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知識分子的知心人
60年代，中國以震驚世界的速度，實現了在原子彈、導彈方面的突破。
在其它國防和民用科技領域，也取得了許多突破性成就。這些成就的取得，是國防科研和國防工業部門幾萬科技人員和全體工作人員忘我奮鬥的結果，也是中國科學院、有關的高等院校以及各條戰線的廣大知識分子大力協同，密切配合取得的成果。聶榮臻深知離開這些科學家、專家、工程技術人員，要實現國防現代化隻能是空談。然而，當時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左”的錯誤思潮不斷地沖擊着科技戰線。聶榮臻對此時有所聞，深為憂慮。為了“兩彈”能盡快上天，為了在科學技術上盡快縮短與世界先進水平的距離，為了祖國的繁榮昌盛，他決心力求正确地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真正做知識分子的知心朋友，以充分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他把這看成是當務之急，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這些措施深受知識分子的歡迎，至今回憶起來，許多人仍樂道不已。
在組織國防科研攻關的時候，聶榮臻以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愛護知識分子的一貫思想，來領導科技戰線的知識分子隊伍。當時，在國防科技部門工作的專家學者、技術人員有幾萬人。這些人，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新中國成立前後，從國外留學回國的各類專家，其中有許多是滿懷愛國激情、排除重重困難、返回祖國的著名科學家；第二部分，主要是解放前從舊中國各類高等學校中畢業的大學生；第三部分，是解放後新中國自己培養的大學生和選送到蘇聯及東歐國家學習回來的大學生、研究生。聶榮臻認為，這幾部分人從總體上說，都是愛國的，極其寶貴。到了垂暮之年，聶榮臻回憶這些知識分子時，總是滿懷深情地說：他們之中的許多人，放棄了國外優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回到國内，在國家最困難的時候，沒有一個跑出去的。這就說明，我們的知識分子是真心地熱愛祖國的，沒有他們的辛勤勞動，努力攻關，中國的國防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都是不可能的。但當時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掌握上卻存在着不少問題。
曾指揮過幾十萬大軍的聶榮臻，今天作為科技戰線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不得不為科學家、專家、技術人員免受當時“左”的錯誤思潮幹擾，而施加自己的影響。
中國共産黨是一貫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的。毛澤東1957年《在中國共産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曾說：“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文化不發達的國家。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是太少了。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們要好好地團結他們。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主要的社會成員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但從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後，在不少單位和部門，由于運動擴大化的錯誤做法，使知識分子感受到有精神壓力。當時提出“又紅又專”的口号是對的，但是“紅”的标準是什麼，“紅”與“專”的關系如何，卻常常存在着争論。
一時間，業務、技術與思想的關系成了糾纏不清的問題。
