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輾轉奔波為抗戰
一在西安繼續進行國共談判
1937年7月7比日本帝國主義者制造盧溝橋事變，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争。中國守軍第二十九軍一部奮起抵抗，全國性抗日戰争從此開始。
7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産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指出：在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的關頭，“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呼籲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廣大人民群衆熱烈響應中國共産黨的号召，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熱潮。
這時，葉劍英仍在西安，工作更加緊張忙碌。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與各界抗日愛國人士頻繁交往，晝夜接見各方面、各階層代表，聽取他們的呼聲和建議，商談抗日救國的辦法。7月9日，他将西安各抗日救亡團體的意見概括整理成四點建議，向黨中央作了報告。四點建議是：促請南京政府派部隊增援在盧溝橋奮起抗戰的二十九軍；紅軍立即作準備增援華北的動員；向在盧溝橋英勇抗戰的二十九軍緻電表示支持和慰問；派人前往華北，組織抗日義勇軍。毛澤東當晚即電複葉劍英：請答複救國會及各方，我們同意他們的各項要求，并且正在做。請他們努力與政府、國民黨部及各界領袖協商，迅速組成對付大事變的統一戰線。
葉劍英根據毛澤東、朱德的指示，以中共和紅軍代表的身份，繼續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代主任蔣鼎文、第一廳廳長侯成如以及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等部隊保持聯系，就國共兩黨合作、紅軍改編與使用等問題，進行會談，并将談判情形和有關建議及時報告給黨中央。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表示了抗戰的決心。葉劍英在分析蔣介石的談話内容和當時形勢的基礎上，于20日緻電毛澤東、洛甫（張聞天）：中央社發表蔣17日對盧溝橋事件的談話，極為重要，我黨應有所表示。
黨中央、毛澤東完全贊同葉劍英的建議，電告葉劍英：擁護蔣談話通電，準備數日内發出。根據新情況，黨中央拟發表第二次宣言。7月21日，黨中央正式發布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形勢的指示》。葉劍英見電後立即複電中央，表示完全擁護，并進一步提出：“目前應發動全國抗戰。隻有發動全國抗戰，在抗戰過程中團結全國，才能取得民族解放戰争全部勝利。”
7月31日，葉劍英與蔣鼎文繼續會晤，要他轉告蔣介石，紅軍改編至8月上旬可以完畢。改編後的指揮機關，按照中共中央意見，朱德、彭德懷任正、副主任。不能以“改編紅軍”為名而不設指揮機關，由蔣直接指揮。會談中，葉劍英得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即将召開國防會議，蔣介石有邀請毛澤東、朱德赴會的意圖，便以“萬萬火急”電報緻中央書記處：“蔣目前的困難是平津陷落，和平絕望，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後方無一省一軍不擁護中央，蔣無可借口，亦無謊可說，蔣隻有決心抗戰才能維持統治。國防會議的做法是要抗戰，大家一緻來抗，毛、朱已在被請之列。我想毛不必去，朱必須去。免為人所借口。”中央确定派周恩來、朱德和葉劍英去南京參加國防會議。
二出席南京國防會議
8月9日，朱德、葉劍英在西安與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同機飛往南京。8月11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談話會上分别發言。8月13日，周、朱、葉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說：“我們已漸取得公開地位，南京各要人及劉、白、龍①等均見過。”随後，葉劍英被邀請出席軍政部長何應欽主持的讨論會。在會上，他就“政略戰略”等問題作了長篇發言。
②
葉劍英首先對中日戰争中的敵我力量、國際因素以及戰争的發展進程，作了分析和估計。他指出：我之戰略重點若放在上海方面，即使取得勝利亦不能扭轉全戰局：如果将重點放在平綏線，則可轉移全戰局，并能破壞敵人的整個計劃。戰争将是持久的，我們不僅要動員國内力量，而且要大力争取國際援助。
葉劍英在談到戰略與戰術關系問題時說：“雖戰略上持久，但戰術上仍應采取攻勢，以求速戰速決。戰略上雖采取内線，但戰術仍應取外線，随時包圍敵人。故，集團防禦戰争，廣大遊擊戰争，廣大民衆之運動戰，以此三原則以行作戰。”
