他肚子裡的故事可真多，而且慢悠悠的講得那樣風趣幽默，大夥聽了都樂呵呵的，走起路來也覺得輕松多了。”①中央紅軍這次戰略轉移的主要領導權仍掌握在博古、李德手裡，但是，有關紅軍的行動部署和作戰命令大部分由朱德以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的名義下達，有些命令由他和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周恩來聯署。就現在保存下來的檔案來看，單在十月二十三日一天，由朱德個人署名發給各軍團負責人的軍事電報就有十五件，向他們通報敵情，對部隊的行軍和作戰作出周密部署。他要求部隊在行動時保持高度的機密性，“在大兵團集中運動與戰備行軍條件下，亦必須隐蔽露營”②。同時，“必須加強政治工作，注意行軍中衛生救護和收容。”③戰略轉移的最初計劃是，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圍攻，到湘鄂西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因此，出發時把它稱為“西征”，西征的部隊稱“野戰軍”，最高統帥部稱“野戰司令部”。參加戰略轉移的紅軍主力有一、三、五、八、九軍團，還有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機關及直屬單位組成的中央縱隊、軍委縱隊，計八萬六千八百餘人。留下紅軍一萬六千人，由項英、陳毅率領，繼續在中央根據地堅持鬥争。
紅軍主力十月十八日由于都南渡贛水後，按照朱德發布的突圍作戰命令，于二十一日晚從贛縣王母渡至信豐縣新田之間突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一道封鎖線，再過信豐河，向湖南、廣東邊境轉進。部隊在五嶺山區的坎坷山路上緩緩西進，到十一月八日全部通過敵軍在汝城至城口間的第二道封鎖線，進入湘南地域。
紅軍通過第一、二道封鎖線所以能比較順利，除由于國民黨當局還沒有發覺紅軍行動的真實意圖、防範較松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在長征出發前夕，紅軍和國民黨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部秘密達成合作反蔣抗日的協定。
陳濟棠作為廣東地方實力派，同蔣介石之間一直存在着矛盾。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的第五次“圍剿”中，北線、東線、西線打得都很激烈，但在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指揮的南方戰線上卻一直比較平靜。雙方已開始作試探性的接觸。這年七月間陳濟棠秘密派人到蘇區接洽，表示贊成中共在三個條件下“同全中國武裝隊伍聯合起來共同抗日”的主張④，願意經過談判來協調雙方的關系。九月底，朱德親自緻信陳濟棠，稱：“先生與貴部已申合作反蔣抗日之意，德等當無不歡迎”，指出“情勢日急”，日寇已躍躍欲試于華南，蔣軍則增兵于贛閩，福建事變，可為殷鑒，“若不急起圖之，則非特兩廣苟安之局難保，抑且亡國之日可待”。信中提出雙方停止作戰行動等五項建議，說明“日内德當派員到（筠）門嶺黃師長處就近商談”⑤。信中說的黃師長，是指陳濟棠所部第三軍第七師師長黃延桢。十月初，紅軍代表潘漢年、何長工帶着周恩來以朱德名義起草的介紹信，到尋烏附近的一個山村同陳濟棠部代表進行談判，達成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相互通商和必要時互相借道等五項協議。
當紅軍突圍西征時，陳濟棠執行了互相借道的秘密協定，讓開大路四十裡，在他的防區内沒有對紅軍進行堵截。紅軍是十月二十一日晚過第一道封鎖線的，朱德在第二天的一個電報中說道：粵軍“餘漢謀部已總退卻”⑥，第二道封鎖線的北端汝城在湖南境内，南端城口在廣東境内。朱德在緻三、八軍團電中說：“估計在汝城北面沒有打開前進路的可能，汝城南面的道路己有初步的保證。”⑦紅軍主力順利地越過這道封鎖線。這是朱德、周恩來根據黨的統一戰線思想，抓住陳濟棠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為中央紅軍主力突圍打開通道的成功之舉。
為了突破湘南郴州、宜章之間的第三道封鎖線，朱德在十一月七日發布“野戰軍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東南之坪石（均含）之間通過”⑧這道封鎖線的命令，紅軍分三路繼續西進。這裡是朱德領導湘南起義的舊地。在當地群衆積極配合下，紅軍順利地占領宜章城和白石渡，迅速跨過粵漢鐵路。
