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簽訂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
1956年10月以後，國際形勢有了變化，蘇聯明顯地對中國熱情起來。
聶榮臻感到，這是争取蘇聯援助的好時機。
1957年新年伊始，蘇聯方面同意從留蘇的理工科高年級學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學導彈新技術專業，這無疑是個好消息。于是，聶榮臻與宋任窮（主管發展核工業的三機部部長， 1958年後改稱二機部）聯名給正在莫斯科訪問的周恩來發電報，建議他向蘇方提出在原子能研究方面援助中國的問題。
以後，蘇聯在新技術援助方面，對中國的态度日益松動。
看到蘇聯對中國的友好态度，1957年夏初的一天，周恩來總理剛從機場回來，聶榮臻就給他打電話。聶榮臻在電話中說：蘇聯現在對我們表示友好，我們是不是再提一下國防新技術援助的事？周恩來表示同意。他對聶榮臻說：“你可以先找阿爾希波夫談一談，我們再作下一步打算。”
1957年6月18日傍晚，一陣小雨剛剛灑過，路面濕漉漉的，聶榮臻和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李強一起，乘坐黑色吉斯型轎車，駛入東交民巷的一個院子裡。住在這裡的客人，是蘇聯駐中國經濟技術總顧問阿爾希波夫。他對中國是友好的。略事寒暄，聶榮臻就向阿爾希波夫試探性地提出了在國防新技術方面請求蘇聯援助的意思。聶榮臻的拜訪，事先并沒有說明來意。但阿爾希波夫估計，一定會有什麼事情，所以他保持着外交官特有的敏感，在專心地傾聽着那些禮節性言辭後面的意思。阿爾希波夫目不轉睛地看着聶榮臻，他聽得很認真。聶榮臻說完，阿爾希波夫顯得很熱心，對聶榮臻說：“您提出的問題我本人同意，待請示我國政府以後再予答複。”
7月20日，阿爾希波夫就國防新技術援助事宜，答複了聶榮臻，說是要約定時間面談。聶榮臻沒有想到，這麼快就得到了回音。按約定時間，聶榮臻又一次來到阿爾希波夫的寓所。在客廳裡，兩個人都顯得很高興。阿爾希波夫對聶榮臻說，“元帥閣下，您上次提出的國防新技術援助的問題，我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要求表示支持。我受權宣布：蘇聯政府同意在适當的時候，由中國派政府代表團去蘇聯談判。”總顧問的外交辭令一闆一眼，在聶榮臻平靜的笑容下面，是由衷的喜悅。
回到家中，聶榮臻立刻接通了周總理的電話。聶榮臻在電話中說：“今天，阿爾希波夫約見了我，蘇聯方面答複，同意我們的要求，要我們派一個政府代表團去蘇聯談判。”周恩來聽了也挺高興：“這次還不錯，我馬上報告主席，你就着手考慮組織代表團吧！”
經過1個多月準備，去蘇聯談判的各項事宜已經商定。9月3日，赴蘇聯談判代表團召開全體會議。聶榮臻在會上宣布：經毛澤東、周恩來等批準，代表團名稱為中國政府工業代表團。由他任團長，宋任窮、陳赓任副團長，成員有錢學森、李強、劉傑、萬毅、通信兵部主任王诤，二機部副部長張連奎、劉寅。此外還聘請了21名火箭、原子能、飛機、電子等方面的專家、教授當顧問（加上工作人員共40多人）。希望大家要遵守外事紀律和注意事項，力争談判能取得圓滿成功。
1957年9月7日，一架蘇制伊爾-18專機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了。在機上，聶榮臻與錢學森議論起蘇聯的爾-2導彈。錢學森說，蘇聯的這種導彈是從德國的V-2火箭演化而來的。
聶榮臻問：“造它，你有把握嗎？”
錢學森說：“就看這次去蘇聯的結果了，隻要他們肯提供有關的設備和火箭樣品，保證能行。”
聶榮臻沉思了一下，又問：“你覺得還有什麼困難嗎？”
錢學森說了句輕松的比喻：“不是說，困難就像老鼠，聽見腳步聲就??”聶榮臻大笑起來，然後說：“去年10月開會的時候，你說過，如果沒有外援，依靠我國現有的技術力量，可以在7至8年内，研制出像美國‘誠實約翰’一類無控制火箭。我把你的意見報告給總理。後來中央叫我們7年内搞出自己的導彈。我比較樂觀，大概隻用5年，最多7年就行。這次能争取到蘇聯的幫助，就可以提前制造出比‘誠實約翰’性能更先進的火箭武器來。”
錢學森說：“也許不用5年，在元帥領導下，大家幹勁足得很喲。”
聶榮臻說：“如果這樣，那就是世界的一個奇迹了。”
錢學森停頓了一下，說：“我有個預感，因為，我們的制度能使科研力量高度集中，意志高度統一，這比自由化的美國更适合搞火箭工程。”