葉劍英在發言中，還談到武裝民衆、政治工作、糧食補給以及創辦專門刊物，介紹中國抗戰及阿比西尼亞（今埃塞俄比亞）、西班牙抗戰的經驗等問題。①葉劍英的發言得到許多與會者的贊同，對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制定全國抗戰的戰略方針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通過周、朱、葉出席會議和進行統戰工作，中國共産黨在南京逐步取得了公開合法的地位。在會議期間，葉劍英利用各種機會和場合同南京黨政軍各界要人以及馮玉祥、劉湘、唐生智、白崇禧、龍雲、張發奎、黃琪翔、黃紹f等将領會晤交談，積極促進抗日統一戰線的工作。②從接觸中，他親身感到，南京主戰空氣越來越濃，主和者不得人心。對于蔣介石的抗戰态度和軍事部署，也有了進一步了解，心中有了數。國防會議結束後，葉劍英等即搬入南京中央路鼓樓附近傅厚崗66号（現為青雲巷11号）辦公。以後在此正式設立了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
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淞滬抗戰爆發。同一天，葉劍英和周恩來、朱德就同國民黨談判條件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議：（一）努力抗戰，以鞏固蔣介石的抗戰決心；（二）紅軍立即改編，争取開動；（三）力争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四）催促南京發表紅軍改編後正副指揮的任命。葉劍英協助周恩來奔走于國民黨軍政要員之間，積極開展團結抗戰工作。
他們多次同何應欽、蔣鼎文等會談。一次，周、葉應何應欽之邀赴宴。正在用餐中，蔣介石打電話給何應欽。何接完電話回到席邊，大聲說：“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委員長說要堅決抗戰啦！”周、葉當即說道：“如果蔣先生真能堅決抗戰，那當然是一件大好事。”何應欽接着說：“敵人在上海都打①“劉、白、龍”指劉湘、白崇禧、龍雲。
②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查閱的資料，1985年11月。
①葉劍英在南京軍政部讨論會上的發言，1937年9月5日。
②訪問侯達、沈永椿談話記錄，1987年12月。
我們了嘛，我們還不抵抗？”葉劍英說：“如果不抵抗，大家都要當亡國奴了！”①8月1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發出《關于與國民黨談判的十項條件的訓令》，提出兩黨合作須建立在一定原則上。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使中國共産黨和紅軍取得合法地位。要求國民黨迅速公開發表中共宣言，同時要求蔣介石發表談話；公開邊區組織和指揮部；承認紅軍充任戰略的遊擊支隊；在總的戰略方針下進行獨立自主的遊擊戰争，發揮紅軍特長，以及立即發給紅軍以平等待遇之經費和補充器物等各項條件，以便紅軍早日開赴前線殺敵。根據《訓令》提出的原則，周、葉與國民黨當局經過反複談判，就一些重要問題達成了協議。其内容包括紅軍改編後的名稱、人數、編制，正副總指揮人選等。
在此期間，葉劍英還協助周恩來與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邵力子、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于右任等交涉商談，達成了中共在南京出版《新華日報》和《群衆》周刊的協議。又同國民黨中央及地方實力派商談在南京、蘭州、武漢、衡陽等地設立中共代表團和紅軍辦事處，以及湘、贛、閩、粵、浙、鄂、豫、皖8省13個地區紅軍遊擊隊的改編問題。還特意會見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雙方商定互派人員建立聯絡關系。事後中共中央派羅世文等到劉湘處工作。
①葉劍英談話記錄，1982年3月25日。
三營救“政治犯”
當時，在南京“首都反省院”關押着一大批中共黨員和革命同志。從“西安事變”和平談判開始，中共中央就把“釋放一切政治犯”作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一項重要要求提出來，進行多次交涉。“七七”事變之後，國民黨政府迫于全國各階層民衆一緻要求釋放政治犯的壓力，釋放了一批關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的刑期較短的政治犯，但對一些“重要的政治犯”卻不予釋放。
“八一三”之後，日軍飛機轟炸南京，“釋放政治犯”的呼聲越來越高，監獄難友強烈要求出獄，到前方打鬼子去。請願、絕食、抗議的鬥争越來越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周恩來和葉劍英想方設法了解監獄難友情況，并利用談判機會，多次進行公開交涉，營救披關押在南京幾個監獄裡的同志。8月18日，他們驅車來到“首都反省院”看望獄中難友。到達之後，他們首先向反省院院長提出，要看望夏之栩、王根英和熊天荊。院長派人把3名難友帶來會見。據夏之栩回憶，周恩來、葉劍英一見她們便笑着說：“你們還認識我們吧？”夏之栩等人激動地說：“認識！認識！”接着，周恩來和葉劍英問道：“這個反省院關了多少人？還有我們認識的同志嗎？”她們答道：“大概關了100多人，男的多，女的少，很多人改了名字。”這時，周恩來問陪同在一邊的該反省院院長說：“她們出去，要辦什麼手續？”那院長說：“哎！
