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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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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延安歲月

書籍名:《葉劍英傳》    作者: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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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返軍委參謀部

  
      葉劍英剛剛踏上延安這塊已經闊别五載的土地,一項艱巨的重任便落在了他的肩頭。

  
      1941年2月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通告全軍:“葉劍英同志已回延安,現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參謀長,駐延安辦公。”

  
      從這一年開始,敵後抗戰進入了最艱苦、最困難的時期。日軍集中重兵瘋狂進攻根據地,實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總體戰”,頻繁進行大規模的“掃蕩”,妄圖隔絕各抗日根據地的聯系,消滅抗日人民武裝力量。

  
      國民黨當局則繼續執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不斷對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進行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同時,有相當一部分國民黨正規軍扯起“曲線救國”的破旗,公開投敵,充當僞軍配合日軍作戰。在這種嚴重形勢下,中共中央為打破敵頑夾擊,戰勝嚴重困難,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針和政策,指引着中華民族的抗戰巨舟,劈風斬浪,頑強向前。

  
      葉劍英長期戰鬥在統戰工作的崗位上,熟悉和了解敵、僞、頑、友等各方面情況,加上他本人的軍事造詣和謀略才幹,到統帥部工作以後,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器重,成為毛澤東、朱德指揮全國敵後抗戰的得力助手。

  
      對葉劍英,朱德有過這樣的評語:“我們隊伍裡這樣的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要充分發揮他的作用!”葉劍英以高明幹練的中共中央統帥部“參座”聞名于軍内外,受到幹部和群衆的尊重和信賴。①此時,“皖南事變”的餘波尚未平息。2月23日,葉劍英緻函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重申中國共産黨對“皖南事變”和蔣介石1月17日命令的立場,并列舉事實曆數了國民黨在“皖南事變”後,對中國共産黨的政治壓迫與軍事進攻有增無減的種種行徑。信中最後指出:“本黨中央認為十二條辦法如不能獲得滿意解決,各種政治壓迫與軍事進攻如不停止,則國共關系與時局危機,必将益形嚴重,一切空言延宕之辦法,将毫無補于實際。”“倘能由貴黨方面采納十二條辦法,使目前不幸事态轉禍為福,則非僅兩黨之幸,民族國家實利賴之。”

  
      4月29日,葉劍英陪同朱德與國民黨駐延安聯絡參謀陳宏谟談話,進一步指出,國共關系如要好轉,國民黨中央目前至少應采取下列辦法:(一)停止逮捕共産黨人員,停止反共軍事行動和交通封鎖;(二)繼續發給十八集團軍各月份經費并補充彈藥;(三)新四軍餘部尚有八、九萬人,應即整編;至于移防一節,如政治上有确實保證,自可商量,否則于情于理礙難遵命。30日,陳宏谟等電告軍令部,由軍令部提出核議意見,報何應欽。何答應研究解決。

  
      設在延安城西北王家坪的中央軍委,是中共中央指揮抗戰的“大本營”,從這裡發出的每一項指示,下達的每一個号令,無不牽動着各抗日根據地乃至全國的神經。葉劍英作為軍委參謀長,深知自己肩上的份量,日夜思慮着如何給中央、軍委當好參謀。他經常對參謀部的同志說,參謀部的工作非常重要,處理問題要特别謹慎,要遵照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意圖辦事,照顧好上下左右關系,尤其要多考慮到下邊部隊的困難。他以身作則,帶頭學習貫徹黨中央、毛澤東的指示,細緻、周密地處理問題。那時軍委總部有一個①訪問康克清、陳慧清、譚友林、羅青長、藍祥輝等談話記錄,1987―1994年。

  
      不成文的規定,就是一切工作節奏随着毛澤東轉。毛澤東習慣于夜間工作,葉劍英也通宵達旦地堅守在崗位上。他工作十分忙碌,每天要辦理幾十件以至上百件中央軍委上呈下達的文電。凡軍委機要處來的電報,送誰,抄誰,都要經過他批發,急件随到随辦。由他代軍委起草的許多文電,都要呈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審批後簽發,大多由“毛、朱、王、葉”①聯名發出的。

  
      為了給黨中央和軍委當好參謀,更有成效地指揮抗日戰争,葉劍英十分重視從政治上、組織上和業務上加強參謀部的建設。原來軍委隻設一、二、三局,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他親自主持成立了四局,主管教育和行政。同時在各局實行精兵簡政,提高了工作效率。

  
      “作之君,作之師”,葉劍英奉此為銘,既作群衆的領導,又當群衆的老師。他遇事總是先作學生後作先生,學習十分刻苦。他弄來一大塊青石闆,架在窯洞門口當桌子,常坐在桌前讀書寫作。那時候生活條件差,晚上看書點根蠟燭就很不錯了。他不但自己學,還規定學習時間和制度,組織有關的領導幹部、機關幹部一起學。學習的内容有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軍事著作,特别是毛澤東的持久戰的戰略戰術原則,同時學習蘇聯紅軍将帥的軍事理論,學習孫中山和中國古代的軍事理論。為了使幹部能讀懂原著,他還特意組織幹部進修日語、俄語和自然科學知識,指定江右書、伍修權等教課,定期組織考試。

