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面對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指導
中共六大結束後的兩年間，在全國範圍内出現革命走向複興的局面。從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情況來說，一九三○年上半年，不僅贛南、閩西蘇區和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軍有了迅速發展，湘鄂西、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廣西的左右江、廣東的東江和瓊崖等蘇區和紅軍也有相當的發展。全國已建立起十幾塊蘇區，紅軍發展到十萬人左右，共十三個軍，整個革命形勢蒸蒸日上。
這年五月間爆發的蔣介石同閻錫山、馮玉祥之間的國民黨新軍閥大混戰，不論從規模上，還是從持續時間上說，都是空前的。雙方參戰兵力達一百萬人以上，在東起山東，西至湖北，南迄湖南的數千裡的中原大地上，相互厮殺達半年之久，直到這年十月間才以閻、馮的失敗而告終。這次中原大戰，給全國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各派軍閥之間的大混戰，一方面激起廣大人民群衆的強烈不滿；另一方面也使蔣介石不得不把不少原來用以進攻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軍隊抽調到北方前線作戰，拿江西來說，隻留下第十八師、新編第十二師和獨立第十五旅大部。這對革命力量的發展是很有利的。
然而，這時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部長李立三，卻被有利的革命形勢沖昏了頭腦。他錯誤地估計形勢，認為全國的革命高潮已經到來，不承認全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沒有看到整個力量對比仍然是敵強我弱，過高地估計革命力量。原來在黨内就已存在着的“左”傾冒險主義傾向迅速地發展起來了。
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六次會議在讨論紅軍的行動問題時，認為“在紅軍中不僅是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務，紅軍應更集中地向中心城市發展，便于全國政治有影響。如隻束縛在深入土地革命上，必然限制在農村中，朱毛就是如此。”并強調：“我們現在應集中紅軍攻堅。”
①在三月十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九次會議上，李立三又明确提出：“朱毛應向江西發展，與江西的紅軍彙合，奪取江西的政權，以便配合武漢的暴動。”會議确定的基本方針是奪取中心城市。有人在會上提出：“朱毛紅軍要向江西的南昌發展。”并把朱德、毛澤東領導的遊擊戰争指責為“兜圈子主義”，提出要“批評他們的兜圈子主義。”②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四月三日，中共中央經中共粵贛閩省委轉給中共紅四軍前委一封信，傳達了政治局的指示。信中說：“目前的全國形勢，就全國範圍言，都無疑的走向革命高潮。”“革命力量的強大，顯示了一省或數省先勝利前途，當然先勝利前途之實現，無疑的即是全國的直接革命形勢，全國勝利的開始。”黨的總任務“是準備實現全國的總暴動”。要求紅軍“猛烈的擴大”，“堅決的向中心城市發展”。并強調說，這“是紅軍當前最主要的任務”。哪些地區和中心城市有首先取得革命勝利的前途呢？信中肯定地說：“目前首先勝利的前途，最顯著的區域，是湘鄂贛等省，而以武漢為中心。”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應該成為争取湘鄂贛先勝利的主要力量”。指出紅四軍的任務，“是加緊配合這三省的工作，與這三省革命的力量，謀得共同的發展，在協同動作之下彙合起來，以争取這三省的先勝利，也就是争取全國勝利的第一步。”這時，朱德、毛澤東正率領紅四軍在閩粵贛邊境同敵人作戰，開辟閩粵贛革命根據地。中共中央對朱德、毛澤東這一行動很不滿意。信中批評說：“‘造成閩粵贛三省邊境的紅色割據’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權’，這是你們曆來的觀念，在目前這是極端錯誤的了！前者是割據政策，是保守觀念，是沒有以全國勝利為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勢之下，自然是極端與黨的總任務相沖突的，而且割據保守更是失敗主義的表現。”信中指示紅四軍，“堅決執行向贛江下遊發展，配合整個革命的形勢與武漢首先勝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漢的勝利。”
