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第四次反“圍剿”
一九三二年春，民族危機更趨深重。那時，日本軍國主義對上海的侵略戰争尚未結束，在東北又宣布成立僞“滿洲國”，全國人民悲憤填膺。可是，在三月間出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卻置全國人民的強烈抗日要求于不顧，把“攘外必先安内”确定為基本國策，準備發動對紅軍和蘇區的第四次大規模“圍剿”。
四月十九日，蔣介石委任何應欽為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五月一日，何應欽抵達南昌策劃對這一地區的“清剿”。五月五日，國民黨政府同侵華日軍簽定了喪權辱國的“上海停戰協定”，将堅持抗日的第十九路軍從上海調往福建參加“剿共”。五月中旬，粵軍陳濟棠部三個師又侵入贛西南大片地區，向零都窺進，對中央蘇區構成很大威脅。
六月間，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豫、鄂、皖、湘、贛五拾剿匪”軍事會議，具體部署對各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這次大規模“圍剿”分兩步走：第一階段，先把重點放在鄂豫皖和湘鄂西這兩個革命根據地；第二階段再集中兵力“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蔣介石在五月下旬已自任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随即調集九十個師共五十萬兵力，向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發動大規模進攻。
于是，第四次反“圍剿”戰争開始了。
針對敵人的進攻态勢，中共臨時中央在六月五日發出緻各蘇區的軍事訓令，要求：“中央蘇區一、五軍團主力，應先與河西三軍團相呼應，解決入贛粵敵，在可能條件下，占領梅嶺關，再沿江北上，占領贛州、吉安、樟樹，以争取南昌為目的。贛州如一時不能攻下，可先争取吉安。”①根據臨時中央這個指示，六月八日，朱德、毛澤東、王稼祥在福建上杭縣的官莊，召開軍事會議，讨論對入贛粵軍的作戰計劃。會議決定東路軍迅速回師贛南，同西路軍會合。次日，朱德、毛澤東、王稼祥率領東路軍由閩西出發，冒着酷暑，日夜兼程，向贛南急進。回師途中，中共臨時中央和中共蘇區中央局決定，恢複紅一方面軍建制，仍轄第一、第三、第五三個軍團，朱德兼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王稼祥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毛澤東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随軍行動。同時，取消東路軍和西路軍番号。
六月二十一日，原東路軍到達贛南安遠縣的天心圩時，朱德、毛澤東、王稼祥決定，首先向人贛粵軍的後方基地――粵北的南雄發起進攻，并于當天命令全軍：“首先要迅速的、堅決的消滅入贛粵敵。”②命令下達後，朱德、毛澤東、王稼祥立即指揮紅一軍團、紅五軍團向南雄推進。彭德懷、滕代遠也率領紅三軍團，從湘南回到贛西南的大庾東北地區，以箝制由贛南後撤的粵軍。
侵入贛南的粵軍，得知紅軍主力由閩西回師贛南，并有奪取它的後方南雄的意圖後，急令李振球、葉肇兩師共八個團向大庾集中，企圖在東、西兩路紅軍會合前實行各個擊破。七月一日，當李、葉兩師向南推進到南康、大庾間的池江附近時，遭到紅三軍團截擊，四個團被擊潰。七月四日，紅三軍團開始向大庾粵軍發起多次圍攻，但因粵軍憑險固守，雙方打成對峙。
七月七日，粵軍第四師由贛南的信豐到達南雄附近的烏徑，獨立第三師、第五師由韶關增援南雄，企圖南北夾擊由閩西回師的紅軍部隊。七月八日至十日，朱德、毛澤東、王稼樣指揮紅一軍團、紅五軍團等部在南雄、烏徑之間的水口圩，同這兩股粵軍展開激戰，經過三天三夜的肉搏戰，擊潰粵軍十個團。這次戰鬥打得異常慘烈。當年參加指揮這次戰鬥的聶榮臻回憶說：“水口戰役是著名的惡仗。雙方傷亡之大，戰場景象之慘烈，為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所罕見。屍橫遍野，對于這次戰鬥來說，并不是過甚其詞。
有的部隊白天打仗，夜間還要在該地露營，許多同志疲勞過甚，倒頭便睡，第二天拂曉才發現是和屍體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間口渴，模到河溝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曉一看，河溝裡的水泛着紅色。”③經過大庾、水口等戰役，共擊潰粵軍十五個團，使粵軍全部退出贛南根據地，并在此後較長一段時間内不敢再向贛南革命根據地進犯。這就使中央蘇區的南部基本得到穩定，為後來紅一方面軍在北線作戰解除了後顧之憂。
但是，這次戰役也有不少教訓，主要是前方誤報敵情，紅軍兵力又不集中（紅三軍團趕到時，水口戰役已經結束），隻将敵軍擊潰，并未大量殲滅，紅軍的傷亡也比較大。朱德很重視這次戰役的教訓，在七月二十日發布訓令說：“當戰鬥間，高級指揮員對于戰場的指揮，常因戰争環境的遷移而有許多臨機應變的處置。在前線各級指揮員，應不斷的将敵情據實報告，以幫助高級指揮員之決心和處置。但報告如不确實，則處置亦因之錯誤。這是我各級指揮員須特别注意的。此次作戰中，如三軍團誤報大庚之敵已經退卻，緻我軍轉變作戰目标。又五軍團報告水口之敵已退去，我軍追蹑不及，緻高級指揮員對增援計劃中途改變，使該敵不能迅速殲滅，延長戰局至三天之久。以上嚴重錯誤，由于對反革命向革命進攻的堅決和頑強估量不足，亦由于忽視陣地偵察工作所緻。倘不嚴格糾正這些現象，将又影響戰局，緻革命戰争于不利。”
