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在紅軍學校與東南前線
一挑起辦校和作戰兩副重擔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江西甯都召開。會議根據中共臨時中央的有關決議和指示，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所謂“反傾向的鬥争”，激烈地批評和指責毛澤東過去堅持的正确方針政策，提出“以粉碎敵人的大舉進攻，奪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勝利”的冒險主義的軍事方針。會議在毛澤東是否繼續留在前方指揮作戰的問題上發生了尖銳的意見分歧。周恩來提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于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争”，建議讓毛澤東繼續留在前線，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但這種意見沒有被會議所接受。會後，中共臨時中央，以要毛澤東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名義把他調回後方，随即撤銷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由周恩來兼任。因葉劍英支持毛澤東，便同毛一起回到後方。
甯都會議後不久，中共臨時中央又電示蘇區中央局，令葉劍英和劉伯承對調，葉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簡稱紅校）校長兼政委，同時兼任瑞金衛戍區司令員。
這時，正值蔣介石集中兵力向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大規模“圍剿”之際。
中革軍委針對蔣介石的“圍剿”部署，依據紅軍的實際情況，決定将中央蘇區劃分為東北、東南和贛江三個戰區。各區設立總指揮部，統一指揮該區内紅軍和地方武裝的作戰行動。擔任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的葉劍英，于11月7日又兼任了東南戰區的總指揮兼政委。他挑起兩副重擔，一方面指揮東南戰區的紅軍和地方武裝，配合東北戰區的主力這軍，反擊敵人的“圍剿”，一方面領導紅軍學校的教育訓練工作。
紅軍學校創辦于1931年秋。它是以閩粵贛軍區彭楊軍事學校和一、三軍團随營學校等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校址在瑞金城東的謝氏祠堂。1931年11月，中革軍委任命蕭勁光為紅校校長。1932年初，劉伯承任校長兼政委。中革軍委還先後選派周以栗、林野、左權、歐陽欽、楊至誠、黃火青、伍修權、吳亮平、郭化若、陳伯鈞、張如心、危拱之等擔任學校的各級領導和軍政教員，另外，還調李伯钊、趙品三、石聯星、沈乙庚、施月英、施月娥、崔音波等負責開展學校的文化教育工作。
蘇區中央局對創辦這所學校十分重視。在建校之初，毛澤東曾意味深長地說過：新舊軍閥都懂得，有權必有軍，有軍必有校。國民黨辦了個“黃埔”，我們要辦個“紅埔”，我們是人民的軍隊，為了戰勝反動派，也要學會辦校、治軍，一定要把紅校辦成培養軍事人才的基地。向部隊源源不斷地輸送經過學校培養的、軍政素質好的紅軍指揮員。經過前二任校領導和全體教員們的艱苦創業，短短一年多的時間，紅校已初具規模。①紅軍學校下設訓練部、政治部、校務部。校部領導一身三任，既是領導，又是教員和學員。駐校學員仍保持戰鬥序列，編成連隊，學制3至6個月不等，具體時間根據所學内容和前線需求情況而定。教學内容主要是軍事政治理論、戰略戰術、政治工作、部隊管理教育等。
葉劍英到校上任時，紅校第三期學員尚未正式畢業。他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對學校的基本情況進行詳細調查。經過與訓練部長林野、政治部主任①訪問何長工、孫毅談話記錄，1986―1988年。
