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遠涉重洋追求真理
一九二二年六月初旬的一天，朱德乘坐的江輪離開重慶朝天門碼頭，緩緩地向下遊駛去。
當朱德從南溪來到重慶時，他這個沒有一兵一卒的“敗軍之将”受到了川軍第二軍軍長楊森的熱情款待。
楊森是四川廣安縣（和儀隴同屬順慶府）人，早年也是從順慶府中學堂畢業的。一九一三年加入滇軍，同朱德共事。護國讨袁時又同赴四川作戰，後擔任入川滇軍第二軍參謀長兼獨立團團長，一九二○年才脫離滇軍轉入川軍。他同朱德素有交情，對朱德的作戰指揮能力深為佩服。這時，楊森正在準備同川軍熊克武部作戰，所以，極力挽留朱德，井以師長一職相許，希望朱德能助他“一臂之力”。朱德表示自己已決心出國學習軍事，婉言謝絕楊的請求。楊森再三相勸也無濟幹事，隻好表示希望朱德學成後再回來，一定虛席以待。
船到上海，朱德在一位舊友的幫助下住進法國租界内的聖公醫院把煙戒了。七月初，朱德乘上火車趕到北京，在宣武門外一所宅院裡見到闊别兩年的孫炳文。
朱德這次出來，目的就是為了尋找革命的出路。從四川來到上海、北京這些大城市，使他的眼界更加開闊了。他在上海參觀了許多家小工廠，看到了工人們的悲慘生活，也看到了餓死街頭的貧民。他說，有一件事我敢确定，“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麼悲慘。”①在北京，由孫炳文陪同，他遊覽了這座明清兩代帝王的古都，也看到了這個古都到處充滿着腐敗。這時，中國共産黨已經成立一年了。孫炳文同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钊都相識，他告訴朱德中國共産黨已經成立的消息。朱德從親身經曆中逐漸認定隻有這個黨才能給苦難深重的中國指明出路，決心要找到這個黨，并成為它的一名成員。
不久，朱德到歸綏（今呼和浩特）、大同和張家口旅行後，經過北京返回上海，去找正在上海的中國共産黨負責人陳獨秀。
第二次來到上海，朱德和孫炳文、金漢鼎先見了孫中山。孫中山比他要大二十歲，是他從青年時代起就十分景仰的革命先行者。這年六月間，孫中山所依靠的粵軍将領陳炯明在英帝國主義和直系軍閥的支持下發動武裝叛亂。八月初，孫中山被迫從廣東來到上海。朱德雖然同情孫中山此時的處境，但是，十多年的親身經曆使他對孫中山希望借助一部分軍閥的力量去打擊另一部分軍閥的做法已不再相信。孫中山提出，要朱德和金漢鼎回到已移駐廣西的滇軍中去，組織滇軍到廣東攻打陳炯明，并答應先付給軍饷十萬元。金漢鼎接受了這個要求。朱德卻表示已決心出國學習，婉言謝絕了孫中山的要求。孫中山又向他建議，如果要出國學習，不如到美國去。朱德誠懇地回答他：“我們願意到歐洲是因為聽說社會主義在歐洲最強大。”“當然歐洲國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歐洲已經出現了新的社會力量，也許對我們更有好處。”
②孫中山最後同意了他的意見。
幾天後，朱德又在上海閘北的一所房子裡會見了中國共産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向他提出入黨的要求。像朱德這樣在舊軍隊中有着很高地位的人要求參加中國共産黨，這在以前還不曾有過。“陳獨秀說，要參加共産黨的話，必須以工人的事業為自己的事業，并且準備為它獻出生命。對于像朱德這樣的人來說，就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③這一次會面中，陳獨秀的冷淡态度給朱德留下了痛苦的回憶。他在十多年後談到這次會面的情況時說：“我感到絕望、混亂。我的一隻腳還站在舊秩序中，另一隻腳卻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④陳獨秀沒有答應朱德的入黨要求，使他隻能把希望寄托在到國外去尋找拯救中國的道路。
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法國郵輪“安吉爾斯”号離開吳淞口，駛入煙波浩森的大洋。和朱德同船前往歐洲的除孫炳文之外，還有房師亮、章伯鈎、李景泌等十多人。這時，朱德已經三十六歲，在同行人中他和孫炳文的年齡是最大的。
