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參加中華蘇維埃一大前後
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得到共産國際代表的支持，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這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發被國民黨反動當局逮捕後叛變，中共中央機關遭到破壞。根據共産國際遠東局的提議，九月下旬在上海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由秦邦憲（博古）負總責，臨時中央成立後，繼續推行并進一步發展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他們對“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的空前嚴重和由此引起的國内階級關系的深刻變動缺乏正确的認識，沒有在新形勢下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而是更加強調國民黨政權同蘇維埃政權這兩個政權之間的對立。在九月二十日作出這樣的判斷：“國民黨統治的崩潰，正在加速的進行着。”“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的鬥争。”①為了同國民黨反動政府相對抗，為了統一領導各蘇區和各路紅軍的革命戰争和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原來準備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召開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但是，由于各地代表尚未選出，交通不便，中央蘇區又正準備第三次反“圍剿”戰争，因此，項英、毛澤東、朱德以中革軍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義于六月二十日發出通令，将大會延期至十一月七日舉行。②中共臨時中央指示，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前要先召開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由中央代表團主持，在江西瑞金的葉坪召開中國共産黨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又稱“贛南會議）。朱德、毛澤東出席了這次會議。會上錯誤地批評毛澤東、朱德提出并被實踐證明是正确的“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是“保守主義”、“單純防禦路線”，大會通過了黨的建設、政治、紅軍、工會運動等決議案。在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中，錯誤地批評中央蘇區的黨，“缺乏明确的階級路線與充分動員群衆的工作，而立三路線的殘餘，右傾機會主義局實際工作機會主義仍然表現非常嚴重。”提出“要集中人力反對右傾”。③在政治決議案中，指責中央蘇區實行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分配土地給一切人”的正确的土地政策“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鬥争”，“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提出“要堅決的反對固執和拘泥于過去‘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機會主義”。并強調：“黨内要發展廣大的思想鬥争”，“反對狹隘的經驗論，反對農民的落後意識”④，在紅軍問題決議案中指責說：“目前紅軍中表現最嚴重的問題就是遊擊主義的傳統，還是深遠的保留着”，“紅軍中狹隘的經驗論，在實際工作中（産）生了不小影響，根本（否）認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單憑自己的狹小經驗和短小眼光來分析各種問題，這完全是農民的落後思想。”
提出：“在紅軍中加緊兩條路線的鬥争，尤其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争，同樣為目前第一個最大任務，隻有在無情的堅決鬥争中，才能走到國際的正确路線上，才能保護紅軍團結和戰鬥的提高。”⑤在這個決議案中，還規定在紅軍中取消黨的委員會，以政治委員為全權代表，代替黨委會的集體領導。
盡管這樣，中共臨時中央對這次大會仍很不滿，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共臨時中央在給蘇區中央局的指示電中批評這次大會說：“自我批評的發展，在大會及其前後都沒有充分的發展；兩條戰線的鬥争，尤其非常薄弱。
