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歲月裡
第一節從青島到北京
1955年9月27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懷仁堂給徐向前等授勳
隆隆的禮炮聲，送走了黑暗的時代，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徐向前沒能參加天安門隆重的開國大典。此時，他因病魔纏身，在青島海濱休養。他和夫人黃傑一起收聽開國大典的盛況，特别是聽到毛澤東主席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聲音，更是心潮起伏，思緒萬千，幾十年的願望終于實現了！
從中國工農紅軍創立，到新中國誕生，徐向前經曆了22年戰争生活，即使負傷和生病，他都沒有離開過戰場和指揮部。解放戰争中，他抱病從延安到了晉冀魯豫軍區，在病中指揮部隊，克臨汾、掃晉中、戰太原，終因頂不住疾病的一歡次襲擊，在太原前線，肋膜炎嚴重複發，連續高燒不退，不得不向中央請求，辭去十八兵團的領導職務，作較長時間的休養。1949年6月，徐向前偕夫人、孩子和幾個警衛人員，乘車到石家莊，打算去青島休養。因為國民黨撤退時，炸斷了濰河大橋，去青島的路不通，隻好在石家莊住了一個月，待濰河大橋修複，才啟程去青島。路經濟南，小住3天。這時，許世友任山東軍區司令員，見到老首長分外親熱。康生任山東分局書記、山東省政府主席，特地招待徐向前一行觀看杜近芳主演的《孔雀東南飛》。
7月中旬，徐向前抵達青島，住山海關路十七号。這是一座不太惹人注目的小院，位于八大關海濱療養區。依山傍海，綠樹蔥蔥，風景秀麗，氣候宜人。
剛到青島，正遇上十二級台風，加上青島才解放半個多月，社會秩序亂糟糟的。農村清算地主、惡霸，這些人紛紛跑往城裡。有些人跟着國民黨跑了，沒有來得及跑的，都留在青島。台風過後，山海關路前面用紙箱子搭起一些棚子，塗上藍顔色，住着那些逃亡分子。每天晚上，有部隊幹部戰士乘着汽車巡邏，還算安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這是一次中國共産黨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海外華僑及其他愛國人士代表的盛會。徐向前和任白戈是第十八兵團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代表。徐向前因病未能到會。會議通過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
徐向前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10月19日，又被任命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
徐向前沒有出席會議，事先也不知道關于自己的任用。他深深體會到了中央、毛主席對他的信任和關懷。他身負重任，卻不能赴職，心急如火。經多方治療，身體未見好轉。頭疼病發作時，疼得在床上打滾，腦蓋骨似乎要炸開一般。并發的嘔吐，使他無法進食。
徐向前以頑強的毅力同疾病作鬥争。經過半年左右的治療，病情大有好轉。1950年5月，他去北京參加了中共中央七屆三中全會。這是建國後他第一次到北京。看到才解放半年的北京各方面的工作已經走上正規，感到十分欣慰。會議隻開了4天，時間安排相當緊張。會上，毛澤東主席作了《為争取國家财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争》的書面報告和《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劉少奇作了《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陳雲作了《關于财政經濟問題的報告》，周恩來作了《關于外交與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聶榮臻作了《關于人民解放軍整編問題的報告》，安子文作了《關于黨的組織情況與發展和鞏固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