填個保單，她們就可以走。”周、葉說：“我們保行不行？”“你們倆位保還不行呀！沒有話說。”随後，周、葉提出要去看望其他難友。那院長滿口答應，并馬上命令看守，要他們把各監牢裡的人全部帶到大禮堂集合，說是周先生，葉先生要看看大家。很快，周、葉和大家見了面，向大家表示關心和問候，并且簡要他講了國際形勢和國共合作的問題。周、葉講話以後，當即作保，先将夏之栩等3名同志接出了反省院。接着，周恩來、葉劍英指派人員專門到幾個監獄調查核實，然後，開列出名單，向國民黨要人。不久，周恩來離開南京這項工作就由葉劍英主持，繼續與國民黨打交道。經過多次交涉，将500多名難友從國民黨監獄中救出。其中有共産黨員錢瑛、劉甯一、帥孟奇、彭鏡秋、黃文傑、王鶴壽、劉順元、鄭紹文、曹瑛、趙希愚、譚天度、蕭桂昌、顧玉良、周雲德、陳曾固、喻屏、陳春林、熊有清、陳霖、何洛等。這批人出獄後，大部分經西安轉送到了延安，一部分送到衡陽八路軍辦事處辦的訓練班學習，少數就地分配了工作。後來，他們中的少數人在革命戰争中犧牲了，大多數在新中國建立以後擔任了重要領導職務，為黨和人民做出了貢獻。譚天度老人在百歲誕辰時，向來祝壽的同志們說，我能活到今天多虧當年周恩來、葉劍英解救10年牢獄之災！
1937年8月21日，周恩來離開南京去山西。此後，在國共兩黨談判中一些未能解決的遺留問題，由葉劍英與國民黨繼續談判和交涉。在周恩來離開的第二天，南京國民政府正式宣布中共在西北的主力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副主席朱德、周恩來正式發布關于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9月11日，按照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第八路軍改稱第十八集團軍，隸屬第二戰區，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第八路軍下轄第一一五師、第一二○師、第一二九師。改編後，各師在總指揮部率領下，東渡黃河，開赴華北前線，對日作戰。中共中央為了加強統一戰線工作，決定成立長江沿岸委員會，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為委員，周恩來為書記。
10月3日，朱德、彭德懷緻電軍政部長何應欽、正副參謀總長程潛、白崇禧：“茲派職路參謀長葉劍英為駐京代表，李克農為駐京辦事處主任，以後鈞部所發與職路之一切軍需、軍械等概由該辦事處主任李克農署名領取，特電謹呈備案。”
四在南京八路軍辦事處
葉劍英作為中共和八路軍駐南京正式代表，與中共中央代表秦邦憲等，以公開合法的身份，遵循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各項指示，積極地開展工作。
全面抗戰開始不久，國民黨内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就大造輿論，把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蘇維埃政府改為邊區政府說成是中國共産黨向國民黨投降。
針對這種情況，葉劍英在南京向美國合衆社記者愛潑斯坦發表談話，進行辟謠。葉劍英嚴肅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最主要的敵人。中國共産黨主張同國民黨及全國其他黨派加強團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是為了争取抗日戰争的勝利。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産黨與國民黨的關系是平等合作的關系，不存在共産黨對國民黨投降的問題。共産黨同國民黨合作抗日，并不是因為改變了主義，放棄了原則，相反正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我們才這樣做。國共兩黨，不但抗日時可以合作，就是将來抗戰勝利後進行國家建設，也可以合作。葉劍英痛斥謠言制造者們說：“現在誰反對這個合作就是漢奸，誰破壞這個合作就是為敵人效勞。”
為了進一步揭穿謠言，葉劍英采用各種方式，宣傳八路軍的抗戰戰績。
平型關首戰告捷，國民黨的宣傳機器卻避而不談。有些記者問宋美齡，在平型關打日本的是不是共産黨領導的軍隊，宋竟予以否認，公開撒謊說是國民黨的軍隊。對此，葉劍英在南京特意接見《京華晚報》記者，暢談山西戰局和平型關大捷的真相，實事求是地宣揚八路軍在抗日前線所發揮的作用，提高了八路軍的聲望。
