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西安風雲
一和平密使
1936年夏，日本帝國主義加緊擴大對華侵略，全國人民的抗日救國運動風起雲湧。蔣介石置華北和全國危亡的局勢于不顧，仍然頑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動政策，一方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妥協退讓；一方面繼續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戰，大肆鎮壓各地的愛國進步力量。舉國上下人心激憤，民怨沸騰。
張學良、楊虎城和他們統率下的東北軍、十七路軍廣大官兵要求停止内戰、一緻抗日的呼聲越來越高。蔣介石對張學良、楊虎城積極抗日的主張，不僅不予理睬，反而步步進逼，強迫他們向陝甘根據地進攻，限期“剿滅”紅軍。壓力愈大，反抗愈烈。張、楊此時除繼續與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葉劍英、劉鼎等保持頻繁的接觸外，還在西安成立了“西北抗日救國會”、“東北抗日救亡總會”，廣泛動員西北進步士紳參加抗日。并于6月底，在王曲成立軍官訓練團，讓共産黨員劉瀾波和一些進步人士講課，向軍官們灌輸抗日思想。張、楊還派出代表分頭向廣西的李宗仁、山東的韓複榘、河北的宋哲元、四川的劉湘、雲南的龍雲、山西的閻錫山、新疆的盛世才等各地方實力派進行聯絡，宣傳停止内戰、聯合抗日的主張。7月，張學良與中共代表密談，磋商建立東北軍、十七路軍與中共聯合抗日的“西北國防政府”。張學良幾次提出，希望中共中央再派一些黨和紅軍的高級代表去西安共同商讨進一步聯合抗日問題。8月9日，毛澤東、周恩來等緻函張學良，建議“兄部須立即準備配合紅軍選定九、十月間有利時機，決心發動抗日局面”，并表示準備派葉劍英等到西安同劉鼎一起協助張學良工作。8月13日，毛澤東緻函楊虎城，寫道：“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願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于無損有益之地位。”
就是在中共中央和張、楊攜手力促實現西北聯合抗日局面的大背景下，中央決定派閱曆豐富、多謀善斷且對東北軍情況有一定了解的葉劍英參謀長前去西安。①8月17日，中共中央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改為洛川工委，葉劍英任書記，劉道生、歐陽欽、左洪濤、李仲英為委員，并決定葉劍英作為中共中央常駐代表密赴西安，進一步開展對東北軍、西北軍和整個西北地區的統一戰線工作。葉劍英受命後，經過一段準備，于8月底9月初，同汪鋒、潘漢年、邊章伍、彭雪楓、劉克東等10多人從保安動身去西安。他們中間，有的是随葉劍英一道去西安做工作的，有的則是經西安轉往他處執行其他任務。據汪鋒、劉克東回憶，他們一行先在~縣（今為富縣）進出邊區的聯絡站集中，成立了臨時支部，葉劍英為書記。從~縣到西安途中的一切安排和注意事項都由葉劍英提出，大家研究決定。進入白區前，為了安全和保密需要，他們化裝成從西北考察後返回南京的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談判代表團。根據每個人的身材、形象，分别打扮成不同的模樣。因為邊章伍身體胖，便扮成代表團的團長，穿高級料子服，胸前佩戴圓形藍色徽章，還挂着勳标。其他人有的扮成秘書，夾着黑色皮包，有的扮成副官，穿少校軍官服，紮武裝帶，蹬黑皮鞋，還有的扮成參謀、士兵，葉劍英扮馬浮Ｗ呗肥筆前賜懦ぁ⑺娲印⒚厥椤⒏雹僭谥洩采攣魇∥、西安市委黨史辦、政協辦公室、檔案館、博物館、圖書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紀念館查閱的資料，1991年9月。
官、參謀、士兵的順序，馬缸咴谧詈蟆Ｋ們化完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如像“演戲”，不禁哈哈大笑起來。葉劍英嚴肅他說，這是政治鬥争的需要，這“戲”一定要演好，如果露出馬腳，可能有生命危險！一路上，大家按照葉劍英的吩咐辦事，遵守紀律，互相關照。汪鋒負責辦“外交”，小心謹慎，巧于應付。經過一天行軍，在事先約定的地點和東北軍的“内線”接上了頭，然後，換乘一輛汽車，趕往西安。
二張公館的“座上客”
當時，蔣介石派到西安的特務、憲兵很多，特務活動尤其猖獗，張學良的一舉一動都處于特務的嚴密監視之中。張學良對于葉劍英的到來非常重視，事先對安全保衛工作作了周密的布置，在生活方面也作了精細的安排，讓葉劍英住在他的副官、衛隊營長孫銘九的家裡。據孫銘九回憶，張向孫叮囑：來人身系重任，無事不準打擾，要絕對保證安全，并提供一切方便。孫家距張學良的公館不遠，在金家巷的前面，是個小四合院。孫銘九安排葉劍英住進西廂房以後，特意叮囑妻子：副司令交代，這位先生是個“重要人物”，要細心照顧，最要緊的是，不要讓外人到這個房子裡來，有什麼事，一定要經過我。孫還向門衛說，這位先生是他的親戚，出入随便，不準阻攔，更不允許跟蹤！所以，當時外界幾乎無人知道紅軍有個高級将領住在他家裡。葉劍英住在孫家，仍然保持着紅軍的老傳統，生活很樸素。他身着長袍或中山裝，風度翩翩，和藹可親，伊然一副學者氣度。他深居簡出，謙虛謹慎，無事從不打擾孫家。孫的妻子後來知道了葉劍英的真實身份，想到他生活是那樣簡樸，深有感觸地對孫銘九說：“這樣的人，在東北軍中是找不到的！”
