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在第五次反“圍剿”中
朱德、周恩來指揮紅軍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使中央革命根據地有了新的發展，地跨贛、閩、湘、粵四省，并同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中央紅軍和地方紅軍發展到十餘萬人，加上閩浙贛、湘贛、湘鄂贛、鄂豫皖、川陝、陝甘等各個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共三十萬人左右。這是中國共産黨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在極端艱難的革命低潮中堅持土地革命戰争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中革軍委決定，以南昌起義的八月一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七月十一日批準這個決定。這年八月一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次隆重紀念自己的建軍節。朱德為此寫了《紀念“八一”檢閱紅軍的軍事學術》，指出：英勇的紅軍在共産黨的領導下，在屢次粉碎敵人“圍剿”的戰鬥中鍛煉、壯大，“真正成為蘇維埃鞏固的柱石，起了中國革命運動的組織者的作用”①。他要求紅軍加緊教育訓練，提高軍事技術，準備迎接更嚴酷的鬥争。
這時，中央根據地周圍的局勢确已日見險惡：敵兵壓境，碉堡林立，戰雲密布。
蔣介石在第四次“圍剿”遭到失敗後，立刻開始準備第五次“圍剿”。
一九三三年四月上旬，他從南京乘軍艦到江西，在南昌、臨川等地召集将領訓話，總結失敗教訓。五月，在南昌成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由蔣介石親自指揮。他提出第五次“圍剿”的“方略”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使政治與軍事相輔而行”。盡管這年年初以來，日本侵略軍先後攻占山海關和熱河全省，長城一線戰鬥激烈，華北危急，他仍揚言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隻是“皮膚小脖，共産黨和紅軍的存在才是“心腹大患”②，“如果在這個時候，隻是好高骛遠，侈言抗日，而不實事求是，除滅匪患，那就是投機取巧”，甚至強調：“我們總是以清内匪為唯一要務，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後倒置。”③要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工作，統統集中于一點，從事剿滅赤匪，才是我們的任務和出路”④。他制定“剿匪臨時施政要綱”十三項，在革命根據地周圍實行保甲制和“連坐法”，加強特務活動，并對蘇區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在軍事上，改變原來“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作戰方式，代之以在蘇區周圍構築縱橫交錯的碉堡封鎖線，企圖步步為營，處處設碉，層層鞏固，節節進逼，壓縮蘇區根據地，最後尋求同紅軍主力決戰。
為了準備這次大規模“圍剿”，蔣介石在國内大量發行公債，籌措戰争經費，還向英、美、意、日等國借款，購買飛機、大炮和軍火，并在廬山舉辦三期“軍官訓練團”，聘請賽克特為首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和美國、意大利的軍事教官，教授堡壘戰、山地戰和搜索戰等新戰法。蔣介石還對上前線的軍官賜贈短劍，勉勵他們“不成功，則成仁”。