聶榮臻非常贊成這句話。他的目光落在了錢學森寬闊的前額上，想起了周恩來在錢學森歸國不久的囑咐：“要好好待他，科學家是我們國家的精華，他是科學家的一個代表。”
當天下午，莫斯科時間6點鐘，專機對準了莫斯科努契科伏國際機場的跑道，迅速降落下來，緩緩地在停機坪停下。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别爾烏辛與中國駐蘇大使劉曉在離飛機不遠的地方，等待歡迎中國政府代表團的到來。機艙門打開了，聶榮臻站在舷梯上揮了揮手，就疾步走下舷梯。别爾烏辛及衆人走上前去，與聶榮臻握手擁抱。聶榮臻在與别爾烏辛握手時，感到了一種俄羅斯式的熱烈。這似乎是此行的一個好兆頭。
在莫斯科，聶榮臻下榻在奧斯特洛夫斯基大街一座别墅式的小樓裡。第二天，他起得很早。北京和莫斯科有6個小時的時差，聶榮臻平時極有規律的生活節奏被打亂了。他在院子裡散步，李強也出來活動。李強對莫斯科非常熟悉。抗戰爆發前，他在這裡住了6年半。他對聶榮臻說：“聶老總啊， 1925年你從蘇聯回國，在莫斯科待了多少時間呀？”“我那時歸國心切，在莫斯科待了10個來月。昨天坐車，我看這裡變化挺大。”聶榮臻又問李強：“錢學森同志他們住的蘇維埃旅館，離這裡有多遠？”“蘇維埃旅館離這裡還挺遠的，他們那裡是莫斯科市中心的正北，我們這裡是西南。富春同志來談156個項目時就住在那裡，它的對面是個跑馬常”李強是外貿部副部長，俄文很好，又懂電子、機械，建國後中國對蘇聯的經濟、貿易、科技方面的重要談判，差不多他都參加了。這次，他又來參加國防新技術談判，聶榮臻很高興。
談判從9月9日開始， 10月15日簽協定，共進行了35天。在這段時間裡，中蘇兩國代表團人員進行了内容廣泛的談判。談判的進展較為曲折，不過，這也正如估計的那樣，蘇聯方面不會無保留地把一切新技術都交給中國，聶榮臻對此是有思想準備的。整個國防新技術談判，分為若幹部分：導彈、原子能、飛機及其基地建設等方面各自分頭進行。每個方面，可以說是一點一點地取得進展。所幸的是，代表團各個方面的準備都比較充分，有的要求非常具體。在談判桌上，蘇聯人總的來說是友好的，别爾烏辛甚至對聶榮臻說，有些項目你們提出的型号性能已經落後了，可以提出更新一些的型号。但有的技術項目也有保留，不是隻給資料，就是隻給樣品。經過20多天的談判，9月底，雙方終于達成了協定草案。
聶榮臻看了草拟的協定，心裡輕松了許多。如果蘇聯政府能夠認真地執行協定，中國在突破導彈、原子彈、現代作戰飛機等尖端技術方面，就有把握得多了。聶榮臻派人立即把草案送回北京，交周恩來總理，等待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審批。
緊張的談判暫時休止，大家終于可以休息幾天了。蘇聯政府安排中國代表團沿着伏爾加河遊覽參觀。正值10月，這是領略俄羅斯迷人秋色的最好時節。
聶榮臻被安排到莫斯科郊區的一個醫院裡檢查身體。這個醫院在一片森林中，專門接待來自其他國家兄弟黨的領導人，到此休養和檢查身體。這個地方，空氣中浸潤着青草的氣息，白桦林密密匝匝，樹葉被秋風梳理得嘩嘩響，太陽散發出溫和的光，真是個好去處。聶榮臻很欣賞這個地方，他在這裡住了10天。
聶榮臻在拜會優羅希洛夫、别爾烏辛等蘇聯朋友時，分别贈送了一些中國的工藝品。蘇聯朋友對中國的工藝品贊不絕口。
毛澤東、周恩來對這個草案表示滿意。很快，回國的人把草案和修改意見帶回了莫斯科。蘇聯方面上送的草案也得到批準。這樣， 1957年10月15日，聶榮臻代表中國政府，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别爾烏辛代表蘇聯政府，分别在協定上簽了字。①簽字儀式在蘇聯國防部大樓舉行。俄羅斯式的高大建築富麗堂皇，大廳天花闆垂下的許多巨形吊燈，齊放光明。出席簽字儀式的中蘇兩國代表，都很輕松，彼此微笑，熱烈握手祝賀。在簽上“聶榮臻”3個字的協定中，蘇聯答應在原子能工業、導彈、火箭武器、航空新技術以及導彈和核試驗基地建設等方面，對中國進行援助。協定的全稱是《關于生産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簡稱國防新技術協定）。
代表團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16日啟程回國。
協定是寫在紙上的，要使協定真正落實，還得作出更多的努力。在後來的幾年裡，抓緊做好接受技術援助的準備工作，催促蘇聯政府履行協定，成了聶榮臻的一項重要工作。
總的來說， 1957、1958兩年，協定執行得比較順利。蘇聯向中國提供了幾種導彈、飛機和其他軍事裝備的實物樣品，交付了相應的技術資料，派了有關的技術專家來華。這些專家大多态度比較友好。這對中國熟悉情況、掌握技術，是有幫助的。蘇聯的幫助，對中國尖端武器研制的起步工作，是有較大作用的。在導彈、火箭和作戰飛機、試驗基地建設等方面，使中國的研制步伐得以加快。
