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抗戰的号角吹響了
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會師後，革命根據地周圍的情勢稍形平靜，朱德獲得了一次學習和休整的機會。這在他長期的戎馬生涯中是很難得的。他閱讀了許多馬列著作和曆史著作，回顧并總結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的經驗，參加“中國近代革命運動史研究會”，在紅軍大學教授中國近代革命運動史。
這時全國的局勢發展得很快。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又把侵略勢力迅速伸向華北，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國共産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号召國内停止内戰，一緻抗日。這年十二月九日起，在全國範圍内掀起了要求抗日救國的群衆運動新高潮，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在決議中指出：“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的變化”，“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并且指出：“關門主義是黨内的主要危險。”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内部發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表明國共關系在嚴重民族危機下已發生重大變化。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時，日本侵略者指揮的僞蒙軍正向綏遠大舉進攻。國民黨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奮起抗擊，取得了重大勝利。十一月二十日，朱德同毛澤東聯名緻電傅作義，稱贊他“孤軍抗戰，疊獲勝利，日僞軍不能越雷池一步。”“吾人深信，吾人現所努力之停止内戰，抗日救國之行動，必能對于足下之抗日義舉，遙為聲援。”同月月底，朱德率領紅軍總部抵達陝北保安縣，同中共中央會合。十二月一日，毛澤東、朱德等暨全體紅軍發表《緻蔣介石書》，要求蔣介石停止内戰，一緻抗日。
争取和團結東北軍、西北軍共同抗日的工作這時正在順利開展。十二月十二日，震驚全國的西安事變發生。主張抗日、反對“剿共”的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前去催逼他們“剿共”的蔣介石，對他實行“兵谏”。幾天後，蔣介石向前去看望他的周恩來當面表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①。
在中國共産黨的幫助下，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促進了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基本上實現了國内和平。中華民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形成。
但是，形勢的發展并不那麼一帆風順。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後卻遭到蔣的軟禁。國民黨中央軍顧祝同部正準備從潼關向西安推進。大局一時還沒有完全明朗。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說：“現在是抗日不抗日的問題，應發表宣言，号召全國反對内戰”②。二月一日，朱德以紅軍總司令名義向紅色中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明确表示：“紅軍之主張完全與全國人民一緻，用全力謀國内各黨派、各軍隊之聯合，共同向着中華民族最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而不願自相殘殺之内戰再延一時一刻也”。他要求蔣介石和國民黨将領遵守原已許諾的“國内和平之新政策及撤乓之命令”，并聲明已“将紅軍各部隊停止于蘇區邊境，對蘇區鄰近之各國民革命軍部隊不加以任何攻擊，确守互不侵犯原則。不論過去曾否與紅軍敵對之部隊，一律以友軍看待，靜待聯合抗日局面之成立。”③當時，國民黨正準備召開五屆三中全會。為了促成國共兩黨合作抗日，中共中央在二月十日緻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五項要求是：停止内戰，集中國力，一緻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項保證是，如果國民黨将上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中國共産黨願保證實行：停止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經過激烈的争論，在二月二十一日通過了一項事實上接受中國共産黨提議的決議案，在國共合作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号召全黨“為鞏固國内和平，争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而鬥争”。