在擴大紅軍問題上，中央對朱德、毛澤東和紅四軍前委也很不滿意。信中批評說：“四軍擴大紅軍的程度是極其微弱的，擴大的行程更是非常遲緩。”
其主要原因是“不自覺的受了保守觀念的支配，沒有猛烈擴大紅軍的決心”，提出要朱德、毛澤東“改變分散武裝農民的策略而為集中武裝農民建立紅軍的策略”③。
四月十五日，中央軍委又制定了《軍事工作計劃大綱》，提出。“目前我們對紅軍的策略是堅決的進攻，沖破保守觀念，糾正右傾危險，積極的向中心城市交通區域發展”。大綱對全國紅軍的行動都作了具體部署。其中要求紅四軍“轉變路線，猛烈的擴大，急進的向外發展，擴大全國的政治影響，使其成為全國紅軍的模範，現在應領導第三軍，協同動作，向着贛江下遊，奪取吉安、南昌”④。顯而易見，這裡所說的“轉變路線”，就是要紅四軍由過去實行的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正确路線，轉向直接奪取中心城市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
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環境下召開全國紅軍代表會議。會議決定把各地主力紅軍分别編成軍團，開始實行由遊擊戰争向正規戰争的轉變，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和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又在上海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第一次代表大會，讨論全國的蘇維埃政權的建設等問題。朱德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被選為大會名譽主席之一。李立三主持這次會議，在會上緻開幕同并作政治報告。這兩個會議，雖對紅軍和蘇維埃區域的建設和發展在某些方面有積極意義，但由于這兩個會議是在李立三的“左”的指導思想急遂發展的情況下召開的，所以，它的基調明顯地反映出這種“左”的錯誤。全國紅軍代表會議提出“紅軍革命的戰争隻有進攻，無所謂退守”。否定朱德、毛澤東從實踐中總結出來并行之有效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迫”的遊擊戰争十六字訣，說這些經驗“一般不适用”。并提出“要糾正上山主義、邊境割據的殘餘”⑤。在中華蘇維埃區域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目前革命形勢與蘇維埃區域的政治任務》決議案中，把過去的遊擊戰争指責為“農民錯誤意識的反映”。強調指出：“目前紅軍的戰略，是堅決進攻，以消滅敵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與交通要道發展。過去的不打硬仗，避免與敵人主力沖突，分散遊擊等的遊擊戰術，已經與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不相合了，必須堅決地糾正過來。”⑥這兩個會議結束不久，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李立三主持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這樣，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取得了統治地位。
