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老骥伏枥志在千裡
老骥伏枥志在千裡
第一節德高望重的國防部長
粉碎“四人幫”之後，鄧小平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幾位中央軍委副主席共同挑起了整軍建軍的重擔。1977年，在葉劍英副主席主持下，軍委組成了若幹委員會，分頭梳理各方面的問題。徐向前被任命為軍委戰略委員會主任。1978年3月，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11月，又任軍委武裝力量委員會主任。
徐向前雖已年高，一種神聖的責任感，使他壯心不已。他不顧年老、體弱、多病，傾心盡力投入國防現代化的建設。
明确戰略方針和戰區作戰任務，是軍隊建設中的頭等大事。1978年1月，徐向前主持召開了小型作戰會議，重新審核制定作戰方針。在此之前，總參作戰部做了充分的準備。會議開了3天，對方案進行了認真研究，并取得一緻的意見。方案修改後，經由徐向前審核，報請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準。
根據軍委制定的作戰方針和作戰部署，各軍區重新研究、制定了本戰區的作戰預案，報到軍委。徐向前完成這件大事後，給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的信中說：“我的使命完成了。”
1978年10月，越南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并在中國的廣西、雲南邊境屢屢制造事端，侵擾中國邊境，殺邊民，毀房屋。為支援柬埔寨人民的抗越鬥争，為保衛祖國的神聖領土，中共中央決策，在适當時機，對越南侵略軍實施懲罰性的反擊。黨中央深思熟慮，既要達到懲罰之目的，又要把戰争限制在有限範圍内，做到有理、有利、有節。身為國防部長的徐向前，參與了作戰方案的拟定，對作戰方案字斟句酌，一絲不苟進行審查。戰鬥打響後。
不斷聽取作戰部門的彙報，注意研究戰場态勢，關注部隊的開進情況，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自衛反擊作戰共進行18天，在人民群衆的大力支援下，我軍勝利完成預定計劃後主動後撤。在自衛還擊作戰取得決定性勝利後，徐向前受鄧小平委托，在三座門主持會議，聽取軍事科學院院長宋時輪關于對越作戰情況調查的彙報。對越作戰的勝利表明，人民解放軍不愧為能征善戰的偉大的人民軍隊。作戰中湧現出的大批戰鬥英雄、人民功臣，創造了動天地、泣鬼神的光輝業績。中共中央和軍委其他領導人都對對越自衛還擊作戰給予了高度評價。黨和國家一些領導人在北京親切接見了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英模報告團，并題詞以示褒獎。徐向前的題詞是：“為祖國而戰的英雄們功勳永存！”
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會上，作出把全黨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偉大決策，開始了振興中華的新時期。出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軍隊高級将領，對軍隊如何實行戰略性轉變，如何搞好軍委工作，有一些議論。副總參謀長楊勇對徐向前說，現在下面都有一些意見，是不是開個會，請大家談一談。徐向前也有這樣的想法。于是他向鄧小平副主席建議，趁各大軍區負責人在京的機會，利用幾天時間，開個座談會，聽取大家的意見，幫助軍委搞好工作。鄧副主席表示完全同意，并指示，會議由徐帥主持。座談會于12月20日開始，跨了年度，1979年1月3日結束。鄧小平、徐向前分别在會上講了話。
鄧小平在講話中，号召大家暢所欲言，獻計獻策。在談到部隊機構臃腫的問題時，他幽默他說：“我倒希望大家這樣放‘炮’，那樣放‘炮’，能夠放一個‘炮’放得很準，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推他來當老帥。”徐向前在會上作了總結發言，明确指出，1975年軍委擴大會議上，葉劍英、鄧小平副主席的講話是正确的。那次會議确定的方針原則。要繼續貫徹執行。對鄧副主席講的機構臃腫問題，應有組織的專門進行研究，痛下決心來解決。徐向前還對領導班子的建設問題，教育訓練和管理問題，加強政治工作問題等，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則性意見。
會後，各總部、各軍區圍繞解決部隊機構臃腫這一老大難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1980年3月，軍委決定召開軍委常委擴大會議，集中讨論軍隊的精簡整編問題。鄧小平副主席再次批示，會議由徐帥主持。
這次軍委常委擴大會議，在徐向前主持下，抓住對軍隊現代化建設有關鍵意義的精簡整編問題，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充分的讨論，抓住了要害。會議讨論把軍隊員額壓縮50萬，報中央後，确定再壓縮50萬。在壓縮定額的同時，對總部和大軍區的機構進行調整。将軍委炮兵、裝甲兵、工程兵合并到總參，各成為總參的一個部；鐵道兵和鐵道部合并；各軍區的炮、裝、工相應地合并到軍區司令部。會議還對精簡後幹部的安置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讨論。會議開得很成功。徐向前在會議結束時的講話中強調說：“在座的都是老同志，六十歲以下的不多，但大家壯心不已，都有一股勁，有信心，都想把軍隊建設搞上去。所以盡管軍隊的問題成堆成山，隻要有這股勁，我相信是能夠把我們軍隊搞好的。”
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點，1982年，中央軍委正式批準了精簡整編方案。鄧小平副主席在批示中說：“這是一個不能令人滿意的方案，現在可以作為第一步實行，以後還得研究。”作為第一步，把軍隊員額壓縮100萬，無疑是一項重大決策，任務是相當艱巨的。全軍指戰員從大局出發，團結一緻，堅決完成軍委确定的精簡任務。這就為進一步“消腫”，為1985年進一步把軍隊員額再壓縮100萬，奠定了基礎。
