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
一前往江西蘇區
1930年初秋，葉劍英回到了上海，受到了中央軍委常委周恩來的熱情歡迎。後來，周恩來便安排他與留學蘇聯歸來的劉伯承、傅鐘、李卓然等人一起，翻譯蘇軍的步兵戰鬥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譯成後，由中央軍委送往各蘇區，供紅軍作戰和訓練參照執行。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項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朱德等9人組成蘇區中央局，并組成了25人的蘇區軍委，葉劍英與彭德懷、賀龍、黃公略、鄧小平、劉伯承、鄧中夏、恽代英、李富春等為軍委委員。轉眼又進入了新的一年。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葉劍英列席了這次會議。①會上，王明等在共産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會的所謂對于“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為宗旨，強調反對“黨内目前主要危險”的“右傾”，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險主義還要“左”的錯誤觀點。會議決定“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瞿秋白、周恩來在會上受到嚴厲指責。原來不是中央委員、缺乏實際鬥争經驗的王明不僅被補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政治局委員。通過六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實際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從這時起，以玉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内開始了長達4年的統治。
對王明等人的“左”傾觀點和宗派主義的思想作風，葉劍英在蘇聯學習的時候就深為不滿。因此，他對王明等人此時進入黨中央的領導層，心中産生了種種疑慮。但是，由于他剛剛回國，對黨中央的内部情況還不夠了解，加上他一向組織紀律觀念很強，所以，心中疑慮沒有表露出來。
不久，黨中央決定派葉劍英到江西蘇區工作。葉劍英啟程之前，周恩來找他談話，向他詳細了解了在蘇聯學習的情況，同時告訴他，到蘇區以後，先到剛成立的蘇區中央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部工作。葉劍英表示完全服從黨組織的決定。
那時，從上海到江西蘇區一般都要經過香港，繞道廣東，再入閩西。1931年1月下旬，葉劍英從上海乘船，抵達香港。他找到弟弟葉道英的住所，見到了母親。母子久别重逢，說不出有多麼高興！母親多麼希望成年的大兒子能留在自己的身邊安安穩穩的過日子啊！但當她知道兒子肩負重任、隻是路過香港時，又非常擔心。這位飽經風霜的老人，心裡明白，廣州起義失敗後，國民黨曾懸賞十萬大洋通緝自己的兒子，至今他們是敵人黑名單上的重要對象，而香港的情況又非常複雜，國民黨特務到處跟蹤搜捕共産黨。想到這一點，她提心吊膽，生怕兒子發生意外。葉劍英為了避開敵人耳目，隻好經常變換住地。後來，他移住到跑馬地老同學佴皇鳥家裡。過了一段時間，中共閩粵贛邊區特委書記鄧發派來接葉劍英的大埔交通站站長盧偉良到達香港。盧偉良是一個早年參加革命的老交通，也是梅縣人，先後護送過許多黨的重要幹部進入蘇區。他到香港後，輾轉找到葉劍英。兩人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一見如故。
葉劍英向盧偉良詢問去蘇區的路線。盧偉良回答，通往蘇區有水陸兩條路可走。葉劍英表示要走陸路。當時準備同行的還有蔡樹藩、陳友梅等。
離開香港的那天晚上，葉劍英與家人共進晚餐話别。他沒有想到，這竟①葉劍英談話記錄，1983年3月7日。
是與母親最後的訣别。①
①訪問盧偉良談話記錄，1991年5月。
二閩西肅反的困惑