  
      他還不定期地給總部機關幹部、延安軍事院校作時事政治報告,用中共和蘇共黨史上的經驗教訓和自己的切身體會,教育大家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軍事理論和哲學,強調把唯物辯證法正确地運用到軍事領域中,作為研究、指導戰争的唯一武器。他還非常關心中央警衛團的學習,親自去講課,幫助官兵提高文化水平和理論水平。①1941年5月5日,在馬克思誕辰123周年之際,葉劍英在延安在職幹部紀念學習會上,作了題為《加緊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與軍事》的報告。他在報告中,首先引用恩格斯于1874年論及革命鬥争形式問題時的闡述,即與政治、經濟兩種鬥争并立的還有理論鬥争,說明加強理論學習的重要性。然後他從分析孫中山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和國民黨幾十年的軍事活動開始,一直到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國内革命戰争和抗日戰争,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強調指出:“從理論上、技術上提高我們的戰鬥力,換一句話說,用馬列主義的軍事理論,用現代軍隊的技術知識來教育我們的軍隊,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他語重心長地說:“一個革命的軍事幹部,必須學習馬列主義的政治,猶之乎一個革命的政治幹部,必須學習馬列主義的軍事一樣。不懂馬列主義,不能成為革命的軍事家,等于不懂軍事不能成為革命的戰鬥的政治家一樣。??善于領導政治鬥争的領袖,同時也善于領導軍事鬥争。革命的政治和軍事的統一性,及軍事對于政治的依從性。戰争是政治的繼續,已成為不可争辯的真理。”①葉劍英從20年代初追随孫中山革命、投身革命軍隊算起,這時他已在中國現代軍事領域中活動了整整20年,他的這篇飽含經驗及哲理的報①毛、朱、王、葉,即: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葉劍英。

  
      ①訪問尤桂林、耿飚、劉煜談話記錄。在中共延安市委黨史辦、檔案館、紀念館查閱的資料,1991年4―9月。

  
      ①《共産黨人》第19期,1941年8月。

  
      告,在當時産生了廣泛的影響。這一年冬,葉劍英擔任中央軍委軍事教育委員會委員和軍事學院副院長(朱德為院長),為軍事教育事業作出了更多的貢獻。

  
      二運籌謀劃,持久抗戰

  
      科學分析抗日戰争的形勢,預見其發展進程,研究對敵鬥争策略,是軍委參謀部的一項重要任務。據柯柏年、羅青長、朱軍等回憶,葉劍英經常教育總參謀部的同志要善于根據戰争風雲的變化,客觀地觀察形勢,認識戰争的發展趨勢,正确地指導戰争。他特意在一局作戰室組成了一個研究時局和戰略的班子,對國際國内敵、我、友各個方面的态勢進行專門的研究,随時了解和掌握情況。并定期組織參謀人員綜合分析各戰區的情況,整理成《作戰周報》,供軍委首長參閱。他還經常邀請中央和各根據地、各戰區的領導同志前來王家坪參加參謀部分析研究敵情和研讨戰略的會議。朱德、賀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陳赓、羅瑞卿等都參加過這種活動。大家在這種研讨會上提出的意見和建議,為軍委制定戰略和策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1年下半年,葉劍英與王稼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結合當時各根據地對敵鬥争的實際,共同主持起草了《關于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經毛澤東、朱德審閱、修改後,于11月7日以中央軍委名義正式下達。“指示”明确規定:每個根據地的軍事機構均應包含主力軍、地方軍、人民武裝(即不脫離生産的自衛隊及民兵)3個部分。軍事建設的中心注意力,應放在地方軍及人民武裝的擴大與鞏固上。主力軍應采取适當的精兵主義,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軍事技術的質量。“指示”對地方軍及軍區的職責、自衛隊及民兵的組織、活動方式以及軍隊與民兵的武器等問題,都提出了具體要求。

  
      在貫徹落實軍委指示的過程中,葉劍英十分注重整理和總結各根據地鬥争經驗。他同軍委總部的同志一起,從群衆的實踐中,逐步摸索出根據地軍民在困難時期對付敵人的辦法。主要的有:(1)實行主力兵團地方化,地方兵團群衆化,大力發展民兵,廣泛開展遊擊戰争;(2)采取内線與外線相結合、分散與集中相結合的作戰方法,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3)“敵進我進”,派遣短小精幹的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後之敵後,發動群衆,摧毀僞組織和僞政權;(4)争取與瓦解僞軍,鞏固與擴大地方武裝(縣大隊、區小隊、遊擊小組),恢複和擴大根據地等等。這些辦法,為廣大軍民所掌握,變成強大的力量,使八路軍、遊擊隊在敵後站穩了腳跟,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

  
      為了準确及時地獲取情報,指揮戰争,根據葉劍英的提議,中央軍委于1941年10月29日,正式作出了《關于建立情報網的決定》,決定在十八集團軍總部、各敵後根據地新四軍,首先建立起10個情報網的聯絡基點。時劍英對每個聯絡點抓得很緊,使各地同延安總部的情報聯絡渠道暢通無阻,保證了中央、軍委準确及時地掌握情況、指揮作戰。

