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章“楊餘傅”事件與“華北山頭主義”的“黑後台”

                                                        
      1967年12月5日至1968年1月29日，聶榮臻因心髒病在醫院住了54天。3月8日在西山住處，心髒病又一次嚴重發作，持續了60多個小時，不得不絕對卧床治療。

  
      聶榮臻卧病期間，林彪、江青一夥策劃了一起篡奪軍權的陰謀活動。3月22日，他們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突然發布了兩個命令。一是宣布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餘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犯有極嚴重錯誤”，撤銷他們的一切職務。二是宣布黃永勝任總參謀長、溫玉成任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在宣布這兩個命令以前，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就已經被拘留監禁。

  
      軍隊中如此重大的人事變更，幾位軍委副主席卻被蒙在鼓裡，事前毫無所知。

  
      3月24日晚，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幹部大會。林彪在會上說：“楊、餘、傅”有個人野心，互相勾結，陰謀篡權，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撲。林彪還特意說明楊成武是晉察冀的，楊成武的錯誤主要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言外之意，是指楊成武在搞晉察冀的山頭主義。康生在講話中更露骨地說，“楊成武的背後還有後台的，還有黑後台”，把矛頭直接指向了聶榮臻。

  
      聶榮臻因心髒病身體剛恢複，在醫生的勸阻下請假，沒有參加這次大會。

  
      第二天上午，葉劍英散步來到聶榮臻的住處，把前一天晚上開會的經過說了一遍。随後，葉劍英激動地說：“他們太不像話，不僅這樣的大事我們事前不知道，而且在這次會議的座位安排上，他們也耍了花招。富春、先念、陳老總、向前等，我們雖然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但卻不準在主席台上就座，一律坐在台下。其餘的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文革的成員卻坐在台上。他們的用意不是十分明顯嗎？！這樣做，完全是為了向我們施加更大的政治壓力，暗示群衆，台下的這些政治局委員有問題，是屬于可以沖擊的對象。下一步要揪什麼黑後台，我們這些人當然又是揪鬥的對象羅。”葉劍英停了停，反而輕松地笑着說：“揪就揪吧，反正就是這麼回事，欲加之罪，難道還少嗎！”

  
      聶榮臻仔細聽着葉劍英叙述的經過，陷入了沉思。他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因為曆史上楊成武長期是他的老部下。最後，他也坦然他說：“揪就揪吧，反正我不是什麼黑後台。”

  
      林彪、江青一手制造的“楊、餘、傅事件”，目的顯而易見。他們給“楊、餘、傅”定的罪狀是：1.楊成武同餘立金、傅崇碧勾結，要打倒吳法憲、謝富治，篡奪空軍和北京市的領導權；2.楊成武曾3次下令讓傅崇碧沖釣魚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3.餘立金是叛徒。僅憑這三大罪狀，足以把這三個人打倒。林彪、江青一夥就是要借此打倒一批他們想要打倒的老幹部，清除他們篡黨篡軍的障礙，把軍隊的大權全部轉移到他們的親信手裡。果然沒過多久，社會上便刮起了一股揪“楊、餘、傅”黑後台的邪風，矛頭直接指向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葉劍英、陳毅、徐向前等人。從4月1日起，給聶榮臻的許多重要文電停發了。聶榮臻知道後，坦然地對秘書說：“不管他，文件愛發不發。‘楊、餘、傅事件’究竟是怎麼回事，我還弄不清楚，也不知道誰是‘黑後台’！”

  
      社會上揪“黑後台”的邪風越刮越猛，在極度壓抑的心情中渡過了兩個星期的聶榮臻，于4月7日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對楊成武的看法和曆史上同楊成武一起工作的情況，要求同毛澤東面談一次。

  
      三天之後，周恩來讓秘書打來電話，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榮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養病，勿信謠言。”不久，毛澤東又當面對聶榮臻說：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講楊成武的後台，第一個就是我，第二個才輪到你。

