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在軍調部的四百天（上）
一停戰令頒發前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政府及帝國大本營的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至此，中國人民曆時8年之久的抗日民族解放戰争勝利結束。
抗戰勝利以後，全國人民迫切希望實現和平民主，休養生息，以恢複戰争創傷。8月11日，中共中央在《關于日本投降後我黨任務的決定》中指出，國民黨正準備搶奪抗日勝利果實，中共應準備對付内戰，同時，将依據國内外形勢，恢複與國民黨的和平談判，以求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而蔣介石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玩弄反革命兩面手法，一面準備發動内戰，一面侈談國内和平，電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到重慶舉行和平談判。中國共産黨針鋒相對地采取了革命的兩手：一方面積極準備對付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另一方面決定同蔣談判，争取國内和平。經過43天的國共重慶談判，于1945年10月10日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
“雙十協定”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盡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停止國共兩黨軍事沖突，各黨派在一起共商國是。1945年11月，美國統治集團企圖運用政治的手段，幫助蔣介石建立一個統一的、親美的政府，以實現其“不戰而控制全中國”的目的。美國派遣馬歇爾以總統特使的身份，于12月15日啟程來華。12月16日，擔任軍委副總參謀長的葉劍英作為中國共産黨出席政協會議的代表之一，在周恩來率領下，從延安飛抵重慶，并與國民黨代表就停止國共軍事沖突問題進行談判。12月23日，葉劍英與周恩來拜會了馬歇爾。1946年1月5日，國共雙方代表初步達成《關于停止國内軍事沖突的協議》。1月10日，國共雙方正式簽訂停戰協定并頒發了停戰令。為了貫徹實施停戰令，雙方決定建立一個軍事調處機構，并簽署了《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協議》。按照協議規定：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設委員三人，其中一人代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國共産黨，一人代表美國政府。
雖然“美國參加軍事調處執行部僅為協助中國委員實施停止沖突命令”，但美方代表仍被邀請充任主席。三委員各有否決權，一切事宜，均須經三人一緻通過。經三委員一緻同意的正式訓令，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的名義公布。①為執行建立軍調部的“協議”，中國共産黨、國民黨政府及美國方面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葉劍英受中共中央派遣，出任軍調部中共代表。國民黨政府代表為鄭介民，美國方面的代表為饒伯森（又譯“羅伯遜”）。
葉劍英在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同時，積極進行赴北平參加軍調部工作的準備。他認真領會中共中央關于争取和平、準備對付内戰的決策精神，分析國内外形勢，把握談判的方針、政策和策略。他清醒地看到：美國參加談判的根本目的，是要摧毀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扶持國民黨政府統治全中國，以便在中國推行它的殖民政策，但在當時國際輿論和國内廣大人民群衆要求中國停止内戰、改組國民黨政府的情況下，不得不在表面上采取調停的姿态來處理中國問題。國民黨政府同意停戰并參加軍事調處，其目的是遏制、削弱中國共産黨和中國解放區軍隊的力量，争取時間，調兵遣将，準備全面内戰。而中國共産黨則要利用軍調部這一合法機構，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内①《停戰談判資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3―4頁。
