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在北伐革命中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朱德乘坐海輪，回到闊别近四年的祖國，和他同船返國的有歐陽欽、秦青川、章伯鈞、房師亮等二十多人。

  
      朱德從當時秘密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軍委機關裡了解到：就在他到達上海前幾天，國共合作下建立起來的國民革命軍已正式誓師北伐。他們在“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雄壯歌聲中，向湖南迅速挺進。中國共産黨人直接控制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作為北伐先遣隊，五月初已在團長葉挺的率領下從廣東進入湖南。接着，先後攻占湖南的醴陵和浏陽。七月十一日，國民革命軍進占湖南省會長沙。控制兩湖的直系軍閥首領吳佩孚那時正在直隸（今河北省）長辛店督師，和奉軍、直魯軍一起，向原馮玉祥部西北軍扼守的南口天險發動猛攻，一時無力南顧，因此，企圖聯合四川軍閥，牽制并阻遏國民革命軍繼續向北推進。

  
      位于長江上遊的四川省，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四川軍閥政治态度的向背，對北伐戰争能否在長江流域勝利發展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此，中共中央決定派得力幹部入川，策動四川軍閥易幟，并在可能的條件下建立自己的武裝，配合北伐軍在兩湖的作戰。

  
      在上海，朱德會見了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朱德後來回憶說：“我由蘇回國，到上海見陳獨秀接受任務。當時陳說有兩件工作：一是去四川楊森處，楊當時要和我合作，向我們要人，我們如能抓住，可以迎接北伐；另一件是去廣東，準備北伐。”①朱德立刻表示：楊森曾同他在護國軍中共事，他出國前楊森還許願一定“虛席以待”，因而要求到楊森那裡去。陳獨秀同意朱德的請求，并要他在上海停留期間去一次南京，利用他在舊軍隊中的關系調查孫傳芳部的兵力部署狀況。

  
      七月二十六日，朱德和秦青川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廣東國民政府代表的名義登輪前往楊森司令部所在地――川東的萬縣，江輪先到漢口。那時，國民革命軍已越過湘北的淚羅河，吳佩孚已下令在漢口實行戒嚴。朱德在漢口下了船，他看到碼頭、街口到處是吳佩孚的北洋軍在盤查過往行人，如臨大敵。朱德在漢口停留了一天，又繼續乘船西上。船行到宜昌，遇到水災，耽擱了四天。八月十一日，朱德和秦青川才抵達萬縣。②朱德一到萬縣，立刻被迎進楊森的高級招待所――王家花園，受到楊森的熱情款待。

  
      當時，四川正處在軍閥割據的狀态中，劉湘、劉文輝、楊森、鄧錫侯等各霸一方。楊森直接指揮的軍隊有槍枝二萬七千支左右，受他控制的軍隊共十多萬人，盤踞在川東萬縣一帶，擁兵自重，對時局的變化抱觀望态度。他的心理狀态頗為複雜：看到國民革命軍北伐進展順利，便派人向廣東國民政府輸誠，表示要加入國民革命軍，又派人到北京找中共北方區委負責人李大钊，請調人到萬縣幫助他工作；他同吳佩孚又有較深的曆史關系，此前不久吳佩孚剛任命他為四川省省長。朱德到達萬縣後第三天，奉軍和直魯軍攻占南口。原在直隸長辛店督師的吳佩孚準備率師南還，抵禦國民革命軍北伐。

  
      因此，楊森仍心存觀望，态度并不明朗。

  
      朱德針對楊森這種腳踩兩隻船、四面迎合的暧昧态度，明确提出：國民政府在目前情況下不可能提供錢和槍，但是，北伐革命是會勝利的，如果同國民革命軍對抗，注定是要失敗的。楊森口口聲聲表示贊成北伐，卻又借口兵饷來源困難，不願脫離吳佩孚。

  
      八月二十五日，正在中共北京地委工作的陳毅受李大钊派遣随楊森的秘書長喻正衡（是陳毅的留法同學）從北京來到萬縣。楊森對陳毅說：“李大钊是我的知交，要我參加國民革命是可以的，但我是吳佩孚提拔起來的，不便背信棄義去反對他。”③經過楊森的介紹，朱德結識了陳毅。兩人一見如故，共同商議如何設法争取楊森易幟。