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為蘇區代表會議）。朱德在會上發言，指出：“現在是紅軍新階段”，“自‘九一八’事變後，紅軍即發表願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抗日的協定，獲得了很多人的同情。現在最主要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的任務是聯合全國力量打日本。”為了實現這個轉變，“對于友軍工作與群衆工作，不要用老一套[方法]，對友軍要開誠布公，影響他們、推動他們抗日；對于群衆工作，要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要把門打開。”④将要到來的全國抗戰會是一場怎樣的戰争？中國共産黨在對日作戰中應該采取怎樣的戰略戰術？朱德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思考。
他強調指出抗日戰争的長期性和群衆力量的組織動員問題，說：“據我們的經驗與估計來看，抗日戰争不是一年半載與一兩次戰争就能解決的。戰争的時間必會長久，戰線必定會很寬。那麼我們戰争勝利的決定因素，就是預備軍的動員如何，預備軍的組織如何。”因此，他強調：“首先應争取民主制度的實現。否則一切全是空的。”“必須改善群衆的生活，才能增強抗日的力量。”⑤他認為遊擊戰争将在未來的抗日戰争中起重要的作用，指出：“遊擊戰争是抗戰的一個力量”；“黨校與紅大要加強訓練遊擊戰争的幹部，以後要派一批幹部到地方去當教師，遊擊隊的隊長、政委主要要從當地創造”，“在遊擊戰争的實踐中是可以培養出這方面的幹部的。”他還指出：“在沒有大山的地區也可以依靠群衆，利用村莊、地溝、山邊等有利地形打遊擊。有把握的就打，沒有把握的就不打。最要緊的是要争取最大多數群衆。”他總結了過去軍隊工作中的兩個教訓：“一是大革命時代的教訓，隻做上層工作；一是大革命以後，隻做下層工作、破壞工作。現在，我們要打入進去，上層、下層都要做工作，不做破壞工作，隻準備進行争齲”⑥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軍委組織了一個軍事研究委員會，“目的在于提高紅軍軍事學識，總結國内戰争的寶貴經驗與學習新的軍事知識，以迎接即将到來的民族革命戰争；其重要任務在于研究對日抗戰、目前軍事教育、國内戰争經驗教訓各項問題，并拟具體意見提交執行機關。”⑦這個委員會由朱德、毛澤東、林彪，蕭勁光、李德五人組成，朱德任主任。
這個時期，朱德和紅軍其他領導人為了實現從國内戰争到抗日戰争的戰略轉變，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後來，朱德說：“當我們由内戰進入抗戰時，面對着的敵人是日本軍隊，我們便不固執内戰的經驗，而是加以必要的改變和提高，充分研究敵情來下決心，來決定戰法。”
⑧一九三八年發表的朱德的重要著作《論抗日遊擊戰争》反映了他在這段時間裡研究的成果。這部著作對抗戰初期敵後像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的抗日遊擊隊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知道再不抗日不行了。但是，要抗日就要聯共，對這一點他仍很猶豫，國内團結的形勢仍蒙着一層陰影。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朱德接見前來延安訪問的美國學者T・A・彼森時指出：“中國要打敗日本，必須靠全國的工人為農民的力量。唯有中國共産黨才能開展這場群衆運動。因此，南京必須跟我們合作。這場戰争必定是一場總體戰，甚至全中國四萬萬人都不夠。國民黨如果以為隻要用它的精銳正規軍再加上西方帝國主義的援助就行了，那它是打錯了算盤。那它是不明白，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是不能打敗現代化的日本軍隊的，隻有群衆性的人民抗戰才能打赢這場戰争。”⑨盡管蔣介石還在猶豫，日本軍國主義者全面侵略中國、“确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的“根本國策”己定。六月三十日，日本近衛文O擔任首相後，就采納擴大侵華戰争的建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駐北平的日軍制造借口，向駐守北平西南郊宛平縣城的中國軍隊突然發動進攻，中國駐軍奮起還擊。這就是震驚世界的盧溝橋事變。
抗日戰争的号炮響了，中華民族的神聖抗戰從此開始。
盧溝橋事變在全國人民中立刻掀起了新的洶湧澎湃的抗日救亡的熱潮。
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站在這個愛國運動的最前列。七月八日，中共中央為日軍進攻盧溝橋發表通電，大聲疾呼：“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同日，朱德、毛澤東和其他紅軍将領聯名緻電駐守在平津一帶的第二十九軍領導人宋哲元，張自忠、劉汝明、馮治安，指出：“日寇進攻，全國震憤，盧溝橋之役，二十九軍英勇抵抗，全國聞風，願為後盾。敢乞策勵全軍，為保衛平津而戰，為保衛華北而戰，不讓日寇侵占祖國寸土，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紅軍将士，義憤填胸，準備随時調動，追随貴軍，與日寇決一死戰。”⑩通電發出後，紅軍立即從事開赴抗日前線的行動準備。七月十一日，駐在陝西省泾陽縣雲陽鎮的紅軍前敵總指揮部電請中共中央先派先遣師東開河北，援助二十九軍抗戰。同天，毛澤東、朱德就這個問題緻電彭德懷、任弼時、鄧小平：“甲、中日戰争有擴大之勢，已由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向蔣交涉紅軍調赴河北應戰。第一步拟派二十七軍、二十八軍、三十二軍各改為團，加上騎兵團，編成一個小師先行派去，主力編成後去。請即令二十八軍、三十二軍兩部加以訓練，準備從他軍補給該先去部隊子彈；二十七軍即開洛川，暫維交通。乙、紅大增加抗日課程，準備派出。”(11)十三日，毛澤東、朱德召開延安市共産黨員和各機關工作人員緊急會議，号召準備“随時出動到抗戰前線”去。
