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三章在“二月逆流”中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局面，尤其對取消黨的領導、懷疑和打倒一切老幹部、軍隊開展“四大”等違背根本原則的做法，激起了許多老革命家的強烈不滿。1967年2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成員，在中央軍委會議和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進行了嚴厲的指責。他們同林彪、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作了堅決鬥争。這是一場捍衛黨的原則的偉大鬥争，而林彪、江青一夥，卻把它誣蔑為是複辟資本主義的“二月逆流”。
這場重大的原則鬥争不是偶然的。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林彪、江青為了實現亂中奪權的陰謀，就唯恐天下不亂，今天要打倒某人，明天要打倒某人。他們以毛澤東關于黨内有“一大批資産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論點為借口，到處煽風點火，發動不明真相的群衆，以“批判”、“揪鬥”、“造反”、“炮轟”、“火燒”、“打倒”等形式，沖擊各級領導幹部和領導機關，緻使許多地方的工廠停工，農村停産，學校停課。
1967年1月6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手制造的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在全國掀起了奪僅的高潮，形勢越來越亂，并且波及軍隊各總部等領導機關。
葉劍英等幾位軍委副主席為保持部隊的穩定，進行了各種努力，費盡了心血。
從1月8日到4月中旬，連續召開軍委碰頭會。他們在會上表示，上海帶頭掀起的奪權風，把許多單位搞亂了，不值得提倡。
聶榮臻說：“這麼多下級和戰友，都是從戰争年代一起考驗過來的，互相都比較了解，怎麼都成了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或者成了有嚴重問題的人？無法理解嘛！這樣亂下去，怎麼行！”
早在1966年9月1日，在由葉劍英主持，徐向前、聶榮臻等人參加的軍委常委會議上，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彙報了駐京部隊各大單位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情況。其中提到：部隊中不準組織紅衛兵，師以下部隊及軍以上機關的警衛、通信部隊統統搞正面教育，不準地方到部隊串聯，也不準部隊到地方串聯，更不讓地方群衆和紅衛兵到部隊營房搜查。如果發現有人企圖煽動部隊搞武鬥，各級黨委要采取措施，堅決制止，并立即上報。蕭華的講話，總的精神是要保持部隊的穩定。聶榮臻是完全同意這些意見的。葉劍英、徐向前也都同意。9月3日，中央軍委向全軍批轉了蕭華講話的要點，要求部隊堅決遵照執行。
可是過了兩天，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就發出了《關于組織外地高等院校革命學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開始了全國性的大串聯。聶榮臻與葉劍英議論說，讓這些娃娃們去工廠、農村到處亂竄，煽風點火，這股火燒到哪裡，那裡的生産就得停頓，此舉實不可齲10月5日，林彪授意發布軍委、總政《關于軍隊院校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宣布取消束縛群衆運動的框框。明确提出：在和黨委的關系上，運動期間要突出地強調文革小組的權力作用。軍隊院校要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充分發揚民主，開展“四大”。此後，全軍院校相繼大亂，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造反派們互相串聯，人民解放軍的領導機關連連遭到沖擊。
林彪、江青一夥唯恐天下亂得不夠， 1967年1月初，操縱一些軍事院校群衆組織的頭頭，向葉劍英、陳毅發動進攻，策劃要召開10萬人大會，批判這兩位老帥。與此同時，1月3日，江青、陳伯達在接見北航3名學生代表時說：“聶榮臻有缺點，可以燒一燒。學生可以與國防科委機關幹部一起，把革命搞好。”在如此露骨的煽動下，北京航空學院一些受蒙蔽的學生，更是肆無忌憚地把炮轟聶榮臻的浪潮越掀越高。就是這些北航學生，1966年9月，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公然在國防部大院外安營紮寨，胡鬧了28天，叫嚷什麼要清算國防科委的“資産階級反動路線”。對此，聶榮臻認為中央文革不了解情況，打電話給王力進行解釋。同時，要國防科委對這些學生進行開導教育。而江青一夥卻對國防科委的有關領導人說，“科委不要把聶帥推到第一線”，“不要硬跟錯誤領導，搞成敵我矛盾就不好了”。這把火一點，一時間，北京街頭立時出現了花花綠綠的炮轟聶榮臻的大标語，其中，要數北京火車站的一幅最為“壯觀”，一輛解放牌大卡車橫過來竟遮不住其中的一個字。
