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在十年動亂中
第一節被推進曆史的漩渦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在十年動亂中，徐向前和許多老一輩革命家一樣，曆經風險和坎坷。從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到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被打倒。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風暴雨，許多事他來不及細想，更想不到會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鬧就是10年。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身着軍裝接見紅衛兵。那一天，除了林彪之外，徐向前和其他各位元帥，都沒有穿軍裝。在天安門城樓上，臨時得到通知說，接見完紅衛兵之後，毛主席要和元帥們照相。元帥們的工作人員，都急忙返回住地取軍裝。賀龍元帥一時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帽子又太小，搞得很I促。那張照片，是毛澤東和元帥們在一起的最後一張曆史照片。
1966年秋，紅衛兵全國性的大串聯開始不久，各省、市、自治區黨政機關幾乎處于癱瘓狀态。軍隊院校有的“造反派”向林彪當面告狀，說軍隊院校“鎮壓群衆”，“限制太多”。于是林彪提出：發一個緊急指示，軍隊機關、院校和文體單位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樣搞。10月5日，以軍委名義，發出了《關于軍隊院校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取消了院校黨委領導，強調“必須把那些束縛群衆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這方面，軍隊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樣。”從此以後，軍隊院校和機關就大亂起來，軍隊與地方的一些“造反”組織，相互串聯、勾結，相繼發動了沖擊軍事機關，揪鬥軍隊領導幹部的事件。11月8日，一批“造反派”把木闆搭到警衛部隊戰士的身上，踏着“人橋”，瘋狂地沖進國防部大院和總參謀部大樓。随後不久，在林彪的堅持下，軍委發出了關于軍隊軍以上機關開展“四大”的通知。徐向前向林彪提出，各大軍區開展“四大”
不要全面鋪開，可分批進行。因為軍隊肩負着戰備任務，特别是地處沿海、邊防的軍區，即使内地軍區，也要區别情況，如武漢軍區地處水陸交通樞紐，搞不好對全國都有影響。要搞，可以在一兩個軍區試點。徐向前這個意見，實際沒被采納。
1966年國慶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時，肖華向徐向前說，請老帥們接見一下軍隊院校來京的學生。徐向前說，你們準備個稿子，請葉帥代表大家講一講就行了。肖華說，還是請老帥們都講一講好。
過了幾天，肖華給徐向前送去了講話稿。徐帥看後，加了加強戰備的話。
11月13日，在工人體育場舉行全軍院校10萬來京師生大會。周總理、陶鑄副總理，陳毅、賀龍、徐向前、葉劍英參加接見，周總理、陶鑄副總理接見後退場，由四位老帥講話。他們在講話中，表示擁護毛澤東領導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但共同的是強調穩定軍隊的重要性。陳毅在講話中說，有的同志頭腦發熱，給他一條冷水毛巾擦一擦有好處。徐向前在講話中強調：“一刻也不要忘記我們周圍還存在着強大的敵人，我們必須經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絲毫的松懈。”葉劍英說：真理是真理，跨過真理一步，就是錯誤，就變成了謬誤。學毛主席著作，不是學耶稣基督教的聖經，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書，不會行動，那樣就會變成教條了。老帥們從穩定軍隊出發，苦口婆心地引導。葉劍英講話時，獸醫大學的一名學生遞了一張條子，質問今天的會議經過林彪批準沒有？葉帥看了條子很氣憤，當場念給大家聽，說：“他懷疑我們偷偷開會，大家相信嗎？總理和陶鑄同志都來了嘛。四位軍委副主席的講話，我們是集體讨論過的，這能說是背着軍委開會嗎？”賀龍元帥當時已受誣陷，他出席大會，引起了林彪、江青一夥的忌恨。江青氣急敗壞他說：“你們把賀龍拉出來亮相，是向中央示威！”
在林彪、江青一夥的慫恿、支持下，“造反派”把矛頭指向幾位老帥的講話。有幾個院校成立了“批資籌備處”，在大街上公開刷出“陳、葉講話必須批判”的大标語。軍隊内的“造反派”開始沖擊軍事領導機關，揪鬥軍隊的領導幹部。
11月29日，全軍文革再次安排陳毅、徐向前、葉劍英幾位老帥接見軍隊院校師生。會場上氣氛有些緊張，貼滿了批判幾位老帥11月13日講話的大标語，還有什麼“炮轟”、“火燒”之類的話。葉帥和陳帥發了火，規勸大家正确對待路線鬥争。徐向前因頭疼加劇，沒開完會議，就先退出了會場。
老帥們的兩次接見，都使江青惱火，她叫嚣軍内有“資産階級反動路線”，要“改組全軍文革”。1967年1月初，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志堅，被斥責為軍隊中“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劉鄧路線的代表”，被撤掉全軍文革組長的職務。
發生的所有這些事件，使徐向前越來越難以理解。他憂心忡忡，不知道這場“大革命”會導緻何方？
1967年1月6日，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向徐向前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要他出任全軍文革組長。他毫無思想準備。
會客室裡氣氛沉寂。徐向前這位領兵幾十年的老元帥，無論是革命戰争年代，還是在全國勝利以後，對于黨分配給他的工作，從不計較。他認為升遷和調動，對一個革命者、特别是一個軍人來說，隻有“服從”二字。由于他多年身體不好，患着嚴重的偏頭痛和胸膜炎，這些年抱病參加一些工作，已是力不從心了。他的身體狀況，黨中央和毛澤東是了解的。真不明白，是什麼人，在這個嚴酷的動亂之中，把他推了出來！是信任呢，還是其他的原因？
沉默了許久，徐向前自知難以勝任，便說：“我多年有病，對幹部不熟悉，請轉告毛主席，這個工作我擔當不了。”楊代總參謀長說：“不行啊，這是江青提議，主席決定的。”
聽說是江青的提議，徐向前一時難以相信。他和江青從沒一起共過事，也從來沒有私人接觸。徐向前心裡劃着問号，本來就不平靜的心情，更加煩躁和不安。對這場“大革命”，他和許多人一樣不能理解，他期望着毛主席能更改對他的委任。