十四日，毛澤東、朱德電令紅軍各部：限十天内完成各項抗日準備工作，聽候出動命令。并要葉劍英通過西安行營轉告蔣介石：“紅軍主力準備随時出動抗日。己令各軍十天内準備完畢，待令出動。同意擔任平綏線國防。惟紅軍特長在運動戰，防守非其所長，最好與長于防守之友軍配合作戰，并願意一部深入敵後打其後方。”(12)同一天，朱德為紅軍奔赴抗日前線題寫下了誓詞：“日本強盜奪我東三省，複圖占外蒙，又侵我華北，非滅亡我全國不止。
我輩皆黃帝子孫，華族胄裔，生當其時，身負幹戈，不能驅逐日寇出中國，何以為人！我們誓率全體紅軍，聯合友軍，即日開赴前線，與日寇決一死戰，複我河山，保我民族，保衛國家，是我天職！”(12){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396_1.bmp}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向國民黨送交《中國共産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提出國共合作的三項基本政治綱領，即：團結抗日，實現民主，改善民生。朱德寫了《實行對日抗戰》的文章。他針對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大時所說的：“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指出，“和平已到了絕望時期，國難已到了最後關頭！現在，擺在我們每個中華兒女、黃帝子孫面前的問題，隻有對日本強盜實行抗戰，從二十九軍的抗戰走向全國人民上下一緻的抗戰，抗戰到底！”這篇文章在《解放》周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上發表。
十八日，朱德離開延安，前往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所在地――陝西省泾陽縣雲陽鎮，準備開赴抗日前線。二十二日，抵達雲陽。
随着日本侵華戰争的進一步擴大，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表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但他這時還沒有完全放棄對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盧溝橋事變限制在“地方事件”的範圍内解決。但日本侵略者毫不訟手，更加咄咄逼人。同月二十七日，日本陸相杉山元在特别議會上發表演說，稱：“軍部已決意向前進行，克服一切困難，俾能達到膺懲華軍，令其失去戰鬥精神之目的以前，亦決不罷手。”第二天拂曉，日軍猛攻二十九軍陣地，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和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先後殉國。這時，增援的侵華日軍陸續抵達華北。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繼淪陷，全國震動。
華北戰局日益嚴重，國民黨政府同日本進行的談判已難繼續下去，蔣介石要求紅軍迅速改編，出動抗日。七月二十八日，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周恩來、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同中共中央書記處商議紅軍改編出動抗日事宜，決定主力紅軍改編為三個師、四萬五千人，上設總指揮部。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第二天，正在雲陽的朱德、彭德懷緻電蔣介石，表示“德等改編完成，待命出動，誓以熱血為國效死。”
八月初，蔣介石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去南京共商國防問題。中共中央決定派朱德、周恩來、葉劍英前去。六日，朱德和周恩來從雲陽抵達西安，會同己在西安的葉劍英在九日同機飛抵南京。
十一日，朱德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談話會上發言，系統地論述了抗日戰争的戰略戰術。他指出：抗日戰争在戰略上是持久的防禦戰，在戰術上則應采取攻勢。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損失，必須到敵人的側翼活動。敵人作戰離不開交通線，我們則應離開交通線，進行運動戰，在運動中殺傷敵人。敵人占領我大片領土後，我們要深入敵後作戰。目前用兵方向主要是華北，但從目前情況判斷，敵人必然會進攻上海，以吸引我國兵力。在抗戰中應該加強政治工作，發動民衆甚為重要，在戰區應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衆組織起來。遊擊戰是抗戰中的重要因素。遊擊隊在敵後積極活動，敵人就不得不派兵守衛其後方，這就牽制了它的大量兵力。他還建議開辦遊擊訓練班，使國民黨的軍隊亦能逐步學會遊擊戰争。(14)當時，蔣介石雖然希望紅軍早日參戰；但仍在紅軍改編後的指揮和人事問題上設置種種障礙，不肯承認紅軍的獨立地位。他堅持紅軍改編為三個師，分别直屬行營，分割使用，不成立統一的指揮機關，政治機關隻管聯絡，無權指揮。這樣的要求，自然是中國共産黨和紅軍無法接受的。