葉劍英在西安期間，因地下隐蔽工作需要，曾一度轉移到紅軍秘密聯絡點王政家安居巷甲17号（現為1号）居祝①葉劍英在西安肩負着重大使命。在臨行之前，黨中央賦予他的主要任務是：（一）籌劃組織西北國防政府；（二）組織建立抗日聯軍；（三）培養訓練東北軍内部的進步力量，組織有抗日思想的青年學生充當東北軍的下級幹部；（四）及時商議處理有關中共中央、紅軍和東北軍之間的重要問題，等等。這些任務根據形勢的發展，後來雖有變化，但始終堅持實行西北大聯合，共同抗日。
10月5日，時劍英與張學良會談。他詳細介紹了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公開發表的《中國共産黨緻中國國民黨書》的政治背景，說明中共在對待蔣介石問題上，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是根據國内關系變化的實際狀況而作出的重大政策變動，這也是接受了張将軍的意見。一向主張“勸蔣聯蔣抗日”的張學良聽完葉劍英的這番解釋後，十分高興，表示今後要更多地承擔勸蔣抗日的工作。接着，雙方就迅速停止内戰、聯合抗日問題交換意見。葉劍英将随身帶來的關于國共兩黨抗日救亡協定草案交給張學良。這個草案是在國民黨代表與中共代表潘漢年經過幾次秘密接觸後，由中共中央為聯蔣抗日而提出的。經時劍英提議，張學良表示同意，再由他這個渠道向蔣介石轉交協定草案。但是，他要求葉劍英以毛澤東、周恩來的名義給他寫一封信，以作為他向蔣介石轉遞時的依據。葉劍英經電請中央同意後，立即補寫了由毛、周署名的給張學良的信。信中提出：“隻要國民黨軍隊停止向紅軍進攻，不攔阻紅軍抗日去路與不侵犯紅軍抗日後方，我們首先實行停止向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以此作為我們停戰抗日的堅決表示。”信中最後希望張學良“将敝方意見轉達蔣介石先生速即決策，互派正式代表談判停戰、抗日的具體條件”。張學良接信後，表示将盡快把抗日救亡協定草案連同此信轉給蔣介石。
①訪問郭維城、高存信、于文英談話記錄。《黨支資料通訊》第2期，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黨史辦編，1987年2月21日。
葉劍英與張學良繼續商談關于紅軍與東北軍聯合抗日的作戰計劃問題。
張學良對中共中央拟定的紅軍抵抗日軍的戰略計劃表示同意，并表示東北軍将予以配合。他決定将六十七軍集結于固原地區，五十一軍集結于慶陽一帶，一○五師駐守平涼，以便在必要時與紅軍協同作戰。
在商談中，葉劍英根據黨中央的交代，向張學良提出借款5萬元，另給解決1萬套棉衣的要求。張學良表示，借款的事，将努力去辦。棉衣問題，馬上可以解決，隻是不便直接送往紅區。他提出，可先派車從西安送往蘭州方向，再由紅軍在半路上取走。葉劍英對張學良如此爽快與機警深表欽佩。
經過幾天的會談，雙方就一些重要問題取得了一緻意見，葉劍英将會談結果及時報告毛澤東、周恩來，并于10月10日派劉向三給中央送去張學良的5萬元借款。以後又給紅軍分批轉送去禦寒冬衣。
幫助張學良整頓改造東北軍部隊，這是黨賦予葉劍英赴西安的一項重要使命，也是葉劍英與張學良交談的一個重要内容。當時，東北軍的軍官隊伍比較老化，不少官兵思想陳舊，内部的派系鬥争也很複雜。張學良對下屬部隊這些弊病深有痛感，準備通過整頓使部隊盡快實現年輕化、精銳化。但如何進行整頓，卻沒有想出明确的辦法。他非常希望葉劍英能為他出謀獻策。
葉劍英了解了東北軍存在的主要問題後，向張學良提出，整頓改造部隊，除做必要的人員調整外，重在思想方面的訓導，并提出了加強部隊政訓工作的組織措施和具體意見。他的意見為張學良所采納，并受到高度贊賞。著名記者範長江後來在《陝北之行》一文中這樣寫道：“葉劍英曾應張學良之邀，秘密來西安，住張學良公館附近，與張學良研究東北軍的改造問題。葉對于東北軍的政訓工作提出意見，他的說法很使張學良受影響。”
葉劍英在西安還利用各種有利時機，幫助張學良解決“燃眉之急”，緩和他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以應付複雜局勢。10月中旬，彭德懷率領的紅軍部隊在甯夏固原地區李旺堡包圍了馬鴻賓的騎兵二○七團，蔣介石急令張學良派東北軍前去解圍。張學良急得團團轉，隻好求助于葉劍英。葉劍英考慮到，這是進一步争取東北軍、開辟西北交通線的一個好時機，應當幫一幫張學良。于是，他于13日、14日連續發電報給毛澤東，轉達張學良的意見，建議：（一）應允張的要求，放出被我軍包圍的馬部騎兵團；（二）允許東北軍劉多荃的一○五師按規定時間前去接應；（三）我軍派人随帶呼号密碼直接與前去接應的一○五師取得聯系，與該師“永遠通好”；（四）李旺堡解圍之後，該地區歸我占領；（五）請派人與一○五師洽談今後交通問題，開辟西北新的交通線。
毛澤東同其他中央領導人經過研究，采納了葉劍英的建議，命彭德懷部有意放出包圍在李旺堡的馬部騎兵團，并讓開大路，在沿途布設宣傳棚迎接劉多荃的一○五師，讓它接走馬匪軍。從此紅軍與該師互通友好，建立了密切聯系。張學良對此事處理結果很滿意，覺得共産黨人“夠朋友”。從而對葉劍英也更加信賴。
張學良還經常約請葉劍英在他的公館會晤，有時由劉鼎陪同。從那以後與紅軍的交往也更為頻繁了。到1936年冬，由于黨和葉劍英在西安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張學良對共産黨的認識提高了一大步，使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關系得到了進一步改善，東北軍的實力地位得到加強。西北地區初步形成了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三位一體”的新局面。①①在張學良公館舊址管理處查閱的資料，1991年9月。