在經過充分準備後，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蔣介石以一百萬大軍、二百架飛機，開始第五次“圍剿”。其中，以五十萬兵力：分北、南、東，西四路，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由北路軍擔任主攻，以顧祝同為總司令，蔣鼎文為前敵總指揮，轄三十三個師又三個旅。北路軍的主力是陳誠的第三路軍，擁有十八個師和一個補充旅，依托堡壘，向廣昌方向推進，尋求同紅軍主力決戰。在這樣嚴峻的局勢面前，中共中央内部占統治地位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更加重了危機的程度。這年年初，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到中央蘇區首府瑞金，開始在蘇區進一步推行“左”的政策，他們在“進攻路線”的旗号下，開展反所謂“羅明逃跑退卻路線”的鬥争，井從組織上控制中央蘇區的黨、政、軍權。在臨時中央提議下，五月八日，中央人民委員會第四十一次常會決定；将中革軍委由前方移至瑞金，在前方另行組織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兼第一方面軍司令部；任命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周恩來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增加博古、項英為中革軍委委員，并規定，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揮作戰時，由項英代理主席。這個安排，實際上是由博古、碩英主持中革軍委工作，由他們在瑞金指揮紅軍作戰。
朱德、周恩來曾于五月十七日發布通令傳達這一決定，并說：“中央蘇區除東南陣地各軍、西南陣地各軍、各軍區及獨立軍、團、師和其他蘇區軍區及二、四方面軍等均直歸中革軍委指揮外，凡第一方面軍所屬各兵團及北面戰地各指揮機關各部隊均歸第一方面軍指揮”⑤。可見，在中革軍委移駐瑞金并由項英代理主席後，朱德、周恩來在前方隻能指揮第一方面軍和北部戰線各軍區，指揮權限縮小了，并且要聽從中革軍委的命令，更要服從由博古主持的中共中央局的領導。
一九三三年六月，博古、項英等不顧蔣介石正在準備發動新的對中央革命地“圍剿”的嚴峻事實，依照遠在上海的共産國際駐中共軍事總顧問弗雷德的意見，提出“紅軍分離作戰”的錯誤方針，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上同時取勝，以實現“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對此，身在前方建甯紅軍總司令部的朱德、周恩來曾提出不同意見，表示：“方面軍主力一、三軍團目前絕對不應分開”⑥。但博古、項英根本不聽這樣的意見，而以中共中央局和中革軍委的名義再三重申，要實行“兩個拳頭打人”⑦。結果，在八月中旬，把一方面軍分成東方軍和中央軍兩路；以紅三軍團為基幹的東方軍冒着盛夏酷暑，遠征閩西北，連續作戰；以紅一軍團為基于的中央軍在中央根據地北線撫河與贛江之間地域活動。
在這個正需要集中兵力對付國民黨軍隊規模空前的第五次“圍剿”的嚴峻時刻，将紅軍主力“分離作戰”三個月，雖然取得一系列局部作戰的勝利，但紅軍自身戰鬥力受到相當削弱，也未能阻止敵人碉堡封鎖線的完成，徒然喪失了進行反“圍剿”準備的寶貴時間。當國民黨軍隊發起大規模進攻時，紅軍陷于倉卒應戰的不利地位。
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國民黨北路軍集中四個師的兵力，一舉奪占中央蘇區東北部的重鎮黎川。第五次反“圍剿”戰争由此揭開序幕。
恰在這時，由共産國際派來中國工作的李德，從上海來到瑞金。博古不懂軍事，又要掌握紅軍最高指揮權，在軍事上，就處處依靠李德。李德是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當兵上過前線，也參加過一九一九年創建蘇維埃巴伐利亞共和國的街壘戰，一九二八年到蘇聯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一九三二年春畢業後被派來中國。
博古和李德震驚于黎川的失守，匆忙地确定“禦敵于國門之外”的消極防禦戰略。為了急于收複黎川，由李德制定硝石、資溪橋作戰計劃，以中革軍委名義緻電朱德、周恩來，命令東方軍兼程北上，消滅硝石、資溪橋及黎川附近的敵軍，強調：“對于命令的執行，不容任何遲疑或更改，請注意。”