國防部長徐向前把主要精力放在軍隊建設上。他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他的工作範圍不僅在軍隊。他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及中央的曆次會議，參與了中央的一系列重大決策。1979年9月，他還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在第四屆全國運動會上緻閉幕詞。
從1978年到1980年，在徐向前任國防部長近3年時間裡，他先後會見外國軍事代表團、知名人士、記者等達21次。
1978年會見了英國國防參謀長卡梅倫元帥、聯邦德國前國防軍總監德。梅齊埃、聯邦德國前陸軍總監施内茨、墨西哥國防部長加爾萬，出席了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訪華招待會。
1979年，會見了法國國防安全委員會代表團，主持了歡迎喀麥隆軍事代表團的宴會，會見了盧旺達軍事代表團、英國皇家國防研究學院代表團、孟加拉軍事代表團、泰國國防部長西提、土耳其軍事學院代表團、南斯拉夫老戰士協會代表團，出席歡迎蘇丹第一副總統哈利勒的宴會并拜會哈利勒。
1980年，接待美國國防部長布朗一行；參加黨政軍領導接見第34屆軍體理事會的各國代表，并以國防部的名義，舉行歡迎宴會，緻祝酒詞；會見并宴請英國國防大臣皮姆；會見比利時總長貢捷中将率領的軍事代表團、朝鮮人民武裝力量部第一副部長白鶴林中将率領的友好參觀團以及意大利記者等。
在這些會見和談話中，徐向前縱論國際戰略，談論維護世界和平的前景，宣傳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成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他為發展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世界各國軍隊及人民的友誼，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世界各國的國防部長中，徐向前資格最老，被稱為當代世界老一代軍事家中僅有的國防部長。一些外國代表團在會見徐向前時，在友好态度上更添幾分敬重。
有的人對能會見這樣一位國内外有名的軍事家，視為榮幸。1981年6月，徐向前己辭去國防部長職務，泰國元帥巴博訪華，在會見國家領導人之後，要求一定要同中國的元帥會晤。根據有關部門的安排，徐向前會見并宴請了他。
打破幹部職務終身制，讓位、讓賢是一件大事。是關系革命是否後繼有人，關系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徐向前深刻了解它的深遠意義，衷心擁護中共中央關于幹部年輕化的方針。1980年，他主動向中共中央請求辭去一切職務。在1980年8月召開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他辭去了國務院副總理，以後又辭去了國防部長。他以讓位、讓賢的實際行動，為廢除幹部職務終身制、推進幹部年輕化，作出了表率。
徐向前作為鄧小平的助手之一，為軍隊走上現代化建設的軌道，耗費了心血。他比鄧小平大兩歲，同屬中國革命的第一代人。他們性格，也許差異很大，但在作風正、不信邪這一點上，卻有共同之處。在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軍區，徐向前較長期作過劉伯承、鄧小平的助手，他們配合默契，關系十分融洽。徐向前欽佩鄧小平的遠見卓識，聰穎智慧。鄧小平深知徐向前是一位勤于思考，胸中有大主意的人，因而尊重他、信任他，多次委以重任。1979年12月14日，鄧小平還冒着寒風，親赴徐向前住地，共同商談軍委工作的大計。1976年，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全國人民心系鄧小平，徐向前對鄧小平也極為關心。1976年底，鄧小平患病，雖然此時“四人幫”己粉碎了，但還在“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徐向前憂心如焚，親自打電話給主持軍委工作的陳錫聯，要他馬上安排鄧小平住院治療。陳錫聯是徐向前的老部下，對他是很尊重的。陳錫聯告訴徐帥，葉帥也來過電話，已經作了安排。
徐向前懸着的心才放了下來。鄧小平手術後，徐向前又抱病前去探望。兩位老戰友的心，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風雨，貼得更近了。徐向前極力支持鄧小平重新工作，他很贊成葉劍英的話，“鄧小平是不授銜的老帥，是老帥的領班。”
第二節深謀遠慮
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幾年裡，特别是在徐向前任國防部長期間，他對軍隊建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見。從戰略到戰術，從理論到實踐，從軍事工作到政治工作、後勤工作，從編制裝備到人才培養，他以自己深沉思考的建議和著作，豐富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寶庫。
戰略家們有戰略家的思維方式和胸懷。徐向前首先在兩大戰略問題上，向中央提供了有重要價值的意見。一是外交戰略，即國際戰略格局；二是戰争與和平，即對戰争形勢的估量問題。
在七十年代，中共中央提出“一條線”戰略。徐向前感到無論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的觀點來說，還是從中國的國際地位及所發揮的作用來說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他注意着世界局勢的變化，不斷翻閱了大量資料，觀察幾年，認為有必要重新研讨中國的外交戰略問題。于是，在華國鋒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他明确表示，不贊成“一條線”的戰略。但當時還是“按既定方針辦”
的時期，徐向前的意見沒有引起重視。
1983年6月18日，徐向前在和胡啟立、楊德中談話中再次提出，不贊成“一條線”的戰略，請他們轉告中央。徐向前說：“我不是随便提出的，這幾年，我翻了一些資料，一直考慮這個問題，今天你來了，談談我的看法，供中央參考。”徐向前的意見整理成參閱件，報告了中央。中共中央對徐向前的意見十分重視。不久，鄧小平派姬鵬飛當面向徐向前通報了中央關于對美關系問題的考慮，征求他的意見。
