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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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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存革命火種

書籍名:《朱德傳》    作者: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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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起義的成功,使國民黨反共勢力大為驚恐。但南昌不宜久留,因為趙義軍處在朱培德、張發奎部隊的四面包圍中。

  
      面對如此不利形勢,前敵委員會決定:起義軍立即按中央原定計劃撤出南昌,南下廣東,實行土地革命,重建革命根據地,再來一次北伐,以統一全國。南征的具體目标是廣東的東江流域和潮汕地區。因為那裡的農民運動正在蓬勃發展,共産黨在那裡有較好的群衆基矗而且,占領了汕頭就有了出海口,可以争取到國際的援助。

  
      參加起義的兵力約二萬二千人。①起義成功後,前委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來号召革命。起義部隊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番号,由賀龍兼代總指揮,葉挺兼代前敵總指揮,下轄第十一軍、第二十軍、第九軍。第九軍原是在江西的滇軍的番号。滇軍參加起義的兵力不多,隻有軍官教育團的三個連。滇軍中有一個師長叫韋杵,那時是國民黨左派。起義前朱德曾同他交談過國是,韋杵抱着同情的态度。朱德建議由韋件擔任第九軍軍長,自己任副軍長。②起義的第二天,革命委員會根據朱德的建議,作出任命。③不料,韋杵在起義前夕因病赴武漢治療,不在軍内。八月三日起義軍撤離南昌時,又改任朱德為第九軍軍長。④他根據前委指示,一面着手組建第九軍的指揮機構,一面整編參加起義的軍官教育團,并吸收一部分鐵路工人和青年學生,組成第九軍教育團。

  
      起義前夕,朱德曾分别寫信給他在滇軍中的老同學和老同事,包括:駐在韶關的第十六軍軍長範石生、駐九江的第九軍軍長金漢鼎、駐吉安的第十九師師長楊池生、駐臨川的第二十六師師長楊如軒,曉以革命大義,勸他們棄暗投明,一起南下廣東。⑤但他們或态度暧昧,或公開反對。起義軍南下的前夕,朱德又派人給楊如軒送去一信:“我們最近在南昌開會,共推宋慶齡領導,揭起反對獨夫民賊蔣介石的大旗。現決定去廣州開辟新的革命策源地。賀龍、葉挺走一路,弟與兄走一路。兄穿須須銷,弟拿大旗。時間緊迫,盼即日答複。”⑥然而,楊如軒仍顧慮重重,一怕反不成被殺頭;二怕朱德吃掉他。所以,沒有回信,隻是說:“請轉告玉階兄,望他多保重,我自有主見。”匆匆支走了送信的客人。

  
      八月三日上午,起義軍開始撤離南昌。朱德擔負了一項重要任務:被任命為先遣司令。⑦他帶着第九軍教育團作為先遣隊,比第十一軍二十四師、二十五師早兩天踏上南下的征途。

  
      臨川,舊稱撫州,距南昌一百九十裡,是起義軍南下時經過的第一個重要城市。從南昌到臨川,一路上沒有遇到敵軍的抵抗。先遣隊的主要任務就是向沿途群衆作宣傳,籌措糧草和安排宿營。朱德說:“我從自南昌出發,就走在前頭,做政治工作,宣傳工作,找尋糧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們隻帶了兩連人,有一些學生,一路宣傳一路走,又是政治隊,又是先遣支隊,又是糧秣隊。”⑧駐臨川的楊如軒得知起義軍要路過那裡時,考慮到同朱德多年同窗和袍澤的關系,又“懾于革命聲威,同時為了保全自己的實力”,便把部隊撤到城外,悄悄地給起義軍讓出一條南下的大路。⑨八月六日,朱德率起義軍先遣隊到達臨川,全城各界群衆集結在大道兩旁歡迎起義軍,還為部隊準備了涼篷和茶水。

  
      八月的江西,一向酷熱難忍。起義軍各部隊因暑天行軍,途中減員較多,在臨川休整了幾天。部隊進城後,中共臨川縣委召開黨團員活動分子會,号召黨團員、工人糾察隊員和農民自衛軍參加起義軍。臨川中學有三百多師生報名參加了第九軍宣傳隊。還有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數百人,在李井泉、蕭志戎帶領下,也參加了起義軍的行列。随軍南征的這支地方武裝,在壬田戰鬥後編入了第九軍。

  
      起義軍在臨川經過将近一周的休整,于八月十二日告别臨川,揮戈南進,經過宜黃、廣昌,直指瑞金、會昌。這時,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錢大鈞部兩個師加兩個團共九千人,已從贛州調往瑞金、會昌一帶,準備攔擊起義軍。他的兩個前哨團駐在瑞金以北三十裡的王田市。桂軍黃紹f部十個團也正趕來增援。面對這樣的局勢,起義軍指揮部決定将第二十軍的第三師撥歸負責先遣任務的朱德指揮。⑩八月二十五日,朱德率第二十軍第三師的一個營,作為前衛營南下,在壬田同錢大鈞部兩個團開始激戰,堅持到賀龍率第二十軍主力趕到,在第二天清晨将錢大鈞部的這兩個團擊潰,乘勝進占瑞金。