⑧朱德和周恩來考慮到硝石有敵軍重兵扼守，并且處在敵軍各有三、四個師駐守的南城、南豐和黎川之間，不可冒然攻打，由周恩來緻電項英并轉中央局，說明：“目前敵既搶先着，我東方、中央兩軍主力必須首先靠攏，并派有力支隊加緊向贛敵兩翼活動，迷惑與分散敵人，以便主力決戰”⑨，中革軍委卻斷然拒絕這個合理意見，回電說，“無論任何情況，中央軍不得過撫河”；“以後你們決須根據軍委企圖”⑩。這樣，由彭德懷率領東方軍主力隻得深入到敵軍碉堡群中去攻打硝石，連攻五日不克，被迫退出戰鬥。接着，又按李德的計劃去攻打國民黨軍隊設有鞏固陣地的資溪橋、潭頭市，連攻四日未能占領。十一月初，中革軍委又命令紅三軍團和剛剛組建的紅七軍團遠離根據地，插入國民黨軍隊後方戰略要點撫州（臨川）地區活動，想借此調動金溪和南城、南豐的國民黨軍隊給以打擊。結果，既沒能奪取浒灣、八角亭，也沒有調動對方，反而使自身遭受重大傷亡，再次被迫撤出戰鬥。這以後，紅三、五、七軍團輾轉于撫州、金溪、黎川等地區堡壘群中，完全陷入被動地位。與此同時，在撫河以東的中央軍紅一、九軍團奉命北上策應東方軍，被國民黨軍隊以十個師的優勢兵力圍截，蒙受重大傷亡，被迫向蘇區腹地轉移。
紅軍在北線進攻作戰中的幾次失利，是由李德的“左”傾冒險主義軍事方針造成的，但是博古、項英、李德等卻把責任完全推到早已對他們提出過不同意見的紅一方面軍領導人身上。十一月二十日，項英以中革軍委名義發出《關于十月中戰役問題緻師以上首長及司令部的一封信》，指責“方面軍首長”――也就是朱德和周恩來對軍委的“意旨沒有了解”，貫徹是“動搖的”，甚至說“若想在自己的決心上與上級的決心之間去尋求一中間的調合的決心，那隻是對決心意旨的曲解和動搖，并延誤時間而已。”這封信中硬性規定：“必須服從”他們的“一切命令”，“協調一緻”。(11)朱德和周恩來以革命大局為重，在十分困難的處境下仍然盡心盡責，一方面不斷向中央和軍委彙報前方的情況，提出建議，一方面又不得不執行上級的決策，隻能在實際運用時盡量考慮得周到細緻，盡量減少因錯誤決策而造成的損失。對這種處境，朱德曾對身邊的參謀人員說過：“李德顧問來了以後，住在瑞金，不下去調查，靠着地圖、電報指揮前方的戰鬥，而我。們在前方最了解情況的人，反而不能指揮，這就有問題嘛。
可是，他是受黨中央的委托，還得照辦啊！否則，就成了各行其是。”“有些事情，隻有碰了釘子，才能吸取教訓。在這次反‘圍剿’的鬥争中，情況就極為複雜，沒有現成的條條，沒有成熟的經驗，隻有在鬥争中學，在鬥争中增長才智。俗語說‘失敗乃成功之母’，無論遭到多大的挫折，勝利終将屬于我們的。”(12)李德到瑞金後，不對前方的作戰情況進行實際考察，“盡可能躲在自己的房間裡”(13)。那是在他到來以前博古要人為他單獨修建的一座房子，在沙洲壩距軍委、總政治部、黨中央機關都不遠的地方，人們稱它為“獨立房子”。當時替李德當翻譯的伍修權回憶說：李德“推行的完全是軍事教條主義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國的國情，也不認真分析戰争的實際情況，隻憑他在學院學到的軍事課本上的條條框框，照樣搬到我國，搬到蘇區”，他“以獨斷專行取代了軍委的集體領導，更抛棄了紅軍多年血戰中取得的成功經驗。??一個人躲在房子裡憑着地圖指揮戰鬥”(14)。對于這種不正常的狀況，朱德的不滿是理所當然的。
大約在十一月中旬，李德和博古一起來到前方在建甯的紅軍總司令部。
他們這次去的目的，據李德自己說“我的意見是前敵指揮部應受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領導，執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決議和命令”(15)。這說明李德還要進一步掌握直接指揮紅軍的權力。他還提出：“建甯和廣昌是戰略要地，必須堅決守祝因此應該在廣昌地區構築工事，以便阻止敵人??向我蘇區的心髒地區進攻”(16)。
朱德對中共臨時中央請來的這位軍事顧問抱着尊重的态度，盡力想用以往紅軍取得勝利的成功經驗來影響他。伍修權回憶說：“朱德同志開始還是很尊重李德的，比較經常地到李德那裡，同他講第四次反‘圍剿’取得勝利的經驗，紅軍作戰的傳統，還對他說第五次反‘圍剿’不能打陣地戰死守，不能處處設防，但李德根本不接受。以後，朱總也很少去李德那裡了”(17)。
李德也承認：朱德“常常來看我，我們還一起到前線去了二、三次。他在談話中主要的願望是争取對方理解毛（指毛澤東）的觀點，他經常講述紅軍的發展和幾次戰役，顯然是想用過去的經驗啟發人們在今天第五次反‘圍剿’的條件下找到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18)在擴充紅軍方面，朱德同李德的意見也不一緻。他後來說：“在這中間，我們整頓隊伍的缺點，是沒有好好把新兵補充到老兵裡面去。一、三、五軍團都很強，但是沒給很好的補充――在這些問題上，李德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一般部隊本來都從遊擊戰中間産生出來的，帶有遊擊隊習氣，但是他們都有基礎，有組織，打也打不亂。