1月10日，江青派人送來了全軍文革成員名單以及改組全軍文革的通知。看來，中央文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徐向前明白他這個全軍文革小組長己成定局，看了“通知”，當即表示了三條意見：第一，新的全軍文革未組成前，是否請中央文革出面先與各派群衆座談一下，交代一下政策；第二，要講革命性、科學性、紀律性，軍隊搞“文化大革命”，不要黨委領導不行。現在有的機關幹部起來要求成立革命戰鬥組織，有這種苗頭。
尤其是空、海軍，擔負着保衛空海防的任務，戰備任務比較頻繁，指揮失靈了不好。機關幹部成立戰鬥組織，形成幾派就不好辦了；第三，部隊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議在适當範圍講一講。北京軍區抓廖漢生，又要抓楊勇、鄭維山；空軍今天又把王輝球、成鈞和常乾坤帶走了，這個問題要研究解決一下，否則大家沒有底。這三條意見的意思很明确，要穩定軍隊，反對無政府主義的亂揪亂鬥。顯然和林彪、江青一夥的想法格格不入，從而埋下了下一步徐向前被打倒的禍根。第二天，徐向前接到一個急件：全軍文革小組名單已經“軍委通過，中央批準”。就這樣，徐向前被迫倉促上陣，擔任全軍文革組長。命令還未公布，消息已經傳了出去。
許許多多的電話，各種各樣的問題，蜂湧而來。新的全軍文革小組1月12日正式成立，組長徐向前，顧問江青，副組長肖華、楊成武、王新亭、徐立清、關鋒、謝镗忠、李曼村；組員：王宏坤、餘立金、劉華清、唐平鑄、胡癡、葉群、王蜂、張濤、和谷岩。14日建立辦公機構，在三座門開始辦公。
徐向前眼看軍隊各機關、院校一天比一天混亂，上任後，決定狠抓一下軍隊的穩定。他每天在電話機旁，像戰争年代指揮作戰一樣，下達命令，回答各方面提出的種種問題。原有的兩部電話機不夠用了，又新增加上兩部。他在電話裡，不止一次作出這樣回答：“軍隊一定要保持穩定！……”“軍隊不準大串聯！……”
“不準成立戰鬥隊，不準打砸搶，不準亂抓人！……”
海軍司令肖勁光被北海艦隊的“造反派”抓到天津。徐向前聞訊後，立即打電話給海軍文革辦公室，命令那裡的“造反派”立即把肖勁光送回來。
他語氣堅定，态度明确，“造反派”不得不照辦。後來他說話也不靈了，有些“造反派”公然在電話裡和他争辯起來。
全國性的大動亂繼續發展，軍隊院校、文體單位，工廠和機關的師生員工、幹部大批湧到北京，要求澄清和解決問題。大批群衆，大量問題，都壓到全軍文革來。
全軍文革小組18名成員，有些人在中央文革，有些人隻是挂名兼職。有的成員剛開始工作，就被揪去“澄清問題”了。辦公室經常沒有人主持日常工作，最後隻剩下徐立清一個人左右招架。每天來訪人員多至200多批。五花八門的“造反組織”的頭頭，整天包圍着三座門全軍文革辦公機關。靜坐、絕食、哄叫，有時連電話機都被占領着，攪得辦公機關無法工作。一些文革小組成員陸續被揪鬥後，身為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江青、全軍文革小組成員的葉群，隐藏在幕後，連電話都不接。中央文革還經常下達一些與軍隊要求相反的指示。在這種情況下，徐向前幾乎每天要接見“造反派”頭頭，常為一個人的問題，或者一句話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被糾纏不休。徐向前常常惱怒發火，頭疼症頻繁發作。周恩來總理關懷徐向前，對他說：“和他們（指‘造反派’）打交道，你要掌握8個字，就是‘多聽少說，多問少答’。”
1月10日，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支持下，突然抛出“揪軍内一小撮”的亂軍口号。接着沖擊軍事機關，揪鬥大軍區領導人的事件不斷發生。有的軍區作戰室被封，一些領導人被挂黑牌，畫鬼臉。一些軍隊“造反派”組織的人員，開車直接到徐向前往地，要求他回答問題，無理取鬧。
徐向前難以制止事态的發展。在一次軍委碰頭會上，他根據“十六條”
精神和一些人的建議，斷然提出5個不準：不準随便抓人，不準任意抄家，不準戴高帽，不準挂黑牌，不準遊街等。會上，周恩來總理表示贊同，但陳伯達、江青不表态，結果無法作出決定。
1月中旬，陳伯達、江青蓄意整肖華。陳伯達在接見群衆組織時說：“肖華不像個戰士，倒像個紳士。”在陳伯達的煽動下，總政機關大樓裡貼滿了打倒肖華的大字報。周總理得知後，很生氣，站出來辟謠。消息傳到了毛主席那裡，江青很緊張，趕忙令人覆蓋大字報。1月19日下午，軍委碰頭會上，圍繞軍隊要不要開展“四大”問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老帥同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展開了激烈的争論。江青一夥叫嚷軍隊“不能特殊”。老帥們則認為軍隊是無産階級專政的柱石，軍隊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應有所區别。争來争去，僵持不下。陳伯達、江青等人節外生枝，又對肖華進行突然襲擊。江青說：“肖華是總政主任，發文件，把總政和軍委并列，是什麼意思？”葉群從口袋裡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稿子，說肖華反對林副主席，破壞文化大革命，必須公開向軍隊院校師生作檢查，等等。還有幾個人發言批肖華，都有發言稿，說明他們是早有預謀的，隻是老帥們都蒙在鼓裡。散會時，徐向前鄭重宣布：“會議的内容要嚴格保密，不準外傳，這是條紀律。”
但是，會後楊勇在排以上幹部會上作了傳達，總政副主任袁子欽的筆記本被“造反派”搶走。所以，晚上，戰友文工團的“造反派”就抄了肖華的家，肖華被轉移到西山才免遭揪鬥。
20日上午，軍委碰頭會繼續在京西賓館召開。江青陰陽怪氣地問道：“總政治部主任怎麼不見了？他躲到哪裡去了？”肖華到會後，講了頭天晚上被抄家的經過。徐向前氣得拍了桌子，茶杯蓋子摔到地上。葉劍英氣憤他說：肖華是我保護起來的，如果有罪，我來承擔！說着，也拍了桌子，傷着了手骨。接着“大鬧京西賓館”一說就傳揚開了。
1月23日，徐向前開了一夜的會，早上7點才回到家。他接近古稀之年，疲憊不堪，正想休息一下，這時牆外傳來“我們要見徐向前”，“我們要見徐向前”的吵鬧聲，徐帥聞聲心煩，抓起大衣旋風般地沖出房門，身後留下“哐！”的一響關門聲。他面對“造反派”，正襟坐下，氣勢凜然。“造反派”多是些娃娃兵，沒想到徐帥真的坐到了他們面前，一時手足無措，愣了半天，才有一個頭頭要徐帥對楊勇的事表态。徐帥在前一天己聽說上面有人說了話：楊勇要“燒而焦了”，此時徐帥仍然說：對楊勇同志要“燒而不焦”，有錯誤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
這幫“造反派”沒有撈到什麼，但他們總算見到了徐向前，于是以勝利者的姿态，呼嘯而去。
揪鬥肖華後，又揪鬥楊勇。眼看着全國各地黨政機關癱瘓了，軍隊如果再亂下去怎麼辦呢？身為全軍文革組長的徐向前心急如焚。他多次叫人電話請示中央文革，卻得不到回音。在全軍文革剛成立時，林彪曾規定：全軍文革屬軍委和中央文革雙重領導，主要是中央文革領導，有事先請示中央文革，然後再報告他。但實際情況是，陳伯達、江青都很難找到。徐向前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他既不能眼看着軍隊亂下去，又不能按自己的見解行事。幾次叫秘書打電話給林彪的辦公室，要求見林彪。回答不是說“身體不好”，就是說“已經報告過了”，林彪不肯見。