  
      在瑞金,繳獲了敵軍許多文件,得知錢大鈞、黃紹f兩部集結的計劃。

  
      起義軍指揮部為了避免在繼續南下時遭到強大敵人從背後襲擊,決定乘黃紹f部尚未趕到、敵人兵力尚未集中之時,先擊破會昌的錢大鈞部,再行南下。

  
      打會昌,是起義軍南下途中第一場惡戰。在這場戰鬥中,葉挺指揮的第十一軍二十四師和二十五師為右縱隊,攻擊會昌西北的山頭陣地;歸朱德指揮的第二十軍第三師為左縱隊,向會昌東北高地進攻;賀龍率第二十軍的第一師和第二師為總預備隊,駐守瑞金附近,以策應和支援各方。

  
      朱德接受任務後,首先命令第二十軍第三師教導團團長侯鏡如,挑選幾十人組成敢死隊,追擊正向會昌退卻的錢大鈞部。朱德向大家動員說:“你們都是不怕死的中華健兒。可是,今天我要求你們一反往常猛打猛沖的常規,隻同敵人打心理戰。你們要分作數股,分散活動,跟在敵人後面或插到敵人兩翼,向敵人打冷槍。要攪得敵人吃不下,睡不着,這就是你們的任務。”

  
      (11)小分隊遵照朱德的指示,一路上利用有利地形,隐蔽自己,不斷向錢大鈞部打冷槍,直把他們追到離會昌城隻有四十裡的地方才宿營。錢部被搞得精疲力荊五十多年後,侯鏡如回憶這一段戰鬥經曆時說:“會昌戰鬥中,朱總指揮我們和錢大鈞作戰,就采用了遊擊戰法。敵人退,我們跟着進;敵人駐下了,我們就從四面八方打冷槍,擾亂敵人,不讓他們休息,這就是‘敵退我迫,敵駐我攏,。”(12)三十日淩晨,進攻會昌的戰鬥打響了。撥歸朱德指揮的第二十軍第三師,由教導團和第六團組成。(13)那時,第六團還未趕到,朱德便和第三師師長周逸群、黨代表徐特立帶着教導團出發了。不久,就遇到錢大鈞的四個團。

  
      敵人憑借有利地形進行頑抗,起義軍反複沖殺,戰鬥形成拉鋸狀态。等到第六團趕到,又展開更猛烈的進攻。但由于第十一軍第二十五師在夜間走錯了路,城西的主攻方向一時未能打響。守軍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到原來作為助攻的東北方向,便集中大部兵力向二十軍第三師猛撲。後來,第二十五師趕到,葉挺指揮第十一軍發起總攻,激戰到下午四時,錢大鈞部全線崩潰。起義軍一鼓作氣,追擊三十裡。錢大鈞部傷亡、被俘和逃散的達六千人,隻餘下三千人退走。這是起義軍南征途中取得的一次大勝,但自身傷亡也達一千人,在全軍人數中占了不小的比重。回師瑞金時,朱德指揮的第三師仍歸還第二十軍建制。。

  
      會昌戰鬥結束後,前委讨論繼續南下的路線問題。起義軍原定計劃是取道尋鄒直下東江。這時,尋鄒至東江一線已有對方重兵把守,而福建卻是對方兵力空虛之地,進軍阻力較校加上在王田、會昌戰鬥後,起義軍增加了許多傷員,取道尋邬,都是山路,運輸困難,而經長汀南下,可以用船隻運輸傷員。所以,變更了原來的計劃,改走福建長廷上杭,沿汀江南下東江地區。

  
      起義軍越過閩贛邊境的武夷山後,在九月五日開進長汀,對奪取東江的計劃又進行了詳細的讨論。當時,前委内部有兩種意見:周恩來和葉挺“主張以主力軍由三河壩經松口取梅縣,再經興甯、五華取惠州,以小部分軍力(至多兩團)趨潮汕”。(14)他們認為潮汕空虛,可以不戰而得,如果主力先取潮汕再回攻惠州,過于迂緩,敵人有集中兵力攻擊我軍之可能。再一種意見。“主張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監視梅縣之敵,再經揭陽出興甯、五華取惠州。”(15)由于後一種意見得到共産國際軍事顧問的支持,多數同志也渴望早日攻占潮汕,能得到休息,又能在沿海口岸得到國際的援助。所以,會上通過了後一種意見。這就形成了三河壩分兵的決策,使原來兵力已日益不足的起義軍力量更加分散了。

  
      三河壩分兵計劃大體是:由周恩來、賀龍、葉挺、劉怕承等率第二十軍和第十一軍的第二十四師,從處在粵閩邊境的大埔乘船,經韓江順流而下,直奔潮汕;朱德率領第十一軍第二十五師和第九軍教育團,共約四千人留守三河壩,以防敵軍從梅縣抄襲主力部隊進軍潮汕的後路。