新的軍隊則沒有經過很好訓練，就拿去打，都打垮了，老軍隊也沒得到補充，??李德與一部分同志抱有一種意見，說老的軍隊習氣不好，不用。我們認為這人不顧實際了，固然國際指示叫我們擴大軍隊，但擴大軍隊決不是赤手空拳擴大得起來的。實際說，紅軍還不都是新的軍隊、都是在蘇區中才産生出來的？他們沒有注意到這個質量，都注意到搞新軍隊那方面去。搞起幾個新的師來，但是吃穿都非常困難，這些新軍隊都很勇敢，敢打仗，但是每次都是犧牲很大，又不把他們編進老軍隊去，譬如一個軍團一個師隻剩下一兩千人都不管。其實擴軍應該從老的軍隊裡帶出來才可能，否則，想重新建立新軍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19)就在第五次“圍剿”開始後不久，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下旬出現過一次有利于打破國民黨軍隊這次“圍剿”的極好機會。這就是駐福建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發動了福建事變，宣布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張反蔣抗日。事變發動前，十九路軍曾在八月間秘密派遣代表同正在福建作戰的紅軍東方軍領導人彭德懷接洽停戰和聯合抗日反蔣。朱德、周恩來對這件事十分重視，建議黨中央接受談判。朱德、毛澤東還在瑞金會見前來談判的第十九路軍代表，向他們表明贊同紅軍和第十九路軍在抗日反蔣上合作。十月二十六日，雙方代表簽訂《反日反蔣初步協定》十一條。
福建事變的發生，迫使蔣介石變更原來的軍事部署，從“圍剿”中央根據地的北路軍和京滬線上抽調十一個師的兵力去“讨伐”福建政府。為了配合第十九路軍的作戰，朱德、周恩來在十一月二十四日緻電閩浙贛軍區司令員兼紅十軍軍長劉疇西、紅七軍團軍團長尋淮洲等，指出“福建十九路軍宣布反蔣獨立，蔣介石已抽兵向浙贛閩邊境集中”，要求他們“應抓緊這一機會”在贛東北、閩北地區開展遊擊戰争，“截擊敵人的聯絡運輸，擾亂其後方”，紅七軍主力應準備随時截擊或籍制敵行動部隊(20)。同日，朱德、周恩來又以紅一方面軍名義緻電博古、項英、李德，報告福建事變後蔣介石已推遲對中央蘇區的進攻、調集兵力東進入閩，要求以紅三、五軍團側擊國民黨的入閩部隊，望中央早作決定。
但是，抱有“左”傾觀點的博古、項英、李德等，拒絕朱德、周恩來提出的配合十九路軍的正确意見。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軍委發出關于紅一方面軍行動的訓令，規定：“我們不應費去大的損失來與東北敵人新的第一路軍作戰，而讓十九路軍替我們去打該敵”；“我們要看新的第一路軍與十九路軍作戰的結果以及敵人新的部署如何，可能在十二月中旬突然将我們的主力轉移到西方對付敵人的第二路軍”(21)。他們聲稱：“福建所組織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動統治的一種新的欺騙”(22)，“它不會同任何國民黨的反革命政府有區别”，并且斷言“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一切想在革命與反革命中間找取第三條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慘酷的失敗，而變為反革命進攻革命的輔助工具”(23)。
在這種“左”的思想指導下，博古、項英、李德主持下的中革軍委不采取任何積極行動來配合第十九路軍，相反，決定将紅軍主力由東線調到西線永豐地域，讓第十九路軍單獨同蔣介石的“讨伐”軍作戰。
朱德後來說：“當蔡廷锴暴動的時候，應該用全力去打擊閩浙贛邊。敵如果一來，就會陷死在裡面，有進無出，餓也會餓死。當時在閩浙贛邊的中央軍相當空虛，他們又焦急，如果打去，可以消滅他幾個師，而且牽掣了敵人，可以使福建至少能支持半年。結果隻以一個七軍團去打，力量少小，當然沒有牽掣得着。李德當了軍委會顧問，一切我們都沒法反對他。我們當那時，卻想休息疲乏，就沒有進行。就是同十九路軍挨近些打也好些。就是失敗了，也不會讓十九路軍被繳了槍。在五次反‘圍剿’中最大的關鍵就在這裡，實在太可惜了。”(24)十二月中旬，國民黨軍隊為了保障他們進攻第十九路軍的翼側安全，以一部從黎川南出，向團村、東山、得勝關進犯。十二日，有兩個師開到團村地區向紅五軍團陣地發起進攻。朱德立刻命令已奉命西調而尚在團村附近的紅三軍團等部，從東，西兩個方向進行反擊，但因紅一方面軍主力的“分離作戰”，兵力不足，隻打成一個擊潰仗，那兩個師大部逃脫，朱德深感惋惜，他和周恩來在十三日緻電項英，說：“我東方軍昨日戰鬥相當激烈，殺傷敵雖近千，恐繳獲不多，非再集中全力給敵以更大殺傷，不易使東北暫歸平靜，而使我戰略轉移”，“提議立刻調一軍團及十四師（留守備部隊）至康都西城橋準備會同三、五、九軍團主力，甚至七軍團主力一部，于東山、得勝關間與陳敵主力決戰”，并指出：如不這樣集中優勢兵力而分兵作戰，實行幹部戰士都不了解、不熟悉的所謂“新戰術”，不僅不能赢得大的勝利，“且常付過大代價，此點在目前特别重要”(25)。周恩來在電文後特别說明：“昨日團村戰鬥，如一、三軍團會合作戰，戰果必然不至如此”。朱、周在電報中建議應立即集中紅一、三、五、七、九軍團主力在東山、得勝關同敵軍主力決戰。
