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古田會議前後
紅四軍第三次攻下龍岩後，得到了一段休整時間。六月二十二日，紅四軍前委在龍岩城内召開中國共産黨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大會由陳毅主持，到會代表有紅四軍前委委員、各縱隊司令員、支隊長、黨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在會上，由陳毅作報告，毛澤東、朱德等先後發言。會議通過了陳毅起草的決議，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林彪、劉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和士兵代表共十三人為新的前委委員，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
紅四軍“七大”是在粵閩贛三省新的“會剿”将要到來的情況下召開的，準備得很倉促，會議開了一天就結束了。在這次會上，紅四軍内部思想認識上的一些重大分歧尖銳地暴露出來，但沒有得到妥善解決。
這些分歧的由來已久。在紅四軍下井岡山後的一段時間内，處境困難，屢遭挫折。于是，紅四軍内部，包括高級領導幹部中，對井岡山時期以及下山後的一些政策和作法産生了各種議論。對紅軍中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軍事和政治的關系、紅軍和根據地建設等問題，争論更一直不斷。這年四月前委召開的于都會議後，争論又逐漸發展到基層。
五月初，中央軍事部派劉安恭等到紅四軍工作。劉安恭是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學法國。一九二七年在國内加入中國共産黨後，被送往蘇聯學習軍事，回國不久就派到紅四軍工作。他的到來，對加劇紅四軍内部的意見分歧，起了很壞的作用。他散布說：紅四軍領導人中有兩派，一個是擁護中央派，一個是反對中央派。紅四軍下井岡山後，由于脫離了原有根據地，每天行軍打仗，軍情緊急，前委和軍委顯得重疊，所以一度宣布軍委暫時停止辦公，權力集中于前委，五月間，随着贛南、閩西根據地的擴大，軍隊和地方工作都增多了，前委又決定成立臨時軍委，以劉安恭為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
“他剛由蘇回國不久，不了解中國紅軍發展曆史和鬥争情況，就主張搬用蘇聯紅軍的一些作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軍委會議上作出決定：前委隻讨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這個決定限制了前委的領導權，使前委無法開展工作。顯而易見這個決定是錯誤的，是不利于革命鬥争的，自然引起許多同志的不滿。這時，原來在井岡山時期即存在的關于紅軍建設問題又開始議論起來，一些不正确的非無産階級思想也頗有表露。”①六月八日，前委在白砂召開擴大會議，以三十六票贊成、五票反對的表決，通過撤銷臨時軍委。劉安恭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也改由陳毅接任。劉安恭對此極為不滿。
臨時軍委撤銷了，但要不要設立軍委的争論仍在繼續，兩種意見争執不下。正如毛澤東在白砂會議後幾天所說：“到近日兩種不同的意見最顯明的莫過于軍委問題的争論”，“争論的焦點是在現在時代軍部要不要的問題。”
②主張建立軍委的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即四軍黨部）”，“完成組織系統應有軍委”。③反對建立軍委的卻認為“現在隻有四千多人的一個小部隊并沒有多數的‘軍’，如中央之下有多數的省一樣，行軍時多的遊擊時代與駐軍時多的邊界割據時代又絕然不同，軍隊指導需要集中而敏捷”。
④因此，認為由前委直接領導就可以了。堅持要設軍委的還提出，過去前委“太管事了”，“權力集中”了，前委不但“包辦了下級黨的工作”，還“代替了群衆組織”，并說前委領導有“家長制”傾向。而主張不設軍委的說，設立軍委是不從實際出發的“形式主義”。這種形式主義看問題的結果，“必定是分權主義”，“分權主義”是“與無産階級的鬥争組織不相容的。軍委前委分權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這個理由。”⑤在要不要軍委這個具體問題的争論背後，實質上是一場關于黨和軍隊關系問題的争論。當時擔任紅四軍政治部秘書長的江華回憶說：“所謂黨和軍隊的關系問題，主要是由于當時紅軍還建設不久，其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而且是從失敗環境中拖出來的，舊軍隊的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帶到了紅軍隊伍中來。因而，一部分人習慣于舊軍隊的領導方式，對黨對軍隊的領導不贊成，有懷疑。他們強調‘軍官權威’，喜歡‘長官說了算’，相反認為現在是‘黨太管事了’，‘黨代表權力太大’，提出‘黨不應管理一切’，‘黨所過問的範圍是要限制的’，‘黨支部隻管教育同志’；并主張‘司令部對外’，政治部隻能‘對内’，對軍隊隻能指導，不能領導等等。
這些都嚴重影響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權的建立。”他還說：“在這場争論中軍内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極端民主化和軍閥主義殘餘等非無産階級思想有所擡頭。”⑥這場争論在紅四軍“七大”前己日見發展。當年曾參加紅四軍“七大”的紅四軍第四縱隊司令員傅柏翠回憶說：“朱、毛之間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也有争論。沿途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曾召開過一些大小會議，在黨内展開辯論，朱、毛也多次在小會上作答辯。記得一九二九年六月，部隊在新泉休整時，還專門召開過兩次紅四軍前委會，朱、毛對下面提出的批評意見作了答辯。”
