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七章譜寫新時期的曆史篇章
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神州大地，一掃陰霾，中國曆史展開了新的篇章。尤其是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使中國進入了新的曆史時期。在譜寫曆史新篇章的進程中，聶榮臻不顧年屆8旬的病弱之軀，力所能及地做出了新的貢獻。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經過鄧小平等許多革命家的努力，提倡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從根本上消除了“左”的指導思想，解除了“兩個凡是”的束縛，把全黨工作的着重點，從以階級鬥争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并且初步提出了進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方針。以後逐步形成了一個中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共産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
在譜寫新時期的曆史篇章中，聶榮臻着重做了三個方面的工作：主張撥亂反正，參加平反冤假錯案，讓大批老幹部重新工作；堅持肅清“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清查幫派勢力；提倡實事求是，恢複黨的優良傳統。
1976年10月以後，許多老同志來看望聶榮臻。問候之餘，他們談論得最多的中心話題，集中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的苦難而又曲折的經曆。曆史需要撥亂反正，這是大家共同的心聲。如何撥亂反正？聶榮臻認為當務之急是要解放大批老同志，盡快恢複他們的工作。他首先想到的是鄧小平。
“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所謂“劉鄧路線”，鄧小平就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打倒了。
在1966年10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軍隊兩位領導幹部寫了批判鄧小平的發言稿。他們分别聶榮臻看後對這兩位領導幹部說了意思大體相同的話：我沒法表态，你們的調子太高，與事實不符。對小平同志我非常熟悉，你們對他的批判，這樣上綱，我不能同意。
後來，這兩位領導幹部也先後被打倒。
1973年，鄧小平恢複工作，在毛澤東支持下，協助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對各方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頓，深得民心，受到黨内黨外絕大多數人的高度贊揚。前面提到的兩位領導幹部在鄧小平之後，也先後恢複了工作。他們來看望聶榮臻時，聶榮臻說：你們應該去向小平同志作個檢讨，小平同志寬客大度，這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他會原諒的。兩位幹部這樣做以後，果然鄧小平快人快語地對他們說：過去的事一筆勾銷。
1975年冬，毛澤東對“四人幫”誣告鄧小平的問題，表态說：“有兩種态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①從此，掀起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高潮，鄧小平再次被打倒。聶榮臻對此深感不平。在鄧小平處境最困難的1976年1月，聶榮臻到北京醫院向周恩來的遺體告别後，特意到鄧小平的住處看望。當時鄧小平外出，沒有見到。
2月4日，他要女兒聶力代表爸爸、媽媽給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打電話，問候鄧小平全家春節好，特意囑咐要鄧小平保重身體。
①《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頁。
1977年1月，鄧小平因病住院，聶榮臻去看望。知道鄧小平的病需要吃西瓜，聶榮臻特意買了個大西瓜送去。兩人在談完病情後，就說起了鄧小平重新工作的問題。聶榮臻回來後找了葉劍英。葉劍英對請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與聶榮臻的想法是一緻的。以後，他們與别的老同志一起，積極向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建議，請鄧小平複出。在這種強烈的呼聲下，華國鋒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肯定了鄧小平與1976年春的“天安門事件”無關，對鄧的工作問題，表示要等到召開黨的正式會議時解決，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正式作出決定，恢複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鄧小平為開創中國曆史新時期，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
以後，聶榮臻又積極支持為劉少奇、彭德懷、陶鑄等平反。關于為彭德懷平反的問題，早在1975年5月7日鄧穎超來看望聶榮臻時，聶榮臻就提出：“彭老總已經逝世，他有很大的戰功，為人剛直。一位共和國的元帥，紅衛兵把他從四川押回北京時，在火車上就遭受到殘酷折磨，競被打斷了幾根肋骨，令人非常氣憤。請你轉報恩來同志，建議為彭老總平反昭雪。”同時，他還努力為彭真、薄一波、楊尚昆等一大批老同志平反做工作，要求對他們作出實事求是的正确結論，并恢複他們的工作。為劉少奇等人平反冤假錯案，以及大批老同志重新出來工作，成為新的曆史時期中共中央極為重要的工作。{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690_1.bmp}聶榮臻非常重視從組織上、思想上肅清“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從1976年10月到1981年，他在多次寫給中央的報告以及會議發言中，強調要把揭批“四人幫”罪行的鬥争進行到底。
1976年10月，他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說：揪出“四人幫”，是中國共産黨、人民軍隊和全國人民的偉大勝利，具有偉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曆史意義，要決心把深入揭發批判“四人幫”各方面罪行的鬥争進行到底，以提高人們識别是非的能力和思想覺悟。
1977年2月，他在一次聽取七機部工作彙報時說：七機部的形勢是好的，各方面工作已經走上軌道，但應該注意繼續把揭批“四人幫”罪行的各項工作搞好。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把有問題的中下層單位領導班子調整好。