這個極好的建議又沒有被博古、李德、項英接受。十三、十四日，中革軍委連電朱德、周恩來，不同意前方的提議，仍堅持将紅軍主力西調去攻打永豐一帶的堡壘線，并在二十四小時内四次變更作戰命令。這種主觀、武斷、輕率、不尊重紅軍前方最高指揮員的作法，使朱德和周恩來都很憤想。周恩來不得不緻電博古、項英，批評他們“連日電令屢更”，“使部隊運轉增加很大困難”，并再次明确要求：“在相當範圍内給我們部署與命令全權，免緻誤事失機”，“否則亦請以相機處理之電給我們。事關戰局責任，使我們不能不重申前請”(26)。
由于在前方直接指揮作戰的朱德、周恩來同在後方的博古、李德等意見一直不能取得一緻，李德便以統一前後方指揮為名，建議并經中共中央局決定，取消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和紅一方面軍司令部的名義和組織，将“前方總部”撤回瑞金，并入中革軍委，由中革軍委直接指揮中央蘇區的各軍團和其他獨立師、團。雖然朱德在名義上仍擔任中革軍委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為副主席，但他們的實際權力已被剝奪，部隊改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揮。
一九三四年一月初，朱德和周恩來不得不率紅軍前方總部返回瑞金。
一月中旬，朱德出席在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會議錯誤地認為：中國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勢”，第五次反“圍剿”“即是争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争”，在黨内要“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态度”。朱德在這次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同月下旬，他又出席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他在大會開幕那天代表紅軍緻詞，在二十八日作了《紅軍建設的報告》。這個報告總結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後兩年來紅軍在各個戰場取得的戰績，提出紅軍建設中的各項任務。朱德為這次大會起草的軍事報告手稿中，還特别強調了遊擊戰争的重要性。他寫道：“誰都知道，我們備蘇區壯大的紅軍，許多都是從小的遊擊隊繁殖生長出來的，寬大的鞏固的蘇區，許多都是從流動的遊擊區轉變過來的。”“開展遊擊戰争是國内戰争取得勝利條件之一。”(27)在這次大會上，他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在會後召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繼續當選為軍事人民委員和中革軍委主席。二月七日，在瑞金召開中國工農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朱德在開幕式上緻詞并在會議期間講話，他指出：我們的紅軍從遊擊隊到現在大規模的正規紅軍，這是從政治工作領導得來的，也就是由黨和無産階級領導起來的。如果沒有政治工作，沒有黨和無産階級的領導，是不會産生紅軍的。紅軍因為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證它為本階級利益而犧牲，才是英勇無故的百戰百勝的紅軍(28)。他在講話中強調“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29)。