歐陽欽、校務部部長楊至誠以及一線教學人員多次座談，他很快就了解到，經過劉伯承等曆屆學校領導和全體教學員的共同努力，紅校雖已初具規模，辦得很有成績，但也有些領導和教員不安心學校工作，缺乏長遠的辦學眼光，學校潛力沒有充分地發揮出來，教學質量也急待提高。葉劍英當即召開校務會，和大家研究如何在原有基礎上繼承劉伯承校長好的傳統和作風，把紅校辦得更好。他在會上總結說：我們蘇區的紅軍，從三、四年前的幾千人發展到今天的幾萬人，這是偉大的勝利。但是由于絕大多數紅軍幹部沒有受過基本的軍政訓練，組織指揮能力與實戰需要有很大差距，急需培養提高。蔣介石連續三次對蘇區“圍剿”失敗，正在糾集重兵，發動更大規模的進攻。我們極需擴大紅軍，保衛根據地，而擴大紅軍就需要大批訓練有素的基層幹部。
所以，輪訓幹部，培養人才，是加強紅軍建設，保衛勝利果實的一項戰略措施，是頭等大事。我們紅軍學校重任在肩，一定要竭盡全力為革命培養更多的人才。
在第三期學員畢業典禮上，葉劍英勉勵同學們到前方去，把所學的知識帶到紅軍中去，創造鐵的紅軍，以英勇鬥争的精神，去消滅敵人。①為了更多更好地培養前線需要的人才，葉劍英經與有關部門多次協商後，決定擴大招生名額，由第三期的1500人，擴大到第四期的2160人。同時在原有的幾個學員連隊的基礎上，擴編為軍事團、政治營，還成立了上級幹部隊，分别培養基層和團以上軍政幹部。學制分為三種情況：由紅軍部隊送來的學員4個月畢業，由地方送來的學員和特種兵學員都是6個月畢業。堅持什麼樣的教育方針，這是辦好學校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當時，毛澤東雖然已經離開紅軍領導崗位，但葉劍英在領導學校工作的過程中，仍然繼續貫徹古田會議精神和毛澤東倡導的從戰争中培養幹部的訓練方針。他在召開全校幹部會議讨論辦校方針時，毫不含糊地指出：毛主席是正确的，古田會議精神是對的，紅校的教學和訓練必須從紅軍的實際需要出發，吸收中央紅軍和其他蘇區幾次反“圍剿”戰争的經驗，使幹部通曉本行業務，提高階級覺悟和基本戰術素質。他參照蘇聯軍事院校和中國黃埔軍校的辦學經驗，結合中國革命戰争的實際，進一步修訂了紅軍學校的軍政訓練計劃，同時将紅軍浴血奮戰的寶貴經驗加以整理和總結，用于教學實踐之中。在軍事課教學方面，主要結合中國紅軍的實際，從單兵的戰鬥動作，一直到班、排、連的進攻、遭遇、防禦，系統地進行教學，提高學員的技術和戰術水平。在政治課教學方面，講解的主要内容有：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共産黨和紅軍的發展曆史；紅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政治工作三大任務，紅軍内部的官兵關系等。其中，相當一部分内容是講政治指導員的職責，以及開展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等等。在教學時間分配上，根據不同的對象和課程，分别确定。軍、政教學比例，軍事團為6比4；政治營為4比6；上級幹部隊軍事班為7比3，政治班為3比7；供給幹部班，軍政學習各占25％，還有50％時間學習供給課程。
這樣的時間比例，符合教學工作的實際，有利于各類人才的培養。
抓好教員隊伍的建設，是辦好學校的關鍵。當時教員隊伍比較複雜，有的是從紅軍戰鬥部隊抽來的各級領導幹部；有的是留蘇、留日學生，還有的曾是保定、黃埔軍校畢業生，軍政素質各不相同，學術觀點也不一緻。如何統一教學思想，是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葉劍英确定，采用學習讨論會的形式，組織教員學習毛澤東總結和提出的作戰指導原則，學習古田會議決議，邊學邊教，長進很快，逐步形成了一支理論水平較高的教員隊伍。如蔡暢、伍修權、張如心、朱瑞、郭化若、吳亮平、孫毅、馮達飛、陳明、武挺、王智濤、武元博（後改名洪水，越南籍）以及後來的陳唐、邊章伍等都是很受歡迎的教員。除此之外，葉劍英還經常邀請一些領導同志來校講課，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鄧穎超以及陸定一、凱豐等都曾到校作過報告。