中共中央經過精心研究之後，作出了調整外交路線的決定。
鄧小平先在會見外賓的談話中作了表述。1985年6月4日，在軍委擴大會議的講話中，又作了明确的闡述，指出：“我們的對外政策有個最重要的改變，改變了‘一條線’的戰略路線。我們有一段時間搞了個‘一條線’，就是從日本到歐洲、一直到美國這樣的‘一條線’。現在，……改變到我們執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這個改變。關系十分重大，是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制約戰争的戰略性的改變。”6月17日，陳雲到徐向前住地，兩位老革命家談到中國的外交路線，認識完全一緻。陳雲高興他說：“我們是不謀而合啊！”
對戰争形勢如何估計，是制定國防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在這個問題上，中共中央經曆了一個曲折的認識過程。
解放戰争初期，在“美蘇必戰”、“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爆發”
的論調甚嚣塵上的時候，毛澤東對戰争形勢的分析是冷靜、正确的。他說：“世界反動力量确在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戰争危險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過世界反動力量，并且正在向前發展，必須和必能克服戰争危險。”①基于這種分析，才敢于以堅決的自衛戰争，粉碎蔣介石的戰略進攻，“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才敢于在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的時候，斷然派出志願軍入朝參戰，迫使美帝國主義在闆門店停戰談判。
五十年代後期，中共中央對戰争形勢的分析有了發展，認為世界大戰不①毛澤東：《關于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1080頁。
可避免，戰争的危險日益加劇，強調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戰争”。這方面雖有美帝國主義的反華叫嚣，中蘇關系日趨緊張的客觀因素，但主要原因是把戰争爆發的危險性看過了頭。此後，弓弦隻張不弛，越繃越緊。“太張必缺”。長期把許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到準備打大仗上去，嚴重地拖了經濟建設的後腿，影響了國防現代化的進程。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黨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迫切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以休養生息。顯然，上述對戰争形勢的分析及其政策，和黨的總方針是不相适應的。1979年，在軍委座談會上，鄧小平提出戰争能否延緩，究竟能延緩多久的問題。徐向前也談到，軍隊按照中央的決策，也有轉移的問題。但那時，基本上還是強調要有戰争的準備。後來，中央和軍委領導人關于戰争延緩的可能性就講得更多了。鄧小平1980年講5年打不起來。到1984年，在軍委座談會上又說：“仗打不起來這個話，我們多次講過，過去講十年，現在過了幾年，還可以說十年。”徐向前十分贊同鄧小平的分析。1980年4月5日，他在全軍後勤部長會議上講話指出：“依我看，打局部戰争是可能的，打核戰争、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比較小。還可以争取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或者更長時間的和平環境。”1982年，他在聽取楊得志總長和張震副總長的彙報時，又指出：“現在國際環境對我們有利，我們看近期内不會有進攻中國的戰争。”
經過幾年的觀察、分析，軍委主席鄧小平在1985年6月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對戰争與和平問題，作了全面、深刻的論述，提出了新的論斷：“戰争的危險是存在的，但畢竟和平力量的發展，超過了戰争力量的發展。根據以上這些分析，我們改變了原來認為戰争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我們希望能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内，至少在本世紀内，不要發生世界戰争。這是可能的，不是空話。”
中共中央關于外交戰略和戰争與和平問題的轉變，是偉大的戰略性轉變。這一轉變決策，集中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智慧。
科學的編制出戰鬥力。編制，是軍隊的組成形式，是軍隊總體力量的組織、協調、合成與發揮。徐向前十分強調編制的科學性。他在1980年軍委常委擴大會議的講話中指出：“一般他說，軍隊的現代化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武器裝備，這是物質基礎：二是人，就是能使用現代化武器的人，這裡面包括幹部的培養訓練、部隊的教育訓練；三是把人組織起來，把人和武器結合起來，這就要有科學的編制體制。無非這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是相互聯系的。組織編制搞得好，打起仗來指揮才能靈便。”
1980年1月22日，徐向前把總參主管軍務編制的副總長劉華清及有關部門領導，請到家中，專門談軍隊的編制問題。徐向前首先強調，搞編制，總的要求是簡便、迅速、确實可靠。接着指出，搞編制要從實際出發。既要考慮自己的特點，又要考慮人家的特點，“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還要考慮戰區的特點，根據不同的地形，不同的作戰對象，采取不同的編制，一個模子不行。例如，坦克，開闊地應多放一些，特别是敵人可能空降的要害地區要多配。山地放那麼多，用處不大。徐向前指出，平時編制要為戰時服務。