在通過第三道封鎖線前，朱德曾幾次電令林彪率紅一軍團搶占粵漢鐵路東北約十公裡處的制高點九峰山，以掩護中央縱隊和各軍團從九峰山以北安全通過，但林彪不顧大局，企圖揀平原走，一下子沖過樂昌。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堅持要執行上級命令，最終說服了林彪，派出有力部隊搶占九峰山制高點，保證了紅軍左翼的安全。為此，朱德曾緻電批評紅一、九軍團行動的無計劃和執行命令的遲緩，“使迅速通過敵人封鎖線成問題”⑨，同時，以軍委名義通電各軍團，“贊揚三軍團首長彭、楊同志及三軍團全體指戰員在突破汝城及宜、郴兩封鎖線時之英勇與模範的戰鬥動作”⑩，朱德還緻電中央二縱隊的司令員李維漢，命令他率部在汝城附近的文明司宿營，牽制敵人，等待擔任全軍後衛的紅五、九軍團，收容掉隊的零散隊伍。這時，龐大的後勤隊伍攜帶的“壇壇罐罐”太多，拖累了整個戰鬥部隊的行動，問題己越來越顯露出來。
第三道封鎖線被紅軍突破後，蔣介石看清了中央紅軍主力西征的意圖，全力加強湘江的第四道封鎖線。他任命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指揮西路軍和北路軍的薛嶽、周渾無兩部共十六個師的兵力加緊“追剿”；同時，命令粵軍陳濟棠、桂軍白崇禧各率主力部隊扼要堵截。
國民黨各路重兵雲集湘江沿岸，企圖圍殲紅軍于湘江以東地區，局勢異常嚴峻。
十一月中旬紅軍分兩路進入廣西北部。二十五日十七時，朱德向各軍團、縱隊發布命令，明确指出：國民黨軍隊的“企圖是在湘江阻止我們，并從兩翼突擊我們。北面為敵之第一、第二路軍，南面則為廣西的主力，而敵之第三、第四及第五路軍則直接尾追我們”(11)。針對這種狀況，他作出全軍分四個縱隊從興安、全州之間搶渡湘江的部署。這時，興安、全州一線正是湘江封鎖線的薄弱環節。桂軍白崇禧為了防止紅軍深入廣西中部，剛将這一線的部分桂軍撤防自保，而湘軍還沒有來得及接防，“全州、灌陽、興安暫無大部敵軍”(12)。這對紅軍是極為有利的時機。如果全軍能輕裝急進，完全有可能抓住這個間隙迅速搶渡湘江。但由于部隊攜帶的物資太多，行動遲緩，并沒有做到這一點。
十一月二十七日晚，紅軍先頭部隊順利渡過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腳山鋪之間的渡河點，後續部隊卻不能及時跟進過江。整個紅軍隊伍前後相距約二百裡，特别是龐大的中央縱隊和軍委縱隊共一萬四千多人，有一千多副擔子，被各戰鬥部隊夾護在約一百多裡長的狹窄甬道裡，緩緩地向湘江前進，每天隻能走四五十裡。由于紅軍先頭部隊已突破湘江，湘、桂兩省國民黨軍隊紛紛向紅軍渡江地段撲來，在飛機配合下發動猛烈攻擊，企圖奪回渡河點，把紅軍圍殲在湘江兩岸。在這種險惡的處境下，原來高傲自信的李德一籌莫展，而朱德臨危不亂，同周恩來一起，指揮各戰鬥部隊頑強抗擊敵軍，掩護中央、軍委縱隊渡江。他們作出具體部署後命令：“各兵團應以最大的堅決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戰鬥任務。”(13)經過四天四夜激戰，紅軍主力部隊終于在十二月一日渡過湘江，突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四道封鎖線。
湘江之戰是紅軍長征以來最激烈、損失最為慘重的一次戰鬥。“我八軍團之一部被敵擊散，我六師約一個團及（五軍團）卅四師被切斷，其餘部隊都已渡過湘江。”(14)紅軍雖然突破了最後一道封鎖線，保存住了主力，但整個部隊由出發時的八萬多人銳減為三萬餘人。
慘痛的損失，引起全體指戰員的深思。朱德曾沉重地總結這一階段的教訓說：“對于突圍是沒有絲毫經驗的。長征就像搬家一樣，什麼都搬起來走，結果太累贅，很吃虧。補充來的新兵沒有來得及搞到團裡、營裡去――沒有帶過兵的人，就會搞空頭計劃，他們不知道沒有訓練過的新兵，不跟着老兵怎麼走，結果，就讓新兵去搬運東西――整個司令部、黨政軍機關、幹部都很重要，連印刷機、兵工機器都搬出去。結果，一個直屬隊就有一萬多，所以需要的掩護部隊也就多了。因此，部隊動起來很慢。”(15)由于吸取了這個教訓，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在十二月四日發布《後方機關進行縮編的命令》，并要求檢查攜帶的物資，不必要的立刻抛棄或毀壞，使部隊能夠輕裝前進。