④
中共臨時中央和中共蘇區中央局原來要求，紅一方面軍應乘勝立刻從贛州上遊西渡贛江，沿江北上，奪取贛州、吉安，以打通同湘贛蘇區的聯系。
半年前進攻贛州已曾使紅軍遭受重大損失，現在該怎麼辦？這時，紅一方面軍各軍團正在信豐一帶休整。七月二十一日，周恩來以中央局代表身份由後方來到信豐紅一方面軍總部，同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商讨後，認為這一計劃難以實現，因為當時國民黨軍隊已集結四十個團以上兵力，準備阻止紅軍西渡贛江。六月二十五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緻電中央局，說：“我們再四考慮，認為贛州上遊敵軍密接，在任何一點渡河出擊贛敵，都有被敵人絕斷危險。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甯、贛敵人分進合擊，或隔江對峙，造成更不利條件。”“因此，決經贛江下遊，先取萬安，求得渡河，解決陳、羅等四個師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敵人渡河東決戰更好。”
⑤按照這一決定，朱德命令部隊由贛粵邊境北上，八月上旬先後到達興國、零都地區。
随着紅軍的北上，國民黨軍隊第十四師、第五十二師也沿贛江西岸北進，在八月上旬到達遂川地區，第二十八師向萬安集結，準備阻止紅軍西渡贛江。
八月初，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等在興國縣的竹壩召開軍事會議；接着，中共蘇區中央局也在興國召開會議。這兩個會議重新讨論紅一方面軍的行動方向問題，認為贛江以西有敵軍重兵防守，紅軍如按預定計劃由萬安西渡贛江，必将陷于被動；而贛江以東的敵軍兵力比較薄弱，特别是樂安、宜黃地區隻有高樹勳的第二十七師駐守，容易攻克。基于這個分析，決定放棄西渡贛江的計劃，改為北上直取樂安、宜黃。
在這期間，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于七月二十五日聯名緻電中共蘇區中央局，提議由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電稱：“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于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⑥中央局同意這一提議後，八月八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懷以中革軍委主席、副主席名義發布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澤東同志為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現毛同志已到軍工作。”⑦當天，朱德、王稼祥、彭德懷以中革軍委名義下達發動樂安、宜黃戰役的訓令。訓令指出：“從目下敵軍配備上與行動上看來，判斷敵軍是以扼制我軍渡過河西貫通湘、贛之目的，将主力擺在河西，贛東敵軍數量較少，其中以樂安、宜黃方面為最薄弱”；“應該針對着北路的‘圍剿”敵軍布置較弱與我軍運動較利的一面，集結本方面軍的全力，以堅決、迅速、秘密的行動，首先消滅樂安、宜黃方面之高樹勳所部。”⑧八月十六日拂曉，進攻樂安城的戰鬥打響。第二天下午二時，樂安城被攻克，全殲高樹勳的第二十七師一個旅又一個營，共俘三千餘人，擊落飛機一架。紅一方面軍北進首戰告捷。
接着，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指揮紅軍乘勝前進，又先後擊潰高部兩個團，直抵宜黃城下。駐守宜黃城的是高樹勳部第二十七師的四個團，還有保安隊一個團。八月二十日拂曉，紅軍發起猛攻。經過一天一夜激戰，在當晚将守軍大部殲滅。逃往臨川的餘部也被紅三軍在追擊中大部消滅。
至此，樂安、宜黃戰役痛快地結束了。共殲高樹勳的第二十七師三個旅，俘虜五千餘人，繳獲槍枝四千餘件。在此期間，紅十二軍乘勝進駐南豐縣城，閩西獨立第七師攻克甯化縣城。紅一方面軍在七天内取得的重大勝利，“不僅直接援助贛東北、贛西北，策應鄂豫皖、湘鄂西，并且調動了贛河敵人，使粵敵難于深入中區，給河西蘇區及紅八軍以發展機會，并可進逼吉安。”
⑨
樂安、宜黃戰役勝利結束後，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立即指揮部隊向東急進。八月二十四日進至南城近郊，準備乘勝攻取南城。經過實地偵察，發現南城防禦工事相當堅固，地勢險要，城内外有毛炳文、李雲傑、許克祥的三個師共十七個團憑險固守。這時，周圍形勢也發生新的變化：陳誠指揮的國民黨軍主力第十一、十四、九十等師正在東進，已逼近樂安，企圖增援南城，同紅軍主力作戰；而紅一方面軍自北進以來，行軍作戰多日，沒有得到休整，全軍上下已很疲憊。
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按原計劃硬攻南城不易得手，而同敵軍在南城城下對峙則極不利。他們從實際情況出發，果斷地決定放棄攻占南城的計劃，也沒有按照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意圖，北上奪取撫州、南昌，而是改令紅一方面軍在撤圍南城後，南移至中央蘇區北部的東韶、洛口地區休整待機。這一決策使紅一方面軍避免了可能受到的重大損失，保持了主動地位，對以後的作戰具有重要意義。