葉劍英還根據黨中央指示，就南方遊擊隊改編問題，同國民黨進行了多次談判。9月下旬，葉劍英和秦邦憲與國民黨代表經過談判，商定将南方8省區中共遊擊隊的主力編為1個軍。9月底，蔣介石核定：“任命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秦邦憲、葉劍英将此事向中共中央報告後，中央電示：葉挺須來延安會談後，可去閩粵邊或閩浙邊指揮當地遊擊隊，并以此為基礎，擴大部隊。10月2日，毛澤東緻電秦邦憲、葉劍英：“令項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甯後并令其來中央讨論南方的遊擊隊改編問題”，指出：“南方遊擊隊萬不宜集中，項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國民黨的當。”項英到南京後，會見秦邦憲、葉劍英，共同商議南方各省遊擊隊面臨的形勢及改編意見。根據黨中央确定的方針政策，葉劍英和秦邦憲告訴項英，應注意保存南方原有的戰略據點，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能放棄獨立自主原則。在此期間，葉劍英、秦邦憲、董必武共同商議鄂豫皖邊區高敬亭部和湘鄂贛邊區傅秋濤部改編事，并向中共中央建議：“南方各地遊擊隊，似以集合成為一個軍，歸八路軍指揮為好。”①項英于11月7日去延安，向黨中央彙報請示新四軍組建等問題。葉挺也于11月初去延安，返回南京後找葉劍英，具體商談成立新四軍問題， 21日兩人面見蔣介石會談。項英、葉挺從延安回到武漢後，立即着手籌建新四軍軍部。
這一時期，葉劍英還廣泛接觸國民黨上層和社會各界人士，并就陝甘甯邊區、海南島遊擊區的特區範圍和急需的經費，以及太原失守後的戰略部署①在八路軍南京辦事處紀念館查閱的資料，1985年11月。
等問題，同國民黨談判。②根據談判進展的情況，葉劍英和秦邦憲緻電中共中央，預測國共兩黨關系有趨于惡化之勢。毛澤東于11月11日在該電文上批示：“國民黨自大主義依然十足，國危至此，還是統制政策不變，我們唯有堅持原則立場，逐步前進，最後沖破國民黨的統制。”
1937年11月，曆時3個月的淞滬會戰結束。日軍于11月12日占領上海後，立即直逼南京。國民黨軍隊雖然在南京外圍同日軍進行了多次戰鬥，給予敵人一定的殺傷，但終究不能阻擋多路日軍的猛烈攻擊，節節敗退。葉劍英與李克農于11月12日給毛澤東、張聞天的一封信中叙述當時情形寫道：“胡宗南、張發奎、薛嶽三部均受了相當損失。薛嶽本人曾泅水五次脫離敵人，黃琪翔也幾乎是隻身幸免。現在敵人分三路向南京前進，一路由江陰以海軍突破封鎖線趕南京，一路由長興、吳興趕蕪湖企圖包圍南京，正面則沿京滬路向南京推進。聞已決定南京不采取死守方針，現在南京城防司令由劉湘指揮，城郊司令由唐生智指揮，白崇禧本人則暫留南京，指揮防守南京的總的方面。南京街道上已在開始架設鐵絲崗，秩序紊亂。”國民黨軍喪失鬥志，南京市民怨聲載道。
當時南京的特務和親日派乘機掀起一股猛烈攻擊共産黨和八路軍的聲浪。葉、李在信中說：“CC與汪精衛親日派之活動日來更是活躍。現在他們正拼命宣傳我八路軍之勝利全屬‘宣傳’，并有謂‘八路軍軍費十分之一是作戰，十分之九用作宣傳’等等。南京18日中央日報上且公開發表社論，謂‘某些遊擊部隊活動之宣傳與遊擊戰術之說，不必過份估計’。汪精衛則公開宣稱：‘沉着工作較之熱烈宣傳更為重要，隻唱高調不負責任的人，隻曉得民衆大會，不值得一辯。’”葉、李在信中報告說，鑒于南京政府各機構負責人員均已撤離南京，南京八路軍辦事處也準備撤離，“将于22、23日由陸路經蕪湖轉赴武漢。”
并對潘梓年、章漢夫和報館人員的撤離步驟和路線作了妥善安排。
②訪問馬白山談話記錄，1981年12月。
五遷移武漢
1937年11月下旬，葉劍英同辦事處人員一起撤離南京。他們乘汽車經蕪湖抵達武漢。
素有“九省通衢”之稱的武漢三鎮，曾是中國民主革命策源地之一。南京失陷前後，這裡已成為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中心。國民政府的軍政機關和全國性的救亡團體以及軍政要員、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均雲集于此。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已先期到達武漢。10月，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正式成立，地址在漢口安仁裡1号（後遷至中街89号，現為長春街57号）。李濤，錢之光先後任辦事處處長。①葉劍英到達武漢辦事處，立即着手了解各方面的情況，開始了緊張的工作。12月7比葉劍英緻電毛澤東、洛甫、博古和周恩來，在詳細地分析了國民黨内主戰派與主和派的情況後，得出結論說：“目前形勢有利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隻有從各方面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支持戰争，才能使國民黨從親日派中脫出抗日力量，得到進一步的團結，才能另來一套新的做法，使戰争形勢轉向勝利。” 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項英、周恩來、秦邦憲、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由周恩來、王明、秦邦憲、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駐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繼續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協商國共兩黨合作事宜，推動統一戰線工作。
