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南昌暴動
第二十軍考察團在武漢逗留了将近一個月。由于朱德已受到楊森疑忌，一九二六年一月間，他遵照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前往江西南昌，轉到國民革命軍第三軍去工作。随同他到武漢的二十軍考察團中，有四十多人随領隊馬骥之回到四川，一部分人投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和第八軍，而鮮澤民、莫湘、徐震球等十五人跟他一起到南昌去。
朱德到南昌工作，有着特殊的便利條件。那時，駐紮在南昌、九江、吉安、進賢一帶的是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朱培德部。第三軍是雲南部隊。這年一月初召開的北代軍軍務善後會議後，第三軍編為北伐軍總預備隊（後改為第五方面軍）。朱德同這支滇軍部隊的高級軍官們有着根深的曆史關系。總預備隊總指揮朱培德和師長王均、金漢鼎都是朱德在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同班同學，以後又長期在滇軍共事，交誼很深。朱德還有一些舊部和老同事也在這支部隊裡。因此，他一到南昌，朱培德立刻委任他擔任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不久，又委任他為第五方面軍總參議。
為什麼要建立軍官教育團？那是因為朱培德部先後在牛行車站和南昌城下同孫傳芳部主力激戰，雖然取得重大勝利，但本身傷亡也很大，“現任中、下級軍官幾乎半數以上都是在戰火紛飛中憑戰功遞升起來的，對于軍事學術、政治思想的水平都較低落，有亟待整訓提高的必要。”①在朱德的主持下，軍官教育團的組建工作很快就緒，地址設在永和門内的原江西陸軍講武堂。學員分兩部分：大部分是朱培德部的下級軍官，編為第一、二營，共七百餘人；還有一個第三營，是學兵營，主要招收省内的中學生，也有一部分從上海來的北方宣傳隊隊員，共四百餘人。教育團内的中下級軍官和教官，除從第三軍抽調外，還有随朱德來南昌的原二十軍考察團成員以及原來在廣州的第三軍軍事政治訓練班的畢業生。他們在任職前，先經過測驗，再到廣場逐個考試軍事實地指揮的能力，然後按照他們的實際成績，分别委任連、排級職務。這種量才任用的做法，在當時軍隊中是少見的。
軍官教育團的教育内容，包括軍事和政治兩個方面。朱德十分重視提高學員政治思想覺悟的教育。政治方面的課程，有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重新解釋過的三民主義，還有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問題、工人問題、農民問題和社會問題等。他們經常請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産黨人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講課。在軍事教育和訓練方面，要求也十分嚴格。
朱德平時“對學員非常關心，吃飯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裡，晚上查夜給學員蓋被子。教育團實行說服教育，嚴禁打罵，軍官、學員一律平等。星期六野外演習，往返五六十裡，朱委員長有馬不騎，讓給體弱或臨時生病的學員乘坐，自己同大家一起走路。回到團裡大操場上，還要帶領全團一起跑三十分鐘的步。在出操時，他親自向學員作示範動作，耐心糾正學員作鍺的動作。真是誨人不倦，處處以身作則。”②曾随朱德從萬縣到南昌擔任軍官教育團排長的莫湘回憶說：在這些日子裡，“從未見他冒過火，發過脾氣，一直是和藹可親地與人交談，發覺到人的思想有問題時，總是旁敲側擊，循循誘導；見人行動上有錯誤的，總是明白指出，以理誨人。”軍官教育團學員的成分和思想狀況比較複雜，朱德耐心地指出：“這些人的思想是亟應改造，但也是可以改造的。我們有信心把他們改造成為革命的可靠力量，否則，怎能談得上改造社會、改造人類、改造世界呢？改造人不是個個都一樣，而是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情況，做不同的工作。主要是：主動地接近他們而耐心細緻地以理說服。我看是能夠争取他們走革命這條光明大道的。”③“他平時隻穿套粗布軍服，裹副粗布綁腿，穿一雙舊皮鞋，有時還穿草鞋。??上班總是夾個皮包走路，很少坐黃包車。他的住房隻有簡樸的床鋪和一張舊方桌，幾張木凳子，簡單得像個旅店。他常因開會或工作忙，便買個燒餅充饑。”