戰陰謀和軍事進攻罪行，保護革命力量，為實現國内和平而努力。這樣看來，即将開始的軍事調處将是一場充滿各種矛盾的極其複雜、尖銳的鬥争。
葉劍英又仔細研究了談判對手的情況。
鄭介民，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第二廳廳長兼軍委會調查統計局局長。1898年出生于廣東省海南島（今海南省）文昌縣， 1925年畢業于黃埔軍校，随即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曆任蔣介石的侍從副官、廣西省政府委員、國防部參謀本部上校參謀、少将處長。抗日戰争爆發後，升任現職。
饒伯森， 1894年出生于美國弗吉尼亞，青年時期曾專攻銀行學、經濟學及商法。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入美國航空學校受訓，為驅逐機駕駛員。1922年任銀行及信托公司經理、交易所長等職。1942年脫離企業界，步入政界，擔任美國政府租借法案對奧執行處處長，後入國務院研究中國問題。1945年4月，随美國國務卿參加舊金山會議，與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商讨中國問題。同年5月來華，任美國駐華大使館經濟事務參贊、代辦。
這就是葉劍英即将在談判桌上面臨的對手，一個是國民黨的政客兼特務頭子，一個是美國政府的所謂“中國通”。
1946年1月10日，葉劍英出席了舉世矚目的政治協商會議。13日，他同鄭介民、饒伯森及各自的随行人員一行15人，從重慶乘專機飛抵北平。葉劍英等住進了北京飯店。
當天，葉劍英在北京飯店會見記者，發表了簡短談話。他說：本人從未來過故都，适才于北平上空俯視一周，深感其名不虛傳，堪稱我國最偉大的都市。這次我等三委員北來，負責執行部工作，決心本着合作精神，采取一緻行動。他着重指出，今日和平建國乃為全國一緻要求，我們當立即停止沖突，恢複交通，從事建設。①①《軍事調處執行部三方面委員昨飛北平》，載1946年1月14日《新華日報》。
二組建軍調部中共機構
三委員到達北平以後，立即着手建立組織機構。按照馬歇爾、周恩來、張治中軍事三人小組在重慶最初協商的方案，軍調部三方人員的配備名額為：美方125人，國民黨方面和共産黨方面各170人。在組織結構上，規定三委員各帶助手、随員數人，下面各設一參謀部，配若幹參謀人員。執行主任由美國人白羅德擔任。這一職務猶如三委員的參謀長，可直接指揮三方參謀人員。預定派出8個執行小組。但是，工作正式開展以後，由于局勢的變化和任務的增加，三委員對組織問題進行了多次協商，組織機構随之不斷地擴充和加強。首先确定在三委員之下各設一名參謀長：中共方面由耿飚擔任（不久由羅瑞卿接任）；國民黨與美方分别由蔡文治、海斯凱擔任。在各自參謀長之下分設4個科：計劃執行科、新聞發布科、總務科、通訊科。葉劍英為了加強中共方面的力量，利用軍調部更多地開展工作，經報請中共中央批準，在機構和人員配制上又有所變化：在委員之下設一秘書長，由李克農擔任，管理秘書、通訊、機要、編譯、救濟等組；參謀長之下設計劃執行科、新聞發布科、行政科；另外，還設了幾名顧問，由饒漱石、滕代遠、徐冰等擔任，馬海德則以衛生顧問名義參加工作。①在機構組建過程中，中共方面人員由于通訊不暢，交通阻隔，要在較短時間内集中到北平，困難很大。為此，葉劍英及時請示中共中央，請中央迅速從各地抽調人員趕赴北平，并解決電台配備問題。同時，他利用美國政府提供給軍調部的飛機，分别派李克農、羅瑞卿飛往延安、晉察冀等地，專程接到北平的工作人員。他還從各解放區來軍調部彙報戰地情況的人員中，物色合适對象留下來工作。另外，又從北平地下黨選調了一批工作人員。
葉劍英對調到軍調部工作的幹部十分關心，逐個同他們談話，要求他們盡快适應新的鬥争形勢和環境，主動、機智地進行工作。他還教給他們參加談判鬥争的藝術和方法，告訴他們，同國民黨代表和美國人打交道時要注意：第一，話不要說得太多，每說一句話都要經過充分的考慮，話一說出口就不好改變；第二，三方達成協議并簽字時要慎重，寫在紙上的東西，用斧頭砍都砍不掉；第三，要注意保密工作，防止他人鑽空子；第四，要及時請示報告，以便統一步調。②1月22日，葉劍英在給冀中軍區司令員孫毅的信中，曾談到抽調人員、組建機構的情況：“我們于13日由渝飛平，已十日了。先後到此的有羅瑞卿、李聚奎、耿飚、李克農、伍雲甫等五十多名同志。今天可能到的有滕代遠等十多位同志（由太行飛此）。山東、華中各地同志，亦派人來此。北平城正放射着國内和平的異彩。雖然各地仍繼續有一些大小的沖突，曆史的總趨勢是和平與民主，這是不可抗拒的力量。”
