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主持“兩彈”攻關（二）
确定“兩彈”攻關了，應該采取哪些措施呢？聶榮臻想了又想，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主要提出了以下7條。
1.各科研部門要“縮短戰線，任務排隊，确保重點”。他提出：以地地導彈為重點，争取3年左右突破中程；5年或更長一些時間突破遠程。原子彈方面争取4年左右建成第一套核燃料生産基地，設計試制出初級的原子彈；5年或更長一些時間試制出能用于導彈的小型核彈頭。國防科研的其它任務，都要為“兩彈”讓路。
2.要抓緊“開門七件事”，即新型材料、儀器儀表、電子元件、精密機械、特殊設備、測試技術、計量基準。力争使這七個方面能保證“兩彈”攻關進程的需要。
3.進一步培養科技幹部，一定要把這看作是發展國防科研的戰略任務。
4.全面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首先是要落實保證由科學家對技術問題負責的技術指揮線暢通。從上到下，行政領導不要幹預科技工作。
5.組織全國大協作，把國防科研機構、中國科學院、工業部、高等院校、地方科研機構，組織成五個方面軍，協同攻關。
6.要攻關，就要從上到下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又要實事求是，一步一個腳印，冷熱結合，工作力求踏實。
7.科研單位的各級領導幹部和所有工作人員，都要真正成為科技人員的“勤務員”和知心朋友，全心全意為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服務。
這些明确的方針、政策，統一了步伐，促進了“兩彈”攻關的順利進行。
縮短戰線方面，聶榮臻在堅持“兩彈”攻關的報告中說：“前一時期??工作中也有些缺點，主要是戰線太長，力量分散，不僅不利于國防尖端技術的發展，而且使國防尖端和工業基礎之間本來就不太适應的情況更加突出起來。”因此，從蘇聯專家撤走起，他就提出要縮短戰線抓重點的要求。
聶榮臻多次強調突破地地導彈是項戰略任務。1961年4月，他對錢學森等人說：地地導彈系統是個戰略問題，先定下來，搞成“三班”去安排科研力量。兩個月以後，他對錢學森等解釋說，“三班”的含義是，地地導彈在仿制的基礎上自行設計近程、中程和遠程導彈，這3個型号形成系列，集中力量搞，然後有多餘的力量再研制地空、空空導彈。近程地地導彈仿制已經過關，正在少量生産，中程地地導彈是正在設計的，遠程地地導彈是要探索研究的。
導彈攻關，捷報頻傳。1964年9月，中國自行設計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導彈試射成功，進入批量生産。1965年他又進一步提出，研制地地導彈首先抓中程的，準備中遠程的，探索遠程的。
這樣，聶榮臻在領導導彈、火箭研究人員集中力量攻地地導彈技術關的同時，總結出了符合科學研究工作規律的“科研三步棋”的思想。1966年2月，他在給周恩來的報告中說：科研與生産不同，“就是在一定的計劃時期内，研制工作要同時安排三個層次的型号：正在試驗、試制（生産）的型号；正在設計的新型号；需要探索研究的更新的型号。這樣安排，可以加強研制工作的計劃性和預見性，并使不同層次的型号互相銜接，交替進行；預研工作也可以得到相應的落實。對同一型号而言，‘三步棋’是指預研、研制、小批生産三個階段”。①聶榮臻的這一重要的理性認識，有力地推動了“兩彈”攻關乃至整個國防科技事業的進程。
在核武器方面，縮短戰線的做法集中到一點，就是保證1964年爆炸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
1961年9月以後，聶榮臻多次對二機部的領導說：核武器研究力量要集中，西北核工業基地着重搞基本建設，要确保質量。
1962年8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戴河召開。陳毅、聶榮臻在會上見到了二機部部長劉傑。陳毅、聶榮臻關切地向劉傑詢問原子彈研制的進展情況。
聶榮臻對劉傑說：希望你們早日拿出原子彈，以增強中國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地位。我們遵照中央的指示，要求全國科研部門，很好地配合二機部的研制工作，全國要“擰成一股勁，共同完成任務”。陳毅、聶榮臻兩位元帥的話，使從事原子彈研制工作的所有人員，受到很大鼓舞。
劉傑對兩位元帥的話想了又想。兩位元帥要求早日拿出原子彈，這個“早日”究竟能在什麼時間實現呢？
