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戰鬥在重慶
一痛斥“平江慘案”制造者的罪行
1939年6月9日，葉劍英來到中國西南山城重慶。這時的重慶，是中國抗戰的陪都，國民黨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國共産黨中央派出的代表機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葉劍英到來後，擔任南方局常委兼軍事部長、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在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立即投入緊張的工作。①這時，全國抗日戰争的局勢正朝着日益惡化的方向發展。日本侵略者占領武漢、廣州以後，開始對南京國民黨政府采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策略，在繼續對華南、華中地區進行軍事進攻的同時，加緊進行政治誘降活動，積極籌劃“蔣汪合流”，企圖誘使蔣介石集團就範。早已淪為漢奸的汪精衛正在與日寇進行賣國談判。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和反共的傾向日益增大，連續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準備掀起反共高潮。面對這種困難複雜的局勢，周恩來、葉劍英等遵照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投降危險的指示》，決定集中全力鞏固國共合作，繼續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與大大小小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制造的一切投降陰謀和反共行為進行堅持不懈的鬥争。
葉劍英來到重慶的當天，就與周恩來分析在國共兩黨發生磨擦的情況下日軍新的動向，并緻電毛澤東，作了如下預測：從軍事觀點看，日軍如攻西北，主力仍會在晉西南三角地區渡河，目前還未準備好。從政治觀點看，日軍有單獨攻入陝北以降低我們的影響，并增強國民黨進攻我方借口的可能。
6月10日，葉劍英陪同周恩來面見蔣介石，商談近期抗戰與國共合作中的問題。由于蔣介石此時正熱衷于策劃反共陰謀，緻使商談沒有取得結果。
周恩來于18日離開重慶返回延安。
平地起風波。6月12日，國民黨軍第二十七集團軍根據蔣介石的密令，突然包圍襲擊設在湖南平江嘉義的新四軍留守通訊處，慘殺新四軍參議塗正坤和通訊處軍需員吳賀泉，并将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等人活埋，制造了“平江慘案”。由于國民黨當局嚴密封鎖消息，葉劍英直到7月1日才獲悉此事，當即緻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軍政部長何應欽，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正抗議。22日，周恩來、葉劍英緻電軍令部長徐永昌并軍委會及各部長官，嚴正駁斥國民黨軍歪曲報告慘案經過及當局對新四軍平江留守通訊處的誣蔑，要求派員馳赴肇事地點，查明真相，為死難者雪冤，将兇手治罪。蔣介石為敷衍輿論，責成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嶽進行所謂調查。而薛的報告，依舊将“犯法者文飾為有功”，“無辜者武斷為有罪”。28日，周恩來、葉劍英再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并軍委會及各部長官，據理駁斥國民黨的誣蔑攻擊，要求另外遴派公正大員前往乎江嘉義調查，将其肇事者交法庭審判，并保障被害人家屬及同事有陳訴與質證之自由。
“平江慘案”發生後，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和關心，連續提出鄭重抗議，要求嚴肅追究事件兇手的責任。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慘案”被害烈士大會，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必須制裁反動派》的演說。
8月13日下午2時，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在重慶紅岩村舉行追悼新四軍①在中共重慶市委檔案館、紅岩、曾家岩革命紀念館，重慶參事室查閱的資料，1984年11月。
平江嘉義留守處被害同志大會。葉劍英主持大會并作了長篇報告，他義正辭嚴地指出：“平江新四軍通訊處在塗正坤、羅梓銘兩同志領導之下，在平江嘉義鎮工作了1年又9個月。在這一期間，該處負責治愈傷病員使其重返前線者70餘人。塗正坤兼任過平江動員委員會委員，積極參加兵役動員工作，曾經協助政府肅清平江附近土匪。在武漢撤退時，幫助友軍收容傷病員，并妥善送交友軍。事實恰恰說明，塗、羅兩同志領導的工作，不僅不是勾結土匪，而是幫助政府肅清土匪；不僅不是劫奪友軍，而是幫助友軍收容傷病員；不僅不是破壞團結，而是更加鞏固民族團結；不僅不是搗亂後方，而是幫助政府安定後方。”接着他駁斥了頑固派的誣蔑，說：“平江殘酷的事件，所根據的口實隻是一種狼要吃羊的借口，用來掩蓋那些破壞抗戰的頑固分子實行反共的狠毒企圖的。軍隊抗戰于前，奸徒搗亂于後，公理不會容許的，抗日軍民不會容許的。”葉劍英最後号召：“全國同胞，應該堅持國内的團結，克服投降分裂的危險，推動全國各方面的進步，加強抗戰力量，才能排除萬難，争取戰争的勝利，完成民族解放的偉業。”“平江慘案”激起了全國各地愛國軍民的強烈義憤。在長沙、南昌等地，在共産黨組織主持下連續召開了追悼會、紀念會。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葉劍英等領導人親自撰寫挽聯、挽詩，憑吊平江慘案死難烈士，譴責國民黨頑固派。葉劍英的挽詩是：人類有餘悲，豺狼亦已歌；何以寄憑吊，按劍複摩裟。