過了湘江，紅軍“決脫離敵人，繼續西進”(16)，進入峰巒連綿的西延、龍勝山區，行軍更加艱難。天上是國民黨的飛機跟蹤轟炸掃射，腳下是山險路滑，周圍山頭上又常有反動民團打來的冷槍。通過苗、瑤等少數民族地區時，反動勢力派了許多便衣密探混入紅軍駐地，放火燒房燒糧，然後散布“共匪殺人放火”的謠言蠱惑民衆。朱德對這一情況十分重視。總司令部十二月七日這一天的行軍日志中記載：“朱總司令命令：連日桂敵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團駐地，縱火焚燒民房，企圖疲勞及嫁禍于我軍，破壞紅軍在群衆中的信仰。各兵團首長及其政治部，應于到達宿營地後，及離開宿營地以前，嚴密巡查，并規定各連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紅色軍人，務必設法撲滅，及救濟被難群衆。縱火奸細，一經捕獲，應即經群衆公審後槍決。”(17)十二月十日，紅軍再入湖南境内，攻占通道縣城。按照原定計劃，中央紅軍主力将由這裡北上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但這時國民黨軍隊已了解紅軍的意圖，預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當于紅軍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張開口袋等候紅軍鑽入。在這個關系到紅軍命運的關鍵時刻，毛澤東提出絕不能往這個口袋裡鑽。他主張放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較為薄弱的貴州前進，力争在運動中打幾個勝仗，以扭轉紅軍突圍以來的被動局面。于是，中央幾個負責人在通道臨時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對此作出決定。會後，朱德命令各軍團、縱隊“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18)。
紅軍突然折入貴州，是出乎蔣介石意料之外的，一下子就把十幾萬敵軍甩在湘西，赢得了主動。十五日攻占黎平後，部隊得到了兩個月連續行軍作戰中的第一次休整機會。但是，轉變戰略方向問題雖在通道會議上提了出來，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博古、李德不顧國民黨重兵仍在湘西的實際情況，依然主張從黎平再北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十八日在黎平開會，讨論紅軍今後的戰略方向問題。會上發生了激烈的争論。朱德非常贊成毛澤東的意見。挫折和教訓使他對毛澤東更加信服。因此，他和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多數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紅軍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指出：“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19)。這個決定從實際出發，确定了中央紅軍長征戰略方向的重大轉變，使紅軍避免陷入絕境，并開始從被動局面中擺脫出來。
第二天，朱德和周恩來向全軍發出《軍委執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決議的決議之通電》，對中央紅軍最近時期的行動作了部署，規定分成兩路縱隊，隊西北方向轉朝貴州腹地的劍河、台拱以至施秉、黃平地域推進，并要求紅二、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積極活動，牽制湘軍和川軍，策應中央紅軍西進(20)。
在通道和黎平期間，中革軍委曾就部隊整編問題先後作出兩個決定，一個是将長征前不久新組成的八軍團并入五軍團，另一個是将軍委一、二兩縱隊合編為一個縱隊，任命劉伯承為軍委縱隊司令員，葉劍英為副司令員，陳雲為政委，下轄三個梯隊。
這以後，中央紅軍向黔北重鎮遵義直進，于十二月底到達烏江南岸甕安縣猴場一帶。野戰軍司令部開始部署強渡烏江的戰鬥。三十一日，朱德連續電令：“我三軍團應迅速渡過烏江”(21)，“一軍團限今晨八時前全部渡河完畢”；“軍委縱隊限今十時渡河完畢”(22)。這時，博古和李德仍對黎平會議的決定持不同意見，再次主張不過烏江，回頭東進同紅二、六軍團會合。
為此，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場召開會議，對博古、李德提出批評，決定強渡烏江，并通過《關于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強調：“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