這時，湘鄂西和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反“圍剿”戰争正進入異常艱苦的階段。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對這兩個蘇區的反“圍剿”鬥争十分關注，作了不少正确的指示。
八月間，“圍剿”湘鄂西蘇區的國民黨軍隊十萬人，分幾路向洪湖根據地分進合擊，重兵包圍。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領導人，拒不接受紅三軍軍長賀龍提出的集中紅軍主力轉移到外線作戰、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的正确意見，而是從單純防禦的觀點出發，提出“不讓敵人蹂躏蘇區一寸土地”的口号，決定分兵堵擊。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接到由蘇區中央局轉來的這一行動計劃後，立即複電指出：紅三軍應集結全軍力量，機動地選擇敵之弱點，先打擊并消滅他一面；以地方武裝及群衆的遊擊動作，箝制其他方面，然後才能各個擊破敵人。如因顧慮蘇區被敵侵入而分一部兵力去堵，不僅兵少堵不住，而且對于決戰方面減少兵力損失更大。⑩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領導人依然堅持自己的錯誤主張，不久洪湖革命根據地全部落入敵人手中。紅三軍不得不全部撤離。
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更為猛烈。他們以三十萬兵力，采勸分進合擊，步步為營，邊進邊剿”的方針，向紅四方面軍大舉圍攻。
由于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張國焘，沒有接受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等提出的正确建議，堅持“不停頓地進攻”，使紅四方面軍遭受重大損失。九月十四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在一份電報中對紅四方面軍的作戰方針提出具體意見。徐向前回憶說：“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同志這一電文，提出鄂豫皖紅軍應通過誘敵深入、擊敵一路、群衆配合、運動殲敵來粉碎敵人的‘圍剿’，無異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在反‘圍剿’的準備和開始階段，分局領導人有這樣明确的指導思想，局面一定會好得多。”(11)當國民黨軍隊向湘鄂西和鄂豫皖蘇區大舉進攻、紅三軍和紅四方面軍面臨嚴重困難的時候，在中央蘇區，前方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同在後方的中央局成員之間，對紅一方面軍的行動方針産生嚴重的意見分歧，導緻甯都會議的召開。
對紅一方面軍撤圍南城轉移到東韶、洛口一線休整這一正确決策，中央局十分不滿。九月七日，在後方的中央局成員緻電周恩來，批評方面軍“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黃以西打擊陳（誠）、吳（奇偉）則是缺點”，“是不正确的決定”。并說：“如方面軍尚未移動或集中在洛口附近，仍以首先襲取永豐，将敵向西調動，給以各個擊破，為最有利的形勢。”(12)九月八日，周恩來複電中央局說明：從當前敵我力量對比和紅軍疲勞狀況來看，“襲取永豐将成不可能。”“方面軍現在小布、安福、平田一帶休息七天絕對需要。”
(13)
根據國民黨軍隊在中央蘇區北線部署的實際态勢，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于九月二十三日緻電中央局并轉中央，對紅一方面軍下一步的行動問題，提出意見：“出擊必須有把握的勝利與消滅敵人一部，以便各個擊破敵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則，急于求戰而迫不利，将造成更嚴重錯誤。”“我們認為，在現在不利于馬上作戰的條件下，應以奪取南豐，赤化南豐河兩岸，尤其南豐至樂安一片地區，促起敵情變化，準備在運動戰中打擊與消滅目前主要敵人為目前行動方針。”(14)九月二十五日，中央局複電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完全否定他們提出的這一正确布置，指責說：“這在實際上将要延緩作戰時間一個月以上。将于鄂豫皖、湘鄂西與更直接的河西十六軍、八軍積極而艱苦的行動，不是呼應配合的。而且更給敵軍以時間來布置。分散亦有被敵襲擊危險，于我們不利，可以演成嚴重錯誤。”
“我們認為，紅軍主力配合現聯系力量積極的出擊敵軍，先去襲擊樂安之九十師給以打擊，并求得消滅此敵。如因有敵三面增援之困難，十分不易得手，則可主力由南豐、黎川之間，突擊或佯攻南城，引出南豐之敵而消滅之。”
(15)
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當天立刻回電，仍堅持原來的意見，說：“現在如能馬上求得戰争，的确對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開展向北發展的局面。我們對此己考慮再四，但在目前敵情與方面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如攻樂安，以過去經驗，急切不易得手，必引起西路強大增援，内外夾擊，将陷于不利。由黎川佯攻南城，有大河相隔，佯攻無作用，無法打增援部隊。”“我們認為，打開目前困難局面，特别要認識敵人正在布置更大規模的進攻中區，殘酷的戰争很快就要到來，必須勿失時機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區，逼近宜、樂、南豐，變動敵情，争取有利于決戰以消滅敵人的條件。”(16)周、毛、朱、王考慮到前方同後方的意見分歧很大，難以很快統一認識，因此，在該電中提議立刻在前方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并希望中央局全體成員都參加，共同讨論目前方面軍的行動方針等問題。