1967年1月24日晚上，徐向前毅然決定要直闖林彪的住地。他坐上汽車，才告訴秘書給“林辦”電話通報一下。
在西城區一個名叫毛家灣的深宅中，住着林彪和葉群。外表不起眼的大門和普通建築，掩蓋着住宅内部的奢侈豪華。林彪忌風又怕見水，後院内卻專修了一座龐大的室内遊泳池，四季溫水不斷。林彪為了坐在室内曬太陽，用進口的石英玻璃，安裝了一個曬口。徐向前的突然到來，打斷了林彪和陳伯達的密謀交談，使他們有些不悅。不過，林彪還是以元帥對元帥的禮貌，接待了徐向前。徐向前開門見山向林彪講了當前全軍混亂的情況，提出：“軍隊不能允許建立戰鬥隊，軍隊這樣亂下去不行，要盡快搞個條條和規定。”
林彪聽了，連連點頭。他主持軍委工作，軍隊亂了他也交代不了。當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見。于是口述了穩定軍隊的“九條”并請葉帥、聶帥到毛家灣來研究。陳伯達當即告退。上述九條，經軍委讨論通過後，确定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去釣魚台，請中央文革再加讨論。去前，徐帥特意打電話給陳帥，請他也到會助陣。
因為陳伯達知道九條的内容，所以，老帥們到釣魚台時，中央文革的人都在，還把總理也請來了。經讨論改為七條。當時陳伯達正和林彪關系甚密。
他邊把“七條”稿子裝到徐帥口袋裡，邊說：已經通過了，你趕快回去吧！
徐向前即刻把通過的稿子送到“林辦”，回到家已是早晨4點鐘。後來，林彪把七條報到毛澤東主席那裡，主席批示：“所定七條很好，照發。”又批示：“再加上一條關于管教幹部子女問題”。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将修改後的八條交住在京西賓館開會的各大軍區領導人讨論。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毛主席住處，毛主席同意照發。林彪很高興，對毛主席說：“你批了八條，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
文件以“軍委八條命令”下達，具體内容是：一、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産階級革命派，争取和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确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
二、一切指戰員、政治工作人員、勤務、醫療、科研和機要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要抓革命，促戰備、促工作、促生産。
三、軍隊内部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該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充分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嚴格區别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付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挂黑牌，遊街，罰跪，等等。認真提倡文鬥，堅決反對武鬥。
四、一切外出串聯的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等，應迅速返回本地區、本單位進行鬥批改，把本單位被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奪的權奪回來，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對于沖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别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沖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沖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沖擊。
六、軍隊内部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準沖擊，不準串聯。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檔案和技術資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搶劫。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資料暫時封存，聽候處理。
七、軍以上機關應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軍、師、團、營、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堅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針，以利于加強戰備，保衛國防，保衛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
八、各級幹部、特别是高級幹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教育他們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與工農相結合，拜工農為師，參加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争取做無産階級革命派。幹部子女如有違法亂紀行為，應該交給群衆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和司法機關處理。
“八條”的中心思想是：軍隊要穩定。這是不合乎江青一夥人的思想的。
因為“八條”是林彪參與制定的，她不便反對，把嫉恨集中到徐向前頭上。