  
      三河壩在廣東大埔縣的南面,是一個位于三江口上的大鎮子。從北面飛流直下的汀江,同從西南面奔騰而來的梅江在這裡彙合後,向南洩入水深流急的韓江。在三河壩對岸有一座八十多米高的筆枝尾山。它形如魚尾,山勢險要,松林茂密,群峰疊嶂,可攻可守,大有一山鎮三江之勢,是兵家必争之地。

  
      第二十五師是以葉挺獨立團擴編而成的。無論部隊的戰鬥力還是黨的力量,在起義軍中都是最強的勁旅之一。劃歸朱德指揮後,十月一日,朱德便帶着第二十五師師長周上第等,仔細地觀察了三河壩的地形。朱德認為三河壩位于三江會合處,發生戰鬥時,第二十五師如果留在三河壩必将背水作戰,這是兵家曆來的大忌,于是,決定把部隊轉移到三河壩對岸的東文部、筆枝尾山、龍虎坑、下村一帶布防,連夜構築工事。師指揮部設在龍虎坑東邊高地。朱德、周士第、李碩勳(第二十五師黨代表)等都在這個指揮所,準備随時迎擊敵人。

  
      當年參加三河壩戰鬥的第七十五團團長廖運周,對當時的情景曾有一段回憶:“第二天午後,朱德在河灘竹林旁邊,召集全師官兵講話。他和士兵一樣,背着小鬥笠,穿着短褲和草鞋,給人一種非常溫厚和樸實的感覺。朱德同志動員我們:要堅守三河壩,牽制敵人兵力,為向海陸豐進軍的我軍創造有利條件。(當時我軍已占領了潮汕)同時他指出:我軍絕大部分都是農民出身,革命的軍隊必須與農民結合,才能取得革命勝利。他号召我們要發揚會昌殲敵的精神,保持鐵軍的榮譽,戰勝來犯敵人。”(16)朱德還仔細他講解了如何構築工事,如何防守陣地;對渡江的敵人,什麼時候打,怎樣打最為有利。聽講的軍官對朱德堅定的勝利信心和淵博的軍事知識十分敬佩。

  
      布防方畢,錢大鈞就帶着經過補充的三個師十個團約兩萬人撲來。他們用二十多條小船,在半夜頂着濃重的夜幕,開始偷渡。當木船行到江中,早在灘頭陣地上嚴陣以待的起義軍戰士遵照朱德“半渡而擊”(17)的指示,一齊開火。錢部的大部分船隻被擊沉,剩下的幾條逃回了對岸。

  
      第二天,錢大鈞從松口一帶搶來了十多條民船,趁着濃霧搶渡韓江,又遭到起義軍迎頭痛擊,仍沒有渡過江來。

  
      十月三日拂曉,韓江江面上濃霧沉沉。錢大鈞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利用濃霧的掩護,調集大批船隻,在密集炮火的掩護下,分多路強渡韓江。一部分強渡成功後,搶占了第七十五團防守的灘頭陣地,雙方反複争奪,戰鬥一直僵持到午後。

  
      下午三時,錢大鈞部又調集許多迫擊炮和機槍作掩護,拼命攻擊。起義軍戰士雖經晝夜激戰,又已糧絕,仍堅持頑強拼搏。這時,另一股敵軍強渡過江後,搶占了梅子■一帶,對起義軍形成兩面夾擊,形勢更為不利。

  
      當夜幕落下時,起義軍已陷入對方的重兵包圍中。朱德認為經過三天三夜的頑強阻擊,大量地殺傷敵人,掩護主力進軍潮汕的任務已經完成。起義軍在激戰中傷亡也很大,為了保存實力,必須立即撤出戰鬥,去追趕主力。

  
      于是下令留下第二十五師七十五團第三營作掩護,其餘部隊交替掩護,迅速轉移。

  
      朱德和周士第率領第二十五師約兩千人,在十月六日清晨撤出三河壩後,當夜兼程去追趕主力部隊。周士第後來回憶道:“三河壩戰鬥進行的時候,我們還不知潮汕已經失守,起義軍主力已經失敗。我們當時認為守住這個地區對主力作戰有利,因此堅持與兵力超過我們許多倍的敵人作戰。激戰三天三夜後,東文部、筆枝尾山都被敵人占領,我們已處于絕對優勢敵人的三面包圍之中,于是就決定退出戰鬥,拟經百侯圩、饒平到潮汕與主力軍會合。”(18)可是,一個意外的沉重打擊卻突然來到。當晚,他們抵達饒平以北的茂芝。第二天情晨,遇見第二十軍教導團參謀長周邦采帶領的從潮安退下來的起義軍官兵二百多人(粟裕就在這支隊伍内),才得知第十二軍二十四師和第二十軍已在潮汕失敗。主力失敗的消息如同一盆冷水澆在大家頭上。許多人心情沉重,思想混亂,一些指揮員也處于不知所措的境地。