機構剛剛建立，葉劍英就緊張地投入了新的鬥争。從他2月9日寫給在軍委總參謀部工作的戴鏡元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境遇和心緒。信中寫道：“我剛到渝不久又飛平，現處在和美國人、國民黨人三方合作、三角鬥争中，這是新學校、新課程，做錯了不少，也學得不少。”“我還好，隻是把我忙①葉劍英辦公室張廷棟等提供的檔案資料。
②《李聚奎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37頁。
瘦了許多。”
5月24日，馬歇爾、周恩來、張治中三人小組電令北平軍調部三方各增設一副委員，并明确副委員可全權代理委員離職時之職務。據此，美方的吉倫、國方的蔡文治、中共方面的饒漱石分别出任副委員。參加軍調部三方的工作人員，亦大大超過了原來的規定數額。據不完全統計，整個軍調部人數最多時達9000餘人（中共方面僅600餘人）。這是一個相當龐大、複雜而又特别的機構。中共方面先後參加軍調部工作的主要負責人，除委員、參謀長、秘書長、顧問之外，還有：執行處長宋時輪，交通處長耿飚，整軍處長陳士榘，新聞處長黃華，秘書處長馮铉，行政處長伍雲甫。東北執行分部中共方面負責人為饒漱石、李立三、伍修權。還有薛子正、張經武、榮高棠、賴祖烈、黃逸峰、柯柏年、黃鎮等，也先後擔任過一些部門中共方面的領導職務。
三停戰原則談判的波折
軍調部作為履行停戰協定的機構，首要任務是實行軍事調處。主要方法，是遵循1月10日中國共産黨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停戰令，通過三方會談，商訂出關于停戰原則的協議，予以發布，國共雙方共同執行、遵守。對于發生沖突的地區，則派遣由三方代表組成的執行小組或交通小組，到實地調查雙方争端的真相，就地解決各種問題，制定地區性的協定，使雙方部隊共同遵守，保證實現停戰。執行小組不能解決的問題，呈報軍調部處理。軍調部不能解決的問題，上報軍事三人小組議決。
葉劍英與國、美代表就停戰原則達成的第一項協議，是1月15日發布的第一号公告并附“和字”第一号命令。第一号公告宣告：軍調部将于1月16日派美國海軍陸戰隊的飛機往綏遠、山東、河北各省的14個城市、村莊，散發1月10日的停戰令。“和字”一号命令的内容為具體調處河北省永豐縣境内國共軍隊的軍事沖突。命令要求雙方即刻停止沖突，各留在原地，停止敵對狀态，恢複城内外交通，并允許糧食、商品出入。總的看來，三委員對這一協議達成得比較順利。而争論激烈、鬥争複雜的是軍調部“和字”第二号命令、關于修訂“和字”第二号命令的電報、“和字”第六号命令等協議。
軍調部剛開展工作不幾天，葉劍英就同國、美代表開始了關于停止國共雙方軍事沖突的具體原則的談判。國、美代表的主張是，停戰以後雙方部隊必須實行隔離，才能防止沖突再起，而隔離則以城市為基準，占城者不動，城外者撤退一日行程（60裡）。葉劍英則提出，停戰以後主要是恢複1月13日24時的位置，誰非法侵占則由誰退出，被侵占者回到原來位置，雙方均複位，沖突自無。這個争執由美方折衷後，把兩方意見都容納進去，拟定了“和字”第二号命令，三委員于1月20日簽署後予以發布。這一協議從表面上看雙方互有讓步，雙方意見均有采納，似是公平合理，其實對中共方面不利。
“和字”第二号命令第一條實施停戰的原則這樣規定：“所有沖突的雙方部隊，接到本執行部的停戰指示以後，必須立即停火，并施行雙方沖突部隊的隔離，以保證沖突不再發生。”這一條中并具體規定，雙方撤離沖突地點一日之路程至少為60華裡。這一命令發布不久，各地小組均發生了争論，國、美方代表到處要中共軍隊撤退。聽命于蔣軍的僞軍從被圍的城鎮出來擾亂，蔣軍并越出點線故意向解放區軍隊挑釁，其陰謀在于迫使各地解放區軍隊都向後撤退60裡。葉劍英很快發現了這些問題。同時，中央也來電指示，要求糾正這一規定。葉劍英立即動員中共方面人員，圍繞執行“和字”第二号命令問題，開展新的鬥争。1月24日，他緻電陳毅、饒漱石、劉伯承、鄧小平，提出：“執行部‘和字’第二号命令關于停戰隔離之規定分為原則與辦法兩項，原則是要停戰，要隔離，要恢複聯合命令中所規定的時限以前的位置。隔離之辦法必須按照當時當地的情況适當規定。??各地區在實施停戰隔離之時，必須根據情況決定。各停戰小組的中共代表，在實際執行隔離時有自己的否定權，可以堅決抵抗并将辦法中實際行不通的情形電告我們，以便根據實際材料作新的規定。”1月27日，葉劍英又緻電各解放區負責人，對如何執行“和字”第二号命令提出一些具體的變通辦法，供各地在同國民黨方面交涉時參考。與此同時，在執行部三委員會議上，葉劍英對國、美方面要求解放區軍隊撤退的無理要求堅決予以駁斥。他指出：（一）對包圍中的僞軍（如：棗莊、德州、兖州、聊城、永豐、元氏、保定等）應是解放區軍隊受降問題而非部隊隔離問題：（二）同蒲路南段未發生沖突事件，沒有實行隔離的必要；（三）大同等地閻錫山軍出城挑釁，是破壞停戰令行動，應予以處罰，不應令解放區軍隊撤退。否則賞罰不明，鼓勵了挑釁的一方；（四）集甯雖暫有沖突，現已停止并且已經隔離（傅作義軍已撤至旗下營）。