為了使科技工作者有一個正确的立場，保證“紅”，就要加強政治學習，這本來沒有錯。但有不少單位，采取了許多形式主義的措施。譬如有的單位拿出過多的時間學文件、讨論、開會，而且不着邊際，不針對知識分子的特點，隻是照本宣科。結果，科研時間不能保證，研究任務受到影響。
有些知識分子對此提出異議，受到了批評，有的還被戴上反對突出政治的帽子。這個問題在科研單位帶有某種程度的普遍性。聶榮臻知道後，報經周恩來總理同意， 1960年12月13日簽發了《國務院關于在科學研究機構中堅持八小時工作制和保證科學研究時間的通知》。通知規定：必須保證科技人員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時間（即每周40小時）從事專業工作，政治學習和黨、團、工會活動每周隻能占8個小時。他還對二機部的領導人講，要給科技人員以讀業務書籍的時間，改變會議過多的現象；對五院領導說，如果不保證科研時間，導彈搞不出來，将來是要負罪責的。
有的專家學者，因為家庭出身、社會關系、海外關系等問題，被認為不能從事機密專業工作。聶榮臻聽了彙報，認為這對科研工作尤其是像“兩彈”的研制非常不利。他多次對有關領導耐心解釋：在舊社會和解放初期，能夠大學畢業或出國留學的人，出身成份好的比較少，一般說，大多家庭比較富有，不是資本家就是地主，否則他沒有經濟條件上大學。所以，我們必須貫徹“重在表現”的政策，不然就等于将能夠從事科研工作的人才拒之門外，意味着科技工作将無法開展。對從資本主義國家回國的科學家，我們的同志對他們總是有一道鴻溝，特别是五院。這些人是科學家，有真才實學，既要他們搞研究工作，就應該相信他們。
經過聶榮臻的反複說服，終于使科研單位的領導人、人事和保衛部門的幹部統一了認識，使大批科學家進入科研部門工作。有一位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保密局少将的高級研究人員，準備調入五院從事研究工作。這件事誰也不敢做主，問題反映到聶榮臻那裡。聶榮臻得知這位研究人員在新中國建立後，工作表現一直很好，當即決定将其調入五院，以後還擔任了五院某分院的副院長，一直不受幹擾地從事科研工作。這怎能不使這位科學家深受感動呢！
1960年底，中央軍委決定在軍隊開展五好戰士和四好連隊運動。①許多科研部門也跟着做，尤其是在五院。因為這是受國防部直接領導的研究院，各級行政和政工人員大多來自軍隊，所以推行“四好”、“五好”運動就更積極些。但廣大知識分子對此有意見，認為開展這項運動不适合科研單位的特點。在當時極左思潮泛濫下，提出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被看作是反面人物，受到壓制和批判。
這個情況反映到聶榮臻那裡，他把當時的總政治部副主任梁必業找來，對梁說：對知識分子的使用要很好地調查研究，現在軍隊有些單位總是把知識分子按士兵一樣看待，像管戰士一樣去管理知識分子，這是不對的。對知識分子要善于啟發他們的積極性、自覺性，不能光靠開會，搞得筋疲力盡，那樣積極性是發揮不出來的。科學研究工作的連續性很強，一搞運動就把業務工作停下來，對科研影響很大，這種做法應該研究改進。以後聶榮臻又對五院副院長王秉璋等說：科研部門必須提“以研制工作為中心”，不能照套軍隊的“四個第一”、“五好運動”、“四好運動”的做法。
這方面“左”的錯誤做法，當時在科研部門特别是國防科研部門得到了合法抵制。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聶榮臻卻因此受到了反複的批判。說他“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林副統帥”，不一而足。
但曆史證明，聶榮臻是正确的。
①五好戰士，是指政治思想好、軍事技術好、三八作風好、完成任務好、鍛煉身體好；四好連隊，是指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的連隊。
1961年1月，聶榮臻聽說五院某單位搞“兩憶三查”運動①而停止工作，他指示立即制止，并派專人去這個單位檢查，得知确實已經按他的指示辦了才放心。