3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中指出：目前有些地方和單位，還在捂着揭批“四人幫”罪行的蓋子，關鍵問題是領導。領導不得力的原因，一是心慈手軟，當了“東郭先生”；二是本人過去曾跟過“四人幫”，或說過錯話，或做過錯事，直不起腰來。他在發言中希望黨的高級幹部，一定要立場堅定，把這場鬥争進行到底。
1979年6月，聶榮臻在審查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的初稿時，向中共中央領導人提出建議。他說：在階級鬥争問題上，有人受舊框框束縛，思想僵化。為了徹底肅清“四人幫”在這個問題上的影響，希望在三個方面必須講透：1.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了，但他們的影響還在，因此還有階級鬥争；2.階級鬥争是重要矛盾，但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3.今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要注意在經濟、政治、思想戰線上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
1981年6月，聶榮臻給鄧小平、胡耀邦、陳雲寫信。他在信中說：“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對幫派骨幹、打砸搶分子并未徹底清理。”現在有那麼多社會治安問題，反革命活動猖狂，一些幹部在政治上不能與黨中央保持一緻，禍根在此。所以，“要繼續狠抓對幫派殘餘勢力的清理，并高度警惕他們的破壞；繼續抓好打擊社會上的壞分子，把社會治安和秩序搞好，不給幫派殘餘勢力以可乘之機。同時繼續加強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對幫派分子和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切不可輕信。因為他們已經學會看風使舵的本領，會說些恭維話，對共産黨是假應付真仇恨。現在下面反映，我們有些領導恰是對他們失之于過寬，群衆很有些擔心。“這也屬于幹部隊伍的組成和建設的大問題，也是百年大計的問題。”{ewc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692_1.bmp}聶榮臻的這封信，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曾在1981年7月召開的盛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印發；1982年，又以《對幫派殘餘勢力要繼續清理》為題，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的《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①下冊。
鄧小平在十屆三中全會上，作了《完整地準确地理解毛澤東思想》②的講話，深刻地論述了如何才能正确理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聶榮臻對這次講話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後他又與鄧小平談論過這個問題。聶榮臻完全同意鄧小平的講話精神。所以，他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恢複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的書面發言。
聶榮臻在書面發言中說：要搞好黨風。“最重要的是恢複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實事求是、群衆路線和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這三個問題是毛澤東思想體系中帶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林彪、“四人幫”一夥在思想理論領域裡破壞最嚴重的三個問題。
關于實事求是，他認為，這是毛澤東總結了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的長期鬥争經驗的結晶，并且寫成《實踐論》、《矛盾論》，從哲學的高度，說明這是黨的思想理論基矗實事求是，要求一切從實際出發，反對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當作教條。他說，毛澤東就“堅決反對把馬克思列甯主義當作教條，反對把他的學說說成是‘頂峰’、‘絕對權威’”。要搞好實事求是，就要搞好調查研究，不能滿足于一般号召，滿足于“找幾條語錄作這些号召的根據”。實事求是，又要求“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反對報喜不報憂。
關于群衆路線，他說，這與實事求是密切聯系着的。客觀事物極為豐富，矛盾複雜，隻有依靠廣大群衆的實踐和智慧，才能認識客觀世界，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所以，處理事情，“我們要提倡群言堂，反對一言堂”，不能單靠少數領導，而是要依靠集體的智慧。
關于民主集中制，他認為，隻有真正做到“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高度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才能像毛澤東所要求的那樣，在全國造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這就要求“各級領導幹部特别是主要領導幹部要嚴于解剖自己，具有自知之明”。發揚民主，要真正做到“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徹底關閉‘鋼鐵公司’、‘帽子公司’，還有一個專門給人穿小鞋的‘鞋子公司’”。
聶榮臻的這次書面發言共7000餘字，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視。經中央①《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850頁。
②《鄧小平文遜（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9頁。
批準，從9月5日起，《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等許多報刊，陸續予以刊載。這篇文章對新時期思想理論戰線上的撥亂反正，産生了良好的影響。
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聶榮臻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十一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1978年3月舉行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