葉劍英辭别家人後，與盧偉良等人按照約定的時間，扮作互不相識的旅客，一塊從香港乘船，到達汕頭。登岸後，改乘汽車至澄海。接着，開始步行。從黃岡圩到埔東一段，都是一些崎岖難走的山路，且常有反動民團和土匪出沒。他們翻山越嶺，躲過敵人的盤查，加緊趕路。為了減少趕路的疲勞，葉劍英一路上講解《紅樓夢》裡的故事和詩詞，還時常講些笑話。經過一段艱苦行軍，他們到達埔東遊擊區。遊擊區中共縣委負責人饒龍光、賀遵道知道葉劍英等安全到達，非常高興，熱情接待他們。縣委負責人請葉劍英給大家講一講國内外的革命鬥争形勢。葉劍英不顧旅途疲勞，滿足了他們的要求，還同大家座談，了解當地鬥争的情況。他們在埔東住了三天。然後，縣委派了一個班的紅軍戰士護送葉劍英等人到達虎崗鄉，受到閩粵贛邊區特委書記兼軍委書記鄧發的熱情歡迎。
虎崗鄉在福建永定縣，是閩西蘇維埃政府所在地。葉劍英一到蘇區，就感到進入了另一個天地，一切景象都是新鮮的。村村有遊擊隊員、自衛隊員帶着大刀、長矛在放哨，家家牆壁上都貼着五顔六色的革命标語。窮苦百姓們由于打土豪分田地，個個喜氣洋洋。置身于這種歡樂、喜悅的氣氛中，葉劍英感到十分暢快。
然而，葉劍英在虎崗鄉也遇到了一件使他終生難忘的事，即蘇區肅反擴大化。一天，閩西蘇維埃政府召開肅反大會，邀請葉劍英在會上講話。盛情難卻，他隻好按照一般情況，在會上講了肅反的重要性和應該注意的問題。
他說：國民黨反動派，在帝國主義指使之下，用最野蠻、最殘酷的刑罰，不知殘殺了我們多少革命的工農兄弟和革命領袖。我們對反革命分子，也決不能“姑息”、“仁慈”，對反革命的仁慈，就是對革命的殘忍。我們要以革命的利益和工農群衆的利益為前提。葉劍英因剛到蘇區，不大了解情況，認為為了鞏固根據地，有必要進行肅反；但又認為不能亂抓亂殺。所以在談到處決反革命分子的問題時，他強調決不能用報複的手段，而應當用革命的法律。
葉劍英講完以後，閩粵贛特委和閩西肅反委員會的主要負責入也在會上講了話。他們在講話中，大講特講所謂蘇區的“社會民主黨”反革命組織案件。葉劍英聽了，感到迷惑不解。大會的最後一項議程是由蘇區保衛部門負責人對一些“犯人”進行宣判。當保衛部門負責人念完一個人的所謂“罪行”材料後，主持會議的人就高聲問：“犯人該不該槍斃？”台下的群衆舉手說：“槍斃！”就這樣，有10幾個人被判決處死。有的“犯人”聽到判決後，當場高呼：“共産黨萬歲！”①葉劍英目睹這一情況，感覺有點不對頭，就問會議主持人這是怎麼回事？對方回答說，這是反革命分子耍的花招，你看反革命分子多陰險，臨死的時候還欺騙群衆咧！葉劍英對這種解釋很懷疑，心想哪有這樣的反革命？但是由于他初到蘇區，不熟悉情況，不便多說。幾十年後，他回想起這件事，感慨地說：“今天看來，那時的打擊面過大，有些不應該殺的殺掉了，不應該抓的抓起來了，這種肅反擴大化的做法，是很令人痛心的。”②①訪問羅明談話記錄，1986年11月。
②葉劍英談話記錄，1983年3月7日。
葉劍英在虎崗鄉停留期間，還積極協助當地黨組織開展工作。他對紅軍部隊的思想教育和軍事訓練，以及擴大紅軍等問題，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受到了當地黨組織的重視。
三參與反“圍剿”的作戰指揮
葉劍英一行在閩西停留了一個多月以後，于1931年4月初到達中央蘇區。
當時，中央蘇區在毛澤東、朱德領導下，剛剛取得粉碎敵人第一次“圍剿”的勝利，鞏固和擴大了根據地。中共中央在六屆四中全會前決定，在江西省甯都縣的小布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并指定周恩來、項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餘飛、曾山等人為委員，周恩來任書記。在周未到職以前，由中央派來的項英代理書記，同時撤銷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任主席，朱德、毛澤東任副主席。六屆四中全會後，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等作為中央代表團也來到蘇區，并參加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工作。葉劍英到達蘇區之後，被委派負責軍委參謀部的工作。4月17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在軍委參謀部成立由葉劍英、朱雲卿、郭化若等13人組成的編輯委員會，時劍英為總編輯。①葉劍英領導編委會，着手進行搜集中國紅軍英勇鬥争的曆史材料，介紹蘇聯及其他國家的軍事作家的著述，并出版發行不定期的雜志等工作。