⑦
林彪在這場争論中，也起了挑撥的作用。當時，林彪是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員。他在白砂會議開會前五小時（一說是三小時）寫信給毛澤東，含沙射影地攻擊朱德。他在信上說：“現在四軍裡實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欲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些同志又比較在群衆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們利用各種封建形式成一無形結合（派），專門吹牛皮的攻擊别的同志。這種現象是破壞黨的團結一緻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許多黨員還不能看出這種錯誤現象起而糾正，并且被這些少數有領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陰謀，和這些少數有領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見，這是一個可歎息的現象。”⑧平時，林彪也常散布對朱德的流言蜚語。朱德同士兵的關系曆來很親密，林彪卻指責說朱德“拉攏下層”。這些挑撥性的言詞。加深了紅四軍内的意見分歧。
劉安恭、林彪當時都是縱隊一級的領導幹部，劉安恭擔任二縱隊的司令後不久，在十月間打東江時犧牲了。在這場争論中，他們程度不同地起了不好的作用。紅四軍“七大”的決議案，對劉安恭、林彪都作了批評。認為劉安恭“把四軍黨分成派，說朱同志是擁護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創體系到不服從中央指示。這完全不是事實，是憑空臆斷的。”⑨認為林彪在白砂前委擴大會議前三小時給毛澤東寫那樣内容的信，“這是不對的”，“不要離開黨而談黨的嚴重問題，因為這樣不但不能解決黨内糾紛而更之加重。”指出林彪信内的詞句“未免過分估量，失之推測。這是錯誤的”⑩紅四軍“七大”的決議案，也批評了毛澤東和朱德。
參加了紅四軍“七大”的江華，對這次會議作了這樣的評論：“那時召開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想統一認識，解決分歧，結束争論，加強團結，以利革命。七大的決議，對井岡山時期的一些曆史問題和紅四軍實行的一些制度等結論，也是基本正确的。六大非一無是處。至于七大未能解決分歧，這也是客觀的曆史局限性所決定，并非任何個人的主觀意志所能轉移。”“總之，我國國情複雜得很，在我軍初創時期，大家都沒有經驗，在探索革命道路的過程中出現分歧，發生一些曲折，是不可避免的。”(11)紅四軍“七大”改選前委時，原來由中央指定為前委書記的毛澤東隻當選為前委委員，而沒有當選為前委書記。前委派他帶着譚震林、蔡協民、江華、曾志等去上杭蚊洋指導閩西特委召開閩西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由于毛澤東離開紅四軍，給紅軍的下一步行動帶來了重大損失。
紅四軍二次人閩、三打龍岩的節節勝利，震動了遠近。國民黨當局調集閩粵贛三省兵力，對閩西蘇區和紅四軍實行“會剿”。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六日，也就是紅四軍第三次攻占龍岩前三天，蔣介石發出“會剿”命令，指令贛軍金漢鼎師集中于瑞金、汀州，閩軍張貞師集中于連城、龍岩，粵軍蔣光鼐師集中于上杭、永定，限六月三十日前都要到達目的地。六月二十九日，蔣介石又下令委任金漢鼎為總指揮，三拾會剿”“均歸其指揮，受其命令，毋俏延違。”(12)不久，據三拾剿共”指揮部透露：三省參戰兵力為“閩省七團，贛省四團，粵省三團，共兩萬餘人。”(13)以贛省為主力，閩粵為堵截。
七月八日，紅四軍前委決定以遊擊戰争對付國民黨軍隊的“會剿”，将全軍四個縱隊分赴閩西各縣，深入發動群衆，鞏固和發展赤色割據區域，粉碎這次“會剿”。前委認為：“此時東江、贛南皆不能去，隻有留在閩西，敵來當相抗對付，現在分兵在永定、龍岩、杭、廷連之一部發動群衆的鬥争，造成赤色區域之勢力割據，敵來當打破一面找出路。”(14)這就是紅四軍閩西分兵的計劃。毛澤東去蚊洋指導閩西黨的“一大”後，朱德、陳毅率領前委、司令部及直屬隊到達連城的新泉，各縱隊按計劃發動群衆。
七月中旬以後，參與三拾會剿”的國民黨軍隊相繼向閩西推進。贛軍金漢鼎的第十二師的四個團占領了長汀；閩軍張貞師分别向華安、龍岩行進，企圖占據龍岩；粵軍蔣光鼐、蔡廷锴的第三師以永定、上杭為進攻目标，向粵閩邊境開進。
七月二十九日，前委在新泉得到有關敵情報告後，為了商讨應急計劃，朱德、陳毅立刻趕到上杭蛟洋，同正在那裡的毛澤東等一起舉行前委會。經過讨論，決定改變原來分兵計劃，“積極準備反動派三省會剿之到來，如三省合兵進攻閩西，紅軍可取道閩北入贛東、贛南發動沿途的群衆；或人閩省腹地到福州、延平之間活動；或分兵兩路，一路往閩北，一路留閩西”。(15)前委并決定第一、二、三縱隊到上杭白砂集中，向閩中出擊；第四縱隊留在閩西堅持鬥争。
紅四軍這次行動的目的是為了打破國民黨軍隊的三拾會剿”。一九三七年，朱德在延安向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介紹這段曆史時說：“紅軍這時也分成兩支隊伍，毛澤東率領一支留在閩西騷擾敵軍，朱德率另一支展開大規模牽制戰，深入敵區，直到沿海，以切斷敵軍主要補給線，至少要壓迫福建軍隊離開蘇維埃根據地。”(16)前委會議結束後，根據中央四月五日來信中所要求“派一得力同志”“來中央報告與讨論一切問題之後，再回到你們那裡工作”的精神，陳毅經廈門轉道香港赴上海去向中央彙報。陳毅走後，紅四軍前委書記由朱德代理。