郵輪經過香港、西貢、新加坡，槟榔嶼、科倫坡，沿着亞洲大陸的西海岸，橫穿印度洋，經過非洲的東海岸，進入紅海、蘇伊士運河、地中海。和他同船出國的李景泌回憶說：“這隻船每到一個城市，停留的時間不等，有的停半天，有的停一天，有的停二天，甚至還比二天多的。我和朱德每到一個城市都要下船去耍一次，稀奇事确實見到不少，總算是大開眼界。”⑤沿途的見聞使朱德感到驚奇，國外并不是如他在國内時想象的那麼好。在南洋，許多從國内到這裡謀求生計的人們過的依然是窮困不堪的日子。馬路兩旁，富人的花園、洋房同貧民的破屋陋棚形成鮮明的對照。殖民地民衆充當“亡國奴”後的悲慘遭遇，給了他強烈的刺激。特别是看到非洲國家的黑人的生活狀況後，使朱德痛感“世界上的悲慘的事情不單單是在中國。”⑥經過四十多天的航行，郵輪終于在法國南部的港口馬賽停岸。當天，朱德和他的同伴換乘火車來到巴黎。
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的歐洲，給予朱德的第一個印象是什麼？法國雖然是戰勝國之一，但到處也是一幅殘破不堪的景象，衣不蔽體的乞丐很多，戰争的恐怖和頹喪的情緒依然籠罩在人們的心頭。這都是他在國内時沒有完全想到的。
在巴黎停留期間，朱德和孫炳文住在一個中國商人的家中。他們聽說中國留法學生中已建立中國共産黨的旅法組織，主要組織者叫周恩來。當他們打聽到周恩來已到德國去的消息後，便乘上駛往德國的火車。
十月二十二日，朱德和孫炳文到達柏林。他們立刻按照打聽來的地址找到了周恩來的住所。抗日戰争初期采訪朱德的史沫特萊曾聽朱德向她詳細地描述過那天會面的情景。
對朱德說來，這确實是他一生中特别難忘的日子。史沫特萊記述道：“周恩來的房門打開時，他們（指朱德和孫炳文）看到的是一個身材瘦長，比普通人略高一點的人，兩眼閃着光輝，面貌很引人注意，稱得上清秀。可是，那是個男子漢的面龐，嚴肅而聰穎，朱德看他大概是二十五、六歲的年齡。”
“朱德顧不得拉過來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這個比他年輕十歲的青年面前，用平穩的語調，說明自己的身份和經曆：他怎樣逃出雲南，怎樣會見孫中山，怎樣在上海被陳獨秀拒絕，怎樣為了尋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國的新的道路而來到歐洲。他要求加入中國共産黨在柏林的黨組織，他一定會努力學習和工作，隻要不再回到舊的生活裡去――它已經在他的腳底下化為塵埃了，派他做什麼工作都行。”“兩位來客把經曆說完後，周恩來微笑着說，他可以幫他們找到住的地方，替他們辦理加入黨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續，在入黨申請書寄往中國而尚未批準之前，暫作候補黨員。”⑦十一月，經中共旅歐組織負責人張申府、周恩來介紹，朱德加入了中國共産黨。由于工作需要，他作為秘密黨員，對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國民黨員。
初到德國，朱德遇到的最大的困難就是語言不通，既不能直接同德國人會話，又無法閱讀德文的書籍，而當地所能看到的馬克思等人的著作多是德文版的。因此，在柏林的半年時間裡，朱德把主要精力放在頑強地學習德文上。這對已經三十六歲的他說來，是需要有很不尋常的決心和毅力的。
盡管如此，朱德并不把自己整天關在屋子裡。他買了一張柏林地圖，每天帶着它出去走。沿路遇到博物館、學校、畫廊、啤酒店、餐館，或是準許他進去的工廠，都要去看看。他訪問議會，遊覽公園，參觀教堂，走訪普通人的家庭。他還去看歌劇，聽音樂會。那時的柏林，他幾乎都走遍了。朱德後來回憶這段生活時說：“硬是走路，學德文也學得快，認識街道也快。”
“那時旅行還多帶有軍事的眼光，一過那裡，一想就想到：‘這裡要是打起仗來，應該怎麼辦呢？’然後在腦筋中就慢慢設法布置起來了。”“幾個月後，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買東西、旅行、出街坐車了。這樣一來，就比較舒服了。”⑧閱讀德文書籍，比掌握一般會話更困難一些。但他借助字典，慢慢也能讀了。他所買的德文書已經存有幾箱子。在柏林，他所來往的主要是一些青年學生，上層人士除鄧演達外很少接觸。他确實在過一種新的生活。