此時，正值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作戰的前夕。蔣介石不甘心第一次“圍剿”的失敗，于4月又調集20萬軍隊，以何應欽為“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開始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大規模“圍剿”。在這種形勢下，蘇區中央局召集緊急會議，讨論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
葉劍英也參加了這一讨論。讨論中有些人主張“分兵退敵”，到根據地外面去打，或大撤退，大轉移，退出中央蘇區，擺脫敵人。這些意見得到項英的支持。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些同志則表示反對，主張仍然采勸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在蘇區裡面迎擊敵人。②由于會上項英是中央局代理書記，又打着堅決執行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指示的旗号，因而其主張得到了許多人的贊成。葉劍英剛到蘇區不了解情況，未明确表态。
由于會上幾種意見的争論相持不下，無法統一，蘇區中央局決定召開有各軍軍長、政委參加的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分析敵我形勢說：敵軍數量雖多，但都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他們内部矛盾重重，各自為了保存實力，以鄰為壑，且地形不熟，情況不明，給養困難，士氣低落。而我軍有“三好”，即紅軍好，群衆好，地形好。紅軍熟悉地形，依靠群衆可以把敵人引到我們預想的戰場去消滅。毛澤東提出，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到底敢不敢打？許多軍長、政委踴躍發言，主張堅決回擊敵人的進攻，保衛紅色政權。會議經過充分讨論，終于肯定了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在蘇區内迎擊和殲滅敵人。
會議接着讨論如何打的問題。
有人主張先揀小的打，林彪等主張先打蔣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軍，先揀強的打，“打得一拳開，迎得百事來”。毛澤東笑了笑說，這一拳打不開呢！不是百事不來了嗎？他接着說，我主張打中的，中等敵人一打，那些蝦兵蟹将就會逃之夭夭。毛澤東提出先在贛江西邊打兵雖多但戰鬥力弱的第①中華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九号通令，1931年4月17日。
②在瑞金、葉坪紀念館、江西省委、瑞金、甯都縣委黨史辦查閱的資料，1990年五路軍，打垮他們之後可向東發展，在建甯、黎川、泰甯擴大根據地。葉劍英在會上邊聽邊記，認真思考。他聽到毛澤東精辟的發言，茅塞頓開，衷心擁護。
第二次反“圍剿”戰役在毛澤東正确思想的指導下，在朱德、毛澤東的直接指揮下，紅軍以3萬兵力，在15天内，由西向東橫掃700裡，連打5個勝仗，殲滅國民黨軍3萬餘人。葉劍英參與了這次戰役的指揮。他在總司令部裡，認真學習毛澤東、朱德指揮紅軍作戰的藝術，同時注意調查研究，掌握敵情、我情，逐步取得了運籌指揮的發言權。
第二次反“圍剿”戰役勝利之後，中央蘇區軍民在毛澤東指揮下，又從7月至9月取得了第三次反“圍剿”戰役的勝利。在這次戰役中，葉劍英積極參與制定作戰計劃，出席軍事會議，深入前線，指揮蓮塘、良村、黃坡、老營盤、高興坪等戰鬥，殲敵17個團、3萬餘人。①蘇區中央局會議關于戰略問題的讨論和兩次反“圍剿”戰役的偉大勝利，使葉劍英受到了極大的教育。他自己後來常說，那幾個月，使他的思想認識産生了關鍵性的“飛躍”。通過會議的争論和戰争實踐，他深深感到毛澤東是傑出的政治家、戰略家。毛澤東料敵如神，知己知彼，素孚衆望，深得人心。他下決心拜毛澤東為師。他特地找到毛澤東，主動地向他彙報了自己思想變化的過程和體會。①毛澤東對葉劍英這種謙虛的态度，表示贊賞和歡迎。
①葉劍英談話記錄，1982年3月12日。
四紅軍參謀事業的奠基者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掀起了新的高潮。