  
      就在陳毅抵達萬縣後不久，國民革命軍在農民群衆支援下，相繼攻克通往武漢的要沖汀泗橋、賀勝橋，殲滅吳佩孚親自督戰指揮的主力部隊，一直推進到漢口外圍。

  
      吳佩孚主力慘敗的消息傳到萬縣，使楊森如坐針氈。就在這時，另一件使他更為氣惱的事情發生了。

  
      八月二十九日，楊森部官兵在雲陽提取鹽款及糧稅各款後準備搭乘英國太古公司的商船“萬流”号回萬縣。他們分乘兩艘木船，準備押款登輪。“乃該輪于木船接近時突開快車上駛，所載士兵、款項之木船二隻登時浪沉。計損失銀八萬五千元，連長、排長各一員，士兵五十六名，槍枝五十六支，子彈五千五百發。”④英國輪船無視中國主權和有關規定，在江中任意加速行駛，浪沉中國船隻、淹斃中國軍民的事件本已屢見不鮮。楊森得知他的運饷船被浪沉一事後，又氣又惱，卻又無可奈何。他很清楚英國人是吳佩孚的靠山，不敢輕易得罪。可是，人員的傷亡，特别是巨額軍饷的損失，又使他不甘心就此罷休。于是，就去找朱德和陳毅商量如何處理這一事件。

  
      事件發生後，朱德已同陳毅和杜鋼百（楊森的同鄉，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和陳毅一同赴川。）進行過商議。杜鋼百後來回憶道：“朱德和陳毅分析說：北洋軍閥的背後，都有帝國主義的靠山，所以反帝與反封建軍閥是一緻的。人民痛恨帝國主義，我們就要動員群衆力量，迫使楊森轉向廣東政府，割斷他和北洋軍閥的聯系。”“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廣泛發動群衆，領導群衆，掀起一個像‘五卅’那樣的群衆反帝政治運動。”⑤三人商定：由朱德出面做楊森的工作，陳毅負責動員民衆，杜鋼百攜朱德的親筆信赴重慶向中共重慶地委（即後來的四川省委）書記楊公彙報情況。

  
      這時，楊森親自到王家花園找朱德商量，朱德知道楊森内心正處于矛盾狀态中，便抓住他的弱點，表示隻有将肇事輪船扣留，提出賠償要求，才有可能挽回損失。

  
      在朱德的說服下，第二天，楊森下令扣留了途經萬縣的肇事英輪。

  
      九月二日，朱德在陳毅主持召開的萬縣各界代表的預備會議上講話時指出，帝國主義列強無視中國人民的生命财産，在我内河肆意橫行，浪沉我船隻，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系到國家主權的大事，隻有打倒封建軍閥，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國家才會有真正的獨立，人民才有真正的自由。⑥他号召各界民衆聯合起來，行動起來，抗議帝國主義的罪行。連續幾天，萬縣中學的學生一直在舉行反英示威遊行。各種傳單貼滿了大街小巷。

  
      楊森扣留英輪後，立刻派人同英國領事盧思德交涉賠償事宜。但是，英國領事态度蠻橫，拒不答應楊森提出的條件，而且調遣軍艦分别從重慶和宜昌駛往萬縣，企圖對中國當局進行威吓，并用武力劫奪被扣留的輪船。于是，朱德和陳毅便鼓勵楊森采取強硬手段，做好還擊的準備。

  
      九月五日下午，英國軍艦三艘強行靠近被扣英輪，企圖用武力劫奪，遭到中國守軍的抵抗。在激戰中，英艦長達理被擊斃。在下午五時左右，英艦悍然開炮轟擊萬縣城區。

  
      這時，正在寓所的朱德突然聽到炮聲，立刻趕往楊森司令部，敦促楊森封鎖江面，予以還擊。

  
      但是，英艦憑藉着火炮優勢，對人口密集的萬縣城區連續炮轟達兩個多小時，使軍民死傷千餘人（其中死亡六○四人），房屋千餘間被擊毀，财産損失更不計其數。據萬縣海關的外籍人員報告：“大火持續到第二夭淩晨兩點左右。”⑦萬縣城内最繁華的南津街、陳家壩一帶變為一片瓦礫，令人慘不忍睹。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萬縣“九五慘案”。

  
      慘案發生的當天，朱德立刻向楊森建議：“速将慘案發生的前後經過通電全國各革命組織，并籲請北洋政府向英方提出嚴重抗議交涉，要求賠償、懲兇、道歉，内伸民憤，外張公理，以重國權，而雪恥辱。”⑧促使楊森向全國發出通電陳述“九五慘案”真相。第二天，朱德又派孫壺東出面組織“萬縣九五慘案後援會”，一面做好死難同胞的善後工作，一面開展抗英鬥争。

  
      并且向全國發出通電，呼籲各界給予支援，對英國進行制裁，以雪國恥。

  
      為了聲援萬縣民衆的抗英鬥争，九月九日，“萬縣慘案四川國民雪恥會”在四川巴縣成立。十八日，重慶市民六萬多人憤怒集會，會後舉行示威遊行，當時又有十多萬人舉行火炬遊行。接着，重慶的英美煙草公司華工宣布罷工，市民組織宣傳隊，四出進行宣傳。十月五日，成都各界人士萬餘人也舉行抗議集會和示威遊行。四川各地紛紛成立反英組織，爆發較大規模的反英鬥争。