一九二三年五月四日，朱德移居到德國中部的哥廷根⑨，哥廷根這個城市很小，當時人口隻有四萬人。那裡有四十多個中國留學生，其中四川人就有十多個。朱德住在文德路八十八号。這幢樓房的主人是一個曾在德皇軍隊中擔任過将軍的男爵，朱德選擇住在這裡就是為了可以請男爵向他講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例、戰法。他很重視自學，買了許多德文的軍事書籍來讀，其中包括一套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曆史的報紙彙編，共一二十本，潛心研究國外的軍事曆史。
參加每星期三舉行的黨小組會，是朱德在哥廷根的一項重要活動。黨小組的成員有孫炳文、房師亮、高語罕、鄭太樸等，後來又有邢西萍（徐冰）、阚尊民（劉鼎）。開會的地點，有時在哥廷根郊區，有時就在朱德的住處⑩。
那時，戰敗後的德國社會正處在嚴重動蕩中，社會主義思潮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很容易得到。他們學習、讨論的内容是把馬克思的《共産黨宣言》、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甯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梅林的《唯物史觀》、以及布哈林的《共産主義ABC》等著作作為必讀書(11)。同時，還就《向導》、《國際通訊》等刊物上登載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章進行學習。他們讨論的問題，有的是理論問題，如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有什麼區别？社會主義制度具體是怎樣的？有時在一起分析國際形勢和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認識到中國革命問題是同國際問題聯系在一起的，這就使他的政治眼界更加開闊了。一個曾和朱德在一起聽課的中國留學生回憶說：“有次我去他家，還看見過他在讀《共産黨宣言》。他常說馬克思主義是真理，隻有走共産主義的道路。他雖沒有說自己是黨員，但我們都知道他是。這是聽從柏林來的同學講的，那時共産黨是公開的。”(12)一九二四年三月；朱德進入蓋奧爾格一奧古斯特大學哲學系，專修社會學。(13)大學裡的課程并沒有引起朱德多大興趣，雖然他每天都去聽講，但是，他覺得更能得益的是黨小組的活動。當時，黨組織從事的社會活動主要是在學生會内。朱德擔任過哥廷根中國留學生會的負責人。學生會最初沒有固定的會址，也沒有固定的開會日期。要開會，就臨時通知，常常是在一家啤酒店的大房間裡(14)。
朱德平時沉默寡言，和其他中國留學生的關系很融洽。一個比他小十二歲的中國留學生說：“我感到他待人誠懇，講交情，生活節省不奢侈，和我們當學生的差不多，幫助學生油印傳單就表現了他能刻苦的精神。”他還對那個學生說過：“人就是要能夠忍耐，不要急躁，做事要謹慎小心，不要罵人，要大度。”(15)另一個在哥廷根幫助他補習過德文的中國留學生回憶說：“朱老很勤儉、謙和，有識度，讀書很用功，書上寫滿了注解。”(16)這年一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進行改組。孫中山在中國共産黨的幫助下，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并且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大會同意中國共産黨提出的中共黨員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以個人名義參加中國國民黨的建議，實行國共合作。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朱德在中國國民黨駐德支部召開的常年大會上當選為執行委員，分工負責組織工作。就在這個月内，朱德離開哥廷根，回到柏林，專門從事黨務活動。柏林也有一個中國共産黨的小組。那時的成員有夏秀峰、廖煥星、章伯鈞、高語罕、朱德、劉鼎等十幾個人。(17)國民黨改組前後，黨内的右派分子馮自由、鄒魯、張繼等極力反對國共合作。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之間，原來感情是比較融洽的，後來受國内鬥争的影響也分成兩派，展開激烈的辯論，有時甚至打起架來。當時在柏林的留學生段可情回憶說：“所有的人都圍繞着留德學生會展開各種活動，包括政治鬥争在内，分成新舊兩派學生。