12月21比國共雙方就成立兩黨關系委員會問題達成協議，參加委員會成員中共方面為王明、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國民黨方面為陳立夫、康澤、劉健群、張沖。蔣介石表示：照此做去，前途定見好轉，今後兩黨關系由陳立夫等同中共代表團共商一切。
12月23日，葉劍英出席中共代表團和中共中央長江局舉行的聯席會議。
會議認為，中共代表團和長江局領導成員大緻相同，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見，決定二者合并，對外稱中共代表團，對内稱長江中央局；中共代表團和長江中央局由項英、秦邦憲、周恩來、葉劍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組成；暫以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長江局下設秘書處，李克農任秘書長；參謀處，葉劍英任參謀長；民運部，董必武兼任部長；組織部，秦邦憲兼任部長。會議并決定将以上各項呈報中央政治局批準。會議還重點讨論了新四軍問題，認為：南方各地區的遊擊隊應迅速集中，全部開往抗日前線；作戰地區可以浙贛鐵路劃界，路北為第一戰區，路南為第二戰區：江南部隊在各戰區的分布數目待部隊集中後再定。
會後，葉劍英同周恩來、董必武、項英、葉挺等商談組建新四軍軍部等問題。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葉劍英常到新四軍軍部和葉挺家中，與葉挺交談抗戰形勢和任務。①新四軍軍部遷往南昌後，由八路軍武漢辦事處代辦新四軍駐漢辦事處的一切工作。
1938年，随着戰争形勢的日趨複雜，葉劍英在武漢的工作更加緊張繁忙。他身處同國民黨談判交涉的第一線，既要同王明、周恩來、秦邦憲、董①在中共湖北省委檔案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紀念館查閱的資料，1993年5月。
①訪問廖似光談話記錄，1991年5月。
必武一道，出席中共代表團和長江局的聯席會議，讨論有關軍事和其他各方面的問題，又要出席國共兩黨關系委員會會議，談判有關共同的政治綱領以及團結抗戰、邊區地域、政府組織、軍隊擴編、财政供給等一系列問題。在談判中，葉劍英分析日軍進攻的形勢，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來電提出的關于長江南北作戰部署和華北、西北設防的意見，想方設法轉達給蔣介石。與此同時，還同各方面愛國民主人士商談救國救民的大事。為此，長江局專門設立了“友軍工作組”，在葉劍英等領導下專做軍事統戰工作。據李伯球回憶，葉劍英和周恩來在武漢先後接見了川軍鄧錫侯、劉文輝及滇軍龍雲的代表等，交談合作抗日、互相幫助問題。與盧溝橋抗日名将何基洋洽談後，介紹他去延安參觀訪問。在台兒莊戰役中負重傷的國民黨一二七師師長陳離來漢治療，葉劍英聞知後，立即與董必武等去醫院看望慰問。陳深為感動，誠懇表示傷愈重返前線後，加強國共合作。他升任副軍長後，繼續與共産黨保持聯系，合作抗日。周恩來和葉劍英還與一些戰區司令長官聯系，商談在該戰區所在地設立“民衆動員委員會”、“抗敵工作委員會”等機構團體，開展抗日宣傳、組織等工作。葉劍英還應邀為國際反侵略宣傳周“兒童日”、《新華日報》創刊題詞，給堅持在前方抗日的将士寫信慰勞，等等。按照黨内分工，他還要向黨中央随時報告戰事進展情況，并提出各種建議。
1938年1月初，葉劍英受中央委托，陪同周恩來、董必武向新四軍第四支隊負責人高敬亭等傳達中共中央關于開展敵後遊擊戰争，發展抗日武裝力量的指示，要第四支隊從湖北黃安七裡坪、河南确山竹溝向東挺進抗日，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堅持遊擊戰争。他還先後到中共湖北省委在黃安七裡坪主辦的遊擊戰争訓練班和國民黨在武昌珞珈山主辦的短訓班、馮玉祥在武昌的手槍營，主講《論持久戰》和遊擊戰術的課程，對官兵和青年學生們進行敵後遊擊戰争的教育。5月，徐州失守後，他又與周恩來一起向中共河南省委書記朱理治、省委軍事部長彭雪楓等傳達中央《關于徐州失守後華中工作的指示》，要求河南省委立即貫徹執行。河南省委根據指示，對廣泛開展全省各地的遊擊戰争作了具體部署，并動員1萬多城市工人、學生、革命分子回鄉開展工作，沿隴海、平漢線組織遊擊隊，建立根據地。以後省委又派蕭望東率部隊從竹溝挺進豫東敵後，成立新四軍遊擊隊，将工作重點逐步移向豫東，開創蘇魯豫抗日根據地。
為了适應戰争形勢的變化，長江局加強了對中南、華南地區中共地下組織的領導。廣州失陷前，中共廣東省委軍委書記尹林平請示長江局，要求加強農村工作，建立農村小塊遊擊區，組織和擴大工農武裝，準備打遊擊戰。
負責軍事工作的葉劍英立即複電同意，并作了具體指示。葉劍英還與香港中共地下組織取得聯系，開展統戰工作。
這期間，葉劍英與周恩來一起，多次參加了蔣介石召開的高級将領會議，讨論華北戰局；同蔣介石、何應欽談判向八路軍、新四軍提供武器和技術人才等問題。然而，這一問題由于蔣介石的有意拖延，始終沒有得以解決。