集甯原為解放區軍隊駐地，無再撤出的必要。同時，為證明“和字”第二号命令本身的缺點，并使國、美方面也感到有不利之處，葉劍英具體指出兩個地區，國民黨方面應當撤退：一是平綏路青龍橋地區的蔣軍，應離康莊60裡（如此必須撤至南口附近）；二是豫北蔣軍應撤離孟縣60裡（如此即退到黃河以南）。國、美代表無法答辯，終于同意修正原令。2月4日，三委員發布“和字”第二号命令的修正指示，其主要内容是：拟定“和字”第二号命令之際，執行部各委員會曾商定停止沖突及撤退一日行程（60裡）之辦法，但凡有執行小組在場或雖無執行小組在場，而雙方部隊已建立聯絡機構之處，前述議定辦法可經雙方同意就地按照情況加以變更。
在“和字”第二号命令修正案發布前後，葉劍英向各執行小組中共方面代表發電指出，堅持恢複1月13日位置是實施停戰的基本原則，必須切實監督執行，反對強調隔離部隊而取消原來目的，對各地蔣軍拒不執行者必須嚴肅處理。與此同時，葉劍英同饒伯森單獨進行多次談話，說明中共方面對恢複1月13日位置有最大誠意，隻要蔣軍肯撤出非法占領地區，解放區軍隊1月13日以後占領的地方均可全部退出。中共方面并拟出解決這一問題的草案事先交美方考慮。美方這時正為戰鬥序列問題未達成協議而焦慮，便借機提出，在此命令草案中加入戰鬥序列的内容，要雙方指揮官召開會議，在小組監督協助之下，提出雙方戰鬥序列，以便具體商讨1月13日位置問題。這顯然是一種交換條件。時劍英權衡利弊，認為利大于弊，于是表示同意。随後經反複讨論，于3月22日簽訂了“和字”第六号命令。這一命令的主要内容是：為徹底停止沖突起見，政府及中共軍隊必須停駐于1946年1月13日下午12時整所在之位置，任何部隊曾越過上述位置者，應立即退回。任何指揮官如不遵令撤退至1月13日下午12時之位置或雙方同意之改正位置，将以違反停戰令論罪。
自此以後，在停戰問題的談判上，中共方面便完全轉入主動，國民黨方面在政治上完全處于被動。
後來，葉劍英曾就“和字”第二号命令發布前後的情況回憶說：“軍調部剛剛開始工作時，我們沒有經驗。美國人起草了個協議條文，送給三方委員，說是已經讨論過的東西，各方的意見都吸收了，要求簽字。
那時黃華做我的翻譯。當時我想，剛一開始就鬧僵了不好。于是我采取靈活的辦法，在協議上簽了字。協議公布以後，很快發現問題比較大。我立即給我方各戰略區部隊打電報，告訴他們，在執行中要堅持有理有利的原則。我一連發了幾個電報給部隊。後來中央領導對這個事情也有批評。六号命令發布以後，中央領導又來電報，給予了表揚。那時，我們同美國人和國民黨代表一起談判，一開始确實缺乏經驗埃”①①葉劍英談話記錄，1982年4月15日。
四執行小組的使命
調處各地軍事沖突，主要是通過向沖突地區派遣執行小組的方式來進行。執行小組是軍調部領導下的基層組織。1946年1月15日軍調部三委員經過協商，确定其任務是執行軍調部的協議，對國共雙方軍隊執行停戰令和軍調部協議的情況實行監督。
既然派遣執行小組是履行停戰的主要手段，那麼，往哪些地區派出執行小組，就成為國共雙方争論的突出問題。國民黨方面拼命要求向對他們有利的地區派小組，以便謀取軍事上的好處。面對這種情況，葉劍英根據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指示，同中共方面人員一起，商定了對付國民黨和美國人的基本辦法：在解放區軍隊力量薄弱的地區，要争取派遣執行小組，防止敵人進攻，在蔣軍集結重兵的地區，要配置執行小組，以監視敵軍的調動；在敵人可能利用的港口，應争取派小組，以防對方通過港口運兵；在敵人準備進攻的重點地區，必須派出小組，以便制止敵人的進攻和揭露他們的陰謀。
同時，葉劍英還提出，要充分利用建立軍調部協議中“三委員各有否決權，一切事宜均須經三人一緻通過”的規定，來對付國、美方面的勾結，遇到國、美雙方聯合對付我們的時候，我們即可使用否決權，使他們的陰謀無法得逞。