據孫毅回憶：“那時候的紅校訓練部有軍事教員70多人，政治教員30多人，文化教員十幾人。教員的質量都不錯，教得很好，作用很大。葉校長要我虛心向老教員學習、請教。有一次我還得了獎，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促進，使我更加努力學習和工作。那時定期開總結會，表揚和批評開展得很好。
葉校長說話很和氣，不發脾氣，和藹待人，大家都願意和他接觸。”
二嚴于治校
葉劍英在辦校中，堅持嚴格訓練、嚴格要求。他認為，平時訓練中的“難”是為戰鬥中的“勝”打基礎的，如果紅校訓練中不堅持從嚴、從難的原則，就不能練精武藝，不能鍛煉意志。如果在校養成一種懶洋洋的作風，日後便帶不出有戰鬥力的部隊。他常說，“懶兵無戰鬥力”，“嬌兵必敗”。他明确提出，學校的起床、早操、就餐、集合、點名、熄燈等作息制度，要嚴格按照連隊管理士兵的規定執行。如有違反者，要進行嚴肅批評。他強調通過平時的養成教育，培養學員雷厲風行、令行禁止的好作風，使他們在潛移默化中學會良好的帶兵方法。
在葉劍英的帶領下，學校領導幹部在管理教育和實際操練中，處處體現“幹部平時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戰時沖鋒在前撤退在後”的要求，用自己的模範行動教育學員，形成了良好校風。
嚴于治校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對教學工作的嚴格要求，确實提高教學質量。采用什麼樣的教材，教給學員什麼知識？這是能否提高教學質量的一個重要問題。在這方面，葉劍英親自過間，嚴格把關。紅校原來使用的軍事教材，主要是翻譯蘇聯紅軍《步兵戰鬥條令》，兼收德國、日本的操典等内容。葉劍英經過反複研究，感到不能老學外國的，應當依據紅軍自己的經驗，結合紅軍的特點學習古今中外的軍事知識。于是他主持編寫了《步兵戰鬥條令》、《指揮藝術》等教材，很受學員們的歡迎。
葉劍英在辦校中對教員提出了嚴格要求，也提倡教員嚴格要求學員，“嚴師出高徒”。他要求教員認真備課，課前一定要撰寫出授課提綱和講義來。
教員講授之後，還要組織學員讨論，每周兩次。他要求教員不斷改進教學方法，提倡直觀形象教學。他組建了紅校模型室，展出各種兵器模型、各種戰術圖解、政治圖表以及化學、物理學、天文學方面的儀器和生物标本等，共600餘件，大大增強了學員們的學習興趣。
在葉劍英的領導下，紅校在嚴格管理的同時，較好地實行了軍事、政治、經濟三大民主。教員、學員對問題有不同看法，允許進行民主讨論，實行官兵互教、互助、互學。學員對領導和黨員的缺點也敢于當面提出批評意見。
在經委會管理下，連隊每月結算，公布帳目。由于勤儉節約，每人每月尚能在有限的夥食費中，分到少許夥食尾子，用來購買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紅校在緊張的戰争年代，在物資極端缺乏的條件下，很注意活躍文化生活，創造一個“嚴”與“寬”相結合的環境。學校的俱樂部和各連隊的“列甯室”經常舉辦牆報、球賽、演講會、娛樂晚會等各種活動。在葉劍英的關懷和支持下，紅校還組織了文工團。此外，還有一批來自上海、武漢等大城市和留學歸來的業餘文藝骨幹，像李伯钊、趙品三、危拱之、石聯星、施月娥，以及作曲家崔音波（朝鮮籍）等。學校經常組織文藝晚會。葉劍英和其他領導幹部帶頭參加晚會。葉劍英會唱許多歌曲，還會彈琴，何長工會吹笛子，兩人經常在晚會上表演彈琴唱歌，每次都博得大家喝彩。教員、學員歡聚一起，演出各種自編的節目。嘹亮的革命歌聲，多彩多姿的紅軍戰士舞，使校園充滿了樂觀和活潑的氣氛。
葉劍英在領導學校工作的過程中，在嚴格要求教職工的同時，十分注意從政治上、生活上關心和愛護幹部。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關懷備至，在百忙中抽出時間教他們識字、學文化。有時部隊的同志給他送來狗肉，他便親自下廚，做“狗肉餐”，和大家一起享用。