現代戰争打起來是很快的，突然襲擊，海上、空中、地上、地下一齊來。是立體戰争。敵人的編制、兵力部署，都是展開的，說來就來，并不像過去打仗那樣，要哀的美敦書啦，動員令啦什麼的。所以，我們的編制也要為戰時服務。平時要編好，共同訓練，人要熟悉，臨時編不行。平時不搞好，打起仗來就亂糟糟的。徐向前還指出，指揮體制改革，要講合成。不管叫軍也好，叫集團軍也好，部隊編制是要合成的。坦克師、炮兵師，除軍區控制一點外，多數要編到軍裡去。徐向前一再強調，總部、軍兵種機構的設置，要從有利于打仗考慮，比例要合理。搞軍務編制的人要獨立思考，不能遷就照顧。徐向前最後強調，編制就是法規，編制發下去，就是法律。軍務部門要堅持編制，要把關，不能無政府主義。否則，有編制等于無編制，隻能增加混亂。
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确有不合理的地方，再适當調整，以求完善。武器裝備現代化，是國防現代化的核心。徐向前在1979年為《紅旗》雜志撰寫的《為國防現代化而努力奮鬥》一文中說：“現代科學技術的飛躍發展和廣泛應用，引起了武器裝備的巨大變革，武器裝備的現代化，成為國防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改善和發展我軍的武器裝備，我們必須根據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研究探讨進行國防現代化建設應當遵循的方針和原則。”同時又指出：“我國目前還是一個經濟和科學技術不發達的國家，而國防現代化又離不開工業、農業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它歸根到底是以國民經濟為基礎的。因此，我們的國防現代化建設，必須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相适應，要首先保證國民經濟有一個高速度的發展。如果盲目追求國防建設的大規模、高速度，勢必嚴重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損害國防工業的基礎，結果是‘欲速則不達’”。
徐向前特别強調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他認為，中國裝備落後，技術也落後，美國國防部長布朗說中國落後15年，不是沒有道理。所以中國要利用對外開放的有利時機，千方百計引進先進技術。但是，基點應該放在自力更生上。中國這樣大的國家，這樣多的軍隊，裝備不能靠花錢買，主要靠自己造。
徐向前十分重視國防科研工作。他同劉華清等談話時指出，甯肯裝備少一點，也要把科研生産搞上去。解放以後，中國培養了大批科研技術人員，有了一支可觀的科研隊伍。關鍵是要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大力加強新式武器的研制和新技術的開發。1978年，徐向前親赴南口靶場，觀看紅箭73的打靶試驗。試驗是成功的，但其中有一發彈殼後座，從主席台旁呼嘯而過。
參試人員在惶恐之餘，深為愧疚。徐向前代表軍委，肯定了他們的試驗。給參試人員以極大的鼓勵。1980年3月2日，他又去南苑機場觀看一種新式飛機定型表演。當時，正值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的領導來京參加軍委常委擴大會議。将領們苔聚北京，全體出席觀看表演，盛況空前。
1982年元旦前夕，徐向前緻信主管國防科工委工作的張愛萍，再次談到空軍飛機的研制問題。信中說：“我總希望看到新的一代飛機的産生。1980年，我觀看了XX飛機的表演。我總覺得。這種飛機雖然還存在許多問題，但有些性能還是不錯的。搞一個型号不容易，不要輕易否定它，況且，現在也沒有新的、更好的産品可以代替。空軍和航空工業部要采取合作的态度，協力攻關，切望XX能成為新的一代，這一代搞好，再研究新的一代，一代一代研究發展，這才是唯一的出路，靠買飛機是沒有希望的。”字字句句，浸透了老帥對國防科研事業的熱情關懷，體現了老一輩軍事家想看到新一代國産飛機的迫切心情。他還主張，一種新的産品研制出來之後，不要一下子大量生産。應保留生産線，騰出錢來，再搞新的，保證軍隊裝備不斷更新換代。
他主張，改革裝備管理體制，要統一管理，反對多頭領導，以免相互扯皮。
人才是建軍之本。徐向前一向愛兵愛将，惜才愛才。他當過教師，人過黃埔，還當過抗大的校長，十分懂得培訓幹部的重要性。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幾年，他講得多的，也是人才問題。1984年8月，他在解放軍政治學院出版的《思想戰線》雜志發表《重視知識，尊重人才，加速我軍建設》的文章，①是他關于人才問題的重要著作。他在文中說：“‘人是創業之本’。
對軍隊來說，人才是建軍之本。“”‘政治路線确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至理名言。沒有高度政治覺悟的德才兼備的幹部，沒有現代科學知識，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現代化的武器裝備，要具有現代科學知識的人去研制，去掌握；軍隊的改革，軍隊的各項工作的創新和發展，都必須靠有覺悟、有知識、有文化、有才能的人。“”軍隊各項工作的改革，首先要從重視知識、尊重人才、選賢任能着手，一定要徹底打破那一套‘左’的東西的束縛，樹立新的、正确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觀點。“
他十分重視院校的戰略作用。他說：“重視知識，尊重人才，院校要作表率。軍隊院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不是說‘院校是集體幹部部’嘛，這個集體幹部部，一是要選好學員，經過培養、訓練，使他們真正成為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一代新人；二是要發現人才中的尖子，提出大膽破格使用的意見。”1981年，他就提出，“幹部一定要經院校培養，不經過院校培養，不能提為幹部。”當時這樣提出問題，有些人感到，似乎生硬了一些。剛開始實行的時候，部隊基層幹部出現了一些缺額，部隊中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級領導幹部，嗷嗷叫了一陣子。徐向前聽到了這些反映，仍強調機關幹部下基層，咬緊牙關頂住，硬是不松口，經過幾年的努力，形成了制度，形成了習慣，再也沒有人叫了。徐向前還強調，院校要實行三級制。初級院校，要使幹部具備一個軍官必備的素質，是打基礎的；中級院校，要使幹部具備指揮戰役戰鬥的本領；高級指揮院校，着重研究戰略，把幹部培養成一個合格的戰略指揮員。