這時，中央根據地周圍的形勢已更加嚴峻，更加困難。蔣介{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320_1.bmp}石在一月間撲滅了孤立無援的福建事變後，将入閩作戰的國民黨軍隊改組成以蔣鼎文為總司令的東路軍，完成對中央蘇區四面合圍的部署，從東、北、西三面向蘇區中心區域步步進逼，南面則由陳濟棠所部粵軍負責防堵。朱德後來也說到：“一九三四年春天，蘇區周圍還是在打着，分做了幾條戰線，東、南、西、北三四處都在打，成為一種消耗戰的狀态了，蘇區漸漸被縮小着，什麼都遭受了封鎖，鹽貴到一塊七角錢一斤。”(30)博古、李德直接控制紅軍指揮權後，可以更不受阻礙地推行錯誤的作戰指導。他們在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遭到碰壁後，又轉而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處處設防，節節抵禦，“以堡壘對堡壘”，進行“短促突擊”，企圖以此達到粉碎“圍剿”的目的。在這種消極防禦方針指導下，從一月下旬到三月底，幾個紅軍主力兵團分兵數路，都擔負起修築碉堡的任務，依托碉堡實施“短促突擊”，進行徒勞無益的戰鬥，不僅沒有打破或阻滞敵人的進攻，反而使自己付出很大代價，陷入愈加被動的局面。
四月十日，北線國民黨軍隊集中十一個師的兵力，包括陳誠所部精銳主力第十一師、十四師等，分左右兩路，沿撫河兩岸向南推進，企圖攻占廣昌，打開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北大門，直取瑞金。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全力保衛廣昌，調集紅一、三、五、九軍團的九個師兵力，準備在廣昌以北地區同敵軍“決戰”。為了指揮這次戰役，中革軍委在前方成立野戰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博古為政治委員，實際的決定權握在李德、博古的手中。這樣，朱德隻得随他們到廣昌前線，周恩來被留在後方瑞金。
廣昌保衛戰是第五次反“圍剿”戰争中最殘酷激烈的一場戰鬥，從四月十日至二十七日打了十八天。三萬紅軍被指定在撫河兩岸同數倍于自己的敵軍對峙，築堡挖壕，展開陣地戰。由于敵軍有着飛機、大炮、輕重機槍和自動步槍等新式武器，盡管紅軍浴血奮戰，仍無法擋住敵軍的進攻。完全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的指導，給紅軍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朱德眼看着一道道防線被突破，一批批指戰員倒下去，心情異常沉重。這種狀況，在他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指揮的四次反“圍剿”戰争中從來沒有發生過。他對着軍事地圖搖頭歎氣，自言自語地說：不能這佯搞啊，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啊！
四月二十七日，擁有優勢兵力的敵軍陳誠部四個縱隊從撫河東西兩岸同時發起進攻，廣昌城已在炮火硝煙籠罩下。紅軍雖給國民黨軍隊以重大殺傷，但自身傷亡也達五千五百多人，占參戰總兵力的五分之一。博古，李德在這個地區進行“決戰”的打算，已由嚴酷的事實證明是無法行得通的。當晚，博古、李德、朱德急電留守瑞金的周恩來稱：“廣昌西北之戰未能獲得勝利，現隻有直接在廣昌支點地區作戰之可能，但這不是有利的，提議放棄廣昌而将我們的力量暫時撤至廣昌之南。戰鬥經過另報，請立即以萬萬火急複。”
(31)（具體戰鬥情況是在二十九日才電告周恩來的）在周恩來複電同意後，朱德于四月二十八日淩晨下達放棄廣昌的命令。
廣昌失守後，在它的東面，紅軍還進行了保衛建甯的戰鬥。這裡原來是紅一方面軍總部的所在地。紅軍作了堅決抵抗，仍未能守祝國民黨軍隊開始向中央蘇區腹地推進，中央蘇區的人力、物力日見匮乏，紅軍堅持内線作戰已難以繼續下去。