葉劍英不但對身邊的工作人員體貼入微，對其他的同志也是如此。凡是和他交往過的同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擔任中共湘贛省軍區代司令員的王震率領湘贛代表團來到紅軍學校見習和進修，葉劍英細心照料他們的生活，與王震傾心交談，并同他一起研究教育訓練課題，囑咐他回去要辦好學校。
王震回憶說：“我在中央蘇區未見到葉劍英以前，以為這位智勇雙全，久享盛名的‘參座’，一定是上了年紀的首長。不料見了面，他竟是那樣年輕，富有朝氣，又是那樣樸素，謙恭和藹，使人深感可親可敬。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那種嚴于治軍、嚴于治校和聯系實際、聯系群衆的好思想、好作風。”①據郭化若、劉少卿、王智濤、吳亮平回憶，這一時期，在王明“左”傾錯誤的影響下，有些在軍隊和政府工作的同志被扣上種種罪名，受到“殘酷鬥争，無情打擊”。有的同志被送到紅校以後，“左”傾錯誤領導者要求紅校繼續對他們進行“鬥争”。葉劍英則頂住壓力，采取靈活的辦法，将這些同志保護起來，使他們免遭更大的不幸。
①王震：《葉劍英在1976》序言，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頁。
三按實戰要求教學
葉劍英在辦校中始終抱定一個宗旨，即經過紅校熔爐冶煉的學員必須成為符合實戰要求的指揮員。
有些畢業後回到部隊的學員來信反映，在學校學的内容大都很管用，但有些課程聯系實際不夠，說的多，練的少，打起仗來用不上。針對這種情況，葉劍英強調少講空洞條文，側重實際演練，多搞野外演習，加大訓練難度。
在他的組織指揮下，演習攻防科目，多選擇夜暗陰雨天，涉溪水，踏深谷，鑽密林，搶占山頭。他鼓勵學員說：“苦練才能學到真本領。現在多吃點苦，戰場上就可以少流血。”
“身教重于言教”。葉劍英身為校長，深知嚴格訓練、嚴格要求，不能隻對别人，而要從自身做起。他處處率先垂範，為人表率。每天很早起床，和大家一起出操跑步。他雖然已過而立之年，仍堅持在單杠上做打車輪、大旋轉等難度較大的動作，給大家作示範，使許多青年學員敬佩不已。凡全校性的演練，他總是親自審定預案，親自主持現場示範，和大家一樣在風雨中操練。瑞金城方圓30公裡内的山山水水，到處留下了他的足迹。
1933年2月，紅校第四期學員即将畢業。畢業前夕，葉劍英組織全校學員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演習。他把全校學員編成東、西兩個師，主要課目是演習行軍、宿營、進攻、防禦，還有政治宣傳工作等。按照預定方案，東、西兩師從瑞金出發，至汀州進行巷戰，至河田進行城市防衛戰，在王田圩進行遭遇戰。整個演習從2月4日至12日，共用了9天時間，使全體學員在近似實戰的條件下，受到了一次艱苦的磨練。
對于這次演習，中華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于2月25日作了長篇報道，贊揚這次演習有三個優點：第一，指揮員與政治工作人員都能研究每個時期的情況，很快下決心。第二，平時與戰時的政治工作，都能夠積極地進行，利用一切機會和方法來提高與保障戰鬥員的政治情緒，普遍地建立了紅軍與當地民衆的關系。第三，演習中的攻擊精神，非常旺盛。無論行軍、作戰、警戒都沒有疲倦的表現。這次演習，是對紅校教學工作和組織領導、後勤保障等其他工作的一次檢驗。演習的圓滿成功，反映了學校以教學為中心的各項工作，确實開展得紮紮實實而又卓有成效。這是葉劍英校長和全校人員共同努力的結果。
紅校還經常在蘇聯和中國的革命紀念日組織活動，使學員了解革命曆史，提高政治覺悟和戰鬥意志。1932年12月11日，葉劍英在學校主持召開“廣州暴動”、“甯都暴動”紀念大會。會場群衆情緒激昂，誓要粉碎國民黨反動派軍隊對蘇區紅軍的進攻，為保衛蘇維埃政權鬥争到底。1933年2月22日，全校以團為單位舉行慶祝蘇聯紅軍成立15周年紀念活動， 23日在大操場舉行報告大會，葉劍英在會上号召：“學習蘇聯紅軍國内戰争的經驗教訓，準備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