其後，葉劍英懷着極大的義憤撰寫了《論平江事件》，深刻地揭露“平江慘案”的事實真相，全面地評價了平江新四軍辦事處為抗戰作出的積極貢獻，痛斥國民黨頑固派的血腥罪行。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某些反共頑固派和汪精衛投降派，實質上同是日本法西斯蒂的工具，葬送民族的掘墓人。
他們的反共活動，是與從前已經公布、現在聽說的所謂限制異黨活動的決定互為因果的。”
二與何應欽的交鋒
風雲變幻。葉劍英密切注視着國内外時局的變化，與南方局軍事組錢之光、李濤、邊章武、曾希聖、薛子正、王梓木、雷英夫、張清化、陳家康、傅大慶等同志經常分析“敵、我、友、外”各方面的情況和動态，研究對策，進行各種形式的鬥争。①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國大舉進攻波蘭。3日，英、法對德宣戰，英、美、法各國害怕日本與德國配合在東方向他們發動進攻，一方面表示同情和支持蔣介石政府的抗戰，以牽制日本；另一方面則希望在不損害其在華既得利益和犧牲中國部分權益的條件下，同日本達成妥協。蔣介石受日本的誘降和英美對日本侵略采取綏靖主義政策的雙重影響，加緊推行其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這一年11月間，何應欽和賀耀祖（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約見葉劍英，挑釁性地提出一些無理要求。何應欽聲稱：第一，為了維持法市信用，你們在華北不能自發鈔票。第二，你們過去答應委員長，在軍隊改編兩年後可以由中央派少數人到軍隊中工作，現在已兩年多了，為使宣傳口号得到兌現，中央政府特派人到第十八集團軍政治部工作，以資聯絡。第三，以後發給十八集團軍的經費，直接發到師，以免你們把軍費用到其他方面，如延安辦許多學校之類。第四，委員長訓示，如同意上述意見，第十八集團軍可增編成為三個軍六個師。對這些問題，何應欽要葉劍英緻電延安征詢意見。葉劍英經請示中共中央後，以個人名義作了如下答複；（一）八路軍并未發行鈔票，河北地方政府所成立的銀行及其所發行的鈔票應如何統一，請中央（國民政府）轉知各地方政府共謀解決。（二）關于人事任免，事實上已經統一，八路軍團長以上官長，都是呈請中央委任的，至于中央要派政工聯絡員的問題，須請示前總。（三）經費用途，我軍都用到軍隊本身，陝北所辦各種學校，其經費均源自學生自籌及南洋華僑捐款。對于葉劍英針鋒相對、有理有據的回答，何應欽隻好保持緘默。
1940年1月4日，葉劍英在重慶與何應欽再次舉行會談。何要求中共取消所謂“違令擴充”的部隊及“非法”設立的軍區，企圖限制共産黨抗日武裝力量的發展。葉劍英說：“這些軍隊和軍區，是在抗日鬥争中發展起來的，它肩負着嚴重的抗敵任務，故不能取消。”他進一步指出：為堅持抗戰，争取勝利，國民政府應允許八路軍現有的三個師擴編為三個軍九個師，并承認陝甘甯邊區及其所轄地區，承認在抗日前線肩負着指揮抗敵任務的各軍區。
因何應欽堅持其無理要求，這次談判無任何實質性進展。
何應欽在談判桌上和葉劍英的交鋒，隻不過是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一系列反共“政治磨擦”的一個插曲，頑固派在加緊制造更大的“軍事磨擦”。這兩種“磨擦”構成了一曲反共的大合唱，聲浪越來越高。1939年冬到1940年春，蔣介石布置石友三所部進攻河北南部的八路軍；朱懷冰、龐炳勳、張蔭梧、侯如墉等部進攻太行山八路軍；閻錫山所部在晉西地區進攻共産黨所領導的新軍決死隊；蔣鼎文、胡宗南所部進犯陝甘甯邊區，從而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這是抗日戰争進入相持階段後，日寇對正面戰場減少軍事壓力，采取以政治誘降為主，對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加緊“掃蕩”，實行“三光”政策的情況下，蔣介石集團為對日妥協投降進行準備的一個重要①訪問雷英夫、張清化、馮大璋、黃常等談話記錄，1988―1993年。
标志。共産黨、八路軍和各抗日根據地人民在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下，被迫進行自衛還擊，粉碎了這次反共高潮。
三“葉劍公舌戰群儒”
1940年3月，蔣介石在重慶召開各戰區軍以上參謀長會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通知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和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參加。
蔣介石企圖通過這次會議，公開宣布共産黨、十八集團軍的“罪狀”，進而發動更大規模的反共高潮。
在會議開始之前，蔣介石作了精心安排：由他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要求檢查1939年底至1940年初對日軍冬季攻勢作戰失利的原因，企圖歪曲事實，加罪于十八集團軍，并提出整頓軍紀、軍令的口号，目的在于逐步消滅十八集團軍、新四軍。安排天水行營、第二、第八、第十戰區及第三十四集團軍的參謀長發言，向十八集團軍發起圍攻，進行誣蔑诽謗，制造“懲辦讨伐”的口實。但對國民黨軍在華中進攻新四軍的事實避而不提，以便集中攻擊十八集團軍。規定每個戰區集團軍參謀長的發言都不得超過30分鐘，這樣就可以限制葉劍英參謀長的申辯發言。
葉劍英在接到國民政府軍委會的開會通知時，正在養傷。幾天前，他從紅岩村外出辦事，因天雨路滑，不慎滑倒摔傷了胳膊。在這種情況下，第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内部對于葉是否出席會議有幾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這種會是例行會議，開不出什麼名堂，葉又在病中，可以不去。另一種意見認為，葉不去不好，因為張雲逸不能來，來了按規定也沒有發言權，如果葉不去，隻有新四軍參謀處處長蕭正崗一人參加會議，難以應付。還有一些人擔心這次會議正值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敗的時候，蔣介石很可能要搞陰謀詭計，不宜前往。