由于曆史原因，葉劍英在國民黨軍界，尤其是在上層高級将領中享有很高的聲望，一些真心抗日、即将奔赴前線的将領們都十分願意找他交談，聽取這位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的意見。3月上旬，桂系将領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協助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作戰，臨行前特意把周恩來和葉劍英請到自己的住處，誠懇地請教五戰區對日作戰方略等有關問題，周、葉建議在津浦線南段由李品仙、廖磊兩個集團軍在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率部配合下，采取以運動戰為主、遊擊戰為輔的聯合行動，運動于淮河流域，威脅日軍，使之不敢貿然北上支援從華北南下的日軍。同時，在徐州以北必須采取陣地戰與運動戰相結合的方針，守點打援，以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後來，周、葉還親自送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給白崇禧，向他詳盡地解釋這一著作在整個抗戰中的戰略意義，白将此書印發給桂系師長級軍官閱讀。白崇禧走後不久，周、葉又派張愛萍以八路軍代表的名義去見李宗仁，勸他在濟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軍，同日軍打一仗。這些建議為白、李兩人欣然采納，客觀上促成了台兒莊戰役的勝利。周、葉還會見時任白崇禧的機要秘書、中共地下黨員謝和赓，對謝在廣西的工作作了明确指示。他們還派張友漁到第一戰區政治部主任李世璋那裡做設計委員，以便加強同程潛的聯絡工作。①葉劍英在武漢同各方面的接觸很多。他不但派幹部到新四軍，動員一些青年學生去解放區，利用各種機會做國民黨軍隊的工作，還要做海外華僑的工作，與宋慶齡、何香凝密切交往。抗戰當中，海外華僑捐獻了大批錢物。
這與葉劍英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為了擴大共産黨和八路軍堅持抗戰的影響，葉劍英公開發表了許多文章和演講，宣傳和介紹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的思想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據馬海德、愛潑斯坦、郭慶蘭（柯棣華夫人）回憶，葉劍英還同周恩來、秦邦憲分别會見國際友好人士斯諾、艾黎、斯特朗、馬海德、史沫特萊、愛潑斯坦等，同他們親切交談，宣傳抗日，争取國标支援；他與周恩來、董必武等會見印度援華醫療隊的阿爾泰・愛德華、巴蘇華、柯棣華、木克華、卓克華（為了表示對中國人民的友好，他們都在自己名字後加上一個“華”字），并在歡迎大會上緻詞，高度贊揚印度人民對中國抗戰事業的援助和對争取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貢獻。
武漢八路軍辦事處雖然隻是共産黨在國統區的一個小小的政治機構，但卻像大海中的一盞燈塔，在黑夜裡放射着光芒。當時國民黨辦的《抗戰》雜志曾有一篇署名“實甫”的文章這樣寫道：“八路軍駐漢辦事處會客室是一間小房子，陳設簡樸，沒有沙發和椅子，僅當中有一茶幾，四周放着幾把小圓形凳子。進門的右邊牆上，挂着兩幅五彩的國恥表：一是關于不平等條約的，一是關于喪失國土的，顯示着這裡是一些為民族解放而苦鬥的戰士居住的環境。葉劍英很忙。他沉着練達，态度和藹，誰都看不出他是運籌帷幄、勇敢善戰的人民解放的鬥士。”
這一年3月，發生了一個“陳獨秀事件”。事件的起因是這樣的：3月中旬，國民黨辦的《武漢日報》等報紙，連續發表信件文章，攻擊國共合作是“出賣工農利益”、“犧牲階級立潮。陳獨秀在信中并稱，他與中共領導人秦邦憲、時劍英、董必武曾多次會見，表示願意回到中共的領導下工作，共同為抗戰效力。秦、葉、董于3月20日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一封公開信。
原來，早在1937年9月，陳獨秀出獄後，第一次托羅漢來找秦邦憲、葉劍英、董必武談，說陳願回到中共的領導下工作。秦、葉等認為陳為中國托派之領袖人物，事關重大，應向中共中央請示，讓羅漢到陝北找中央去彙報。
羅離南京後，陳第二次又托李某來談，說陳已與托派決裂，很想一見。秦、①夏衍回憶，1988年7月。訪問黃施民、李沛群談話記錄，1991年6月。
①《抗戰》雜志，1937年第12期。
葉與陳獨秀會見。在交談中，他們要求陳表明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态度，脫離托派。陳表示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此之後，陳獨秀又托人來要求葉劍英再和他見一面。這次會見時，葉劍英根據中共中央意圖，要求陳公開向全國表示三點：對抗戰的态度，對民族統一戰線的态度，公開反對托派之理論與行動。後來，中共中央明确向陳提出三項條件：（一）公開放棄、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并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系，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并說明在上述三條件實現後方能考慮其他問題。因此，葉劍英、秦邦憲、董必武在聲明信中，追述了他們三次與陳獨秀會見的經過，特在報紙上予以披露，“說明真相，而杜招冶。①①《新華日報》，1938年3月20日。