④由于朱德處處以身作則，待人以誠，誨人不倦，所以在教官和學員中受到普遍的信任和尊敬。
軍官教育團名義上雖然隸屬于第三軍，實際上是在中共中央軍委和江西省委的直接領導下，成為培養革命人材的基地。在每個連隊很快都秘密建立起共産黨的小組，有的連黨員達到學員的三分之一，參謀長陳奇涵擔任黨支部書記。一般工作人員也經常舉行生活檢讨會，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當時江西的工農運動正在高漲，不少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幹部參加了教育團舉辦的短期訓練班。整個教育團内呈現出濃重的革命氣氛。
軍官教育團是從一九二七年一月開始接收學員的。三月五日補行開學典禮，當時駐在南昌的蔣介石也前來參加。
那時候，由于北伐軍在兩湖、江西、浙江、安徽等省的勝利進展，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的政治聲望随之大大提高，實力也有很大擴充。
他覺得自己羽翼已經豐滿，便公開暴露出反對共産黨、分裂國民黨中央、準備實行個人獨裁的面目來。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南昌總司令部第十四次紀念周上發表演說，公然說：“我是中國革命的領袖，并不僅是國民黨一黨的領袖。共産黨是中國革命勢力之一部份，所以共産黨員有不對的地方，有強橫的行動，我有幹涉和制裁的責任及其權力！”⑤在第三軍軍官教育團開學典禮上，蔣介石打着孫中山的旗号來擡高自己，說：“總理在世，一切由總理作主，現在總理已經過世，中正肩上的擔子加重了??我們要作總理的信徒，總理在世，我們一切信賴總理，現在總理不在世了，我們必須選擇一個作為我們信賴的中心??總理在世，一切服從總理，現在總理已去世，我們作為一個革命軍人，就必須有一個服從的中心。”⑥朱德在朱培德、王均、郭沫若講話後發言。據原軍官教育團總務處長趙F回憶：“朱團長當時告誡同學們，‘舊軍閥要打倒，新軍閥同佯也應打倒??我們必須警惕任何形式的新軍閥在我們革命陣營中産生??我們要反掉任何跋扈、專橫的獨裁與篡國竊權的陰謀，才能完成我們的革命任務，才能徹底實現革命。’”⑦就在蔣介石參加開學典禮的第二天，駐江西的新編第一師在蔣介石指使下，夥同反共的AB團分子殺害了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三月十六日，蔣介石離開南昌時，強行解散原來由國民黨左派掌握的國民黨南昌市黨部和江西省學聯等民衆團體。十七日，國民黨九江市黨部、總工會又遭到總司令部特務處處長楊虎組織的一夥流氓歹徒的圍攻，在市黨部打死三人，在總工會打死一人。
這股反動逆流的襲來，激起江西各界民衆的極大憤慨，南昌工人罷工三天表示抗議。三月十八日，南昌市各界群衆數萬人在大校場召開追悼陳贊賢烈士大會，會後舉行示威遊行，要求江西省政府主席李烈鈞主持公道，嚴懲殺人兇手。朱德帶領軍官教育團參加了遊行，他對教育團的學員們說：“反動派已屠殺我們的同志了，我們要準備出擊。”⑧三十日，軍官教育團配合南昌的工人糾察隊，收繳了蔣介石留駐在牛行車站的憲兵團的槍枝。
三月下旬，上海和南京相繼克複。蔣介石從江西到上海，沿途屠殺工農群衆，積極策劃反共政變。政治風雲越來越險惡了。四月二日，在中共江西省委發動下，南昌工農群衆走上街頭，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軍官教育團也派出一部分學員，身着便衣，攜帶短槍，加入到遊行隊伍中。遊行的人群高喊着反對新軍閥，打倒蔣介石等口号，湧向百花洲畔的國民黨江西省黨部。他們在方志敏等領導下，沖進蔣介石控制的省黨部，捉住程天放等反共分子。并在第二天召開有三萬餘群衆參加的大會，将程天放等人遊街示衆。
四月七日，朱培德就任江西省政府主席。九日，任命朱德為南昌市公安局長。朱德在全局幹警大會上告誡大家，要切實負起責任，保護民衆，盡快恢複南昌的秩序。