  
      在各地建立情報網的同時,葉劍英組織各根據地設立氣象觀察所,建立健全氣象觀察制度,不但保證了當時作戰指揮的需要,也為根據地的氣象觀察和農業生産提供了方便條件。

  
      為了及時反映敵、僞、友、我的軍事動向和各方面情況,葉劍英組織總參謀部人員彙編《軍委戰況通報》、《作戰室周報》等,每期都親自審批。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形勢的發展,他又在總參謀部成立了資料研究室,編輯《國際資料》,負責收集、整理各交戰國的戰況,研究外國軍事動态和軍事著作。毛澤東看了這些材料後很高興,說這樣做“大有幫助”,并且囑托葉劍英對作戰局和資料研究室的同志在生活上多加照顧。葉劍英非常重視通信聯絡工作,組織出版《通信戰士》,并為之題詞:“革命的馬達在飛轉,産生出解放人群的熱,幸福的光。”總部的通信工作受到各戰區的贊揚。有一次,膠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因與中央恢複了中斷很長時間的電訊聯絡,高興地派人專程到延安,送給中央一根黃璨璨的金條。毛澤東親自把這根“進貢”的金條,獎給了總參謀部作戰部門。

  
      三科學預測蘇德戰争爆發後日軍動向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争爆發。德軍突然襲擊,攻勢猛烈,很快逼近列甯格勒,蘇軍處于極其被動的地位。在這種嚴重形勢面前,中國戰場上的日軍會如何動作?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略方向應如何确定?這是關系到中國抗戰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戰争前途的一個值得認真思索的問題。葉劍英及時組織總參謀部人員進行讨論,召開時事座談會(邀請當時在延安的日共黨員野坂參三參加),分析了日軍北進、南下的兩種可能性,認為中共的戰略思想和戰争準備的重點應當放在對付日軍南下方面。葉劍英将這個傾向性意見及時上報中央,以供決策參考。這時日本統治集團内部對南下與北進問題也存在着争論。9月6日,日本“禦前會議”秘密地采納大本營和政府聯席會議制訂的《帝國國策實施要領》,決定發動太平洋戰争,“不惜對美(英、荷)一戰”。後來戰争的發展,特别是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證明,葉劍英對日軍動向的分析預見是正确的,對中共中央制訂有關方針決策起了重要作用。

  
      這一年11月9日,葉劍英與李克農為重慶召開的國民黨愛國志士張沖追悼會送挽聯:“豺虎尚縱橫,大局豈堪重破壞。巴渝多霧瘴,忠魂何忍早遊離。”①這一年12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為劉伯承50誕辰舉行慶祝活動,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績,鼓舞敵後軍民的士氣。16日,葉劍英從延安特發來兩首祝壽詩:(一)太行遊擊費糾纏,撐住平遼半壁山。

  
      遍體彈痕餘隻眼,

  
      壽君高唱凱歌旋。

  
      (二)

  
      細柳營中寂不嘩,

  
      槍垣炮堵即吾家,

  
      将軍五十人稱健,

  
      斬得倭酋不自誇。②

  
      1942年,日軍華北方面軍對中共華北抗日各根據地進行更為殘酷的“掃蕩”和“蠶食”。為了消滅中共華北局和八路軍總部機關和部隊,從5月中旬開始,采取鐵壁合圍、捕捉奇襲等戰法,對太嶽、太行抗日根據地進行夏季“掃蕩”。在反“掃蕩”中,中共北方局機關和八路軍遭日軍合圍,經奮勇戰鬥,雖突出重圍,但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于25日英勇犧牲。噩耗傳來,葉劍英無限悲痛。為悼念和歌頌這位抗日英雄寫下了《滿江紅》壯烈詞章:“試看那,漢家旗幟。剩水殘山容我主,穿溝破壘标奇迹”,“風起雲飛懷戰友,屋梁月落疑顔色。”①左權犧牲後,彭德懷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文韬武略兼備的葉劍英來前方協助作戰指揮。毛澤東和朱德、王稼祥經過研①葉劍英談話記錄,1982年4月8日。

  
      ①《葉劍英詩詞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5―6頁。

  
      究,認為葉劍英不能離開軍委,未能成行。

  
      葉劍英在延安最高統帥部繼續密切注視着蘇德戰場戰局的發展。1942年7月,德國法西斯軍隊在蘇德戰場南翼實施突擊,集中重兵進攻斯大林格勒。

  
      有些人被德國法西斯得逞于一時的表面現象所迷惑,看不出其外強中幹的虛弱本質。葉劍英提醒大家觀察成局要着眼于發展,透過現象看本質,對蘇軍轉敗為勝,要有充分的信心。果然,蘇軍于是年11月即在斯大林格勒粉碎了德軍的進攻,轉入反攻,次年2月取得了扭轉整個蘇德戰争局勢的巨大勝利。

  
      怎樣估計這一勝利?是一般性的,還是帶決定性的?當時延安各界對此衆說紛纭,認識不一緻。葉劍英再次組織總參謀部人員展開讨論,正确分析蘇德戰場上兩軍力量的對比及消長趨勢。他得出結論說,這次勝利是整個蘇德戰争的轉折點。

  
      他把這一意見親自整理成書面材料上報黨中央,受到了毛澤東和朱德的贊揚。

  
      ①訪問伍修權談話記錄,1992年5月。

  
      四打一嘲政治宣傳戰”