就在讨論“九條”的那次中央文革會議上，江青闆着臉說：“徐帥老了，不能工作了！”她原以為徐向前既老又多病，要他出任全軍文革組長，他可能挂挂名，不會管多少事，沒想到他和她們唱起了對台戲！可是，“八條”經過了毛澤東主席和林彪，她隻有内心不平。“八條命令”起到了暫時穩定軍隊局勢的作用。然而，在“八條”下達後不久，由于江青一夥搗亂破壞，軍隊混亂的局勢，仍然不能阻止。沖擊軍事機關的事件，又連續發生。在徐向前等幾位老帥努力下，2月8日，軍委又發布了通知：明令外出串聯的人員，限期返回本單位。明令設在各地的聯絡站一律撤銷。各單位接待站，從2月21日起，一律停止接待。2月21日，軍委又發出了《關于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強調軍隊肩負着加強戰備，保衛國防，一定要保持軍隊的穩定。軍（含軍）以下部隊堅持正面教育，13個大軍區機關“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分期分批進行。接着，軍委又發出一些指示和規定，但未能奏效。特别是對軍隊領導機關不宜成立戰鬥組織的指示，許多地方很有抵觸。各大軍區開會宣傳軍委“八條命令”時，“造反派”沖擊會場，說這是“鎮壓群衆”，“又一次資産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毛澤東主席和老帥們一樣，都在維護“八條”，1967年3月27日晚，毛主席在一次談話中講到“八條”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時說：“我們都是事後諸葛亮。現在看來，當時沒有個‘八條’也是不行的。”
第二節在逆流中勇進
盡管曆史的長河滔滔向前，也難免碰到暗礁，遇上逆流。“文化大革命”
正是曆史長河中的一股逆流。徐向前和一些老革命家，迎着險惡的逆流，和林彪、江青一夥奮勇拼搏。
1967年2月8日開始，周恩來在懷仁堂召開中央政治局碰頭會議，吸收有關負責人參加。出席會議的有：周恩來、李富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李先念、餘秋裡、谷牧、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産”問題。會議圍繞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該把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重大原則問題，一些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與陳伯達、康生一夥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激烈鬥争。
在九日的會上，陳伯達誣陷被撤職的全軍文革組長劉志堅是“叛徒”。
劉志堅的情況徐向前是了解的。他是放牛娃出身，很小就當紅軍。紅軍長征路上，在川西一、四方面軍會師時，徐向前就認識他。
抗日戰争中又在冀南同事。在冀南的一次戰鬥中，劉志堅受傷被俘。冀南部隊負責人接到地下黨的情報，立即組織部隊，在敵軍押送劉志堅的途中進行伏擊，把劉志堅搶了出來。徐向前說明了當時的情況。語氣肯定他說：“我們是帶兵打仗的人，跟我們打過仗的人，難道還不了解嗎？他不是叛徒！”陳伯達不讓徐向前說下去，蠻橫地從中打斷說：“劉志堅叛徒的案已定了，再不能改變了。”徐向前很氣憤地質問：“你憑什麼給他定案？沒有證據怎麼定案！”徐向前和陳伯達公開争論，這是第二次了。在1月中旬的一天，總後的部分群衆在三座門外靜坐，全軍文革派人做工作，沒有做通。
後來陳伯達接見這批人，他們才離開。為此，陳伯達指責徐向前。徐向前生氣他說：“那些戰鬥組織的人，他們不怕凍，要呆在那裡，那就讓他們呆在那裡好了”。陳伯達還說：“我也是保你的。”徐向前即回他說：“我用不着你保。”那天，他們争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
2月11日下午的會上。葉劍英質問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一夥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啊！”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憤他說：“軍隊是革命的支柱嘛，你們還要不要軍隊？如果不要，我就不幹了。”兩位老帥據理力争，慷慨陳詞，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陳伯達等人無言可對。
2月16日下午，繼續開碰頭會，讨論“抓革命、促生産”問題。這次會上，鬥争更加激烈了。開始，譚震林要張春橋保陳丕顯。張春橋推托說回去和群衆商量。譚震林惱怒了，他大聲質問：“什麼群衆，老是群衆群衆，還有黨的領導嘛！你們就是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衆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把老幹部都打光。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黑五類‘，有人講話；高幹子弟，怎麼沒人說話！高幹子弟往往挨整，見高幹子弟就揪，這不是反動的血統論是什麼？這是用反動的血統論來反對反動的血統論。這不是形而上學嗎？”譚老義憤填膺，越說越激動。他斥責清華大學蒯大富之流搞的“百醜圖”，說：“蒯大富，是什麼東西？就是反革命！搞了個百醜圖。這些家夥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又說：“這一次，是黨的曆史上鬥争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當着我的面講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譚震林越說越氣，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會場。并說：“讓你們這些人幹吧，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争到底！”周總理要他回來。陳毅也說：“不要走，要留在裡邊鬥争！”接下去又說：“這些家夥上台，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還講了他和周總理在延安挨過整。餘秋裡也拍着桌子說：“這樣對老幹部，怎麼行！計委不給我道歉，我就不去檢讨！”
謝富治插話辯解說，中央文革是保譚震林的。李先念說：“你不要和稀泥！”
又說：“現在是全國範圍的大逼供信。聯動怎麼是反動組織哩，十七歲的娃娃，是反革命嗎？”還說：“就是從《紅旗》十三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的在群衆中進行兩條路線鬥争，還有什麼串聯，老幹部統統打掉了。”譚震林說：“我看十月五日的緊急指示，消極面是主要的。”
參加會議的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成了受審的被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散會後，他們急忙跑到釣魚台去向江青彙報。江青聽了他們幾個人夾叙夾議的報告，暴跳如雷，說：“這是一場新的路線鬥争，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餘秋裡是附和錯誤路線。”接着她親自打電話給毛主席辦公室，說張春橋、姚文元有要事報告，請求毛主席連夜接見。張春橋、姚文元到了毛主席那裡講時，毛主席卻隻是笑。他們摸不着頭腦，弄不清主席的意思，當張春橋彙報到陳毅說延安整風的問題時，毛主席突然變色，說：“難道延安整風也錯了嗎？還要請王明他們回來嗎？”
