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力促綏遠方式的實現
聶榮臻認真執行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指示，與薄一波等人一起，為綏遠方式的勝利做了大量工作。
所謂“綏遠方式”，就是指人民解放軍有意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争取這部分軍隊在政治上與人民解放軍能基本保持一緻，以便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餘軍隊的主要部分。這一做法，在人民解放軍已經取得戰略決戰勝利的當時，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有利的。
早在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進程中，聶榮臻于1949年1月16日對鄧寶珊說，“我方對解決綏遠問題的初步設想，準備采取一種更為和緩的方式，留待下一步再解決。”①羅榮桓也向鄧寶珊表示：綏遠的問題，待黨中央指示以後再談。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順利完成，使中國數百年古都的文物能夠完全歸到人民手中，綏遠的問題就好談了。羅榮桓還對鄧寶珊說：“毛主席說，将采取一種更和緩的方式。我們叫它做‘綏遠方式’。”②聶榮臻讓鄧寶珊回去後，将這一意見轉告給傅作義。鄧寶珊當時是國民黨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兼晉陝綏邊區司令，綏遠有他一份，聽了自然高興，就滿口答應。
通過多次會談，雙方終于達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協議，這就為綏遠方式的成功奠定了基矗2月1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進入北平以後，遵照中央指示，2月2日在《人民日報》（北平版）發表了一條消息，在叙述北平談判的過程時，公布了1月16日給傅作義的公函。公函中曆數傅作義在抗戰勝利後執行蔣介石的内戰政策和《勘亂命令》，進行反共反人民活動，進攻華北解放區，敦促他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編，同時講了傅作義将軍接受了人民解放軍的指示，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傅作義看到報紙後思想苦悶，情緒低沉。這件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1949年1月14日，聶榮臻在與傅作義的全權代表鄧寶珊等談話時，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采取了強硬态度，嚴正譴責傅作義對和平解決平津問題一再拖延，傅方對此應負全部責任，并表明解放軍攻打天津的決心。第二天接到軍委來電說：要将“一個正式文件”（即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消息）交鄧寶珊帶回去，并指出，這“是準備于必要時公開發表的”。這就是1月16日聶榮臻交給鄧寶珊的那份公函（即“通牒”）。
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走後，鄧寶珊看了（沒有封口）表情驚訝，覺得很為難。周北峰等人向鄧寶珊建議：“傅個人英雄主義甚濃，通牒以暫不交為好。”
因此，交“通牒”一事就這樣被拖延下來了。以後，中央軍委從人民的利益和大局出發，于1月20日、29日兩次來電指示：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動，順應北平人心所向，使傅作義在群衆中完全陷于孤立，促使他徹底改變反動立場，在政治上、軍事上都真正站到人民方面來，“通牒”以公開發表為好。
于是，1月31日新華社播發了“通牒”全文，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消息。
傅作義對和平解決綏遠問題是有貢獻的。1月28日，董其武所部與解放軍綏蒙軍區部隊在陶蔔齊曾發生武裝沖突，董部被消滅一個團。傅深恐再生事端，一再要求盡快解決綏遠問題。考慮到傅作義如果情緒消沉，對推行“北①《綏遠和平解放大事記》，第13頁。
②《傅作義生平》，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319頁。