在半年多的會談鬥争中，軍調部先後向各地派出29個執行小組，7個交通小組。這些小組，是由三方協議派遣的。盡管國民黨方面有美國代表的幫助和支持，但是，由于葉劍英和中共方面人員針鋒相對的鬥争，結果，雙方提議派遣成功的停戰小組的數目大體相等。①軍調部的第一個執行小組，是派往綏遠（今屬内蒙古）集甯地區的。停戰令發布時，集甯縣城在解放區軍隊手中。國民黨方面為了搶奪戰略據點，于停戰令生效後的1月14日淩晨2時，向解放區軍隊駐守的集甯縣城發動進攻，并于上午11時占領了該城。解放區軍隊調整部署，包圍了該城，同國民黨軍展開了争奪戰。鄭介民得知這一消息，立即提議軍調部派一執行小組去集甯，監督停戰。葉劍英根據集甯前線發來的情報，嚴正指出，集甯在1月13日前，為解放區軍隊駐守，國民黨軍隊進占，違犯了停戰令，必須立即退出。鄭介民狡辯說，1月13日24時停戰令生效時，國民黨軍隊就在集甯城内。他反誣共産黨軍隊挑起沖突，向集甯城的國民黨軍隊進攻。美方委員饒伯森見雙方争執不休，遂以“中間人”的身份予以調解。他判定，1月13日24時國共雙方軍隊均在集甯城内。
因此，要實現集甯的停戰，雙方軍隊均撤出集甯一日行程（60華裡），劃集甯為中立縣城。但是，鄭介民仍堅持要解放區軍隊單方面撤退。葉劍英則嚴詞拒絕。事情就這樣僵持着。到了1月17日，葉劍英得到解放區軍隊在18日前有把握奪回集甯的情報，于是，表示同意國、美方面關于派執行小組去集甯的提議。1月18日上午11時，當由國民黨、美國和中共代表組成的執行小組乘飛機在集甯降落時，集甯已無戰事。小組代表們看到的情景是：共産黨軍隊駐防在這座縣城，社會平靜，秩序良好。小組的美方代表聳了聳肩，攤開雙手，無話可說。國民黨代表雖然窩着一肚子火，但也無可奈何。
鄭介民對這次失敗很不甘心，耿耿于懷。3月，馬歇爾、周恩來、張治中三人小組視察集甯時，軍調部三委員和晉綏軍區司令員賀龍陪同。鄭介民①訪問耿飚談話記錄，1991年3月。
和張治中又提出了集甯調處的是非間題。周恩來、葉劍英當然毫不讓步。後來，馬歇爾隻好說：“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了，更重要的是今後的事情。”
圍繞集甯調處問題的鬥争，是中共代表團在葉劍英領導下堅持停戰原則的一個成功範例，它對于後來中共方面處理其他地區的軍事沖突問題，提供了經驗。
五東江縱隊撤退與中原軍區突圍
廣東東江縱隊的處境，是葉劍英一開始就十分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東江縱隊在8年抗戰中，積極打擊日僞軍，先後建立了總面積達6萬餘平方公裡、人口約450萬以上的解放區。香港淪陷後，他們救護港九同胞脫險，援助香港文化界人士，支援英美軍事當局工作，受到中外人士贊揚。然而，國民黨當局竟将這樣一支抗日有功的人民軍隊誣蔑為“土匪”，在停戰令頒布以後，公然以“剿匪”為名，瘋狂地向東江縱隊進攻。
為了制止國民黨軍隊的進攻，葉劍英在軍調部三委員會議上，多次提出，應迅速派執行小組到廣東調處。國民黨代表極力反對，聲稱廣東沒有中共部隊，沒有必要往那裡派出執行小組。葉劍英則擺出事實，據理力争。後來，鄭介民、饒伯森被迫同意派出廣東執行小組。1月25日，該小組代表抵達廣州。
執行小組到達廣州的次日，廣東國民黨軍方就發表談話，拒絕承認中共領導的華南抗日遊擊隊，污蔑遊擊隊為“土匪”。對于國民黨當局颠倒黑白的謊言，小組中共代表方方理直氣壯地進行了駁斥。在北平軍調部，葉劍英一次次地揭露廣東軍事當局進攻東江解放區的罪行，要求軍調部立即發電制止，并令廣東執行小組到現場監督停戰。
在國内外進步輿論的壓力下，經過軍調部的督促，廣州行營于2月18日“奉命同意”廣東執行小組前往惠州地區“視察”。
2月25日，葉劍英緻函鄭介民和饒伯森，指出張發奎讓廣東小組赴惠州，是精心策劃的騙局。因為，他們事先已派出軍隊進攻并占領了惠州我東江縱隊駐地。他們讓小組到達該地“視察”，無非是為其“東江無共軍”的謊言進一步找借口。葉劍英再次呼籲廣東軍事當局停止對東江縱隊的進攻，并允許小組對真實情況進行調查。
然而，廣東軍事當局一意孤行，繼續阻撓調處。在此情況下，葉劍英緻電在重慶的周恩來，請三人小組讨論廣東調處問題。三人小組研究了葉劍英的電報，經過磋商，國民黨和美國方面的代表不得不承認以曾生為司令員的東江縱隊的存在，并同意将東江縱隊撤離廣東，由美方協助運送山東煙台。
東江縱隊撤退的協議達成以後，廣東小組就實現這些協議的具體内容，繼續進行商談。至4月下旬，大多數問題都已得到解決，但有兩個問題在廣東小組和軍調部本部又進行了反複磋商，才達成協議。
其一，關于東江縱隊撤退途中的安全問題。中共代表主張，為保證東江縱隊由内地撤到海岸港口的安全，駐淡水的國民黨部從應撤到平山，駐龍崗的部隊撤至平湖或深圳。國民黨代表堅持原來駐軍的位置不動。在三委員會議上，鄭介民說，如果駐龍崗和淡水的國民黨部隊撤出，到時地方民團發動進攻，他們不能負責。鑒于這種情況，葉劍英提出三點建議：由軍調部三委員緻電張發奎，令其保障東江縱隊撤退安全及考慮走廊區問題；在東江縱隊撤退途中，除派小組随行監視外，并令該地國民黨部隊派聯絡參謀随軍行動；由葉劍英與鄭介民分别緻電張發奎，請他重新考慮東江縱隊撤出的安全。鄭介民對此表示沒有意見。饒伯森見此情景，開玩笑說：我非常同意這個辦法。