徐向前積極倡導和支持軍事科學研究工作。他經常強調，要用先進軍事理論武裝指揮員的頭腦。他說：“在未來的反侵略戰争中，現代軍事科學就是戰鬥力。”1980年11月3日，他在同軍事科學院《軍事學術》雜志編輯部的負責人談話時，引用恩格斯的話說：“革命将以現代的軍事手段和現代的軍事學術來與現代的軍事手段和現代的軍事學術作戰。”“不能隻看到武器裝備的重要，看不到軍事理論的重要。掌握和運用先進的軍事理論，即使武器裝備是劣勢，也可以戰勝武器裝備優勢的敵人。沒有正确的軍事理論指導，戰時就可能打爛仗，平時部隊教育訓練的質量就提不高，發展武器裝備也會走彎路，強大的戰鬥力就建設不起來。”
研究外軍資料，研究中國的軍事曆史，是徐向前熱心的事。他熟讀孫子兵法，講話時，不必翻書，常常順口引誦，恰到好處。他要求一個指揮員既要研究敵人，也要研究自己，做到知己知彼。還要求研究曆史，做到古為今用。1978年，中央軍委根據鄧小平、徐向前的意見發了一号文件，批準軍事科學院将蘇聯軍事百科全書翻譯出版。這部巨著的翻譯出版工作完成時，徐向前十分欣喜，立即寫信向軍事科學院外軍部祝賀。對辛勤勞動的外軍部工作人員給以勉勵，使他們很受感動。1981年3月，軍事學院外軍教研室主任給徐向前寫信，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研究情況。他閱後批轉軍委辦公會議研究。并批示，“二次大戰史的研究工作，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除了進①此文新華社發通稿，《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以及一些省市報紙都轉載。
行理論方面的研究外，很需要從戰争中學習。和蘇、美、英等許多國家相比，我們在這方面比較薄弱，現在開始初見成效，應繼續予以重視。請召集有關同志研究。提出加強二次大戰史研究的意見，并請在組織上予以落實。“在徐向前的關懷下，軍事學院編撰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填補了中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的空白。
後勤保障是軍隊戰鬥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徐向前多次和後勤部長洪學智親切談話，并親自到全軍後勤工作會議上講話，對後勤保障在未來戰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深刻的闡述。他指出：看到福州軍區報告反映，後勤幹部似乎比别人低一等，這是一種錯誤觀念。打仗，沒有後勤工作寸步難行。别看飛機多、坦克多、大炮多，沒有汽油，就不如一根木頭棒棒好，木頭棒棒還可把人砍死。斯大林在蘇聯衛國戰争時期，有時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做後勤工作。“你們覺得後勤幹部比人家低，我看你們還比人家高呢。”本來，一些後勤幹部心有怨氣，工作辛辛苦苦，但似乎比軍事、政治幹部低一截。
聽了塗帥這番話，心裡感到很溫暖。1981年11月，徐向前又在對後勤部長會議的指示中，号召大家都來關心後勤，促進後勤現代化建設。
政治工作是人民軍隊的生命線。“文化大革命”中，軍隊破壞最大的要數政治工作。所以，徐向前不斷地強調加強和改進軍隊的政治工作。1979年，他在《為實現國防現代化而努力奮鬥》一文中說：“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我軍的政治工作必須加強，不能削弱。為适應我軍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要充分發揮政治工作的威力。”“政治工作要像過去戰争年代保證完成戰鬥任務一樣，貫穿到軍隊建設的各方面工作中去，并适應現代化建設的新情況，改進政治工作的作風和方法，做到軍民一緻、軍政一緻、官兵一緻，把政治工作做得更加切合實際，生動活潑，堅強有力，紮實有效。要充分調動全軍指戰員鑽研國防現代化的積極性、創造性，培養他們高度的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精神，加強組織性和紀律性，團結一緻，同心協力，艱苦奮鬥，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不斷提高部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水平，這樣，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支偉大的人民軍隊，必将更加無敵于天下。”
1980年，徐向前在接見總政治部領導人時指出：“政治工作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密切聯系實際，要研究新情況，研究工作對象的新特點。機關、學校、醫院，海軍、空軍和特種兵部隊，邊海防部隊等等各有自己的不同特點，政治工作要根據不同部隊、不同特點來做，不要一般化。政治工作要同業務工作結合，政治幹部也要學點軍事，學點技術知識。這樣才能把政治工作更好地貫穿到業務中去。要正确的認識和處理紅與專的關系，引導人們向又紅又專的方向努力。”“總之，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必須堅持，又要根據新情況加以發展，有些不适合新情況的做法，要實事求是地加以改變。”
