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從黑暗中走出來
護國戰争結束後，朱德部改編為第七師第十三旅第二十五團，先後駐紮在四川的滬州和南溪。在近一年時間裡，朱德的生活是比較平靜的。在部屬的撮合下，他又同南溪師範學校畢業生陳玉珍結了婚。在這段時間内，使他感到十分悲痛的事是蔡锷的逝世。他一直把蔡锷看作自己的良師益友，曾經長期在蔡锷的領導下工作。蔡锷的死，對他精神上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護國戰争的勝利，沒有如他原來所期望的那樣，使中國走上一條光明的道路。他那平靜的生活沒能維持多久。一九一七年夏季，風雲變幻的中國又掀起新的政治波瀾。六月間，駐防徐州的軍閥張勳借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職務的機會，率兵入京，逼迫黎元洪解散國會，廢棄《臨時約法》。随後，公然推出清朝廢帝溥儀實行複辟。張勳的複辟活動，激起人民極大的憤慨，在全國一片聲讨聲中很快就失敗了。段棋瑞因興師讨伐張勳，一時被稱為“再造共和”的元勳，再次出任國務總理。但他在重新掌握政權後，拒絕恢複《臨時約法》，這就導緻護法戰争的發生。
七月中旬，孫中山在廣州宣布“護法”，主張維護《臨時約法》，并提出在粵恢複國會，再造共和。雲南督軍唐繼堯這時也打起“護法”的旗幟，但他這樣做僅僅是把它用來作一個幌子，目的是趁此割據北洋軍閥勢力還沒有完全到達的西南地區，充當“西南王”。
四川素有“天府”之稱，經濟富庶，資源豐饒，特别是鹽稅的收入相當可觀，除抵付給列強的賠款外，每年還有一千多萬元的餘額。在戰略上，也處于重要地位，南可掣時雲貴，北可出奏晉，沿長江東下可直伸湘鄂。南北對峙的局面形成後，它成為北洋軍閥觊觎的目标。這時，滇、川、黔軍正因争奪四川督軍職位而發生混戰。七月二十四日，北洋政府委任川軍師長周道剛暫代四川督軍。接着，又派段棋瑞的親信、長江上遊總司令吳光新兼任四川查辦使，率軍入川，企圖置四川于北洋軍閥的控制之下。
野心勃勃的唐繼堯立刻借機宣布組織靖國軍滇黔聯軍，自任總司令。并于七月二十日發出“思惟北征，宜先靖蜀”①的通電，對川大舉用兵。“滇軍在護國之役時，調川者不及三千人，戰後增到三萬人以上，黔軍亦增到一萬二千餘人。”②這就更加深了四川局勢的混亂。
駐軍四川南溪的朱德，被委任為靖國軍第二軍第十二旅旅長，受命進駐滬州，卷入到這場戰争中去。
曠日持久而又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戰事，使朱德深深感到困惑。滇軍在四川作戰的主要對手是企圖獨攬川局的川軍劉存厚部，而朱德期待的讨伐北洋軍閥的命令卻遲遲沒有下達。朱德曾緻電唐繼堯請求立即北伐，唐繼堯沒有理睬他。作為一名軍人，朱德隻得服從命令，帶領他的部隊在無休止的内戰中繼續沖殺。
九月中旬以後，川軍劉存厚等部用重兵向川南發起猛攻。滇軍由于師出無名，這時已不再像護國戰争時那樣能得到當地人民的熱烈支持，因而節節失利，很快就從富順、隆昌、永川退至叙府、滬州一線。到十一月，川、滇兩軍在叙府、滬州幾經激戰，滇軍終于不支，被迫退到橫江、叙永一線。在戰鬥中，滇軍的傷亡人數與日俱增。眼看就要進入冬季，官兵衣衫革薄，補給無源，士兵情緒低落，無心戀戰。部隊陷入困境，北伐無望，朱德為此陷入深深的憂慮中。
正當滇軍在川南戰場告急的時刻，局勢突然發生轉機。滇軍顧品珍部由泸州東下，與黔軍王文華部配合，于十二月四日襲占重慶，吳光新率部敗走鄂、湘。與此同時，川軍顔德基等部相繼成立靖國軍，使依靠北洋政府的劉存厚等部被迫從川南各地撤退。滇軍乘機由川南發起反攻。