  
      1943年夏,國民黨政府借“共産國際”解散之機,妄圖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調動50萬大軍準備進攻陝甘甯邊區。6月9日,何應欽、白崇禧、胡宗南等在陝西光天縣舉行軍事會議,策劃進攻陝甘甯邊區。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開軍事會議,部署進攻陝甘甯邊區,準備分9路閃擊延安。7月2日,胡宗南電令各部于10月前完成一切準備,待命行動。這時八路軍主力部隊大都在抗日前線,黨中央、毛澤東等領導人所在的延安地區隻有三、四萬留守部隊。面對這種大兵壓境的形勢,葉劍英沉着冷靜,同總參謀部的同志晝夜不停地商讨對策。他考慮到,根據敵我兵力對比,動用武裝力量打退國民黨軍隊的進攻,難以取勝。經過反複研究,他根據孫子兵法“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想出了一個類似諸葛亮“空城計”的作戰方案,破例使用中共内線所掌握的敵情,公開揭露國民黨的進攻陰謀,發動全解放區軍民以至全國進步力量,奮起反對和制止反動派破壞抗日、挑起内戰的罪行。他的這個以智取勝的退兵之計得到參謀部“高參們”的贊同,但是又考慮到公開發表采用特殊手段所獲得的敵軍情報,可能會給中共的情報工作帶來不利的影響。為此,他特意找來軍委主管情報部門的戴鏡元等人征求意見。經過再三研究,大家認為,從鬥争全局出發,權衡利弊,應當公開揭露,我方情報工作雖然會受到一些影響,但隻要采取必要措施可以挽救。①毛澤東、朱德對葉劍英這個建議,十分贊賞,完全采納。決定除按預定計劃部署兵力,作好保衛邊區的自衛準備外,大力開展政治攻勢,動員一切輿論,廣泛開展宣傳戰,公開揭露國民黨反動派調動兵力、破壞抗戰、制造内戰的陰謀。7月3日、4日,毛澤東連電緻西安周恩來和重慶董必武,通報蔣介石調集20餘師兵力包圍陝甘甯邊區,讓他們立即将上述情況向外傳播,特别通知英、美有關人員,發動制止内戰運動,同時找胡宗南、張治中、劉斐等交涉制止,愈快愈好。從7月4日開始,朱德以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名義連電蔣介石、胡宗南、何應欽,揭露其“閃擊延安”的兵力部署,“内戰危機,空前嚴重,抗戰前途,千鈞一發。”呼籲團結,避免内戰。新華社廣播了朱德電報全文,并詳細公布了國民黨軍隊調動的情況。7月7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讨論關于對付國民黨發動的反共宣傳與準備進攻陝甘甯邊區問題,作出了4項決定,并于8日通電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7月9日,延安各界群衆3萬餘人舉行紀念抗戰6周年大會,緊急動員全邊區人民制止内戰,保衛邊區。大會發出呼籲團結、反對内戰的通電,揭露國民黨發動内戰的反動行徑,要求蔣介石等立即撤退包圍邊區的國民黨軍隊,避免内戰,嚴懲挑撥内戰的反共特務分子和通敵叛國的漢奸。同一天,朱德再緻電蔣介石、何應欽、胡宗南等,抗議國民黨軍隊炮擊陝甘甯邊區關中分區警戒陣地,要求制止進攻。7月11日,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為此寫的新聞專稿,12日,《解放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寫的社論《質問國民黨》,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極力反共、破壞團結抗戰和準備進攻陝甘甯邊區這種親痛仇快的行徑,提出嚴厲的質問和抗議。①在此期間,國内外記者紛紛詢問國民黨當局發動内戰的真相。敵後各抗日根據地①訪問戴鏡元談話記錄,1992年5月。

  
      ①《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9頁。

  
      軍民和國民黨統治區愛國民主人士紛紛集會,發表聲明和通電,聲讨頑固派。

  
      在宣傳閃擊明顯奏效的同時,中共中央增調部分兵力充實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在軍事上也作好了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

  
      這一場以軍事實力作基礎的聲勢浩大的政治“宣傳戰鬥”,赢得了國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由于中共掌握了國民黨軍隊的一切行動計劃直至兵力部署、行軍路線等确鑿的情報,并對其揭露無遺,使得正在日夜調兵遣将,準備内戰的國民黨頑固派大為震驚,十分狼狽,進退維谷。

  
      蔣介石、何應欽等見陰謀敗露,陝甘甯邊區軍民作好了應戰準備,正嚴陣以待,同時又迫于國内外輿論一緻譴責的壓力,隻好改變計劃,下令收兵。

  
      7月10日,蔣介石即令胡宗南停止行動。11日,蔣、胡均複電朱德總司令,聲明無進攻意圖。胡宗南則解釋說:“敝部換防,請勿誤會。”于12日下令部隊開始後撤。就這樣,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又以其失敗而告終。後來,胡宗南惱怒地下令對其内部進行情查,欲找出洩露軍事機密者,給予嚴懲。查來查去,沒有結果,隻好不了了之。