這個決議在分析形勢時，武斷地認為：“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到我們的前面了。”在這種形勢下，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己“成為黨目前戰略的總方針”。決議批評朱德、毛澤東所堅持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要求猛烈地擴大紅軍。紅軍要堅決進攻打擊敵人的主力，向主要城市與交通要道發展，根本改變過去的遊擊戰術。而且要同主要城市的武裝暴動相配合，奪取政權，建立全國革命政權。“過去的遊擊戰術已經與這一路線絕對不相容，必須根本的改變過來。”在決議中，還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決議最後強調說：“執行這一總路線的最大的障礙，便是與這一總路線絕不相容的右傾觀念。黨必須堅決的與各方面的一切動搖的右傾觀念，特别是尾巴主義的傾向鬥争，是執行這一總路線的前提。”⑦不久，李立三又主持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準備“會師武漢”，“飲馬長江”。還将黨、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并為行動委員會，準備武裝起義。李立三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發展得更加完備。這次“左”傾錯誤在黨内統治的時間雖然隻有三個多月，但這種單憑主觀願望或想像、嚴重脫離實際的錯誤指導，使黨和紅軍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由于遠處上海的中共中央同各地紅軍和蘇區之間的交通十分困難，中共中央的“左”傾錯誤指導沒有能立刻對紅四軍産生影響。六月間，朱德、毛澤東率領紅四軍進入閩西後，利用戰争間歇時間，從六月十二日開始在長汀縣的南陽（今屬上杭縣），舉行中共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會議在十九日又移至長汀縣城進行，到二十二日結束，對閩西土地革命的分田政策、紅軍的整編和行動方針以及政治工作等問題作出了決議。六月十五日，正當朱德、毛澤東在南陽開會的時候，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出一封信。信中一開頭就嚴厲地指責說：“中央過去曾經屢次把新的路線傳遞給你們，寫了幾次信，同時又委托蔡申熙同志口頭傳遞??可是這一個路線，直到現在你們還完全沒有懂得，還是在固執你們過去的路線。”“你們固執過去的路線，主要的原因是你們沒有了解整個革命形勢的轉變。”又說：“現在紅軍的任務，不是隐于農村中作遊擊戰争，它應當積極進攻，争取全國革命的勝利，并且應當準備大規模的國内戰争以及與帝國主義的戰争”。“你們在今天還固執過去的路線，完全是錯誤了！因為革命形勢已經轉變。”“你們現在完全反映着農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來機會主義的錯誤。”“你們應當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錯誤，按照中央的指示轉變你們今後的路線。”“中央新的路線到達四軍後，前委須堅決按照這個新的路線轉變”。信的最後發出警告：“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⑧中共中央的這封信，紅四軍前委到十月份才收到。這封信中談到的問題，充分反映出朱德、毛澤東和紅四軍前委同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之間的嚴重分歧。六月二十一日，較早受中共中央委派的塗振農，由上海來到長停這時，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正在長汀縣城繼續舉行聯席會議。塗振農在聯席會議上作了兩天報告，傳達李立三的許多“左”傾冒險主義部署和中央關于整編紅軍的決定，并嚴格督促執行。在這種情況下，聯席會議不得不表示原則上接受中央的指示，并通過接受中央指示的決議。
根據中央指示，聯席會議決定将紅四軍、紅六軍（後改稱紅三軍）和紅十二軍合編為第一路軍（後改稱第一軍團），共兩萬多人，由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不久，又将閩西、贛南和贛西南的紅二十軍和紅三十五軍等地方部隊，歸屬紅一軍團建制。會議還根據中央指示，把原來決定向贛東遊擊、進攻撫州的計劃，改變為集中力量，積極進攻，準備奪取九江、南昌。