9月下旬，中國共産黨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秦邦憲）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舉行。大會選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63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11月25日，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葉劍英任中革軍委委員兼總參謀部部長（一般稱總參謀長）。11月27日，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組織人民委員會，毛澤東被選為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焘為副主席。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組成，即日開始工作。
代表大會期間舉行了閱兵式，葉劍英擔任閱兵司令。
葉劍英擔任總參謀長以後，一方面繼續協助朱德等人指揮作戰，同時，以大量精力，抓緊進行司令部機關的建設。當時，紅軍正處于初創後的發展階段，各級司令部機關尚未建立起适應戰争需要的參謀工作制度，機關的組織分工也很不完善，機關和部隊的聯系也不夠暢通。随着戰争規模的擴大，司令部機關在組織指揮上誤時誤事的現象日趨增多。為了适應戰争的要求，葉劍英向中革軍委提出了“建設精幹的統帥機關”的建議。在朱德等的支持下，葉劍英與有關同志一起，研究确定了中國工農紅軍司令部機關的編制體制。按照這種編制體制，将原來分工不明确，體制不合理的一些機關部門予以精簡合并，建立起作戰、情報、通信、管理等部門，并對各機關的職責予以明确規定，進行了嚴格的分工。有一段時期，紅軍仿照國民黨軍隊編制，也在司令部内設立了副官處。在精簡機構時，葉劍英提議将副官處取消，其有關業務工作合并到管理部門。紅軍過去行軍主要靠向導，不重視利用地圖，有些參謀人員見到繳獲來的敵人的地圖後，看不懂，随便就丢了。後來在葉劍英的明令要求下，作戰部門專門成立了地圖科，注意搜集敵人的地圖，學習利用地圖，指導行軍作戰。此外，葉劍英還重視運用剛建立不久的無線電台，組織電台人員有計劃地偵聽和破譯敵人的無線電信号，從而獲取了大量敵人的情報。在通信建設方面，葉劍英十分重視統一全軍的号音。那時，紅軍部隊行軍、作戰和平時作息，大都是通過司号員吹号來統一調度。由于全軍的号譜不統一，一些部隊在行動中常常發生混亂現象。為此，葉劍英在1931年11月下旬，專門主持召開了紅軍司号員會議。11月29日，又以中革軍委的名義親自起草和發布了關于統一全軍号譜号音的“通令”。“通令”要求各軍團、各軍以下的指揮員，督促所屬司号人員在短期内熟悉和掌握新的号譜，以便使全軍盡快在統一的号音下行動。
在逐步建立健全司令部各部門機構的同時，葉劍英非常注意在實踐中培養和提高參謀人員的軍事素質和工作能力。葉劍英幾次召集師以上參謀長會議，結合中國工農紅軍實際，講述蘇聯紅軍作戰經驗和孫子兵法等，研究反“圍剿”的戰略戰術。當時許多參謀人員缺乏文化科學知識，業務水平較低。
他從實際出發，親自給參謀人員講課，講解作戰、情報、通信、機要、隊列等方面的業務知識。他講課時聲音洪亮，簡明扼要，善于用舉例、比喻來說明深奧難懂的道理。他不僅在課堂上講解，而且時常在現場作示範，手把手地教，百教不厭。紅軍總部的參謀人員都愛聽他講課，他們說：“我們的‘參座’不但是好領導，而且還是個好教員。”
當時，紅軍機關和部隊中還存在着不少的遊擊習氣。葉劍英向軍委建議，加強對機關和部隊的正規化教育，以逐步克服遊擊習氣。他組織參謀人員研究蘇聯紅軍的參謀工作條例、步兵戰鬥條令和後勤工作條例。然後，參考這些條令、條例，結合中國革命戰争和工農紅軍的特點，編寫了自己的條令、條例，作為機關工作和部隊戰鬥訓練的基本依據。這些條令、條例的貫徹實施，對于克服遊擊習氣，加強司令部和部隊建設，使之逐步走向制度化、正規化，起了明顯的作用。葉劍英還下令各師辦一個教導隊，每期100人左右，訓練基層骨幹。①這期間，葉劍英還參與了甯都起義的組織領導工作。起義部隊是由原西北軍一部改編的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該軍1931年春由山東調到江西，參加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在紅軍反“圍剿”不斷取得勝利和全國抗日反蔣浪潮的推動下，通過二十六路軍内中共特别支部的積極活動，這支部隊起義的條件逐漸成熟。