局勢的變化，在朱德心中重新燃起希望的火焰。十二月十日，他緻電唐繼堯，表示：“頃奉鈞電催反攻，德率所部，願效前驅”，要求以“本旅及金旅楊團克期分道進攻滬城。”③十三日，朱德率部從滬城下遊泰安場渡江，向滬州城外的制高點五峰頂進攻。同時，金漢鼎、周宗濂等部也分路渡江，向滬州進攻。當時正在朱德部下的楊如軒回憶說：反攻滬州前，朱德“建議（靖國第二軍軍長）趙又新實行精兵政策，大事整頓隊伍，旅長降來當團長，團長當營長，營長當連長。全軍整編為四個團，他任第一團團長，金漢鼎任第二團團長，我被派為朱的團副。反攻滬州時，采用步、炮聯合作戰，他親臨滬州對河月亮岩炮兵陣地，指揮炮兵射擊，發揚火力，打得很準，專打敵人密集隊伍，掩護步兵爬城、獲得了大勝，再克滬州。”④朱德等部乘勝追至自流井一線。十二月十五日，駐防重慶等地的川軍熊克武（原同盟會會員）部在川東樹起“護法”旗幟，通電就任四川靖國各軍總司令，推唐繼堯擔任川滇黔靖國聯軍總司令。一九一八年一月，川、滇、黔各軍分道進攻成都。
三月，劉存厚等部敗退陝南。川局頓時改觀。
在勝利的歡呼聲中，朱德以為進軍北伐的時機總算盼到了。他主張四川督軍一職應由在四川有着長期革命曆史的熊克武擔任，并且集合所部進行休整，積極準備出川，同北洋軍閥作戰。二月九日，他和金漢鼎等駐川滇軍将領聯名緻電唐繼堯，痛陳滇軍自參戰以來，“疊遭挫折，饷械損失甚巨，軍威掃地，為滇軍從來所未有。先後經過各戰役，新編人員已減十分之五，兼之彈藥告罄，補充困難。”“川督一席，軍民心理均屬望于熊（克武）君，人心所歸，如水就下，種種論斷，似無再戰之必要。至在川滇軍則休養生息，可以保全實力，又趁此補充缺額，若再遲緩，則事局稍定，恐贻人與侵略之口實。”⑤然而，唐繼堯卻另有打算，嚴令他們仍然駐留四川。三月十三日，朱德再次打電報給唐繼堯，大聲疾呼：“現荊襄危殆，日甚一日。德收合餘盡，士兵已得休息。”“懇俯允率所部出武漢，殲滅敵脅。”⑥電報發出後，猶同石沉大海，音無回音。這時，朱德雖然再三請纓北伐，但是，他還沒有看清唐繼堯隻是假“護法”之名而行圖霸四川之實的真實用心，仍以為自己在為支持孫中山提出的“護法”革命主張而履行一個軍人的職責。
三月間，朱德奉命移防滬州，他仍任旅長，同時兼任滬州城防司令。
這以後将近兩年的時間内，四川境内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争。朱德從頻繁的戰事中暫時得到解脫，據朱德旅部文書歐陽勵清回憶：當時朱德的主要工作是安定人心，以舒民困。除了清剿當地危害民衆的土匪外，他“時常穿着平凡樸素的衣服，到城鄉裡群衆中，訪問人民疾苦。”“他平常的生活是樸素的，用餐與部屬同餐。戰時與士卒同甘共苦，平時最注意士兵夥食，随時下連隊到廚房裡檢查油鹽柴米蔬菜。”“治軍之暇，博覽群書。”⑦朱德還常常穿起長袍馬褂，去找滬州的文人名士一起談詩論文，過起悠閑的生活。上一年秋天，朱德曾在滬州約當地士紳溫攸泉等人組織詩社。他的心情在他為詩社成立而寫的“小引”中表達得很清楚：“戎事餘歡，逢場作戲，苦中尋樂??洩腹中牢騷，憂國憂民；舒心中錦繡，諷人諷事。”⑧平靜的生活使朱德能有足夠的時間冷靜地思索過去幾年的經曆。自從參加辛亥昆明起義以後，他又先後參加過護國讨袁戰争和護法戰争，但看到的卻總是同他願望相背離的另一種局面：許多“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趕跑了，縱然想要繼續努力，為創造一個中華民族的民主共和國而奮鬥，但他們迷失方向了。”⑨包括他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種懷疑和苦悶的狀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⑩朱德在此間寫下的幾十首詩，真切地反映出他當時的心态。他厭惡那些割據稱雄的軍閥們：“相争權利皆新法，競竊功名勝昔時，餘子稱雄嗟分小，布衣高位惜官遲。”(11)他傾訴自己的苦悶心境：“深海當年姓字标，茫茫大地願難銷。南滇愛友嗟離别，西蜀知心太寂寥。”(12)但他仍一刻沒有忘記自己救國救民的初衷：“推開黑幕劍三尺，痛飲黃龍酒數杯。西蜀偏安庸者據，逐鹿中原是雄材。”(13)“信有寒霜堪寄做，肯因苦雨便離枝。歲寒勁節矜松柏，正直撐天永不移。”
(14)