前委會議決定兵分兩路的計劃，在實施中有一些變動。第二、三縱隊，在八月二日按時趕到白砂集中，由朱德率領向國民黨兵力薄弱的甯洋縣城挺進，計劃出擊閩中，在外線打擊敵人。但林彪率領的第一縱隊，在上杭一帶活動卻因汀江水漲，過江遲緩，沒有能按時同第二、三縱隊會合，仍留在閩西，會同第四縱隊同國民黨軍隊周旋。這樣，由朱德率領出擊閩中，從外線打破“會剿”的兵力就比原計劃大力減少。
朱德判斷：“在前來進攻的贛、閩、粵三路敵軍中，“蔡廷锴、金漢鼎是比較很難打垮的，張貞是比較有把握打的，結果就準備着打他。”(17)八月四日，朱德指揮紅四軍第二、三縱隊，攻占甯洋縣城，在城内住了三天，做了三件事：一、刷制并張貼了标語和布告，召開群衆大會，宣講紅軍的宗旨和工農革命的道理。朱德在大會上演說，号召廣大工農群衆起來暴動鬧革命。二、打擊當地三個土豪，沒收了他們的糧食和其他财物，分給貧苦群衆。
三、燒毀國民黨甯洋縣的衙門，處決了從連城押來的兩個土豪劣紳。
八月七日，朱德率第二、三縱隊離開甯洋縣城，沿雙溪南下。在過羅溪渡口時，朱德親自到前沿陣地觀察，選擇有利地點，指揮部隊泅水強渡，一舉擊潰守敵，乘勝追擊，于第二天進入漳平，消滅了當地民團和張貞的一個營。
朱德在漳平召開了群衆大會，他在會上号召當地的工農群衆起來跟着共産黨鬧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會後，又把從土豪劣紳那裡沒收來的财物，分給貧苦群衆。他還召集手工業工人和農民代表，分别座談，進行調查研究。
然後，組織了漳平縣工會、漳平縣農民協會和城防第一赤衛隊，并武裝了城區赤衛隊。十五日，紅四軍前委開會布置跳出外線，出擊閩中。十六日至十九日，分兩批離開漳平。
閩中，是福建土著軍閥盧興邦的地盤。他有十幾個團，上萬的人馬，還有個可造槍彈的兵工廠。他依仗着人多槍多，霸占着閩中、閩北和閩西二十多個縣，同國民黨福建省政府主席楊樹莊分庭抗禮。(18)當紅四軍人閩時，他的部隊據守在各個縣城裡，以逸待勞。前委發動黨員進行讨論，廣泛聽取群衆對作戰的意見。“朱德軍長冷靜地分析了形勢，集中大家的意見，決定暫時不與盧興邦匪部交戰。好在紅軍與盧部沒有直接打過仗，還可以‘禮尚往來’。在大田縣城附近，朱軍長派出信使到盧興邦司令部，稱‘借道過境’，盧興邦這個‘山大王’畢竟老好巨猾，怕我們‘暗渡陳倉’，借口‘本鄉地僻土瘠’，沒有答應。”(19)八月二十日，朱德率紅四軍第二、三縱隊圍攻大田縣城不克，又轉入永春、福鼎一帶。
這時，閩中、閩西的形勢對紅軍都不利，加上盛暑高溫，病員急增，紅四軍第二、三縱隊在二十天内接連攻占了甯洋、漳平兩縣後，國民黨當局立即從德化、安溪、華安等地調兵向紅軍進攻。閩西特委這時也寫信給紅四軍前委，要求“調四軍回閩西，在漳平一帶工作。”
八月二十八日，紅四軍突然回師到漳平境内的楊美村駐宿。第二天。在當地農民帶領下，從溪南後面的打鼓嶺發動襲擊，一舉占領溪南圩，全殲張貞部的張汝諒靡桓鐾牛擊斃團副一人，俘敵二百餘人，繳獲大批槍枝彈藥。
紅軍乘勝前進，在八月三十日第二次攻占漳平城，又消滅張汝烈桓鐾牛俘敵一百多人，繳獲一部分軍用物資。當時，《時報》有一段報導：“二十九日朱德突率部二千餘猛襲漳平，甯洋也同時受襲。漳平守軍以朱已遠去，無戒備，且衆寡不敵，應戰一日，至三十日遂不支，退至永福。朱部複陷漳平。”
(20)
朱德率領紅四軍第二，三縱隊在漳平一帶活動二十八天，足迹遍及十三個鄉鎮，近百個村莊。紅軍紀律嚴明，所到之處一律住宿在詞堂、廟字、橋亭、市場等公共場所，買賣公平，一律付現款。有時用了群衆的東西，群衆不在家，就留下信和錢。有的紅軍戰士用了楊美一家糧店的米，老闆不在家，就在牆上寫下：“老闆：你不在家，你的米我買了二十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觀泗老闆手禮（裡）。”有些紅軍戰士喝了茶水，也留下銅闆和銀毫子。
當地人民群衆盛贊紅軍戰士紀律嚴明。
張貞的“進剿”部隊本來兵分兩路：一路進攻漳平，一路再陷龍岩。當朱德率部回師閩西，再克漳平後，龍岩的守軍棄城而逃。九月六日，紅四軍重占龍岩。這樣，三拾會剿”中力量最薄弱的閩軍張貞部己被擊破。粵、贛兩軍無心戀戰，也各自撤回本剩八月底，蔣介石對閩西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會剿”便以失敗而結束了。
朱德率領紅四軍第二、三縱隊出擊閩中，時間隻有一個月，取得了重大勝利。
回師閩西後，朱德率領紅四軍第二、三縱隊到上杭白砂同第一、四縱隊會合，準備攻打上杭城。
上杭，位于汀江中遊，汀江繞城而過，城垣三面環水，有磚石建造的三丈多高的堅固城牆，易守難攻，素有“鐵上杭”之稱。上杭是閩西重鎮，曆來為兵家必争之地。當地流傳着一首民謠：“鐵打上杭，固若金湯。東無退路，西無戰場，南有河道，北有池塘。囑咐子孫，莫打上杭！”
那時盤踞在上杭城裡的是盧新銘部的福建省防軍第二混成旅。盧新銘是上一年長嶺寨戰鬥中被紅四軍打敗後逃到上杭的。
九月十八日，朱德率紅四軍和地方武裝一萬餘人秘密向上杭運動前進，前委會作了周密布置，同城内的黨組織取得聯系，并要求各地赤衛隊配合攻城。第二天，朱德帶着有關人員登上山頭，仔細察看地形，制定具體的攻城方案。紅軍主力部隊，趁夜間能見度低，由當地赤衛隊帶路，從汀江上遊水淺處渡過汀江。第一縱隊攻西門，第二、三縱隊主攻北門，第四縱隊在赤衛隊配合下攻東門，另一部分赤衛隊佯攻南門。
戰鬥打響時，盧新銘部還蒙在鼓裡。當赤衛隊乘着無數竹筏，劃過汀江，用機關槍和土槍進行轟擊，同時在洋鐵筒裡燃放鞭炮。盧部分不清真假，隻得扼守城池，胡亂放槍。當第一縱隊的炮火把守軍的主力引到西面後，第二、三縱隊立刻在北門發起猛攻。朱德在北門外一個小高地上指揮作戰。紅軍戰士架起雲梯，翻入城内。當盧新銘發覺中計，調兵增援北門時，北門已被突破，紅軍戰士和赤衛隊員蜂擁入城。朱德也随軍進入上杭。這次戰鬥，除盧新銘帶着十幾個貼身警衛從南門沖出重圍逃走外，城内守軍全部被紅軍俘獲。二十日，朱德在縣衙門前的廣場上主持召開了上杭軍民祝捷大會。
紅四軍打下上杭，不僅粉碎了三拾會剿”，而且又為紅軍争得了一個休整的機會。紅四軍人數發展到七千人，每個縱隊由兩個支隊發展為三個支隊。
九月下旬，朱德在上杭城太忠廟主持召開紅四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