兩位委員都是廣東人，我想一定能得到一緻協議。
其二，關于東江縱隊撤退費用借款問題。中共代表計算需要法币①9.8億元，國民黨代表提出為2.73億元，因數目相差較大，無法取得協議。在三委員會上，美方代表提出一個3.326億元的折衷方案，征求雙方代表意見。雙方代表對此仍存在分歧。後經軍事三人小組商定，由廣東當局墊忖糧款3.7億餘元。與此同時，葉劍英經請示中共中央同意，在軍調部又設法籌集了一部分經費，派人送給東江縱隊。此後，東江縱隊按指定地點集中，除複員1700名戰士外，留下2500人，由曾生司令員率領，于6月29日開赴大鵬灣。傍晚，北撤部隊登上軍調部派來的美軍的五八五号、五八九号、一○二六号三艘軍艦， 30日8時啟航，7月5日，安全抵達山東解放區煙台市。至此，葉劍英心中的一塊石頭才落了地。
中原地區的軍事沖突，是葉劍英通過軍調部迫切需要解決的又一突出問題。停戰令公布後，中原軍區部隊為執行停戰協議，從桐柏山區轉移到了鄂豫交界的羅山、光山等地區。然而，國民黨方面一再違反停戰協議，先後調集11個軍26個師共30餘萬人的兵力，将中原軍區部隊重重包圍，妄圖予以“圍殲”。
軍調部建立不幾天，葉劍英即将中原地區的嚴重局勢提到了國民黨和美國代表面前，要求立即派出執行小組去監督停戰。而國民黨代表卻借故拖延。
經過葉劍英一再争取，國民黨和美國代表才同意組成由中共代表薛子正、國民黨代表鄧為仁和美方代表福特組成的漢口第九執行小組。1946年1月下旬，小組奔赴河南羅山、應山視察，并會同當地國共雙方駐軍代表――中共代表王震、國民黨代表宋瑞珂，簽定了《羅山協定》與《應山協議》。兩個協議中規定，雙方部隊在國共問題未解決之前，均停駐于現地，不得向對方進攻。可是，國民黨軍隊不僅不執行協議規定的停戰條款，還變本加厲地向中原軍區部隊發動進攻，占領解放區村鎮1000餘處。他們還派遣特務到中原軍區部隊駐地造謠，放毒，暗殺，并實行經濟封鎖，妄圖“困死餓斃”解放區軍民。
對于中原軍區部隊的困境，葉劍英憂心如焚。2月中旬，他就如何解決中原軍區部隊的糧食供應問題，向軍調部提出兩項緊急措施：第一，準許中原軍區部隊主力根據聯合命令第二條規定，移駐于平漢路西産糧區，以便就地解決糧食困難；第二，如上述措施難以實現，中原軍區部隊則轉移到皖東、蘇北地區，靠近新四軍軍部，以便于将來進行整編。國民黨和美國方面的代表對此卻不同意。3月初，葉劍英随軍事三人小組到武漢視察，又提出中原軍區部隊易地就食的問題，國民黨政府代表仍表示拒絕。
中原軍區部隊和中原局總共有近8萬人，每月需要補助給養經費法币3億元左右。為了解決這一難題，葉劍英在極其困難的境況下，利用他在軍調部的合法地位和身份，采取許多措施籌集經費，然後設法送到中原軍區，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為了更有效地制止國民黨軍隊對中原軍區部隊的進攻，葉劍英在軍調部經過反複鬥争，并經過周恩來在三人小組的努力，迫使國民黨、美國方面的代表同意，于5月10日簽定了《關于停止中原内戰的漢口協議》。此後，國① 1935年11月4日國民黨政府實行法币政策，規定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後增加中國農民銀行）發行的鈔票為法币，禁止銀元在市面流通。同時規定法币彙價為一元等于英鎊一先令二便士半。至1946年，法币已急劇貶值。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以代替已崩潰的法币。
民黨軍隊的進攻行動暫時有所收斂。
六恢複交通線之争
在緊張激烈地進行停止軍事沖突問題談判的同時，葉劍英還同國民黨和美國方面的代表，進行了關于恢複交通問題的談判。
早在1945年8月至10月國共兩黨在重慶談判時，恢複交通就是一個争論很大的問題。中共代表提出：恢複交通必須以全面停止内戰為前提，必須停止國民黨部隊對解放區的進攻和侵占。國民黨代表不同意中共方面意見，并以“遣返日俘”和“恢複經濟建設”為名，要求解放區軍隊讓出鐵路線。
由于雙方立嘗主張尖銳對立，雖經多次會談，均未達成協議。随着停戰令的頒發，恢複交通的問題随即提上了軍事調處的重要日程。
在軍調部三委員讨論如何恢複交通的會議上，葉劍英提出，恢複交通與停戰問題既有聯系又有區别。在雙方沖突地區，隻有先停戰，交通才有恢複的可能。而且，恢複交通還有比較複雜的技術問題和物資準備問題，以及鐵路、公路、水路的恢複修整等一系列問題，都需要認真考慮。他建議先作調查，制定一項計劃，然後由三委員讨論決定。他還主張把對日軍的繳械與遣返，鐵路警戒與路線管理等問題，同恢複交通放在一起讨論。