平方式”、和平解決綏遠問題，以及統一戰線工作都有不利影響，因此，林、羅、聶決定與傅面談。2月4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将拟談的内容報告了中央軍委。2月5日，毛澤東對談話内容作了批示。2月8日，林彪、聶榮臻、葉劍英、陶鑄、蘇靜、南漢宸在北京飯店宴請傅作義。席間，林彪首先向傅作義表明了态度：“北平和平解決，避免了人民生命财産的損失。使文化古都未遭受破壞，避免了雙方官兵的傷亡，替國内樹立了北平方式的新榜樣。”“傅作義将軍對北平和平解放是有貢獻的。”“我黨願意與一切黨外真願為人民服務的人合作。共産黨人絕不采取黨員包辦方式，而是采取黨員與非黨員合作的政策。共産黨對一切對革命事業有貢獻的人，絕不虧待他。”
林彪還告訴傅作義：今後并願吸收他做工作，例如參加華北或将來的聯合政府工作，等等。聽了林彪的話，傅作義一再表示，他的行為不是為了個人，是以人民利益為重的，南京曾幾次派飛機來接他，他都沒走。此時，聶榮臻又進一步向傅作義解釋了共産黨的民主政策：“我們的民主是對百分之九十的人民主，而對百分之十的反動階級、反動分子，則實行專政，而不可對一切人實行民主，但我們的民主是代表絕大多數人的。”①在座的葉劍英對傅作義願意積極幫助解放軍接管北平的态度，表示了欽佩之意。他們邊吃邊談，氣氛極為融洽。鄧寶珊高興地說：“我們的心與你們完全一樣，隻不過我們不是共産黨員而已。”這次宴請後，傅作義的情緒有所好轉。
2月11日，傅作義在家中回請了林彪、聶榮臻、葉劍英等人。為了穩定傅作義的情緒，這次對綏遠問題隻作了一般交談。
通過雙方互相宴請，感情上有了進一步的溝通，這無疑對解決綏遠問題起了促進作用。
2月19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就解決歸綏、大同、榆林三處問題向中央軍委建議，将在綏遠的傅作義部改編為一個軍（以後實際上改編成一個兵團），由人民解放軍派出各級政治工作人員，其部隊、幹部及眷屬與解放軍同類人員同等待遇。建議得到中央軍委批準。
2月22日，毛澤東在西柏坡接見傅作義、鄧寶珊将軍時，提出綏遠問題岡”以用“綏遠方式”解決。當傅作義詢問什麼叫“綏遠方式”時，毛澤東解釋說：就是不用打仗來解決綏遠問題。解放軍與董其武部隊之間先劃條和平線，互不侵犯，把鐵路接通，貿易搞起來，然後看董其武将軍認為方便的時候宣布起義。毛澤東為綏遠問題的暫時劃界分治，定了基調。
3月，中共中央決定賀龍、李井泉參與綏遠問題談判。3月23日，林彪、賀龍、聶榮臻、李井泉、陶鑄約請傅作義、鄧寶珊、周北峰到北京飯店協商解決綏遠問題。會上，解放軍方面表示，遵照中共中央決定，綏遠暫時維持現狀，并組織小型委員會，具體協商劃界、交通、金融、貿易等問題。傅作義方面表示同意。經商定，解放軍方面代表為李井泉、張友漁、潘紀文；傅作義方面代表為王克竣周北峰、閻又文。不久，林彪、賀龍、李井泉等因另有任務，會談由聶榮臻、薄一波負責。
3月下旬至4月上旬，雙方代表作了幾次反複協商，互有讓步，解放軍則做了多方面的讓步。3月27、29日，聶榮臻、薄一波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兩次提到：“關于劃界，經我方讓步，商定自武川北之烏蘭花（四子王旗）、陶蔔齊、白塔??直到托縣請水河之間的喇嘛灣，劃一界線，停止沖① 1949年2月12日林、聶關于與傅談話内容向中央軍委的報告，原件存軍委檔案館。
突??喇嘛灣一地，傅方頗有不願放棄之意，我們意見，如傅方堅不讓步，我方可以不要。”關于交通，平綏路在統一管理的原則下，傅方的運費可斟酌減免，如有盈餘，還可按裡程比例分給傅方紅利。雙方自由貿易，可互免出入口稅，互設貿易機構，但嚴禁違禁品（如鴉片煙）貿易。在金融方面，為照顧傅方，人民銀行準備酌量收兌傅方的金元券。關于派聯絡機構，解放軍方面提出設到師以上部隊，傅方堅持不接受，于是做了讓步，拟隻在歸綏設聯絡處。國民黨派遣到董其武部的特務分子由傅方送走等等。以後按照這個方案，在文字上幾經斟酌，達成綏遠分治協議。經毛澤東批準後，6月8日雙方在《綏遠和平協議》上簽字，協議生效。
在雙方協商期間，人民解放軍于4月20日開始對封建軍閥閻錫山的老巢太原，發起第二階段總攻。24日淩晨5時， 1300多門火炮齊轟太原城。上午10時，總攻結束，殲滅閻錫山部8.4萬人，太原宣告解放。此時，地處平綏、同蒲兩條鐵路幹線交彙處的晉北重鎮大同，雖然早已是一座孤城，但固守在城裡的國民黨軍正在加固工事，負隅頑抗。他們憑借較強的實力和堅固的工事，妄圖與城外的解放軍部隊抗衡。針對大同國民黨軍的情況，城外的解放軍部隊在聶榮臻、薄一波的直接領導下，堅決按照中央軍委對大同實行“圍而不打”的戰略方針，對城内國民黨軍展開了強大的政治攻勢。4月29日，大同城内國民黨軍派代表與解放軍正式談判。這一天，守城的國民黨軍1.3萬人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編，大同獲得解放。接着，5月5日，解放軍又乘勢攻占了安陽，殲國民黨軍1.5萬餘人。當天下午，新鄉國民黨軍2萬餘人被迫全部投誠。至此，華北地區全部解放。在當時情況下解放軍這樣做，應該說是做了很大讓步的。正因為如此，在解放軍部隊中有些同志産生了急躁情緒，認為“綏遠方式”吃虧，又太麻煩，太不幹脆。聶榮臻、薄一波根據中央意圖，一再要求解放軍方面的代表一定要耐心會談，能讓步的地方可以讓步，力求“綏遠方式”取得勝利。4月18日，聶榮臻在華北軍區直屬隊團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綏遠談判問題上的急躁情緒，是與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不一緻的。“不明了這樣的鬥争方式，更便于集中力量解決主要敵人??這不是由于我們力量小，而正是由于我們的力量已是強大的。”