張春橋繃緊的臉才松弛下來。
2月18日上午，江青帶着王力去林彪處，向林彪彙報懷仁堂會議的情況和毛澤東的指示。林彪聽後說：“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軍。”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曉，毛澤東召開會議，在會上大發雷霆，盛怒他說：“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大鬧懷仁堂，就是要搞資本主義複辟。
讓劉、鄧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崗山打遊擊。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中央文革小組改組，陳毅當組長，譚震林當副組長，餘秋裡當組員。
再不夠，把王明、張國焘請回來。力量還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會議确定陳毅、譚震林、徐向前”請假檢讨“，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懷仁堂斷斷續續開了七、八次會，名曰“政治局生活會”，實際上是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林彪、江青一夥誣蔑老一輩革命家力挽狂瀾的舉動為“二月逆流”。而徐向前則成了所謂“二月逆流”的幹将。
所謂的“二月逆流”，倒并不是逆流，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幾位老革命家大義凜然的莊嚴舉動，是對林彪、江青一夥陰謀篡黨亂軍分子的英勇反擊，是捍衛真理、順應曆史潮流的革命行動。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軍委的領導人，在黨的會議上，發表不同意見，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夥卻說：“這是一場大的路線鬥争，一場新的大路線鬥争”。徐向前和幾位領導人，受到了陳伯達、康生、江青一夥的批判。陳伯達說，“徐向前是打頭炮的”。他們利用竊取的權力和地位，一方面繼續在全國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内戰”，另一方面，對敢于發表不同意見的老革命家大興問罪之師；說“二月逆流”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毛主席”、“保護一小撮走資派和叛徒、特務”。共産黨的民主原則受到了踐踏，一場危機真正到來了。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會議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軍文革的事。全軍文革的工作由肖華主持。4月6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周總理對幾位老帥說，由于“三支兩軍”倉促上陣，大家沒有思想準備，沒有經驗，難免犯錯誤。準備開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主要是總結前一段“三支兩軍”工作的經驗教訓，不要追究個人的責任，希望老帥們和大家一起把會議開好。由于會議被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一夥操縱，幾位老帥連會議的進程和日程安排都不知道。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8日下午的大會上作檢查。康生一夥親自到會議各小組點火，批判徐向前。
徐向前因要作些準備，檢查推遲到11日。他下午作了檢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廣播車、小報、漫畫就湧上街頭。
1967年4月16日、17日，測繪學院的“造反派”兩次抄了徐向前的家。
他們翻牆破門而入，樓上樓下搜了又搜。徐帥自己平常看的書、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幾十年的資料、信件、作戰日記被劫去。幸得葉劍英得悉有人要抄徐帥家的消息，在前一小時，打電話，以開一個小會的名義，請徐向前上了西山，徐帥才沒有被揪鬥。
殘酷的迫害，無情的打擊，繼續發展。1967年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事件。一些“造反派”無中生有，說徐向前是武漢事件的“黑後台”，是陳再道的“黑後台”。于是北京城裡和全國各地，到處是“打倒陳再道、鐘漢華”、“打倒徐向前”的喇叭聲和大幅标語。在首都所謂的三軍“無産階級革命派”批鬥陳再道、鐘漢華、牛懷龍、蔡炳臣、巴方挺的同時，大街上遊行的人不斷呼喊“打倒徐向前”
的口号。許多正直的革命者，反對打倒徐向前。
葉群公開出面，對三軍“無産階級革命派”的負責人說：“徐向前還有什麼值得保的嘛！”于是，7月29日夜，清華大學蒯大富一派數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們翻牆進入院内，竄入卧室和辦公室，把整個樓内翻騰得亂七八糟，又強行拿走了徐向前親自保存文件的五展鐵皮櫃。書信、照片等物也被抄走。他們還在住處的牆壁上、走道的地闆上、台曆上、茶幾上，到處寫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語。
徐向前的秘書，立即将上述情況報告總理值班室。總理指示：（一）所進人員全部撤走：（二）保證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屬子女和工作人員的安全；（三）東西一律不準拿走，已搶走的文件櫃和材料，責成衛戍區到清華大學全部追回。由于總理這三條指示，徐向前的家屬和工作人員才從危難中得到解脫，被抄走的文件、資料和信件，才陸續找了回來。
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無情的折磨，使徐向前的身體越來越難以支持。他的子女和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暗暗為老帥的健康擔心。徐向前身經數百戰，什麼苦頭都吃過，草地來回走過3次，嚴重的路線鬥争，他經曆過，驚濤駭浪都不可能使他低頭。他依然冷靜、安詳地面對着眼前的處境。他教育子女，并鼓勵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們不要怕，不要擔心，該吃飯吃飯，該睡覺睡覺，我看天塌不了！”這時，唯一使他為難的是：要檢查對“文化大革命”