  
      這真是一個異常嚴峻的時刻。那時,“這支部隊的處境極端險惡。敵人的大軍壓境,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壩地區的國民黨反動軍隊有五個多師,共約四萬人左右,其勢洶洶,企圖完全消滅我軍,撲滅革命火種。從内部來說,我們的部隊剛從各方面會合起來,在突然遭到失敗的打擊之下,不論在組織上和思想上都相當混亂。”(19)他們既孤立無援,又同起義軍的領導機構前敵委員會失去聯系,一切隻能由朱德獨立負責,當機立斷地作出決斷。“雖然下面的部隊絕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老部隊,領導起來有因難,但在此千鈞一發之際,他分析了當前的敵我情況,作出了正确的決策。”(20)朱德同幾個主要領導幹部研究後,決定部隊必須盡快離開這裡,甩開敵人重兵,擺脫險惡的處境,否則将有全軍覆沒的危險。七日上午在茂芝的全德學校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朱德、周士第、陳毅等二十多人。有人回憶:會上,朱德介紹了起義軍在潮汕失利的情況後,斷然決然他說:“我是共産黨員,我有責任把‘八一’南昌起義的革命種子保留下來,有決心擔起革命重擔,有信心把這支革命隊伍帶出敵人的包圍圈,和同志們團結一起,一直把革命幹到底!”(21)經過熱烈讨論,他把大家的意見歸納為四條:“第一,我們和上級的聯系已斷,要盡快找到上級黨取得聯系,以便取得上級的指示;第二,我們要保存這支軍隊,作為革命種子,就要找到一塊既隐蔽又有群衆基礎的立足點。湘粵贛邊界地區,是敵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個三不管的地帶,這一帶農民運動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們應當以此為立足點;第三,據最新情報看,敵人已從南、西、北方面向我靠攏,我們要從東北方向穿插出去。現在敵強我弱,我軍又是孤立無援,所存彈藥不多。行動上要隐蔽,沿邊界避敵穿插行進;第四,要繼續對全軍做艱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發揮黨團員、幹部的先鋒模範作用,堅決扭轉對革命失卻信心的混亂思想,安定軍心,更要防止一些失敗主義者自由離隊,拖槍逃跑,甚至叛變投敵的嚴重事故發生。會議否決了少數同志關于解散隊伍的提議”。(22)會議上的軍事決議,簡單他說,就是:隐蔽北上,穿山西進,直奔湘南。(23)這一下,就為這支處于困境而陷入混亂的隊伍指明了出路。

  
      在向贛南進軍途中,朱德、陳毅為了鞏固這支起義軍餘部,保存革命火種,适時地進行了三次整頓。這就是天心圩整頓、大餘整編、上堡整訓。人們統稱它為“贛南三整”。

  
      朱德率領這支部隊離開茂芝後,一路急行軍,經麒麟嶺,過閩粵交界的柏嵩關,進入福建,再沿閩粵邊界北上。十月十六日到福建武平時,部隊還有兩千五百餘人。這個行動很快就被敵人發覺了。他們立刻派錢大鈞部一個師緊緊尾追。十六日,起義軍擊退了追敵,但本身又受到很大傷亡和散失,留下一千五百多人。他們立刻向西北轉進。當到達閩贛邊界的石經嶺附近的隘口時,朱德“親自帶領幾個警衛人員,從長滿灌木的懸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敵人側後發起進攻”,搶占了反動民團據守的隘口,帶領部隊進入贛南山區。粟裕回憶道:“當大家懷着勝利的喜悅,通過由朱德親自殺開的這條血路時,隻見他威武地站在一塊斷壁上,手裡掂着駁殼槍,正指揮後續部隊通過隘口。”“經過這次石經嶺隘口的戰鬥,我才發覺,朱德同志不僅是一位寬宏大度、慈祥和藹的長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戰、身先士卒的勇将。”(24)十月下旬,{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089_1.bmp}起義軍餘部到達江西安遠縣天心圩。

  
      當時,這支部隊的處境依然十分困難:四面受敵,孤立無援;雖然擺脫了敵軍重兵的尾追,但仍經常受到地主武裝和土匪的襲擊,不能不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營;同上級黨組織還沒有取得聯系;官兵饑寒交迫,疾病流行,得不到供應和治療;部隊思想一片混亂,許多經不起考驗的人,甚至“師長、團長均皆逃走,各營、連長亦多離開”。(25)“每個人都考慮着同樣的問題:現在部隊失敗了,到處都是敵人,我們這一支孤軍,一無給養;二無援兵,應當怎樣辦?該走到哪裡去?”(26)不少官兵相繼離隊,有的甚至帶着一個排、一個連公開離隊,有的還在繼續散布失敗情緒,要求解散部隊。部隊有頃刻瓦解之勢,南昌起義留下的這點革命火種,有立即熄滅的可能。

  
      在這樣的危難關頭,朱德沉着鎮定地“在天心圩進行了初步整頓,召集軍人大會,說明革命形勢和任務,指出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以鼓舞情緒和堅定信心。”(27)在這次大會上,朱德發表了一篇激動人心的講話,他說:“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敗了,我們的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是我們還要革命的。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好比一九○五年的俄國革命。俄國在一九○五年革命失敗後,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終于成功了。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暫時的。中國也會有個‘一九一七年’的。隻要保存實力,革命就有辦法。