正當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八月十三日，恰如朱德兩天前所預料的那樣，日軍突然向上海發動大規模進攻，戰火燃燒到南京政府統治的心髒地區。蔣介石看到中日之間的全面戰争已難避免，不得不放棄原來對紅軍的無理要求，同意在紅軍改編後設立統一的指揮機關――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部，由朱德、彭德懷分别擔任正、副總指揮，并在二十二日正式發表這項任命。一個月後，拖延已久的《中國共産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由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公布，蔣介石同時發表談話，在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共産黨的合法地位。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了。
由于在主要問題上己同國民黨當局達成協議，為了早日完成紅軍改編，出動抗日，朱德決定提前離開南京回到陝西。八月十六日，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緻電洛甫、毛澤東，報告同國民黨談判的情況：除初步商定紅軍開赴前方的行動路線外，國民黨當局同意每月發給軍饷五十萬元，另撥開拔費二十萬元及一批物資。電文的最後提到：“朱于本日乘車回陝，葉仍留京進行各種聯絡及交涉補充款等事宜。”
八月十九日，朱德回到雲陽鎮抗日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加緊進行紅軍改編工作。第二天，他和彭德懷率全體指戰員發布《留别西北同胞書》，說明：“敝軍要與相聚八個月的父老兄弟姊妹們暫且告别。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使西北兄弟父老姊妹不做亡國奴，敝軍要走上抗日前線去。要以我們的頭顱和熱血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把漢奸鏟除幹淨，那時再回來與我們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相見，過快活的太平日子。”
同時，發布為東下抗日告同胞書，表示，“我們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受命上前線去，我們抱定了最大的決心，要為民族的生存流到最後一滴血，不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不把漢奸賣國賊完全肅清，決不停止。”
還發布告抗日友軍将士書，指出：
“我們和你們同是黃帝子孫，同是中華軍人，同是患難中的朋友。我們的敵人隻有一個――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要勝利，要不做亡國奴，隻有親密團結起來，結成鐵的長城。”
在華北戰局危急的情況下，八路軍不等改編全部就緒，就開始出動。八月二十二日，原紅一方面軍為主編成的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主力，作為抗日的先遣隊，第一批從陝西三原出發，經韓城縣芝川鎮渡黃河，沿同蒲鐵路北上。
朱德在對紅軍的改編和出動迅速作了部署後，就趕到洛川縣馮家村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洛川會議是七七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舉行的第一次重要會議。它從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共開了三天，着重讨論了抗日戰争中的作戰方針問題、統一戰線中國共兩黨的關系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于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朱德在這次會議上作了多次發言，主張早上前線，謹慎用兵，廣泛發動遊擊戰争。
在軍事問題上，朱德主張，對紅軍的使用“應是積極的、向前的、發展的。估計日本[軍隊]是外國軍隊，便利我們的行動。隻有積極的活動，才能發展抗戰。出動不能停頓太久，不要讓人家（指國民黨軍隊）敗了，不好。”
(15)“持久戰單憑消耗是不可能的。但我們不能速決。持久戰，主要是發動廣大群衆，軍事上是發動廣大遊擊戰争。”他認為要在“國民黨軍隊還能抵抗時，及早布置工作”，但“即使友軍都退下來，而我們也能在華北支持。”
“日軍武器比較好，但戰鬥經驗缺乏，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并且在群衆方面、地利方面，白軍作戰都要失掉一些效用，[紅軍則可以充分利用這些有利條件]。華北方面地勢上也有可能發展遊擊戰争。”因此，“争取群衆工作，首先争取[華北]這一萬萬人”；“我們重心争取在太行山及其以東。”
(16)“局勢變化，可能我們有一部去綏東。”(17)整個來說，“應估計到我們能牽制敵人，起偉大作用。”(18)他還要求，在紅軍出動後，後方也要動員起來，支援前線。