起義前，在中共蘇區中央局和中革軍委的領導下，朱德、王稼祥、葉劍英等聽取了有關情況彙報，并召開會議，分析了二十六路軍起義的主客觀條件，研究了起義的具體方案。葉劍英在約見二十六路軍中的中共特别支部代表時，秘密交給他一張起義部署圖，圖上标明了起義後各軍的行動路線與駐防部署。12月14日黃昏，趙博生（共産黨員）和季振同、董振堂等率領二十六路軍1.7萬多人在江西甯都舉行了起義。起義後，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季振同任總指揮，蕭勁光任政委，董振堂任副總指揮，趙博生任參謀長。葉劍英十分關心這支起義部隊的建設。在整訓過程中，他多次親臨視察，給部隊講話，說明什麼是紅軍，為什麼要參加紅軍；講紅軍的官兵關系就是革命同志平等的關系；講共産黨的土地政策；講紅軍同地方農民的關系，特别是紅軍同地方軍的關系，等等。他強調說，紅軍不抓壯丁，不拉福你們之中，願意參加紅軍的，我們歡迎，願意回去的，我們不阻攔，還發給路費。他還特意委派王震等去起義部隊，幫助解決起義部隊的遺留問題，做好軍官安置等善後工作。
1932年5月，蔣介石自任鄂豫皖三拾剿匪”總司令，調集大批軍隊向鄂豫皖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與此同時，他下令組成以何應欽為首的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指揮江西、廣東、福建、湖南的國民黨軍牽制中央根據地紅軍的主力，并為大舉進攻中央根據地作準備。葉劍英積極協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組織指揮蘇區軍民，晝夜反擊敵人第四次“圍剿”。6月3日，同毛澤東聯名簽署電報緻朱德、王稼樣，要求東路軍各軍在“三天内整理完畢，準備9号出動”；“8号下午2時在官莊總司令部開軍事會議，軍長、軍政委、軍團總指揮、軍團總政委、軍團參謀長均到會。”葉劍英于6日上午赴上杭縣官莊。7月初，紅軍發起南雄、水口戰役，打擊了向江西“進剿”的國民黨軍粵軍部隊的氣焰，基本穩定了中央根據地的南翼。葉劍英親自到前線視察，了解敵情，并作戰役部署。8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在興國舉行會議，确定紅軍向北行動。葉劍英根據會議的決定，領導參謀人員制定了詳細的作戰計劃。按照這個計劃，第一步先攻打樂安，得手後，再攻取宜黃。
中革軍委據此向部隊下達了發起樂安、宜黃戰役的軍事訓令。在周恩來、毛①訪問耿飚談話記錄，1991年3月。
澤東、朱德的直接指揮下，紅一方面軍于8月17日攻克樂安， 20日攻取宜黃。此役共殲敵約3個旅，俘敵5000餘人，取得了重大勝利。①周恩來于8月28日在給中央局的信中說：“本來過去軍事行動向無方案的，所謂專于機動而不果決，這次我們力矯此弊，本着這個方案去做，實現和完成了第一步作戰計劃，獲得偉大成功。”在這裡，周恩來贊揚了葉劍英領導的參謀部工作。
攻下樂安、宜黃後，紅一方面軍按原定計劃向東襲取南城，但在南城近郊受阻，與敵形成對峙局面。在這種情況下，葉劍英認真分析了戰場的敵我情況，向中革軍委領導人提出分一部兵力牽制南城之散，而以主力直取距南城較遠的崇仁縣縣城的建議。他具體分析說，崇仁守敵僅一個騎兵師的兵力，我軍可以長途奔襲，出其不意地先攻下崇仁。屆時，敵軍必定來援，我軍則可以逸待勞，聚殲敵增援部隊。然而，葉劍英的這個積極的建議未被采用，以至坐失戰機。但後來得到周恩來的肯定。周恩來在給中央局的信中說：“這一計劃（劍英提出的），原是根據敵情變動而提出的，我們因為堅守原定計劃，企圖先消滅朱紹良一路，故未采用，這确實是不善于機動的錯誤。”①在異常殘酷緊張的反“圍剿”作戰期間，葉劍英始終精力充沛，工作極富成效，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高度贊揚。紅軍的高級幹部們都尊敬地稱他為“葉參座”。
①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查閱的資料，1990年―1994年10月。以下全書引用“軍檔”文電，不再另注。
①周恩來給中共中央的信，1932年8月28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本書所引電文未注明出處者，均引自該館檔案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