聶榮臻住在城裡，被造反派糾纏不休，每天連正常的看文件、讀報紙的時間也難以保證，不得不搬到西山。在僻靜幽雅的山坳裡，聶榮臻與住在那裡的葉劍英、陳毅、劉伯承、徐向前經常在一起議論“文化大革命”中許多“左”的錯誤，對中央文革的亂軍行為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日後，這些同志間的正常接觸和談話，竟被當成“二月逆流”反黨集團的重要“證據”。①聶榮臻常說，人民軍隊是保衛祖國的鋼鐵長城，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天下大亂，軍隊不能亂。針對林彪、江青一夥妄圖把軍隊搞亂的陰謀，在葉劍英等幾位軍委副主席的提議下，1967年1月14日，中央發出了《關于不得把鬥争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同一天，林彪卻授意《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定要把我軍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的社論。社論指出：“決不能借口軍隊的特殊而對軍隊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動遙”第二天，林彪又授意軍委發出《重申軍隊絕不允許當防空洞的通知》。這些舉動，完全與中央通知精神相悖，進一步導緻了許多造反派組織沖擊軍隊，其矛頭直接指向葉劍英、賀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等德高望重的元帥們。
1月19日下午，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擴大碰頭會議。與會的有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共40餘人。會議圍繞着軍隊搞不搞“四大”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鬥争。聶榮臻等幾位老帥一緻認為，軍隊不能開展“四大”。而江青、陳伯達一夥卻頑固堅持軍隊不能特殊，必須開展“四大”。雙方針鋒相對，鬥争達到白熱化的程度。這時，葉群突然跳了出來，捏造罪名攻擊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江青、陳伯達也一唱一和。陳伯達胡說什麼“蕭華不像個戰士，倒像個紳士”，總政是“閻王殿”，“軍隊已經資産階級化了”等等，硬逼蕭華去群衆大會上作檢查。老帥們聽了都非常氣憤。
他們很清楚，康生、陳伯達、江青等人對蕭華的攻讦，矛頭是沖着他們幾位老帥來的。江青一夥的目的，就是要從總政打開一個缺口，搞亂軍隊。對此，聶榮臻非常憤慨，會議還沒有結束，就和葉劍英提前退出了會場，以示抗議。
當天晚上，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的造反派得知會議情況，浩浩蕩蕩地由西山出發，直奔景山附近蕭華的寓所。大概在半夜12點，聶榮臻家墨綠色的大門被擂得山響。有幾個人正扒着鐵門想往院子裡翻。警衛戰士一邊大聲喝①《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864頁。
問，一邊通知了值班的秘書。雖然聶榮臻當時住在西山，但保密室裡存有大量的機密文件。值班秘書很緊張，不由得摸了摸腰間的手槍。這時，大門外有人高喊：“錯了，錯了”，“往北，往北”。門外，一陣嘈雜的腳步聲漸漸遠去了。造反派突然出現在蕭華家裡，要抄家抓人。而早有戒備的蕭華，連忙從後門離開家，幾經輾轉，來到了葉劍英家裡。
秘書很快把蕭華家被抄的情況報告給了聶榮臻。當說到蕭華辦公室的保險櫃已被砸開，許多機密、絕密材料散失在地上的情況時，聶榮臻氣憤他說：“這還了得，是誰幹的，必須追查。”
20日上午，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的擴大碰頭會仍在繼續。江青在會上故作姿态怪聲怪氣地發問：“總政治部主任怎麼沒有來？他躲到哪裡去了？”
不一會兒，蕭華來了。當會議主持人徐向前問明了情況，得知昨晚蕭華的家被抄，非常氣憤。這時早已按捺不住心頭怒火的葉劍英突然厲聲痛斥道：“蕭華昨晚跑到我那裡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
葉劍英說着說着舉起右手，用力向桌子拍去。由于用力過猛，緻使右手掌骨震開了一條裂縫。這就是以後被傳揚開的“大鬧京西賓館”。
在以後幾天的軍委擴大碰頭會上，聶榮臻等幾位老帥堅決不同意江青等人要在軍隊搞大民主的主張，列舉了大量的軍隊被沖擊的事實，提出穩定軍隊，迫在眉睫。軍隊的情況越來越緊張，整了蕭華，又整楊勇等高級領導幹部，各地紛紛告急。
1月22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參加軍委擴大碰頭會的高級領導幹部。毛澤東在聽取了一些領導幹部關于當前形勢的彙報和出現的一些問題後說，人民解放軍是無産階級專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國主義的侵略。并指出，軍隊要穩定，要團結，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鬧分裂。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葉劍英在主持以後的軍委擴大碰頭會上，同其他幾位軍委領導人一起，反複商量無論如何要穩住軍隊。葉劍英表示：“我們軍隊要搞個法，搞個命令，搞個章程，不能把部隊搞亂了。”這時，聶榮臻也毫不猶豫地說：“不能再亂下去了，軍隊要有個限制才行。”