  
      五同中外記者參觀團的友好交往

  
      1944年,中國共産黨領導抗日軍民渡過了極端困難時期,開始轉入局部反攻。這一年也是蘇聯紅軍反法西斯戰争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一年。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在各敵後戰場發動局部反攻,接連取得勝利,消滅與拖住大量日軍,使其不能增援太平洋戰常這種客觀現實的情況,引起美、英統治集團的重視。1944年初,美、英等國的駐華大使就向共産黨方面提出,要求派英國、美國、加拿大、奧地利等國記者,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區親眼看一看,作些實地考察。

  
      中共中央同意了這一要求。6月9日,中外記者參觀團穿過國民黨軍隊的層層關卡,到達延安。

  
      這個記者團成員中的外國記者有:美聯社、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史坦因,美國《時代雜志》、《紐約時報》、《同盟勞工新聞》的艾潑斯坦,合衆社、倫敦《泰晤士報》的福爾曼,以及路透社、塔斯社記者等;中國方面則有《中央日報》、中央社、《新民晚報》、《掃蕩報》、《大公報》、《時事新報》、《國民公報》、《商務日報》的記者等。國民黨中宣部負責檢查國外稿件的一個宣傳處長攜帶着一部電台随行。國民黨中統局也派遣特務人員冒充記者混入參觀團,企圖進行破壞搗亂活動。

  
      記者參觀團來到延安的當天,首先由八路軍總部秘書長楊尚昆出面接洽安排。下午5時,由葉劍英以十八集團軍參謀長名義設宴為他們洗塵,表示熱烈歡迎。10日下午5時,朱總司令在王家坪禮堂設宴款待中外記者們。葉劍英代表朱總司令緻歡迎詞。

  
      10月22日,葉劍英在王家坪禮堂向中外記者參觀團作了題為《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的長篇報告。為了使外國記者準确無誤地聽清這個重要報告,當場分發了譯成英文的小冊子。

  
      葉劍英在報告中分敵、僞、友、我四個方面介紹了截至1944年3月前敵後戰場的基本情況。他指出:“中國抗戰,一開始就分為正面和敵後兩大戰場;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以後,敵後戰場就在實際上成了中國的主要戰常”葉劍英說:我們的友軍在抗戰初期,還能配合作戰。但自1939年以後,集中力量對中共搞磨擦,在正面戰場上,都喪失了戰鬥力。我黨擔負抗擊的敵人,占84%或六分之五以上,而國民黨抗擊的敵人僅占16%,即不足六分之一。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國民黨的方針是厲行專制,壓迫民主,自己保存實力,準備鏟除異己。最後在介紹八路軍、新四軍的情形時,葉劍英指出:中共領導的部隊,在華北、華中、華南三大敵後戰場上團結各界人民,創立了15個以上的抗日民主根據地,軍隊發展到47萬,民兵200餘萬,人口為8600萬。在各根據地,都由人民選舉抗日地方政府,執行“三三”制,減租減息,發展由自衛軍、民兵組成的遊擊隊,發展生産,肅清漢奸等項政策,黨政軍民結合一體,在七年當中斃傷敵軍35.0113萬人,斃傷僞軍23.9952萬人。賴有這些敵後戰場,才挽救了中國免于被日寇滅亡。葉劍英專門宣讀了在八路軍、新四軍中為中國人民的抗戰偉業而獻出了生命的國際友人的名單,并對曆年來盟國朋友對我國的援助表示感謝。葉劍英還對國民黨調集重兵攻擊、包圍、封鎖我根據地派遣大批特務進行破壞,斷絕一切接濟,并阻斷國際朋友對中共的援助等惡劣做法進行了揭露。報告結束時,他誠懇地表示:“我們希望盡可能迅速地結束這種狀況,改善國共關系,而開辟一個真正團結抗戰的新環境。”①對于這個被譽為“第一流的報告”,中外記者聽後反映十分強烈。有的外國評論家說,葉的報告“擲地有聲”,是“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與中共高層意見于一身的談話。”

  
      6月25日,葉劍英與朱德又同美國記者史坦因和英國記者福爾曼進行了長達4個小時的談話,回答并說明了這樣幾個問題:(一)共産黨軍隊在戰時敵後的潛在力量;(二)共産黨對國民黨的關系、态度以及同國民黨、美國及英國武裝力量合作能夠采取或應該采取的形式;(三)戰後共産黨軍隊将為保持遠東和平而鬥争。

  
      葉劍英的報告和朱德的談話,通過中外記者傳播到中國大後方和世界許多國家以後,引起了中國人民和世界許多國家政府和人民的巨大反響,國内外輿論對中國共産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給予了新的評價。特别是對國民黨已倍感失望的美、英等國家的一些政府要員與高級将領,更加關注共産黨領導下的敵後戰常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将軍一再強調美國政府必須給共産黨軍隊以與國民黨軍隊同樣多的援助。

  
      ①葉劍英:《中國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1944年6月22日。

  
      六與美軍觀察組談判

  
      中外記者參觀團訪問延安後一個月,在史迪威将軍的大力提議和贊助下籌建起來的、并且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堅決支持的美軍觀察組,開始分批到達延安。觀察組組長是美國陸軍中有名的“中國通”戴維・包瑞德上校,下設政治情報組、陸軍情報組、海軍情報組、氣象組和營救(飛行員)組。美國陸軍中緬印戰區司令部在給包瑞德上校的行動指令中,明确規定觀察組的任務是:收集一切有關日軍和中共的情報,特别要重視“共産黨對戰争所能作出的貢獻的估計”,“共産黨戰争能力的潛在貢獻的估計”,“援助共産黨,以增強他們戰鬥力的價值的最有效的辦法”等等。

