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奮身軍界
朱德為什麼要到雲南去？他的這個決心是怎麼下的？朱德後來回答道：“問題就是非得救國不可。那時候，雲南靠近邊疆，是一個很重要的國防地帶。”在外國列強正加緊掠奪中國邊疆的危急局勢下，一般人“認為最危險的就是東三省和雲南了。”①東三省離四川那麼遠，朱德自然不可能去，于是就想到雲南去。
雲南同四川接壤，在那裡的四川人一向很多。原四川總督錫良改任雲貴總督後，在雲南編練新軍，又從四川調了不少人去，包括四川武備學堂弁目隊的一些學生。這也是朱德去雲南的一個原因。
就在朱德從儀隴縣立高等小學堂辭職後不久，有一天，一封從成都發出的書信寄到他的家裡，這是他原來一個同學寫來的，約朱德一同去報考雲南陸軍講武堂。那時候，受到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戰争和日俄戰争的刺激下，在許多愛國青年中流行一種觀念，認為要使中國強盛起來，必須從軍事入手，朱德立刻同意那個同學的要求，但他并沒有把這一決定告訴家裡，隻是說要到成都去讀書。朱德的三叔朱世和常年在外做生意，在經濟上給了他一些幫助，作為路上用的旅費。
一九○九年春節剛剛過完，朱德告别了家裡的親人，沿南充步行到成都。
這是他第二次到成都。
到成都後，朱德找到他的同學敬F，一起徒步從嘉定（今樂山）、叙府（今宜賓）進入滇境，再經昭通、東川，在四月間到達雲南省會昆明，長途跋涉共七十餘天。
雲南省地處中國西南邊陲、同當時的法屬印度支那和英屬緬甸接壤，正處在法、英侵略勢力的争奪中。法國在宣統初年向清朝政府要求雲南七府礦藏的開采權。英國伺機侵略我國邊疆的片馬等地。滇越鐵路的興築，更使雲南的局勢顯得發發可危。清朝政府為了維護它的搖搖欲墜的統治，決心培養一批軍事人員并建立新的軍事力量。一九○九年中秋，在雲南“設立陸軍講武堂為新軍及防營現任軍官研究武學之所”，“堂内附設丙班學生一百名，考選十六至二十二歲之學生，以品行端方、文理清順、身體強健者為合格，三年畢業，備充下級軍官之用。”②同年，還在雲南編成新軍一鎮（師），稱為暫編陸軍第十九鎮。
雲南陸軍講武堂分設甲、乙、丙三個班。甲班選調雲南陸軍第十九鎮的管帶（營長）、督隊官（副營長）、隊官（連長）、排長入學調選；乙班選調巡防營管帶、幫帶、哨官（連長）、哨長（排長）入學；“丙班招考貢生、廪生、秀才、普通中小學生以及識字的健壯青年。”③朱德、敬F到達昆明時，正是雲南講武堂開始招生的時候。他們寄住在昆明景星街一個四川同鄉蕭氏開設的臨時客棧裡，準備應試。④但事情在開始時對朱德并不順利。投考的結果，敬F用雲南昭通府大關廳的籍貫（他其實是四川南部縣人）被錄取；朱德仍用四川原籍報名，是外省人，不容易被錄取；又沒有當地老住戶或大戶介紹，就落榜了。這時，朱德身上帶的盤纏錢，已幾乎花完。為了渡過難關，隻得先投入川軍步兵标當兵，改名朱德，⑤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
因為朱德有比較高的文化水平，經過較短時期的軍營生活後，便升任隊部司書（即文書）。幹了一兩個月，再次報考雲南陸軍講武堂。那時，“适值滇越鐵路通車，滇政府希望多招一些迤南籍的學生，以備将來屏障迤南邊陲之用。蒙自縣地處滇南邊陲，朱德探聽到蒙自無人報考，就報蒙自籍應試”，⑥終于考入了講武堂丙班步兵科。同班同學有範石生、朱培德、金漢鼎、王均、楊池生、董鴻勳、楊希闵、唐淮源等。
朱德到達昆明後幾經周折，終于開始了他渴望已久的軍事學堂生活，喜悅的心情是不難想見的。他後來談到：“我的志願老想做個軍人，而這個講武堂恐怕是當時中國最進步，最新式的了。他（它）收學生很嚴格，我竟被錄取，非常高興。”⑦至于為什麼要投考雲南陸軍講武堂，朱德說：“那時我還是一個農民，為了受不住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的壓迫，就和一些有知識的、前進的人參加了新軍學校，進了雲南講武堂，我們曾利用了這個新軍學校的力量，參加了推翻封建社會的鬥争。”⑧雲南講武堂的軍事教育和訓練是近代化的，而且要求非常嚴格。它設有步兵、騎兵、炮兵、工兵四科。各科的軍事教材使用日本士官學校的教材。