大會上以反對所謂狹隘的經驗論，代替了反機會主義的鬥争。這些都是黨大會最主要的錯誤與缺點。”⑥在臨時中央看來，這次大會隻批評毛澤東等是“狹隘的經驗論”遠遠不夠，應該開展“反機會主義的鬥争”，沒有做到這一點是大會最主要的錯誤與缺點。
蘇區黨代會閉幕後，朱德又于十一月七日出席在瑞金以東的葉坪舉行的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開了十四天。出席的正式代表有六百一十人，列席代表有五百人。他們分别來自中央蘇區、閩西蘇區、湘鄂贛蘇區、湘贛蘇區、湘鄂西蘇區、贛東北蘇區、瓊崖蘇區；還有些來自紅軍、全總、海員等處。
代表大會開幕那天上午，在葉坪廣場舉行閱兵典禮。受檢閱的紅軍隊伍，身穿整齊的灰布軍服，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槍，一排排站在廣場上。朱德、毛澤東等登上主席台。随後，他們在總參謀長葉劍英陪同下，騎馬檢閱了部隊。
下午，代表大會舉行開幕式，項英緻開幕詞。晚上，在會場附近舉行提燈晚會。朱德被代表大會推選為主席團成員。十一月九日，在大會主席團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他又被推選為大會主席團常務主席。
十一月十五日，朱德在代表大會上作關于紅軍問題的報告。他走向主席台時，全體代表的熱烈掌聲久久不息。朱德首先概述了中國工農紅軍産生和發展的過程。他說，中國工農紅軍産生于中國的土地革命，這在世界上要算是一個特點。中國工農紅軍是經過三、四年的鬥争，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堅決實行土地革命，反對帝國主義，從遊擊戰争中日漸生長和發展起來的。
他接着說：中國紅軍是工農的武裝，是有階級性的。它的任務是要打倒帝國主義，推翻封建階級的統治，建立全國的蘇維埃政權。為了使它能夠擔負起這一偉大使命，必須努力擴大紅軍的數量，提高紅軍的質量，加強無産階級的領導和政治、軍事的教育，創造鐵的紅軍。⑦十一月十九日，大會進行選舉，選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六十三人為中央執行委員，組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會，作為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後的最高政權機關。會上舉行隆重的授旗授章典禮，以表彰紅軍指戰員在革命戰争中的功績。朱德獲得大會授予的獎章。大會還通過關于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草案、經濟政策的規定、紅軍問題決議案等文件。
十一月二十日，代表大會閉幕。
十一月二十五日，由十五人組成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以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王稼祥兼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後，取消第一方面軍番号，所有紅軍統一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
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德出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焘為副主席。會議決定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人民委員會，作為中央行政機關，選舉毛澤東為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焘為副主席。在人民委員會下設九部一局，朱德任軍事人民委員部部長。
當時，各蘇區仍處在被分割的狀态。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各蘇區和各路紅軍的統一指揮。但是，中共臨時中央的着眼點，是基于共産國際的指示，片面地強調蘇維埃政權同國民黨政權的對立，急于要求{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274_1.bmp}“把分散的蘇區打成一片”、“聯系成整個蘇區”，似乎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己近在眼前，這種估計是不切實際的。中共臨時中央起草并為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文件中，規定了一些過左的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等，對根據地的發展是有害的。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後不久，駐在江西甯都的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在參謀長趙博生（共産黨員）、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團團長黃中嶽等人和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準備舉行武裝起義。