葉劍英和南方局的秦邦憲、董必武等商量後，認為這是全國性的會議，不論發生什麼情況，都要做好準備，應付這場鬥争，于是決定自己帶病出席。
為了更好地應付複雜的局面，赢得這嘲交戰”的勝利，葉劍英組織軍事組和有關人員日夜加班工作，搜集資料，分析形勢，研究對策；通過各種關系，了解蔣介石的企圖和各有關戰區、集團軍派來參加會議人員的動态；彙總八路軍幾年來的戰績和1939年冬季作戰的材料。同時，葉劍英和重慶十八集團軍辦事處的同志一道查找了過去積累的磨擦材料，請剛到重慶請求赈災的冀南代表齊燕銘等，詳細地介紹了石友三所部在冀南制造磨擦、迫害人民、破壞抗戰的許多典型事例；請剛從山西戰區來的地下黨的同志和朋友，介紹閻錫山所部進攻山西新軍并準備對日妥協投降的材料；同時向有關方面收集到朱懷冰、張蔭梧、侯如墉等制造磨擦進攻太行山八路軍的許多罪行材料，特别是找到了張蔭梧聯合日僞皇協軍共同進攻八路軍的命令、文件等最有說服力的鐵證；還找出了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印發的《敵僞廣播》材料，上面載有1939年11月19日共同社有關中共晉察冀部隊在涞源縣作戰中，擊斃日軍獨立混成第二旅團旅團長阿部中将詳細情況的廣播原文。日本共同社在這篇廣播中，稱阿部中将是日本的“名将之花”，說他“在與八路軍三天慘烈的血戰中，作了悲壯無比的犧牲”，因而日本“全軍将士，莫不切齒痛恨，立誓盡殲共軍，以飨阿部中将之英靈”。這篇報道從反面有力地證明八路軍是全國最堅決抗戰并得到了最光輝戰績的主力軍。這無疑是一個有力的宣傳武器，對國民黨所謂八路軍“遊而不擊”的流言是最好的反擊。
根據黨中央、毛澤東提出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葉劍英确定在這次會議上的态度是擁蔣抗日，反對磨擦，一切以抗戰、團結、進步的大局為重，充分擺事實，講道理，曉以大義，争取更多人的同情，粉碎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詭計。
開會那天，葉劍英按照規定，身着黃呢子軍服，佩帶中将軍銜，進入會常他雖然傷未痊愈，臂帶石膏夾闆，但仍精神抖擻，儀态從容。
會議剛開始，蔣介石就殺氣騰騰地批評冬季攻勢打得不好，要進行檢讨，整頓軍紀軍令。接着，話鋒一轉，說接到很多人報告；這次冬季攻勢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十八集團軍“遊而不擊”，“破壞抗戰，制造磨擦”等等不法行為所造成的。現在要徹查此事，嚴肅軍紀。
蔣介石的話音一落，按照他們預定計劃，天水行營參謀處一個姓盛的處長就破陣而出，說第二戰區之所以沒有完成冬季作戰任務，是因為山西新軍叛變，十八集團軍公開掩護叛軍，襲擊友軍，不讓民衆與友軍接近，緻使友軍作戰十分困難；冀察戰區沒有完成冬季攻勢作戰任務，是因為十八集團軍屢次襲擊鹿鐘麟、石友三、侯如墉、夏維禮等部，給敵人以“掃蕩”的機會。
接着，第二戰區參謀長楚溪春，冀察戰區參謀長黃百韬，第八戰區章參謀長，第十戰區周副參謀長，第三十四集團軍參謀長羅澤]等連珠炮式地發言，抛出什麼十八集團軍“襲擊友軍”、“掩護叛軍”、“破壞政權”、“強征糧食”、“濫發鈔票”、“販賣毒品”等等罪名，大肆進行攻擊。蔣介石、何應欽自以為得計，眉飛色舞。而那些比較正直的且有抗日救國心的人，則提心吊膽，為共産黨、八路軍的代表葉劍英參謀長捏一把汗，為團結抗戰的前途和國家民族的興亡擔憂。
面對種種充滿惡意的攻擊，葉劍英不動聲色，泰然自若，冷靜地傾聽每個人的發言，準備後發制人。第一天散會回來，他立即同南方局的領導同志和有關工作人員一起，針對會議上反映的問題，将原來準備好的發言，進行了修改補充。
3月8日，葉劍英見時機成熟，便要求發言。在得到會議主持人同意後，他儀态大方地走上講台，環顧四周，胸有成竹，有針對性地集中講了兩個問題：一是作戰問題，二是磨擦問題。
關于作戰問題，葉劍英主要講了八路軍的戰略指導思想以及如何按照統帥部的抗戰命令，艱苦奮戰并獲得偉大戰果的情況。他首先說明，華北戰場是整個抗戰的重心，十八集團軍堅持華北抗戰，必須同敵人進行全面的鬥争。
華北敵後是一盤棋，各個地區，包括山地、平原、湖、海和城市、鄉村，包括黨、政、軍、民、學，野戰軍、地方軍、民兵自衛隊等等，必須互相配合，必須軍民結成一體，才能堅持抗戰，争取勝利。為此，十八集團軍進出敵後各區，發動群衆，建立政權，積極配合作戰，乃是抗日戰略的需要。其次，他講到，抗戰兩年半來，十八集團軍在敵後作戰，克服了缺衣少食，缺乏武器彈藥和敵人殘酷“掃蕩”等種種困難，付出了巨大代價，獲得了輝煌的戰績，計大小戰鬥2689次，殲敵8萬親人，十八集團軍将士陣亡1.5萬餘人，負傷4萬親人，十八集團軍的戰績不僅為全國人民和全世界進步人士所稱道，為蔣介石和統帥部所嘉獎，也為敵人所承認。第三，葉劍英說明，八路軍接到統帥部舉行冬季攻勢作戰的命令時，華北敵軍正在對晉察冀等根據地進行大“掃蕩”。盡管十八集團軍許多部隊正在進行緊張的反“掃蕩”作戰，但仍然抽調了15.5萬餘人的兵力，周密部署，努力作戰。他列舉大量事實詳細說明了十八集團軍冬季攻勢戰役的具體部署、作戰經過和所獲戰績，特别引用國民黨軍委會印發的敵僞廣播材料，說明十八集團軍不僅圓滿地完成了冬季作戰任務，而且完全是按照最高統帥部的抗戰命令辦事的。十八集團軍堅決、積極、英勇的作戰行動，同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消極抗戰，望風而逃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葉劍英以這些從戰略到戰役戰鬥方面的具體事實，有力地駁斥了所謂十八集團軍“遊而不擊”的論調，粉碎了蔣介石想借檢查冬季攻勢作戰失敗為名，加罪于十八集團軍的陰謀。
葉劍英緊接着談磨擦問題：