他還廣泛地閱讀史籍，從曆代的興衰更替中尋求曆史的借鑒。從一九一八年八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他認真閱讀了《史記》和《三國志》，并寫下批語一百多處。他特别注意探讨曆來戰争勝敗的原因，寫道：“成大事者起兵以義。”“人思自利未有不解體者。”“聯軍不戰，必将内圖，内釁一開，立見消亡。”“師出無名，焉得不大敗！”他還寫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亂世有大志無力者，均遠避，養力以待，後多成功。”(15)聯系到他當時的處境和以後的行動，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話都是有感而發的。
真正使朱德的思想發生重大轉折的，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
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五四風暴猛烈地蕩滌着中國的大地。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影響到滬州。原來沉寂的社會生活開始沸騰起來。{ewc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043_1.bmp}川南師範學校、泸縣中學的學生們高呼“打倒賣國賊”、“堅決收回山東半島的主權”、“抵制日貨”的口号，湧上街頭，舉行遊行，到處演講。學生的行動得到商界的同情和支持，商人們把出售日貨視為恥辱，紛紛将日貨銷毀。
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立志救國救民的愛國将領，朱德十分支持學生和商人的行動。他在滬縣中學向學生們發表演說時進一步提出：“抵制日貨固屬當舉，而徒恃抵制，不提倡國貨，非根本之法。”他提出兩項辦法：一是合股開辦國貨販賣所；一是開辦自己的工廠。國貨普及了，外貨自然可以受到抵制。(16)五四運動的浪濤把大量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書刊帶進滬州。朱德從這些書刊中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思潮，大大打開了他的眼界。
他對這些新思潮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他的朋友孫炳文幫助下，開始用一種新的眼光去探尋中國的前途。
孫炳文，字F朋，四川南溪人，是陳玉珍的舅父，但比朱德隻大一歲。
辛亥革命前夕曾加入京津同盟會，參與過密謀刺殺攝政王載沣的活動。民國元年畢業于京師大學堂預科，擔任過《民國日報》的主筆。一九一七年朱德駐軍南溪時同孫炳文相識，兩人一見如故，結為知己。一九一八年一月，孫炳文受朱德之聘，赴泸州擔任旅部咨謀。
孫炳文的到來，對改變朱德的人生道路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二十多年後，朱德對這位已故的摯友仍然懷念不已，說“凡接近者均受其模範激勵而有所整作。”(17)從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朱德和孫炳文經常埋頭在書齋裡，一起閱讀《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等傳播新思潮的刊物，讨論他們所共同關注的問題。革命道路問題是他們經常讨論的中心話題。朱德開始感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最終沒有取得成功，“一定是在某個根本性的問題上出了毛玻”(18)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引起了朱德的注意。當他從書刊中看到那些介紹蘇俄新社會制度的文章時，興奮不已。