不理解，檢查任全軍文革組長以來犯的所謂的“方向路線錯誤”。怎麼檢查，怎麼認識，他實在說不清楚啊！他陷入深深的苦悶之中。
1967年的“八一”建軍節，是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作為人民軍隊的一位元帥，這時心情是極度不平靜的。他回顧軍隊40年走過的道路，越發感到責任重大，他堅信這支軍隊是無敵的，是經得起大風大浪的。他希望出席紀念建軍節的招待盛會，看一看許多老戰友。可是會不會要他這個“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的“二月逆流”中的一員到會呢？他不知道。
事情正像他預想的那樣，為出席“八一”招待會周恩來總理正和林彪、江青一夥進行鬥争。依照慣例，軍隊的老帥都應出席，林彪、江青一夥卻持反對的态度，周總理隻好去請示毛澤東主席最後決定。7月31日下午5時左右，葉劍英來到徐向前住處，說周總理打電話給他，請他通知徐向前，準備出席招待會。總理說，關于出席招待會的名單，讨論了一下午，争論不休，他準備報告毛主席，等請示主席後，正式電話通知。葉劍英還帶來了一名理發員，要徐向前先理好發，等待通知。老戰友的深情和周到安排，使徐向前深為感動。他剛剛理好發，周總理打來電話通知說：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會，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韓先楚也要出席。為了避免發生意外，周總理還親自布置有關部門，選定了徐向前從西山到人民大會堂的行車路線，并對沿線布置了警衛。
徐向前乘車離開住處後，周總理又親自打電話，問徐向前的夫人黃傑：“徐帥走了沒有？”黃傑聽到總理親切的聲音，心情無比激動。大革命失敗後，她在上海黨中央機關，曾在周恩來身邊工作過，周恩來忘我的工作精神，高尚的品德和作風，深深記憶在她心中。她向總理報告說：“已經走了……”
她一時激動得說不出話。總理說：“你和徐帥要保重啊！……”
這天，周總理親自在大會堂門口迎接徐向前。在危難時刻，總理的關懷，使徐向前夫婦倍感溫暖，經久不忘。
徐向前出席招待會雖然意味着毛主席是“保”他的，可是已經被誣為“二月逆流”的成員，仍然繼續受批判。謝富治對“造反派”說：“上面保上面的，你們搞你們的。”一切重要的文件停發徐向前，會議不能參加。“文革組長”這個頭銜，早已名不符實了。9月12日，徐向前經和葉劍英、聶榮臻商量，正式向毛主席寫了報告，要求辭去全軍文革組長的職務，請毛主席另選賢能。報告沒有得到批複，徐向前繼續挂着名。
全國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聲勢，從中央到地方鬧得相當厲害。1968年3月24日，林彪、江青一夥又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楊、餘、傅事件”。這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林彪親自出面講話，公開批判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這次大會，是經過精心策劃的。中央碰頭會議成員，全坐在主席台上，把所謂搞“二月逆流”的人，都安排坐在台下，接受批判。林彪講話中影射攻擊“二月逆流”；康生講話中說，“楊、餘、傅”的後台是“二月逆流”；陳伯達說，“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争的第五個回合。他們在抓楊成武時，居然把和楊成武為鄰的徐帥家所有電話線掐斷，還撤換了哨兵。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原定讨論召開中共“九大”、修改黨章。會議開到第三、四天，林彪一夥突然扭轉會議方向，改為批判幾位老帥。他們把“二月逆流”
的老帥分割開來，讓到各個小組去受圍攻、批鬥，大搞逼、供、信。徐向前被編在第5組。在這個“西北小組”的會上，黃永勝、邱會作等人，帶頭攻擊徐向前。有人陰陽怪氣，有人大聲質問。這個說：“你徐向前不老實，要叫紅衛兵來！”那個說：“你不說話，送到大寨去向貧下中農說清楚。”還有人拿着“小紅書”向徐向前念語錄。
會上充滿了恫吓的氣氛。然而，徐向前穩穩地靜坐一旁。他最多回答一聲：“有錯誤請大家批判，總要實事求是嘛！”他更沒想到，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後的第九天，突然發來會議“簡報”。
在一期“簡報”上，競編造謊言，誣陷徐向前的夫人黃傑是“叛徒”，誣陷聶榮臻的夫人張瑞華也是“叛徒”。徐向前深深感到，鬥争更加嚴重了。
他不禁又回想起鄂豫皖鬥争的年代，張國焘搞肅反擴大化，為了搜集誣陷他的材料，竟以“改組派”的罪名，把他的愛人程訓宣逮捕，嚴刑拷打逼供不成，最後殺害了她。35年之後，竟又重演曆史的悲劇，真叫這位領兵的老帥心情沉重。他了解黃傑，信任黃傑。她1928年入黨，是一位久經艱苦鬥争考驗的老共産黨員。50多年來，她忠心耿耿，為共産主義事業奮鬥不息，曆史清白無污，現在居然得了一個莫須有的罪名，難道這就是他們說的“要革革過命的人的命”嗎！
徐向前和黃傑，面對這一突然打擊，冷靜而又傷感。兩位老革命家，找誰去說，向什麼人去講呢？他和她隻好閉門長歎。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向黃傑說：“我們結婚這麼多年，彼此都了解，他們說你是‘叛徒’，這到底是為什麼啊？”
黃傑心中明白，在這個時候遭到誣陷，與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關。她不加思索，堅定而又心酸他說：“我絕不是叛徒，讓組織去審查好，要不，我們可以離婚，免得你連我，我連你，說不清楚！”
徐向前從來不哀歎，不流淚。他聽了黃傑的這句話，不由得落淚。他不光是為黃傑受誣陷，而是想到了許許多多被誣陷的好共産黨員，什麼“内奸”，什麼“六十一個叛徒集團”，都是莫須有的罪名。他一生講究實事求是，最讨厭說謊，從不允許别人在他面前胡言亂語。他現在依然堅信：真理不能說成謬誤，紅的不能變成黑的。他默默不語，觀望着事态的發展。在公開發表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上，又嚴厲指責了“二月逆流”反對“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黃永勝在總參謀部親自布置批判幾位老帥，并發動老帥們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組織揭發批判，要求和老帥劃清界線。徐向前辦公室的黨支部寫了報告，請示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黃傑。周總理看到報告後批示：“不要搞得過于緊張”。并當即轉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澤東親筆作了批示：“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和他們搞好關系。”林彪在毛澤東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見。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礙。”林彪批示的最後一句話，使徐向前完全明白了：是要他老老實實靠邊站，不允許再提相反的意見。不然就是“制造新的障礙”，就要問罪。可是，這又怎麼可能呢？