四建立紅色據點，開展遊擊戰
葉劍英在領導紅軍學校軍事教育工作的同時，始終沒有放松對蘇區東南戰區的反“圍剿”戰役的指揮。
1932年11月中旬，葉劍英赴閩西，與福建軍區領導人研究迎擊敵人“圍剿”的戰略部署。他們決定在閩西、贛南廣泛建立有武裝、有陣地、有群衆的紅色據點，争取把漳平、永安、建甯、泰甯等小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同時還決定，抽調部分工農幹部骨幹，經過軍區訓練後，派往白區，加強白區遊擊隊和白軍中士兵工作。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無法立足，被迫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等先後到達瑞金。其後，中共蘇區中央局與中共臨時中央合并，改稱中共中央局。從此，中共中央局直接領導中央蘇區的工作。10月初，共産國際東方部派駐中國的工作人員李德到達中央蘇區，擔任軍事顧問。不久，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實際上掌握了中革軍委領導權。
①
這期間，國民黨軍隊對蘇區的第四次大規模“圍剿”已全面展開。葉劍英根據軍委部署，指揮東南戰區軍民，積極開展襲敵、擾敵活動，配合北線主力紅軍打擊敵人。1933年2月，葉劍英組織閩西、贛南獨立師、團，以及閩西、上杭一帶地方武裝，破壞道路，斷敵交通，遲滞由閩入贛的國民黨軍隊的行動。①3月，葉劍英獲得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及部分福建地方軍閥部隊準備進犯長汀的情報後，随即将戰區所屬武裝及紅軍學校第五期學員統一編成五個縱隊，以迎擊敵軍的進犯。具體部署是：以一、二、三縱隊為主力，向進占閩西清流縣城一帶之敵出擊；四縱隊打擊連城、龍岩之敵；五縱隊在贛南鉗制廣東方向可能來犯的敵軍。葉劍英直接指揮對清流之敵的進攻作戰。清流一帶的敵軍為福建軍閥盧興邦、張貞部所屬的三個團。為了牽制其增援進攻主力紅軍的敵人，葉劍英根據軍委意圖，率部主動向清流之敵發起進攻，給敵以沉重打擊，使敵軍在較長時間内不敢輕易出動。戰鬥中，紅軍繳獲了8挺德國造的勃朗甯輕機槍和一部分捷克造的自動步槍。這些武器在當時是比較新式的，葉劍英命部隊将這些武器保管好，戰後将帶回紅軍學校，作為教學用的實物。
葉劍英身在東南前線，胸中始終裝着整個蘇區反“圍剿”戰役的全局。
他根據戰局的發展，多次主動向軍委建議将南線的部隊抽調到北線。1933年2月，他将南線的兩個師輸送到北線。不久，又建議軍委将南線的紅十二軍抽調到了北線。他将閩西4縣的地方武裝升級為正規部隊，建立起紅十九軍，親自兼任軍長，負責東南戰區的防禦。他還将紅校第四期畢業的400多名連級幹部，全部輸送到北線主力紅軍部隊，并決定将紅校看護連的80多名學員提前畢業，分配到前線部隊工作。
在此期間，葉劍英還多次就整個反“圍剿”戰役的戰局，向軍委提出建議。他在緻軍委的《對目前戰局及戰略意見》中指出：目前應緊緊抓住西南反蔣的有利時機，集中全力在北線與敵軍決戰，以結束四次戰役，開展新的①葉劍英在廬山會議中南組發言。1970年8月25日。
①訪問方志純談話記錄，1990年12月。
戰局；為确保北線決戰的勝利，當将南線的紅軍部隊全部秘密集中到北線，參加戰鬥；在南線另外組建新的獨立師，在地方遊擊隊配合下行動，麻痹閩、粵之敵；汀州、瑞金一帶的防務，直接由紅軍學校師生擔任。葉劍英的這些建議，均得到了軍委的贊同并被采納。葉劍英率部在東南前線的積極防禦和在兵員、物力等方面對主力紅軍的支援，對于取得粉碎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第四次“圍剿”的勝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五在閩贛軍區