他特别贊賞蘇俄勞動法典中提到的“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認為隻有在中國實行這種原則，才有可能使人民擺脫壓迫和苦難。雖然朱德還沒有明确地找到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但是，他通過把自身的經曆同蘇俄的現實進行比較，開始朦胧地感到“有必要學習俄國的新式革命理論和革命方法，來從頭進行革命。”(19)這時，朱德閱讀的範圍是相當廣泛的，接觸到的思潮也相當駁雜。許多互不相容的思想，在他頭腦裡卻兼收并蓄地混同在一起，一時難以分辨清楚。
對于外國的情況，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朱德過去隻是在講武堂學習時從康有力、粱啟超所寫的《十一國遊記》和《新大陸遊記》等書籍中了解到一些。這時又讀了達爾文、盧梭等的著作。他和孫炳文等人反複地讨論着民主、科學、民族和種族平等等方面的問題。其中對朱德“影響最深的是種族和民族平等、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有權獨立以及國家發展工業和文化等等思想。”(20)因此，這時他仍然沒有抛棄這樣的想法：“相信資本主義制度有益于中國。”(21)中國要成為一個不受外國列強欺侮的獨立國家，就必須首先使自身強大起來。他表示“無論如何也要去外國學習，看看外國怎樣維護它們的獨立。”(22)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朱德和他的朋友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認真的讨論，但是，限于環境的束縛，讨論隻能陷于口頭的空談。美國女作家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在記述她采訪朱德時寫道：“談到他這一段時期的生活，朱德感到很别扭。這是一個充滿了屈辱和犯罪感的時期，他開始抽鴉片了。”
(23)
希望與失望，追求與彷徨，複雜的心境交織在一起，使朱德處在一種苦悶的狀态中。
一九二○年五月，戰火再次在四川猛烈地燃起。唐繼堯為了控制四川，無視入川滇軍将領的勸阻，盡力排擠不願聽他任意擺布的四川督軍熊克武，以“阻撓北伐”為借口，發動了“倒熊”戰争，朱德雖然早就提出過“撤回部隊（指将滇軍撤回雲南），還政于民，滇川和解”的正确主張(24)，但不為唐繼堯所采納，身不由己地繼續被卷入混戰的漩渦中。
随着戰局的不斷擴大，朱德愈來愈擔心唐繼堯出兵北伐的許諾會化為烏有，他接連向滇、黔、川軍各将領發出通電：“吾侪為出兵（北伐）而戰，為熊氏障礙出兵而戰，今熊氏既去，障礙即随之消失??若出兵之事遷延，而目的與心肝各有在，則不仁轉屬義師，讨叛即為國賊，踵熊氏之迹，尤而效之，天下其謂我何？”(25)“救國救亡在此，固三省永遠之睦誼在此，奠西南不拔之根基在此，對國民顯群公人格一舉在此。”(26)朱德的兩通電文發出後，立即引起各方響應，籲請息兵停戰、出兵北伐的電文紛至沓來。唐繼堯卻置若罔聞，仍令滇軍“抱定初旨”，全力作戰。
在“驅逐客軍，川人治川”的口号下，川軍各部在熊克武的主持下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滇軍，人數幾倍于滇軍。而滇軍兵饷無援，處于孤立境地，又恰值時疫流行，死亡極多。一部分将領對唐繼堯不滿，不願力戰。九月中旬，兩軍在成都近郊血戰九晝夜，滇軍大敗。川軍乘勢全力追擊。在川的滇軍共有兩個軍：第一軍軍長為顧品珍，第二軍軍長為趙又新。第二軍共轄兩個旅：第三混成旅旅長朱德，第四混成旅旅長金漢鼎。由于第二軍參謀長楊森的反水，滬州于十月八日失陷。趙又新在從廬州突圍時被擊斃。滇軍不得不全部退出川境，撤回雲南。唐繼堯企圖控制四川的計劃完全失敗了。朱德率餘部退回雲南後，駐紮在滇北的昭通縣。他的生父朱世林在離開滬州返回儀隴家鄉的途中，病死在重慶。