但聶榮臻心裡非常清楚，從根本上說，不能指望蘇聯把最先進的東西給中國。若認為蘇聯會對中國無保留地支持，那是太天真了。在國防新技術産品上，聶榮臻感到，蘇聯總是要讓中國落後它一代，甚至是兩三代。這個意圖，他看得十分清楚。
對蘇聯援助的樣品，聶榮臻提醒接收部門注意，是新的還是舊的。因為，他有過這方面的教訓。抗美援朝時，蘇聯賣給中國的裝備裡就有不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舊步槍、舊機槍、舊坦克。他們把舊坦克刷上漆，當新的運到中國。一次，聶榮臻到豐台車站接收蘇聯按訂貨合同運來的坦克，他上去一摸，發現新刷的油漆還沒有幹透。他對同去的蘇聯顧問開了個玩笑，“你這個坦克立過多少次戰功呀？”弄得蘇聯顧問很不好意思。
在執行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的過程中，蘇方的一些做法很使中方疑惑不解。一次，蘇方通知，一種軍事裝備的實物樣品已運到了綏芬河，要中方去接收。當中方做好全部準備并按時趕到預定地點時，蘇方又通知說“樣品還沒有到”。如是者三，不免使中國的科學技術人員心生疑窦。
類似的情況都彙報給了聶榮臻。聶榮臻反複思考着這些問題，不禁回想起往事。1945年，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後，日軍在蒙古儲存的大批武器彈藥，以及駐蒙日軍被解除的武器裝備都存在蒙古，裝滿了許多倉庫。這批武器對華北解放軍來說，是可以使部隊裝備獲得不小改觀的。蒙古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喬巴山到了張北，有幫助我們的意思。喬巴山要見聶榮臻，主動約了兩次，聶榮臻才由張家口到了張北。可到了那裡，喬巴山又不見，等了一個晚上。第二天，聶榮臻就走了。他很清楚，喬巴山是在等蘇聯方面的指示，蘇方不點頭，喬巴山是不敢做主的。這些裝備，後來被蒙方付之一炬，中國一顆子彈也沒要到。當時這樣做，蘇聯是做給蔣介石看的。在接受蘇聯援助的過程中，這些往事不斷出現在聶榮臻的頭腦中，和眼前發生的事形成某種聯系。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魯曉夫到中國訪問。訪問期間，要中方回答不久前蘇方提出的關于中蘇建立聯合艦隊與長波電台的建議。這項建議，有損中國主權，理所當然地被中國嚴正拒絕。
建立聯合艦隊，實際上就是允許蘇聯軍艦不經過交涉就能使用中國的港口。蘇聯領導人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那種悻悻不快的心情，使中蘇兩國間的關系很快出現了變化。
首先表現出來的是，蘇聯對待中印邊界糾紛的立常1959年3月，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武裝叛亂，企圖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爾後，中印關系緊張起來。蘇聯領導集團不顧中國提供的事實和提出的勸告，授權塔斯社，于9月9日公開發表關于中印邊界事件的聲明，有意偏袒印度，把中蘇分歧公諸于世。
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緻函中共中央，借口當時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正在日内瓦談判關于禁止核武器試驗的協議，怕西方國家獲悉他們正在新技術方面援助中國，“有可能嚴重地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為争取和平，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所作的努力”。因此，信中提出，中斷若幹重要援助項目，兩年以後看形勢發展再說。其中特别提到不再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技術資料。從這時起，對部分項目蘇聯單方面終止執行國防新技術協定。
1959年9、10月間，赫魯曉夫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講話，以及參加中國國慶招待會時，都影射攻擊中國是所謂“好鬥的公雞”。這些都表明，蘇聯有意使兩國兩黨之間的争論公開化。