當時朱培德的政治态度是很微妙的：他同蔣介石有矛盾，武漢政府剛委任他代替李烈鈞擔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革命勢力同反動勢力在江西已形成尖銳的對立，“朱培德在這中間就采取了中立态度，他對于革命不反對，可是對反革命者也不離開。”⑨朱德利用這種矛盾，大膽地開展活動，使江西的工農運動得到比較順利的發展。
不久，朱培德派朱德率軍官教育團到贛東的撫州一帶剿匪。朱德在出發前一再向全團人員闡明：“要做到真正的成為一個革命的人，就要有個清醒的頭腦，有個明淨的眼光，有個堅定的信念。要能明辨是非，要能澄清曲直。
要能分清敵我，還要站穩立常如果是一貫欺壓人民和剝削群衆的反革命分子，哪怕口頭甜如蜜，其心則是毒若劍，我們必須毫不留情予以打擊。若遇有權有勢而有錢的人在咒罵他人時，則當多考慮之，多給予調查研究之。如系是階級敵人誣陷窮人，則必予以懲罰而支援工農，支援窮人。”⑩軍官教育團在贛東活動了一個多月，平息了真正的匪患，農民運動迅速發展起來。
部隊調回南昌前，朱德又派軍官教育團的副官卓廉詩擔任撫州公安局局長，排長冉國平擔任臨川縣農民自衛大隊大隊長。這些，不僅支持了農民運動，而且使軍官教育團的學員得到實際戰鬥的鍛煉，提高了軍事指揮能力。
但就在這個時候，國内的政治局勢已迅速惡化了。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反革命政變。接着，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同當時還保持着國共合作關系的武漢國民政府相對立。廣州等地也大規模地捕殺共産黨員和革命群衆。到五月間，武漢地區的政治形勢也越來越嚴重，反共活動迅速表面化，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一步步向右轉。
五月十三日，原駐宜昌的國民革命軍第十回獨立師師長夏鬥寅公然通電聯蔣反共，并向武漢發動軍事進攻。二十一日，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團長許克祥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枝，搗毀湖南省總工會、農會和其他革命團體，大量捕殺共産黨員和革命群衆。朱培德一時在表面上還沒有公開反對共産黨，但也在五月二十九日下令“禮送共産黨出境”，六月六日又下令在江西全省停止工農運動。
正在贛東剿匪的朱德得知朱培德“禮送共産黨員出境”的消息後，在六月中旬趕回南昌，向朱培德提出辭去公安局長一職，并且将軍官教育團的第一、二營學員提前畢業，隻留下第三營。畢業的學員大部分回到擴編的第三、九兩軍，其餘分到贛江流域各縣做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工作。同月下旬，朱培德也以“禮送”的名義要朱德離開南昌。朱德後來回憶說：“我因為平素與朱培德他們感情還好，而博得一個‘歡送’。”(11)不久，朱德離開南昌，經九江轉往武漢。
到七月初，局勢更加嚴峻了，甯漢合流的趨勢日見明朗。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政局的宣言，強烈譴責武漢國民政府背棄孫中山實行的三大革命政策，聲明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産黨員。國民黨左派鄧演達憤然辭職離國，宋慶齡宣布脫離武漢國民政府。十五日，汪精衛等控制下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公開宣布“分共”，第一次國共合作終于全面破裂。
中國革命已處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迫使共産黨人不能不毅然決然地拿起武器，武裝反抗國民黨的血腥屠殺政策。當時中國共産黨所能掌握或影響的部隊，主要有葉挺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由原葉挺獨立團擴編而成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二十五師和賀龍率領的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二十軍。這些部隊由于準備東征，正集中在江西九江一帶。七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會議，作出在南昌舉行暴動的初步決定。因為朱德在江西有便利的工作條件，對情況也熟悉，就派他先趕回南昌。