自1949年11月起，人民解放軍就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開始組建空軍、海軍。此次會議确定，繼續進行整編，并削減一部分兵員。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任總參謀長的徐向前，因病不能擔負更多繁忙的事務，隻能會前會後或制定文件時，談些想法，提出軍隊建設的意見。中共中央的各位負責人，都關心徐向前的身體，一再囑咐他安心休養，早日恢複健康。總參謀部的日常工作，中央軍委指定由聶榮臻代行，徐向前隻好向他說：“聶總，你多辛苦了！”聶榮臻理解徐總的心情，回答說：“大事共同研究，請示中央。日常工作就請徐總放心好了。”
徐向前返回青島後，首先精簡了身邊的工作人員。有的人回十八兵團歸建，有的複員還鄉，有的轉業地方工作。這些人臨行前，徐向前給有關部門寫了信，并分别和他們談話，勉勵他們努力工作、努力學習。這些人跟随徐向前多年，戰争年代，出生入死，同甘共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都依依不舍。有的還表示，以後有機會，再回首長身邊工作。有位去學汽車駕駛的警衛員，後來果真又要求調回當了司機。
徐向前在身體稍好一些的時候，出門到外面走走，一是鍛煉腿腳和體力，二是看看青島這座古老的城市。一天清晨，他獨自一人走到海邊，去看“觀海樓”。據說，這是侵略者德國總督為他的女兒蓋的别墅，後因蔣介石和宋美齡曾登樓觀賞過海景而得名。當時，旭日東升，那座空無一人、石壁斑剝發黑的古堡，在萬道金光直射下，猶如照妖鏡下頹然孑立的怪物。看到這種景象，徐向前不禁吟出了“群魔已為浪淘盡，此地空餘觀海樓”的詩句。
中國革命戰争勝利後，軍隊中有些人以功臣自居的情緒滋長起來，有些人經不起“糖衣炮彈”的侵蝕而堕落。身為軍隊總參謀長的徐向前，常常思慮着如何保持人民軍隊的本色。他嚴格要求部隊和下級，更嚴格要求自己。
他遵循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保持戰争年代與士兵同甘共苦的品質。隻要身體能下得了床，就和大家一桌就餐，不許為他單獨做菜；并且經常過問生活需用的開支情況，他不讓買價錢稍高的食品，還常常告誡管理人員和市委派來負責采購的職工：“錢是人民的，是公家的，不能亂花！”他從不提出，也不允許下邊的人要這要那。市委招待所送來東西，以及影劇院招待券，他都不讓收下。他散步時看到院子裡的路燈開多了，便親手把大部分路燈關掉，并教育警衛人員說：省下電力，好讓工廠多出産品。在他的影響下，山海關路十七号院子裡的所有工作人員，都十分注意保持人民軍隊艱苦樸素、謙虛謹慎的光榮傳統。
徐向前總參謀長的文件，仍放在一個連油漆都沒有上過的木闆箱子裡。
1950年5月，徐總長去北京參加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時，秘書覺得這個箱子又笨又難看，建議買一個文件包。他看了一下木箱子說：“我看這就行啦，不必買了。國家财政還很困難，去年好多地方鬧了災荒，需要政府救濟，我們能節省一點就節省一點。”
還有一件小事，使當時在場的工作人員終生難忘。一天，有個老戰士在換發新式制服時，見另一個成了幹部的警衛員領到四個兜的上衣，而自己的是兩個兜，大發牢騷。徐向前聽說後，把他叫到自己的屋裡，拿出節省下來的一套幹部服，說：“待遇是黨和人民給的，自己不應說什麼，如果你感到沒穿上四個兜不高興，我這套沒穿過的送給你穿倒是可以的。”見對方光搖頭擺手不吭聲，便又說：“我們不能進了大城市就忘記打仗犧牲的同志，要比待遇首先要和他們比。你回去好好想想這個問題。這套衣服，你願要送給你。”那警衛員回去想了想，第二天就向他承認鬧情緒發牢騷不對。徐向前高興他說：“認識了就是好同志。我們是革命來了，不是為吃為穿。”随即又翻開一本畫報，指着上面穿戰士服裝的朱總司令視察部隊時的照片說：“你看，朱老總都喜歡兩個兜的嘛！”事後這個老戰士在黨小組會上作了檢讨。
直到許多年之後，他還牢記着這件事。
徐向前在病中，總還是以戰略家的眼光注視着世界風雲。他在北京出席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回到青島後，腦子裡不斷思考爆發戰争的可能性。不出所料，6月25日，朝鮮爆發了戰争。美國政府先是唆使李承晚集團向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發動軍事進攻，接着于27日，悍然派兵參戰，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朝鮮，并派海軍第七艦隊侵占中國領土台灣。在一場新的戰火燃燒到祖國東北邊境的嚴峻時刻，徐向前于9月初離開青島遷至北京。