回到北京後，劉傑與二機部的幾位領導人研究了幾天，就當時所要解決的理論問題、試制生産和存在的困難進行了分析。他們作出了每一步都非常紮實的計劃，最早在1964年，最遲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最後，寫成了《關于自力更生建設原子能工業情況的報告》。
作出這個判斷要有足夠的科學根據，而要把這個判斷上報中央，還要有充足的勇氣，這等于是向中央立了軍令狀！二機部的領導人在上報前反複研究，一遍又一遍地論證，于1962年9月11日将報告上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
當年10月，聶榮臻在聽取二機部領導人彙報時指出：原子彈研制進展較快，今後仍應把好每道關，有專人抓，一切工作都要圍繞着1964年爆炸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來安排。
聶榮臻根據“科研三步棋”的思想，看到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工作進展順利，勝利在望時，他就對二機部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1963年9月3日，聶榮臻在聽取劉傑、錢三強、朱光亞彙報時指出：中國發展核武器，最後着重是要搞戰略導彈用的核彈頭。因為中國空軍力量薄弱，空投原子彈難起作用。二機部的工作要求是， 1964年準備好地面核試驗； 1965年準備好空爆核試驗； 1966年準備好核導彈試驗；1967年争取試驗氫彈。
1964年5月，聶榮臻對五院和二機部提出了研制核導彈的問題。他說：原子彈與導彈的總設計師錢學森和錢三強都要參加，才能搞好。
原子彈攻關，在更高的基點上加速進行了。1964年10月，中國終于爆炸成功了第一顆原子彈。
從主管全國科學研究工作起，聶榮臻就十分重視貫徹全國一盤棋，進行大協作的方針。進入“兩彈”攻關階段，他深知，必須進一步加強全國大協作的部署，才能打好“兩彈”攻關這一仗。
聶榮臻指示中國科學院緊密配合“兩彈”攻關。此後國防科委與中國科學院商定，組成兩個協作組。導彈攻關協作組由錢學森、王诤、張勁夫、裴麗生（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劉西堯組成；原子彈攻關協作組由劉傑、錢三強、張勁夫、裴麗生、劉西堯組成。為此，中國科學院成立了由谷羽任局長的新技術局，動員30多個研究所的大部分科研力量，共承擔300多個科研項①《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上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57頁。
目的協作任務，大大加強了“兩彈”攻關的力量。在中央批準聶榮臻關于堅持“兩彈”攻關的報告以後，其他科研部門、工業部門和高等院校的積極性也很高，紛紛主動要求承擔任務。這樣，全國逐步形成了“兩彈”攻關的大協作網。
1962年9月，二機部關于建設原子能工業的報告上送後，10月，中央攻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讨論二機部的報告。聶榮臻出席了這次會議。劉少奇在會上指示：中央要成立個委員會，加強領導，加強配合，請國防工辦提出委員會成員名單報中央批準。據此， 10月30日，羅瑞卿在寫給中共中央、毛澤東的報告中，建議成立中共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統一領導原子能工業的建設和核武器的研究試驗工作。毛澤東11月3日在這份報告上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1962年11月17日，在聶榮臻列席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宣布，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周恩來任主任，由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陸定一、聶榮臻、羅瑞卿、趙爾陸、張愛萍、王鶴壽、劉傑、孫志遠、段君毅、高揚等人組成。
它既是一個權力極大的決策機構，又起着各方面的協調作用。1965年3月，中央決定， 15人專門委員會也管導彈的研究試驗工作，調整增加了成員，改稱中央專門委員會。在中央專委強有力的領導下，調動全國一切力量，為“兩彈”研制開綠燈。
聶榮臻對中央專委的成立特别高興，他認為這是項關鍵性的措施，對“兩彈”攻關的信心就更足了。
中央專委總攬全局，将尖端武器研制工作的紛繁頭緒化解開，轉變為一道道十分明确的任務，安排下去。5個方面軍的協作配合更加緊密了。中國尖端武器研制建設之快，與中央專委極有效率的工作是分不開的。