  
      你們應該相信這一點。”(28)粟裕回憶起這段曆史時,曾說:“朱德同志這些铿锵有力、擲地有聲的話語,精辟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繼續向前發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陳毅同志對之作了極高的評價。他曾經說,朱德同志的這次講話,是講了兩條政治綱領,我們對部隊進行宣傳教育,就是依據這個綱領作些發揮工作。”(29)陳毅所說的兩條政治綱領,就是指:堅信共産主義必然勝利;革命必須自願。

  
      朱德的講話産生了強大的感染力,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難中認清了方向,受到鼓舞,增加了信心,陳毅說:“人們聽了朱總司令的話,也逐漸堅定,看到光明前途了,當時如果沒有總司令領導,這個部隊肯定他說,是會垮定的。”“朱總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裡,在群衆情緒低到零度,灰心喪氣的時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衆的革命信念,這是總司令的偉大,沒有馬列主義的遠見,是不可能的。”(30)三十年後,解放軍政治學院的副教育長鄧逸凡曾問朱德:“還聽說三河壩失敗後,革命隊伍内部發生了動搖和混亂現象,當時您号召說,誰願革命就跟我走。”朱德并不把這些歸功于自己,回答說,“有這樣一回事。你們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應該把它看作是集體的事業,看作是黨的領導。當時我所講的,也并不是我個人獨到的見解,而是革命的經驗。在當時的情況下,需要用馬克思列甯主義來分析革命形勢,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隻有這樣,才能堅定大家的革命意志。部隊要鞏固,就要經常在部隊中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工作,最基本的是要依靠黨的組織。那時黨員比較多,把黨的組織加以整頓以後,又發展了一批黨員,就依靠他們去鞏固隊伍。”(31)不論行軍還是打仗,朱德一直和士兵們一起,一樣穿灰色土布軍裝,一樣吃大鍋飯。行軍時,他有馬不騎,和士兵一樣肩上扛着步槍,背着背包,有時還攙扶着傷員、病号。他“見人就談,談革命前途,談繼續革命的方法。”

  
      “對于中國今後的革命戰争問題,朱總司令回答說:‘農民的遊擊戰争是主要形式。’對于反革命整天跟在後面怎麼辦的問題,朱總司令回答說:‘他總有一天不追的,因為中國軍閥的軍閥性、買辦性、封建性,他們之間不能協調,他們自己打起來,就不會追我們了,我們就可以發展了。’”(32)他的講話,士兵很愛聽。他是很堅定的,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也受到大家的衷心愛戴。“這時候,朱德同志才成為這支部隊的領袖。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沒人聽他的話,大家隻不過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33)在天心圩整頓中,一些意志不堅定的人離隊了,大約走了三百多名軍官和士兵。(34)但留下來的卻更加堅定了。人數雖然減少,但都是革命的精華,為人民軍隊保存下一批重要的骨幹力量。經過天心圩的整頓和以後行軍途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隊的情緒有了轉變,開小差的減少了。

  
      天心圩整頓,是起義軍餘部轉戰途中的一個轉折點,是“贛南三整”的開端。這次整頓的主要内容,是進行思想教育,統一大家的認識,振奮革命精神,扭轉了部隊中思想混亂、人心渙散的局面。朱德在這支部隊生死攸關、需要作出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挺身而出,擔當起曆史賦予的重任,把部隊帶出絕境,并且博得了全軍對他的巨大信任。

  
      大餘整編是在十月底進行的,重要内容是進行組織整頓,先後做了兩件事:一是整頓黨團組織,二是整編部隊。

  
      粟裕回憶這次整編的曆史背景時說:“一九二七年十月底,我們的隊伍從信豐來到了贛粵邊境的大餘地區。正如朱德同志所預料,國民黨新軍閥各派之間矛盾重重。這時候,繼甯漢之戰後,又爆發了粵系、桂系、湘系軍閥的混戰。他們忙于互相争奪,不得不暫時放松了對起義軍的追擊。朱德、陳毅同志便利用這個間隙,領導部隊進行了一次整頓和整編。”(35)怎樣進行整頓和整編?朱德回憶說:“于十月底到了大餘,對部隊進行整編。首先,整頓黨、團組織,成立黨支部。”(36)粟裕說:“這一次整頓,重點是加強黨對部隊的領導。首先,由陳毅同志主持,整頓了黨、團組織。

  
      南昌起義,雖然開始了我們黨獨立領導軍隊的新時期,然而,當時這支部隊隻是在上層領導機關和軍官中有少數黨員,在士兵中,除了像我所在的這個排,因為前身是二十四師的教導隊,它是由‘馬日事變,後從兩湖逃出來的部分學生和工人幹部組成的,全是黨、團員外,一般是沒有黨、團員的。因此黨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層和士兵中去。經過這次整頓,重新登記了黨、團員,調整了黨、團組織,成立了黨支部,記得當時部隊還有共産黨員五六十人,黨員人數不到群衆人數的十分之一。那時候我們還不懂得應當把支部建在連上,但是實行了把一部分黨、團員分配到各個連隊去,從而加強了黨在基層的工作,這是對于這支部隊建設有重大意義的一個措施。”(37)在整頓黨團組織中,還選派了一些優秀黨員去基層擔任指導員,從而加強了黨對部隊的全面領導。