  
      7月22日下午,美軍觀察組(代号“迪克西使團”)第一批人員乘坐的一架美制C―47型運輸機飛臨延安(第二批8月7日到達。駐延安美軍觀察組共18人)。周恩來、葉劍英等前往機場迎接。那天,延安機場剛搶修不久,跑道路面基礎不牢。飛機降落的時候,出了點小故障,葉劍英急忙走上前去察看,關切地問道:“飛機壞了沒有?”曾長期擔任過美國駐華使館武官的包瑞德當即用漢語回答:“傷人乎?莫問馬。”葉劍英事後談起這件事笑道:“我知道他是一個中國通,想不到他還真有點學問咧!”①觀察組到延安後,7月26日,葉劍英陪同毛澤東、周恩來等舉行盛大晚宴歡迎美軍觀察組第一批人員。席間,毛澤東同他們親切交談,氣氛融洽。8月3日上午,葉劍英向他們全面介紹了敵後戰場情況和部隊的編制、組織裝備等情況,比向中外記者團所介紹的更為詳盡,引起對方極大興趣。包瑞德不時提出這樣那樣的問題,葉劍英在政策許可的範圍内盡量滿足他們的要求,會談中有問有答,氣氛十分融洽。葉劍英談話結束時,美軍觀察組成員全體起立,包瑞德緻詞說:“今天,葉将軍所作的報告是很有趣味很有價值的,我們能聽到葉将軍的報告是很榮幸的。葉将軍,你以這樣充分的對我們的信任來作報告,我向你保證,對你報告的這些材料,保證以很小心謹慎的态度對待之。”

  
      正式會談之餘,葉劍英還特意到包瑞德住地去看望他,同他親切交談。

  
      雙方還在友好氣氛中交換了一些情報和軍用品。時隔25年後,包瑞德在他撰寫的回憶錄《美軍觀察組在延安》一書中介紹葉劍英将軍時這樣寫道:“他是一個子較高、英俊精幹的人。他總是麻利地出來進去,似乎不像一般的久經戰争磨練的共産黨人。講話過程中,他可能試圖誇大共産黨軍隊的重要性,但總的來說,他的介紹是客觀的。這證明,國民黨對共産黨的批評是過火的。”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參觀、考察,觀看八路軍部隊軍事技術表演,觀感極佳。8月下旬,美軍觀察組在葉劍英的精心安排下,派丁甘如副處長等陪同,分小批赴太行、山東、華中等抗日根據地考察,曆時4個半月,行程2000英裡。實地考察給他們上了深刻生動的一課。①觀察組政治情報組組長謝偉思在他的第26次報告中稱:“共産黨在各遊擊基地均居優勢并具影響力,且已獲得農民與自由人士之支持。”魯登在向美駐渝大使館的報告中寫道:“經①葉劍英談話記錄,1982年4月5日。

  
      ①訪問丁甘如談話記錄,1981年11月。

  
      數月華北、察綏實地證實,中國共産黨及其軍隊深得人民擁護和愛戴。??”意外的是,美軍觀察組的惠特塞上尉在山西農村考察期間遭到日寇殺害。八路軍總部決定把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食堂改為“惠特塞紀念堂”,朱德親筆為紀念堂題了門匾。朱德、葉劍英還緻函遠在美國的惠特塞夫人,表示“深為悼惜”。

  
      1944年12月15―17日,葉劍英陪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繼續與包瑞德、伯德上校等會談有關雙方軍事合作問題。

  
      為了表彰包瑞德在華工作成績,在延安特意舉行了美國陸軍中印緬戰區統帥部對包瑞德的授勳儀式。毛澤東、朱德等出席了儀式。

  
      1945年6月2日,包瑞德離開延安之後,葉劍英應美軍觀察組的邀請,同畢德金中校、斯文生少校及斯特爾上尉就美軍負責在華建立美軍通訊網、在延安設立偵察電台、派駐美軍聯絡員等問題進行會談。由于對方提出了一些無理要求,缺乏真誠合作的态度,會談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①①葉劍英與美軍觀察組畢德金中校、斯文生少校等談話,1944年6月2日。

  
      七在延安整風運動中

  
      在抗日戰争面臨嚴重困難的時期,中國共産黨為了增強黨的戰鬥力,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得到進一步統一,确定在黨内進行一次普遍的馬克思列甯主義思想教育的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運動從1941年5月毛澤東所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開始準備。9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讨論了黨的曆史問題。會上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嚴肅批判了王明的錯誤路線,同時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葉劍英出席了這次會議,于9月12日作了發言。他在發言中用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的精神來剖析自己。他說,要“脫褲子”赤裸裸地檢查自己,看看自己有無犯過錯誤的“傷痕”。