鑒于這種形勢，五月，中共中央決定将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但這事還需報請共産國際批準，并需進行繁重的準備。為此，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從事轉移的籌劃。伍修權回憶道：“長征是不是倉促決定的？我看不是。在廣昌失敗後，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已經在商量轉移的問題，确定的目标是湘鄂西，向二、六軍團靠攏。所以，進行長征是有半年的準備時間的。”“轉移的意圖開始隻有少數幾個人知道，最後才決定轉移的。”(32)國民黨軍隊在攻占廣昌、建甯後，氣焰更盛。自七月上旬起，以三十一個師的兵力，從六個方向向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心區域發起全面進攻。紅軍在博古、李德的命令下，采勸六路分乓”、“全線抵禦”的方針，同節節推進的敵軍展開陣地戰，繼續拚消耗。結果，哪一路都無法擋住對方優勢兵力的前進。八月底，國民黨軍隊占領廣昌以南的重要陣地――驿前。紅軍的北部防線被突破，東線也被打開缺口，西線和南線日趨困難。
在四面告急的局勢下，李德無計可施，抱病消極了。朱德擔負起在轉移前支撐戰争局面的指揮責任。由于李德不再過多地幹涉前方戰事，使朱德有可能部分地改變消極防禦的錯誤戰法，發揮紅軍打運動戰的特長，九月初，在東線取得了溫坊大捷。
溫坊（現名文坊），位于閩西長汀縣東南。九月一日至三日，在朱德指揮下，紅一軍團、紅九軍團和獨立第二十四師相配合，在這裡接連打了兩仗，給國民黨東路軍蔣鼎文部的李延年縱隊以重創，殲敵四千多人，繳獲大批武器彈藥，使紅軍得到第五次反“圍剿”苦戰一年以來最大的一次補充，也是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打得最好的一仗。
李延年縱隊共四個師、十九個團，裝備精良，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他們在對十九路軍作戰獲勝後十分驕狂，輕視紅軍，不滿足于步步為營式的築壘推進，有時一次就急進幾十裡。朱德從八月初起就密切注視這股敵軍的動作，了解他們輕敵而又十分疲憊的特點，決定在運動戰中給以有力打擊。
八月三日、五日、八日、十一日和十六日，朱德多次電令紅一軍團、紅九軍團向李縱隊推進的方向運動集中，伺機給以打擊。李縱隊發現紅軍主力的動向後，又采取築壘推進戰術，使紅軍一時難以找到戰機。八月二十三日，朱德命令紅一軍團向西移到長汀以北的曹坊、羅溪地區待命。這一來，李縱隊又放膽地集中四個師兵力向連城、朋口一線大踏步推進。朱德看準這個機會，在八月二十六日電令紅一軍團秘密地迅速東返，會合紅九軍團和獨立二十四師，在朋口西側的童坊及河田地區隐蔽集結；同時，指示紅一軍團以一部僞裝成整個軍團從甯化繼續西撤，以迷惑對方，又指示紅九軍團及獨立二十四師僞裝成地方部隊“休息整理”或“修補工事”，誘使李縱隊大膽地向長汀躍進。這一切，果然使李縱隊造成錯覺，以為紅軍主力已遠離閩西地區西去，立即向長汀急進。
朱德斷定李縱隊從朋口向長汀急進途中必将經過溫坊，而朋口至溫坊沿途二十裡間地勢險峻，兩側高山綿亘，可以埋伏大部隊，是有利于在運動中殲敵的極好地形。于是，他在八月三十一日二十四時向林彪、聶榮臻發出急電，指出：“敵李縱隊于明一号起向溫坊中屋村築碉前進”，“一、九軍團及二十四師主力應在溫坊中屋村間實行突擊李縱隊的任務”(33)，并指出需要注意的各項戰術問題。根據朱德的部署，一、九軍團迅速地隐蔽集結于溫坊附近山地。九月一日中午，李縱隊的第三師第八旅三個團果然闖進紅軍埋伏圈，又沒有後續部隊。傍晚，紅軍向尚未完成構築工事的敵軍突然發起猛烈攻擊，先截斷它的歸路，再由兩翼發動猛烈攻擊。到第二天早晨，全殲進入該地區的兩個團，隻有第八旅旅長許永相和少數部隊脫逃。
二日淩晨，朱德接到紅一軍團林彪、聶榮臻發來的溫坊初戰結果的報告。
報告中說：“溫坊之敵于今早二時即解決，但約有一營左右逃脫，??一軍團俘虜約一千六百左右，輕重機槍約在三四十挺以上，迫（擊）炮數門，步槍彈藥數目現尚無法統計，苦戰一年，此役頗可補充”，“因夜間戰鬥我軍傷亡不大”(34)。朱德為初戰告捷感到欣慰，同時又發現紅軍現在所處地理位置存在着危險，立即回電指出：天明後敵機“有向我現在陣地及中屋村東西大道轟炸的可能”，“我一、九軍團及二十四師現在地域過于突出，目标亦大，”(35)規定各部隊應分别轉移隐蔽。朱德料定李縱隊不會甘心失敗，還會再派部隊向溫坊反撲，在二日晨八時再次緻電紅一、九軍團，指示他們“準備遭遇和消滅朋口李三師來援部隊。”(36)事情正如朱德預料的那樣，李縱隊的先頭部隊被殲後，他們仍沒有弄清紅軍兵力虛實，繼續派出第九師和第三師三個團，再次向溫坊推進以求報複。
朱德獲得這一情報後，立刻在三日淩晨二時向前方發出急電，指示紅一、九軍團及二十四師“應在溫坊陣地前，給敵以短促突擊，以消滅其先頭部隊”(37)。當天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紅軍在溫坊打了第二仗，再次給進犯敵軍以沉重打擊。