第二十六路軍原是馮玉祥的西北軍，受過大革命的洗禮，劉伯堅等一批共産黨員曾在這個部隊裡工作過，共産黨的主張在這個部隊中有一定的影響。
一九三○年的中原大戰中，西北軍的重要主力孫連仲部投向蔣介石，被收編為第二十六路軍，由孫連仲任該路軍總指揮，于一九三一年春被蔣介石調往江西參加”剿赤”。第二十六路軍是北方軍隊，并不願意去南方同紅軍作戰，在第二次反“圍剿”的中村戰鬥中，第二十六路軍的第二十六師被紅軍殲滅過半。那些被紅軍俘虜過的官兵，曾耳聞目睹蘇區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景和紅軍官兵一律平等的事實，看到紅軍總司令朱德和士兵過同樣艱苦的生活。他們被釋放回去後，便把所見所聞在第二十六路軍官兵中廣泛傳播，産生了很大影響。“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要求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全國，又引起第二十六路軍的強烈反響。蔣介石對“雜牌軍”的種種歧視和壓制，更激起官兵們的極大憤慨。
趙博生等和地下黨組織，經過較長時間的醞釀，認為起義的時機已經成熟。他們決定派袁血卒（又名袁漢澄）到瑞金向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中革軍委主席朱德等彙報起義準備情況，聽取指示。袁血卒到瑞金後，先在紅軍總司令部見到朱德。袁血卒回憶說：“到了總司令部，朱總司令很快在他的宿舍接見了我。朱總司令以和藹的态度、親切的語調問我：‘你是地下黨員嗎？，我說：‘是。我是朱瑞叫來的。’他親手給我倒滿了一碗水，繼續問：‘你們二十六路軍有多少人？’我說：‘浦口點名時有兩萬人，實際上沒那麼多。後來病死了不少。’朱總司令說：‘這麼幹好得很。當紅軍好。紅軍是人民的軍隊，是為全世界人民求解放的軍隊。十月革命列甯、斯大林創造了第一個紅軍，現在我們創造了第二個紅軍。你們能暴動過來加入紅軍，我們歡迎。歡迎你們同我們站在一個陣線，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挽救民族危亡。我們軍委要開個會，聽聽你們是怎樣準備暴動的。這是大事情，還要報告毛澤東同志。’”⑧第二天，朱德主持召開軍委會議，到會的有總參謀長葉劍英、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還有左權、李富春、劉伯堅。會議聽取袁血率的彙報，并讨論了起義的具體部署。會後，毛澤東接見了袁血卒，對武裝起義作了重要指示。
袁血卒帶着朱德、毛澤東和中革軍委的指示，迅速返回甯都，并向趙博生、董振堂和地下黨支部書記劉振亞等作了彙報。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黃中嶽等率領第二十六路軍一萬七千名官兵，帶着兩萬支槍，在甯都起義，參加中國工農紅軍。起義後，第二十六路軍改編為第五軍團。經毛澤東、朱德共同簽署，委任季振同為第五軍團總指揮，董振堂為第五軍軍團副總指揮兼第十三軍軍長，趙博生為第五軍團參謀長兼第十四軍軍長，黃中嶽為第十五軍軍長。
朱德十分關心這支剛剛獲得新生的部隊。十二月十六日，起義軍剛開到蘇區石城地區，朱德就從瑞金趕到這裡。他去看望起義軍的傷病員。傷病員們流着眼淚說：“在甯都時，因痢疾病死了幾千個弟兄，甯都城的郊區埋滿了弟兄們的屍體，都無人過問一下。今天到了紅區，不但為我們治病，朱總司令還來看望我們，這真是白區紅區兩重天呀！”⑨第二十六路軍都是北方人，在南方有語言隔閡，難以做群衆工作，在生活上也有很多困難。為了幫助他們，朱德、王稼祥、彭德懷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命令從紅軍中調一批戰鬥員充實紅五軍團。
十二月二十二日，朱德出席在石城的秋溪舉行的慶祝整編勝利大會，并在會上講話，勉勵紅五軍團全體指戰員鞏固整編成果，不斷加強政治和軍事訓練。二十四日，朱德又出席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瑞金葉坪召開的慶祝紅五軍團成立和歡迎紅五軍團全體指戰員大會。他在會上講話說：甯都暴動有很大意義，希望紅五軍團全體指戰員能和我們站在一條革命戰線上，實行土地革命，打倒國民黨及帝國主義。