九月二十六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再次來電，指示紅一方面軍要北攻在樂安的吳奇偉部第九十師。還提出：“項英、鄧發已去閩西參加會議，而且你們亦須随軍前進，中央局全體會議不可能開。”(17)當天，周、毛、朱、王複電中央局，明确表示不同意中央局北攻樂安的意見，說：“樂安敵吳奇偉師，非高樹勳一旅可比。前次攻樂猶費時兩日，如攻要三日不下，西來援敵必至，内外夾擊轉增不利。”最後提出：“中央局全體會，以項、鄧兩同志回後，仍以到前方開為妥，因有許多問題如前電所指，必須讨論解決。日期以在十月十号以前為妥。”(18)月一天，朱德、毛澤東向全軍發出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訓令中對當前敵情作了全面分析，提出：“我們中區工農紅軍為要造成勝利的進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舉進攻的優越條件，決定戰備的在這一向北地區做一時期（十天為一期）争取群衆，推廣蘇區以及本身的教育訓練工作。”(19)中共蘇區中央局對朱德、毛澤東的這個訓令意見很大。九月二十九日，緻電周、毛、朱、王，一開頭就指責說：“我們認為，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布置。”并指出：“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如軍隊已出動白區，則應集結兵力于适當位置。”(20)九月三十日，中央局又緻電周恩來，質問：“方面軍是不向北行動？”嚴厲地說：一切離開原則完成目前任務的分散赤化的觀點，“應給以無情的打擊”(21)。
這樣，中央局同前方在作戰意見上的分歧已達到十分尖銳的地步。
此時，國民黨軍隊已開始準備向中央蘇區大舉進攻，形勢日益嚴峻。于是，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在九月三十日再次緻電中共蘇區中央局急轉中共臨時中央，指出：“我們估計到敵人即将傾全力大舉進攻中區并己首先向贛東北、湘鄂贛摧殘進攻。”“提議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四天後可開成，軍事行動計劃亦将在這一會中決定。”(22)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朱德在前方甯都縣的小源出席中共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即甯都會議。會上的争論十分激烈。會後中央局在給臨時中央寫的會議簡報中，稱此次會議“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争”。(23)實際上，會議所反對的并不是什麼“錯誤傾向”，而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的正确主張。會議特别“集中火力”錯誤地批評了毛澤東的許多正确意見。毛澤東、朱德提出的“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在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戰争中，都已被證明是正确的。會議卻把它指責為“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24)毛澤東、朱德曾反對攻打贛州，會議把這種正确主張，說成是對中央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純粹防禦路線”。樂安、宜黃戰役後周、毛、朱、王不強攻中心城市而在新區展開群衆工作的正确部署，也被指責為“對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計不足”，是“以準備為中心的主張”，因此，要“集中火力反對這種錯誤”。會議還認為“澤東同志更公開反對中央關于行動方針的指示電”，“澤東同志對他自己錯誤的認識，即在會議上也還不深刻。由他在前方負責，正确行動方針的執行是沒有保證的。”(25)所以，會後便以“前方領導和指揮戰争責任必須專一”(26)為理由，将毛澤東調離前方，回後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對紅一方面軍下一步的行動方針，會議決定：“接受中央行動方針的指示電，認為需立即有緊急充分動員，要以最積極迅速的行動，在敵合圍未成之前，選擇敵弱點各個擊破敵人，以粉碎敵人大舉進攻，奪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勝利。”(27)會後，朱德、周恩來繼續赴前線指揮紅軍作戰。臨行前到毛澤東住地話别。事隔多年後，朱德還經常談起甯都會議這件往事。他曾多次說過：“甯都會議後，毛澤東同志離開軍職，我是舉手不贊成的。”(28)十月十二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懷根據甯都會議決定，以中革軍委名義發布通令說：“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兼總政治委員毛澤東同志，為了蘇維埃工作的需要，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遺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同志代理。”(29)十月二十六日，中共臨時中央正式決定，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毛澤東離開了紅一方面軍的領導崗位。