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發出了《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衆的決定》。作為軍委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這時實在坐不住了。1月24日晚，他和聶榮臻、葉劍英先後來到毛家灣林彪住地，向林彪陳述了軍隊不能再這樣亂下去的理由，要求規定出一些條條，以穩住軍隊。當晚，經反複研究，拟定了一個軍委命令初稿，林彪同意後，叫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三人拿着這個命令初稿去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見。中央文革的讨論會一直開到夜裡3點多鐘，周恩來也參加了讨論。江青等人知道這已經經過林彪的同意，沒有多說什麼。第二天，就将命令初稿送請毛澤東審定。1月28日下午，毛澤東特地把林彪、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兒位老帥請到中南海，詳細地進行了研究，并在命令初稿的基礎上又加上了“要嚴格管教好高幹子弟，不得任意抄家”的内容。
接着，毛澤東親自批發了這個文件。這就是1月28日頒布的《中央軍委命令》即“八條命令”。“八條命令”明确規定：一切指戰員、政治工作人員以及勤務、醫療、科研和機要工作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要嚴格區别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允許用對付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一切外出串聯的院校師生和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軍事工廠的人員與職工等，應迅速返回本地區、本單位；對于沖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别對待，今後則一律不準沖擊；軍隊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準沖擊，不準串聯；軍以上機關應按規定分期分批地進行“文化大革命”。《中央軍委命令》公布後，受到了全軍指戰員的擁護，直接打擊了江青一夥的反黨亂軍陰謀。
2月11日，在西山召開的軍委碰頭會上，聶榮臻、葉劍英等又共同拟定了《中共中央軍委關于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即“七項規定”，重申了軍委“八條命令”的基本精神，進一步明确規定了穩定軍隊的有效措施。這份砥柱中流般的文件，表明了共和國的元帥們在黨和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堅持真理的大無畏精神。
1967年2月初，為了及時處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國各方面出現的一些問題，中央決定，由周恩來主持，每兩三天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各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出席。在這些連續召開的會議上，老一輩革命家們與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等“文革派”成員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終于在2月14日和16日，發生了所謂大鬧“懷仁堂”的激烈鬥争。
2月16日下午，由周恩來主持在懷仁堂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
會上，譚震林嚴厲地指責江青的同夥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人，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倒，把全國搞亂了。他越說越激動，越說越氣憤，狠狠地拍了桌子。然後，譚震林站起身，收拾完文件，夾起公文包，拿了大衣，說：“讓你們這些人幹吧，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争到底！”
說完往外就走。周恩來連忙勸阻。陳毅也對譚震林說：“不要走，要留在裡邊鬥争！”此時，會場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其他的老革命家紛紛發言，批評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