  
      他回顧了自己參加革命20餘年來走過的道路和所做的工作,深感學習不夠,表示今後在工作中學習,向毛主席學習,肅清思想上的主觀主義。”①随後,葉劍英積極參加中央高級幹部學習班,認真學習毛澤東的整頓三風的報告和其他有關文獻,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曆史經驗,對存在于自己頭腦和工作中的不足與缺點作了認真系統的檢查總結。

  
      整風運動全面開展起來以後,中共中央決定在整風的同時,進行一次普遍的審查幹部的運動。這個運動本來是要解決敵我矛盾的問題,肅清、争取并改造潛入共産黨、八路軍、新四軍中極少數的特務、破壞分子。雖然中央在決定中強調整風和審于二者在性質上互相區别,不能混淆,但事與願違,在運動進行過程中,出現了嚴重混淆敵我兩類矛盾的問題。尤其是1943年夏在延安開展的“搶救運動”,問題更為嚴重。葉劍英和其他一些同志感到審幹的“搶救運動”做法不對頭,直接向黨中央負責同志談了自己的看法:“延安哪有這麼多特務呀?如果這樣的話,那延安還能不能存在?這樣搞法不行。”此事得罪了極力主張搞“搶救運動”的康生。康生一夥告他的“陰狀”,說他右傾,還制造借口,搞逼供信,蓄意迫害他的親屬,直至兩次剝奪了他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權利。後來,毛澤東提出九條方針,強調“調查研究,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才糾正了“左”的做法。②葉劍英在軍委直屬隊自始至終堅持實事求是,抵制“搶救運動”的過火行為。他幾次深入到二局等單位,貫徹落實黨的正确的方針政策,找挨過整的幹部一一談話,弄清問題,糾正錯誤,使絕大多數幹部得到甄别平反,重新走上工作崗位。原重慶曾家岩周公館的收發員左仲平,曾和葉劍英一起工作過,後來調到定邊苟池鹽務局當領導。在整風運動中,有些人根據左仲平的父親曾在國民黨軍隊裡當過軍需官這一情況,推測他父親是國民黨“CC”特務,并把他本人打成“特嫌”,将其開除黨籍。左仲平多方解釋都沒有用,被下放到吳起縣政府當一名文牍秘書。他多次申訴,毫無結果,非常苦惱。後來,葉劍英知道了這件事,親自寫了一封“左仲平同志在政治上沒有問題”的證明信,派人送給吳起縣縣長。當縣長向左仲平宣讀葉劍英的信和組織上為他平反而作出的決定時,他感動得當場哭了起來。

  
      ①葉劍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41年9月12日。

  
      ②葉劍英談話記錄,1982年4月1日、2日。

  
      ①《萦思錄――懷念葉劍英》,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32頁。

  
      八參加黨的“七大”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召開,主要讨論黨的曆史問題,為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做準備工作。全會最後一次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葉劍英參加了這次會議,積極擁護會議所作出的“決議”。

  
      這一年,葉劍英突然得知遠在家鄉的母親沉疴不起,不幸逝世。他懷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寫下了“屍骨抛溝曾逆料,阿母生我最艱難”的詩句,并特意留須,以示懷念。他說:“每當我摸到胡子,就想起母親,我要用偉大的母愛,去愛全中國人民。”後來,他從家人手裡得到母親的照片,十分珍愛,在照片旁邊恭敬地題寫兩行字:“為人民的兒子而微笑,為人民的兒子而歡心。”他把母親的照片鑲在鏡框裡,一直挂在自己的卧室裡,每天望着她老人家,寄托自己無限的哀思。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産黨在延安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葉劍英以大後方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出席了大會,并當選為中央委員。

  
      他在大會發言中,代表大後方代表團全體同志,表示完全擁護“七大”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軍事路線,擁護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同志所作的報告,并且以整風精神進行了自我批評。他回顧自己做參謀工作二十五年,十八年在黨内,七年在黨外。總結三條經驗教訓:第一,要學會認識敵人、朋友:第二,要學會組織隊伍,第三,要學會指揮。他說我把它編成三句話,認識敵友,組織隊伍,指揮作戰。這是我最近學會的。黨的路線,放手組織群衆,也是最近學到的。??這次參加整風學習,我也沒有整好,隻是有了一股勁,要幹,不怕自己胡子長。”最後表示今後有信心搞好,主要靠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教導,幫助進步。

  
      在延安艱難的歲月裡,大家工作異常緊張繁重,生活極其清苦。在這樣的條件下,葉劍英始終以積極樂觀的态度,和大家一起動手改善物質文化生活。他響應黨中央、毛澤東提出的“自己動手,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克服困難”的号召,領導軍委機關、部隊積極開展大生産運動。他從重慶帶回用芒麻紡成的線和織成的布,在延安辦展覽,試制推廣。①他不僅帶頭在參謀部駐地周圍開荒種地,紡線織布,養豬種菜,而且非常關心在延安附近南泥灣屯墾的三五九旅,多次親臨視察,指導生産和訓練。當年的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在回憶這一段曆史時,激動地說:“那時,葉參座非常關心我們,一來了,飯也顧不上吃,就到屯墾地段去視察,和戰士們一起座談生産經驗,商量怎樣達到生産自給的指标。為了保衛延安,打退胡宗南部隊的騷擾和進犯,他親自指示預定戰地和布防。有一次部隊搞野外演習,他來到現場觀察指示,要求很嚴,邊看邊作筆記。演習結束後,他作現場講評,鼓勵部隊既要會生産,又能打仗,要練出殺敵真本領。他講得很幽默,很有風趣,在場的官兵和美軍觀察組都聽得入神,感佩不已。我至今還保留着他在練兵場上講話的照片,每次看到它,心情都很激動。”①①訪問吳有恒談話記錄,1987年11月。