  
      在整頓黨、團組織的同時,還整編了部隊,使它更有利于指揮和作戰。

  
      當時,這支由不同來源組成的部隊,已經七零八落,不成建制。原來的軍、師都成了空架子,已不能适應新的情況。在整編中,取消了“軍、師、團”建制,從實際出發,把部隊改編為一個縱隊,共組成六個步兵連和一個迫擊炮連、一個重機關槍連。部隊“采用‘國民革命軍第五縱隊’番号,司令是朱德同志,對外化名王楷(因朱德同志的号叫玉階而化此名),指導員是陳毅同志,參謀長是王爾琢同志。”(38)部隊經過這次整編,面貌煥然一新。大家雖然衣服褴褛,面黃肌瘦,但精神抖擻,鬥志昂揚。粟裕說:“從此,部隊的組織狀況和精神面貌都大為改觀,團結成了一個比較鞏固的戰鬥集體。這時全團雖然隻有七八百人,比起饒平出發時隻剩下了三分之一,但是就整體來說,這支部隊經過嚴峻的鍛煉和考驗,質量更提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來的精華,已成為不滅的革命火種。這次大餘整編,是我們這支部隊改造的重要開端。”(39)上堡整訓,是十一月初起義軍到了湘、粵贛三省交界的山區江西崇義縣西南的上堡進行的。當時,湘、粵軍閥之間重新開戰,無暇顧及起義軍餘部。

  
      朱德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又一次進行了整訓。

  
      上堡整訓,“首先是整頓紀律,那時就規定了募款和繳獲的物資要全部歸公。”(40)在這以前,朱德、陳毅一直很重視部隊的紀律。轉戰途中,在信豐發生過少數不良分子鼓動戰士搶當鋪的事情。陳毅抓住這件事對部隊進行教育。他氣憤他說:“這哪裡像革命軍隊,簡直像土匪一樣了!”并告誡大家:“我們是共産黨的隊伍,沒有紀律是不能生存的。”(41)到上堡後,部隊的任務不僅是行軍、打仗,而且還深入農村發動群衆,打土豪,分财物,加強紀律的重要性就顯得更加突出了。所以,部隊明确規定募款和繳獲全部歸公,隻有沒收委員會才有權沒收财物,并對官兵進行了自覺遵守紀律的教育。

  
      上堡整訓,“其次是軍事訓練”。(42)那時,崇義,上堡一帶正是國民黨軍第二十六師師長楊如軒的防區。由于曆史上的特殊關系,朱德又給楊如軒寫去一情,希望楊如軒“沓起眼皮,把上猶借他練兵三個月,他保證練一團人,就可以打敗蔣介石。”(43)楊如軒雖未作正面回答,但也“沓起眼皮”,沒有去騷擾起義軍。在整訓中,起義軍“每隔一兩天上一次大課,小課則保持天天上。為了适應客觀要求,當時已提出了新戰術問題,主要是怎樣從打大仗轉變為打小仗,也就是打遊擊戰的問題,以及把一線式戰鬥隊形改為‘人’字戰鬥隊形等。”(44)起義軍的指揮員多數是原來葉挺獨立團的,不少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

  
      他們打仗所習慣的是正規戰那一套。起義軍中的戰士,多數參加過北伐戰争,打的也是正規戰,南昌起義後的一些戰鬥仍是正規戰。但當時的形勢和任務都已發生變化,部隊轉移到山區去找“落腳點”,發動群衆,打土豪,分田地,開始了由正規戰向遊擊戰的轉變,從實踐中逐漸懂得了“還可以上山打遊擊”,“覺得上山有出路”。這就需要學習遊擊戰,楊至誠說:“在這裡,我們按照朱德同志的指示,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區村鎮為中心,開展了遊擊戰争。部隊以連排為單位分散開來,向群衆作宣傳,幫助群衆勞動,收繳地主和土匪的武裝,組織群衆分糧,分财物。這裡的群衆多少年來深受地主、土匪的壓迫,又有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影響,一經發動,便轟轟烈烈起來了。”(45)這是起義軍在戰略戰術方面的一個重大轉變。朱德曾說:“從此以後即開始轉入正确的方向――遊擊戰的方向,不是采取過去占大城市的辦法,而是實事求是,與群衆結合,發動群衆起義,創造革命根據地。戰術也變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沒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遊’。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還能得到發展。”(46)“贛南三整”時間很短,隻有二十天左右。那時國民黨新軍閥内部的混戰已經開始:張發奎部南下人粵後,很快同李濟琚黃紹f兩部公開沖突,争奪對廣東的控制權;唐生智部同南京政府之間的戰争也已開始。一時都自顧不暇,沒有力量再來追擊起義軍餘部,朱德正是抓緊這個難得的間隙,使部隊及時得到休息和整頓。曆史證明“贛南三整”的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在建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贛南三整”開始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三灣改編”開始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底。這兩個重大事件,在時間上相近,在作法上類似,都取得巨大的成功,說明它們是切合大革命失敗後客觀形勢變化實際需要的正确措施,對以後的整黨整軍産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經過了“贛南三整”,部隊的狀況得到了顯著的改善,但仍面臨着許多嚴重困難,特别是給養和彈藥無法解決。當時,已近隆冬,起義軍官兵仍然穿着單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褲,打着赤腳,連草鞋都沒有;無處籌措糧食,官兵常常餓肚子;缺乏醫療設備和藥品,傷病員得不到治療;部隊的槍枝彈藥無法補充,人也很疲乏,戰鬥力越來越削弱。如何克服這些困難,保存這支革命力量,就成了擺在朱德面前急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起義軍在江西崇義縣上堡整訓時,朱德從報上意外地看到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已從廣東韶關移防到同崇義接鄰的湖南郴州、汝城一帶。他同陳毅商量後,便寫信給第十六軍軍長範石生,希望同他們合作。