(23)猴場會議後，完全停止了李德對于紅軍的指揮權。
一月二日至六日，中央紅軍分三路渡過烏江天險。七日，先頭部隊襲占遵義。八日，朱德緻電各軍團、軍委縱隊領導人，告訴他們：“軍委縱隊明日進駐遵義，以縱隊司令員劉伯承兼任遵義警備司令”(24)。
紅軍進駐遵義，受到當地群衆的熱烈歡迎。一月十二日下午，在遵義省立第三中學操場上召開有萬人參加的群衆大會。朱德首先講話，闡明紅軍是工人農民自己的隊伍，紅軍有嚴格的紀律，自覺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并宣傳紅軍的主張，願意聯合國内各黨派、軍隊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接着，毛澤東、李富春和遵義群衆代表也講了話。大會宣布成立遵義縣革命委員會。
會後，朱德還參加了紅軍籃球隊和遵義三中籃球隊進行的友誼比賽。在短短十幾天中，有四五千青年報名參加紅軍，使紅軍隊伍得到突圍以來最大的一次補充。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紅軍總司令部的駐地，即遵義老城批把橋原柏輝章住處的樓上，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就是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遵義會議。
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和突圍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會上，毛澤東針對博古的總結報告作了長篇發言，批評博古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主要歸結于敵強我弱的客觀因素，着重剖析了“左”傾軍事路線實行消極防禦戰略方針的錯誤及其表現，如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轉移時的逃跑主義。他還闡述了中國革命戰争的特點和由此而産生的戰略戰術問題。
朱德在王稼祥、張聞天之後發言，态度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确意見。
他對博古、李德軍事上的瞎指揮有着直接的充分的了解，因此講話時很激動。
在會上給李德當翻譯的伍修權回憶道：“朱德同志曆來謙遜穩重，這次發言時卻聲色俱厲地追究臨時中央的錯誤，譴責他們排斥了毛澤東同志，依靠外國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他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25)這次會議根據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周恩來、李富春、聶榮臻等多數人發言中提出的意見，最後形成《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分清了紅軍戰略戰術中的根本是非，肯定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在前幾次反“圍剿”中取得勝利的正确的戰略戰術原則，指出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是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内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26)。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分工中，“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27)。會後不久，常委再行分工，“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28)。這以後，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這樣，實際上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領導。這是中國革命在幾乎陷于絕境的危急時刻作出的關鍵性抉擇，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二十六年後，朱德在緬懷這一偉大的曆史轉折時寫下這樣的詩句：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29)遵義會議後，朱德和毛澤東、周恩來協力配合，指揮三萬紅軍馳騁在雲貴川高原上，同數十萬圍追堵截的國民黨軍隊周旋，展開機動靈活的運動戰。