此時，蔣介石正積極調兵遣将，部署全面内戰，急需靠鐵路運兵。鄭介民根據蔣介石的旨意，極力主張先讨論恢複鐵路交通，其他問題暫時放後。
美方代表雖說法不同，但實際上與國民黨代表唱的是一個調子。後來，三委員同意授權三方的參謀長拟定一項恢複交通的基本方案。争論了兩個星期，遲遲未能達成協議。
為進一步闡明中共方面的原則立場，葉劍英于1月28日下午，邀請美方委員饒伯森和執行主任白勞德進行私人談話，就如何改革交通機構，實現民主管理問題，提出三點建議：交通部門在組織上可采用過渡時期的辦法，設立交通委員會，在軍調部領導之下，處理一切交通問題；各級交通機構，應實行民主管理，應有中共代表參加；鑒于遣送日本俘虜與恢複交通有關聯，應把受降與遣俘問題包括在交通委員會的工作範圍之内。
饒伯森對葉劍英的三點建議表面上不置可否，但行動上繼續尋找借口支持國民黨代表提出的“先恢複鐵路交通，其他問題暫時放後”的主張，會談沒有結果。後來，經重慶軍事三人小組會談，達成一項關于恢複交通的協議，作為“和字”第四号命令下達雙方部隊執行。2月14日，軍調部三委員據此就修複鐵路的程序問題舉行會談，确定在華北、華中8條鐵路線上，設立7個交通小組。在交通小組出發前，葉劍英、羅瑞卿于2月18日對中共方面執行“和字”第四号命令應注意哪些問題，提出八項措施，報告中共中央。中央立即全文批轉給各戰略區執行。這個電報，對已經達成的協議應當怎樣貫徹，對未答成協議部分應當如何對待，以及執行協議後可能出現的問題，需要采取什麼對策等問題，都作出明确規定，為交通小組中共代表指明了鬥争的方向。
經過一系列磋商，7個交通小組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先後簽定了一些地區性的臨時協定。按照協議規定，解放區軍民積極開展鐵路修複工作。他們在技術、器材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動員一切人力，不分晝夜，不避風雪，搶修鐵路、橋梁，主動平毀在解放區交通線上的堡壘、壕溝和工事。在短短的20多天内，津浦、膠濟、隴海、平綏等鐵路的幹線和支線，就有851公裡通車，其餘也在修複中。
但是，國民黨軍隊卻拒不執行“和字”第四号命令。他們在津浦、平漢、平綏、膠濟等沿線不僅不平毀工事，反而大修特修新的堡壘工事。他們還違令調動51個軍、129個師，共131萬多人，并不斷向解放區發動進攻。對此，葉劍英進行了全面揭露，多次提出抗議。
在執行“和字”第四号命令的過程中，國民黨代表還就解放區的鐵路和郵政管理問題無理糾纏，妄圖由國民黨政府交通部委任人員管理解放區的鐵路，并企圖以考試為名剝奪解放區郵電人員的資格。葉劍英同他們進行了面對面的說理鬥争。
經過時劍英和軍調部中共方面人員不屈不撓的鬥争，國民黨政府和美方代表被迫同意：在2月15日前（軍調部第十一号公報發出時間），中共方面在鐵路、郵政所委派的人員繼續留任，以後委派需經再度讨論。這樣，挫敗了國民黨妄圖插手解放區鐵路和郵政管理的企圖。
七安平事件
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悍然撕毀國共兩黨之間的停戰協議，以30萬大軍向中原軍區部隊發動進攻。以此為起點，相繼在晉南、蘇北、魯西南、膠東、冀東、綏東、察南、熱河、遼南等地，向解放區展開大規模進攻，發動了全面内戰。在此危急形勢下，中原軍區部隊頑強反擊，分幾路主動向預定地區進行戰略轉移，經過多次激戰，于7月底以前分别到達華中解放區和陝西南部、湖北西北部地區，建立了陝南、鄂西遊擊根據地。
國民黨發動全面内戰後，随着戰火的蔓延，軍調部的鬥争更趨激烈。1946年7月29日，在位于河北省香河縣平津公路線上的安平鎮，發生了一起美蔣軍隊聯合進攻中共軍隊的嚴重事件。
本來，駐天津和塘沽一帶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是以“幫助”中國遣返日俘為名來華的。他們為了順利在平津之間通行，多次向軍調部中共委員葉劍英請求，準予他們通過解放區軍隊駐守的香河縣路段。葉劍英經請示中共中央批準，給他們發了護照，并且規定美軍通過這段公路時，必須插上美國國旗作為标志，以免發生誤會。
然而，美國海軍陸戰隊不守信義，屢次向解放區軍隊挑釁。為此，葉劍英曾多次以備忘錄形式，向美方委員饒伯森提出抗議。
7月29日這一天，美軍聯合國民黨部隊向安平鎮發動了進攻，解放軍被迫自衛。戰鬥持續4個多小時後，國、美方面派出增援部隊，并以美機多架助戰，解放軍被迫撤出安平。國、美軍隊遂占領該鎮。
“安平事件”迅速引起了中外輿論和各方人士的關注。