召開這次會議的本意，是想解決“七大”所沒有解決的一些争論問題。但是，由于前委領導不健全（陳毅已去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尚未回來，毛澤東在閩西特委所在地蚊洋養病），會議又沒有做好必要的準備，在事前不能拿出一個意見，就讓大家讨論。結果，會議開了三夭，七嘴八舌，毫無結果。這時，大家都感到毛澤東離開後“全軍政治上失掉了領導的中心”，便聯名寫信請毛澤東回來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歡迎毛澤東回前委工作。但毛澤東沒有回到前委。
正在這時，廣東的政治局勢又發生重大的動蕩。九月十六日，張發奎在湖北宜昌通電響應汪精衛的反蔣活動，率部南下，試圖配合廣西俞作柏部進攻廣東。十天後，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在南甯就任“護黨救國軍總司令”，通電反蔣，同擁蔣的廣東軍閥陳濟棠開戰。有着長期革命曆史的廣東東江地區的農村遊擊戰争重新活躍起來。中共中央鑒于時局的變化，在九月二十八日寫信給紅四軍前委，要求他們利用兩廣軍閥混戰的有利時機南下，同時也估計到局勢發展有幾種可能性，允許他們可以根據情況靈活地采取行動：“在軍閥戰争開始爆發之際，紅軍應以全部力量到韓江上遊閩、粵邊境遊擊，以發動群衆。至兩廣軍閥混戰爆發東江空虛時，紅軍可進至梅縣、豐順、五華、興甯一帶遊擊，發動廣大群衆鬥争，并幫助東江各赤色區域的擴大，相機圍繳敵軍槍械，集中東江各縣赤衛隊建立紅軍。”“如軍閥戰争結束較快或蔣系軍隊得勝時，紅軍仍留粵、閩、贛邊界一帶遊擊，以發動群衆。”(21)但福建省委在十月六日給閩西特委轉給紅四軍前委的信中卻隻提出全軍開往東江的要求：“當此兩廣軍閥混戰爆發，廣東西北江風雲緊迫，東江防地較弱，同時東江豐順、大埔、五華、興甯、海陸豐等地廣大工農群衆起來作劇烈的鬥争時，省委同意中央對前委的指示，朱毛紅軍全部立即開到東江，幫助東江廣大群衆的鬥争。”(22)“開往東江并不是放棄閩西，反是，要擴大我們的工作到東江來，與閩西互相呼應，取得很好的聯絡，使閩西、東江連成一片。”(23)“四軍開往東江的路線是應當加緊向梅縣、大埔、豐順、興甯，五華前進，與海陸豐聯絡起來。”(24)并主張“在這次鬥争中要盡量擴大紅四軍本身的力量，充實本身的基礎，同時要幫助東江群衆建立并擴大群衆的武裝組織。”(25)省委還派謝漢秋前去巡視工作。
朱德對進軍廣東原來是一直持慎重态度的。這年四月十五日，東江特委曾給紅四軍寫信，提出東江反動軍隊因蔣桂混戰而調走一部分，計劃發動東江暴動，但又覺得自己力量不足，要求紅四軍前往幫助。朱德在五月三日給他們寫了回信，說：反動軍隊因蔣桂混戰而調走一部分，這是各地皆同的現象。“東江目前宜用遊擊戰争去發動群衆鬥争”，不要“輕易去攻打城市”和“忙着公開幹起來”。他又說：江西反動勢力在全國是比較弱的，黨組織有普遍發展的趨勢，群衆基礎也比較好。因此，“紅四軍在贛南工作緊急，不能分兵遠征，因為分了兵，力量就不好了，每易被敵人各個擊破。我們希望你們不要把我們力量估計得太大。”(26)但這次福建省委說是中央要求紅四軍全部開到東江去，而且兩廣軍閥混戰的爆發看起來似乎确是一個機會。
這樣，他們雖仍覺得自己的力量不足，但還是遵照執行了。
十月十三日，福建省委派來巡視的謝漢秋抵達上杭。紅四軍前委決定：“立即調三個縱隊向潮梅布置遊擊，準于十月二十日集中粵邊，十月二十一日以後，進攻蕉嶺，占領蕉嶺後，仍用遊擊戰争發動群衆起來鬥争推進，與閩西确取聯絡，留一個縱隊（第四縱隊）紅軍在閩西堅持遊擊戰争。”前委将這一決定報告了中央。并提出由于陳毅去中央未返回四軍，而毛澤東又久病未愈，“尚不能行走，此次去東江，尚不能出發”，紅四軍領導力量單薄，希望中央派“粵省委、東委重要同志來指示我們的工作。”(27)從十月十五日開始，紅四軍第一、二、三縱隊依照前委的命令，分别向閩粵邊境出擊，第四縱隊留在閩西堅持遊擊戰争。
國民黨在廣東的軍事力量，比閩西和贛南要強大得多。紅四軍剛進入粵東，有着較強戰鬥力的粵軍第七旅陳維遠部就從潮汕開往韓江上遊堵截。紅軍在廣東的第一仗就遭受嚴重的挫折。十月二十日，前委由上杭抵武平象洞後，獲悉劉安恭指揮的第二縱隊在進攻廣東大埔的虎市時“過于輕敵（前委沒有指示他們去做，這一行動并且影響到整個工作計劃）”，“是役犧牲了司令官劉安恭及其他重要官長二三人、士兵二十餘人，傷數十人，為四軍人閩以來未有之損失。”(28)在失利的情況下，紅四軍改變原有計劃，轉攻梅縣松口。這時，粵軍陳維遠部一個團已搶先占領了松口，紅軍不得不取道蕉嶺，轉平順、五華，以便引誘粵軍到赤色區域内加以消滅。
十月二十二日，陳毅從上海經香港到達廣東梅縣的松源，回到前委機關。
陳毅帶來了在周恩來主持下、由陳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來信”）。周恩來對紅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和前委擴大會議在處置紅四軍領導内部分歧問題時的缺點提出了四點批評：第一，紅軍生長于敵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應是對付敵人。前委沒有引導群衆對外鬥争，自己不提辦法，而将間題交下級讨論，客觀上有放任内部鬥争、關門鬧糾紛的精神。第二，沒有從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線，使同志們得到一個政治領導來判斷誰是誰非，隻是在組織上來回答一些個人問題；第三，這次擴大會議、代表會議的辦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權力；第四，對朱、毛問題沒有顧及他們在政治上責任的重要，公開擺到群衆中，沒有指導的任意批評，而一般同志的批評大半又是一些唯心地推測，這樣不但不能解決糾紛，而且有使糾紛加重，并且指出：朱、毛兩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澤東仍任前委書記，并須使紅四軍全體同志了解并接受。在中央“九月來信”中，對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紅軍的任務、紅軍中糾正一切不正确的傾向、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等問題都作了重要的指示。