聯席會議雖然原則上接受了中央的指示，但朱德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根據自己多年的實踐經驗，對中央這個嚴重脫離實際的決定抱有懷疑，認為把地方部隊也編入正規部隊，離開蘇區去進攻中心城市，“蘇區就毫無防衛力量，門戶洞開，任憑占領，紅軍因此也就丢失了革命根據地。”⑨另一方面，對中央的指示他又不能不執行，一九三七年，朱德同美國作家史沫特萊談到過自己當時的矛盾心情：“毛澤東和我對于整個方案都表示懷疑，但是我們久居山區多年，能夠得到的有關國内和國際局勢的情報很不全面。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接受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分析，??中央委員會認為全國已經處在總起義的前夕，我們隻好接受。”他又說：“就我們所知，我們的部隊以及其他紅軍部隊力量既弱，裝備又不好。即或我們能夠攻占幾座工業城市，即或有些産業工人參加戰鬥，但能否堅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懷疑的。”“除了毛澤東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對李立三路線。我們别無選擇，隻有接受。”⑩盡管如此，朱德、毛澤東在執行中央指示的實踐過程中，始終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靈活處理，盡力避免使紅軍遭受大的損失。
六月二十二日，朱德、毛澤東向第一路軍發出由閩西出發向江西廣昌集中的命令。命令指出：“本路軍有配合江西工農群衆奪取九江、南昌以建設江西政權之任務，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軍開赴廣昌集中。”(11)這個命令既傳達了中央關于進攻九江、南昌的指示，又留有餘地，沒有對奪取九江、南昌作出具體部署。朱德。毛澤東經過慎重考慮，還決定将紅二十軍和紅三十五軍仍留在閩西和贛南蘇區堅持鬥争，保衛閩西和贛南革命根據地。這是具有遠見的決策。否則，閩西和贛南革命根據地将會因缺乏防衛力量被敵人輕易攻占而導緻嚴重後果。
當地群衆知道朱德、毛澤東将率領紅軍北上後，在長汀縣城南郊舉行歡送紅軍北上大會。“到會的工農群衆，達三四萬人之多（全縣人口二十餘萬），多數從遠隔數十裡的鄉村而來，赤腳、光頭，有的持紅旗，有的荷步槍，有的帶梭标或鳥铳、刀棍，完全武裝，紅色遍野，成為赤色世界。這天演說的有二十餘人，除了朱德、毛澤東和一台灣共産黨的代表外，其餘都是工農分子。”(12)這次歡送紅軍北上大會，體現了朱毛紅軍同人民群衆的魚水深情。
六月二十三日，朱德、毛澤東率領部隊由長汀出師北上。六月二十五日，進入江西石城縣境，敵軍棄城而逃，紅軍解放石城縣城。随後，朱德、毛澤東率部到達興國，并在興國召開北上誓師大會。當年參加這次誓師大會的蕭華回憶說：“一九三○年六月，紅軍根據中央命令進行北上戰役，來到了興國。七月中旬，在興國縣平川中學大操場召開北上誓帥大會。各路軍馬紛紛聚集，紅旗招展，梭镖閃光，昂揚的戰歌聲，洪亮的口号聲此起彼落，一派臨戰出征的雄壯氣氛籠罩着大操場，忽然，熱烈的掌聲鋪天蓋地，如江潮一樣洶湧而起――朱德總司令和毛澤東政治委員等領導同志登上了講話台！”
“毛澤東同志，我早已見過兩次了，而朱德總司令，則是頭一次見到。
在我的意象中，這位領導過南昌起義和湘南起義的偉大人物，該是一尊英氣勃然、高大威武的形象呀，可站在眼前的朱總司令，卻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個頭不高，腿上打着齊整的綁帶，腳穿一雙粗茅草編織的草鞋，連一雙襪子也沒有。然而，臉上的表情是輕松而慈祥的，寬寬的額頭下，有一雙深邃明淨的大眼，穩重地環視着集結在草坪上的隊伍。當他站起身的時候，就習慣地将兩腿分開，雙臂交叉在背後――那時候，他已經四十多歲了，大約是因為經曆了許多驚天動地的鬥争的緣故吧，所以那副瘦削的身體就顯得像鋼鐵一樣堅強。”(13)蕭華那時剛調到紅四軍軍委擔任青年委員。他回憶到那天同朱德談話的情況：“經毛主席介紹，我認識了朱總，我對朱總講，我剛從地方調到部隊，是一名新戰士，對部隊工作不熟悉。朱總笑着說，這沒關系，你大膽去做，有軍委的同志幫助你，搞一個時期就熟悉了。朱總說話時聲音不大，也不着急，使人感到親切。他留給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沒有一點官架子，像一個樸實的農民，又像一位慈祥的母親，和藹可親。”(14)七月十一日，朱德、毛澤東在興國發出向樟樹推進的訓今。“本軍團決進略樟樹，窺襲南昌，以響應武漢工人暴動，擴大政治影響。”(15)這裡沒有說“奪缺南昌，而是說“窺襲”南昌。就是說，到南昌附近以後，視實際情況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計劃。這裡也是留有靈活的餘地的。
按照訓令，紅一軍團即日分三路向樟樹推進，途中先後攻克永豐、新塗。