六華南之行
1938年5月，葉劍英因病去香港就醫，路經廣州。當時日軍正向武漢步步進逼，并有傳言要進攻廣州。廣州民衆中彌漫着一種惶恐不安的氣氛。在這種情況下，葉劍英不顧病痛，決定在廣州小住，利用這個機會與中共地下組織負責人雲廣英等取得聯系，了解情況，給予指示。同時以合法身份同國民黨軍政界及各界友好人士接觸座談，安定人心，促進統戰工作。他還應邀去廣州中山大學和廣雅中學看望師生，發表演講。②在中山大學，他與學校蕭冠英原來約定講《中日戰争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個題目，後來根據廣大師生最關心、迫切需要弄清的問題，講了“日寇會不會來進攻廣東”、“這次中日戰争局面怎樣發展下去”、“國共兩黨最近的關系”，“蘇聯會不會出兵幫助中國呢”、“八路軍的近況怎樣”等6個問題，對大家存在的疑慮問題一個一個作了回答，博得一陣陣掌聲。他在分析中日戰争的國際、國内條件，瞻望抗戰的前景時，樂觀地說：“我們更應該了解怎樣去争取以後的勝利，我們并不能因此覺得悲觀。相反的，我們覺得這次失敗，正是我們中華民族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它給予我們一個深刻的認識、教訓和反省，使我們還有充分的時間來改正我們的錯誤。”他針對廣東抗戰問題，意味深長地說：“我們不但不能說，日本帝國主義不會來進攻廣東，我們可以高枕無憂，多睡幾點鐘覺，相反地，我們的一切宣傳、組織、訓練、煽動、解釋和教育，都應該公開地教育本省的民衆，使他們都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會随時随地都有進攻廣東的可能。”最後，他說道：“中華民族正如一葉扁舟漂流于革命的高濤中，它最後或能夠達到獨立自由幸福的彼岸，抑或中途沉淪于苦海，這種命運是操在我們民族自己的手上，而看我們是否有抗戰到底的最後決心來決定。”①葉劍英的演講，既切合實際，又富有情趣，深深吸引了聽衆。廣州的報刊紛紛轉載，一時“洛陽紙貴”，成為人們議論的中心，大大鼓舞了廣東人民的抗日情緒。
葉劍英還時常舉行記者招待會，回答記者提問，并參加各種鄉友、詩友聚會，談詩論文，詠唱山歌，激發大家的抗戰熱情。他還接見《抗戰大學》的主編陳華，應邀為其《紅五月專刊》題詞：“民族解放的血花”，并囑陳華邀請國民黨在廣東的要人李漢魂、陳銘樞、李振球、曾其清，以及國際反法西斯同盟日本盟員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婦等為其刊物題詞，擴大統一戰線。
葉劍英在香港就醫時，曾到九龍元朗“蔭華廬”潘君勉家中作客，受到熱情款待，并與潘家人合影留念。潘在葉劍英的啟發下，串連香港商界捐獻巨款支持神聖的抗戰事業，并通過葉的關系将兩名侄兒送到八路軍參加抗日。為了答謝港、澳各界和海外僑胞對抗日戰争的支援，葉劍英同八路軍辦事處同志多次寫信或緻電表示敬意。1938年8月27日，周恩來、葉劍英、廖承志、潘漢年緻電新加坡各華僑團體，表示：“諸僑胞忠誠愛國，累寄款項援助，不僅同人等萬分欽佩，益使我前線英勇将士為之感奮。”葉劍英在港澳治病期間，秘密到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指導工作，與廖承志、潘漢年等②訪問雲廣英、歐初、黃煥秋、梁威林等談話記錄，1984年5月―1991年12月。
①葉劍英：《論抗戰中的幾個主要問題》，載于《葉劍英抗戰言論集》，新華日報館1940年3月印行，第45―64頁。
交談。他曾一度住在老戰友、地下黨員柯麟家裡，得到柯麟、柯平兄弟的悉心照料。柯麟問他：“我們還要堅持多少時間，才能取得最後勝利？”葉劍英回答：“紮下根子，準備堅持十年，迎接勝利。”他鼓勵柯氏兄弟在港澳積極開展抗日宣傳，擴大統一戰線，為抗戰勝利後的工作打下基矗同時，提醒他們要格外小心謹慎，機警行事。
葉劍英從香港返回武漢不久，日軍對武漢發起了進攻。他和周恩來等根據毛澤東關于保衛武漢和堅持抗戰總方針的指示，盡力敦促蔣介石當局發動群衆保衛武漢，遲滞敵進，争取時間。
1938年10月21日，日軍占領廣州，國民黨當局下令武漢實行緊急疏散。
就在臨撤退前的緊張時刻，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于22日飛抵武漢，參加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他住在武漢鄱陽街1号郭沫若家，徹夜和周恩來、葉劍英交換意見，然後面見蔣介石商談八路軍擴充編制、增加經費和派部隊到華中戰場開展遊擊戰争及國共合作舉辦遊擊幹部訓練班等問題。國民黨方面，由康澤出面招待朱德，并邀周恩來、葉劍英、郭沫若等作陪。過了兩天，時局日危，由周恩來和葉劍英精心安排，秘密護送朱德去漢口機場飛往湖北襄陽，轉經陝西三原，返回延安。①朱德離漢之後，周恩來、葉劍英即開始組織辦事處人員、物資分3批撤離。第二批撤離人員在途中遭敵機襲擊，大部遇難。
25日淩晨，葉劍英和周恩來率領最後一批撤離人員，在漢口淪陷前數小時乘大卡車離去。途經湖北應城、天門、沙市、公安到達湖南常德，于27日輾轉到達湖南長沙。
湖南省首府長沙，這個自古号稱“荊豫唇齒，黔粵咽喉”的中南重鎮和曆史名城，一時取代了武漢三鎮，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各部長官以及陳誠的第九戰區司令部雖都在這裡落腳，卻并沒有長期駐守的打算。一種紛亂悲觀的氣氛籠罩着長沙城。