在這兩次會議上，聶榮臻對林彪、江青一夥把幹部子弟和許多青少年誣蔑為“聯動”①分子、保守反動分子，對他們進行打擊迫害，不讓他們上學，甚至還有被關押起來的情況，表示十分憤慨。聶榮臻說：“你們把幹部子弟和許多青少年說成是‘聯動’成員，縱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鬥他們，這種‘不教而誅’的做法是極其錯誤的！你們不能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鬥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②碰頭會議一結束，張春橋、王力、姚文元便立即驅車釣魚台，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記錄》，向江看作了彙報。當晚，江青便安排張、王、姚帶着會議記錄去見毛澤東告狀。
2月18日晚上，聽了一面之詞的毛澤東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開會，嚴厲批評了在懷仁堂碰頭會議上提意見的一些老革命家，并決定召開批評會。聶榮臻和其他老革命家從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懷仁堂參加了7次“政治生活會”，接受批判。康生是這次批判會的組織者和煽動者。他們對老革命家圍攻批鬥了20多天，把一大堆莫須有的罪名扣到了老革命家頭上。同時，林彪、江青一夥還借機掀起了所謂“反擊全國自上而下的複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規模地打擊和迫害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至此，中央政治局中大部分委員被打倒或不能正常進行工作，而由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林彪、江青一夥終于達到了目的，把肩負黨、政、軍重任的一大批老革命家整倒、搞臭、靠邊站，或不能正常工作。這也使他們在篡黨奪權的道路上越滑①“聯動”，全稱為聯合行動委員會，是當時的一個群衆組織。
② 1979年2月8日，聶榮臻與《人民日報》記者談“二月逆流”問題。
越遠，行為也越來越猖狂。
從所謂“二月逆流”事件以後，聶榮臻的日子日益艱難起來，造反派的炮轟、批判接踵而來。1968年6月27日，國防科委有9個人貼出了大字報，說聶榮臻捏造“最高指示”，在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意思是指， 1967年6月，聶榮臻在向國防科委的領導人說起關于某幹部曆史上有過自首問題，後來經過長征考驗，又重新入黨一事時，他講了一句“記得這是毛主席說的”話。（事實是， 1935年12月27日，聶榮臻曾接到毛澤東的電報，電報中指出，凡屬經過長征考驗的，應廣泛吸收入黨。①從此，國防科委機關造反派抓住這句話加以歪曲，掀起了炮轟聶榮臻的新高潮。國防科委系統的其他造反派與國防科委機關的造反派結合起來，鬧得更是不可開交。在批評還是打倒聶榮臻的問題上，兩派群衆組織矛盾也日益尖銳，争論更加激烈。
8月19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聶榮臻來到京西賓館聽取某工業部造反派代表的意見。當聽到有人說搞兩面派的人沒有好下場時，聶榮臻立即義正詞嚴地表示：“我幾十年來是不搞陰謀的，兩面派我絕對不會做，這一條是站得住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聶榮臻不論自己的處境多麼困難，自始至終堅持實事求是。“大鬧懷仁堂”以後不久，有一次葉劍英對聶榮臻說：“康生指責我，說我曾講過，中央文革對高幹子弟‘不教而誅’。我記得沒有說過這句話呀？”聶榮臻當即回答：“這句話是我說的。怎麼扣到你的頭上啦？！”
4月7日，聶榮臻專門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以澄清這句話是他說的，與葉劍英沒有關系。劉少奇被打倒後，專案組人員要聶榮臻寫材料證明劉少奇是反對“八・一”南昌起義的。聶榮臻說：“我沒法證明劉少奇是叛徒、工賊，讓我寫事實可以，讓我表态也可以。”聶榮臻證明說：“南昌起義時，劉少奇是中央委員，他因為有病，住在廬山。恩來同志交代我把南昌起義的決定告訴他，好有所準備。我到九江找到了劉少奇同志，轉達了中央的決定。他沒有表态，沒有說過反對起義的話，我怎麼能說他說過呢？”“劉少奇的結論由組織上全面考慮，我知道這話他沒有說過。”①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國共産黨召開了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
出席這次會議的李富春、李先念、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等革命家，成了林彪、江青一夥的主要攻讦對象。于是，本來是為“九大”做準備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到分組讨論時，林彪、江青一夥卻有計劃地把老革命家們分别編在不同的小組裡，并對他們發動了總攻。把讨論會變成了聲勢浩大的批判所謂“為劉少奇翻案”的“二月逆流”了。
聶榮臻被編在陳伯達掌握的第二小組。江青一夥專門安排聶榮臻的一些老部下參加這個組，發動大家興師問罪。但在會上，那些老部下除了一般地表表态以外，沒有揭發什麼。沒過多久，一位參加會議的老部下對聶榮臻的秘書說：“聶老總是個正派人，幾十年了我們都知道，什麼參加反黨集團？！