其中有戰術學、兵器學、軍制學、地形學、交通學、築城學、馬學，稱為大教程；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務，射擊教範、陣中要務令，稱為小教程。為了培養學員實際指揮作戰的能力，還有圖上戰術作業、沙盤教育、實地測繪和野外作戰實習等。在操場上，嚴格地進行班、排、連、營、團的隊列教練，要求每個人姿勢端正，動作敏捷，各個動作都要反複練習，做到純熟了才能結束。丙班學員除學科和術科外，還有普通學科，包括：國文、曆史、地理、算術、倫理、代數、幾何、英文、法文等，頭半年主要是補習普通學科，以後就專門學軍事學科。
朱德在講武堂過着緊張而興奮的生活。他說：“這時候我學習得很舒服，又沒有什麼挂慮，家嘛離得老遠。也沒有親戚朋友，這{ewc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020_1.bmp}可以說是一個特别專心學的時期”。⑨他的同班同學楊如軒回憶：“朱總在講武堂時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學，那怕休息時間，他都用來看書或鍛煉身體。”⑩由于他刻苦好學，學科、術科和普通學科都取得優秀的成績，其中術科成績尤為出衆。
他指揮隊伍時，動作幹淨利索，喊口令時聲音宏亮，為全校之冠。每當遇到外國領事到講武堂來參觀，總辦李根源總是從學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兩人出來指揮，同學們一時稱他們為“模範二朱”。(11)當時教職員的來源：“在軍事教官中，大部分來源于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在隊職員中有的是保定軍校畢業生，有的是武備學堂畢業生；在文職教官中，大部都是留日學生畢業回國的知識分子。”“講武堂的軍事教官和文職教官，成了留日學生的集中地，是他們回國後謀出路的一個場所。”(12)講武堂監督（後任總辦）李根源和教官羅佩金、方聲濤、顧品珍、李烈鈎、唐繼堯等大部分都是從日本上官學校畢業回國的，許多人在日本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秘密革命團體中國同盟會。一九○五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創立中國同盟會後，第二年二月就找了雲南籍的同盟會會員李根源、羅佩金、呂志伊等五人談話，囑咐他們籌辦《雲南》雜志，說：“滇省人民在官吏壓榨與外侮憑陵之下，易于鼓動奮起，故籌辦雲南地方刊物為刻不容緩之任務。”
(13)同年十月，《雲南》雜志在東京創刊，《發刊詞》中沉痛地描述了雲南在英、法激烈争奪下所處的危殆局面，寫道：“哀哀同胞，行作白人奴隸。
彼蒼者天，誰實為之，而使我至于此極也。”并且号召雲南民衆“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萬死不懈，以抗強敵”。(14)這本雜志以雲南留學生同鄉會名義出版，大量流入省内，在雲南民衆中産生了很大影響。
與此同時，雲南面對的民族危機也正在日趨激化。特别是法國修建滇越鐵路，更被人們看作雲南行将淪為殖民地的直接信号。朱德回憶說：“在我們剛入學校的時候，穿過國界的滇越鐵路――那是法帝國主義來侵略的一條動脈――修通了，亡國的刺激澎湃着，一般宣傳刺激都根深刻的印在腦子裡。
同時，這個學校她還沒有帶着一種官僚腐化的氣習，一般辦事都富于革命傾向。”(15)所以，雲南陸軍講武堂創辦後不久，就建立起同盟會的秘密組織。
朱德正是“在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下，于一九○九年在雲南陸軍講武堂參加同盟會的。”(16)和他在一個同盟會小組的，有楊秦、範石生等。會員不僅傳閱《雲南》雜志，還秘密地看從外地偷運來的革命書刊，如《民報》、《天讨》、《警世鐘》、《猛回頭》、《革命軍》等，“大家經常談論的和考慮的，就是怎樣發動革命起義。這樣，雲南講武堂就成為雲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據點。”(17)在這個革命據點裡，朱德積極參加同盟會的秘密革命活動，還閱讀了有關喬治・華盛頓的書和意大利、日本、俄國有關改革政治方面的書籍，增長了知識，擴大了視野。