二十二日晚，朱德和陳毅率領紅四軍三個縱隊，從松源出發，在次日抵達蕉嶺，經偵察得知梅縣城内沒有重兵把守，隻有一支人數不多的警衛隊。
二十五日，紅四軍向梅縣進發，守軍棄城而逃。紅軍人城後，立即釋放被關押的革命同志和工農群衆，并召開群衆大會。前委與縣委召開會議，準備成立東江革命委員會。但第二天粵軍三個團突然句梅縣猛烈反撲，紅軍碎不及防，被迫撤至豐順邊界。這時，前委才得知兩廣戰争已經結束，粵軍已有可能騰出更多力量來對付入粵的紅軍。東江地區原來留有蔣光鼐部兩旅，陳濟棠又将蔡廷锴部從梧州調回東江，力量對比紅四軍日漸不利。
但前委那時又接到一個錯誤的情報說，粵軍占領梅縣後，隻留一個教導團駐守縣城，于是又決定在三十一日第二次攻打梅縣。這個情報并不準确，事實上粵軍的守城兵力大大超過一個團。紅軍“本想一鼓而下，卒因包圍大緊，敵遂憑城死守”，(29)加上第一縱隊未能及時完成迂回任務，使第三縱隊陷入孤軍作戰。戰鬥持續了七個小時，仍不能攻破梅縣縣城。
冒進東江，攻打梅縣，給紅四軍造成重大損失。在回師閩西的途中，原來在上杭收編的俘虜兵大部分逃走了。紅四軍的兵力損失三分之一，減員約一千多人，第一、二、三縱隊隻好實行縮編，這是繼“八月失敗”後，紅四軍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損失。這次失敗，首先是由于對廣東局勢作了不正确的估計，以為兩廣戰争一起，粵軍主力西調，東江空虛，紅軍正可趁機進入東江。沒想到兩廣戰争那樣快結束，粵軍能以重兵對付紅軍。朱德後來說：“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以後，部隊入東江，此次行動失敗，原因又是方向錯了。
當時上海黨中央命令紅四軍人東江打蔣光鼐、蔡廷锴，打梅縣，配合張發奎入廣東的反蔣戰争。這個主觀主義的命令，我們執行了，所以又遭失敗。”
(30)他還說：“這是接受主觀主義瞎指揮的第二次的失敗教訓。”(31)失敗的第二個原因，是由于孤軍深入，缺乏群衆配合，并沒有弄清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匆匆攻人，匆匆退出，又匆匆反攻，結果受到嚴重損失。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初，紅四軍大隊撤離東江地區，經贛南的尋烏回師閩西。十八日，到達上杭官莊。前委在官莊召開會議，陳毅在會上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和周恩來的口頭指示，對全軍指戰員特别是紅四軍的領導幹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朱德表示堅決擁護中央指示，歡迎毛澤東重回前委工作。
十一月二十二日，紅四軍再占長汀後，前委寫信給毛澤東并告訴他中央“九月來信”和周恩來代表中央所作口頭指示的精神，請他回前委主持工作。
毛澤東的健康雖然沒有完全恢複，還是立刻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視員謝同志從蚊洋到汀州，與四軍會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
(32)二十八日，毛澤東在長汀寫信向中央報告他已回前委工作。
當天，毛澤東在長汀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福建省委巡視員謝運康和東江特委代表也趕來參加。這次擴大會議除同意官莊會議的決議外，更深一層地檢查了紅軍的一般情況，決定紅軍的整頓和訓練計劃，認為如不加緊紅軍的整頓和訓練，要完全執行黨的政策是困難的。會議認為：“閩西已有八十萬赤色群衆足以掩護紅軍”，定能“打破會剿局面”，求得“出路”。(33)擴大會議根據“九月來信”精神和周恩來的口頭指示，決定召開紅四軍的第九次代表大會。
為了開好這次代表大會，毛澤東、朱德、陳毅在長汀會議後，立即開展調查研究工作。毛澤東還在長汀召開工人座談會，征求他們對紅軍的意見。
十二月三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進駐連城縣新泉。他們在新泉的望雲草堂進行了為期十天的政治、軍事整訓。
毛澤東、陳毅為了解部隊真實情況，冒着嚴寒深入到連隊座談，同到會同志展開讨論。大家無拘無束，暢所欲言。毛澤東十分重視對黨内情況的調查，多次召開各級黨組織書記、組織委員、宣傳委員和各級黨代表的會議。
他還帶領一些幹部到周圍農村進行社會調查，力起草紅四軍“九大”的決議準備了豐富的材料。
朱德負責軍事整訓，他克服各種困難，舉辦了基層軍事幹部訓練班，親自上課，言傳身教，開展軍事技術、戰術訓練。他還主持制訂了紅軍的各種條例、條令等法規，為克服紅四軍内的各種錯誤傾向和提高戰鬥力，也為開好紅四軍黨的“九大”創造了條件。
在新泉整訓期間，前委得知國民黨又調集閩、粵、贛三省兵力，仍以金漢鼎為總指揮，部署對紅四軍和閩西蘇區的第二次“會剿”。十二月中旬，金漢鼎部再占長汀，向連城新泉一帶逼近。前委為了集中力量開好“九大”，決定留下一部分部隊在新泉一帶警戒從江西來犯的敵軍，其餘部隊向蘇區中心後退一步，以便安全地舉行“九大”。
紅四軍的領導機關這時移駐上杭的古田鎮。古田是上杭縣北部的一個大集鎮，也是上杭、龍岩、連城三縣交界的地方，有三條大道與外界相通，地勢險要，易守難攻。這裡的群衆發動得比較好，已建立起蘇維埃政權，有很好的群衆基矗前委選擇在這裡開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是比較理想的。
十二月二十八日，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毛澤東、朱德、陳毅主持下召開。會議地點在古田鎮的曙光小學（原為廖氏宗祠）。出席大會的代表共一百二十多人，包括一些基層幹部和士兵代表。大會秘書長陳毅主持會議，毛澤東代表前委在會上作了關于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的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和中央關于反對托陳取消派的決定，還作了廢止肉刑和槍斃逃兵的報告。代表們熱烈讨論了中央“九月來信”和會議的各個報告，共同總結經驗教訓，進一步統一了思想認識。