  
      全國各重要城市，如上海、北京、武漢、廣州、天津、長沙、廈門、煙台、濟南、蕪湖等，相繼成立各種組織，開展反英鬥争。中共中央為此在《向導》周報發表告民衆書，号召“民衆起來，用自己的力量，使用一切方法對付這個強盜的帝國主義。”⑨萬縣慘案極大地激怒了中國人民，使全國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英帝國主義的群衆運動。同時，也促使楊森被迫轉向廣東國民政府。他委派朱德赴武漢，表示願意接受國民革命軍的稱号。朱德回到武漢，在一次大會上講話時說：“此次開炮，兄弟親與此役，英人之強橫可笑，亦複可憐。他以為他的槍才可以殺人。我們川軍這回也不客氣，為正當防衛，還他幾槍，彼此都有傷亡。不過人民無辜，為他殺得太多了。”“但是，我四萬萬民衆為他打醒了！盡都知道帝國主義非打倒不可，總望軍民一緻團結起來。”⑩郭沫若也在這次大會上講了話。

  
      九月二十四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委任楊森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兼川鄂邊防督辦，朱德為黨代表。由于第二十軍政治部主任陳啟修還在漢口，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委任朱德暫代軍政治部主任一職。二十八日，朱德率二十餘名政治工作人員離開漢口前往萬縣。

  
      朱德一回到萬縣，卻得到楊森派兵東下援吳的消息。原來，國民革命軍攻占漢口、漢陽後，武昌仍在吳軍手中，北伐軍久攻不下，因此楊森對吳佩孚仍抱有希望。對于楊森這種出爾反爾的态度，朱德十分氣憤。他當面質問楊森，并曉以大義，楊森仍不為所動。盡管北伐軍在十月十日攻克武昌，楊森的态度表面上有所轉變，但仍遲遲不肯下令撤回東進鄂西的三個師，對就職一事也敷衍搪塞，對朱德說：“隻要走革命的道路，遲早宣布就職沒有多大問題。”(11)實際上是不置可否。

  
      十一月上旬，進犯武漢的楊森部遭到國民革命軍圍殲，前敵總指揮曾子唯被俘。這才使楊森被迫派代表赴武漢“請罪”，并多次找朱德表示“悔悟”。

  
      二十一日，楊森在宜昌通電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同時仍緻電吳佩孚，表示他對吳的“忠誠”。

  
      這一時期，中共中央加緊了在四川的工作，先後派吳玉章、劉伯承、歐陽欽等人入川，并策反軍閥部隊，争取在四川打開軍事鬥争的新局面。11月中旬，以楊公為書記，朱德、劉伯承為委員的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在重慶成立。劉伯承後來回憶道：“當時我們的策略：對四川軍閥一面拉攏使之有利北伐進軍，一方面培養自己的實力。所以在戰略上是‘前面抵，後面拉’的辦法。利用川軍矛盾，在順慶起義以為根據地，在滬州起義――互相策應。”(12)會後，劉伯承赴滬州具體指揮工作，朱德返回萬縣繼續進行争取楊森的工作。

  
      楊森易幟後，在朱德的建議下，設立中國國民黨第二十軍黨部，由朱德任主任委員（當時中國國民黨四川省臨時省黨部常務委員是楊公等三人，執行委員還有朱德、劉伯承等六人，黨部設在重慶，由國民黨中央黨部領導。）(13)，并且在萬縣杜家花園建立第二十軍軍事政治學校。由朱德帶到萬縣的政治工作人員盧振綱、文強、熊蔭寰、江亞中、滕代順、湛傑分别擔任教育長和五個大隊的大隊長。朱德曾到校講話，勉勵學員說：“一個軍人要有崇高品德的修養，要有堅強的革命方向，要為國家為人民做一些光輝事業。”

  
      (14)與此同時，朱德還通過政工人員加強對楊森部隊的改造。朱德雖然擔任二十軍黨代表兼代政治部主任，但生活仍然十分儉樸。“每天到楊森總部辦公、彙報，都是身着布軍服，手拿公文包，胸前佩着總部出入證，與一個普通的工作人員一樣，徒步來去。”“他總是和藹可親地與人接談，當面圓滿地解決問題，使人心悅誠服的離去。”(15)這種作風在舊軍隊高級官員中是很少見到的，因而博得軍内廣大官兵的尊敬。

  
      十二月初，滬順起義在中共重慶地委軍委領導下爆發了。一日，袁品文、陳蘭亭率部在滬州起義。三日，秦漢三、杜伯乾率部在順慶起義。五日，黃慕顔率部在合川起義。劉伯承在順慶就任國民革命軍四川各路總指揮。

  
      革命形勢的勝利發展，特别是第二十軍在政治工作人員的教育指導下出現新面貌，引起了楊森的疑忌。他擔心自己的部隊被分化瓦解，于是，就以第二十軍軍事政治考察團赴武漢考察的名義，要朱德率團前往。

  
      十二月下旬，朱德率領由楊森部八十餘名中下級軍官組成的軍事政治考察團乘“永豐”号江輪離開萬縣，脫離了楊森的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