三廣泛開展統戰救亡工作
葉劍英在西安期間，還直接間接地與國民黨代表秘密接觸和談判。10月10日，毛澤東緻電潘漢年、葉劍英：張子華②來電稱，陳立夫曾約恩來飛赴香港或廣州會談。我們答複：先停戰，後談判。看其複電如何再說。不久，去南京談判代表潘漢年、張子華回到西安，給葉劍英帶來國民黨提出的談判基本條件：（一）蘇維埃區域可以存在；（二）紅軍名義不要，改聯軍，待遇與國軍同；（三）共産黨代表公開參加國民大會；（四）即派人具體談判。
葉劍英于10月15日，将上述内容專電報告毛澤東。
葉劍英還經常與中共派到西安的工作人員以及黨外各界人士秘密聯系，了解政治、軍事動向，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各方面的工作，處理各種問題。
在工作中，他及時向中央請示報告，提供各種情報和建議。據不完全統計，葉劍英在9、10兩個月中發給中央的電報即達30餘份。其中，除了向中央報告自己在西安的工作情形外，有相當一部分是反映敵軍友軍方面動态的，主要内容有：（一）日本對閻錫山、宋哲元、韓複榘、蔣介石的策略；（二）蔣介石對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等做出的兵力部署及調動：（三）蔣介石令其别動隊偵察張、楊兩部與紅軍聯絡的情報；（四）蔣介石準備來陝，令閻錫山、馮玉祥前來相會；（五）傅作義在保衛綏遠口号下招募6000多人入伍，一再表示決心抗日；（六）閻錫山要其軍訓團主任組織部隊訓練，準備抗日；（七）張學良、閻錫山會談情況，以及閻對我黨的态度。（八）張學良去太原，與閻錫山一同去鄭州見蔣介石，等等。葉劍英在分析敵軍、友軍各方面的動向和情況之後，不時地扼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供中央決策參考。
10月14日，毛澤東緻電葉劍英：“要延遲胡宗南進攻，使我在11月15日以前保持西蘭大道于手中，以便紅二、四方面軍休息整理，順利執行新任務。”葉劍英經過研究，與劉鼎聯名在10月18日發給中央的電報中，明确提出：我們必須按軍委決定，給胡宗南嚴重打擊，隻有在戰略任務完成以後，通過談判方式解決問題才有可能成功，葉劍英還将了解到的有關敵情，在向中央報告的同時，特意通報給紅四方面軍的朱德、張國焘、徐向前，供他們參考。
葉劍英在西安工作範圍極其廣泛。他在同各界人士交往的過程中，工作日程安排得滿滿的，非常緊張。經常廢寝忘食、夜以繼日地找人談話，彙總情況，親自向黨中央起草報告。西安城内特務密布，如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岔子。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中，葉劍英要冒很大風險，但他總是鎮定自若，倒是張學良常常提心吊膽，對他的安全放心不下。有一次，葉劍英到市裡的一家澡堂洗澡，洗完澡還到飯館吃了一餐飯。張學良知道後，告誡他說：“葉先生，你不要老跑啊！你在澡堂洗澡，公開露面，要是被蔣介石派來的特務發現，就麻煩了，那我要負責的！”葉劍英感謝張學良的忠告，從此以後更加謹慎，一般不去公共場合露面了。①但為了工作需要，他還是不能完全閉門索居，有時還要出入中共地下黨和紅軍的其他秘密聯絡點。有一次。他在紅軍聯絡點王政家裡談工作，恰好劉鼎也去他家，劉鼎走近王家附近的吉祥巷，②張子華，當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局副局長。
①葉劍英談話記錄，1982年3月18日。
發現周圍站着很多警察、憲兵，堵住路口，感到情況異常，便回頭采取緊急措施，把時劍英接走了。劉鼎回憶說，那一次好險啊，多虧張學良的副官幫了大忙！
四與張學良緊急會晤
1936年10月下旬，紅軍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于甘肅會甯、靜甯地區，從而勝利結束了曆時兩年的全國紅軍的戰略大轉移――偉大的長征。
這時，蔣介石看到紅軍經過長征以後，人數大減，力量削弱，便認為這是消滅紅軍、蕩平陝甘根據地的極好機會。于是，他在剛剛處理完陳濟棠、李宗仁要求抗日反蔣的“兩廣事變”之後，騰出手來，便急匆匆調集重兵，準備對陝甘革命根據地進行新的“會剿”。
張學良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日益不滿，他多次力勸蔣介石停止内戰，一緻抗日，但都被拒絕。當蔣介石得知張學良、楊虎城已同中共發生直接聯系和西安群衆要求“停止剿共、一緻抗日”的聲浪高漲時，更是迫不及待地要解決西北問題，加速“剿共”。10月22日，蔣介石親率一大批軍政要員飛到西安，向張、楊施加壓力。蔣到西安後，分别召見張。楊談話，宣布他大舉“剿共”計劃，部署東北軍、十七路軍立即做好一切準備，進攻陝北。葉劍英密切注視蔣介石的言行，冷靜觀察西安和其他地區的局勢，随對将事态的發展向黨中央作報告。
10月24日，蔣介石邀張學良等人一起登華山之後，再次召見張、楊，叫嚣在3個月之内把陝北紅軍全部消滅掉。張、楊不同意蔣繼續“剿共”，慷慨陳詞，遭到蔣介石嚴厲“訓斥”。27日，蔣介石到王曲軍官訓練團向東北軍、十七路軍校以上軍官“訓話”，繼續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積極剿共”的陳詞濫調，引起張學良、楊虎城和進步軍官的強烈不滿和憤慨，會場上“嗤鼻跺腳之聲不絕”，幾乎不能維持秩序。