最後，一緻通過《中國共産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其中包括關于糾正黨内非無産階級意識的不正确傾向問題決議案等。
這次代表大會選舉出新的前委，毛澤東、朱德、陳毅、李任予、黃益善、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十一人為正式委員，楊嶽彬、熊壽棋、李長壽三人為候補委員，(34)毛澤東為前委書記。
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所以能夠産生，是由于有中央“九月來信”的正确指導，有毛澤東對紅四軍建軍經驗作出的深刻總結和紅四軍“七大”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以及會前認真的調查研究和充分準備。
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即人們常說的“古田會議決議”，作為一個綱領性文件，在人民軍隊的建軍史上産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九大的影響，深入在四軍同志的腦中，的确九大是四軍黨第一幕重要曆史。”(35)在古田會議決議精神指導下，紅四軍内部消除了意見分歧，統一了思想。
會議一結束，朱德、毛澤東立刻率領這支軍隊，踏上新的征途。
當古田會議正在進行的時候，蔣介石調集閩、粵、贛三省軍隊對閩西革命根據地進行的第二次“三省會剿”已步步進逼。參加這次“三省會剿”的軍隊共十四個團，在金漢鼎統一指揮下，分三路向閩西革命根據地進犯。形勢非常嚴峻。朱德、毛澤東決定利用三省軍隊的内部矛盾，各個擊破，打破這次“三省會剿”。
這時，紅四軍面對一個嚴重問題：給養困難。中共紅四軍前委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敵人“過年後，即開始分道向赤色區域進攻，紅軍已定了計劃，于最近分别來破敵人，但有一當前人問題，即是全軍給養，業己告罄，當此敵情吃緊之際，若不能等數日内籌得一筆款子，??則在閩西久頓，将生困難。”(36)一九三○年一月五日，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第一、第三和第四縱隊，由古田北進連城，準備在這裡籌款。毛澤東率領紅四軍前委和第二縱隊暫留古田，并在小他附近誘敵，掩護主力北進。
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進到距古田五十裡的廟前時，獲悉國民黨軍隊已步步進逼：在長汀和上杭的贛軍金漢鼎部準備進攻廟前、新泉；在龍岩的閩軍劉和鼎部已向西進至小池和大池附近，準備進攻古田；粵軍陳維遠部已北進至永定、武平地區。形勢越來越嚴重。朱德從容不迫地仍按原定計劃率部在一月六日趕到連城，立即着手籌款。兩天後，贛軍從新泉跟蹤追到連城縣境，切斷了朱德率領的紅四軍主力同暫留古田的毛澤東部之間的聯系。
在這個緊急時刻，朱德和紅四軍其他領導幹部對形勢進行了冷靜的分析，認為：如果紅四軍在這時離開閩西轉入江西，可以迫使這次“會剿”主力的贛軍金漢鼎部回援江西。這樣，閩西受到的敵軍壓力便會大大減輕，閩西革命根據地也可以得到鞏固和擴大，對閩西的工作是有利的。而紅四軍進入江西後，又可以打通閩西、粵北、贛南三角地區的聯系，擴大革命根據地。
根據這個分析，朱德在同毛澤東聯系後，果斷地決定實行戰略轉移，移師江西，威脅金漢鼎部後方，調動贛軍回援贛南。一月九日，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從連城出發，經清流、甯化向江西急進。次日到達甯化。從繳獲的金漢鼎命令中得知，國民黨軍隊這次“三省會剿”計劃原來準備分七路圍攻新泉，并約定在一月四日同時出動。由于紅四軍已離開新泉，結果撲了個空。
由于軍情緊迫，紅四軍主力在甯化并沒有停留多久，便向西翻越武夷山，冒着嚴寒，日夜兼程，進入江西石城縣境。在石城，朱德宣傳紅四軍在閩西開辟的大好革命局面，号召群衆組織起來，進行武裝鬥争。一月十六日，朱德率部攻占石城以北的廣昌縣城。攻占廣昌後，已有可能繼續向北推進，再克南豐、南城、臨川（撫州），逼近南昌。但由于紅四軍的目标是盡快打通閩、贛、粵三省的聯系，并同中共贛西特委、江西紅軍第二和第四團會合，朱德決定不北上進攻南豐、南城、撫州，而是向西開赴甯都的東韶地區，準備在這裡小憩兩日後，再部署下一步的行動，這時，毛澤東也率領紅四軍前委和第二縱隊離開古田北進，經連城、清流、甯化、歸化（今明溪）縣境，西越武夷山到達廣昌，在一月二十四日來到東韶地區，同朱德率領的紅四軍主力會合。
朱德、毛澤東率領紅四軍離開閩西進入江西後，參加“三省會剿”的國民黨軍隊頓時失去了目标。閩軍發生内江，紛紛撤離閩西；贛軍因後方受到威脅，把主力撤回贛南；粵軍見閩軍和贛軍都已撤走，也随着撤離閩西。閩西的地方紅軍乘機反攻，收複龍岩、永定等縣城。國民黨軍隊對閩西革命根據地的第二次“三省會剿”就一無所獲地被粉碎了。
朱德、毛澤東率領紅四軍四個縱隊在東韶地區會合後，立刻決定在贛南分兵發動群衆，深入土地革命，開展遊擊戰争，擴大革命根據地，預定分兵十五天。這是紅四軍在古田會議後的第一次分兵，各縱隊都按照古田會議所規定的各項原則開展工作，在很短時間内取得很大成績。第一和第三縱隊在朱德、毛澤東率領下，先後攻克樂安、永豐。第四縱隊發起甯都戰役，殲敵三百多人，占領甯都縣城，并幫助中共甯都縣委分配土地，組織蘇維埃政權，建立赤衛隊，發展蘇區。