他首先承認，各有關戰區和集團軍所提磨擦事件，是抗戰中的一個嚴重問題。接着，他提出了從政治上、戰略上正确解決這一問題的4個原則。第一，我們提出磨擦問題的目的是要把磨擦事實加以研究，找出磨擦的原因，求得正确解決的方法以消除磨擦，決不應是擴大磨擦。第二，許多磨擦都是由于政治意見、戰略思想的分歧和奸人的挑撥離間所造成的，如果把磨擦的現象當成原因來看待，抹殺了産生這種現象的政治、戰略原因，僅僅從武裝沖突的本身來解決，這個問題不僅不能解決，反而會産生更嚴重的後果。第三，有人把十八集團軍當作異軍看待，這是完全錯誤的，這是許多磨擦發生的根源。抗戰中各友軍由于各種曆史、地理等原因，确實存在着不同的特點，但隻要團結抗戰就都是友軍，不應看作“異軍”。政府的政策應該一視同仁，發揮各自的長處，求大同存小異。第四，十八集團軍和友軍之間的磨擦不是不能解決的敵我矛盾，而是在大敵當前全民抗戰的前提下，所存在的局部的、一時的現象，換句話說，抗戰中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大問題，磨擦則是從屬的。決不能搞颠倒了，更不應有意把局部磨擦擴大為全面内戰，幹那種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葉劍英對各地磨擦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他說明了真相。如對發生在黃河以東、以北的華北敵後磨擦問題，黃河以西、以南的陝甘甯邊區的磨擦問題，他抓住何應欽當時說過的一句話為根據，說明這兩個地區的磨擦屬于政治問題，應該由國共兩黨談判解決，不是參謀長會議讨論的範圍。這樣高屋建瓴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就從氣勢上壓倒了對方。對于在河北等地區發生的磨擦問題，葉劍英列舉事實，澄清事實真相，說明錯誤完全在國民黨軍隊方面，十八集團軍則是處處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隻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被迫自衛還擊的。葉劍英指出，有些國民黨軍隊，為了反共反人民，不惜和日僞軍勾結，圍攻十八集團軍，慘殺抗日的人民群衆和幹部，這是無恥的賣國行為。①葉劍英在發言過程中，全場座無虛席，鴉雀無聲，當講到30分鐘時，軍委會參謀次長劉斐遵照蔣介石的命令，警告說時間到了。這時葉劍英向蔣介石說：“委座，我還沒有講完！”蔣隻好讓他講下去。當講到張蔭梧勾結日僞軍進攻十八集團軍的罪行時，蔣介石沉不住氣了，大聲質問：“有這回事嗎？”葉劍英響亮地回答：“有！”，立即把繳獲的張蔭梧和日僞軍勾結的有關材料拿出來，一件一件宣讀，并交給蔣介石看。蔣介石作夢也沒有想到葉劍英的皮包裡藏着這些法寶，而且又當場示衆，弄得唉聲歎氣，直摸腦袋。
葉劍英越講越有勁，一直講了一個半小時。由于他的發言大義凜然，有理有據，使許多人心悅誠服。②①葉劍英：《關于作戰與磨擦問題》，1940年3月8日。
②訪問李世鵬、曹美成談話記錄，1984年12月。
會議結束後，陪同時劍英赴會的新四軍參謀處長蕭正崗，一跨進八路軍辦事處的大門，就高興得跳了起來，繪聲繪色地向大家講起了葉參謀長發言的前前後後，會場上人們情緒的急劇變化，與會人員的熱烈表情及蔣介石、何應欽等的狼狽窘态。大家聽了都非常高興，辦事處裡一片歡騰。
正當大家說得熱鬧的時候，電話鈴響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來電話說，蔣委員長要請葉劍英參謀長去吃晚飯。大家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正在分析的時候，侍從室又打來電話，說蔣委員長今晚有事，改日再請葉參謀長吃飯。半個鐘頭以内蔣介石侍從室連着打來兩個完全不同的電話，說明内中必有緣故，很可能是蔣介石進退兩難，政策上有什麼變化。葉劍英回憶說，這件事，沒有蔣介石批準，下邊不敢打電話。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當時弄不大清楚。後來，才知道其中奧秘。據日本出版的《蔣介石秘錄》中記載，蔣介石1940年3月7日曾拟定了一個對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的“訓示”，要點是：（一）不應以防地為私有，不應掩護叛軍，襲擊友軍。（二）應言行一緻，協力互助，建立共信。（三）不應擅委官吏，更不應殘殺政府官吏。（四）不應盡征民糧，斷絕民食。（五）不應擅發私鈔。蔣介石原以為葉劍英在會上遭到圍攻是無法招架的，頂多申辯幾句。這樣蔣介石就可以在晚宴上用“訓示”的辦法，宣布十八集團軍的五大“罪狀”，然後發動更大規模的軍事進攻就師出有名了。萬沒有想到葉劍英一篇講演，把蔣介石的預謀打亂了，使其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侍從室按預先的布置通知了葉劍英赴宴，蔣介石在散會後，神情沮喪，下令趕快取消晚宴，取消“訓示”。這就是蔣介石那天既通知葉劍英去參加晚宴，馬上又取消了晚宴的真正原因。
1940年底到1941年初，第二次反共高潮爆發。從第一次反共高潮到第二次反共高潮，能夠争取到10多個月的時間，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軍事的、國内的、國際的各種因素，葉劍英在參謀長會議上的有力反擊，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次會議之後，葉劍英給黨中央寫了一個報告，連同發言稿一起送上。毛澤東把葉劍英的這篇著名講演交給中央領導同志和其他同志傳閱，并在講演稿上作了批示：“葉劍英同志1940年3月初在全國參謀長會議上的報告，此報告得到了廣大的同情。”董必武贊譽這次講演是“葉劍公舌戰群儒”。秦邦憲高興地說：“參座，老将出馬，大敗蔣家，打了一個大勝仗！”後來，毛澤東在中國共産黨“七大”期間的一次發言中說，葉劍英在長征中獲取張國焘的密電，立了一功，挽救了中央，避免了損失。在重慶與國民黨鬥争，“舌戰群儒”又立了一功，有這兩條是完全可以信賴的。
四新四軍北移的談判
葉劍英在與國民黨頑固派鬥争的同時，繼續協助周恩來等與國内外友好人士會晤，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發展。