新派學生受中共旅德支部領導，但出面的是以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國民黨駐德支部出面；舊派學生多數是資産階級子弟（應為富家子弟――注）和公費留學生，思想比較保守，背後又有青年黨（對外稱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那時曾琦、李璜都到了德國――注）的人操縱指揮，因此形成對立兩大派别。随着國内的政治動态而展開鬥争，有時是很激烈的。”(18)德國作為戰敗國，從一九二一年起開始向戰勝國支付賠款，巨額的戰争賠款加劇了德國财政經濟狀況的惡化。一九二三年一月，法國又以德國拒付賠款為理由，出兵占領德國的煤炭、鋼鐵生産基地――魯爾區，從而徹底破壞了德國的經濟。朱德在哥廷根時，正是德國的貨币馬克急劇暴跌、物價飛漲之際，中國留學生後來曾用五美元就買下一幢樓房。由于馬克貶值，外國人在德國生活的費用是比較便宜的。
朱德回柏林後，德國在英美等國的支持下，經濟開始回升，資産階級政府的統治地位逐漸鞏固。那時，德國共産黨還是合法存在的。他們在恩斯特・台爾曼領導下堅持鬥争，并且建立起自己的半軍事性組織――紅色前線戰士同盟，把廣大工人群衆團結在黨的周圍。當時同朱德在一起的劉鼎回憶說，朱德在這年夏天參觀了有二十萬人參加的紅色前線戰士同盟檢閱式、野營訓練和巷戰演習後說：這是人民武裝的一次演習，一旦革命需要他們拿起武器，這就是一支強大的工人階級軍隊。看來，革命要取得成功，要有人民的軍隊，還要有人民的支持(19)。
三月七日，朱德寫信給已從德國到蘇聯的李季和陳啟修，請求他們幫助聯系赴蘇聯學習軍事，他在信中懇切地寫道：“轉托中國代表（駐莫的）一封介紹信，往德共總部，使我加入他們的軍事組研究數月（此事可能否），即來莫（指莫斯科――注）入東方大學，再入赤軍研究軍事，歸國後即終身為黨服務，作軍事運動。此種計劃，在莘農（即陳啟修――注）同志留德時已定，我始終竭力辦此事，均未有效。去冬欲偕蘋農同志往莫，莫方以額足為距[拒]。??似此種種困難情形，看來或是我黨員資格太差；或是我行動太錯，不能來莫研究；或有同志中不了解我的，說我是軍閥而官僚而小資産，終不能做一個忠實黨員的嗎？以上種種疑誤，是我的環境使然。不明我的真象的人，決不曉得我是一個忠實的黨員。
我現在決心兩月以後即動身來莫。如東方大學準我入，我即加入聽課。如不許我入，我亦當加入莫組受點訓練。即在外住幾月，亦所不辭。”(20){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058_1.bmp}在等待回信的日子裡，朱德仍然以國民黨駐德支部組織委員的身份開展工作。盡管朱德的年齡比較大，過去有過較高的社會地位，但他給其他留學生的印象是：謙虛、好學、樸實、平易近人。他們印德文傳單、改組留德學生會、組織追悼孫中山逝世的遊行和集會、召集各種講演會，還辦了一個油印周刊《明星》，每次印二三百份，許多具體工作都由他來承擔。
當時和他同在德國留學的謝唯進回憶說：他“到柏林後被選為中國旅德學生會委員。當委員的每個禮拜日要在學生會值班，把圖片、文件整理好，把會議室掃幹淨。有一次他值日，下午同學們去了，看見地上很髒，就說，老朱，你值日，地怎麼這麼髒。朱德同志說：我上午掃得幹幹淨淨的，現在又髒了，好嘛，我再掃一遍。”“朱德同志很樸素，不講吃穿。他很會做四川菜，星期天他就穿着圍裙給大家做回鍋肉吃。”(21)四月間，為了聲援保加利亞革命者的活動，他們在柏林一家咖啡店集會。
到會的有三四十人，裡面有很多不同國家的人。會開了不久，德國警察就闖進來，把他們都逮捕了。朱德被監禁了二十八個小時，經中國留德學生會多方設法營救，由中國駐德公使館保釋出獄。
五月三十日，上海發生了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以排槍掃射遊行學生、造成數十人死傷的“五卅慘案”。這個震驚中外的消息傳到德國，激起留德學生極大憤慨。朱德立刻在黨内明确地表示：“應放下一切工作，全力以赴投入這一運動。”(22)學生會組織學生們包圍并沖入中國駐德公使館，公使魏宸組被迫在抗議書上簽名。
“五卅慘案”的發生，也得到了德國人民的強烈同情。德國共産黨組織的支持中國的活動前後延續了一個來月。六月十八日晚，德共在柏林市立陶樂珊中學的廣場上組織演講會，聲援中國、南非和保加利亞人民的革命鬥争。