七月二十二日，朱德、毛澤東發出攻取樟樹的命令。這時，原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及其所部滇軍已調離江西，省政府主席改由湘軍将領魯滌平接充，他派第十八師五十三旅一百零五團趕到樟樹。七月二十四日拂曉，紅軍開始進攻，擊破魯部兩營，繳槍近二百支，俘虜一百餘人。進駐樟樹鎮後，朱德、毛澤東召開群衆大會，散發傳單，宣傳革命形勢和紅軍的政策，并将打土豪得來的财物分發給貧苦人民，得到他們的積極支援。
紅軍下一步行動應該是向東奪取臨川（即撫州），還是按照中央指示向北直取南昌、九江？七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澤東在樟樹鎮召開紅一軍團幹部會議，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讨論。“此時，撫州有敵兩團。戴嶽部則有由新塗渡河來樟樹之勢。若去攻撫州，撫州敵人必然跑走，打不到手。若敵人前進，又不知何日将敵人結束。若直進南昌，則敵人主力沒有消滅，且在我軍後，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勢不利。”(16)針對這一情況，會議決定：既不向北直取南昌、九江，也不向東攻略撫州或在樟樹附近伏擊可能由撫州、阜田增援南昌的魯部，而是向西渡過贛江，繞道逼近南昌。朱德、毛澤東根據會議決定發出西渡贛江的命令，要求“各部隊務要切實照辦”(17)。七月二十六日拂曉四時前，全軍團渡過贛江，向北前進，攻占高安、上高等十餘縣。
七月三十日，紅一軍團推進到距南昌城三十裡處，這時，國民黨當局十分恐慌，調集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固守。南昌周圍的防禦工事密密層層，相當堅固。朱德、毛澤東從實際情況出發，沒有按照中央指示硬攻南昌。隻派羅炳輝帶領紅十二軍的一部分部隊，于八月一日攻擊贛江西岸的牛行車站，隔江向南昌城鳴槍示威，以紀念“八一”南昌起義三周年。南昌守軍躲在城内不還一槍。
向南昌鳴槍示威後，朱德、毛澤東在八月一日發出撤圍南昌的命令。命令指出：“本軍團為求迅速完成其北上任務起見，決誘敵離開其巢穴而殲之，拟于明（八・二）日，進至安義縣、奉新縣之線，休息、整頓、工作、籌款。”
(18)并命令紅十二軍開赴安義，向九江方向警戒。紅一軍團于八月二日全部撤離南昌近郊。朱德、毛澤東這一決策是很高明的一着。如果不顧一切地強攻南昌，不僅難以攻克，并将使紅一軍團遭受重大損失。這也是朱德、毛澤東對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巧妙抵制。
紅一軍團從南昌近郊撤離後，國民黨軍隊不敢出城追擊。朱德、毛澤東抓緊這一有利時機，領導紅一軍團在贛西北的安義、奉新、靖安、高安、上高和宜豐等縣休整待機，并進行籌款和做群衆工作。紅軍人數從長汀出發時的一萬人左右，擴大到一萬八千人。以後朱德回憶說：“這是我們很重要的時期。我們大大擴充了紅軍，聚集資力，組織群衆，許多新的村莊加入了蘇維埃。”(19)這時，“事實上還是遊擊戰争，所以取得了勝利。”(20)如果紅軍在贛西北久待，集中在南昌的國民黨軍隊會前來攻擊，紅軍将處于不利地位。又得悉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已在七月二十七日攻占長沙。
于是，朱德、毛澤東在八月十日命令各軍西出萬載。他們也随同總部于八月十二日進駐萬載縣城，還到縣蘇維埃住地會見縣委黨團書記辛克明等人，“了解地方工作情況，并指出縣委必須在城内發展各種革命組織，特别是發展黨的組織，從而把廣大勞苦群衆組織起來，團結在黨的周圍；同時說明紅軍不單純是為了打仗，還要宣傳群衆，組織群衆，武裝群衆，并幫助群衆建立革命政權。”(21)八月十八日，朱德、毛澤東率領紅一軍團由萬載到達湘贛邊界的黃茅。
他們在黃茅獲悉：由于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部以優勢兵力進攻長沙，彭德懷己率領紅三軍團于八月六日退出長沙，正在乎江縣的長壽街及其附近轉入防禦。何鍵率領十團以上的兵力主向紅三軍團追擊，其中第三縱隊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長戴鬥垣率領四個團，孤軍突出地盤踞在浏陽縣的文家市和孫家段一線。朱德。毛澤東立即召開高級軍事幹部會議，決定乘戴鬥垣部還立足未穩的機會，迅速奔襲文家市殲滅該部。當天午後八時，朱德、毛澤東發出作戰命令，指出：“何鍵殘部約有兵力三團，盤踞文家市（約兩團）、孫家緞（約一團）之線，文家市與孫家段之間之青江，亦有敵之聯絡部隊。”
“軍團以肅清該敵殘部，然後攻取長嶽之目的，拟先殲滅該線之敵。”(22)命令規定全線總攻擊時間為八月二十日拂曉。