在聶榮臻确定的7條措施中，從技術上說，要數第二條最重要。中國導彈、原子彈的研究工作在加速進行。理論研究上的難題，一個一個地被科學技術人員攻克。但在導彈與核武器的研制正在取得重大突破的前夜，所有的研究課題都向我們揭示了這樣一個前提條件：尖端武器的研制需要許多新型原材料，需要高溫合金材料、高能燃料、精密合金、半導體材料、稀有金屬材料、人工晶體、超純物質、稀有氣體等。在一個工業基礎十分薄弱的國家裡研制尖端武器，它所面臨的困難實在是太多了。領導中國原子彈、導彈武器研制的聶榮臻，對這一點感觸尤深。在一段時間裡，他經常提到的就是這些事情。他打了個形象的比喻，“一家人過日子，少不得柴米油鹽醬醋茶，這叫開門七件事”。而新型材料、電子元件、精密機械、儀表儀器、特殊設備、測試技術和計量基準等七個方面，就是辦國防工業和尖端科學的“柴米油鹽醬醋茶”。“開門七件事”好記好懂，成為科研戰線家喻戶曉的動員令。
聶榮臻始終認為，儀器儀表、新型原材料等是中國武器裝備科學研究方面，最為薄弱的環節。
1960年1月21日，聶榮臻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儀器儀表已成為當前發展國民經濟和尖端技術的薄弱環節之一。工業生産中，所需的儀器儀表配套，在數量上隻能滿足六成至八成。尖端技術所需儀表儀器，則還剛剛開始摸索研究。拿各類儀器儀表的品種來說，和蘇聯等先進國家比較，一般的品種隻生産了兩成至三成，特殊、高級的（如核子、電子儀器）則隻有一成左右。火箭、原子能反應堆、艦艇、潛艇等所需要的高級儀表，則完全是空白。”聶榮臻在報告中說，已通知計委、經委、建委、國家科委、國防科委、五院、一機部、二機部等單位負責同志，組成儀器儀表和精密機械的規劃小組，全面安排研究，确定試制和生産品種，并納入國民經濟計劃，以求切實解決這方面的難題。并在兩三年内，争取解決“研究試制需要新儀器，新儀器又需要新材料”的所謂“連環套”問題。由此證明，這樣的基礎工作，不得不與尖端技術研究同時上馬。聶榮臻對此是早就深有體會的。
舉例說，用于尖端武器的新型材料，至少有5600多種，大到導彈尾噴管的耐高溫合金，能耐萬度高溫的導彈石墨尾舵，小到導彈、原子彈上用的特殊用紙，這樣多的原材料研制，不可能全部由導彈、原子彈研究機構本身來完成，非動員全國的科技力量不可。由中央專委向各科研單位與工廠分配研究試制任務，各項工作的完成都很順利。在當時，許多單位都以能接受尖端項目的研究任務為無尚光榮。這種大協作，充分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高度集中力量的優越性，以及當時中國人民集體主義和團結協作的精神風貌。
尖端武器所需要的許多材料又都是“特”字号的，如特大、特寬、特雹特細、超純等等。而我們的生産設備，難以生産加工這樣的材料。聶榮臻不得不花大量精力關注這些材料的研究、試制和生産。因為他在這方面的體會太深了，後來甚至提出要成立專門的國防新材料研究院。可惜，這個設想被“文化大革命”沖掉了。
“開門七件事”，特種材料向各個方面喊得多了，大家都在關心這件事。
一次開會時，劉少奇側過身來問聶榮臻：“這幾個特字，說了多少年了，什麼時候能解決呢？”“我們正在認真地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工作在不斷地取得進展。”聶榮臻回答說。
在聶榮臻領導下，各有關單位發奮努力，取得了輝煌成就。1965年，聶榮臻于4月到7月，分三次向毛澤東和黨中央書面報告說：經過4年努力，過去許多靠進口的新型金屬材料，已經能自己生産，共研制成新型金屬材料6800多個品種。高溫合金，可滿足制造米格-21飛機的需要。電子、儀器儀表中的精密合金70多個品種中，已有55種可滿足需要。特細、特薄的金屬材料已接近世界先進水平。40多種稀有金屬元素，已能生産18種。新型化工材料方面，共試制出3900多個品種。在重水、高能推進劑、特種合成橡膠、塑料、樹脂、特種感光材料、稀有氣體、超純物質、超純試劑等方面，已可滿足導彈、原子彈、航空及無線電工業等方面近期發展需要的90％。新型無機非金屬材料方面，已研制成玻璃鋼、玻璃纖維、特種水泥及膠凝材料、人工合成晶體、特種陶瓷、耐高溫塗層、石墨、石棉等材料，共2000餘項。這些材料，具有耐高溫，耐腐蝕、耐磨損、耐輻射以及各種優異的光學、電學、磁學性能，初步滿足了研制國防尖端技術的需要。聶榮臻在報告中也指出，這1.2萬多種新材料中，有些性能還不夠穩定，有的還不能工業化生産。
這些成就是值得自豪的。它不僅保證了“兩彈”攻關的需要，而且，使中國軍事和民用工業的發展，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認識到國防尖端武器對于中國的迫切需要，所有的研究院、所、工業部門、大專院校，都對國防科研開了綠燈。國務院各大部，都有一名副部長專門對五院和二機部負責，這是周恩來總理安排的。一是為了迅速解決國防科研問題，二是為了保密。國家計委、經委也都有國防科研的計劃、經費和物資專管部門。周恩來總理怕這些當家理财的人們手頭太緊，一再交待，“兩彈”方面要多少錢就給多少。