從1933年5月開始，蔣介石又調集50萬兵力，策劃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大規模“圍剿”。
為了反擊這次“圍剿”，根據中共中央局提議，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下令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前方移至瑞金，增加博古、項英為委員，由項英代理主席。同時，在前方另組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兼紅一方面軍司令部。5月8日，任命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第一方面軍司令員，周恩來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政治委員，葉劍英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兼第一方面軍參謀長。
葉劍英受命以後，先是在沙洲壩的烏石壟村組建起一個精幹的司令部機關。不久，又奉命調往前方協助朱德、周恩來指揮紅一方面軍作戰。①9月25日，蔣介石乘紅一方面軍主力分頭作戰之際，以北路軍3個師由南城、硝石向黎川發動進攻，開始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中共中央局繼續推行軍事冒險主義，提出“禦敵于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要求紅軍在根據地外戰勝敵人，并争取蘇維埃在全中國的勝利。
根據敵情的變化和作戰任務的需要，中革軍委決定成立建甯警備區和廣昌警備區。1933年12月4日，任命葉劍英為建甯警備區司令員，滕代遠為建甯警備區政委。葉劍英到建甯後，又兼任閩贛軍區司令員。
他領導各部隊積極擴大根據地，開展遊擊戰争，确保軍區的後方安全、道路通暢、供給充足。樟村戰鬥後，他在軍區召開黎川地區各級負責人會議，要求黎川武裝“迅速經秦拗、九坊一帶大山，靠緊新橋、泰甯創造鞏固側面根據地”，并指示要在黎川東南廣泛發展遊擊戰争，挺進胡坊側面，騷擾黎川東面之敵。同時派出幹部領導黎川西南武裝，進攻敵人。
1934年1月，紅一方面軍總部與中革軍委合并，方面軍所屬部隊由中革軍委直接指揮，稱中央紅軍。2月3日，中革軍委進行了改組，主席仍為朱德，副主席為周恩來、王稼祥，劉伯承任總參謀長，葉劍英任副總參謀長，但實際指揮權仍操縱在博古和李德手裡。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華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瑞金沙洲壩召開。葉劍英被選舉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1934年1月30日，軍委要求閩贛軍區“應堅決把自己所屬範圍内的地主武裝徹底肅清，鞏固與發展新的蘇區”。葉劍英随即部署以主力肅清建甯、安遠、梅口三區内的地主武裝大刀會、保衛團等，打通建甯通往甯化的道路，保障兵站、醫院的交通安全。各獨立團、警備區機關、各部隊、工作團、兵站醫院等，到指定地區開展遊擊活動，肅清地主武裝。他夜以繼日，忙于指揮部署戰鬥，調動各方面力量，鞏固後方安全。經過一個月的艱苦努力，建甯、安遠、均口、依口、官倉、梅口、魚潭等地相繼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并進行了分田活動。作為戰區司令員的葉劍英，不僅負責前線指揮，還要照顧後方供應。他發動群衆籌糧，為部隊準備了充足的糧食，在北線存米520多擔，谷1170擔，南線存糧5200多擔，保障了主力紅軍的糧食供應。
不久，葉劍英主持成立了閩贛軍區司令部。在他的指揮下，軍區所屬武裝積極地配合主力紅軍行動。整個閩贛地區一度成為鞏固的作戰基地。
六關心戰士疾苦