1940年3月26日，南洋華僑回國慰勞團發起人、華僑籌赈總會主席陳嘉庚、副主席莊西言等一行5人，自仰光飛抵重慶，代表南洋近800萬華僑，回國慰勞和考察，準備将廣大民衆和各黨派團結抗戰等材料，帶回南洋，增加僑衆的愛國熱心，更好地以财力援助祖國抗戰。4月初，葉劍英同林伯渠、董必武至嘉陵賓館訪晤陳嘉庚，又在八路軍辦事處舉行茶話會，歡迎陳嘉庚一行。葉劍英等相繼在會上緻詞。5月，陳嘉庚率領慰勞團第一組到達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及廣大軍民的熱烈歡迎。7月24日，葉劍英會見從延安等地返重慶的陳嘉庚，就國共兩黨關系和談判情況再一次進行了交談，促進了團結抗戰大業。葉劍英在重慶期間，在周恩來領導下，與董必武、徐冰等建立南至香港、東至上海、西至西康，包括江西、兩湖、兩廣、雲貴川各省的秘密交通線。他通過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組織，與港澳以及海外僑胞取得聯系，進行團結抗戰。①1939年和1940年夏，越南胡志明（胡光）曾來重慶，與葉劍英等會晤，就國際形勢以及印度支那共産黨的活動、越南國内建立根據地、開展武裝鬥争等問題交換了意見。胡志明在紅岩八路軍辦事處住了一個多月，葉劍英和辦事處同志給以熱情幫助。葉劍英和秦邦憲在重慶還熱情接待來訪的印度國大黨領導人尼赫魯，洽談抗日救國和維護世界和平問題。
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後，盡管中共方面一再表示出改善國共兩黨關系，繼續團結抗戰的誠意，然而蔣介石并沒有停止制造反共磨擦。他繼續在國共雙方已經達成協議的問題上無理糾纏，在華北、山東、華中等地連續制造了一系列襲擊八路軍、新四軍部隊，殺害共産黨員及其家屬的嚴重事件。
為了克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逆流，挽救時局危機， 1940年6月上旬，剛剛從蘇聯療傷回國經延安返渝的周恩來偕同葉劍英，與國民政府軍委會正副參謀總長何應欽、白崇禧，就共産黨的合法地位、陝甘甯邊區的承認、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的擴編以及作戰地區的劃分等問題進行了多次談判，并向他們遞交了中共關于解決目前危局，加強團結抗戰的提案。提案要求國民黨政府保障各抗日黨派之合法存在；釋放一切在獄之共産黨員；停止查禁各地之書報雜志，給《新華日報》的出版發行以法律保障，允許其登載中共之文件及領導人之言論文章；承認陝甘甯邊區（23縣）隸屬行政院，以林祖涵為邊區政府主席；準許十八集團軍（八路軍）擴編為三個軍九個師，新四軍增編為七個支隊；軍械糧饷及醫藥衛生、交通器材供給應與中央軍同等待遇，并劃分國共軍隊的作戰區域。7月2日，國民黨方面将一複案交與周恩來、葉劍英。接着，雙方代表圍繞兩案中所涉及的各項問題，反反複複地展開了一場拉鋸式的談判。
6月以後，國民黨駐蘇北的韓德勤部、江南冷欣部及皖南的五十二師疊次包圍襲擊新四軍，并切斷交通，事态日益嚴重。7月7日，周恩來、葉劍英兩次緻函何應欽，要求國民黨最高軍事當局立即制止韓德勤等部襲擊新四①訪問魯明、袁超竣蘇惠、李靜談話記錄，1991―1994年9月。
軍，制止石友三集團軍對第十八集團軍的進攻。同一天，國民黨戰時新聞檢查局無理扣壓了葉劍英撰寫的《第十八集團軍抗戰三年的幾種統計數字》及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所寫的《三年來堅持大江南北敵後抗戰之新四軍》兩文，《新華日報》即日發表啟事，聲明兩文“奉命免登”，揭露了國民黨當局進行新聞封鎖的醜行。鑒于國民黨頑固派在皖南及其他地區制造反共磨擦呈有增無減之勢，葉劍英在周恩來領導下，同國民黨政府展開了一連串的談判和鬥争，并将所了解的頑軍動态及時報告中央。7月8日，周恩來、葉挺、葉劍英、袁國平聯名緻電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項英并轉劉少奇等：鑒于顧祝同正趁重慶國共談判的機會，企圖切斷江北、江南新四軍的交通，制造磨擦；李品仙也在壓迫李先念部退過平漢路西，建議此時宜專打顧祝同和李品仙，以分散中央軍和廣西軍聯合逼我的陣勢。7月17日，周恩來和葉劍英就國民黨軍陳長捷部3個團在日軍掩護下，分兩路由晉西東渡汾河，向晉冀豫邊區所轄之安澤縣晉家山一帶進犯事，再次緻電何應欽，要求予以制止。
9月6日，周恩來、葉劍英電告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民黨軍令部已向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發出掃蕩長江南北新四軍的命令。當天，中央軍委即将周、葉所報情況轉告中原局、新四軍，正式發出《關于新四軍應準備自衛行動的指示》，指示強調：“請葉（挺）、項（英）、胡服準備自衛行動。皖南尤須防備。”
此時，國内的政治局勢由于受到國際形勢影響而急劇惡化。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簽訂協定，正式結成三國同盟。與此相應，英、美也簽訂了協定。這兩大集團勢力，此刻都在重新衡量中國這個破碼，極力拉攏蔣介石。一方要蔣放棄抗日，加入德、意、日同盟，德國出面勸和，日本加緊誘降；另一方則許以厚利要蔣加入英美同盟。同時，蔣介石還在繼續得到蘇聯的援助。如此一來，蔣介石身處國際上的三大勢力之間，自感左右逢源，舉足輕重，便有恃無恐，為所欲為，急欲在國内再度掀起反共高潮。對于這種烏雲滾滾、風雨欲來的險惡形勢，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都作了充分的估計和準備。根據中央的部署，南方局決定把重慶整個黨的組織由公開、半公開狀态轉入地下，徹底改變領導方式。10月4日，南方局讨論了内部組織分工，根據周恩來的提議，南方局設立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董必武任書記，葉劍英任副書記，下分軍政、黨派、社會、青年、婦女5個小組，分别由葉劍英、秦邦憲、董必武、蔣南翔、鄧穎超負責，并專設“葉劍英工作處”。10月16日，南方局緻電中央，就此作了專題報告。局勢果然急轉直下。10月19比在蔣介石操縱下，何應欽、白崇禧向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葉挺軍長發出“皓電”，誣蔑八路軍、新四軍，自抗戰以來“不守戰區範圍，自由行動”，“不遵編制數量，自由擴充”，“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不打敵人，專事并吞友軍”等，并迫令八路軍、新四軍之各部隊，“限于電到一個月内全部開到中央提示案第三問題所規定之作戰地境内，并對本問題所示其它各項規定切實遵守，靜候中央頒發對于執行提示案其它各問題之命令”。（所謂“中央提示案”，即将活動在江南和整個華中的八路軍、新四軍全部趕到黃河以北）。這個“皓電”成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信号和起點。