綏遠和平協議達成以後，鬥争并沒有結束。國民黨當局千方百計誘迫董其武率部西撤，以便繼續控制。董其武進行了抵制。但董其武的部下，情況很複雜，有的堅持頑固立場，有的受閻錫山拉攏，進行破壞，使協議的執行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預定6月底公布協議的計劃未能實現，按預定日期進駐歸綏的解放軍代表被阻擋而折返。在這種情況下，傅作義于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封長信，提出了解決綏遠問題的意見。7月16日，毛澤東在聶榮臻、薄一波陪同下，接見了傅作義、鄧寶珊。毛澤東表示傅作義的意見很中肯，就按傅的意見辦。7月18日，解放軍方面派出的工作委員會抵達歸綏，但受到董其武某些部屬的百般抵制，個别工作人員甚至還因遭受特務分子的襲擊而犧牲，根本無法開展工作，協議隻是一紙空文。至7月24日，工作委員會的大部分人員被迫撤出歸綏。與此同時，董其武部有些小部隊也不斷向解放軍防區襲擊騷擾。對此，聶榮臻、薄一波于7月30日電示綏遠軍區司令員姚吹熱耍解放軍宜一方面提高警惕，如敵來襲，堅決還擊，并記錄在案；另一方面又要忍耐，不要主動出擊，盡量避免事端，以利于和平解決綏遠問題。
鑒于阻力大、困難多，毛澤東決心讓傅作義出面解決綏遠問題。毛澤東說：“綏遠起義後，不用軍管方式，可設軍政委員會，由宜生先生（指傅作義）任主席。”①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很快宣布成立了綏遠軍政委員會，傅作義為主任，鄧寶珊與解放軍代表高克林為副主任。聶榮臻遵照毛澤東的意圖，對傅作義的歸綏之行作了精心安排。他專門指示華北軍區撥了一列鐵甲列車，内挂一節軟卧車廂，并派一個營的兵力護衛。薄一波也親自打電話通知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撥出現大洋15萬元，作為傅作義此行的活動經費。傅作義也從他原來部隊積蓄的奮鬥基金裡拿出現大洋5萬元，将這20萬元帶到綏遠，準備慰問那裡的部隊官兵。8月20日，中共綏蒙區委城工部部長潘紀文代表華北局、華北人民政府，陪同傅作義、鄧寶珊等啟程赴歸綏。那天，聶榮臻和薄一波親自到西直門車站送行。
傅作義到達綏遠後，與鄧寶珊、董其武等一起進行了一系列工作，終于使綏遠和平起義逐步成為現實。傅作義9月11日緻電聶榮臻、薄一波，對綏遠起義的準備情況進行了詳細說明。他在電報中這樣說：“經連日分别傳見說明，軍政幹部對中共領導及人民政府各項政策，均表擁護，尤其對毛主席敬仰崇拜之熱忱，出乎一般意想之外。”電報中提出了要團結大多數，肅清特務分子，妥慎處理紀律不好的單位，逐漸教育整編軍隊等四項原則，并對董其武發表起義通電的步驟等提出了具體的意見。②薄一波将傅作義的電文和以聶榮臻、薄一波名義發出的複電稿一并轉呈毛澤東。毛澤東親自作了修改，批準了複電稿，充分肯定了傅作義的意見。9月19日，董其武、孫蘭峰将軍等39人聯名通電毛澤東、朱德、聶榮臻、薄一波，宣布率全體官兵6.5萬人起義。綏遠終于和平解放。20日，毛澤東和朱德，聶榮臻和薄一波，分别緻電董其武将軍等人，予以慰勉和祝賀。
綏遠方式的勝利，具有重要意義。對于綏遠問題，毛澤東很重視，半年内7次會見了傅作義。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綏遠國民黨軍的寬大政策和耐心等待，對以後一些城鎮的和平解放及衆多國民黨将領的起義等都産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聶榮臻和薄一波在和平解放綏遠的複雜過程中，認真貫徹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意圖，為“綏遠方式”這一戰略方針在綏遠地區的勝利實施，做出了重要貢獻。
①《傅作義傳略》，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274頁。
②《傅作義傳略》，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2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