經過四渡赤水戰役，終于跳出敵人的圍堵圈，使紅軍從被動變為主動。
紅軍進占遵義後，蔣介石才發覺中央紅軍的行動方向已經改變，急忙命、薛嶽等部以重兵向黔北地區進逼。因此，遵義會議改變了黎平會議關于在黔北創建新蘇區的決議，決定北渡長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于是，紅軍分三路向赤水、土城地區開進，準備北渡長江。蔣介石命令戰鬥力較強的川軍以重兵封鎖長江，并進入赤水、習水、土城地區阻擊紅軍。
一月二十四日，右路的紅一軍團進占土城，繼續向赤水縣推進。二十七日，中央軍委到達土城。這時，獲悉川軍劉湘的模範師一部四個團正尾追紅軍，向土城開來。毛澤東決定，利用土城以東山谷夾峙的有利地形，殲滅這股敵人，給川軍一個迎頭痛擊。他責成彭德懷統一指揮紅三、五軍團進行這一戰鬥，以紅九軍團及紅二師擔任預備隊。二十八日晨五時戰鬥打響，但經過連續幾個小時的激戰，沒有取得較大戰果，這時才發現情報有誤：原來以為川軍是四個團約六七千人，實際上來的是六個團萬餘人，而增援部隊還在不斷湧來：川軍的武器裝備和戰鬥力都比黔軍強得多，這也是最初估計不足的。戰局的發展對紅軍越來越不利。川軍倚仗優勢兵力，突破紅五軍團的陣地，一步步向土城鎮壓來。如果不能把它頂住，後面是赤水河，紅軍将被迫背水作戰，後果難以想象。
在這個緊急時刻，朱德決定親自到前線直接指揮作戰。這樣做，自然十分危險。毛澤東連吸了幾支煙，沒有答應。朱德把帽子一脫，說：“得羅，老夥計，不要光考慮我個人的安全。隻要紅軍勝利，區區一個朱德又何惜！
敵人的槍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澤東終于點頭了。朱德和劉伯承到達前沿陣地指揮戰鬥，給苦戰中的紅軍指戰員以極大鼓舞，終于頂住了川軍的一次次沖鋒。毛澤東決定，通知奔襲赤水縣的紅一軍團急速返回增援，并命令陳赓、宋任窮率軍委縱隊的幹部團急赴前線，發起反沖鋒。朱德到幹部團指揮他們搶占有利地形，終于打退了川軍的進攻，鞏固了陣地。
當晚，毛澤東和政治局幾個主要領導人開會，根據當時各路敵軍奔集川南圍堵紅軍的新情況，決定改變由赤水北上、從滬州至宜賓之間北渡長江的計劃，迅速撤出土城戰鬥，渡赤水河西進。朱德、劉伯承仍留前線指揮，周恩來負責在第二天天亮前架好搶渡赤水河的浮橋，陳雲負責安置傷員和處理軍委縱隊的笨重物資。
一月二十九日三時，朱德發出野戰軍西渡赤水的命令（即《一渡赤水河的行動部署》）随即重返前線指揮戰鬥，掩護全軍西渡赤水河。
他來到王開湘任團長、楊成武任政委的紅四團陣地。紅一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長蕭華那時也在這裡。他回憶說：“當時，天下着雨，劉湘的模範師向我們陣地壓來。朱老總手提駁殼槍，來到我們這裡親臨指揮，掩護大部隊過河。我很擔心朱總的安全，幾次勸他趕快撤下去，都被他拒絕了。他一直同我們堅持到天黑，才和我們一起渡過赤水河”(30)。楊成武在回憶錄中說：朱總司令在我們陣地的前沿，細細觀察戰鬥情況後，當機立斷，下今後撤。我們從前沿撤下來了，突然，又傳來命令，說，朱總司令還沒有回來。
為了掩護朱總司令後撤，團長和我又帶了二十多個同志沖上山坡，堵住敵人。
敵人像着魔似的一個勁兒往我們陣地壓來，我們遙見身穿灰布軍裝的朱總司令，他還在赤水河邊用望遠鏡看着什麼。陣地上的人越來越多，除了我與王開湘同志，六團長朱水秋、王集成同志都來了，大家都為朱總司令的安全擔心，我急得手掌都沁出汗來，但是看看朱總司令，他還是穩穩地站在那裡，仿佛近在咫尺的土城僅僅是一座寂然元聲的空城，周圍的戰鬥全然沒有發生似的。我們在陣地上頂了整整一個鐘頭，朱總司令終于收拾起地圖、望遠鏡，離開赤水河的北岸，不慌不忙地回到陣地後邊來了。我說：“總司令，我們在掩護你，你怎麼走得這麼慢啊？”王開湘和朱水秋也說：“我們急得心都快從嘴裡跳出來了！”總司令親切地笑笑，用從容、風趣的語調說：“急什麼？諸葛亮還擺過空城計呢！”(31)這就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戰鬥，長征途中，朱德曾多次這樣在危急時刻親臨前線，化險為夷。越是在危險的時候，他越是鎮靜、從容。這種作風，給廣大指戰員留下深刻的印象。