十二月三十日，朱德和王稼樣以紅軍總司令和總政治部主任名義，發布《為孫連仲部二十六路軍兵士投入紅軍告全國兵士書》，指出：“蘇維埃政府是帝國主義的死敵”，要“驅逐一切帝國主義滾出中國去”，而國民黨卻“把東三省送給了日本”，還“不準兵士抵抗”。号召：“全國被壓迫的兵士們，我們不能再忍受下去”，“嘩變到紅軍中去！打倒國民黨！驅逐帝國主義！”“與革命的工農群衆一起努力！”⑩第二十六路軍起義加入紅軍後，不少官兵都想見一見聞名已久的紅軍總司令朱德。凡是同朱德談過話或是見過面的人，都對他的平易近人和簡樸作風留下深刻的印象。當年參加甯都起義的孫毅回憶說：“我最早見到朱總司令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當時，我們甯都暴動的隊伍開進蘇區整編。整編前，我在趙博生同志兼任軍長的十四軍軍部任參謀。趙讓我首先帶着近三百人的參觀團到瑞金參觀。”“第二天，聽說朱老總要來給我們講話，大家很高興。早飯後，我把隊伍帶到駐地的詞堂前，我對大家說：‘今天工農紅軍總司令朱德要來講話，我們要遵守紀律，注意聽，能做筆記的做筆記’??。我這麼說着，朱德同志已經來了，他說：‘我就是朱德。’我一聽，趕忙從講台上下來，請他上台講話。朱老總講了個把鐘頭，主要講了紅軍與白軍的區别；為什麼要當紅軍；為什麼要打白軍。他說：”紅軍是代表廣大勞苦大衆的利益的，白軍是代表地主、土豪、資本家的利益的。我們當紅軍就是為了解放廣大勞苦大衆的。就像《國際歌》裡講的那樣，廣大窮人要坐天下。’他講的通俗易懂，大家很受教育。”(11)另一位參加甯都起義的蘇進也回憶道：“大約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一天上午，季振同、盧壽椿和我三人，在劉伯堅的陪同下，到瑞金東北十五裡的葉坪（當時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去見毛主席、朱總司令和中央、軍委其他首長。”“朱總司令的房間裡陳設十分簡樸，一張桌子，幾條凳子，中間地上放着一個炭火盆，床上一條紅色的長毛毯子，算是這裡唯一的高級用品了。朱總司令熱情地接待我們，親自夾木炭，把火生得旺旺的，讓我們圍爐喝水。我們向他提出了許多問題，請他講解十大政綱中我們不大了解的部分，并請他談談自己的經曆，如何從舊軍隊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很高興地滿足了我們的要求，大家愉快地談着，不覺紅日西沉，天色已晚，我們就住宿在葉坪了。”(12)一九三一年底，周恩來從上海來到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不久，朱德和周恩來介紹季振同加入中國共産黨。這支舊軍隊很快成為一支紅軍的中堅力量，在以後的革命戰争中英勇奮戰，為中國的革命事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第三次反“圍剿”戰争勝利結束後，中央蘇區日益擴大，中央紅軍不斷壯大。但是，從全國總的形勢來看，革命力量仍然是弱小的。
遠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卻被勝利沖昏了頭腦，過高估計革命的力量，相繼下達許多錯誤指示。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提出：“要擴大蘇區至中心城市”，“盡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蘇區打成一片”。并斷言：“目前主要危險還是右傾機會主義。”(13)十二月三日，在一個緊急通知中要求：“尤其是中央區，現在必須立刻向敵人進攻，向西南發展，同湘贛蘇區打成一片。”
(14)第二天又發出訓令，再次要求，“應以紅軍主力軍配合群衆行動向西進攻，迫吉安、贛州，與湘贛邊蘇區打成一片”(15)。同月六日，在《中央緻蘇區中央局第十二号電》中提出：“江西敵情現側重保持臨川至甯廣之線，以固南昌，對贛江上遊防守較松，紅軍主力似宜乘此改向西進，首取贛州，迫吉安，與贛西南打成一片，鞏固贛南根據地??如何望讨論執行。”(16)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中共臨時中央在《中央關于争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中，這樣估量當前的形勢：“國民黨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地，工農與蘇維埃運動的力量是增長了，強固了。紅軍成了極大的堅固的力量，蘇維埃政權統治了幾千萬人口的區域。紅軍與遊擊隊的發展；造成了包圍南昌、吉安、武漢等重要的與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勢。”從而得出這樣的結論：“過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現在是不同了；擴大蘇區，将零星的稀區聯系成整個的蘇區，利用目前順利的政治與軍事的條件，占取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是放到黨的全部工作與蘇維埃運動的議事日程上面來了。”根據這種完全脫離實際的錯誤設想，他們要求紅軍立即行動，“占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17)毛澤東、朱德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認為這時仍然是敵強我弱，不贊成中共臨時中央對形勢的過高估量和占取中心城市的戰略方針，也不同意紅軍主力向西進攻奪取贛州、吉安等中心城市的意見。