在軍調部，國、美代表不顧事實，首先向葉劍英遞交了所謂“抗議”備忘錄，稱美軍在安平遭到解放軍“預謀”的伏擊，傷亡15人。葉劍英則根據晉察冀軍區副司令員蕭克從承德的來電，就美軍聯合國民黨軍向冀東解放區發動進攻一事，分别向饒伯森和鄭介民提出抗議。
軍調部三委員就三方遞交的備忘錄舉行會談，最後确定成立第25特别小組進行調查。其任務是調查誰先發動進攻，以及沖突部隊的番号及其主使者。
小組代表出發之前，葉劍英主持召開了中共代表團黨組會議，研究鬥争策略。他在會上指出，“安平事件”同以往沖突事件的性質不同。它表明美軍參加了中國的内戰，侵犯了中國主權。小組會談開始，應反對美方繼續擔任主席；小組的一切活動，應先确定調查程序，誰不按程序辦事，誰就要負破壞調查工作的責任。
第25小組的活動一開始，就圍繞着調查程序和小組主席問題争論不休。
由于國、美代表對這些問題持不公平态度，緻使小組先後舉行11次會議，均未得到任何結果。
為了打開小組會談出現的僵局，三委員多次舉行會議。葉劍英在會上一再提出，應按照三方對等的原則，首先解決調查程序和小組主席問題。經過反複協商，三委員終于在8月14日達成八條協議草案。然後，葉劍英與饒伯森又飛赴南京。周恩來、葉劍英與馬歇爾、饒伯森在南京再次進行協商。最後，由周恩來和馬歇爾批準了第25特别小組調查程序和主席由三方輪流擔任的協議。
根據調查程序的規定，特别小組到安平鎮察看了事件現場，聽取了美方三個“證人”的報告，訪問了香河縣中共方面的5位證人，最後還訪問了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和駐華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駱基。經過反複調查，事件經過終于搞清楚。就在小組準備向三委員寫出調查報告之際，美方代表忽又節外生枝，提出有兩個新“證人”，要求小組詢問取證。
葉劍英接到小組中共代表的報告後，同意再作一次讓步，并提出除詢問他們的新“證人”外，還要詢問參加作戰的國民黨軍隊有關官兵。但是國民黨方面的代表表示反對。小組談判再度陷入僵局。後來，馬歇爾竟令小組的美方代表單獨詢問所謂的新“證人”，并說必要時可單獨發表公告。
由于國、美方面代表的破壞、阻撓整個調查工作時斷時續，一個多月後，終于無法再繼續下去。中共方面不得不于9月9日，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單獨公布事件的真相，葉劍英向記者發表了《關于安平事件調查結果的聲明》，中共方面參加小組的代表黃逸峰公布了《軍調部第二十五特别小組中共代表關于安平事件調查報告書》。葉劍英明确強調，安平鎮發生的事件，是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冀東若幹地區，不斷配合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進攻的必然結果。他向美方提出四點強烈要求：（一）美軍應向我方正式道歉，并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二）立即把安平鎮交還我方；（三）駐華美軍應全部撤出中國；（四）美國政府必須停止對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的援助，以維護中美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
葉劍英的聲明和中共方面關于“安平事件”調查報告的公布，澄清了事實真相，粉碎了國民黨企圖借此類事件将美軍拉入中國内戰漩渦的陰謀。在這種情況下，美方不得不考慮直接卷入中國内戰的後果。9月中旬，馬歇爾被迫下令，撤走駐秦皇島至塘沽之間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這是解放區軍民在中共的“針鋒相對”方針指導下進行鬥争的結果，也是葉劍英在軍調部談判桌上進行鬥争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
葉劍英在軍調部領導中共方面人員，還就全國其他地區軍事沖突的調處問題，同國民黨和美國方面代表進行了反複的談判和鬥争。其中主要有：東北地區，華北的河北、山西、綏遠等省的部分地區，中原的新鄉、安陽等地、華東的山東、江蘇省的部分地區，等等。通過鬥争，在一段時間内阻止了國民黨軍隊的進攻，赢得了應付國民黨發動全面内戰的時間，捍衛了革命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