葉劍英根據了解到的蔣介石在西安、王曲等地活動的情況，立即電告毛澤東、周恩來。在電報中，特意将蔣介石在軍官訓練團以及其他場合幾次“訓話”内容，歸納成要點附後：“A、軍人隻要服從我；B、敵人隻是一個共産黨；C、救國主義隻有三民主義，D、等到消滅紅軍後，将領導你們走光明路。”
10月29日，蔣介石以“避壽”為名返回洛陽，實則召集會議，制定加緊進攻紅軍的軍事部署。張學良乘為蔣介石祝五十大壽的機會，特用自己的飛機把閻錫山從太原接來，一起前往洛陽，同在那裡為蔣祝壽的傅作義、徐永昌等，伺機勸蔣停止内戰，聯合抗日。蔣固執己見，拒不接受，并對張學良大發雷霆，當衆辱罵張不盡責“剿匪”，使張十分難堪。葉劍英了解到這些情況後，連續電告中央：“蔣張會談結果極惡。蔣表示匪不剿完，決不抗日”，“張、閻、傅、徐到達洛陽不得任何機會提出意見，滿腔抗日熱忱，無處說也。”葉劍英在電報中請示中央“拟離西（安）回保（安），詳細報告”。
黨中央收到電報後，經過研究，決定葉劍英暫不回保安。于是，葉劍英繼續留在西安，進一步做張、楊的工作，觀察事态的發展，随時向中央通報敵、我、友各方面的動态和情況，酌處各項事宜。
西北局勢日益惡化。蔣介石為在西北大舉“剿共”作準備，又從洛陽到太原、濟南等地進行了一系列的部署。他籌劃調集嫡系精銳部隊260個團約30餘萬大軍，以蔣鼎文為西北“剿總”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陝甘綏甯邊區總指揮，由軍政部次長陳誠駐前方督剿，并擴大西安、蘭州機場，增設能容100架轟炸機的地勤設備，準備親自坐鎮西安，繼江西第五次“圍剿”之後對中央紅軍發動第六次“圍剿”。同時，在内部拟訂對付張、楊的方案，如果他們違抗進剿陝甘蘇區的命令，就将東北軍、十七路軍調離陝甘。
葉劍英将獲悉的蔣介石的行動和軍事部署情況，及時向黨中央作了報告。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于12月1日緻書蔣介石，揭露其内戰陰謀，敦促他立即停止内戰，“化敵為友，共同抗日”。
這時，張學良、楊虎城與蔣介石的矛盾越來越激化。蔣介石委派蔣鼎文、衛立煌等擔當西北軍事、政治上的重任，事先并未與張、楊商量。對蔣、衛等人的任命，實際上等于撤銷了張學良的西北“剿總”副司令兼代總司令和楊虎城的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的職權。對此，張、楊十分不滿。加上蔣介石頻繁調動30萬大軍集結于平漢線和隴海線上，擺出随時殺奔陝西的态勢，使張、楊如芒在背，惶惶不安。11月下旬，張學良因日僞軍再犯綏遠，綏遠前線形勢日益嚴重，親筆寫信給蔣，請求親率所部援綏，蔣複信不允。12月初，張學良從蔣介石侍從室的“内線”中獲悉：在錢大鈞的辦公桌上看到已拟好的調東北軍去福建的電稿，這更加重了張學良的離蔣傾向。12月3日，張乘飛機去洛陽見蔣，說部下因請求援綏抗日受阻，群情憤激，他已無法控制，請蔣親自去解釋政策。這時，蔣調集大軍部署已定，命張先回，并答應次日親赴西安。這一天，張學良回到西安後，情緒抑郁，坐立不安。半夜，讓孫銘九請葉劍英到公館來，緊急會晤。張、葉密談後，葉劍英急電請示毛澤東。
中共中央複電，要葉返回面商。①
12月4日，蔣介石果然帶着大批随從，殺氣騰騰地直奔西安。他住在臨潼華清池附近的“剿共”臨時行轅裡，召見張學良、楊虎城，發出最後通碟，提出兩個方案，任他們選擇：（一）服從“剿共”命令，将東北軍，十七路軍全部開到陝甘前線作戰；（二）如不願“剿共”，即将東北軍調往福建，十七路軍調往安徽，讓出陝甘，由“中央軍”去“剿共”。張、楊無法接受這兩個方案，再次向蔣苦谏，又遭訓斥。從此，張、楊遂進一步考慮實行“兵谏”，以至走上“逼蔣抗日”的最後一途。
葉劍英見蔣介石到來後的西安形勢日益緊張，即按中央指示，悄然離開西安。臨行前，張學良慷慨允諾，借給紅軍10萬塊銀元，要他帶走。葉劍英說：“少帥，你真是‘雪中送炭’啊！”當他到達保安城外時，遠道來接的中央财政部長林伯渠早已守候在那裡，笑咪咪地迎上前來。葉劍英見到他風趣地說：“林老啊，你不是來接我的，你是來接這許多光洋的！”說罷，兩人相視而笑。②①葉劍英談話記錄，1982年3月16日、9月2日。
五協助周恩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擔任中革軍委委員和中國紅軍副總參謀長的葉劍英回到保安後，毛澤東立即召開有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等中央領導同志參加的會議，聽取葉劍英彙報西安情況。會議進行過程中，機要秘書送來張學良發來的電報。電報中說，形勢十分危急，請葉先生即來西安，共商大計。會議沒有開完，毛澤東決定讓葉劍英馬上返回西安，并囑咐他把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帶去，通過張學良的關系，送王到新疆轉赴蘇聯治玻葉劍英一行，立即動身去西安。他們走了三天，當到達蘇區和東北軍防區交界處時，沒有找到接頭的人。葉劍英便發電報向中央問詢情況，中央回電說：西安發生了事變，張、楊在臨潼扣留了蔣介石。中央決定派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為中共代表赴西安，已請周恩來先去。你們即刻去延安城，張将派飛機來接。于是，葉劍英一行掉轉馬頭，北返延安，坐上張學良派來的飛機趕往西安。
葉劍英到西安以後，才了解到西安事變的詳細情形。