次日，紅一軍團根據朱德、毛澤東的部署，兵分四路迅速進入陣地。由于紅軍的行動秘密神速，戴鬥垣根本沒有發現。八月二十日拂曉，朱德、毛澤東乘其不備，指揮部隊向文家市發起總攻擊，一舉全殲戴鬥垣旅的三個團又一個營和一個機槍連，擊斃戴鬥垣，繳獲步槍一千四百支，水機關槍二十挺，手機關槍和輕機關槍等十七挺，駁殼槍一百餘支。這次戰役使紅一軍團得到相當大的補充。這是紅一軍團自長汀回師以來取得的第一個大勝利，戰果比樟樹戰役大得多。
文家市大捷後，朱德、毛澤東于八月二十三日率領紅一軍團北上到達水和市，同由長壽街南下的紅三軍團一萬五、六千人勝利會師。這是朱德、毛澤東第三次同彭德懷部會合。
由李立三實際主持的中共中央此時仍堅持進攻中心城市的“左”傾錯誤。
八月十日，在給長江局的信中，嚴厲指責紅三軍團攻下長沙後沒有“向武漢發展”，“這是很嚴重的錯誤”，“不僅是軍事上的失策，而且是政治上極大的損失。”并稱：“據報常德又被我們占領，九江亦在垂危，南昌更為易得，這在客觀上更促進武漢暴動之更快實現。在這形勢下五軍仍須積極反攻長沙，猛烈的撲滅何鍵，采取進攻策略，進占嶽州，向武漢進迫；二、六軍亦須向武漢進攻，在必要時，即使未下沙宜，亦應超沙宜攻漢陽；一軍更應切斷京漢線，進攻武漢；三、四軍如下南昌、占九江，則應與八軍取聯絡，逼武漢，以使在紅軍的進攻下取得與工人力量的彙合。在敵人忙于應戰時，武漢舉行偉大的暴動，以奪取武漢。”(23)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會師後，立即舉行兩個軍團前委的聯席會議。“三軍團前委同志提議成立第一方面軍和總前委。”(24)聯席會議決定由這兩個軍團組成第一方面軍，共三萬多人，由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
成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朱德、彭德懷等為委員。
還成立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統一指揮紅軍和地方政權，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彭德懷等三十五人為委員。紅一方面軍的組成，對于實現集中兵力向以運動戰為主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給長江局并轉湖南省委、湘鄂贛前委及行委的信中也提出：“在現時，一、二、三軍團上應成立總司令部組織，中央決定以朱德同志為總司令，以統一指揮。”(25)九月，中共中央六屆三中全會上增選朱德為候補中央委員。
聯席會議在讨論中央關于第二次打長沙的指示時，朱德明确地持反對意見。他認為：“紅軍的裝備和訓練都不宜于打陣地戰，如果執行這政策的話，今後就完全要打陣地戰了。光是敵人開到長沙的增援部隊就布置了三道防禦工事，還有通電的電網。武漢的防禦工事更為堅強，還有許多外國軍艦停在長江裡，準備紅軍一旦來時就開炮轟擊。攻打這樣強大的敵軍，這樣堅強的工事，其結果将是紅軍全部消滅，革命力量在幾十年内也無法擡頭。”(26)朱德的意見得到毛澤東等的支持，但是，卻被會議否決了。朱德一向顧全大局，他的意見既被否決，隻得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執行中央指示和聯席會議決議，率領部隊再次去攻打長沙。
八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澤東向紅一方面軍發出向長沙推進的命令，指出：“本方面軍以消滅何鍵部隊進占長沙之目的，決定三路向長沙推進??拟于明日（二十五号）由現在地出動”(27)。八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分途向長沙開進，經過四天急行軍，各路紅軍于八月二十九日先後進抵長沙東南近郊，對長沙城取包圍态勢，當紅軍向長沙推進的時候，何鍵率領三個旅于八月二十八日由浏陽退回長沙，同原來留守長沙的一個旅會合。此外，又增調其他援軍進入長沙防守。他們修築了歐式的重層配備的防禦工事，碉堡、壕溝和電網等共有八、九層之多，還有飛機、軍艦作掩護。
面對占有優勢的敵軍和堅固的防禦工事，紅軍應該采取怎樣的作戰方針？朱德、毛澤東深知，紅軍的長處是野外作戰，尚不具備打攻堅戰的條件，如果硬攻敵人的堅固防禦工事，必将遭受重大損失，因此，準備将敵軍誘出工事，逐個加以消滅。八月三十一日，朱德、毛澤東發出命令：“長沙敵軍仍依據工事向我頑抗中”，“方面軍仍拟誘殲敵軍于其工事之外，然後乘勝攻入長沙。”(28)朱德站在長沙城外的一個山頭上指揮全線作戰。他幾天幾夜沒有睡眠，但仍全神貫注地守在電話機旁，密切注視着敵人的動向，待機殲敵，然而，守敵卻連續幾天躲在工事内，不越雷池一步。