  
      ①訪問王震談話記錄,1989年9月。

  
      為了活躍機關業餘生活,葉劍英組織機關的文娛骨幹,開展文化娛樂活動,調劑精神生活。沒有樂器,他自己動手做了一架洋琴。他打洋琴、拉二胡,彈奏廣東音樂《小桃紅》、《雨打芭蕉》,??指揮大家唱《黃水謠》、《救亡曲》、《延安頌》、《漁光曲》等歌曲。在他的帶動下,機關同志也行動起來。有的制作了羊皮小鼓、馬頭胡琴等各式各樣的樂器,經常組織演出。他們還常組織舞會,葉劍英特意請從莫斯科回來的女同志教那些日夜伏案工作的幹部跳舞。從中央首長到普通幹部,工作之餘,翩翩起舞,既鍛煉了身體,又增進了相互間的了解和交往。美軍觀察組成員也興緻勃勃地參加跳舞,還請葉劍英帶一些同志參加“雞尾酒會”。有人感到自己是“土八路開洋葷”,葉劍英笑着說:“土!怕什麼?将來我們也會洋起來的。把你們帶去就是要顯示我們的力量,讓他們看看你們就是革命的接班人!”聖地延安,歡歌笑語,充滿了革命朝氣。他還組織幹部戰士學習文化,開展讀書活動。至今人們回憶起來,仍然十分留戀那一段艱苦而又歡快的生活。①葉劍英在延安期間,還積極支持并參加“懷安詩社”,與詩壇諸老朱德、林伯渠、董必武、謝覺哉、徐特立、吳玉章、續範亭等人唱和,以詩言志,以詩抒懷。那時沒有條件出詩刊,懷安諸老寫詩,自備一冊,将自己的新作抄上去,送與另一人,另一人添上自己的新作,送與第三人,如是輾轉傳遞,互相唱和,名曰《懷安詩抄》(後在《解放日報》副刊上開辟“懷安詩馴專欄)。葉劍英這一時期的著名詩篇有1941年9月寫的《寄續範亭司令并呈懷安諸老(二首)》:(一)孫陵碧血長青苔,阿鬥昏庸事可哀!剩有殘軀效李牧,雁門關外殺敵回。

  
      (二)

  
      投身革命将何事,

  
      老者安之少者懷。

  
      君獨傷時異工部,

  
      小戎離黍托诙諧。

  
      董必武在讀罷葉詩後,特賦詩曰:“季子徐君(指吳玉章、徐特立)氣誼投,希深君複(指謝覺哉、林伯渠)亦風流。指揮能事朱司令,慷慨悲歌葉劍侯。”有一次,葉劍英向重慶派駐延安的國民黨聯絡參謀說:“請告重慶當局,古人說‘有奶便是娘’,今日無奶也是娘。沒有吃,沒有穿,沒有槍彈,我們也是要堅決抗戰到底的。”續範亭聽到這番話很受感動,揮筆寫下一首贈葉劍英将軍的詩:“十八集團參謀長,有謀有勇且知方。我與将軍交未久,青年食堂共一觞。酒味雖薄情誼重,滿座賓客盡賢良。慷慨痛陳天下計,兄弟誓死不阋牆。最後一句酸辛話,今日無奶也是娘。”①在延安物質生活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葉劍英堅持一貫的聯系群衆的作風,關心他人勝于關心自己。他自己和在那裡讀書的兒子選平穿着帶補丁的①訪問路寶銀、高全夫、朱慧、王敏清談話記錄,1989―1994年。

  
      ②《葉劍英詩詞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5頁。

  
      ①《續範亭傳》,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261頁。

  
      衣服和舊大衣,把新大衣送給别人;把别人送給他補養身體的藥品送給體弱生病的同志和生了孩子的女同志。印度籍柯棣華醫生犧牲後,葉劍英經常去看望他的夫人郭慶蘭和未滿周歲的嬰兒印華,請他們一起吃飯,并讓夫人幫助喂孩子,給以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軍委機要秘書張明的夫人生孩子,身體虛弱,沒有奶水,孩子整天餓得哇哇直哭。葉劍英知道了,就把夥房每天分給自己的半磅牛奶,送給孩子吃,還親自去看望,并把自己小孩用的小床送去。對于生病住院的同志,他總是抽空去醫院探望,有時還親自寫信問候。對于家在國民黨統治區有困難的同志,他特意打電報給在重慶的周恩來,請他設法予以幫助。總參謀部一局局長伍修權調到東北去執行緊急任務,他夫人身體不好,孩子又小,無人照顧。葉劍英告訴他,讓他放心走吧,家裡的事由我負責照顧。伍走後,葉劍英對他家屬關懷備至。不久,又派人把他的夫人、子女安全送往東北,與伍修權團聚。伍修權一家人後來回憶起這件事,都感念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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