原來， 12月12日淩晨，張學良、楊虎城将軍在多次向蔣介石進谏，最後“哭谏”無效，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為了使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内”的錯誤政策，抗日救國，毅然實行“兵谏”，在臨潼華清池扣留蔣介石，同時在西安拘禁了一批國民黨軍政大員。
這一事變發生後，在中國和全世界激起了不同反響。中國人民大衆拍手叫好，國民黨南京政府一片混亂。親日派頭子何應欽急于取代蔣介石的地位，極力主張“讨伐”張、楊，炸平西安，欲置蔣介石于死地。他竟于16日下令發兵進攻陝西，同時準備派飛機轟炸西安。日本帝國主義則欲加劇中國的分裂，擴大内戰，以便獨占中國，極力支持何應欽的行動。與此相反，以宋美齡、宋子文為首的親英美派，力主用和平方式營救蔣介石，反對“讨伐”。
支持蔣宋家族的英美兩國由于其在華利益受到威脅，則竭力支持宋美齡營救蔣介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國内各地實力派對事變的态度更是複雜。堅決支持張、楊的抗日主張者有之；擁蔣讨張者有之：兩面讨好者有之；趁火打劫，大搞投機鑽營者亦有之。
張、楊發動西安事變後，通電全國，提出了抗日救國的八項政治主張，并宣布成立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張、楊分别擔任正副主任委員。
事變當夜，張學良緻電毛澤東、周恩來：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不顧一切，今已将蔣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複。
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立即緊急商讨對策，經過反複研究，确定采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毛澤東、周恩來等應張學良的請求，即複電張學良，表示對張、楊全力予以支持，拟派周恩來等到張處協商大計，并向張、楊提議調整防務，配合他們粉碎國民黨“讨伐派”的武裝進攻。随後，中共中央以紅軍高級将領名義給南京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兩次發出通電，表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
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來等一行乘張學良所派專機抵達西安，當晚立即與張學良會晤，談到深夜，次日上午又拜會楊虎城，緊張地展開了各方面的工作。葉劍英到達西安後，立即協助周恩來進行工作。按照分工，周恩來側重于政治方面，負責上層統戰和群衆團體工作；秦邦憲側重于中共組織内部工作；葉劍英側重于軍事方面工作。張學良親向周恩來提出，要葉劍英出任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的參謀長，周恩來為此專電報告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葉劍英以參謀長身份參加西北聯軍參謀團，與東北軍、十七路軍将領一起制訂了抵抗親日派“讨逆軍”的作戰計劃和軍事部署。同時他還積極參加談判和其他工作。
這期間，南京方面在弄清了張學良、楊虎城和中國共産黨無意加害蔣介石而希望和平解決這次事變的态度後，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齡到西安談判。從23日起，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全權代表，和張、楊一起參加談判，并首先提出停戰及改組南京政府的6項主張。經過兩天的談判，同宋子文，宋美齡最後達成改組國民黨和國民黨政府、驅逐親日派、釋放上海愛國領袖和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等條件。24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蔣當面表示同意談判協定的6項條件，并表示他回南京後，周可去南京直接談判。
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過程中，葉劍英協助周恩來日夜奔忙。他會見了各方面人士，同他們進行座談，聽取意見。他還采取出席報告會、個别出訪等形式，進行統戰工作，并将遇到的問題和解決意見及時向周恩來和中央請示報告。
12月23日，葉劍英緻電中央，報告說，各方人士對中國共産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有懷疑，主要問題是：共産黨能否真正放棄階級革命，改勸社會民主制”？紅軍能否取消，歸中央改編，聽從命令？今後能否割斷同莫斯科或第三國際的關系？最近的政治主張是什麼？黨中央認為，葉劍英反映的問題帶有普遍性。中央立即電複葉劍英，要求進一步宣傳中國共産黨的方針、政策。葉劍英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廣泛向各方人士進行解釋，消除誤解，擴大了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
六多方奔走，鞏固和談成果