同盟會提出的“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強烈地吸引着他。他還和同學唐淮源、楊如軒、楊池生等七八個人組織了一個五華社，“這個名字也是他取的。主要是主張奮發互勵，富國強兵，拯救中華民族的危亡。”(18)正如他自己所說：“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講武堂的工作和生活，從來沒有這樣拼命幹過。我知道我終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國于水火的道路。”(19)一九一○年七月，随營學堂學生二百人并入雲南講武堂丙班。楊如軒便是随着随營學堂學生并入，而和朱德同班學習的。因為新軍急需補充軍官，便從丙班和随營學堂學生中挑選了學習成績較優者一百人編為特别班。朱德和範石生、楊蓁、董鴻勳等被選拔入特别班。原來講武堂的軍事課程要學一年半，特别班隻學八個月。
第二年六月，原在廣西新軍任職的蔡愕被雲貴總督李經羲調往雲南，任陸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協統（相當于旅長）。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陽人，出身于貧苦家庭，父親是做裁縫的，但他聰穎異常，沉靜刻苦，幼年就有“神童”之稱，是日本土官學校第三期畢業生。同盟會領袖黃興在這年的一封信中寫到：“廣西同志蔡松坡調往雲南，總攬新軍之事。凡此皆軍界愈見進步之情形。”(20)第三十六協司令部同講武堂毗鄰。蔡锷的辦公室内四周準滿了中文、日文的書籍和報紙。他每天晚上辦公到深夜。求知欲強烈的朱德有時到蔡锷辦公室請教和借閱一些書刊。長時間的接觸，使比蔡锷隻小四歲的朱德，深深感到蔡锷思想敏銳，辦事穩重，工作能力強，充滿智慧，有着堅韌不拔的品格，因而狠尊敬甚至崇拜他。蔡锷也很喜歡這個壯實、質樸、勤奮的朱德。
蔡锷有一個重要的特點：性格冷靜持重，對事深思熟慮，不輕易露聲色。
他雖然允許朱德到他那裡去，但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卻從不表露自己的意見。
不僅如此，就是對于清廷也從來沒有不滿之意。”忙碌完工作之後，“在其他時間，便過着與人隔絕的生活”。(21)可是，當雲南新軍中的同盟會會員黃毓成去找蔡锷談到正在進行中的革命活動并希望得到蔡的支持時，蔡锷斷然告誡他：“時機不到幹不得，時機成熟時絕對同情支持。”(22)這個時機果然來到了。――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震動全國的武昌起義爆發。起義主力是湖北的新軍。九天後，蔡锷同雲南新軍中的同盟會員羅佩金、唐繼堯、劉存厚、雷飚四人密議，準備起義，并相約：“嚴守秘密，有洩者共殛之。”(23)接着又在十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三次召集新軍中的革命分子進行秘密會議。獻血為盟，決定駐昆明的新軍各部在十月三十日（農曆九月九日，又稱重九）夜十二時同時起義，由蔡锷任起義軍臨時總司令。雲南的新軍第十九鎮雖有兩協，但革命力量比較薄弱的第三十八協正分别駐在滇甫的臨安府和滇西的大理府，駐在省城昆明的新軍第三十六協、炮标、機關槍營和講武堂都已由革命分子掌握，在省城中沒有其他足以同他們相抗衡的軍事力量。起義的具體部署是：駐在城北北較場的第七十三标，向省城北門、東門進攻；駐在城南巫家壩的第七十四标和炮标向南門、東門進攻；陸軍講武堂師生為開城作準備；機關槍營分屬于步炮各隊。
雲南陸軍講武堂特别班學員早在八月已提前畢業，其中有十八人被分配到蔡锷部下。朱德是這十八人中的一個，到第三十七協第七十四标第二營左隊以見習生資格當副目（相當于副班長）。第七十四标标統羅佩金和第二營管帶劉存厚，都是同盟會會員。朱德當副目沒過幾天，“又當了司務長”，負責“作士兵運動”。他說：“當司務長一個月，士兵就運動到手上來了。”
(24)
十月三十日，預定起義的日子到了。但臨時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這天晚上九時左右，昆明北較場的第七十三标士兵正在為準備起義而擡運子彈時，遇到北洋派值日隊官查究，情緒激昂的士兵開槍打死了這幾個軍官，起義就提前發動了。這部分起義軍攻入昆明北門.進攻五華山和軍械局。正在巫家壩布置起義的蔡锷，聽到北較場已經發動，立刻下令第七十四标也提前出發攻城，宣布雲南起義！