為了迫使敵人離開工事出擊，九月一日午後八時，朱德、毛澤東命令紅軍于二日晚向長沙發起全線攻擊。三日，何鍵部終于分三路向城外出擊。其中陶廣師的兩個旅由猴子石出擊，被紅一軍團驅至湘江邊，大部繳械投降；陳光中旅由大托鋪偷渡，被紅四軍迎頭痛擊，敗退易家灣；公秉藩師一部和王東原、羅樹甲，彭信仁旅，被紅三軍團擊潰。這次激戰中，共殲敵兩個旅，雖然取得勝利，但未能攻進城去。九月十日，朱德、毛澤東命令紅軍再次向敵人發起全線攻擊，連續沖鋒四、五次，仍未攻入長沙。
這時，朱德、毛澤東對戰場态勢進行分析，認為已發起兩次總攻擊，雖然殲滅一部分敵軍，但未能攻克長沙。而北方蔣馮閻的軍閥混戰己近尾聲，蔣介石已開始調集兵力增援長沙，使何鍵增強了固守長沙城的信心。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圍攻下去，非但難以奏效，而且會使紅軍遭受重大損失。
于是，他們在易家灣召開緊急軍事會議，說服全軍領導幹部主動撤圍。這時，從長江局的來信中又得知，國民黨張發奎軍已開到湘潭。朱德、毛澤東立刻抓住這一時機，以先去湘潭消滅張發奎軍、再取長沙為理由，在沒有請示中央同意的情況下，果斷地做出決策，于九月十二日發布撤圍長沙轉移到萍鄉、株州待機的命令。
撤圍長沙的第二天，朱德在株州出席由毛澤東主持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會議。會議總結圍攻長沙的經驗教訓，讨論紅一方面軍下一步的行動方向，決定離開國民黨軍事力量較強的湖南，回師他們力量較弱的江西，攻取守軍較少、孤立無援的吉安。
當天午後八時，朱德、毛澤東向紅一方面軍發出進攻吉安的命令，率領部隊分途向江西進發。九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總部及其直屬隊和紅四軍，由萍鄉來到安源。朱德參加了安源工人舉行的歡迎紅軍的大會，并在大會上講話。他号召工人跟共産黨走，踴躍參加紅軍。會後僅在三天内，就有一千多工人要求參加紅軍。朱德還深入到工人和戰士中間，同他們親切交談，做宣傳工作，說明主動撤圍長沙和準備攻取吉安的重要意義。
回師江西，攻取吉安是一項正确的決策，可是，中共中央卻命令紅一方面軍回攻長沙，或去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紅一方面軍的部分領導幹部也不贊成攻取吉安的計劃，要求按照中央指示回頭再打長沙，或去攻打南昌、九江。在部隊由湖南回師江西的途中，圍繞着這個問題，一直進行着争論。
朱德後來回憶說：“長沙打不下，我們又實事求是，冷靜地估計敵我力量，準備折回江西。但中央不準，有些幹部也反對回江西，還要我們去打武漢，打九江。紅三軍團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折回。我們七彎八彎，彎了很久，才把部隊帶到了萍鄉。”(29)異常緊迫的客觀形勢要求紅軍内部盡快結束這場争論，統一思想。否則，數萬紅軍行動方向不明，遲疑不決，必将陷入危險境地。
九月二十八日，紅軍進占袁州。第二天，總前委在袁州城内舉行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朱雲卿、楊嶽彬、黃公略、蔡會文、林彪、羅榮桓、彭德懷、膝代遠、鄧萍、張純清、吳溉之、袁國平等。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已争論數日而仍未解決的行動方向問題，也就是究竟是打吉安還是打南昌、九江的問題。
會上争論得十分激烈。毛澤東和朱德堅持按原計劃打吉安，不同意打南昌、九江。紅三軍團的一部分幹部不同意打吉安，主張按中央指示打南昌、九江，并質問毛澤東：“你又不打長沙，又不打南昌，你執不執行中央路線？”
(30)毛澤東耐心地做說服教育工作，并對打吉安和打南昌、九江的利弊進行比較，指出打吉安在戰略上對我有利，而打南昌、九江卻無把握。朱德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并和毛澤東一起做說服工作。彭德懷後來回憶道：“當時三軍團方面有人提出打南昌，也有人反對。反對者的理由是：長沙既未打開，又去打南昌。南昌守敵雖不及長沙之多，但工事不弱；且城周多水池、湖泊，地形不利于進攻，而利于防禦；蔣、馮、閻軍閥戰争已停止，敵軍将要向我進攻，我應準備在贛湘兩江之間，各個殲滅敵人。至于打南昌或打長沙，那時再看具體情況。另一派說，在湘贛兩江之間進行機動作戰，是打拳戰術，打來打去胡子都白了，還取不到湘贛兩省政權。這一派也就是立三路線的繼續，被毛澤東同志說服了。”(31)最後，大家統一了認識，決定按原計劃攻取吉安。這次會議使紅一方面軍又一次避免因硬攻南昌、九江而可能遭受的嚴重損失。