就在西安事變即将和平解決的最後關頭，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12月25日，張學良沒有同周恩來、葉劍英等商量，就放走蔣介石。并親自陪同蔣介石乘飛機經洛陽飛回南京。此事在西安立即掀起了軒然大波。葉劍英後來回憶此事，曾這樣說道：“後來張學良出了個岔子。他說抓是我抓的，放我親自送。張學良親自乘飛機送蔣介石到洛陽。張學良想當個梁山英雄，他不曉得蔣介石的立場頑固得很。張學良剛一出門，孫銘九就向周恩來和我報告：副司令走了，送蔣先生回洛陽。我們說，不行，你馬上坐汽車把他請回來！
待他坐汽車到機場，飛機已升空了。結果，蔣介石一到洛陽，就把張學良扣留起來了。”①葉劍英對張學良送蔣之行，十分惋惜，一直關心他的處境，張學良也很珍視與葉劍英的患難之交。他在美國見到呂正操，表示很懷念老朋友“葉參座”。當年，張學良陪蔣介石回南京，其動機盡管很複雜，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想使事變的結局變得更加圓滿。然而，由于他對蔣的本質認識不清，此舉卻使他終生失去了自由。蔣介石回到洛陽就翻臉不認人，到南京後又背信棄義地推翻自己的諾言，發表了《對張楊的訓話》，軟禁了張學良。接着，派顧祝同為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調集37個師的兵力開赴西安，妄圖用軍事壓迫和政治欺騙的辦法，搞垮西安的“三位一體”，削弱西北革命勢力。面對大軍壓境、内戰一觸即發之勢，中國共産黨繼續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于12月28日發表聲明，徹底批駁蔣介石的所謂“訓話”。中共中央連續發表通電，堅決要求南京政府停止軍事行動。
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極為憤慨。他們通宵達旦地分析形勢，研究對策。同楊虎城、王以哲等東北軍、十七路軍高級将領協商，确定由楊虎城領銜，于1937年1月5日發表了一份措辭嚴厲的通電，強烈抗議蔣介石扣押張學良将軍的行徑，揭露蔣介石重新挑起内戰的陰謀。
西安方面，在政治上給蔣介石以反擊的同時，在軍事上也積極進行準備，以打破中央軍的進攻。1月4日，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高級将領共同協商并拟定聯合作戰方案。據李金德回憶，在聯軍參謀團會議上，葉劍英分析敵我友态勢，提出在軍事上應集中主要兵力，到東部正面防線，對付由潼關方向西進之敵，擺成一個鳝魚簍子形，讓敵人能進不能出，進來就把他吃掉！參謀團經過研究确定，除東北軍在東部正面防線部署重兵，十七路軍集結于渭北各縣外，調動一部分紅軍主力，開進關中，集結于鹹陽、洛川一帶以配合東北軍、西北軍作戰，造成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戰則能勝、和則有利的局面。
在此期間，葉劍英盡力協助周恩來奔走于東北軍、西北軍和國民黨留守西安人員之間，艱苦工作，維護團結，穩定局勢。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錢大鈞在事變時負傷，此時住在西安養傷。葉劍英陪同周恩來特意去看望了錢大鈎。接着，周、葉又去邵力子（事變前任陝西省主席，事變時也被張、楊所拘留）家裡走訪，表示慰問。他們向錢、邵兩人轉達了中共中央對和平解決事變後的期望。希望錢、邵兩人以大局為重，說服留守西安的國民黨大員，堅持團結，抗戰救國。同時，又勸說楊虎城派人到南京、奉化與蔣介石會談。
①葉劍英在空軍師校以上幹部學習毛主席軍事著作集訓期間的講話，1959年7月8日。
東北軍、西北軍内部在戰與和的問題上仍然存在着尖銳分歧。受命于張學良代理指揮東北軍的楊虎城，在外有重兵壓境，内有和戰之争的情況下，處境越來越困難。這時，葉劍英主動接近他，幫助他出謀劃策，處理各種棘手問題。楊虎城是一位早年擁護孫中山革命的愛國将領，從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一直同共産黨人保持着良好的關系。他頭腦敏銳，韬略在胸。有一次，葉劍英陪同周恩來訪問他時，正談話間，正好他的秘書拿來一份材料，讓他簽字。他讓秘書給他念。秘書念完之後，他立即指出哪些地方需要改動，而且提得恰到好處。葉劍英看到這個情景，對楊更加敬佩，說他真是“長期鍛煉出來的将才”。
為了防止“戰禍起于蕭牆之内”，葉劍英在周恩來領導下，多次同東北軍、十七路軍的主戰、主和兩派交談，開導他們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認清形勢和前途。但是，堅持同中央軍交戰的“少壯”派繼續鬧騰，有人竟揚言：“向葉參謀長來個兵谏！”1月27日晚間，孫銘九等找到周恩來、葉劍英，在他們面前長跪不起，哭着要求紅軍出兵幫助他們打仗，救張學良将軍回來。
周恩來、葉劍英反複勸說也不聽。為防意外，周恩來決定将共産黨派到西安工作的大多數人轉移到三原紅軍駐地。葉劍英則留下來，陪同周恩來繼續奔走于各方，耐心工作，平息風波。