對一位老革命家來說，暫時禁止活動可以做到。但要他不思考，要他屈服不是真理的“真理”。永遠做不到。
第三節曆史是公正的審判官
全國性的大動亂繼續發展。所謂的“二月逆流”黑幹将，不斷受到批判、聲讨。1969年2月初，毛澤東提出，要讓一些老同志到“六廠二校”去蹲點，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徐向前被指定去了長辛店“二七”機車車輛廠。
這是一幢二層樓的宿舍。徐向前和一些接受“再教育”的老人，分别住在樓上、樓下。鋪蓋是随身帶的，睡的是單人床。冬天還沒過去，夜晚寒氣襲人，往往不能成眠。徐向前患着病，和工人們吃一樣的飯食，還要到車間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工廠開批判大會要參加，車間的批判會也要參加。
這時，在“二七”廠參加“接受再教育”的還有王恩茂、廖志高、江渭清、江華、朱德海等，住在徐向前的樓下。大家看到徐向前瘦弱的身體，上下樓步履艱難，都暗暗為老帥的健康耽心。每天見了面，總要問候幾句。徐向前笑笑說：“沒什麼，這樣很好嘛，你們都要注意保重。”過普通工人的生活，大家看來，太委屈老人了。但是，徐向前過慣了艱苦樸素的生活，并不覺得有什麼難熬。
在“文化大革命”動亂的日子裡，徐向前仍把心思放在國家的經濟複興和軍隊安定上，雖然被指責為“二月逆流”的黑幹将，一次次受到批判，但他始終認為，要穩定軍隊，要注意國家的經濟建設，要關心人民群衆的生活。
他和工人、幹部交談時，總是鼓勵大家要把生産搞好。一位老工人回憶起徐向前等人在那裡“接受再教育”的情景時說：“他們以自己的行動，深深地教育了我們工人！”
在“蹲點”後期，周恩來總理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讓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四位老帥成立一個“國際形勢研究組”。組長陳毅雖然受到批判，還是以飽滿的熱情，每周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集大家開一次讨論會。老帥們每次坐到一起，談笑風生，忘卻了對他們的種種指責。他們看材料，交換思想，以他們豐富的經驗和高瞻遠矚的胸懷，分析研究世界局勢。這種座談會召開了許多次。經過認真讨論，最後寫出了《對國際戰争形勢的分析》；針對蘇軍人侵珍寶島事件，寫出了《從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寶樹》等報告，以精僻的見解，分析了中國的實際情況，以及美蘇之間的矛盾，提出國防建設方面的一些重大問題。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開。會議的議程，本來是讨論“修改黨章、召開四屆人大”等問題，但在這次大會上，林彪、江青一夥卻借機批判“二月逆流”。在選舉“九大”代表時，中央碰頭會議成員作為當然代表，而與“二月逆流”有關的幾位老共産黨員，經毛澤東提名，下面非選不可，才當上了代表。上海的代表，專門帶了材料來批陳毅。朱德在會上幾次檢讨過不了關，最後還是毛主席說了話才算罷休。
徐向前和葉劍英分在軍隊的一個組，兩人輪番受批判。會上，有人公然指着徐向前說：“你态度不老實，我們要做你的噴氣式。”逼着徐向前承認是“
二月逆流“的黑幹将和其他一些莫須有的事情。徐向前隻回答一句話：”總要實事求是嘛！“他的沉默和冷語是最好的回答。
大會在選舉中央委員時，林彪、江青一夥又踐踏共産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玩弄陰謀詭計，對幾位老革命家，采取各組分配票數，指定人投票，以達到控制不準超過得票半數太多的目的。1500名代表的大會，徐向前得票最少，隻有808票。徐向前回家後苦笑着說：“我得了五個雞蛋。”林彪的政治報告和“九大”結束的公報，又公開批判“二月逆流”是“黨内最大的一次反黨活動”，是“為劉鄧翻案”，是“破壞新生的紅色政權的反黨奪權陰謀”等等。“九大”閉幕後，全國各地傳達“九大”會議精神時，都批判“二月逆流”的“錯誤”，點名批判陳毅、徐向前等人是“老右”、“老機”、“反對文化大革命”的黑幹将。然而，錯誤的批判和咒罵無損于無産階級革命家的聲譽。在共産黨内和人民群衆中正直的人們，都從心底熱愛着這些老革命家。“九大”之後，徐向前又返回“二七”廠，繼續“接受再教育”。
10月20日，中蘇兩黨決定會談，接着，兩國總理在北京會晤。10月17日，林彪借口防止敵人搞突然襲擊，要加強戰備，快速疏散人日，遂發出反革命政變預演的第一号号令。借機将幾位老帥、副總理等，從北京“疏散”到外地。
所謂的一号号令――“緊急通知”，作為國家元帥和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的徐向前，事先什麼情況也不知道。他于10月18日接到“疏散”通知，要他去河南開封，20日晚就離開了北京。到達鄭州時，有關單位還沒來得及安排住地，在一個招待所暫住一晚上。第二天才移到開封軍分區一個師團幹部休養所。徐向前到開封的第二天，《開封日報》上便披露出“二月逆流”
黑幹将到了開封的話。徐向前到開封，當地負責接待的單位是按照“不冷不熱，偏重于冷”的規格對待的。在此期間，因為房子改裝暖氣，徐向前一度移居到一家銀行的樓上。樓下，有一間陰暗的屋子，沒人居住。徐向前後來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被囚禁死在那裡。
徐向前被“疏散”在開封一年半之久。當地冷淡他，北京也很少有人過問他，和許多被“疏散”的老革命家一樣，他每日每時思慮的是：國家的前途，軍隊的命運，人民的生活。他期待着什麼，又耽心着一切。孩子們受他的牽連，也遭厄運。女兒徐魯溪在中科院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小女兒徐小濤才18歲，當兵沒單位接收，去建設兵團也不要。後來走了“後門”，才當上内蒙生産建設兵團軍墾戰士。老人心裡牽挂她們啊！1970年8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徐向前上廬山參加會後，又回到開封。1971年4月8日，中央決定在北京召開批陳整風彙報會，軍隊中幾位老帥，才陸續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徐向前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後一個回北京的。