紅軍一渡赤水，進入川南的古簡、叙永地區。這時，川軍有十二個旅沿長江兩岸嚴密布防，薛嶽部和黔軍也向川南急進，北渡長江已不可能。為了甩開追敵，紅軍折向雲南東北部的紮西地區。在這裡，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利用國民黨軍隊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川南一線，而黔北比較空虛的時機，突然折回黔北，根據會議決定，二月十日，朱德和周恩來、王稼祥發布《中革軍委關于各軍團縮編的命令》，指出：“為适應目前戰鬥的需要，并充實各連隊的戰鬥力，以便有力的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便于連續作戰，軍委待決定實行縮編各軍團的戰鬥單位”(32)，并規定了具體辦法。十五日，朱德電令各軍團：“我野戰軍以東渡赤水河、消滅王家烈軍為主要的作戰目标。”(33)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紅軍在川黔交界的太平渡、二郎灘二渡赤水，重入貴州，克桐梓，奪婁山關，再取遵義，并在遵義城外重創吳奇偉、王家烈部。這次遵義戰役，共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隊兩個師又八個團，俘虜約三千人，是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朱德為此緻電九軍團，要求他們在桐梓附近多貼捷報，召集當地群衆開祝捷大會，以擴大紅軍的影響。
紅軍的遵義大捷，使蔣介石大為震動。他飛抵重慶指揮，準備以重兵圍殲紅軍于遵義地區。三月四日，中革軍委決定組成前敵司令部，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朱德和毛澤東、周恩來等研究後，故意将部隊在遵義地區徘徊，而當國民黨軍隊被誘趕來時突然掉頭西進，于三月十六日經茅台三渡赤水，再次進入川南，并擺出準備從這裡北渡長江的架勢。這樣，又将各路追敵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區。為了進一步造成對方錯覺，紅軍以一支部隊繼續佯攻古蔺，主力卻用神速動作掉頭東歸，于三月二十一日晚在太平渡、二郎灘、九溪口四渡赤水。渡河前，黨中央、總政治部緻電各軍團：“我再西進不利，決東渡。這是野戰軍此後行動的發展嚴重緊急關頭。各軍團首長要堅決迅速組織渡河，必須做到限時渡畢。”(34)搶渡赤水後，紅軍立刻南渡烏江，把國民黨軍隊的重兵全部甩在赤水河西岸和烏江以北，跳出了他們的合擊圈。
當南渡烏江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由陳赓和宋任窮率領的紅軍幹部團奉命擔任守護烏江浮橋的任務。後來，他們得知殿後的紅五軍團已從另一渡口過江，又得到中央軍委一位參謀的口頭命令，就把浮橋拆了。宋任窮回憶說：我們到宿營地時，“朱總司令、周副主席、劉伯承總參謀長都在常他們聽說拆了浮橋，十分焦急，當場對我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朱總司令發了脾氣，很惱火地說：豈有此理，為什麼下這樣的命令！五軍團過江了，可羅炳輝同志率領的九軍團還在後面，還沒有過江呀！怎麼能拆橋呢？朱總司令指示我們，馬上返回江邊，重新架橋。總司令說，浮橋架好後，交給九軍團，如果等到明天早晨七時九軍團還不來，你們再拆橋。”
宋任窮立即帶領三營和工兵連急行軍四十裡返回烏江邊，連夜突擊把浮橋重又架起，等候九軍團的到來。但九軍團奉命在烏江北岸僞裝主力誘敵北進，以掩護主力南渡烏江，未能趕來渡江，一度失去了同中央軍委的聯系，後來在雲南會澤、巧家一帶渡過金沙江，才同大部隊會合。對這件事，宋任窮感慨地說：“我從來沒有見過總司令發脾氣，這次發怒是我見到的唯一的一次。在當時的情況下，一支負有特殊任務的部隊離開大部隊單獨行動，突然中斷了聯系，在沒有得到這支部隊已經過江的确切消息時，聽說我們拆了過江的浮橋，愛兵如子的總司令憂心如焚，指示我們重新架橋後務必堅持到形勢允許的最後時刻。此時此地，此事此舉，可見胸懷全局的總司令慮事之精細，愛護官兵之心切。”(35)紅軍南渡烏江後，開辟了進軍雲南、從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為了實現這一戰略目标，必須将有較強戰鬥力的滇軍主力調出雲南。為此，紅軍采取聲東擊西的戰術，以一部向黔東方向佯動，作出東進湖南、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姿态，主力卻直趨貴陽。這時，蔣介石正在貴陽督戰，而貴陽城内兵力空虛，急忙向滇軍發出“萬萬火急”的電報，調滇軍三個旅趕往貴陽保護。