這時，朱德被指定接替所在連的隊官（即連長）職務。晚上十二時，起義部隊全部入城。黎明時，起義軍已占領所有城門，朱德率部參加攻打總督衙門。由于他們同總督衙門的衛隊營事前已有秘密聯系，衛隊中有不少四川人，朱德自己也曾利用這種同鄉關系在衛隊營中作過士兵工作，因此，這些衛隊很快就繳了械。第二天晚上，起義軍第七十三标将五華山和軍械局攻克，第十九鎮統制鐘麟同被擊斃，總參議靳雲鵬化裝逃走。據楊如軒等回憶，雲貴總督李經羲藏匿在四集堆一個姓蕭的巡捕那裡，被朱德搜獲，(25)後由蔡锷遣送出境。不久，大理、臨安的新軍也相繼起義，各地的巡防營被陸續肅清，雲南全省宣告光複。
十一月十日，大中華國雲南軍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為都督。朱德在這次起義中作戰有功，但因資曆還淺，擔任排長職務，率部在昆明城内街道擔任巡邏任務。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朱德曾在《辛亥革命雜詠》這首詩中寫道：“同盟領袖是中山，清帝推翻民有權。起義武昌全國應，掃除封建幾千年。雲南起義是重陽，下定決心援武昌，經過多時諸運動，功成一夜好開常”(26)雲南起義是武昌起義後第五個起來響應的省份，也是西南各省中第一個獨立的省份。這個偉大壯舉，震撼了腐朽的清王朝。清朝政府計劃向革命力量反撲。在清軍進攻武漢以前，端方率領的清軍已進入四川。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還擁有相當大的軍事力量，仍在血腥地鎮壓四川人民。于是，雲南軍政府決定遣師北上，援助四川起義軍。蔡锷派出兩個梯團（相當于旅），共八個營，由韓國饒率領入川。
十一月十五日，援川部隊從昆明出發，分兩路北上：李鴻祥率領第一梯團取道貴州畢節向滬州前進；謝汝翼率第二梯團經東川、昭通入川，向叙府（今宜賓）前進。朱德仍任排長，随第二梯團出征。
援川的滇軍，紀律很嚴格。十二月中旬、下旬，部隊順利地占領了叙府和自流井，這時，朱德晉升為連長。不久，四川宣布獨立，軍政府在成都成立，援川軍返回雲南。後來，朱德對這次援川戰鬥，曾有詩一首：“憶曾率隊到宜賓，高舉紅旗援弟兄，前軍到達自流井，已報成都敵肅清。”(27)那時，蔡锷領導下的雲南軍政府在政權内部進行了一些改革。“他撤換了一批隻想升官發财的縣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識分子代替他們，在軍隊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軍官來代替舊軍官，從而在政府機關和軍隊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在财政上他極力提倡節省，并且以身作則，營長以上的軍官，每月隻領月薪六十元。由于蔡锷的這些新的建樹，當時的雲南已呈現出一種新的面貌。”(28)這些初步的改革，不僅增強了朱德對蔡锷的信任，而且在他心中對國家的未來燃燒起一股新的希望。
雲南陸軍講武堂在雲南起義後，曾一度停辦。民國成立後，蔡锷在一九一二年秋天下令恢複講武堂，稱為講武學校，任命謝汝翼為校長。朱德随援川軍回到雲南，因功被晉升為少校，先在滇軍中訓練新兵，有兩個多月時間。
講武堂一恢複，他又被調任學生隊區隊長（學生分五個區隊，每個區隊約一百人）兼軍事教官，講授戰術學、野戰學、射擊術和步槍實習等軍事課程，還指揮野外的實地演習。朱德後來說：“這一年，學術上大有進步，因為學生調皮，教不好就不成功，所以軍事學等都重溫了一遍。”(29)但這時國内的政治局勢卻已開始逆轉，壞消息不斷傳來。在擔任教官期間，朱德聽到袁世凱在代替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後，開始大批逮捕和虐殺共和派人士，整個社會狀況依然那樣黑暗，使他原來抱有的期望逐漸幻滅。
他又從留學法國的幾個教官那裡了解到一些法國革命的情況，渴望弄清法國大革命為什麼能夠成功，而中國的革命為什麼卻搞成那樣。這個使他疑惑不解的問題，朱德一時還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他的思想開始從辛亥革命時的興奮和喜悅中漸漸地産生出新的憂慮和不安！這年秋天，朱德同昆明師範學堂學生肖菊芳結婚。