  
      4月6日和16日，聶榮臻先是在電話上，随後又到林彪家裡，當面質問葉群、林彪：“楊、餘、傅事件’究竟是怎麼回事？黑後台是誰？”答複是含糊其詞的。葉群說：黑後台“并沒有點名嘛，将來轟倒誰，就是誰”。林彪說：“楊成武不到我這裡來。”聶榮臻聽後感到十分可笑，難道這也成為打倒一個人的理由！把睢⒂唷⒏凳錄?逼椒春螅?黨绫逃幸淮衛純賜?羧僬椋??閱羧僬樗擔涸缭?月22日，他就被非法拘押了，當他扒着鐵窗，看到對面牆上有條标語，寫着：“打倒楊餘傅！”心裡還在納悶，“楊餘傅”是個什麼人呢？聶榮臻聽了哈哈大笑。

  
      這些都充分說明林彪、江青一夥制造的所謂“楊、餘、傅事件”，是莫須有的無稽之談。

  
      林彪在關于“楊、餘、傅事件”的講話中，把“華北山頭主義”作為打倒“楊、餘、傅”的主要罪狀。于是，北京軍區成了批判華北山頭主義的發源地，先後三次掀起反華北山頭主義的高潮，持續時間長達7年之久。1968年4月4日至14日，在林彪的指令下，中共北京軍區黨委召開了第十二次全委擴大會。黃永勝、吳法憲、謝富治等人參加了大會。他們強令會議“揭山頭主義的罪行，批山頭主義的危害，肅山頭主義的流毒”，“把山頭主義批透”。4月9日，政治局接見華北某軍、師以上幹部時，黃永勝說：“反對劉某某，也就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林彪、江青則異口同聲說，這樣做“很危險”。為“華北山頭”羅織了新的罪狀。北京軍區被改組。司令員鄭維山首當其沖遭到批鬥，軍區大多數領導幹部被打倒。僅軍區司令部被點名批判的人就達119人之多。從參謀長到保密員，多在點名批判之列。二級部長被點名的占在職人數的60％以上。至此，北京軍區黨委、機關和部隊被分裂成為“華北山頭”的和受“華北山頭”排斥、迫害的兩大陣營，株連了大批幹部，造成人人自危、談“山”色變的局面。嚴重地影響了黨内、軍内的團結，破壞了部隊的建設。

  
      1971年1月3日，江青在中央召開的華北會議上公然講道：“從聶榮臻開始，華北山頭有曆史性。從聶榮臻、楊成武，你鄭維山，一個班底接着一個班底。”他們“都出在華北，是壞人當道”。她在講話中還誣蔑聶榮臻“從三七年就搞山頭主義”，是“華北山頭”的“黑後台”。江青的講話再一次掀起了反對“華北山頭主義”的高潮。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江青一夥又把北京軍區與林彪挂上了鈎，說北京軍區是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經營多年的山頭主義窩子。因此，他們借“批林整風”運動，在北京軍區多次開展了“搗華北山頭主義窩子”的運動。這樣就把“山頭”的性質升格為林彪發動反革命政變的“窩子”，形成了反對所謂“華北山頭主義”的第三次高潮。

  
      林彪、江青一夥，為什麼如此起勁地反對所謂“華北山頭主義”？三番五次地掀起反“華北山頭主義”的浪潮？說到底，就是因為北京軍區位置重要。他們要實現篡黨篡軍的陰謀，就必須把過去曾在晉察冀、華北軍區工作過的老幹部打倒；把當時北京軍區一些堅持黨的原則的領導打倒；清除他們搞反革命陰謀的障礙，以便把北京軍區的軍權抓到手，免除後顧之憂。然而事實上，聶榮臻自從1954年免去北京軍區（當時稱華北軍區）司令員的職務以後，就從不過問軍區的事。用他的話來說，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但在北京軍區掀起的反“華北山頭主義”運動中，林彪、江青等人還是或明或暗地對着聶榮臻大加指責。原則性很強的聶榮臻最終還是被扣上了“華北山頭主義”的帽子。真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1973年12月，毛澤東對參加軍委會議的成員說：“楊、餘、傅事件”弄錯了，這是林彪槁的。半年之後，毛澤東又親自為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平反，恢複名譽。此後不久，他們三人被釋放出來，并先後恢複了工作。

  
      1979年3月，中共中央為此發出文件，為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公開平反。

  
      12月6日，中央又根據1979年7月13日鄭維山請求為“華北山頭主義”平反的報告，專門發出了《中共中央關于為所謂“華北山頭主義”平反的通知》，澄清了多年來所謂“華北山頭主義”這一冤案，為鄭維山及其他遭受打擊、迫害和株連的幹部，公開平反，恢複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