1937年1月30日，天空飄着小雪。葉劍英陪同周恩來乘車到三原雲陽鎮紅軍司令部，同張聞天、彭德懷、任弼時、楊尚昆、左權等開緊急會議，反複讨論是否幫助東北軍出兵與中央軍打仗問題。會後，周、博、彭、任等聯名緻電毛澤東、朱德、張國焘等，提出兩個解決問題的方案。大家認為，這一仗本來是不該打的，但是考慮到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是我們的朋友，隻要他們兩方意見一緻，紅軍可以暫時保留自己的意見而支持他們的主張，配合他們一起打。當晚，周恩來、葉劍英趕回西安，分别将這個決定告知楊虎城、東北軍将領和少壯派軍官。他們聽後都感到高興。接着，葉劍英同東北軍、十七路軍的參謀長一起具體地研究了軍事部署和作戰計劃。然而，東北軍中主戰的“少壯派”和主和的“元老派”意見仍不一緻。在“少壯派”提議下，東北軍、十七路軍的團以上軍官在渭南東塬張家堡召開軍事會議。葉劍英應邀出席會議并在會上發表講話，他說：“我們大家應該團結起來，加強‘三位一體’，鞏固統一戰線，争取張将軍早日返回，共同抗日，收複失地，使我們祖國能夠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強大的國家。”楊虎城也在會上講了話。在他們講話之後，和、戰兩派仍然争論不休。争到最後，形成如下決議：在張學良未回以前，堅決不撤兵；中央軍如再進逼，不惜決一死戰。到會的40餘名軍官在決議上簽了字。1月31日晚上，在西安粉巷王以哲家裡又召開三方最高軍事會議，經過激烈争論，周恩來、葉劍英再三說服，最後作出宜和不宜戰、促進和談成功的決定，并決定派代表李志剛赴潼關與中央軍代表在和談文件上簽字。然而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等少數人仍然堅持主戰意見。2月2日上午，“少壯派”突然下手，闖入王以哲家中，開槍打死了王以哲。“二二”事件嚴重地破壞了東北軍的内部團結，破壞了西安與南京談判和營救張學良的行動。愛國将領王以哲的被害，激起了東北軍廣大官兵的憤慨。西安城内謠言四起，到處籠罩着恐怖氣氛。為了平息風波，制止事态擴大，周恩來親自到王以哲家吊唁，幫助處理善後。葉劍英立即派劉瀾波到渭南，向駐防前線的東北軍将領傳達“事件”的經過，宣傳中共中央反對“二二”事件的态度，繼續維護“三位一體”，堅持貫徹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同時，周恩來、葉劍英等經過研究，派劉鼎護送孫銘九、應德田等幾個肇事者到三原雲陽鎮紅軍駐地，再轉往平津，避免了東北軍内部報仇性的互相殘殺。
這一段工作異常緊張和危險，稍有不慎就會使西安事變的成果毀于一旦。當年曾在西安工作的童小鵬、宋黎、常黎夫等回憶說，西安事變後，在軍事方面，主要是葉劍英分管，因為他過去在國民黨中間是個知名的人，對西安方面也比較熟悉。他在軍事、情報這方面是内行的。周恩來負總責，葉劍英、秦邦憲協助周恩來一起工作。葉劍英肩上的擔子不輕啊！
在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的努力工作和斡旋下，西安方面在“二二”事件後不久，終于同南京方面達成了避免打仗的協議。
七主持西安紅軍聯絡處
“西安捉蔣翻危局，内戰吟成抗日詩。”
“西安事變”的結局盡管有些波折，但這次事變畢竟迫使蔣介石停止了10年内戰。它成為中國現代史上從内戰向抗戰轉折的一個重要樞紐。
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代表正式開始了接觸和談判。南京政府派出顧祝同（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和張沖、賀衷寒為國民黨方面的談判代表；中國共産黨方面則以周恩來和葉劍英為談判代表。從1937年2月11日開始，國共雙方經過一個月的談判，于3月8日達成協議。
當晚，顧祝同等人電告蔣介石作最後決定，以便執行。
不料，兩天以後，國民黨方面由賀衷寒提出一個修正案，對原已達成的協議作了重大的改動，提出許多中共方面無法接受的條件。周恩來立即将情況電告中共中央，并根據中央電示，約見張沖，表示共産黨不承認賀案，要求見蔣解決。張沖表示可将周恩來的意見轉報蔣介石。據龍飛虎回憶，2月13日，周恩來奉命返回延安開會，并等候與蔣介石談判。葉劍英則留守西安紅軍聯絡處（後改為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與顧祝同等保持聯絡，繼續磋商國共合作事宜。
紅軍聯絡處是10年内戰後，中國共産黨在國統區公開建立的第一個辦事機構。它位于西安城内新城的北門外七賢莊1号。
這裡原是德國醫生海怕特・溫奇（共産黨員，曾任張學良牙科顧問）開設的一家牙科診所。曾掩護中共地下活動，并幫助解決一些陝北紅軍所需的醫療器材和藥品。國際主義戰士海伯特在事變那天上午外出，不幸中流彈犧牲。經過周恩來、葉劍英與張學良協商，紅軍聯絡處便設在他的診所。葉劍英主持紅軍聯絡處，同中央先後派來的李克農、張文彬、李濤、宣俠父等一直與國民黨方面繼續保持聯系，并與各方人士接談，為國共合作奔走，多方面地開展工作。他非常注意調整東北軍、十七路軍與紅軍的關系，幫助解決一些内部矛盾，繼續維持“三位一體”聯合抗日的良好局面。他還負責與國民黨代表交涉領取經費、被服、裝備等事，并讨論在蘭州設立紅軍聯絡處問題。
4月15日，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急匆匆飛到西安，找葉劍英磋商蔣經國從蘇聯回國問題。蔣經國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赴蘇留學，“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蔣經國在蘇聯曾發表聲明與蔣介石脫離關系。1937年3月初，張沖建議中共通過在蘇聯的蔣經國來做蔣介石的工作，周恩來當即将這一情況電告中央，并建議中央同共産國際商量。經中共多方工作，蘇聯政府決定送蔣經國回國，并預定4月17日抵達上海。張沖此行即是為這事特來同葉商量的。