由于聶榮臻的關心和正确的知識分子政策，在國防科技戰線工作的知識分子，環境要好得多。但受全國大氣候的影響，不少單位也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偏差。1960年10月，聶榮臻在三座門宴請五院的部分教授、專家、工程技術人員。他是想和這些高級知識分子談談心，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也想知道他們在想些什麼。這天，他穿了一身淺灰色的便裝，風紀扣還是一絲不苟地扣着。他找了一些老一點的科學家座談。聶榮臻和知識分子談話，一向都是很随便的，大家向他說了許多工作上的問題，很少有人講到生活。聶榮臻知道大家有顧慮，就勉勵說：不要有顧慮嘛，國防部五院就是大家的家，五院的工作就是大家的終身事業。我們希望同志們下決心在這個光榮的崗位上幹一輩子，為尖端事業獻出自己的一生，把祖國建設得更強大。這是萬世之榮，大家有多大本事盡管發揮。既要努力學習，又紅又專，技術上又要勇于負責，發揚民主，暢所欲言，科學研究不要怕失敗，技術上不同意見的争論不是政治問題。既要努力工作，又要勞逸結合，盡快拿出自行設計的各型導彈來，這是最大的政治。聶榮臻一席話，說得科學家們心裡熱乎乎的，氣氛一下子輕松了許多。于是，有些科學家就說，五院把幾千名大學生抽出來，長時間參加農業勞動，還抽調幾十名科技人員去西藏參加平叛等等。第二天，聶榮臻要安東去向五院黨委傳達，這種做法是錯誤的，要迅速糾正。科技人員的勞動鍛煉，要結合本專業，在五院的廠、所實施。沒有什麼比了解、信任自己更寶貴的了。在國防科技戰線工作的知識分子，就享受了這種充分的信任。聶榮臻也因此而與科學家們結下了深厚友誼，廣大科技人員從心底裡把他看成是知識分子的知心人。
聶榮臻非常關心錢學森，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他為錢學森考慮得都很周到。聶榮臻說：錢學森是國家的寶貝。國防科委很多人聽到聶榮臻說過這樣評價錢學森的話。在工作上，五院領導給錢學森安排了最方便的條件，在安全上也采取了相當嚴格的措施。聶榮臻規定，沒有他本人的批準，錢學森不得乘坐任何類型的飛機。早在1956年，籌備成立航空工業委員會，以及後來在航委的共事中，在技術問題上，聶榮臻就像學生對老師那樣尊重錢學森，虛心請教。
導彈研究院一成立，經聶榮臻向中共中央建議，錢學森被任命為這個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長。在錢學森的主持下，導彈研究院形成了完整的科研體系，确定了基本任務和前景規劃。但是作為院長，一些日常的行政業務也占用了他大量的精力。一次，導彈研究院為建托兒所的事，也去向錢學森彙報，連做多少闆凳也要他拍闆。而有些技術問題，本來應該由錢學森拍闆的，而黨委卻要讨論決定。錢學森常為這樣的事苦惱。聶榮臻知道後，就對導彈研究院的領導人說，有些技術工作提交黨委讨論，黨委就拍闆了，這不行。黨委隻管大政方針政策，不要管技術，技術工作要讓錢學森負責。而日常行政事務，他不擅長，就不應該去麻煩他。為此， 1960年春天，聶榮臻在征得錢學森的同意後，向中央軍委報告，建議任命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兼任導彈研究院院長；錢學森任技術副院長；任命空軍副司令員王秉璋為副院長，主管行①“兩憶三查”，是指憶階級苦、憶民族苦；查立場，查鬥志、查工作。
政工作。建議被批準。為了保障錢學森在技術工作上的指揮決策權，導彈研究院又建立了技術指揮線。一批老專家，像任新民、粱守、屠守锷、莊逢甘、蔡金濤、吳朔平，不久，也被分别任命為五院第一、二、三分院的技術副院長。聶榮臻一再強調，各級領導一定要保證技術指揮線暢通，不得以任何理由否定科學家在技術問題上的決策權。技術指揮線全部由專家組成，技術問題，由技術指揮線決定，保證了專家們的決策權。爾後，下面的各科研單位也都建立了技術指揮線，科研工作的計劃、協調由專家拍闆，充分發揮了科學家們的作用。
聶榮臻與知識分子有着密切的聯系。因此他在許多極為微妙的地方，深谙知識分子的心理。有一次試驗地地導彈，導彈研究院副院長王诤與錢學森都去了試驗基地。試驗完畢，王诤與錢學森回京向聶榮臻彙報工作。彙報時，王诤先講開了，把主要情況介紹得很詳細，然後，又講了自己的看法。王诤講完以後，錢學森也談了一些具體的意見。彙報完畢，王诤與錢學森向聶榮臻告别。聶榮臻把王诤留下，誠懇地對王诤說：“王诤同志，你是專家，是我們黨内的專家，也是黨内的老同志，以後彙報工作是不是先讓錢學森同志講，技術方面聽聽他的意見。不然的話，你先講了，錢學森同志有什麼不同的意見，也不好講了。”王诤聽後笑了，以後彙報工作，王诤總讓錢學森先講。1960年，蘇聯專家全部撤走後，聶榮臻特别指示五院領導人：要充分發揮老專家的作用，型号設計委員會由錢學森負責，黨委研究技術問題的大政方針時，請他參加，認真聽取和尊重他的意見，使他有職有權。正是由于中共中央、周恩來、聶榮臻等人無微不至的關懷和信任，使錢學森得以在中國航天事業上做出傑出的貢獻。