我就根本不信。你們心裡也要有個數，把他的身體照顧好。”有一次，陳伯達有意追問聶榮臻： 1948年敵機轟炸了城南莊，指揮敵機轟炸的特務就出在你的司令部，你必須把這個問題講清楚。聶榮臻幹脆地回答：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你有本事去問毛主席好了。臨到會議結束，江青還就此問題作了① 1968年7月5日，聶榮臻寫給軍委辦事組的信。
① 1968年10月15日，聶榮臻為“劉少奇專案組”寫的證明材料。
個書面發言，聶榮臻知道後仍然泰然處之。
聶榮臻心裡很清楚，在這次全會上是有“關”要過的。會議中他交了一份“檢讨”，主要是關于“多中心論”的問題。1968年春，國防科委系統召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在選舉代表的條件中，有一條是“堅決擁護以聶榮臻同志為核心的國防科委黨委的正确領導”。聶榮臻和他的秘書事前都不知道有這麼個條件。當毛澤東、周恩來批評後，聶榮臻專門寫了檢讨。但是，他沒有想到，連日來小組的批判發言逐漸升級，最後，竟把自己劃為“二月逆流”反黨集團的成員。
聶榮臻在檢讨中始終不承認“二月逆流”是有預謀的反黨活動，對許多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議論，他認為是正常的同志間的接觸，沒有準備作檢讨。但陳伯達等人步步緊逼，追問他與葉劍英、陳毅等人接觸了幾次。聶榮臻表示曾多次去過葉劍英家，也經常和陳毅、徐向前見面。這時，有人在會上拿出監視聶榮臻活動的登記，逼他承認是“反黨集團”的活動。聶榮臻當場痛斥了這種嚴重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我們政治局委員之間就不能交往了嗎？有事就不能相互商量了嗎？黨内還有什麼民主？你們這是搞什麼？是搞特務活動。”然而林彪、江青一夥不顧事實真相，硬把這說成是“反黨活動”。按他們的說法，老同志分為兩攤，李富春、李先念、陳毅為地方上的一攤；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為軍隊中的一攤；陳毅是聯絡員，兩邊跑。
他們還說，這些老同志是有計劃、有綱領地進行反黨活動的。
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林彪在講話中說：會議“對‘二月逆流’進行了嚴肅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嚴重的反黨事件”。“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績。是想替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翻案，還要否定過去的延安整風，為王明翻案。他們的手段是在‘黨的領導’、‘保護老幹部’、‘保護高幹子女’、‘穩定軍隊’、‘抓生産’等漂亮的口号下，實現反黨反革命路線的目的。”
林彪的講話，為“二月逆流”定了性。從這以後，大會小會在批判所謂“二月逆流”時，都是按照林彪的這個基調進行的。
毛澤東的講話與林彪的講話不同。由于林彪、江青一夥的封鎖，他不了解“二月逆流”的真相。他說：這件事我不大了解，經過差不多半個月，就比較了解了。這件事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因為他們有意見要說嘛，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内生活許可的。他們是公開出來講的，不是兩個大鬧嘛，一個大鬧懷仁堂，一個大鬧京西賓館。他這個大鬧就證明他是公開出來的嘛，沒有什麼秘密。
有些細節，大家不曉得，我也不知道，最近從簡報上才看到那些情況。毛澤東的講話，肯定了老革命家們行為的性質是人民内部矛盾。
八屆十二中全會結束後的第二天，聶榮臻因肺炎高燒39℃以上，住進了解放軍總醫院。他的心率每分鐘達150多次。早在1965年，國家衛生部就接連向中央遞交了兩份關于聶榮臻病情的報告，要求讓他全體一段時間。然而，工作太多，他隻能堅持。“文化大革命”以來，聶榮臻由于過度操勞，以至心髒病頻繁發作，不得不經常住院。這次聶榮臻住院期間，葉劍英給張瑞華打來電話，請她一定要轉告聶榮象說：“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聶總，我們不是搞陰謀的人。”葉劍英的幾句話，給病中的聶榮臻以極大的安慰和鼓舞。
1969年1月3日，毛澤東在一份簡報上批示：“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系搞好。”這說明毛澤東、周恩來對老革命家采取了保護措施。可是，林彪、江青一夥仍然陽奉陰違。林彪在派黃永勝、吳法憲向聶榮臻傳達毛澤東的批示時，同時也傳達了他的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幾位老同志）把身體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礙。”這分明是一種警告。林彪一夥還嚴密封鎖毛澤東、周恩來的批示，不準外洩，以便他們在适當的時機，抓裝二月逆流”再做文章。