這種情況愈發展，聶榮臻就對蘇聯能否執行國防新技術協定愈擔心。一些報告已經很明顯地表明了蘇聯在國防尖端技術上，對中國的限制更多了，許多答應給的技術資料和樣品都拖延不給。一些專家顧問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他們采取措施，對中國技術人員接觸蘇聯技術資料嚴加限制，給中方科技人員的研究工作帶來極大不便。
與此同時，另一個重大變化是：蘇聯向中國要的東西越來越多了。過去，蘇方索要的多是些中醫、中藥、種籽及農業、手工業等傳統技術和資料。但從1959年開始，蘇聯大量索要工業新技術、尖端技術和中國重要資源、重大工程項目的資料。這些情況彙集到聶榮臻這裡，在他心裡打上了一個很大的問号。
聶榮臻認為，應該嚴密注意蘇聯方面的這種動向，他指示秘書把各個方面的情況搜集一下。很快，工業、科研、國防等有蘇聯援助項目的單位，都把情況報了上來。這樣從全局看，形勢更為明顯了。聶榮臻由此已經判明，赫魯曉夫領導集團撕毀所有協定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了。他認為事關重大，必須盡早報告中央，以便采取相應措施。
在曆史重大轉折的前夜，能夠預見并指出這種轉折變化的來臨，不但需要深刻的洞察力，而且還需要豐富的經驗和缜密的思維。如何做好準備，妥善處理這種轉折帶來的困難局面，則需要戰略家的膽識和勇氣。
1960年1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聶榮臻将中蘇經濟援助與科學技術協作方面的變化和趨勢，先報告了毛澤東主席與周恩來總理，以後又在會上就此作了發言。他在發言中提出，蘇聯很有可能在不長的時間内終止與中國的協議。他說：米格-21飛機和導彈的技術資料，蘇聯都卡住不給了。看來，靠蘇聯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蘇聯為了保持領先地位，加上對中國不放心，所以在國防新技術方面加緊限制的情況，已經越來越明顯。我們已經摸清了他們的基本意圖，就是在尖端武器裝備的科學研究上，使中國與它保持相當的距離，隻同意我們仿制蘇聯即将停産甚至已經停産了的裝備。總之，他們是想長期使中國停留在仿制階段，處于依附地位。周恩來對聶榮臻的報告，仔細看了幾遍。然後，他又在這份報告上，密密麻麻地寫了許多批語，把報告轉給外交部，以引起外交部的警覺。随着中蘇關系的變化， 1960年7月3日，聶榮臻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了份報告，提出了三點建議：1.蘇聯在重要的關鍵技術上卡我們，令人氣憤，但氣憤并沒有用。
事情有可能這麼一逼，反而會成為發展中國國防科學技術的動力，更加堅決地貫徹自力更生的方針，而不是指望外援。2.今後科技往來應采取新的做法。
協議上有的仍然要，不給就挂筆帳，協議以外的新要求就不提了。3.獨立自主，立足國内，絕不意味着自己封鎖自己。毛澤東、周恩來很快批準了這個建議。
所以，應該說，中國對于蘇聯全面終止國防新技術的援助，是有準備的。
1960年7月，事實完全證明了聶榮臻的預見。蘇聯全面撕毀了同中國的協議，從7月28日到8月下旬，撤走了他們尖端技術領域裡在華的全部技術專家。
蘇聯這一背信棄義的行動，發生在中國經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時期。主要由于政策上的失誤，加上自然災害，危及到中國每個人的生活。在這樣的時刻，中國的國防科技究竟怎樣才能發展？它要走一條什麼樣的道路？這些問題萦繞在聶榮臻的腦海裡，使他在夜色中漫步北海公園的時間格外長了。當蘇聯撤走全部技術專家的消息傳到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時，毛澤東以他特有的氣魄說：“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帳是很難還的。”①聶榮臻深刻領會了毛澤東的意圖，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更加緻力于中國研制導彈、原子彈的事業。
赫魯曉夫的背信棄義行為，促成了中國自行研制“兩彈”的曆史性轉折。
①《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上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