滇軍這次在四川的慘敗，完全是唐繼堯對外擴張的錯誤政策所造成的。
将領們回師後，又目睹唐繼堯荒淫無度、專橫跋扈，更為憤慨。入川滇軍第一軍軍長顧品珍在給雲南省長周鐘嶽的信中沉痛地要求停止對外用兵，他寫道：“滇為品珍父母之邦，素稱貧瘠，生斯長斯，豈無聞見？惟頻年執政柄者，悉力對外，内政不修，盜匪充斥，農工辍業，米珠薪桂，十室九空。加之連歲用兵，有事于蜀，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若再黩武窮兵，必至民窮财荊”(27)但是，唐繼堯仍一意孤行，既不給予接濟，又責令他們重整旗鼓，再向四川反攻。在這種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返回雲南的滇軍将領們秘密聚會，商議要推翻唐繼堯在雲南的統治。朱德對這次讨唐行動是同情和支持的。他同孫炳文商定，讓孫炳文先去北京，他準備在推倒唐繼堯後，再前往北京同孫炳文會合，兩人一同到國外去。
那時，準備讨唐的入川滇軍有一萬多人。留省滇軍葉荃、楊蓁、鄧泰中等部也紛起響應，倒戈反唐。一九二一年二月六日，他們聯合發出逼唐離滇的通電，電文說：“我公年來行為乖戾，與衆異欲，護法其名，而一切設施無一不顯為背馳。”“公之為人，複為各省深惡痛絕，此後鄰邦或離唇齒而成仇雠，或由仇雠複為唇齒，悉惟我公去留是視。故我公暫去則西南或有再造之時機，公留則鄰省不僅若秦越之歧視。然則我公之去留，其關系于吾滇前途至深且切。”(28)朱德也在電文中列名。通電發出後，顧品珍率部向昆明進發。唐繼堯見大勢已去，在二月七日離開昆明經安南（今越南）避居香港。第二天，顧品珍到昆明，就任滇軍總司令，控制雲南的軍政大權。(29)入川滇軍回師昆明後，倒唐的目标已經實現，朱德立即按照原來的願望，提出辭去軍職、離開雲南的請求。但他的朋友和同事們再三挽留，要他留下來為鞏固新政權效力。朱德同他們有着多年的袍澤關系，隻好暫時不走。三月五日，就任雲南陸軍憲兵司令官。(30)但他并沒有放棄出國考察學習的念頭。公餘時常去昆明育賢女子中學，向英文教師許岫岚學習英語，作出國留學的準備。
十年的軍人生涯，朱德大部分時間是在槍林彈雨的伴随下度過的。一九二二年一月，他調任雲南省警務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後，在寫給昆明近郊昙華寺住持映空和尚的詩文中，對前一段的軍旅生活作了這樣的回顧：“餘素喜泉林，厭塵嚣。清末葉，内江未息，外患頻來，生當其時，若盡袖手旁觀，必蹈越南覆轍，不得已奮身軍界，共濟時艱。初意掃除專制，恢複民權，即行告退。詛料國事日非，仔肩難卸，戎馬連綿，轉瞬十稔。庚申冬，頒師回滇，改膺憲兵司令，維持補救，萬端待理，雖未獲解甲歸田，較之槍林彈雨、血戰沙場時，勞逸奚啻天淵。”(31)并且對映空和尚“無人無我，有相無相”(32)的佛家境界表示羨慕。
一九二二年三月，雲南政局又發生一次人們沒有預想到的重大變動。出亡香港的唐繼堯趁滇軍奉孫中山之命北伐的機會，糾集在廣西的滇軍舊部以及滇南的吳學顯、莫蔔等土匪，突然向昆明發動進攻。“唐、顧正規軍激戰于宜良大河兩岸、顧軍尚稱得勢時，唐招納的土匪武裝吳學顯所屬黃誠伯部，由路南方向襲擊鵝毛寨，擊斃顧品珍。”(33)顧部楊希闵、範石生、蔣光亮等敗退廣東。唐繼堯回到昆明，重新掌握雲南軍政大權。三月二十七日，他對朱德發出通緝。(34)朱德和代理滇軍總司令的金漢鼎等被迫逃離昆明後，經滇北，渡金沙江，繞至四川會理，在五月中旬回到南溪家中。在南溪，他隻住了幾天，又啟程前往重慶，準備出川去北京尋找孫炳文一同出國。
這一次逃亡對朱德說來并不是不幸，倒是成了他走上新的革命道路的轉折點，朱德自己後來回憶時說：“借着唐繼堯的毒手，将封建關系替我斬斷。”
(35)本來，朱德回雲南後一直在打算離滇出國。顧品珍的失敗和唐繼堯對他的通緝，使他能更加無牽無挂地從原來的黑暗環境中擺脫出來，踏上一條新的生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