從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至廬山會議，在5年的大混亂中，徐向前經曆了建國以來空前的一場災難。他莫明其妙地被推進了全軍文革小組，很快又陷入了受批判的大包圍。先後3次被抄家，多次受圍攻，又從“接受再教育”被迫“疏散”到河南。他和許多老革命家一樣，精神、身體上受到了極大的壓抑摧殘。但是，他對革命事業始終懷着無限的希望。他光明磊落，“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曆史是無情的，曆史是公正的審判官。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徹底敗露，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沙漠上。這一事件猶如在中國上空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全國上下，大感意外，無不驚喜林彪終于自食其果，人民拍手稱快。
“九。一三”事件後的第一天，三座門會議室裡充滿了嚴肅的氣氛。工作人員聽說很久沒有露面的老帥們都要來開會，覺得這個會非同尋常。黃永勝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門口迎候老帥。徐向前走進來，黃永勝迎上去問好。
老帥面無表情，不予理睬。聶帥來了，黃永勝急忙迎上去，并解釋說在北戴河沒有去看老師。聶帥說：“劃清界限嘛！”黃永勝十分尴尬、狼狽。會議由黃永勝傳達中央第57号文件，通報林彪叛逃，機毀人亡。黃永勝作賊心虛，渾身顫抖，念文件語不成句，隻好由别人代讀。
自從批判“二月逆流”以來，老帥們難得相聚。這天相逢，格外高興。
又聞林彪自我爆炸，更是内心喜悅。一向豪爽的陳毅老總提議，就地擺宴，舉杯相慶。這時，陳老總已身患重病，老帥們關心他的健康，紛紛勸說作罷。
會議一結束，黃永勝的司機習慣地第一個把車子開到了門口。黃永勝急得大聲叫喊：“開走，開走，讓老帥們先走！”司機被弄得莫名其妙。
“疾風知勁草”。毛澤東主席在鬥争中識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輩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親自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并為“二月逆流”平了反。特别是請鄧小平出來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見了各位老帥。毛主席握着徐帥的手，滿懷深情地連聲說：“好人！
好人！“
1972年，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群衆都覺得徐向前等幾位老帥會進政治局，有的還買了鞭炮，準備慶祝。結果大出意料，徐向前等幾位老帥們又一次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周恩來總理帶病支撐着困難的局面。他為老帥們能出來工作花費了許多心思。在周恩來總理的安排下，徐向前參加了頻繁的國務活動。
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是徐向前複出後第一項工作。西哈努克親王在1971年出國訪問，國内發生了政變。在困境中，他來到中國，受到中國政府高規格的接待。周恩來總理親自參加接待工作，并請德高望重的領導人陪同他。從1972年到1974年，徐向前承擔了陪同西哈努克親王的任務。先是于1972年5月，陪同西哈努克親王訪問中國東北，到了丹東、沈陽、撫順、大連、鞍山、長春、吉林、哈爾濱、大慶等地，曆時近一個月。又于7月，訪問了山東濟南和青島，所到之處，受到數十萬群衆的盛大歡迎。1973年11月2日，徐向前和夫人黃傑專程到廣州，迎接西哈努克親王的母親哥沙曼王後。1974年10月8日徐向前又和黃傑一起參加了周總理為慶祝西哈努克親王52歲生日舉行的宴會。西哈努克親王在為柬埔寨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進行鬥争中，把中國政府和人民作為忠實的朋友，和徐向前結下了難忘的友誼。
1973年5月，徐向前受周總理委托，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使，出訪斯裡蘭卡，出席中國援建的班達拉奈克國際會議大廈落成典禮。把國際會議大廈的金鑰匙，移交給斯裡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班達拉奈克夫人為此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國際會議大廈成為中斯友誼的象征，屹立在斯裡蘭卡首都科倫坡。1973年7月10日，阿爾巴尼亞建軍30周年。這時，中阿兩黨己出現分歧，但尚未公開。周總理從多做團結工作，維護中阿友誼的願望出發，拟派一高級軍事代表團前往地拉那參加慶祝活動。周總理提議徐向前為代表團團長。葉劍英也十分重視徐向前這次出訪，并向徐帥開玩笑說：“我給你派一架最好的飛機。”徐向前肩負重任，飛赴阿爾巴尼亞，受到了熱情歡迎。徐向前的阿爾巴尼亞之行，既堅持了原則，又注意了團結，圓滿完成了中央交給的任務。從1972年到1975年，徐向前還先後參加接待了贊比亞副總統齊納、紮伊爾總統蒙博托、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塞拉利昂總統史蒂文斯、塞内加爾總統桑戈爾、尼日利亞總統戈翁、毛裡塔尼亞總統達達赫、塞浦路斯總統馬卡裡奧斯、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南也門總統委員會主席魯巴伊、加蓬總統邦戈。徐向前一方面為國事忙碌，另一方面又為國家的命運和前途擔憂。他和夫人黃傑對江青一夥的胡作非為深惡痛絕，有時也和親密的戰友談談自己的憂慮。特别是在鄧小平被第二次打倒，周恩來總理、朱德委員長、毛澤東主席相繼去世之後，徐向前的這種優慮日深，常常夜不能寐。“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順應全國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四人幫”，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及其同夥，終于被押上了審判台。曆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1981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曆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内亂。”這就是曆史的結論。
75歲高齡的徐向前，又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他望着慶祝粉碎“四人幫”
的歡騰的群衆隊伍，仿佛覺得中國人民獲得了第二次解放，看到了劫難後的新中國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