甯都會議前後，湘鄂西和鄂豫皖蘇區的第四次反“圍剿”相繼失敗。紅三軍離開洪湖根據地，先後向大洪山地區和湘鄂邊境轉移。紅四方面軍主力也離開鄂豫皖根據地，向平漢路以西轉移，後來到達川陝邊地區。這樣，國民黨當局便将主力調往江西，把“圍剿”重點轉到中央根據地，但大舉進攻中央蘇區的部署一時尚未就緒。
十月十四日，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毛澤東（此時已離開部隊）、代總政委周恩來，在廣昌發布作戰計劃，決定趁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大舉進攻的部署尚未完成之機，出其不意地、迅速地向國民黨軍事力量比較薄弱的建甯、泰甯、黎川發起進攻，以策應其他蘇區紅軍的作戰，并同贛東北蘇區取得聯系。
朱德、周恩來指揮部隊從廣昌出發向東急進。在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的五天内，連續攻克建甯、泰甯、黎川、邵武四座縣城。十一月八日，攻克光澤縣城。十七日，北上攻克資溪縣城。十九日，又攻克金溪縣城。陳誠見連失七城，便命令原駐南城的許克祥部第二十四師和原駐臨川的孫連仲部第二十七師，從南、北兩個方向夾擊金溪。十一月二十日，當第二十四師進到南城東北時，朱德、周恩來乘該師正在運動中，指揮紅三軍團和紅三軍主力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迅速消滅該師一個團，打破了這次夾擊。紅一方面軍的北線作戰暫時告一段落。
為了準備迎擊即将到來的對中央蘇區的大規模“圍剿”，朱德、周恩來、王稼祥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向全方面軍發布緊急訓令，明确指出：“我們要認定，敵人大舉進攻的戰火就在眼前。”“全方面軍及各作戰地域的指揮員、戰鬥員，都應認識目前任務的嚴重。”“集中一切精神于殲滅敵人的當前的偉大任務上。”(30)朱德、周恩來具有豐富的指揮作戰的經驗。他們深知，要打破幾十萬裝備精良的敵軍的大舉“圍剿”，隻有政治上的動員是不夠的，必須抓緊時間努力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尤其是加緊軍事訓練。為此，他們發布了加緊軍事訓練的訓令，提出：現在“特别是軍事技能更有落後的現象”，“這在敵人大舉進攻中，是不可容有的現象。因此，我們在這戰鬥問斷的瞬間，拟予以迫切的訓練。”(31)為了便于指揮作戰，朱德、王稼祥、彭德懷又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以中革軍委的名義給各作戰區指揮部發出密令，指出一定要運用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準備在整個戰線上運動作戰，以消滅敵人。同時又指出，必須估計到這次敵人的兵力比前三次“圍剿”時增多了，“在戰略與戰術上，都有相當的變更和進步。因此，我們應較三次戰役時期更有進步、更加緊張和努力的來部署一切政治上、軍事上的動員。”(32)在這期間，朱德還命令全方面軍利用敵人沒有大舉進攻的時機，進行戰前改編整頓，精簡機關人員，充實連隊，以加強前線作戰能力。在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等領導下，第四次反“圍剿”的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完成。
十二月三十日，以何應欽為總司令的國民黨贛閩粵邊區“剿匪”總司令部，下達對中央蘇區第四次“圍剿”的命令。參加這次“圍剿”的兵力共二十九個師又兩個旅，約五十萬人，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蘇區“分進合擊”。
其中左路軍由蔡廷锴任總指揮，向閩西蘇區進攻；右路軍由餘漢謀任總指揮，由粵、贛邊界向中央蘇區推進；中路軍由陳誠任總指揮，指揮蔣介石嫡系的十二個師為“進剿”軍，擔任主攻任務。
這時，紅軍隻有五萬餘人，雙方兵力是十與一之比。一九三三年元旦，紅一方面軍在黎川城舉行北上誓師大會。當天，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發布訓令，強調：“這次行動是粉碎敵人大舉進攻的主要關鍵。争取這次行動的全部勝利，消滅當前的敵人，特别是陳（誠）、羅（卓英）、吳（奇偉）、周（渾元）各部，沖破撫州[河]流域的敵人圍攻線，破壞敵人大舉進攻的前線布置”，“這是開始一九三三年四次戰役偉大勝利的中心任務”(33)。
朱德、周恩來随即指揮部隊向北隐蔽急進，一月五日，殲滅黃獅渡守軍一個旅，俘虜一千餘人，生擒旅長周士達，北上首戰告捷。由于紅軍的行動迅速而秘密，被俘的周士達供稱：“紅軍包圍了黃獅渡後，才知道大部紅軍到了。”(34)接着，朱德、周恩來又指揮部隊向金溪秘密運動，很快占領該城。