由于中共臨時中央多次指示，中共蘇區中央局和中革軍委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在瑞金召開會議，讨論紅軍的行動方針。當時最迫切需要确定的問題，是要不要攻打贛州。對此，會上發生了争論。參加過這次會議的聶榮臻回憶說：“開始在湍金開會研究打不打贛州時，我參加了這個會議。會上毛澤東同志提出贛州是敵人必守的堅城，紅軍技術裝備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反對打這一仗。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毛澤東同志曆來都是主張盡可能打野戰、打運動戰的。毛澤東同志認為，即使要打，也隻能采取圍城打援的戰術。朱德同志也是不贊成打贛州的。中央區中央局和中央軍委的一些同志卻堅決主張打贛州。最後表決時，因為受中央一月九日發布的《關于争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這條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總想在江西多打下幾個大城市，結果贊成打的占了多數。??中央局的多數同志站在錯誤的一邊，還是決定打。”(18)在這種情況下，朱德隻得執行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局會議的決定。一月十日，中革軍委發布《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提出中央紅軍的目前任務應該“趁着目前有利革命發展的時機，堅決的取得蘇區臨近較大城市――贛州。”
“進而威脅吉安，向北發展，使革命發展更迫近争取一省和數省首先勝利的前途。”(19)訓令還規定紅三軍團、紅四軍為主作戰軍，江西、閩西的六個獨立師為支作戰軍。以彭德懷為主作戰軍前敵總指揮，陳毅負責指揮支作戰軍。後來，紅三軍、紅五軍團也參加了攻打贛州的戰鬥。
贛州位于贛江上遊，地處貢水和章水兩條河流的彙合點上，東、西、北三面環水，唯有南面是陸地，是一座易守難攻的城市。贛州又是贛西南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是贛、閩、湘、粵四省的交通咽喉。國民黨軍隊為了控制這個戰略要地，在又高又厚的城牆周圍又修築了密集的堡壘群，防禦工事十分堅固，素有“鐵贛州”之稱。城内駐有金漢鼎的第十二師第三十四旅，旅長是馬，約三千人。此外，還有集結在這裡的各地地主武裝約一萬人，守軍共達一萬三千人。離贛州北面不遠的峽江、吉安、萬安等地，駐有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陳誠的第十八軍，随時可以增援贛州；在贛州南面粵、贛邊境的大庾、南雄、韶關一帶，還駐有粵軍陳濟棠的部隊。地形和敵我力量的對比，對紅軍都是十分不利的。
一月十人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懷命令部隊向贛州開進。二月四日，進攻贛州的戰鬥打響了，首先掃清了外圍工事。二月二十三日，開始攻城。
由于地形不利，大雨使挖坑道難以進行，守軍又進行頑強抵抗，所以，經數日圍攻和多次坑道爆破都未奏效，紅軍傷亡很重。二月二十八日，朱德、王稼祥趕到贛州城附近的紅三軍團總指揮部駐地，同彭德懷一起指揮攻城戰鬥。二月二十九日，陳誠奉蔣介石的命令，派羅卓英指揮第十一師、第十四師、第五十二師和兩個獨立旅共約兩萬人，由泰和地區馳援贛州，進至贛州西北郊。攻城紅軍共約一萬四千人，雙方力量懸殊。羅卓英以一部潛入贛州城内，會合守軍向紅軍攻城部隊出擊；以另一部包抄紅軍側後，使紅軍處于遭受内外夾擊的危險境地。
三月一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懷根據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意見，又發布訓令：“我軍圍攻贛城直到現在，經過二十四天，中間一度爆炸，以技術不精，攻城未克，而敵援已至。可是堅決奪取贛州，乘勝消滅來援敵人，開展中國蘇維埃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是紅軍目前的中心任務，每一個紅軍戰士，應該克服一切困難，迅速的完成這個巨大的使命。”(20)盡管如此，由于雙方力量對比相差大大，守軍占據有利地形，紅軍經過幾天激戰，仍不能攻進城去。中革軍委不得不在三月七日下令撤圍贛州。
這次攻打贛州的戰役持續了一個多月，紅軍傷亡巨大，僅紅三軍團就損失三千多人，還喪失了發展蘇區和擴大紅軍的有利時機，教訓是沉痛的。
朱德對這次曆史教訓，在若幹年後仍牢記心中，并經常用來教育後人。
一九四四年他曾指出。