根據袁州會議的決定，朱德、毛澤東在九月二十九日午後六時命令紅一軍團于次日拂曉由袁州到阜田集中，按原計劃攻取吉安。紅三軍團按原計劃經新餘向臨江一帶開進，擔任對南昌、九江方面的警戒任務。
這天晚上，當部隊正在束裝待發的時候，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栗帶着中央八月二十九日的指示信趕到袁州，要紅一方面軍回攻長沙。
當晚，毛澤東同周以栗進行長時間的交談。最後周以栗被毛澤東說服了，同意改打吉安。
十月二日，朱德。毛澤東指揮部隊由阜田出發向吉安推進，經過一天的急行軍，幾萬紅軍神速地趕到吉安城下，把吉安嚴密圍祝可是，紅十二軍經安福向吉安前進時，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了，該軍軍長伍中豪中彈犧牲。
朱德異常悲痛，若幹年後，他談到這位先烈時，還沉痛他說：伍中豪同志是黃埔軍校學生，英勇善戰，忠實于革命事業，他的犧牲是我們的一大損失。
(32)
吉安城守軍約四個團，其中正規部隊隻有鄧英師的不足三個團，分别布置在吉安城郊山嶺一線，依托工事防守。在城内還有江西省警察大隊一個團。
十月三日午後二時，朱德、毛澤東在山前總部向紅一軍團下達總攻擊命令。
命令部隊“于四号拂曉總攻吉安城，限于五号拂曉前奪取吉安城。”命令中還明确規定：“進城後各官長士兵，須格守紀律，不得亂拿東西。”(33)十月四日拂曉，紅一軍團向吉安發起猛烈攻擊。經過一天激戰，鄧英見紅軍勢大，不敢死守，在當天晚上八九點鐘率部從贛江乘船逃走。午夜一點鐘左右，紅軍攻人吉安城内。朱德也很快進入城内。以後，朱德回憶道：當時，因吉安周圍的蘇區有很大發展，所以，各地土豪都集中在吉安。到深夜一點多鐘進城，土豪一個也未跑掉。紅軍一打就打到鄧英的司令部，那是很漂亮的一個土豪家裡。我們先把他們統統看起來，慢慢地、一個一個地捉光了。這次的确籌到了足夠紅軍使用的軍費，為以後第一次反“圍剿”準備了經費。(34)“吉安是江西西部的中等城市，工商業發達。毛澤東、朱德同志很重視保護工商業，制定了保護工商業的政策，命令部隊要嚴格執行。”(35)攻克吉安的第二天，吉安周圍成千上萬的工農群衆手舉紅旗，興高采烈地湧進城内。城内的工人和貧苦群衆也紛紛走向街頭，歡迎紅軍入城。十月七日，朱德出席在吉安縣城中山場召開的有二十萬軍民參加的慶祝勝利大會。大會宣布成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由曾山任主席，曾山、方志敏、陳正人、毛澤東、朱德等五十三人為委員。朱德在大會上講話，号召擴大蘇區，擴大紅軍，準備迎接敵人新的進攻。他說，我們工人農民，我們工農紅軍，要打他幾十個州縣，打天下嘛！(36)他的講話鼓舞了大家的鬥志。十幾天内有一兩萬工農群衆要求參加紅軍。朱德親自出城會見他們，向他們講述參加紅軍打天下的意義。紅一軍團在吉安“補增了新兵八千”(37)，壯大了自己的實力。
吉安地處贛江中遊，是贛西南重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過去地方工農武裝雖曾八次攻打過這座城市，都沒有攻克。這次打下吉安，使贛西南蘇區連成一片，對開展贛西南的革命鬥争、發展中央革命根據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三十多年後，朱德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到吉安視察工作，舊地重遊，觸景生情，揮筆寫下《憶攻打吉安》詩一首：八打吉安未收功，四面包圍群衆中。
紅軍速到聲威震，
一充名城贛水紅。(38)
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雖對蘇區和紅軍的工作産生過不良的影響，但由于毛澤東和朱德等的堅決抵制，影響并不大。蘇區和紅軍仍不斷向前發展。一九四五年，朱德這樣說過：“由于立三路線曆來對蘇區和紅軍不重視，後來看着紅軍的發展，雖一再強迫命令，企圖利用紅軍作為其城市暴動投機的工具，但在各蘇區或遭着頑強抵抗，或在執行不通時，即迅速掉頭。因此，立三路線對蘇區和紅軍工作的影響并不大，而各蘇區和紅軍是一貫站在六次大會（即中國共産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作者注）精神之下，正确地執行了和完成了其發展革命的任務。”(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