在紅軍的進攻面前，駐在臨川的國民黨三個師經濟灣分兩路向金溪、黃獅渡增援，在南城的一個師從南面策應，企圖南北夾擊紅軍，同紅軍主力決戰于浒灣東南地區。針對國民黨軍隊這一作戰意圖，朱德、周恩來乘他們尚未會合之際，在一月七日下達攻擊俯灣的命令。次日上午九時半，浒灣戰鬥打響了。經過一天一夜激戰，由臨川增援的國民黨軍隊三個師全部被擊潰，紅軍占領浒灣。由南城增援的國民黨軍隊，得到消息後，便撤回南城。這次戰鬥共殲敵兩千餘人，繳獲不少。但紅軍的傷亡也比較大，紅五軍團副總指揮趙博生不幸犧牲。
黃獅渡、浒灣戰役的勝利，為打破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創造了有利條件。這次戰役結束後，朱德寫了《談黃獅渡到逼近撫州的一個戰役》，及時總結經驗教訓，指出這次紅軍作戰的主要戰術原則是：“秘密、迅速、堅決、大規模協同作戰、務須服從命令與機斷專行。”(35)黃獅渡、浒灣戰役結束後，紅一方面軍下一步的行動方針是什麼？戰場應擺在哪裡？前方的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等同後方的蘇區中央局成員之間，又産生了意見分歧。這事實上是甯都會議上那場争論的繼續。
周、朱、王主張紅軍主力繼續北上貴溪地區，打通同贛東北紅十軍的聯系，在撫河和信江之間開辟新蘇區，待北線敵軍發動進攻時，将它消滅在運動中。一月十二日，周恩來緻電中央局、中央政府并轉中央，報告了前方的這個意見。(36)為了實現這一行動計劃，同日，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又緻電中共閩浙贛省委，指示他們“應将作戰中心轉到信河南岸”，協同紅一方面軍将閩浙贛蘇區同中央蘇區打成一片。(37)一月十六日，中央局複電周恩來、朱德，不同意前方的意見，提出要“首先打擊南城城外敵人，調動敵人，求得戰機。”(38)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周恩來、朱德兩次緻電中央局、中央政府急轉中央，提出不同意見。(39)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局複電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等，命令道：“我們絕對的要你們在将來關于策略上的問題立即告訴我們，不要拖延過遲，我們要你們站在一緻的路線上執行以下的指示”：“集中我們所有主力取得南城并鞏固和保持他，”“然後再進攻和取得南豐，并鞏固和保持他。”最後要求：“立刻将你們和前方的決定，清楚直接電告我們”，“并電告我們執行之結果。”(40)前方依然不同意中央局這些指示，周恩來多次緻電中央局和中央陳述前方的意見，明确提出強攻堅城南城和南豐的不利條件有五點：一是暴露我軍企圖；二是容易受敵人夾擊；三是損傷太大；四是不能籌款；五是耗費時日。
提出應在敵人部署未完畢前，在撫河東岸連續求得在運動中解決敵人。并特别說明：“上述意見，朱（德）、王（稼祥）等同志大都同意。”(41)這時，國民黨當局加快了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的部署。一月三十一日，蔣介石在南昌主持召開軍事會議。不久，蔣介石親自兼任江西省“剿匪”總司令，并設置南昌行營，統一指揮“圍剿”中央蘇區的軍事行動，并采勸固守城防”的新策略。在這種新的情況下，朱德、周恩來等原來設想的先發制人、在撫河以東調動并消滅敵人的計劃已不可能實現。他們便在二月二日率領部隊轉移到黎川附近待機。
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的時間日益逼近了。二月三日，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緻電中央局：“連續的、殘酷的戰鬥立刻就到，戰争與軍事布置更應确定統一指揮。提議中央局經常給我們前方以原則上與方針上的指示，具體部署似宜屬之前方。”(42)最後一句話，就是要求遠處後方的中央局不要處處幹涉前方軍事行動的“具體部署”。但這個意見仍沒有被中央局所接受。次日，中央局給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回電說：“在目前敵人據點而守的形勢下，無法避免攻擊堅城。”并稱根據中央指示電，“在總政治任務之下，應以撫州（臨川）為戰略區。目前行動，先攻南豐為适宜。”“并乘勝威脅南城、撫州，是我們目前的方針。”“此新計劃經中央局全體通過，請立即讨論，并電告執行的具體部署。”(43)中央局的意思已很清楚：對攻打堅城南豐不容再有争論，必須堅決執行。
但周恩來、朱德、王稼祥仍在二月七日緻電中央局并轉中央，再次陳述意見：“請求中央、中央局須給前方的活動以機斷餘地和應有的職權。否則，命令我們攻擊某城，而非以訓令指示方針，則我們處在情況變化或不利的條件下，使負責者非常困難處置，因在組織上，尤其在軍事上，須絕對服從上級命令，不容絲毫延擱。但在責任上、在環境上，我們又不得不向你們陳述意見。”
(44)
由于中央局一再堅持要強攻南豐，朱德、周恩來隻得在二月九日率領方面軍由黎川附近向南豐地區開進。十二日黃昏後，命令紅三軍團和紅五軍團各一部在夜雨中向南豐城西北面的外圍陣地發起攻擊。但因守軍工事險要堅固，經過一夜猛攻，未能突破，殲敵不足一營，而紅軍卻損失四百餘人，師長彭鳌和兩名團長陣亡。
陳誠深知南豐地勢險要，是以後“進剿”贛南的支撐點，因此，除要求陶峙嶽的第八師固守南豐外，還令駐在南城的許克祥部第二十四師馳援南豐。并指揮中路軍各縱隊由北向南挺進，特别是要求羅卓英率領的主力第一縱隊（轄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師三個師）迅速向宜黃地區集中，準備将紅軍主力圍殲于南豐城下。