滇軍主力被調出，後方空虛，進軍雲南的門戶已經敞開。四月七日，朱德緻電林彪、聶榮臻：“我野戰軍決從貴陽、龍裡之間南進”(36)。八日，紅軍以一部佯攻貴陽，以一部佯攻龍裡，主力在第二天從貴陽至龍裡間約三十裡寬的地段闊步穿過湘黔公路，以每天一百二十裡的速度向雲南疾進。
紅軍進入雲南後，乘滇軍主力已東調入黔之際，直趨雲南省會昆明。四月二十九日，中革軍委發出《關于我軍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蘇區的指示》，指出：由于紅軍兩個月來的機動作戰，一般追敵已被甩在我軍側後，但敵已集中七十團以上兵力向我追擊。現在金沙江蔭岸空虛，“我野戰軍應利用目前有利的時機，争取迅速渡過金沙江，轉入川西，消滅敵人，建立起蘇區根據地。”(37)威逼昆明隻是佯動。由于滇軍主力東調，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深恐紅軍進占昆明，隻得急調原來駐守滇北的部隊回援昆明，使金沙江南岸的守軍兵力頓時空虛。這個目的一達到，紅軍在昆明附近隻是虛晃一槍，随即出人意料地大踏步北轉，直奔金沙江。
金沙江是中央紅軍北上的第一個嚴重天然障礙。這裡谷深流急，地勢險要。江北岸的川軍控制了大小渡口，并把所有船隻都擄了過去，阻止紅軍過江。如果紅軍不能北渡，就有被國民黨軍隊壓在金沙江南的深谷遭到殲滅的危險。
這是一場争分奪秒的鬥争。紅軍如此神速地向金沙江挺進，是國民黨當局萬萬沒有想到的。五月二日，朱德部署紅軍分别進取龍街渡、洪門渡、皎平渡三個渡口，其中通往龍街渡的是大道，其他兩條是商道。(38)五月三日晚，劉伯承指揮軍委縱隊幹部團在皎平渡乘對方沒有戒備一舉偷渡成功，并在這裡找到七條渡船。随這一路行動的朱德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乘船過江後，在江北岸石壁上一排山洞裡，組織渡江指揮部。那時，進占龍街渡的一軍團和進占洪門渡的三軍團在渡口還沒有找到渡船。五月五日，朱德電告一軍團：軍委縱隊本日已在皎平渡渡江完畢，三、五軍團将分别在七日上午和八日下午渡畢，“我一軍團務必不顧疲勞，于七号兼程趕到絞（皎）平渡，八号黃昏前渡畢，否則有被敵隔斷危險”。(39)這樣，全軍憑靠七隻小船在皎平渡往返運輸，經過六個晝夜全部勝利渡過金沙江。
朱德後來談到中央紅軍在雲南的經過時說：那時，“雲南的五個旅也還在貴州，昆明城内隻有一個教導團。但我們的目的，并不在占領昆明，而是引誘敵軍來援，同時更故意向西去占元謀、祿勸，佯向龍街企圖過金沙江。
這樣，引得大部敵軍趨向元謀，而我們折回頭，在皎平渡渡過了金沙江。”
(40)
紅軍渡過金沙江後，把原來緊緊尾追的國民黨軍隊甩在江南，行程相距一個多星期，奪得了主動權，也獲得了一個休整的機會。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會理召開擴大會議。當時，林彪等對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這樣大規模迂回機動的運動作戰十分不滿，說這盡是走“弓背路”，“這樣會把部隊拖垮的”，他甚至給中央三人小組寫信，要求朱德、毛澤東下台。在會上，毛澤東批評林彪說：你是個娃娃，你懂得什麼？在這個時候，直接跟敵人硬頂不行，繞點圈子，多走點路，這是必要的(41)。朱德和周恩來也嚴肅批評林彪，肯定毛澤東的指揮是正确的。會議還讨論了紅軍今後的行動計劃，決定繼續西進，越過大渡河，同四方面軍會合，井決定組織先遣隊，由劉伯承任司令員，為全軍開路。
五月中旬，蔣介石飛抵昆明，調動中央軍十餘萬人，川軍五六萬人，部署在大渡河畔堵截紅軍，并緻電各軍稱：“大渡河是太平天國石達開大軍覆滅之地，今共軍入此漢彜雜處、一線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險要、給養困難的絕地，必步石軍覆轍，希各軍師長鼓勵所部建立殊勳”(42)。蔣介石判斷紅軍不敢從彜族區通過，因而把守備重點放在大樹堡一帶。為了避開蔣軍主力，紅軍偏偏選擇了要經過大涼山彜族區冕甯至安順場之間那條小路。由于曆史上反動統治階級實行的民族壓迫政策，彜族人對漢族疑忌很深。紅軍一些人聽說彜族人“厲害”，“野性子”，有些緊張。毛澤東對他們說：彜族人最痛恨的是白軍，對我們就不同了。彜族人聽說朱總司令的隊伍來了會高興的，你們怕什麼呢？
五月二十一日，紅軍進達彜族地區的冕甯縣。朱德在有彜、漢人參加的群衆大會上講話，說彜、漢是一家，窮人要團結起來，打倒蔣介石和四川軍閥，才能翻身過好日子。他還以紅軍總司令的名義發布《中國工農紅軍布告》：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彜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軍閥，壓迫彜人太毒；