1986年，在紀念長征勝利50周年的時候，徐向前又在《紅旗》雜志發表文章，談精神力量問題。他說：“‘長征精神’是什麼？主要就是革命英雄主義、集體主義、樂觀主義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犧牲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一往無前、百折不撓、全心全意為人民利益而戰的獻身精神。這種精神力量，不是憑空産生的。它來源于共産主義的遠大理想，來源于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武裝，來源于黨的經常教育和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這是曆史上的任何軍隊都無法比拟的。馬克思說過：理論一旦掌握了群衆，就會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紅軍有了堅強的精神支柱，就能化為強大的戰鬥力，就永遠拖不垮，打不爛，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堅持到底。”“說到底，就是一句話：偉大的精神，産生偉大的軍隊、偉大的戰士、偉大的奇迹。”
“兵民是勝利之本。”從1963年起，徐向前分管民兵工作。粉碎“四人幫”後，1978年11月，又重新擔任軍委武裝力量委員會主任。前後分管民兵工作10幾年，對民兵工作、對後備力量的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在回憶錄中，以大量篇幅、濃重的筆墨，論述了民兵的支前作用。他常常把戰鬥的勝利，首先歸功于人民支前。
“文化大革命”中民兵組織受到破壞，個别的甚至成了“四人幫”的禦用工具。粉碎“四人幫”後，徐向前大力抓了民兵組織的整頓、恢複、調整和改革工作。1979年6月，在中共蘭州軍區第五次代表大會的簡報，陝西省軍區、山西晉東南軍分區的情況反映中，都講到民兵組織太臃腫，迫切要求“消腫”，對民兵組織體制進行改革。徐向前閱後批示：“這些意見都是好意，也确實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動員部準備召集各軍區有關同志研究一下，提出一些辦好民兵的辦法，很好。”8月，總參動員部提出了《關于調整改革民兵組織體制的意見》，徐向前閱後緻信張才千、劉華清并曹宇光，指出：因為涉及到和過去中央的發文不一緻的地方，先整簡要報告，呈中央原則批示後，再寫成詳細文件分送各大軍區、省軍區、少數縣的武裝部征求意見。
明年适當時候再開民兵委員會。
根據徐向前的指示，報請軍委辦公會議同意，總參、總政于1980年4月，下發了《關于調查研究民兵組織調整改革問題的通知》，提出了縮小組建民兵的範圍、壓縮參加民兵的年齡、簡化民兵組織層次、提高民兵的質量的初步設想。12月20日，在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總參、總政又提出了《關于調整民兵組織問題的報告》。1981年3月，中共中央十一号文件批轉了這個報告。“報告”提出了實行民兵與預備役相結合的制度。規定了農村、城市廠礦企業等單位的民兵組織規模，并将原規定分編普通民兵、基于民兵、武裝基幹民兵三種，簡化為普通民兵和基幹民兵兩種組織。取消縣編民兵師、公社編民兵團的規定。民兵總人數比原來減少了一半。随後，民兵工作又提出了“減少數量，提高質量。抓好重點，打好基礎”的十六字方針。在民兵工作不斷整頓和改革中，徐向前傾注了心血。
思考，深沉的思考，徐向前在思考中善于抓住新時期建軍的矛盾和問題，及時提出意見。八十年代初，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民兵的地位和作用，不少人一度有些模糊認識，有的地方甚至把民兵工作放到可有可無、近乎取消的位置。報刊文章的宣傳也減少了。于是外電評論說，中國放棄人民戰争了。針對這種情況，徐向前在《中國日報》發表了《人民戰争是克敵制勝的法寶》一文，專門論述人民戰争在未來戰争中的地位。文章在海外引起強烈反響。外電評論說，看了這位元帥的文章，中國人民戰争的思想沒有變，沒有放棄。1983年7月，徐向前在為傅秋濤主編的《中國民兵》一書題詞中說：“民兵是黨領導下的群衆武裝組織，在曆次革命戰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勳，在未來反侵略戰争中，還是要打人民戰争，民兵仍發揮重要作用，進一步加強民兵建設，是我軍的一項長期戰略任務。”他在為《當代中國民兵》撰寫的序言中又說，“民兵是鞏固國防的戰略力量”，“人民戰争永遠是我們克敵制勝的法寶”。
第三節心裡裝着人民和戰士
一位革命家、軍事家，無不具有其特殊的性格、特别的品質。徐向前的特殊品質、人生的信條是什麼呢？1984年元旦，他在廣州休息時，給工作人員的贈言中，寫了這樣幾句話：“人之貴在于行，行之貴在于果，大小事皆然。”文字不多，言簡意赅。勾劃出一個少空談、重行動，言行一緻的生動形象。徐向前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他說到做到，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戰争年代，官兵同住一間房，同吃一鍋飯，軍官把馬讓給傷、病員騎，官兵一緻，情同手足。新中國成立後，能否繼續保持這種官兵一緻的傳統作風，能否保持艱苦樸素的本色，這對一個執政黨、一支勝利之師來說，無疑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主席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曾告誡全黨：要警惕“功臣自居的情緒”和“糖衣裹着的炮彈的攻擊”，要知道“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①徐向前以他的實際行動，實踐着這些要求。
在中國革命勝利以後，40多年和平時期，徐向前始終保持着共産主義戰士艱苦奮鬥的本色。
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難時期，全國人民勒緊腰帶過日子。最困難的時候，機關幹部糧食定量不夠吃，常吃一些代食品，徐向前懷着沉重的心情，和全國人民一樣度難關。他經常讓管理人員給他弄代食品吃。管理人員從老帥健康着想，有時想買點肉食，他總是嚴肅他說：“全國人民都很困難，毛主席和周總理帶頭不吃肉，我能吃得下嗎？我們是人民的勤務員，要時刻想着人民，想着部隊，不能有絲毫特殊啊！”
10年、20年又過去了，徐向前元帥艱苦樸素的作風始終沒有變。直到八十年代，他80高齡之後，對節約一滴水、一滴油、一度電都給以關注。他常常提醒工作人員關燈節電，節約用水。聽說家中有的人洗澡時水龍頭總是開着，他都提出幹涉。他自己穿着樸素，雖然不再是土布、粗布，但也是穿滌卡布居多。1983年，他在北戴河登艦艇視察海軍部隊時，穿的是一件褪了色的灰滌卡上衣。海軍幹部戰士看了十分感動他說：“元帥穿的就是這樣啊！”