朱德、周恩來很快看清陳誠的這一意圖，認為如仍按中央局的意見繼續強攻南豐，必将遭受國民黨大部隊的包圍，使紅軍陷于極端危險的境地。他們果斷地決定把強攻南豐改為佯攻。留下一部分兵力佯攻南豐城以迷惑對方，命令紅一方面軍主力迅速撤離南豐，秘密轉移。
這時，陳誠所部由吳奇偉指揮的第二縱隊也正向南城前進；羅卓英指揮的第一縱隊第五十二、五十九兩師已于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在樂安集中；羅卓英親自率領的第十一師正向宜黃推進。他們準備在第一縱隊主力同第二縱隊會合後，将紅軍主力圍殲在南豐、廣昌地區。
看準了陳誠部渴求決戰的這一意圖，朱德、周恩來毅然決定，派紅十一軍僞裝紅軍主力由新豐東渡撫河，向黎川地區急進，引誘陳減部主力東向。
而紅軍主力在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再向南秘密轉移到甯都北部的東韶、洛口一帶，一邊休整，一邊隐蔽待機，準備将敵軍消滅在運動中。朱德、周恩來這一正确決策，對打破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這時，陳誠誤認為紅軍主力真的到黎川方面去了，便令第二和第三兩縱隊向黎川地區前進，尋找紅軍主力決戰。第一縱隊縱隊長羅卓英，為了配合第二和第三縱隊的行動，于二月二十四日親率第十一師，由宜黃南下黃陂；李明的第五十二師和陳時骥的第五十九師由樂安向東南推進，準備到黃陂同第十一師會合。然後，三個師合力奔襲廣昌、甯都，截斷紅軍主力的退路。
這樣，陳誠所部中路軍的三個縱隊被分隔在兩個相距比較遠的地區，為紅軍集中優勢兵力各個加以擊破造成了有利條件。
朱德、周恩來率領紅軍主力轉移到東韶、洛口地區後，在東韶召開軍事會議，認為向黃陂推進的第五十二和第五十九兩師現已暴露在紅軍面前，而且同在黎川地區的第二和第三兩縱隊相距較遠，處于孤立地位，正是将它們消滅在運動中的大好時機。黃陂一帶山高林密，層巒疊嶂，道路崎岖，地形險要，是打伏擊戰的良好地勢。會議決定，在黃陂地區預先設下埋伏，打一個大兵團伏擊戰，以殲滅第五十二和第五十九兩師。
會後，朱德、周恩來發出向黃陂地區進軍的命令，指出：“樂安敵人兩個師，有于本（二十六）日向東、黃陂前進，宜黃敵人一個師自神崗、黨口前進模樣。”“我方面軍拟于二十七日，以遭遇戰在河口、東陂、黃陂以西，東坑嶺、固崗、登仙橋以東地帶，側擊并消滅樂安來敵。”(45)命令中還規定，全方面軍分為左、右兩翼隊，平行北上，包抄敵軍。
一切部署就緒後，朱德、周恩來立刻率領四、五萬紅軍迅速向黃陂地區進發。二月二十六日，各部隊先于對方一天秘密地到達預定的黃陂、蛟湖地區，隐蔽在深山密林中。由于當地群衆幫助嚴密封鎖消息，紅軍如此大規模的運動竟沒有走露一點消息。朱德、周恩來親臨前線了解情況并給以指示，當他們來到設在登仙橋右側山頭上的左翼隊指揮部時，朱德向聶榮臻詢問：“情況怎麼樣啊？”聶榮臻介紹情況後，朱德強調指出：我們的目的是關門打狗。這就要先讓狗進來，再關起門來打。因此，北面的部隊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能暴露過早。周恩來接着說：這是這次戰鬥成敗的關鍵。告訴戰士們，敵人進來時，要沉得住氣，放手讓他們往前走。東面還有我們的部隊，放過去的敵人是跑不了的。(46)二月二十六日上午，細雨綿綿。國民黨第五十二師和第五十九師還以為紅軍主力遠在黎川地區，毫不戒備地向前行進。朱德、周恩來在總指揮部密切注視着敵軍的行動。下午一時許，當第五十二師進入紅軍左翼隊的伏擊陣地時，它的前衛部隊第一五五旅剛通過，朱德、周恩來立刻命令紅軍突然發起全線攻擊。第五十二師毫無戒備，不知所借，頓時喪失抵抗能力。隻經過三小時的戰鬥，該師師部和一五四旅的一個團被殲，師長李明受重傷被俘後死去。第二天，紅三軍團将該師前衛部隊一五五旅殲滅于橋頭。接着，又在紅一軍團協同下，将一五四旅主力殲滅于蛟湖。第五十二師全軍覆滅。
與此同時，第五十九師也進入紅軍右翼隊在霍源兩邊山坡上的伏擊圈。
在朱德、周恩來指揮下，紅五軍團、紅二十二軍、紅十二軍迅速沖下山來，将該師截成數段，壓到谷底展開激戰。經過兩天鏖戰，将第五十九師大部殲滅在黃陂、霍源地區。該師師長陳時骥率領殘部向樂安逃跑時，被紅軍左翼隊殲滅，陳時骥被俘。
黃陂戰鬥，在朱德、周恩來指揮下，共殲敵兩個師，俘虜師長兩人，官兵萬餘人，繳槍萬餘枝。朱德後來說：“那都是最精銳的兵，有最新式的捷克輕機關槍幾百挺，還都是一槍未發過的。因為敵人不曉得，來襲擊我們，卻不料突然遭到我們的襲擊。這次的襲擊算是最大部隊與最大的成功。”(47)三月一日，中共臨時中央緻電朱德、周恩來并轉全體指戰員，祝賀黃陂戰鬥的勝利。指出：“這次方面軍的空前偉大勝利，是給了國民黨的四次‘圍剿’以緻命的打擊，給了帝國主義完全瓜分中國、鎮壓中國革命的企圖以工農紅軍的鐵掌拳的回答。”(48)羅卓英指揮下的第五十二和第五十九兩師被殲後，朱德、周恩來本想乘勝再殲第十一師，“隻因山地戰，各軍聯絡與我軍指揮均不易達到”，“各軍位置不利于出擊”(49)；再加上在南城、南豐地區的國民黨軍隊第二縱隊的三個師，正在西援第一縱隊，企圖從新豐截擊紅軍主力的歸路。為了避免被圍，朱德、周恩來于三月一日命令部隊迅速向南轉移到小布、南團、東韶、洛口地區待機，準備迎接新的戰鬥。當國民黨援軍到達黃陂、東陂時，又撲了個空。
陳誠還想尋找紅軍主力再戰。但他鑒于黃陂失敗的教訓，改變了作戰方式，将原來三路“分進合擊”改變為一路“中間突破”。将中路軍原來的三個縱隊縮編為前後兩個縱隊，以第二縱隊為前縱隊，第一縱隊餘部和第三縱隊第五、九兩師為後縱隊，共六個師的兵力，梯次輪番地向東南方向的廣昌搜索前進，目的是直取廣昌，尋找紅軍主力決戰。朱德在談到陳誠的這一新計劃時，說：“前後兩縱隊重疊，以六個師的縱深配備行軍，長徑遂達三日行程以上。敵人完全未顧及到這點，隻是企圖中間突破我紅軍陣線，占領廣昌，求得政治上之影響，欲使粵、閩左右兩路軍前進，收得合圍的效果。”