一九一三年夏天，朱德奉調到雲南陸軍第一師第三旅（旅長劉雲峰）步兵第二團（團長董鴻勳），升任第一營營長。一九一四年初，因為臨安府發生兵變，陸軍第一師調到臨安（今建水）、蒙自、開遠、個舊一帶布防。朱德也随部隊來到了滇南邊疆。他的注意力暫時被完全轉移到如何鞏固祖國南疆邊防這個問題上。
按照當時的軍事部署，朱德所部負責駐守蒙自、個舊一帶。這裡屬于亞熱帶地帶，氣候炎熱多雨，萬山重疊，環境艱苦，鬥争複雜。又同法屬印度支那相鄰，需要時刻提防外國勢力的侵襲和他們豢養的土匪的騷擾。部隊一面要說服本地土著，一面不得不使用武力對付土匪的襲擾，幾乎每天都要進行大小不等的戰鬥。在山間、河谷、密林、村舍，到處都會響起槍聲。艱苦的環境、複雜的敵情，使朱德用心地采取适合當地情況的戰術，有時化整為零，有時化零為整，聲東擊西，忽北忽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機動靈活地打擊土匪。
蒙自有個著名的慣匪叫方位。他糾集匪徒，打家劫舍，禍害人民，無惡不作，但屢緝未獲。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六日，朱德偵得方位等土匪十餘人正躲在冷水溝的黃喜店子裡，便突然率部圍擊。方位負隅拒捕，開槍打死軍士三人。雙方激戰達三小時。方位從屋後逃出，避匿在溝邊，被擊斃。店中的其餘上匪仍負隅頑抗。朱德命令士兵購來煤油，将油潑在店子的前後門上，然後放火延燒。土匪見勢不妙，紛紛跳窗奔逃。這股土匪被擊潰，當地民衆無不拍手稱快。事後，朱德報告旅長劉雲峰，請求政府對遭受土匪殺害的居民親屬給于赈恤；對因土匪負隅頑拒而不得已燒毀的老百姓房屋按市價賠償。雲南巡按使任可澄在給蒙自道道尹王廣齡的批文中也說到：“查該匪首方位，系著名慣匪，屢緝未獲。茲複糾黨盤踞冷水溝黃喜店中，經營長朱德督兵圍擊，反敢負隅拒捕。該營長用火将該匪燒斃，極惡窮兇，一旦殄除，實為地方慶幸。”(30)一九一五年九月，朱德又率部隊兩個連，在建水縣渣臘寨會同地方武裝，成功地清剿了大批土匪。(31)從此，這個地區的土匪明顯減少，民衆得以安居樂業，外國勢力企圖利用土匪騷擾邊境、乘機侵占中國邊疆的陰謀始終沒有得逞。這個地區地域寬廣，包括十幾個縣，清剿的部隊隻有兩營人（另一個營的營長是唐淮源），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由于朱德在邊境深山密林的剿匪戰鬥中屢建奇功，被先後提升為團副、團長。一九三七年五月，朱德在延安同美國女作家甯谟・韋爾斯談到這段曆史時說：“我用以攻擊敵軍而獲得絕大勝利的戰術是流動的遊擊戰術，這種戰術是我從駐在中法邊界時跟蠻子（舊稱）和匪徒作戰的經驗中得來的。我從跟匪兵的流動群集作戰的艱苦經驗中獲得的戰術，是特别有價值的戰術，我把這種遊擊經驗同從書本和學校得到的學識配合起來”(32)了。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編寫中國工農紅軍紅一軍團史座談會上，朱德對這種遊擊戰術的來源再次作了說明。他說：“過去從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開始，在川、滇同北洋軍閥等打仗，打了十年，總是以少勝衆，在軍事上的主要經驗，就是采取了遊擊戰争的戰法。記得在莫斯科學習軍事時，教官測驗我，問我回國後怎樣打仗，我回答：戰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當時還受到批評。其實，這就是遊擊戰争的思想。所以，在這一點上，我起了一點帶頭作用。”(33)朱德在滇南邊境度過了異常艱苦的兩個寒暑。他在特殊的地方、以特殊的方法。進行着特殊的戰鬥。這些大大小小的戰鬥，使朱德指揮作戰的能力迅速提高。講武堂的學習和教學生活，使他受到系統而嚴格的近代軍事教育。
這兩年實際作戰的磨煉，又使他學會如何在複雜的環境中帶兵，如何根據戰場的具體情況機動靈活地指揮作戰。這是他稍後在讨袁護國戰争中能成為戰功卓著的名将的重要原因，對他投身人民軍隊後在軍事指揮方面作出的突出貢獻也有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