葉劍英當天緻電中央請示：“張沖早晨到西安，說蔣經國于本月17日到上海。
張意要我們派人于18日乘飛機到滬與經國談話，指示他活動方針及今後與黨聯系。張因不見我方消息，特來西安一次，在16日飛滬見經國，問周何日來西安。”
4月16日，毛澤東、周恩來電示葉劍英，可同張沖去滬見蔣經國，希望示意他以民主思想影響其父，增強其“對統一戰線和共産黨的信心”。“一切工作要适應環境去推動蔣，不要操之過急”。同時囑葉将中央關于國民大會選舉法的修改意見與張沖當面商榷，要他轉達蔣介石、陳立夫及國民黨中央常委會讨論。葉劍英雖因故未去，但按照中央的部署積極進行這一工作。
此間，他還接待一些國民黨及其他各界來訪人員，向中央反映有關情況，并負責處理各種問題。
八營救西路軍戰友
葉劍英在紅軍聯絡處，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通過同國民黨談判，營救紅軍西路軍失敗後的被俘人員。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緻電葉劍英，要他向顧祝同提出：如果馬步芳所部俘虜了徐向前、陳昌浩及其他幹部，應嚴令其不得有任何殘害行為。同日，毛澤東緻電葉劍英，要他向顧祝同進一步交涉，令馬步芳把集中在涼州的紅軍被俘人員全部調到平涼，經國民黨第二十五師駐地，轉交紅四方面軍，并制止馬步芳殘害與壓迫被俘官兵。4月13日，毛澤東、周恩來連電葉劍英：西路軍工委來電，約18日可抵敦煌，現有人數900多，槍五、六百，望你向顧祝同交涉，務使這批人到敦煌後馬軍不得為難。萬一要槍，給他，人員必須全部送至蘭州轉給我們。葉劍英當即找顧祝同交涉此事，并要求派張文彬等去青海接回被俘的人員。4月15日，葉劍英複電：“顧已電馬家敦煌部隊勿再攻擊，被俘人員開蘭州處置，如俘徐、陳等于部不得殘害”，“顧确以行營名義通令各軍今後對紅軍要以友軍看待，不得小視，且已得到各軍将領複電遵照辦理。”18日，毛澤東、周恩來緻電葉劍英：送蘭州的河西紅軍，望速向顧祝同接洽，派張文彬去接或開至平涼接收。後張到蘭州經交涉，将被關押的部分西路軍指戰員解往西安，回到蘇區。
一天，葉劍英突然收到一封沒有寄信地址的信，他感到很奇怪，拆開一看，才知道是紅四方面軍三十軍參謀長黃鹄顯從西安一所監獄裡托人寄出來的。原來，黃鹄顯随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同馬匪軍作戰時被俘，後來被送到西安，關押在新城監獄。同他一起被關押的，還有西路軍的30多名營以上幹部。
黃鹄顯回憶說，我當時從一個看守監獄的士兵口中得知，國共正在談判，在西安七賢莊有個紅軍聯絡處，周恩來、葉劍英在那裡工作。我做通了那個士兵的工作，給葉劍英參謀長寫了一封信，說明了情況，請那位士兵幫助寄了出來。
葉劍英收到信後，立即向周恩來作了報告。周、葉随即同蔣鼎文等進行交涉，并派聯絡處秘書孔石泉到新城監獄，将黃鹄顯等人營救了出來。
在西安，葉劍英還親自出馬營救出許多西路軍被俘人員。有一次，他得悉國民黨當局押送一部分西路軍被俘官兵從蘭州到達西安火車站，并要轉往他處。事不宜遲，他立即親自跑到西安火車站，同國民黨押送人員進行交涉，要求他們放人。對方毫不講理，葉劍英十分生氣。他急中生智，奔到站台上對被俘的同志大聲喊道：“我是紅軍的葉劍英參謀長，情同志們下來跟我回去！”話音未落，被俘戰友紛紛從車上跳下來，理直氣壯地跟着葉劍英回到七賢莊。①七賢莊1号不僅是中共在西安公開的統戰機關所在地，也是地下黨的一個聯絡點。戰鬥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共地下組織經常通過這裡向黨中央反映情況，黨中央也常交代葉劍英負責辦理各地地下黨組織的事情。葉劍英利用自己的公開合法身份，做了大量秘密工作。當時，有一些愛國青年學生和進步人士前往陝北，到達西安，都由紅軍聯絡處負責安排。著名作家丁玲從上海來到西安，就是葉劍英幫助聯系車輛，派人護送到保安的。不少紅軍的幹部和人員，也要經過七賢莊聯絡處，由葉劍英負責轉送到其他地方。還有些紅軍負傷人員，如賀炳炎、譚友林等将領，也是經過葉劍英送地方醫院救治的。由于來往人員很多，有一個時期，聯絡處的三輛汽車不停地跑，還不夠用。葉劍英還要過問後勤工作，那時做軍裝、被服，陝北要比西安貴許多，葉劍英和聯絡處的同志設法在西安做好運到陝北。一個月要訂做和運送幾千套、上萬套。其他的軍用物資、醫療器械、藥品等也是由聯絡處來經辦的。
葉劍英大小事都要管，忙得不可開交。
由于紅軍西安聯絡處的出色工作，對團結各方人士共同抗日發揮出越來越大的作用。西安各界對它十分重視，國民黨特務卻加緊了對它的監視。葉劍英身居僅有幾平方米的平房裡，巧妙地應付各種複雜的情況。始終保持冷靜頭腦，沉着機智地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鬥争。他不顧個人安危，時刻關心着周圍同志的安全，有一次，國民黨特務突然綁架了聯絡處人員宣俠父，葉劍英挺身而出，親自向國民黨當局提抗議，堅決要人。後來，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将宣俠父放回。葉劍英為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業，身負重任，兩下西安，在充滿驚濤駭浪的險惡環境裡，經過前後300多個日日夜夜艱難曲折的鬥争，終于完成了黨賦予的重大使命。在盧溝橋事變的炮聲中他又開始踏上新的更為艱難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