關于同國民黨的關系問題，他強調在統一戰線中應該“争取獨立性，我們是主導體。”(19)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系要處理好，“我們要謹防扒手！但過分防了也會限制自己。看清楚，我們自有辦法。”(20)在洛川會議結束後的一次座談會上他又說：從邊區到國民黨統治區去工作的同志，“自己要有階級覺悟與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否則，糊裡糊塗[會]被人吸引[過去]”；“個别[同志]是應警覺，酒色财氣、富貴功名的難關要打破??有了革命的環境、革命的理論、革命的階級，我們是能争取吸引國民黨的勝利。”
(21)他号召大家發揚紅軍吃苦耐勞的長處，做好工作。
在洛川會議上，決定改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朱德等十一人組成，毛澤東任書記，朱德、周恩來任副書記。(22)會議結束後，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八月二十五日正式發布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南京已開始對日抗戰，國共兩黨合作初步成功。為着實現共産黨中央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紅軍改名之保證，使紅軍成為抗日民族戰争的模範，推動這一抗戰，成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戰争，以争取最後的徹底勝利。特依據與國民黨及南京政治談判結果，宣布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将前敵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以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總政治部為第八路[軍]政治部，以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第一軍團、十五軍團及七[十]四師合編為陸軍一一五師。以林彪為該師師長，聶榮臻為副師長，周昆為參謀長，羅榮桓為該師政訓處主任，蕭華副主任。二方面軍、二十八軍、二十七軍等部，合編為陸軍第一百二十師。以賀龍為師長，蕭克為副師長，周士梯[第]為參謀長，關向應為政訓處主任，甘泗淇副主任。第四方面軍及二十七軍（原文如此））、二十九師、三十軍等部，改編為第一百二十九師。以劉伯承為師長，徐向前為副師長，倪志亮為參謀長，張浩為政訓處主任，宋任窮為副主任。以上之改編後人員委任照前總命令行之。各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後，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保持和發揮十年鬥争的光榮傳統，堅決執行黨中央與軍委會的命令，保證紅軍在改編後應完成共産黨的黨軍，為黨的路線及政策而鬥争，完成中國革命之偉大使命。”此外，以一二九師三八五旅（不含七六九團）為骨幹，組成留守部隊，擔負保衛陝甘甯邊區的任務。九月，蕭勁光任八路軍後方總留守處主任，統一領導和指揮後方留守部隊。
為了保證中國共産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在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主力開赴抗戰前線情況下，中央決定前方設黨的軍委分會，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張浩、林彪、聶榮臻、賀龍、劉伯承、關向應等九人組織之。以朱德為書記，彭德懷為副書記，受中央軍委統轄。”各師成立軍政委員會，受軍委分會統轄。(23)八月二十九日，朱德、彭德懷向全國發表就任八路軍總指揮和副總指揮的通電，稱：“日寇進攻，民族危急，敝軍請纓殺敵，義無反顧。茲幸國共兩黨重趨團結，堅決抗戰，衆志成城”，表示願“追随全國友軍之後，效命疆場，誓驅日寇，收複失地，為中國之獨立、自由、幸福而奮鬥到底！”(24)二十六日，他們又簽發《八路軍總指揮部布告》：本軍奉命抗日為求民族生存擁護中央領導驅逐日寇出境團結全國各界聯合法蘇美英保衛中華領土收複失地完整實行統一戰線抗日救國綱領本軍紀律嚴明買賣照常公平禁止拉夫拉車禁止侵犯百姓凡屬中華同胞一律保護認真漢奸敵探間諜嚴辦決不容情望我國人奮起共負救亡責任抗日戰争勝利大家共享太平這時，日軍增援部隊已從國内源源開到，以平、津地區為出發點，沿平綏、平漢、津浦三條鐵路線向華北發起新的進攻。由于形勢緊急，除已提前出發的第一一五師外，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又在八月三十日向中共中央建議第一二○師和一二九師于九月初出動。當時山西地處華北抗日前線。八路軍從陝北東出抗日，必須首先進入山西。山西地方實力派首領閻錫山同中國共産黨已初步建立起合作抗日的關系。因此，由彭德懷陪同周恩來先去山西，安排八路軍開赴前線的有關事宜。
九月二日，第一二○師在陝西富平縣莊裡鎮舉行抗日誓師大會。朱德在會上講話，号召全體指戰員到敵人後方去，把華北廣大人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開展遊擊戰争，堅持持久戰；并要求大家英勇作戰，嚴守紀律，誓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三日，該師整裝出發，繼第一一五師開赴華北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