其實，那還是比較好的一身衣服，平時在家裡穿得更差。衣服的袖口、領口，常常縫了又縫，補了又補。解放戰争時，他親手織的一件粗糙的毛線背心，解放後一直穿了10幾年。一床被面，直到洗破了才同意換下。他個人穿着不講究好壞，但在北京市支援災區募捐時，他卻要選出自己好的單衣、棉衣、棉褲捐獻。他習慣粗茶淡飯，每周都要吃上一兩餐莜麥面、窩窩頭之類。還一直保持着吃野菜的習慣。随着季節，什麼柳樹葉啦，榆錢、榆葉啦，蘿蔔纓、馬齒菜等等，都是他常吃的。他常說，吃一點野菜，一可以壯筋骨，二可以不忘本。他住的房子，陳設很簡單，修繕房屋，必須經他批準，嚴禁鋪張浪費。牆壁多少年沒有刷了，已經變了顔色，房修部門提出貼牆紙、粉刷，他不同意。會客室裡的沙發，還是1962年配發的，橫木已斷了，修了多次，服務處要更新，他也不同意。沙發套補了好幾塊補丁，直到1985年，實在不能用了，才同意換新的。他平時很少外出，車子不能随便動用，更不能出私①《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出版，第1329頁。
車、辦私事。他的夫人黃傑，是1928年入黨的老共産黨員，“文化大革命”
前在紡織部工作，一直乘公共汽車上下班。熟悉的人總說，這些事，看起來似乎微不足道，但真正實行起來，特别是幾十年堅持不懈，對一位功高位尊的元帥來說，更是難能可貴的。
徐向前對部下一向是“教之嚴，愛之深”。他的一些老部下。都記得那樣一件事：1948年，運城戰役之後，一個士兵因為不願離開家鄉，開了小差，以後又回到了部隊。他的連長對他采取了不能容忍的污辱性懲罰。徐向前知道後，很生氣，指示政治部抓住典型，對部隊進行一次紀律教育、愛兵教育。他在講話中說：“幹部首先是士兵的同志，是士兵的師長，是士兵的表率，是士兵的知心朋友。然後，你才能把士兵帶好，才能使各個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的戰士，變成一個戰鬥的整體，部隊才能有真正的戰鬥力。”那位連長受了處分，他本人和全體幹部、戰士都受到了深刻教育。以後開小差的人，大大減少了。
徐向前80多歲高齡，對士兵仍然一往情深。冬天，他親自到警衛班的宿舍，摸摸被子厚不厚，暖氣熱不熱。當他知道戰士們睡覺有些冷，指示服務處，給戰士宿舍增加暖氣片。節假日，他派人把水果、月餅等送到戰士們手中，共度佳節。剛入伍不久的新戰士，看到德高望重的老帥這樣關心戰士，激動得夜不能眠。原警衛班班長袁滿囤為搶救落水群衆不幸犧牲。徐帥十分沉痛，指示部隊要向他學習，并親筆題寫了“優秀警衛戰士袁滿囤烈士”的墓碑。袁滿囤烈士的妹妹到北京接過哥哥的槍，參軍入伍後，徐帥在住所親切地接見她，鼓勵她學習哥哥一心為人民的精神，沿着烈士的道路不斷前進，并在她的筆記本上親筆題詞：“做一個為共産主義理想而奮鬥的英勇戰士”。
1979年，中越邊境自衛反擊作戰，有一批幹部、戰士緻傷緻殘。國務院下發的有關文件中規定各地對傷殘戰士“酌情安排工作”。有些地區把殘廢軍人當成包袱，沒有安排他們工作，使一些傷殘軍人生活無着。《解放軍報》内部簡報反映了昆明街頭殘廢軍人佩帶勳章乞讨。徐帥看後心情十分沉重，當即提出：幹部戰士戰鬥中負傷緻殘，戰後給予妥善安置，這是我們的光榮傳統，但從最近一些反映來看，有些地方的安置工作很不得力，影響軍心。
請軍委辦公會議研究，并請總參謀長楊得志在中央書記處開會時嚴肅提出。
軍隊要求不要太高，但地方上一定要負責安置好。可否撥專款解決，專款專用，請參酌。楊得志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宣讀了徐帥的這番話，經中央書記處讨論，國務院重新下發文件，規定對殘廢軍人“一定要安排工作”。“酌情”和“一定”雖隻兩字之差，卻關系着殘廢軍人的一生，也體現了老帥對戰士的深切關懷。
在徐向前的身上，融合着軍事家的威嚴和長者的慈愛。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體會尤深。工作人員來自不同的崗位，有的20幾年，有的10幾年，和他朝夕相處，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他把工作人員的長處、困難都記在心裡，處處給以關照，使大家感到溫暖。在老帥的嚴格要求下，秘書和工作人員都養成了良好的作風。1986年，徐向前85歲壽辰。因為逢“五”，大家都想為老人家祝壽。但是他早在生日的一個月前就明令：謝絕一切祝壽的要求。于是，大家提出，在他生日那天，請老帥和大家合影留念。他同意了大家的要求。在合影之後，小護士們要求老帥和他們單個合影。老帥應允後，還特别點名要同跟随自己多年的司機、炊事員、管理員單獨合影。
徐帥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親如一家，對街道居民睦如鄉親。他每次見到居民委員會的人，總說：“我也是柳蔭街的居民嘛！”柳蔭街的軍民共建活動，他積極支持。連續四年中，作過多次指示，會見過參加軍民共建的軍隊和地方的代表。柳蔭街為有這樣一戶居民而感到自豪。他題寫了《柳蔭軍民文明街》街名。在徐向前的關懷、支持下，柳蔭街的軍民共建活動取得了顯著成績。1984年國慶35周年遊行活動，群衆特地把徐向前書寫的“柳蔭軍民文明街”七個大字刻上大彩車。原來治安狀況不是很好的柳蔭街道，20名“浪子”回了頭，孤寡老人進了街道的敬老院，老有所養。百分之七十的家庭，被評為“五好家庭”。在紀念徐帥題詞兩周年的大會上，北京市委負責人贊揚柳蔭軍民共建的成績，說在徐帥直接關懷下的柳蔭街，是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面旗幟”。
在戰争年代，徐向前領兵轉戰過大别山、大巴山、祁連山、太行山、沂蒙山區，他時刻懷念着那裡的人民，眷念着長眠在那裡的戰友。
在祁連山下的大沙漠裡，掩埋着成千上萬西路軍将士忠骨。徐向前常常懷念那些革命烈土，永不忘懷那悲壯的征程。他在《曆史的回顧》中，詳細記述了那次奉命遠征和西路軍英雄的功勳；他常常思念着那些流落在異鄉的西路軍戰士。他聽說，有一位流落的紅軍女戰士，在衣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默默地存交黨費，一分、兩分、一角、兩角，到1984年竟存了400多元，交出時錢币都變黃陳舊了。徐向前認為這400元黨費，是一個紅軍老戰士對黨的金子般赤誠的心。當伍修權、王定國等深入甘肅，調查西路軍流落老紅軍情況返北京後，向中央寫了報告，徐向前看後十分關心。在中共中央有關部門和總政治部、民政部共同商定下，作出了對西路軍流落老紅軍的照顧辦法。