這時，蔣介石同控制着晉、察、冀、綏和平、津六省市的閻錫山的關系日趨緊張，中原大戰已一觸即發，因而将第七師由江西調往皖北，在江西境内隻留下第十二師、第八師兩個旅和第五十師一個旅，兵力大大減弱。而江西的革命武裝力量卻發展壯大了。一九三0年一月，江西紅軍獨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團等地方武裝，在東固地區合編為紅軍第六軍（同年七月改稱第三軍），以黃公略為軍長、劉士奇（不久改為陳毅）為政治委員，在吉安到泰和一線的贛江兩岸活動。紅五軍主力也由湘鄂贛地區開到贛西南的吉安、泰和一帶活動。
為了抓住這一有利時機，促進贛西南革命形勢的發展，一九三○年二月六日至九日，在毛澤東指導下，中共紅四軍前委、贛西特委、紅五軍軍委和紅六軍軍委，在吉安的陂頭村舉行聯席會議（即“二七會議”）。朱德留守藤田主持軍事工作，沒有出席這次會議。聯席會議分析了形勢，提出三項任務：“1.擴大蘇維埃區域，特别提出奪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深入土地革命；3.擴大工農武裝。”(37)為了加強黨的集中領導，聯席會議決定擴大原由中央任命的指導紅四軍及它所到之處的地方工作的前委的任務，統一領導紅四軍、紅五軍、紅六軍和贛西、贛南、湘鄂贛、閩西、東江地區的工作。同時，調整了前委的組織，由十六人組成，毛澤東任書記，毛澤東、朱德、曾山、劉士奇、潘星源五人為常委。紅四軍成立軍委。為了培養軍事幹部，聯席會議決定成立紅軍第六分校，由朱德任校長、毛澤東任政治委員。
會後，興國等六個縣的全境和永豐等縣的部分地區全面展開分田運動。
廣大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滿足了他們的根本利益，從而極大地調動了他們支援革命戰争、保衛和建設革命根據地的積極性。毛澤東後來談到這次聯席會議時說：“一九三0年二月七日，在江西南部召開了一個重要的地方黨會議，讨論蘇維埃今後的綱領。”“對于這個新的綱領，農民報以熱烈的擁護，這有助于我們在後來的幾個月中打敗國民黨軍隊圍剿的鬥争。”(38)根據“二七會議”的精神，在軍事行動方面，前委計劃集中兵力奪取吉安。為了實現這一計劃，“二七會議”剛結束，朱德、毛澤東立刻率領紅四軍由藤田地區向吉安推進，同黃公略率領的紅六軍會合，準備先占吉水，後取吉安。
蔣介石得知朱毛紅軍逼近吉安，急忙命令成光耀旅死守吉安，金漢鼎部伺機占領甯都，湘軍朱耀華旅開至樂安，戴嶽旅在南豐、樂安之間集結。同時，急調湖北的唐雲山部獨立十五旅匆匆趕到江西，在二月二十日到達吉水縣城至烏江鎮一線。國民黨軍隊對紅軍形成包圍圈，形勢驟見嚴重。
朱德、毛澤東分析了這一态勢後，認為紅軍不宜繼續向北推進。吉水地處烏江北岸，不易涉渡。這一帶又是當地地主掌握的會道門武裝紅槍會活躍的地區，紅軍不便在此作戰。于是決定放棄原來攻占吉水的計劃，改為誘敵深入、相機殲敵，将全軍撤至富田休養待機。唐雲山部發現紅軍向富田撤退，不知是誘兵之計，當其他各路國民黨軍隊還在原地未動時，便孤軍深入，分三路向富田冒進。二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澤東指揮紅四軍，在紅六軍第二縱隊配合下，開始投入戰鬥。他們以一部兵力從側後迂回，牽制右路和中路敵軍，集中兵力向進至水南的左路敵軍發起猛烈攻擊。這次戰役殲滅唐雲山獨立第十五旅大部，旅長唐雲山被擊傷，俘虜一千六百餘人，繳獲武器很多。
這是古田會議後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軍事勝利。後來，朱德在談到這次戰役時說，“蔣介石派唐雲山一個旅二十四個連，還附有炮兵來攻我們這樣多的人，我們先誘他到了吉安的富田，然後拿一部分兵力；由左面繞包直夏，正面一打就繳了槍了。正在需要槍的時候，又闊起來了，人也得到了補充，迫擊炮什麼都有了。一方面我們得到了會合，一方面又有人送來這麼多财富。”(39)這一勝利，有力地促進了贛西南革命形勢的發展。不久，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
打垮唐雲山部以後，前委和贛西南特委在水南召開聯席會議，讨論下一步的軍事行動。聯席會議決定，紅軍經廣昌入福建建甯，取得給養補充後，再看事态變化來決定以後的行動。根據這一決定，朱德、毛澤東率領紅四軍和紅六軍第二縱隊，在三月十日到達東固，準備向廣昌開進。這時，獲悉興國和雩都（今于都）一帶沒有敵軍。雩都北鄉群衆正準備攻打上圍子裡的靖衛團。朱德、毛澤東決定改變原來的計劃，不去廣昌，而乘興國、雩都一帶空虛之機移師興國。
到興國後，又得悉原駐贛州的金漢鼎部已全部調往福建去打地方軍閥盧興邦，贛州空虛。朱德、毛澤東于是決定留紅六軍第二縱隊在興國發動群衆，紅四軍準備“以強攻之決心，施行奇襲之手段”，乘虛攻打贛州。但進攻贛州的戰鬥開始後，才發現得到的情報并不準确。本來，“屢據各方來報，有謂城中無敵，僅靖衛團百人，有謂城中敵人僅一營者，緻使指揮官之判斷敵方兵力誤為一營，實則城内之敵為七十團全部（三營，每營步三連、機槍一連）”。(40)守軍數千人，憑險閉門拒守。
三月十六日，朱德、毛澤東指揮部隊從東門、南門、西門三面發起攻擊。
由于守軍頑強抵禦，加上城周圍有二十餘裡大河環繞，無法靠近城牆，紅軍又缺乏攻城的重武器，久攻不克，隻得撤圍。
三月十八日，毛澤東、朱德和前委在贛州城郊的樓梯嶺，發布第三号《前委通告》。《通告》在分析當前形勢時指出：“吉安、吉水、永豐一帶現有成光耀、朱耀華、鄧英三旅及唐雲山殘部，蔣系因對閻作戰雖不能分兵到江西，但即此三旅以上兵力，使四軍暫時不能走北進的路。”又指出：“金漢鼎師向福建開，目的在與劉和鼎夾擊盧部（盧興邦部――作者注）進占福州。