中共中央嚴正駁斥了“皓電”的反共誣蔑，在揭露國民黨反共投降的陰謀的同時，為了顧全大局，緩和同蔣介石的關系，制止或延緩國民黨反共内戰的爆發，決定将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北移。同時，通知全黨在思想上準備應付最黑暗局面的到來，對可能出現的某種形式的内戰要有高度精神準備，對國民黨掀起的反共高潮，将實行“政治進攻、軍事防禦”的鬥争策略。
11月中旬，毛澤東速電緻周恩來、葉劍英對付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的具體鬥争部署。
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來、葉劍英等常常是徹夜不眠地分析形勢，對如何答複“皓電”的内容、時機和形式等重大問題，以及共産黨在政治上、軍事上應采取的策略措施等，都及時地向黨中央、毛澤東提出了很多切實、有益的建議。
11月30日，周恩來和葉劍英根據毛澤東對國民黨采勸表面和緩，實際抵抗，有軟有硬，針鋒相對”的鬥争方針，就新四軍北移問題，同國民黨代表、軍令部次長劉為章（即劉斐）談判。劉稱蔣介石表示可以将北移限期推遲，但各地沖突必須停止。周恩來、葉劍英表示，江南新四軍決定移動，其餘有困難；停止沖突必須由國民政府軍隊“立即停止軍事行動”。12月5日，周恩來、葉劍英緻電中共中央，建議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電複劉為章，要劉顧全大局，停止桂軍和霍守義師對江北新四軍的進攻。12月中旬，又電告毛澤東、朱德：李品仙殲滅新四軍渡江軍隊的計劃是經何應欽核準的。
為了貫徹執行中央的指示，在此期間，葉劍英陪同周恩來同劉為章和張沖（即張淮南）在重慶連續進行多次談判。在談判中，為了擊破國民黨掀起的反共高潮，堅定地貫徹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二項談判條件：（一）我同意将皖南部隊北移，但需延緩開動時間。（二）我蘇魯皖部隊不能開動，隻是皖南的移動。（三）我華北八路軍因無糧饷、彈藥，準備南下。（四）國軍應停止進攻陝甘甯邊區。（五）國民黨釋放羅世文，我釋放孫啟人。（六）應停止在隴海路、鹹榆路捕人扣車。（七）張國焘、葉青不應聘為參政員，否則中共參政員将退出參政會。（八）桂林八辦不能撤銷。（九）國民政府應給八路軍、新四軍發饷，欠饷亦應補發。（十）停止石友三隔離黃河的行動。
（十一）保障我在各地辦事處之安全。（十二）拒絕同何應欽、白崇禧談判。
要求與蔣介石直接談判。在12月24日的談判中，葉劍英鄭重表示：“中國共産黨的讓步是有限度的，‘佳電’提出新四軍過江，已表示讓步，如果國民黨再不停止進攻，陝北封鎖仍不解除，那麼，兵戎相見，演成内戰，責任完全在國民黨。”12月30日下午，國民黨代表在談判中正式宣稱：奉蔣介石指示，“中央提示案”内容不變，日期可以延緩。要求12月底，江南新四軍移到江北，江北八路軍移到老黃河北。越年1月底，江北新四軍移到老黃河北，否則沖突避免不了，一切談不上。周恩來、葉劍英再次向對方鄭重申明：第一，江南新四軍已經決定移動，其他我軍不動；第二，沖突如有，其原因決不如此，最近霍守義師南下，攻擊十八集團軍彭部，他們已再三讓步，故目前國民黨必須停止在陝北、皖南和蘇北的軍事行動。
在同國民黨代表談判的同時，葉劍英協助周恩來，通過各種渠道揭露國民黨制造磨擦、破壞國共合作的行徑。他們布置工作人員把國民黨制造磨擦的文電和反共文件彙集成冊，秘密發出，還寄往八路軍駐桂林和西安的辦事處，廣為散發，同時委托國際友好人士王安娜等通過外國朋友把材料帶到香港向國外散發。
盡管局勢發展已如此嚴重，但是，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兼新四軍副軍長的項英，卻沒有堅決執行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對國民黨頑固派可能發動的突然襲擊，估計不足，缺乏準備。這就使新四軍處于十分危險的境地。
五揭露“皖南事變”真相
1941年1月6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軍軍部和所屬部隊9000餘人，于6日在皖南泾縣茂林地區突然遭預先埋伏的國民黨軍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所指揮的7個師8萬多人的包圍襲擊。新四軍被迫抗擊，血戰7晝夜，彈盡糧絕，除2000餘人突圍外，其餘6000餘人大部壯烈犧牲，一部被俘。軍長葉挺被扣，項英、袁國平、周子昆遇難。
事變後的第6天，1月12日周恩來、葉劍英和辦事處的同志正在《新華日報》報館舉行該報創刊3周年紀念活動，突然接到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新四軍在皖南慘遭國民黨包圍襲擊的告急電和中央關于向國民黨提出嚴正交涉，并向各方呼籲的指示，他們立即中斷紀念活動，迅速找到國民黨談判聯絡代表張沖，向國民黨方面提出抗議，要求“急電制止”。同一天，周恩來、葉劍英複電黨中央，報告了同國民黨代表劉為章交涉的情況，電報說，已告訴劉為章：我華北、華中将士得到新四軍在茂林被圍攻惡訊，義憤填膺，怒不可遏，隻有迅速解除圍攻，才能免除危機；提出要蔣介石、何應欽立令顧祝同解除茂林包圍，讓出新四軍經蘇南渡江的道路。同時直函向蔣抗議，堅持非經過蘇南過江不可。請中央詢問葉（挺）、項（英），究竟他們采取哪條道路折進蘇南，以便作具體的交涉。據當年南方局工作人員左仲平回憶，葉劍英在曾家岩親自給在上饒的國民黨軍将領上官雲相打電話，痛斥其襲擊新四軍軍部的暴行，上官雲相狡辯說，這是“誤會”，葉劍英駁斥說：“什麼‘誤會’？你們所講的‘誤會’就是何應欽、白崇禧一手策劃的陰謀！你們‘圍剿’了新四軍軍部，但是新四軍的部隊還在，八路軍也不會袖手旁觀的，你們要對後果負一切責任！”