苛捐雜稅重重，又複妄加殺戮。
紅軍萬裡長征，所向勢如破竹；
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彜人風俗。
軍紀十分嚴明，不動一絲一粟；
糧食公平購買，價錢交付十足。
凡我彜人群衆，切莫懷疑畏縮；
趕快團結起來，共把軍閥驅逐。
設立彜人政府，彜族管理彜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傳，将此廣播西蜀。(43)
這個布告到處張貼，鮮明生動地宣傳了中國共産黨的民族政策，在彜族群衆中産生了廣泛的影響。擔任先遣任務的總參謀長劉伯承根據黨的民族政策，同彜族沽基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紅軍得到彜族同胞的信任，并在他們幫助下，順利地通過大涼山區，到達大渡河南岸的安順常五月二十五日，劉伯承、聶榮臻率領的紅軍先遣隊，由十七勇士在驚濤駭浪和槍林彈雨中強渡大渡河，攻占了對岸渡口。接着，用僅有的一隻小船來回不停地運送後續部隊，一天一夜才渡過一個團。第二天，朱德和毛澤東、周恩來等到達安順常朱德對到村頭來迎接他們的劉伯承說：“先遣隊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功勞不斜。劉伯承說：“總司令先别論功行賞，我正為這大渡河架不起橋來發愁呢。”(44)大渡河水深流急，無法架橋，附近又找不到其他渡船，數萬大軍如果隻靠現有的一隻小船，即使晝夜不停，也需要一個多月才能全部通過，而迫敵正氣勢洶洶地向大渡河撲來，時間決不允許那樣做。毛澤東主持在大渡河畔開了個小會，決定以急行軍搶占大渡河上遊另一個渡河點泸定橋。會後，朱德向各軍團發出《關于控制滬定橋渡河點取得戰略勝利的部署》，命令紅一軍團第一師及幹部團為右縱隊，沿大渡河東岸北上；紅一軍團指揮部、第二師主力和紅五軍團為左縱隊，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兩路都向泸定橋急進。
從安順場到滬定橋有三百四十裡路程，兩岸是懸崖陡壁挂着羊腸小路，又有數十條山澗溪流将小路切斷，加上大雨不停，行路更為艱難。朱德同戰士們一樣，在大雨中跋涉，還要随時掌握整個部隊的進軍情況，發出新的指令。五月二十八日一時半，他緻電林（彪）劉（伯承）聶（榮臻），指示左路先頭部隊四團“今二十八日應乘勝直追被擊潰之敵一營，并迎擊增援之敵約一營，以便直下泸定橋。二師部隊迅速跟進，萬一途程過遠，今日不及趕到泸定橋，應明二十九日趕到”，同時指示右路“劉聶率二團亦應迅速追擊北岸之敵一營，以便配合四團夾江行動”(45)。同日，他又緻電紅一、五軍團領導人，指示：“我左、右兩縱隊之先頭部隊，明二十九日均應趕到泸定橋及其西岸，并力求于正午前迅速襲占鐵索橋，消滅該處守敵，以控制該橋兩岸，并準備與援敵作戰”(46)。
紅四團接到朱總司令的命令後，以一晝夜二百四十裡的速度急行軍，終于在二十九日拂曉趕到泸定橋，搶占全橋。當天傍晚，林彪緻電“朱主席”，報告紅四團已攻占泸定橋的消息。朱德的警衛員回憶說：“我們走在朱總司令身旁，雨水從他的臉上不斷流下，長途跋涉，他的眼窩已經深深的陷下去了。但從他那濃眉下兩道奕奕有神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非常高興的。”(47)朱德來到滬定橋頭，看到由十三根鐵索組成的鐵索橋懸在波濤洶湧的大渡河上，一些臨時找來的木闆鋪在鐵索上連成橋面，橋下急浪滾滾，令人目眩眼花。朱德仔細詢問前面的部隊過橋時的情況，了解到有些馬匹不敢上橋，部隊過得大慢，有一匹馬還掉下江去了，立即吩咐參謀：“告訴部隊過橋時，幹部要切實掌握渡河的秩序，務必使部隊盡快通過，把馬匹拉開。有些馬不敢過橋，就把馬眼睛蒙上拉過去，以免影響别人過橋，每隔十分鐘派人檢查一次橋闆，踩開的橋闆要及時更換。一個人在前面走，後面的人在後面就要及時把橋闆弄好。那個部隊過完橋，就要負責把踩開的橋闆重新擺好。”
輪到司令部的隊伍過橋了。朱德從容地走上去，一邊走，一邊鼓勵身旁的人：“沉住氣，不要怕，别看水，看橋闆。”走在朱德身邊的警衛員回憶說：“正走着，朱總司令突然停下來，仔細觀察一處橋闆。那塊橋闆和另一塊橋闆已經脫離開，露出一個大縫。朱總司令彎下身去，把這兩塊橋闆合攏起來。總司令這種行動，給我增加了勇氣，我的心情也開始鎮靜下來，并深深為總司令給我們鋪橋闆而感到慚愧不安。”(48)搶渡大渡河的勝利，使蔣介石要紅軍重演七十二年前太平軍石達開部失敗的曆史悲劇，要“朱德、毛澤東成為石達開第二”的妄想破滅了，過了大渡河，紅軍便開創了繼續北上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