葉劍英到達長沙的當天晚上，就應郭沫若之邀，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的時事座談會上，作了《廣州、武漢淪陷後的抗戰局勢》的長篇發言。他從分析抗日戰争的性質說起，列舉了中國抗戰取得的進步和日本遇到的困難。在科學地分析堅持抗戰的諸多有利因素的基礎上，他充滿信心他說：“漢口、廣州雖已淪陷，不必悲觀。我們抗戰勝利是有把握的。”“困難一定要克服，而且是可能克服的。”“我們必須在發展的過程中去把握抗戰勝利的前途！”他的這篇發言，有力地批駁了“亡國”論的論調，強烈地感染和振奮了與會人員的情緒。
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一些大員們在長沙匆匆開了幾天高級軍事會議，檢讨武漢作戰經過之後，就轉移到南嶽衡山去了。
周恩來和葉劍英繼續留在長沙，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有關部門召開的軍事會議；接觸各界友好人士，商談抗戰救國事宜；緻信香港《救國時報》，控訴日軍侵略暴行，宣傳八路軍在敵後的戰績，動員廣大華僑支援抗戰。
同時，他們與中共湖南省代表一起，會晤了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張治中在談話中表示，長沙萬一不守，省府将遷沉陵，他則在寶慶指揮保安部隊和人民武裝，協助國軍進行敵後遊擊戰。他請葉劍英擔任省府高級顧問來指導遊擊戰。葉劍英欣然允諾。
這期間，葉劍英還協助周恩來處理了大量黨務工作。他們派出李克農和①葉劍英談話記錄，1982年4月8日。
吳奚如等赴桂林籌備組織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同時，對搞好新四軍主要領導人之間的團結做了許多工作。11月初，他們電告項英：要改善與葉挺的工作關系，為了統一戰線的發展，應将去香港的葉挺請回新四軍，這樣對工作有利。他們還幾次出席中共湖南省委、長沙市委召集的會議，宣講抗戰形勢和任務。為了營救蔡和森烈士的家屬，葉劍英還派辦事處工作人員朱慧去湘鄉永豐鎮看望蔡母，接蔡兒子蔡波出來讀書。
七長沙大火中脫險
就在周恩來、葉劍英等日夜為抗戰奔忙的時候，蔣介石親自主持制定了一個所謂“焦土抗戰”的計劃。11月12日上午9時，蔣介石給張治中下達密令：“長沙如失陷，務将全城焚毀。望事前妥密準備。勿誤！”張治中當即召集會議，負責籌備。據邱南章回憶，周恩來、葉劍英對此事全然不知。
12日上午，他們出席第三廳在離開長沙前舉行的孫中山誕辰紀念會，然後幫助第三廳及八路軍辦事處人員繼續向湘潭縣下攝司分批撤退。直至深夜，送走李克農、童小鵬等離開長沙後，準備睡上一覺，第二天早晨再撤離長沙。
臨睡前，葉劍英還打電話給張治中，詢問敵情。張回答，國軍仍堅守在汨羅防線，敵人沒有過河。葉劍英又照例檢查了人員、車子等情況，才上床睡下。
誰知就在這時，長沙火起，八路軍辦事處也被火燒着。葉劍英與周恩來從火海中脫險。葉劍英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說：“那天夜裡，我們睡在辦事處的樓上。為了防止有人偷汽車，就把汽車放在大門口，派個警衛員睡在汽車裡頭。沒過多久，來了幾個放火的人。他們砰、砰、砰地敲汽車，說：‘他媽的，你們還不走，燒死羅！’警衛員邱南章起來一看，城内已是滿天紅光，馬上咚、咚、咚跑到樓上來報告：‘參謀長，參謀長，大火燒來了！’我一看，火都燒到我們房子了，就喊快救火。說着我走下了樓，到外面一看，滿天紅光，趕快跑回樓上找恩來同志，那時他是副主席。我說：‘副主席！副主席！燒房子了。’他說：‘那樣驚慌幹什麼！’我們一起下樓來，出了大門，從一個巷子往外走。火已經快燒到巷子裡來了，四面都是火。我們往城外方向跑，途中遇到三四個人，便問：到湘江走哪裡？因為剛出火海，搞混了方向。有個人指着說：‘到湘江往右邊走。’我們沿着他指的方向，一直跑到湘江邊，沿着江邊一直走，走到天亮，長沙的大火還在燒，噼哩啪啦的響。我們好容易脫離了火海，當天撤到了湘潭。”①就這樣，一場大火燒了幾天幾夜，燒毀長沙市區房屋5萬多棟，居民死傷2萬餘人，而敵人此時還在200公裡以外！國民黨當局一手制造的這場駭人聽聞的“長沙大火事件”，遭到國内外輿論的一緻譴責。周恩來、葉劍英迅速組織八路軍辦事處和抗敵演劇隊人員返回長沙，進行善後救災。他們嚴厲批評所謂“焦土抗戰”政策，向國民黨最高當局提出撥款救災，清理街道，安置災民的辦法，強烈要求懲辦放火首犯。同時為當“替罪羊”的張治中作解釋工作。蔣介石為了平息衆怒，下令将“直接責任”者悌（長沙警備司令）、徐昆（保安團長）、文重孚（長沙市警察局長）三人判處死刑，給予張治中革職留任處分。對“長沙大火”事件，張治中在自己的長篇回憶錄中辟有專門章節，追述甚詳。①張治中在另一本書中談及此事，對周、葉不無感激之情。他寫道：“長沙發生大火，各方面尤其黨内平日不滿意在湖南倡導社會改革運動的頑固分子對我的攻擊更甚，我總不置一詞，而中共朋友反為我解釋，給我以慰藉。??在各方面紛紛落井下石使我感到四面楚歌的情形下，他們對我親切的同情，也是我畢生難忘的一件事。”②①葉劍英談話記錄，1982年3月25日。
①《張治中回憶錄》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3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