  
      範石生是朱德在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同期同班同學。他們曾結拜為兄弟,一起秘密參加同盟會,一起參加昆明的“重九起義”,又一起在蔡锷的領導下參加護國讨袁戰争。後來,範石生成為滇軍的高級将領。一九二三年初,楊希闵率反對唐繼堯的滇軍讨伐陳炯明後,進駐廣州,擴編為三個軍,範石生升任第二軍軍長,“石龍大花橋一役,擊潰陳炯明的洪兆麟部,立了戰功,深得孫大元帥嘉許,明令授予上将軍銜。”(47)一九二六年滇軍第二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時,他仍任軍長,一九二七年十月,第十六軍移防到韶關和汝城一帶。範石生同粵系、桂系、湘系軍閥都有矛盾,而同蔣介石的矛盾更為尖銳。在範石生軍中擔任軍官團教官的嚴中英回憶說:“範石生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一九二三年範任駐粵滇軍第二軍軍長時,孫中山大元帥指揮東征,申讨叛逆陳炯明。當時,蔣介石任粵軍許崇智的參謀長,在一次軍事會議上,蔣介石即席要求發言,範石生以主席身份傲慢地問:‘你叫什麼名字?,蔣答後,範又問:‘你要講什麼?,蔣談了自己對作戰的意見。範不等蔣講完,就噓了一聲說:‘算了吧!你說得輕巧,拾根燈草!’使得蔣十分尴尬,加深了兩人之間的矛盾。”(48)蔣介石報複心很重,當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後,範石生心裡自然更有顧慮。所以,他需要尋找盟友,以加強自己的力量。當他得知朱德正率領南昌起義軍餘部轉戰贛南時,便幾次派人秘密尋訪,進行聯絡。

  
      中國共産黨人同範石生的統一戰線關系早已建立。還在一九二六年範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時,周恩來就通過黃埔軍校的政治教官雲南人王懋庭(又名王德三),将在廣州的雲南籍共産黨人趙貫一(趙薪傳)、王振甲(王西平)、韋濟光、夏崇先、馬季唐、饒繼昌、李靜安、向鎮弼以及廣西人餘少傑等派入範部,建立了黨組織,組成第十六軍政治部。他們分别擔任秘書、科長、股長及下屬部隊的黨代表(國民黨的黨代表)。(49)“四・一二”政變後,範石生對蔣介石的“清黨”命令陽奉陰違,擱置不理。所以,在第十六軍裡一直保存着共産黨的組織。朱德後來說:“南昌起義前,駐在湖南的範石生第十六軍同我們黨保持着統一戰線關系,該軍内仍然有我們黨的組織,範石生也有同我們聯合一起進入廣東之意。南昌起義後,部隊南下時,周恩來同志就給我們寫了組織介紹信,以備可能同範石生部發生聯系時用。”(50)朱德給範石生的信發出去後約半個月,範派人送來了複信:“春城一别,匆勿數載。兄懷救國救民大志,遠渡重洋,尋求興邦救國之道。而南昌一舉,世人矚目,弟感佩良深,今雖暫處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誰手,仍未可知。來信所論諸點,愚意可行,弟當勉為為助。兄若再起東山,則來日前途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籬下,終非久計,正欲與兄共商良策,以謀自立自強。希即在駕汝城,到日唯(注:第十六軍四十七師師長曾日唯)處一晤。專此恭候。”(51)朱德向陳毅介紹了範石生的情況,又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同範石生的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這樣做,有利于隐蔽目标,積蓄力量,待機發展。朱德又向全體共産黨員講明同範石生合作的意義和目的。大家經過熱烈讨論,統一了認識,同意在原建制不變、保證組織上獨立、政治上自主、軍事上自由的前提下同範石生合作。

  
      十一月二十日,朱德受黨組織的委托,帶着教導隊從崇義的上堡出發,去汝城同曾曰唯談判。在途經汝城縣壕頭圩時,還有過一次驚險的遭遇:他們住在一個祠堂裡,半夜間突然被土匪何其朗部包圍。土匪沖進祠堂,問朱德:“你是什麼人?”朱德說:“我是夥竿貳!蓖練擻治剩“你們的司令在哪裡?”朱德指着後面的房子說:“住在那邊。”由于朱德穿着簡樸,同士兵沒有什麼區别,土匪信了,就往後去。朱德從窗戶裡跳出,脫離了危險。