1934年4月，時劍英奉命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福建軍區任司令員。不久，個别部隊因疏忽警戒，發生被敵襲擊事件。他和政委萬永誠總結事件的經驗教訓，及時發出訓令，要求部隊加強行軍、宿營時的警戒工作，随時準備打擊敵人。
為了打破敵人的“圍剿”，葉劍英組織福建軍區野戰司令部、政治部，領導地方武裝開展遊擊戰争，堅壁清野，斷橋斷路，騷擾敵人。一次，敵人拼湊了一個軍的兵力向福建軍區的前沿陣地龍燕鎮一帶和扁山要地進犯。當時，紅軍隻有一個師守衛在龍燕鎮一帶，一個團守衛在扁山。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葉劍英為保存有生力量，命令部隊暫時放棄龍燕鎮和扁山，有計劃地往福建的長汀方向退卻。同時，他命令一部分紅軍部隊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聲東擊西牽着敵人的鼻子在山裡兜圈子。在扁山通往長汀的一條河邊，葉劍英直接指揮部隊，伏擊了敵軍一個營，将敵全殲，繳獲了一批槍枝彈藥。
葉劍英在指揮部隊轉戰過程中，十分重視傷病員的救護工作。對身負重傷的指戰員，隻要他看到時，都要親自察看。在撤出扁山的途中，葉劍英親自率隊在最後面阻擊敵人，同時，命令一個班的紅軍戰士邊退卻，邊收容傷員。有兩個負責收容的戰士以為一名重傷員已犧牲了，就把他放在路邊上。
恰好葉劍英騎馬趕來。他翻身下馬，認真地檢查了傷情，又摸了摸脈搏，發現這個傷員還活着，便立即要他們将傷員送到後方搶救。這時，追敵已近。
在這個危險關頭，他仍堅持要戰士将這個重傷員擡走，命令道：“你們擡着這個傷員先走，我來阻擊敵人，掩護你們。”後來，他經常教育部隊說：在收容傷員時一定要仔細，不能粗心大意。每個紅軍戰士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隻要還有一口氣，我們都要設法搶救，多救出一個紅軍戰士，就為革命多增加一份戰鬥力量，要愛護我們自己的階級兄弟呀！
閩西地區，地形複雜，山高路險。有一次，葉劍英帶領福建軍區前線指揮所，一口氣走了95華裡的山路，轉移到汀州至連城間一座名叫鳳凰山的高山山頂。他住在一個破廟裡，指揮部隊偵察連城一帶敵軍活動情況，監視和襲擾敵軍。當時，紅軍被敵人嚴密封鎖，幾乎天天都要打仗，生活非常艱苦，缺糧少鹽。糧食每人每天定量6兩（16兩1市斤），用小草袋蒸飯，每人每餐分一小袋飯。沒有鹽吃，就到山中老房子裡去掃硝鹽（白土）。硝鹽同普通鹽味道不一樣，苦得令人難以下咽。沒有醫藥，戰士們害了痢疾，也隻能每天喝一點稀飯，硬挺着。武器彈藥也很缺乏，那時子彈多是土造的，打完還得擡回彈殼。在那樣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葉劍英同大家同甘共苦，一點也不特殊。他白天指揮打仗，夜裡還要起來親自查哨，照看傷病員。有時他把自己分到的一小袋飯和白薯幹留下來給傷病員吃。警衛員胡紹明行軍中了暑，病得很厲害，葉劍英好不容易才搞到一點土藥給他吃，并把自己的馬讓給他騎。胡紹明回憶起那段艱苦歲月，感動地說：“葉司令待我們像親兄弟一樣，我有病照顧不了他，他反倒照顧我，那一次如果沒有他細心照料，我恐怕早埋在鳳凰山上了！”
不久，葉劍英率福建軍區主力部隊紅二十四師發起連城戰鬥。戰鬥開始前，葉劍英和師長周建屏、政委黎林一起研究制訂了戰鬥方案和兵力部署，但由于敵情發生變化，偵察不夠周密，結果，部隊在發起總攻後，遇到事先埋伏好的敵軍猛烈阻擊。葉劍英正随隊前進，一看情況不妙，立即下令部隊撤出戰鬥。據潘開文回憶，對這次失利，葉劍英戰後主動承擔責任，并作了檢讨。但早就對葉劍英懷有成見的李德，借機把他從福建軍區調到軍委任四局局長。葉劍英對于這次“降職”使用并不計較。他任勞任怨，積極開展工作，他說：“那時李德打擊我，把我參謀長撤了，我當時考慮到，革命事業還很長，我做什麼工作都是為革命，不能斤斤計較。”①後來，毛澤東、周恩來誇獎他是能上能下的好幹部。毛澤東曾多次對人說：“劍英這個人對前幾把交椅是不争的！”
①葉劍英談話記錄，1982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