贛南、閩西空虛，給我們以争取群衆，打通三省聯系的好機會。”(41)鑒于蔣介石正忙于在北方準備同閻錫山、馮玉祥部作戰，一時無力顧及南方，金漢鼎部主力又已入閩。《前委通告》在分析形勢後，提出應該抓緊這個時機，實行“分兵遊擊”的方針，對紅四軍、紅五軍、紅六軍的行動作了新的部署：以三個月力期，分散在贛南、贛西、閩西、東江、湘鄂贛等廣闊地域内，發動群衆，全面開展土地革命，分配土地，建設政權，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把閩、贛、粵三省的蘇維埃區域聯系起來。《前委通告》中指出在此時實行分兵的意義：“在現時這種環境之中，若仍采取大部隊集中行動的策略，顯然是單純軍事路線，違犯了争取群衆擴大蘇維埃區域的偉大任務。”(42)朱德、毛澤東是十分重視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的。三月十九日，朱德、毛澤東發布關于第一次攻贛州經驗教訓的訓令，從這次沒有能攻下贛州城的原因中，總結出六條經驗教訓：一是對敵情判斷不準确；二是對地形未預先觀察；三是事先未充分準備；四是上下決心不一緻；五是戰場報告不确實；六是不按時實行總攻；七是部分指揮官指揮不适當。訓令還要求各部隊都要召開軍官會議，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并報告司令部。(43)為了實現第三号《前委通告》的分兵計劃，朱德、毛澤東率領紅四軍第一、第二、第四縱隊，在三月二十一日到達南康縣的唐江鎮等地，第三縱隊回甯都發動群衆并開展遊擊戰争。
朱德、毛澤東率部到達唐江鎮以後，立即召開紅四軍幹部會議，部署下一步行動。并發布《關于整頓軍風紀律的訓令》，要求“各官兵一體遵照三條紀律六大注意，使紅軍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衆”。并強調：“凡違犯軍風紀者，無論大小，必予查究。”(44)這時，贛軍金漢鼎部第六十八團、第六十九團開來進攻紅四軍。朱德、毛澤東指揮紅軍經過激戰後，在三月二十三日攻克南康，二十五日攻克大庾。
在大庾，朱德、毛澤東先後召開信豐、南康、南雄等縣的共産黨組織負責人會議和大庾、信豐、南康、崇義、上猶、南雄六縣的共産黨活動分子會議，讨論發展武裝鬥争、進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等問題。朱德在會上就這些問題發表了講話。根據會議決定，成立紅軍第二十六縱隊，并建立這一地區的蘇維埃政權。
四月一日，紅四軍在贛粵邊境的梅嶺關同粵軍一個團遭遇，殲敵兩個營，俘虜數百人。朱德、毛澤東指揮部隊乘勝追擊，于當天攻克粵北重鎮南雄。
朱德、毛澤東在南雄得知贛軍金漢鼎部發生兵變，認為這是打擊敵人、擴大赤色區域的有利時機，立即率部回師江西，在十日和十六日先後進駐信豐和會昌。
到會昌後，朱德除指揮部隊作戰外，還進行調查研究，做群衆工作。四月二十日，他參加在會昌縣城召開的群衆大會後，又會見雩都盤古山礦工和靖石的農民三百餘人，指示他們組織以盤古山礦工為主力的紅軍第二十二縱隊。四月下旬，朱德和毛澤東在會昌縣的筠門嶺召開手工業座談會，調查了解手工業工人的生産和生活情況。
為了打通贛南蘇區和閩西蘇區的聯系，朱德、毛澤東率領紅四軍第一縱隊和尋烏縣的紅十團，攻克尋烏的澄江，俘敵一千餘人。接着又攻克尋烏縣城，掃清了通往閩西的道路。以後，以尋烏為中心，在江西安遠和廣東平遠一帶發動群衆，開展遊擊戰争。
由于革命根據地日益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力量不斷發展，建立一個統一的軍事指揮機構的問題提出來了，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指示，成立紅四軍、紅五軍、紅六軍總指揮部，“以朱德同志為總指揮，以統一軍事行動計劃。”(45)從此，朱德除指揮紅四軍外，還指揮紅五軍和紅六軍作戰。
到五月間，古田會議召開已近半年。為了總結近半年來貫徹執行古田會議決議的經驗，朱德、毛澤東在尋烏縣的馬蹄崗，召開紅四軍大隊以上幹部會議。會議總結出紅軍管理教育的六條原則：第一，幹部要處處以身作則，做戰士的表率；第二，幹部要深入群衆；第三，幹部要時刻關心戰士，體貼戰士；第四，幹部要學會發動戰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說服教育重于懲罰；第六，宣傳鼓動重于指派命令；第七，賞罰要分明。這六條原則，是朱德，毛澤東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的重要經驗。它對以後紅軍的建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個月的分兵發動群衆和全面開展土地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經過分田運動，贛西南的農村中出現了一場真正的社會大變動，社會結構和階級都發生根本變化，農民的革命和生産積極性普遍高漲，踴躍參加紅軍。沒有這樣一場廣泛而深刻的農村社會大變動，革命根據地的鞏固是不可能的。
這時，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局面也有了很大變化。閩西的分田運動早已開始，當紅四軍回師贛南、迫使國民黨軍隊結束對閩西的第二次“三省會剿”後，閩西革命根據地在地方黨的領導下也有了發展：成立了閩西蘇維埃政府，由鄧于恢擔任主席；組建了紅十二軍，由伍中豪（後改羅炳輝）任軍長，鄧子恢（後改譚震林）任政治委員；普遍地分配土地，深入土地革命，同樣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一九三0年五月，鑒于蔣介石同閻錫山、馮玉祥之間的中原大戰全面爆發，無力顧及南方各省，福建的地方軍閥張貞、盧興邦、劉和鼎之間又正在自相火并，紅四軍主力決定按原定部署第三次入閩，打通閩贛之間的聯系，并取得經濟給養的補充。
六月的贛南，驕陽似火。紅四軍全體指戰員頭頂烈日，在朱德、毛澤東率領下，由尋烏出發，向閩西開進。他們一踏上閩西的土地，便在上杭官莊擊潰剛在兵變中脫離金漢鼎部的周志群新編第十四旅，占領武平、長汀縣城，當時的《紅旗日報》記述道：“朱毛這次到長汀，群衆的歡聲如潮湧，男婦老幼均持斧鐮紅旗歡迎，市面上頓現一番新氣象。”(46)朱德、毛澤東率領紅四軍曆時半年的轉戰，擴大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并把這兩塊赤色區域連成一片，為以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矗同時，在轉戰中，發展了紅軍和地方武裝力量，為以後實現由以遊擊戰為主向以運動戰為主的戰略轉變創造了有利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