錢學森對聶榮臻也充滿了崇敬之情。1984年他回憶說：聶榮臻領導科學技術工作時，“統籌兼顧，全面調度，充分發揮了科學技術人員的聰明才幹，研制工作取得了迅速的進展??我們的科學技術人員在今天回顧往事，都十分懷念那個時代，稱之為中國科學技術的‘黃金時代’，也十分尊敬和愛戴我們的領導人――聶老總”。①聶榮臻也許比任何人都熱切盼望國防尖端技術的每一個突破。每當新的難關被攻克，他向科技工作者們送去的是祝賀。而當有的試驗失敗了，他送去的是安慰，是鼓勵。有時，這比勝利時的祝賀更讓科技工作者感動。
1962年，中國自行設計的第一枚中近程導彈進行首次飛行試驗失敗，聶榮臻沒讓追查責任，而是安慰大家，使參試人員深受感動。聶榮臻是這樣地理解他們。
任新民，這位從美國歸來的導彈總體設計師，經曆過無數次導彈發射試驗。因為每次發射成功而感受到的喜悅太多，他已經記不清了。他說，每次試驗成功，從聶榮臻那裡聽到的都是鼓勵。如果失敗了，他從不批評埋怨，而是從另一種角度給予鼓勵。
國防科委和在聶榮臻身邊工作過的人，都知道聶榮臻對任新民是極為器重的。中國導彈的起步，首先是從仿制蘇聯近程地地導彈爾-2開始的。仿制成功後，工程技術人員對發動機部分作了一些改進，改進工程是任新民主持的。因為，原來爾-2的發動機就不怎麼好，改進後雖有所加強，但一段時間裡，老出問題。那個時候，有些人把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去①《聶榮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30頁。
看待。火箭發動機出問題，被人作為政治問題反映上去了。聶榮臻聽了這個反映，對五院領導人說：你們建院的時候，任新民、莊逢甘兩位科學家在北京開會，聽說五院已經成立，他們要求調到五院工作，就沒有再回哈爾濱，而是到黃帶子墳剛從部隊接收過來的房子裡，不顧條件簡陋，找來兩塊鋪闆一搭，就住在那裡。我叫安東去動員他們住旅館。安東回來對我說，任新民、莊逢甘表示，“我們既是調到這裡來工作的，怎麼能住旅館？”一再動員也沒有去旅館。這件事我聽了極為感動，始終銘記。這麼好的科學家如果不信任，還能相信誰呢？請你轉告任新民一句話，“凡是最困難的時候，成功也就快了”。不是這句話哲學上的意義，而是感情上的理解，使任新民大為感動。不久，發動機技術問題就一個接一個地解決了。有一次聶榮臻了解到，火箭發動機試車時，任新民凍傷了手，他責問有關的負責人：“為什麼不對任新民這樣的專家多注意保護！”
著名火箭發動機動力學專家、五院三分院副院長梁守說：“科技工作者的最大願望是能夠在工作崗位上貢獻自己的力量，為社會主義添磚加瓦，為接近和趕上國際先進水平作出成績。從舊社會留下來的科技人員，出身和經曆不盡相同，但對于外國人欺淩的感受則是一緻的。因此，在毛主席莊嚴地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時，大家都渴望能為祖國建設效綿薄之力。絕大多數留用的科技人員是愛國的。聶總看到了這一主流，一直對他們采犬政治上關懷、工作上放手’的方針，沒有因為他們出身于其他社會階層而嫌棄他們，也沒有因為他們有缺點而采犬敬而遠之’的态度。在會見和交談中，一直給科技人員以可敬可親的長者的印象。”①中國原子能事業奠基人之一的錢三強1984年回憶說： 1956年時，“聶總既抓原子能，又抓航天技術，而更多側重抓航天技術。就這樣，我國的原子能和航天技術，剛一起步就有了強有力的領導??1960年，正當工作進入關鍵時刻，我國遇到了經濟上的暫時困難。正在這時，又是聶總鼓舞了大家的信心。記得他不止一次說過：你們隻管放手工作，我來做你們的後勤部長。
為了保證（原子彈攻關）計劃完成，聶總一方面從政治上、思想上關心科技工作者，鼓勵大家正視困難，戰勝困難；另一方面他親自想方設法采取一系列措施提供後勤保證??使廣大科技人員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溫暖，感受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開展大協作的優越性。因此，盡管當時各方面困難不少，但大家精神振奮，情緒飽滿，工作進展順利。我想這正是當時主持科技工作的聶總重視知識分子，正确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所起的重要作用”。②①《聶榮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