在整個溫坊戰鬥過程中，紅軍先後打垮李縱隊第三師、第九師共十個團。
國民黨東路軍主力的慘敗，使蔣介石大為震驚，下令槍斃隻身逃回的第八旅旅長許永相，并将第三師師長李玉堂由中将降為上校。
溫坊戰鬥勝利後，朱德寫了《在堡壘主義下的遭遇戰鬥》一文，結合這次戰鬥的實際情況，闡述了幾個重要的軍事原則。第一，這次戰鬥具有經過“長期并精細準備的特點”，充分地了解敵人，掌握敵情，指揮上有“計劃性”，是“勝利的主要的和第一的因素”(38)，第二，這是運動戰的勝利，紅軍高度機動靈活，“能迅速的隐蔽的轉移”，迷惑并引誘敵人，使他們“不知我軍位置”，“不知我虛實”，“敢于躍進”，我軍則能“正确地估計敵人的進攻方向”，“預先占領了待機位置”(39)，以逸待勞，給運動中的敵軍以突然襲擊。第三，在“敵我兵力比較，敵占優勢”的情況下，在戰役和戰鬥上“我們取得集中了較優勢兵力，迅速地幹脆地各個擊破了敵人”，并肯定了發起進攻時“堅決果斷”、速戰速決，打殲滅戰的戰例，批評有的部隊強攻設有鞏固陣地的敵人，“盲目的再三重複不利的沖鋒”，有的部隊“沒有迅速地勇敢地截斷敵人的退路”(40)，使可能被殲之敵逃脫。第四，肯定紅軍“夜間戰術相當熟悉”，在優勢裝備的敵人面前，夜戰能發揮紅軍的長處，達到好的效果；肯定紅軍“在火線上瓦解白軍工作有成績，政治宣傳起了作用”，敵軍“有六個部隊派代表來繳械”(41)。朱德在總結中論證的這些指導原則，堅持并豐富了紅軍在前幾次反“圍剿”戰争中的成功經驗，是同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來“左”傾指導下一系列錯誤軍事方針相對立的。
但是，溫坊戰鬥這樣的個别勝利畢竟不能改變第五次反“圍剿”中整個戰略指導錯誤所鑄成的大局。到九月中、下旬，中央蘇區已縮小到隻有瑞金、會昌，于都、興國、甯都、石城、甯化、長汀幾個縣。
這時，朱德又提出一系列不同于李德的消極防禦的指導思想：強調要保存紅軍的有生力量，反對拼命主義，要避免那種付出重大犧牲的堡壘對堡壘的陣地戰，盡量采勸運動防禦”。九月十五日，他以軍委名義頒發《關于戰鬥問題的訓令》（訓字第一号），指出：“無論如何應該以保存自己有主力量和物質基礎為我們作戰的第一等基本原則。保持地域，不輕遺寸土予敵人，這應該放在前一原則之下來遂行的”(42)，二十四日，他緻電林彪、聶榮臻說：“預先沒有充分的準備及偵察，并以密集隊形沖鋒，這是不适當的。”
“以後抗擊周敵行動中，第一等的原則是愛護兵力，因此主要的行動方式是防禦和局部的反突擊。”(43)二十五日，朱德又發出《關于目前戰鬥問題給各軍團電》，指出：“二十六日晨，蔣敵向我行總的攻擊”；“諸兵團應再度估計情況，并檢查自己的決心。一方面你們應給敵人相當的損失和抵抗，另一方面應很愛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并且堅決避免重大的損失，特别是幹部”；“在飛機轟炸及炮兵集中所威脅不利的條件下，及我們工事不十分鞏固時，指揮員适應當放棄先頭陣地，以便于（在）我們陣地的縱深内實行突擊”；“在失利時，應有組織地退出戰鬥”。(44)這些指示，完全不同于博古、李德那種要紅軍“毫不動搖地在敵人炮火與空中轟炸之下支持”的拼命主義。在這一新的精神下，紅軍不再同進犯軍死打硬拚，能守則守，不能守則退，避免在飛機大炮的轟擊下作戰，因而沒有再遭受大的損失。九月二十七日，當北路敵軍陳誠部向石城逼近時，朱德緻電彭德懷、楊尚昆指出：“目前三軍團及十五師基本的作戰往務是遲滞陳路軍向石城前進，隻在有利的條件（下）以局部的突擊消滅敵人的先頭和側翼部隊，必須避免堅決的戰鬥，而首先要保存我們的有生力量”；“萬一陳路軍在這次的戰役中能一下占領我們所有的支點時，軍委決定放棄石城”，“應充分的适時的準備放棄石城時的全部的撤開”(45)。同日，他在給羅炳輝、蔡樹藩的電報中，囑咐九軍團在阻擊東線敵軍的戰鬥中，“為愛惜兵力，應避免堅決的戰鬥”(46)。對在西線抵禦的紅一軍團，朱德也有同樣的指示。
十月二日淩晨，朱德緻電林彪、聶榮臻，指出：“須特别注意在不利條件下，你們不應進行堅決的突擊而應改為運動防禦遲滞敵人進興國”；“特别要注意在開闊地作戰須極端隐蔽，不要堆集一起井應利用地形，避免不應有的損失與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47)。
進入十月，中央紅軍的突圍長征已進入實施階段。朱德不斷地向各軍團領導人發出指令，周密部署各主力兵團同地方部隊換防，集結休整，補充人員，籌集物資，準備長征行動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