  
      到汝城後,同曾曰唯進行了兩天的談判。在談判中,朱德提出三個條件:“我們是共産黨的隊伍,黨什麼時候調我們走,我們就什麼時候走;給我們的物資補充,完全由我們支配;我們内部組織和訓練工作等,完全照我們的決定辦,他不得進行幹涉。”(52)最後,雙方達成協議:一,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隊編制、組織不變,要走随時可走的原則;二,起義軍改用第十六軍四十六師一四○團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六師副師長兼一四○團團長(不久,範又委任朱為第十六軍總參議);三,按一個團的編制,先發一個月的薪饷,并立即發放彈藥和被服。後來,一九二八年六月,杜修經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也寫道:“在受編的時候,朱德向範石生他們表示,大意:我們是共産黨的軍隊,我們黨有命令要我們怎樣時,我們還是怎樣,他們意承了。”(53)對這些協議,範石生是認真執行了的。朱德說:“他接濟我們十萬發子彈,我們的力量又增強了,他還一個月接濟萬把塊錢、醫生、西藥、被單??在紅軍的發展上來講,範石生是值得我們贊揚的。”(54)當時在範石生身邊的嚴中英回憶道:“範對我說:‘這支部隊現在還穿着單衣短褲,沒有蓋的。

  
      天氣這樣冷,就得先把棉服軍毯運去。’我從側面了解,範對這部紅軍是按照一個團的軍需物品和糧饷等予以補充的。後來朱總司令把部隊帶過十六軍的駐地時,我看到戰士們穿着新發的棉衣,在制服裝備方面,與範軍沒有什麼區别;但在精神上态度上,卻與國民黨的部隊截然不同,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在隊伍中分不出誰是官,誰是兵,大家說說笑笑,親如家人,我見了感到新奇。”(55)随後,陳毅、王爾琢帶着部隊開到汝城西北方向的資興。在資興時,又從範石生那裡領了五六十萬發子彈。

  
      這段時間内,朱德以第十六軍總參議的名義,不時到軍司令部與範石生會晤,談笑風生。他們有時講到過去在昆明翠湖之濱一堂相聚的歲月,有時又講到現時中國革命的前途,處得很融洽。

  
      朱德在黨的活動分子會上講到同範石生合作的意義時,說過:“範石生之所以與我們達成協議,實現聯合,是想擴充隊伍,壯大實力,同蔣介石以及其他軍閥對抗。我們這樣做,是為了與範部建立統一戰線,以他為掩護,隐蔽目标,積蓄與發展力量,絕不是放棄原則,順從他人,也絕不能束縛住自己的手腳,我們應該獨立自主地進行活動。”大家一緻擁護這一決定。

  
      十二月間,這支部隊又從資興南下,進入粵北,移駐韶關西北三十裡的犁鋪頭,他們這次開往廣東,原來是按廣東省委指示去支援廣州起義。但到粵北時,廣州起義已失敗了,就在犁鋪頭進行休整。朱德找來教導大隊隊長李奇中,對他說:“就現在情況看來,我們像現在這樣安定的機會不多,敵人總要打我們,我們總是要打仗的。可是以後打什麼樣的仗,仗怎麼打,大家并不了解,我們要抓緊一切機會來訓練部隊,讓他們經常學到新的作戰知識才行。”在訓練時,朱德自己講課,他要求部隊抛棄舊的隊形,改為梯次配備的疏開隊形,以減少密集隊伍受到敵火力的殺傷;要求指揮員重視對敵情的搜索和偵察,不摸清敵人情況不動手;要求士兵除熟悉手中武器外,一定要做到不靠近敵人不開槍,打不中不開槍。他反複強調:“一定要讓每個同志牢牢地記住,我們人少槍少,不能和敵人硬拼。我們要瞅住敵人的弱點,我們要注意避實就虛的遊擊戰術。”(56)他們無論在駐防或行軍時,照樣打擊當地的土豪勢力,有時還處決一些民憤很大的地主惡霸。範石生聽到有人向他報告,但從沒有過問和制止過。

  
      一九二八年初,蔣介石發覺南昌起義軍餘部隐蔽在範石生部隊裡,立即下令要範石生解除起義軍的武裝,逮捕朱德。同時,方鼎英部從湖南進入粵北,監視起義軍和範石生的動向。範石生接到蔣介石的密電後,不忘舊誼,信守協議,立刻寫信派秘書楊昌齡前往犁鋪頭,告訴朱德,勸他立刻離去,還送來一萬塊錢。他在給朱德的信上說:“‘孰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最後勝利是你們的,現在我是愛莫能助。”

  
      在這萬分緊急的情況下,朱德必須立即率部脫離險境。他最初準備按照廣東省委的意見,去東江同廣州起義的餘部彙合。但部隊剛到達仁化,突然發現國民黨第十三軍的部隊正沿偵水開往仁化東面的南雄,切斷了起義軍前往東江的去路。朱德當機立斷地決定,在收集廣州起義的一部分失散人員後,折向湘南,去實現他醞釀已久的湘南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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