朱德帶領在柏林的一些中國留學生應邀參加集會。數千名來自許多國家的留學主集結在廣場上，不少人走上講台發表演說。盡管當時下起了大雨，但是整個會場的氣氛卻十分熱烈。當集會就要結束時，柏林警察當局突然出動大批警察沖入會常據第二天的《柏林日報》報導：“在這次平靜進行的集會結束以後，刑事警察逮捕了三十五名外國與會者。”(23)朱德也是被捕者之一。在大雨中，朱德等被捕者被押上敞篷汽車，他們被關進亞曆山大廣場旁的警察監獄。
警察的暴行引起德國各界的強烈反對。柏林的《紅旗報》等報紙紛紛載文譴責柏林警察當局。工人團體的代表前往警察局，要求釋放被捕的外國人。
在德國各界人士聲援下，特别是在當時德國共産黨領導人、國會議員、德國紅色救濟會負責人皮克的奔走下，朱德等經過短時間監禁，終于被釋放。
但是，中國公使已得知朱德是共産黨員，不肯出面保釋他。朱德的護照被德國警察當局扣留了。
幾天後，朱德接到通知，他前往蘇聯的申請得到批準，近期内即可啟程。
這時，國際紅色救濟會幫了他很大的忙，替他辦理了護照，并買了船票。
七月四日，朱德離開柏林，和李大章等一起乘船前往蘇聯。他後來回憶道：“我從德國這樣被趕出來，非常痛恨。不過，在這幾年中間，腦筋思想都大大改變了。坐在帝國主義家裡來看帝國主義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馬克思列甯主義方面也有很大的進步，我讀過了很多這種書籍，在這休養時期、重新準備時期裡，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動，都重新檢讨了。現在想起來，那時的确是有很大的進步。”(24)他乘坐的輪船是經過波羅的海前往蘇聯的。一踏上蘇聯的國土，朱德立刻感受到一種友善、熱烈的氣氛。在列甯格勒，朱德和他的同伴們被邀請到工廠、機關、學校去演講、參觀。
那時，列甯去世還不久，蘇聯還沒有完全從内戰造成的破壞中恢複過來，物質生活相當艱苦。有些同伴拿西歐的生活條件作比較，感到有些失望。朱德就告訴他們：“在列甯格勒，可就沒有遊手好閑的人。每日節省了多少錢，做了多少事！經濟困難，那是因為剛在激烈内戰之後。我們從這一點來看，社會主義是正在一點點搞起來。這一點看不穿，那是資本主義的眼光。”(25)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根據朱德的請求，同意他留在蘇聯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他在這裡比較系統地學習了辯證法唯物論、政治經濟學、軍事學，還有中國和世界的經濟地理等，理論水平得到進一步提高。幾個月後，朱德又到莫斯科郊外一個叫莫洛霍夫卡的村莊，這裡是東方大學管理的幾個農莊之一。四十多名來自法國、德國的中國革命者在這裡接受軍事訓練，學習城市巷戰、遊擊戰的戰術。教官大多是蘇聯人，也有來自羅馬尼亞、奧地利等國的革命者。朱德當隊長。(26)曾經同朱德在一起學習軍事的劉鼎回憶說：“教官在講授軍事課時，我們不懂的地方，朱德就幫助解釋，因為他是有親身體會的。對于遊擊戰術的問題，他懂得多，理解得也透徹。”(27)一九二六年，中國的政治局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二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特别會議，認為：“黨在現時政治上主要的職任，是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會議還決定建立中央軍委，以加強黨的軍事工作。
為了支持北伐戰争，中共中央決定從蘇聯抽調一批軍事、政治工作人員回國。五月十八日，朱德作為一個共産主義戰士，和房師亮等一起，乘火車離開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亞到海參崴，再坐輪船，重返苦難深重而又正在奮起中的祖國。
三年半的國外生活，使朱德對于過去的中國革命為什麼失敗，現在的革命應該如何進行等問題有了新的認識，這種認識使他的人生旅途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他後來回憶說：“認識了曆史發展的規律，結合其他的研究和經驗，我就找到了了解中國曆史――過去和現在――的一把鑰匙。”(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