(50)
朱德、周恩來針對他們這一弱點，決定将計就計，分散敵人，尋找對方的薄弱環節，予以各個擊破。一方面命令紅十一軍到廣昌西北地區積極活動，配合獨立師團和地方武裝，佯攻吳奇偉指揮的前縱隊的先頭部隊，示形于敵，使他們誤認為紅軍主力就在廣昌地區，吸引前縱隊向廣昌方向急進，拉大同後縱隊的距離，為紅軍主力相機消滅後縱隊造成有利戰機；一方面命令紅軍主力隐蔽地向北急進，集結于東陂、草台崗一帶，準備伏擊他們的後縱隊。
陳誠部果然被這樣調動了。三月二十日，前縱隊已進至洽村、甘竹一線；後縱隊第十一師正向草台崗、徐莊地區前進，第五十九師殘部尾随跟進，第九師在東肢、五裡排。前後兩個縱隊相隔很遠，形成一條長達一百華裡的長蛇陣。後縱隊态勢孤立，出現了各個擊破的良機。
朱德、周恩來抓住這一良機，在當天向全方面軍發出命令：“本（二十）日，敵十一師有進到草台崗、徐莊可能，九師當在東陂不動。”“方面軍拟二十一日首先消滅草台崗附近之敵，繼續消滅東陂之敵，并擊破其增援隊。”
(51)當第十一師在當天午後進到草台崗、徐莊時，朱德、周恩來再次發出命令：“我軍拟于二十一日拂曉，采取迅雷手段，幹脆消滅草台崗、徐莊附近之一師，再突擊東陂、五裡排之敵。”(52)紅一方面軍各路部隊遵照朱德、周恩來的命令，于三月二十一日拂曉，以一部分兵力籍制東陂地區的第九師，切斷該師同第十一師的聯系；以大部隊向草台崗第十一師突然發起猛烈攻擊，首先争奪草台崗南側的黃柏嶺制高點。經過幾次沖鋒和肉搏，終于将占據黃柏嶺制高點的第十一師和第五十九師殘部殲滅。接着，又向在徐莊的第十一師師部發起進攻，很快将該師部和一個團殲滅，師長肖乾被擊傷。到下午三時許，陳誠的精銳主力第十一師基本被殲。
随後，朱德、周恩來指揮部隊向東陂追擊第九師，迅速殲其一部。陳誠所部的前縱隊眼看着後縱隊被殲，卻因相隔太遠，增援已不可能，隻得經南豐向臨川倉皇撤退。
紅一方面軍在朱德、周恩來的正确指揮下，采取大兵團山地伏擊戰的方法，在黃陂、草台崗兩次戰鬥中，一舉殲滅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近三個師，俘師長李明、陳時骥，擊傷師長蕭乾，俘虜官兵萬餘人，繳獲大量槍械、子彈、電台等軍用物資。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遭受如此沉重的打擊，這在以往各次戰役中是不曾有過的。朱德說：“陳誠幾年間所依靠的部隊整個打垮了。四次‘圍剿’也算告結束了。”(53)蔣介石在給陳誠的“手谕”中說：“此次挫敗，凄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隐疼。”(54)朱德、周恩來在指揮第四次反“圍剿”戰争中，既運用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戰争的經驗，又從國民黨軍隊進攻時采取新戰略的實際情況出發，發展了原有的經驗，首創了大兵團山地伏擊戰的範例。
為了總結第四次反“圍剿”戰争中創造的新經驗，朱德在一九三三年五、六月間寫了《黃陂東陂兩次戰役偉大勝利的經過與教訓》、《談幾個戰術的基本原則》等文章。
他在《黃陂東陂兩次戰役偉大勝利的經過與教訓》中指出，黃陂、東陂兩次戰役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主要原因是實行了戰略轉變。“内線作戰的原則，是在敵人分進而來合擊時，集中主力擊破其一路，以少數兵力箝制其另幾路或迷惑之，次第各個擊破敵人。“紅一方面軍靈活地運用上述原則，這一次不是誘敵深入到蘇區内部，“待敵人集齊，使其疲憊，擇其弱點，集中主力以襲之。”“此次戰略的不同點，是在擇其主力，不待其合擊，亦不許其深入蘇區，而亦得到偉大勝利。”(55)在談到戰術原則時，朱德說：“紅軍戰術的主要原則迅速、秘密、堅決，這次都執行得不錯。”“遊擊隊、獨立師、獨立團和地方工作配合紅軍作戰，有相當的成績。”(56)在《談幾個戰術的基本原則》中，朱德強調中國工農紅軍要加強理論研究，努力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他提出并論述了六條戰術基本原則：“一、紅軍軍人要以唯物的辯證法來研究和運用戰術。首先要知道事物是變動的，情況是遷移的，決不容有一成不變的老章法來指揮軍隊。”“二、無論大兵團、小部隊，在進攻中每一動作，都要選定主要突擊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這一方向來決戰。其他次等方向隻留出可以箝制敵人的兵力，但須積極動作吸引敵人的注意力向着本身，借此保障主要突擊方向容易進攻。”
“三、一般說來，戰略要尋找敵人的主力，戰術要尋找敵人的弱點。”“四、要求得大兵團協同動作，一定要每個兵團、每個部隊在受領本身任務時，明了首長決心的要旨，以及本身的任務在首長決心中占何等地位。”“五、偵察的主要任務，是弄清敵情、地形，供指揮員定下适當決心。所以，各級指揮員都應在自身任務範圍内進行偵察。”“六、在山地用幾個平行縱隊作戰，因道路少而小，沒有适當的平行路，行軍長徑拖長，展開遲緩，彼此策應不易，特别是變換正面困難。劣勢軍在山地對優勢軍作戰，如能掌握上述特點，采取秘密、迅速、各個擊破的手段，在決戰的時機集結優勢兵力于決戰地點，堅決而幹脆地消滅敵人某一縱隊再及其他縱隊，則必使敵軍運轉不靈，應援失效。”(57)朱德從革命戰争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這些戰略戰術原則，對指導紅軍的作戰有重要的意義，它是朱德的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