1985年，甘肅省委提出在張掖地區修建西路軍紀念館，徐向前認為西路軍将士是英勇殺敵的英雄，應該為他們立碑，為他們寫傳，把他們的名字銘刻在黨史、戰史上。他滿懷深情地作了指示：“我的意見可以建一紀念館，但以力求節約為好。”李先念、胡耀邦都同意他的意見。徐向前常說：“我們這些人是幸存者，有許多戰友犧牲了，如果他們不犧牲，元帥、将軍應該是他們。”他懷念那些犧牲的戰友，對他們的後代傾注了深沉的愛。許繼慎是徐向前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同學，在鄂豫皖蘇區任過紅一軍軍長、紅四軍師長。
全國解放後，徐向前打聽過許繼慎的後代的下落，但毫無結果。有一年，許繼慎的兒子許民慶突然到北京找徐帥。徐帥當時身體不好，立即派秘書去見他，并給他送去路費、生活費。當時許繼慎的家鄉沒有承認許繼慎為烈士，家屬也沒有享受烈屬待遇。徐向前當即給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裡寫信，說明許繼慎是肅反中被錯殺的革命幹部，要關照他的後代。萬裡接信後，妥善地作了安排。此後，安徽六安縣為許繼慎建立了紀念碑。許民慶也受到了照顧。
蔡威，紅四方面軍三局局長，紅四方面軍無線電通信和偵聽工作的創始人，犧牲在長征路上。宋侃夫、王子綱、馬文波寫信給徐向前，說蔡威的家鄉不曉得蔡威是烈士，要求在黨史人物志列上蔡威的名字。徐向前把信批給王兆國，并說：“蔡威同志是一位優秀的紅軍幹部，在破譯工作方面是有獨特建樹的，他的遺屬理應享受烈屬待遇，請中辦告福建閱辦。”李榮桂，曾任紅一師政委（徐向前當時任師長），在肅反中被張國焘錯誤殺害。在延安召開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時，已為其平反昭雪。但“文化大革命”中，又被誣為“叛徒”。他的女兒李小坦，在安徽林學院任蠶桑系副主任，因此受牽連。
1986年，李小坦緻信徐帥，反映了這一情況。徐帥便給林學院組織部門去函，證明李榮桂的情況。安徽省委組織部又來信調查，徐帥再次寫信作了證明，李榮桂的曆史問題才獲解決。
徐向前常向秘書和一些老幹部說，該證明的一定要證明，我們要對烈士負責，也要對他們的後代負責。
大山賦予了徐向前滿身征塵，大山錘煉了他剛毅的性格。全國解放以後，他念念不忘山區來的鄉親。
湖北紅安縣的縣長來了，四川巴中縣的副縣長來了，河南信陽地委、新縣縣委的幹部來了。他們帶來了一代老人的述說，帶來了山區人民的痛苦、渴望和追求。徐帥接見他們，就像見到了故鄉人，問寒問暖，問長問短，問得那樣仔細，聽得那樣認真。山區人民的進步，他高興，山區人民的困難，他關心。一次，信陽地委、新縣縣委的負責人來談老區情況，秘書知道徐帥身體不大好，勸他稍坐一會，早點休息。徐帥擺擺手說：“我正想聽聽他們的意見，了解一下老區的情況。”地委、縣委的領導人為了不增加老帥的煩惱，把困難忍在心裡，主要彙報取得的成績。當時，有個年輕幹部坦率地向老帥彙報了家鄉的困難，人民的艱辛。
“老帥，你還記得七裡坪嗎？”七裡坪，紅四方面軍的誕生地，當年的總指揮焉能忘記？
“我陪着新華社記者到那裡作過調查。那裡的人民苦啊！解放這麼多年，沒有多大變化，缺衣少被的現象很普遍，甚至确有幾個人共有一條褲的。一個姓王的人家，全家七口人，隻有六個碗！”年輕幹部連珠炮似地說着。
徐向前聽到這裡，臉上的笑容頓時消失了。之後一連幾天，他都心情沉重，不住地念叨：“解放這麼多年，愧對老區人民啊！”從此以後，他禁止為他祝壽。一說祝壽，他就說：“老區有的地方七個人才六個碗呀！我們還過什麼生日喲！”
1982年，陳蘭和鄧六金帶着老一輩人對老區人民的關懷，走遍了江西、大别山革命根據地。她們看到了老區人民的新的風貌，也如實地向中央反映了老區人民的實際困難。徐帥看了她們的報告後，向中央寫了《關于請關注老區建設的意見》。他寫道：“看了陳蘭、鄧六金同志的考察報告，這兩位大姐不辭勞苦，深入老區考察，精神可嘉。我也聽到一些寫戰史到老區搞調查的同志談過老區的情況。
這些地區的人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犧牲，有過重大的貢獻。這些山區灑滿了革命烈士的鮮血，到處都掩埋着烈士的屍骨。沒有這些窮山溝和窮山溝的人民，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建國三十三周年了，雖然黨和人民政府采取過不少措施，對老區有過不少幫助，但許多地方沒有什麼變化，有的地方變化不大，甚至個别地區的群衆連褲于都穿不上。有些老紅軍生活無着，無人照料。看了這些情況，我心裡很難過，感到愧對于老區人民，愧對于革命先烈。籲請中央關注老區的建設。建議中央書記處、國務院派人對井岡山、大别山、湘西、四川、陝北等經濟上貧窮落後的革命老根據地作些系統的調查。爾後，專門開一次會議，研究制定盡快改變老區面貌的措施。“
徐帥在報告中還提出了四條具體建議：（一）各地黨委應該派最優秀、最得力的幹部到老革命根據地工作，下定決心同老區人民一道，奮鬥它五年、十年，改變山區的落後面貌。
（二）對老區援助的重點，應放在幫助他們提高生産自救的能力上，幫助他們創造發展生産的條件。否則，年年救濟，年年貧窮，幾十年貧窮落後的面貌不得改變。人民政府各部門要為老區人民着想，千方百計支援他們一些技術、設備，在這方面花點錢是完全應該的。
（三）進一步落實各項經濟政策。發掘和利用山區的自然優勢，因地制宜發展多種經營。靠山吃山，向山要錢，向山要寶。據我所知，像大别山區種茶、桐油樹、漆樹，植樹造林等等，都是有條件的。在政策上，政府應盡可能地給他們優惠。我看到陳丕顯、周子健、白如冰等同志都有一些調查報告，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見，請予以重視。
（四）請各地認真檢查一下優撫工作，特别要注意調查少數老紅軍的情況，像宿縣、渦陽縣那樣，妥善安排他們的晚年，使他們生活有依靠，病了有人管。逢年過節也不要忘記他們，使他們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
中共中央很重視徐向前的報告，印發給中央、國務院各領導人參考。不久，國務院成立了支援老、少、邊、窮地區辦公室，統一部署幫助老區人民脫貧的工作。1986年，在北京還召開了開發大别山區的動員大會。
人民的元帥，心裡裝着人民。他為國防建設嘔心瀝血，他為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老骥伏枥，志在千裡”，這也是徐向前晚年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