1969年4月1日至24日，聶榮臻出席了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主席團的座次排列是經過精心安排的。主席台左側，全是清一色的中央文革和中央碰頭會議的成員，說明他們是左派。主席台右側，是所謂“二月逆流”的成員。别看他們還保持着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的頭銜，卻是作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的。會上，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報告中仍繼續說“二月逆流”是黨内最大的一次反黨活動，是為劉鄧翻案，是破壞新生的紅色政權的反黨奪權陰謀等等。于是，在分組讨論政治報告時，又一次開始了對“二月逆流”的批判。
在“九大”極不正常的政治氣氛中，聶榮臻等人本來是不可能被選進中央委員會的。在毛澤東的堅持下，林彪、江青一夥不得不同意把聶榮臻等人選進了中央委員會。但林彪、江青一夥又煞費苦心，安排誰投贊成票，誰投反對票，把票數控制在不超過半數太多的範圍，既讓你當選，又讓你難堪，從心理上折磨你。
這場關于“二月逆流”的批判，整整持續了4年，使這些老革命家的身心受到了極大摧殘。
1971年11月，毛澤東接見了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代表。當時劍英走進會場時，毛澤東對在場的人大聲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的。那個王、關、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
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
缺點是有的，他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1979年1月，《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二月正流》的文章。文章發表之前，編輯部來人征求了聶榮臻的意見。為此，聶榮臻專門給《人民日報》編輯部寫了一封信，詳細闡述了這場鬥争的實質和意義。信中寫道：所謂“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幫”一夥蓄意陷害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譚震林、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同志的一樁大冤案。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雙方就在如何掌握運動的問題上，發生了三點深刻的分歧，一直在針鋒相對地鬥争：一、要不要黨的領導；二、對老幹部應不應該都打倒；三、要不要穩定軍隊。
懷仁堂會議是雙方鬥争的最高潮。
為了打倒這些老同志和其他老幹部，林彪、“四人幫”制造了一個關鍵性的反革命謬論，說老幹部是資産階級民主派，解放軍是資産階級軍隊，因此都應該打倒。??而我們則認為，民主主義革命，是資産階級性質的革命，客觀上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發展。但要看這個革命是誰領導的。資産階級領導，就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在共産黨領導下，就會走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如果被國民黨蔣介石篡奪了領導權，就意味着革命的徹底失敗。
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我們走的是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反對了陳獨秀、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争取到了革命領導權，經受了長期的艱苦、複雜的鬥争考驗??在這樣的鬥争中鍛煉出來的幹部和黨員，他們不僅有民主革命的覺悟，而且絕大多數還有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覺悟。怎麼能說成是民主派呢？至于軍隊，那是我們黨一手創建的，并且一直在黨的領導下，經曆了幾十年革命戰争考驗，具有一系列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怎麼能說成是資産階級的呢？
在部署上，林彪、“四人幫”搞“二月逆流”，首先是從軍隊開始的??到二月上旬，雙方多次在政治局或軍委會議上，對要不要穩定軍隊，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争。與此同時，他們在外事口集中攻擊陳毅，把外交部搞癱瘓，妄圖先奪國防和外交大權??這幾個方面的鬥争，發展到二月懷仁堂碰頭會議，進行全面攤牌??①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說：“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所謂“二月逆流”事件，至此有了正确的結論。
① 1979年1月16日，聶榮臻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