1月13日晨，葉劍英通過電話責問三戰區參謀長鄒文華：對新四軍之北移，你們不但不予以幫助，反借口狙擊，這是破壞國共關系，将使問題更難解決。接着，周恩來、葉劍英向何應欽、白崇禧、劉為章、張沖提出最嚴重抗議，并要他們立刻轉達蔣介石，要求立刻解除對新四軍的圍攻，否則國共關系破裂之責将全由你方擔負。14日，周恩來、葉劍英再次緻函蔣介石，要求他下令立即停戰撤圍。17日，周恩來和葉劍英獲悉國民黨反動當局發布通令，誣蔑新四軍叛亂，悍然宣布取消新四軍的番号，再次向張沖提出嚴重抗議。當天夜裡，得悉《新華日報》關于揭露皖南事變真相的報道和社論被新聞檢查官扣壓，周恩來立即為《新華日報》題寫了“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二幅題詞，要報館将題詞手迹制版登在被扣去的稿件位置上，加快編排和制版印刷，組織好發行力量，搶在次日各大報發出之前送到廣大讀者手中。第二天一早，載有周恩來題詞的《新華日報》便到達讀者手中，并出現在重慶大街小巷的閱報牆上，報紙銷量從平時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蔣介石看到報紙，大發雷霆，把陳布雷、戴笠罵了一通，說周恩來的題詞比一篇社論還重要。
在這些日子裡，葉劍英常常是廢寝忘食，通宵達旦，陪同周恩來與國民黨當局抗議交涉，不僅為解救新四軍之危急，盡最大努力，還幫助解決貴陽、桂林等八路軍辦事處交通站等遭到的迫害問題，與此同時，還與梁漱溟、沈鈞儒、鄒韬奮、張申府、章伯鈞、黃炎培、張君劢等愛國民主人士多次交談，揭露國民黨制造磨擦的真相，鞏固和發展抗日統一戰線。①1941年1月14日，同蘇聯駐華使館武官崔可夫商談，聽取他的建議。
為了徹底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制造“皖南事變”的真相和欺騙宣傳，周恩來和葉劍英商量，決定寫一篇傳單廣為散發。葉劍英立即召集軍事組和其他有關人員共同研究，連夜趕寫了《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象》一文，概括了八個問題，列舉大量事實揭露國民黨制造“皖南事變”的真相和陰謀。
傳單寫好以後，葉劍英作了反複修改，于19日晨送給周恩來審閱定稿。周恩來看完，高興地說：“恰到好處。”親自修改了幾個地方，指示要趕快印刷，秘密散發出去。傳單印好以後，大家分頭出動，沖破國民黨特務的重重阻撓，通過各種關系和渠道散發到山城重慶，“皖南事變”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
為了表明中國共産黨對“皖南事變”的嚴正立場，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宣布重建新四軍，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雲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同一天，中共中央軍委發言人對新華社發表談話，提出了中共關于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
1月24日，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聯名緻電中共中央，報告“皖南事變”後各民主黨派的動向，說他們對國民黨大為失望，痛感有加強團結的必要。已與我們交換意見，我等深表贊同。有些民主人士近因當局之壓迫，日漸左傾，提出以聯蘇、聯共為中心，主張與我黨更密切合作，我們已表示贊同。第二天，中共中央書記處回電：必須采取尖銳對立的步驟回答蔣介石1月17日的步驟，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周恩來将中共中央解決“皖南事變”、挽救時局危機的十二條辦法面交張沖轉國民黨中央。
不久，蔣介石通過張沖找周恩來、葉劍英，希望恢複兩黨談判并以允許中共在江南部隊集中延期北移，新四軍歸入八路軍擴大其編制等為條件。周、葉答複：不實行十二條，決無談判可能。葉劍英針對蔣介石曾以番号、槍枝、子彈、醫藥四者為誘餌，誘降中共某部失敗這一曆史事件，寫下“兩手彈四弦，目送飛鴻去”的詩句譏諷之。①葉劍英在重慶期間，與周恩來、董必武等先後住在紅岩和曾家岩50号，一直受到國民黨特務、憲兵、警察的嚴密監視。特别是10月中旬，何、白“皓電”事件之後，蔣介石密令手下監視周恩來、葉劍英，不得讓他們離開重慶。
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戴笠、康澤密商逮捕四川省全部共産黨員。面對一片白色恐怖，葉劍英一往直前，毫無畏懼，針鋒相對，進行了大量的公開與隐蔽相結合的活動。錢之光回憶說：“從武漢到重慶，葉是周的得力助手，聲望比較高，有的事情周出面，有的事情葉出面。皖南事變，葉花了很大的力氣。有好幾個晚上都沒有睡覺。有時，快要開飯了，我說：葉參謀長，吃飯了。他說：不吃了，還要打個電話。我們那時緊張得很，新四軍軍部被包圍了，我們辦事處也準備被包圍。重要的東西都清理了。準備跑不出去，進集中營。”
獲取準确的情報是開展鬥争的重要環節。為了及時掌握國民黨反共投降、破壞搗亂的情報，葉劍英讓曾希聖等出面，同國民黨政府軍統局電訊總台報務員張蔚林（曾在上海入黨，後失掉聯系，主動到曾家岩50号，要求恢①訪問吳南生談話記錄，1986年4月。
①訪問王匡談話記錄，1991年6月。