“這一勝利（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作者注）以後，黨中央就沖昏了頭腦。根據蘇區勝利與九一八事變的新的情況，作出了《由于工農紅軍沖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産生的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提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前途’，取消遊擊戰争的方針，要打大城市。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中央命令紅軍打贛州，結果打不開，這又是不應打大城市的一個證明。在這以前，毛主席主張向東北發展，分散以争取群衆，一直把網撒到浙江去，打到蔣介石的老家。如若實行，我看紅軍發展可能上十萬人，同時也會更擴大蘇區。但可惜這一主張當時被否定了。不久，軍事上由教條主義出來負責，方向從此又搞錯了。紅軍三大任務，改作隻剩下了一個打仗，不做群衆工作，不籌款，因此就脫離了群衆，又保障不了供給。”(21)曾在朱德身邊工作的沈毓珂回憶說：“一九六一年二月，朱德同志經江西鉛山縣到閩西視察。
途經武夷山時，汽車沿着公路盤旋而上，到達嶺頭時，他特意走下車來，爬到一個小山包上盼望了好久。當他看到那一帶層巒疊峰，連峰矗天的形勢，曾感慨萬分地說，“一九三二年春，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極力推行進攻中心城市的錯誤方針。當時以紅軍一部分去攻打贛州，結果沒有打下來。
毛主席針對這種錯誤方針，提出向閩、浙、贛地區挺進，從這一帶一直向浙江方面發展，但這正确主張未被采納。結果力量分散，使我軍更加被動，直到毛主席率部攻下漳州後，才扭轉了當時的形勢。”(22)那天晚上，往事仍然萦繞在朱德心頭，使他久久不能入睡，揮毫寫下《經閩西感懷》：不聽仙人指：尋求武夷巅，越過仙霞嶺，早登天台山，贛閩成一片，直到杭州灣。
出擊求鞏固，
滅敵在此間。(23)
撤圍贛州後，朱德等指揮紅軍主力轉移到贛州以東和以南地區休整。三月十二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懷發出整編部隊的訓令：紅四軍、紅十五軍編為紅一軍團，林彪任總指揮，聶榮臻任政治委員；紅五軍、紅七軍、紅十四軍編為紅三軍團，彭德懷任總指揮，膝代遠任政治委員；紅三軍、紅十三軍編為紅五軍團，季振同任總指揮，董振堂任副總指揮，肖勁光任政治委員。
三月中旬，朱德在贛州東北的江口圩出席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出席會議的還有毛澤東、王稼祥、彭德懷等。會議總結了打贛州的經驗教訓，讨論下一步軍事行動的方針。經過争論，最後決定紅軍主力沿贛江兩岸向北發展，相機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實現江西的首先勝利。
根據江口會議的決定，朱德、王稼祥、彭德懷于三月十八日發布訓令，指出：“我工農紅軍應乘着目前有利于革命發展的時機，積極的向蘇區鄰近幾個中心城市威脅，廣泛的争取群衆，推廣蘇區，以包圍幾個中心城市，以影響時局，以變動形勢，造成許多奪取中心城市的優越條件，而相機奪取之，以開展和迫近革命在湘鄂贛首先勝利的前途。”訓令中規定：紅一軍團、紅五軍團組成中路軍，以林彪為總指揮，聶榮臻為政治委員；紅三軍團組成西路軍，以彭德懷為總指揮，滕代遠為政治委員。訓令中對兩路紅軍的任務的部署是：“西路軍應赤化河西，貫通湘贛及湘鄂贛蘇區，與中央蘇區打成一片，并相機奪取河西幾個城市，以為革命向湘贛發展的根據。”“中路軍（第十四軍另有任務）須迅速集中甯都，以宜黃、樂安、崇仁為目标，努力争取三縣蘇區，以威脅吉安、樟樹、臨川、南豐、甫城之敵，俟敵情變動，即相機奪取一個或幾個中心或較大城市。”(24)三月十九日，朱德率領中革軍委移駐雩都。同月下旬，中革軍委根據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決定，改中路軍為東路軍，向閩西活動一段時間。“其主要任務是在消滅閩西主要敵軍張貞，乘勝打擊侵入蘇區的粵敵，以鞏固并擴大閩西蘇區，并籌足紅軍作戰經費，以應付目前開展着的銳利的階級鬥争。”
(25)以後再按原計劃，集中東、西兩路軍沿贛江兩岸向北推進，相機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這以後，毛澤東率東路軍開赴閩西；彭德懷、滕代遠率西路軍西渡贛江，進到上猶、崇義地區。朱德、王稼祥率中革軍委移駐長停東路軍入閩後，在毛澤東指揮下，四月十日攻克龍岩，殲滅閩軍張貞部一個主力團。接着向南推進，四月二十日攻克沿海的閩南中心城市漳州，再殲張貞部約四個團，俘虜一千六百餘人，繳獲飛機兩架和大批軍用物資。大部殘敵向閩粵邊境潰退。這一勝利，“達到剪除粵敵一翼之目的，這不但對鞏固閩西、發展閩南遊擊戰鬥、援助東江紅軍有幫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領，影響時局甚大，有調動粵軍求得戰争之可能。”(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