“兩彈”攻關經費完全保證使用，聶榮臻卻經常提醒大家要節約辦一切事情。他深知周恩來總理是很節儉的，操持這樣一個大國、窮國，撥出的每一筆經費，都是不容易的。聶榮臻的态度是該花的就花，不該花的，一分錢也不能亂花。
20多年後，有人不時地冒出幾句搞“兩彈”花了多少多少錢，“兩彈是用金子堆出來的”一類的話。原二機部的一位負責人說得好：“說花錢多的人，往往并不知道我們花了多少錢。搞國防尖端研究，我們是很節省的。和資本主義國家比，我們用的經費不知少了多少倍。”
為了節約試驗費用，聶榮臻一再告誡研制部門，要過細地工作，要消除一切隐患，不能讓導彈帶着問題上天。“一顆導彈，就是幾十萬、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元”，這是聶榮臻經常說的。中國的工業落後，管理水平也落後。
而國防工業的要求卻都是高、精、尖的。為了保證不出問題，各道工序都要反反複複地幾次檢查。1964年，一次火箭發動機組裝時，一個工人不慎将一個螺絲釘掉到發動機裡去了。一分院将情況迅速上報五院。五院請示聶榮臻，聶榮臻當即表示，馬上停止裝配。他要秘書跟随張愛萍到現場坐鎮，一定要找到這個螺絲釘。第二天，張愛萍和聶榮臻的秘書，認認真真地坐在裝配車間的椅子上看着。有關的技術人員花了兩個多小時，螺絲釘終于被找出來了。
“文化大革命”前，有一次，陳雲在廣州碰到聶榮臻，關切地問：“聽有些同志說，我們搞‘兩彈’花錢太多，你說究竟花了多少啊？”聶榮臻說了個大概數字。陳雲說：“想不到才花了這麼些錢，搞‘兩彈’是值得的。”
有一段時間，聶榮臻見了科研單位領導人就強調文明生産。他一看見車間裡挂着的大字标語，開着音量很足的喇叭就反感。20年代，聶榮臻在法國的大工廠裡做過工，他對西方的工業管理有着實際的了解，知道那些形式上的東西根本于事無補。所以， 1960年他就給中央寫過《關于尖端、精密生産和研究工作中的清潔和秩序問題》①的報告。聶榮臻根本不允許在“兩彈”研制中，有髒亂現象存在。
由于有着一整套嚴格科學的科研、生産、試驗方面的管理制度，中國尖端武器研究、設計、試制、試驗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遠遠超過世界上幾個“核俱樂部”成員。
1962年，中國的三年困難時期剛剛過去，經濟正在走出“谷底”。這時，中國的“兩彈”攻關正處在關鍵時刻。1963年4月，在北京召開的軍工領導幹部會議上，聶榮臻講話時說：“‘兩彈’要盡早地過關。尖端什麼時候過關，這不但是個軍事問題，而且也是政治問題。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天天在猜我們‘兩彈’什麼時候出來。他們最害怕中國人民擁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國人民有了這些武器，他們向世界人民的訛詐就徹底地全部破産了。
去年8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志說：美國在1945年第一次使用原子彈， 1949年蘇聯作了第一次原子彈爆炸試驗， 1952年英國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到1960年法國也爆炸了，這是一個國際的核競賽。他們最害怕中國擁有原子彈，但又不得不估計，中國是今後頭一批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之一。”①中國在當時的形勢下，沒有别的選擇，就是要在繼世界各主要強國之後，①《聶榮臻軍事文遜，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409頁。
①《聶榮臻軍事文遜，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498頁。
争取成為擁有戰略導彈和核武器的國家。
“兩彈”攻關的輝煌成就，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許多科技人員和有識之士說：如果不是聶榮臻當年在北戴河會議上苦口婆心，以後又忘我地緻力于“兩彈”的攻關事業，那今天中國的國際地位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樣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