七月二十日中午，朱德乘江輪抵達九江。他下船後，直接到贛北警備區司令部去見國民革命軍第五方面軍第九軍軍長兼贛北警備區司令金漢鼎。金漢鼎同朱德是多年共患難的老朋友，這時，正奉召準備上廬山去開會。他告訴朱德，朱培德打電話通知他，說汪精衛和張發奎上了廬山，有要事相商。
兩人一同乘小船前往蓮花洞九江車站。在船上，朱德向金漢鼎分析了目前的形勢和今後革命發展的趨勢，勸金漢鼎說：“在江西的這班人都是灰色的，不願革命了。我們一同到廣東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12)金漢鼎後來回憶說，當時因為他有階級偏見，沒有答應朱德的要求。
到了蓮花洞，去南昌的班車早已開走，金漢鼎約朱德上山休息幾日。朱德婉言謝絕了金的邀請，留在蓮花洞，等候第二天的火車。二十一日，朱德回到南昌，立刻投入緊張的暴動準備工作。
他根據中央的要求，精心繪制了南昌市區的地圖，并且對敵軍兵力部署的分布情況作了詳細的了解。同時，頻繁地同第三、九兩軍留駐南昌的幾個團的團長進行接觸。
二十七日，奉中共中央之命負責發動并領導南昌起義的周恩來來到南昌，當晚住進花園角二号的朱德寓所。朱德詳細地向周恩來彙報了南昌國民黨軍隊的情況以及他所作的工作。後來，周恩來曾高度評價朱德在南昌起義中所起的作用，稱他“是一個很好的參謀和向導”。
就在這一天，葉挺率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賀龍率暫編第二十軍先後進入南昌。成立了領導暴動的前敵委員會，由周恩來、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組成，周恩來任書記。會上，決定在三十日晚舉行暴動。
一場大較量已經迫在眉睫，整個南昌城裡的氣氛異常緊張。汪精衛在牯嶺召見金漢鼎時，特别強調江西目前的局勢是外松内緊，并要金漢鼎迅速把存放在南昌的所有軍用物資運到吉安，以防不測。
暴動計劃的執行，由于中央代表張國焘在三十日早晨趕來南昌而發生了周折。張國焘堅持認為，根據共産國際的指示精神，應該争取張發奎參加，否則不能舉行暴動。周恩來等多數人認為，張發奎深受汪精衛的影響，是不會同意這個暴動計劃的。雙方發生了激烈的争辯。
三十一日，前敵委員會再次召集會議，又辯論了幾個小時。最後，張國焘表示服從多數人的意見。于是，會議決定八月一日淩晨二時舉行暴動。朱德的任務是設法拖住留駐南昌的第三軍兩個團的團長，保證暴動的順利進行。
當天下午，朱德在佳賓樓設宴款待那兩個團長。酒席上，猜拳行令，觥籌交錯，持續了兩個多小時。随後，朱德又約他們到大士院三十二号打牌。
朱德離開佳賓樓後，先到西大街中華聖公會的第二十軍指揮部，向賀龍通報情況，接着也來到大士院。
正當暴動就要發動的時候，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賀龍部有一名雲南籍副營長趙某接到命令後跑來告密，第三軍那兩個團長聽到這個消息，立刻離座告辭。朱德不好阻攔，就趕到第二十軍指揮部，将叛徒告密的事告訴了賀龍。于是，起義提前到午夜後舉行。
從賀龍處出來，朱德又到了第三軍第二十一團團長李世龍家中。據第三軍第二十團中校團副蔣文光後來回憶說：“七月三十一日晚，他（指蔣文光）在街上看到葉挺、賀龍的部隊情況有些不同，趕緊跑去找二十一團團長李世龍，要李立刻注意，或者将部隊帶出南昌。可是到了那裡，碰見朱德正與李世龍閑談。朱德一見他即知來意，不等有所表示，就拉着他說：‘文光，我們到街上走走。’沒有兩個小時，街上到處響起了槍聲。”(13)朱德原來領導過的“軍官教育團的學員有三個連參加了起義，公安局沒有多少人參加。”
(14)
到清晨六時，城裡的國民黨軍隊全部肅清，起義取得了成功。
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武裝反抗的第一槍，在中國共産黨的曆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的時期。朱德後來對這次起義作了很高的評價：“它明确地指出了中國革命的政治方向，它是共産黨獨立領導革命和獨立領導革命武裝鬥争的開始。”“從此民主革命的大旗就由共産黨獨立肩負起來。”(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