複黨籍）以及與張一起工作的馮傳慶建立秘密聯系，并根據他們的表現和要求，經過考驗，吸收他們加入中國共産黨。以後又令張露萍（又名黎琳，從延安調到重慶南方局的地下黨員）與張、馮接上頭，秘密打入軍統局内部，獲取了許多重要情報。不幸，他們的活動被敵發現，被捕後英勇犧牲。他們的革命事迹鮮為人知，一直湮沒無聞。1983年7月10日，86歲高齡的葉劍英聽了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複查小組人員的彙報之後，激動地說：“我想得起，張露萍同志外号叫‘幹一朝。”（因為黎琳在延安抗大時經常指揮大家唱“拿起刀槍幹一潮的歌子，所以延安的很多人都叫她“幹一潮）。7月26日，葉劍英就這件事特意給中共四川省委複查小組寫了證明：“四十年代初，我們有兩名同志打入戴笠那裡，後來暴露了。一天，有一個人找到周公館，我們決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給他一件皮大衣，并且把他送到江邊。但他來的時候已經被特務釘上了，後來被戴笠的人捕去了。”由此，張露萍以及與她聯絡的7位“軍統”成員，終于恢複了英雄本來面目，一同被追認為革命烈士。①①《黨沒有忘記他們――紅岩英烈》（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頁。
六身在虎穴，正氣凜然
環境越艱險，鬥志越堅定。葉劍英與周恩來帶領南方局的同志們，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在艱難、險惡的環境中，頑強地堅持鬥争。他們經常對大家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有一次，在南方局召開的全體人員大會上，他和周恩來講完話後，領着大家高唱革命歌曲。第二天國民黨特務部門就在南方局駐地周圍增加了人員，進一步加強了監視。面對這種情況，葉劍英堅定地對大家說：“我們共産黨人天不怕，地不怕，要沉着應付，處于虎口，穩如泰山。”
1940年5月，朱德經洛陽準備來重慶，曾作《出太行》七絕一首，葉劍英詩以和之：“将軍莫唱大刀頭，淪陷山河寸寸收。勒馬太行煙霧外，伊誰與我賦同仇。”①表現了同仇敵忾，寸土必争，抗戰到底的堅強意志。朱德讀後，親筆錄下，倍加贊賞。
這一年，葉劍英在重慶讀到地下黨輾轉傳來的方志敏烈士獄中手稿，他異常激動，立即建議《新華日報》刊登《可愛的中國》，并向在場的同志講述方志敏烈士的鬥争業績，然後揮筆寫下《看方志敏同志手書有感》：“血染東南半壁紅，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後南朝月，又照秦淮一葉楓。”②後又将這首詩題寫在方志敏同志遺照上。周恩來非常喜歡這首詩。在一次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大會上，周恩來對大家進行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氣節教育。他講了方志敏、陳鐵軍、周文雍在刑場上的故事，特意背誦了葉劍英這首詩，号召大家向烈士學習。在場的同志深受感動和教育，紛紛向葉劍英索詩，競相傳抄。郭沫若讀後，特次葉韻和詩一首：“千秋青史永留住，百代難忘正學功。縱使血痕終化碧，弋陽依舊萬株楓。”
根據鬥争形勢的發展和需要，葉劍英在重慶期間，先後多次陪同周恩來、董必武等與國内外友好人士會晤。出席各種講演會、紀念會，發表抗戰救國言論，同時為報刊撰寫了許多文章，談形勢，論戰略，宣傳共産黨和毛澤東的全面抗戰路線，介紹敵後遊擊戰和全國軍民抗戰的戰績、經驗，駁斥某些誣蔑中華民族抗戰的謬論，産生了廣泛的影響。《新華日報》社應廣大讀者的要求，于1940年3月将他公開發表的部分文章彙編成《葉劍英抗戰言論集》，予以正式出版。全書分為“論戰局”、“論抗戰中的幾個主要問題”、“論戰略”、“論敵後抗戰”、“八路軍抗戰的經驗”、“紀念和悼文”及“其他”等7部分，共31篇， 13萬多字。該書由各埠大書店經售，成為當時發行量很大、深受讀者歡迎的一部書。書的後面附有一名記者寫的《葉劍英将軍訪問記》，稱葉是全國“著名的抗日健将”，“具備着我們理想中的一個青年革命将領應有的農民般的誠樸，書生般的冷靜和英雄般的勇敢。”
①國民黨統治區的《新聞天地》發表一篇署名文章，對葉劍英和他的文章這樣評價道：“葉劍英是廣東人，他在軍事上有極高的素養，抗戰初期他發表的‘敵人跳我們笑’一文，不僅闡釋了遊擊戰略，抑且才華洋溢，脍炙一時。”
著名新聞記者趙浩生回憶他在一次舞會上，與葉劍英一起談論朗誦英國詩人雪萊的作品時寫道：“我的舞伴（讀英國文學的女大學生）并不知道他①②《葉劍英詩詞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23、37頁。
①原文見《雲南日報》，1939年9月2日。
是誰，當我告訴她這位熟記雪萊作品的人就是葉劍英将軍時，她吃驚之餘，對她所受的十幾年的反共教育都發生了疑惑，她沒有想到被稱為‘共匪’的将軍，卻是一位如此博學多才、溫文儒雅的人物。”①這一年，葉劍英與南方局機要工作人員吳博結婚。
葉劍英在重慶期間，熱情關懷周圍的同志，與傅大慶、馮大璋夫婦，許滌新、方卓芬夫婦，曹瑛、陳維清夫婦等建立親密友誼。至今保留着葉為他們拍攝的照片、撰寫的結婚賀聯。
随着形勢的發展，根據中共中央“駐渝幹部要盡量減少”的指示， 1941年2月1日，葉劍英奉命從重慶飛返延安。離渝時，周恩來将給毛澤東的信及南方局為中央籌措的經費交給葉劍英帶回。此外，葉劍英還帶有南方局直接領導下的黨與非黨幹部及所聯系的同情分子的撤退、疏散和隐蔽計劃。葉劍英同賴祖烈一起，乘坐一架國民黨政府派的小飛機，經漢中于2月2日到達延安。據賴祖烈回憶，葉劍英顧不得休息，立即到楊家嶺見毛澤東，将周恩來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信以及鄧穎超送給毛澤東的照片親手交給他，向他彙報了皖南事變前後同國民黨談判的情況。兩人進行了長時間的親切談話。當晚，毛澤東緻電周恩來：“劍英本日上午十時抵延，暢談五小時。收到來示，欣慰之至。報紙題字亦看到，為之神往。小超同志照片收到，謝謝。”
從此，葉劍英結束了長達4年之久的在國統區的統戰工作，回到了延安。
從南京、武漢、長沙、南嶽、桂林到重慶，葉劍英作為馳騁于第二次國共合作戰線上的“三騎士”（中外有識之士稱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為中共的“外交三騎士”）之一，作為周恩來的得力助手，以他特有的膽識和才智，同國民黨進行多方面的接觸和多種形式的合作與鬥争，在統戰工作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績。
①《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