沒有房子，他暫時住在頤和園内一處僻靜的小院裡。朱德總司令、董必武、賀龍、康克清等相繼來探望他。談話的中心自然是朝鮮的局勢。朱總司令多次和他就軍事方面作好應變準備的問題交換了意見。他們一緻認為：打了幾十年仗，打出了個新中國，不希望再打仗了，但是美帝國主義又要打仗，那就得奉陪到底。徐向前雖然仍在病中，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國務院的重要會議，他都堅持參加，每一次都提前進入會場。9月下旬的一天，徐向前又到中南海參加會議，剛坐在政務院總理辦公室旁邊一間會議廳的後排，周總理走進來，掃視了一下會場，指着身邊一張空着的沙發說：“向前同志，你是病人，來，換個座位！”此刻，所有在場的人，都和徐向前一樣，為日理萬機的周總理這樣細心和無微不至地關懷别人而深深感動。
這次會議，是在特定範圍内先行傳達黨中央關于中國人民應當參戰，必須參戰的決定。10月8日，毛澤東主席代表中央軍委，命令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立即向朝鮮境内出動，協同朝鮮人民軍與侵略者作戰。19日晚，中國人民志願軍高舉“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旗幟，跨過鴨綠江，開始了偉大的抗美援朝戰争。
當此全國軍民同仇敵代，展開抗美援朝運動之際，徐向前十分希望能奮力工作。可是入冬以後，他的病情又有反複，時常發燒，頭痛更是劇烈。他躺在病床上，想起6月初開會期間，毛主席見他的健康狀況有了好轉，曾高興地說，可以先看一些文電，考慮一下軍隊建設的問題，等再過些時間，養好身體，就可以工作了。可是，沒料到過了幾個月，還是這個樣子。他不但肩負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重任，還兼任華北軍區副司令員。考慮到身體的狀況和軍隊的建設，一天，當聶榮臻和薄一波來看他時，便提出華北軍區的工作需要加強，他所兼任的華北軍區的職務，應建議中央免除。聶榮臻便給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寫報告。11月1日，毛主席在報告上批示：“征求向前同志同意，如果向前同意的話，可以這樣辦。”同時還寫了以下一段話：“向前同志：前次見面時，我說可抄一些報給你看。後來我覺得你還是靜養，不看電報為好。故未叫機要處抄給你。”
毛主席的關懷，使徐向前異常感動。他當即向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寫了回信，說他兼華北軍區副司令員的職，也是挂了個空名，實際自己又不能到軍區做一點點工作，因此由别的同志擔任這一職務為好。并提出聶榮臻、薄一波的意見他完全同意。因聶老總也忙于軍委工作，對軍區工作必然放松，若由其他同志任副司令員後，軍區工作即可加強。
盡管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許多人一再關照，要徐向前少工作，靜心養病。
然而，他不能不為戰局分心，為軍隊的現代化建設操勞。并且經常接待一些在北京工作或是來北京開會、出差而前來探望他的老戰友、老部下，實際上很難休息好。朱總司令了解到這一情況，一天，特地交待醫護人員：“你們要保證徐總長充分休息好，來探望的客人，要婉言謝絕。你們的治療、護理工作，也要精心做好，讓他盡快康複，這是黨交給你們大家的任務，希望大家認真負責完成。”
徐向前在焦急、希望和期待中送走了又一個寒冬。
春天，給萬物以活力，也給徐向前的身體帶來了生機。天氣轉暖，他的氣色就好多了，體力也強壯了許多。大家都期望他早日康複，一個新的使命在等待着他。
第二節莫斯科之行
1951年5月25日。在北京通往莫斯科的列車上，總參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工代表團團長徐向前正閉目凝思。他正肩負着毛主席賦予的重大使命前往蘇聯。
徐向前這一次出訪，是毛澤東親自安排的。那是“五一”節之後的一個夜晚，徐向前和夫人黃傑正在庭院裡散步，忽然，中央辦公廳通知，毛澤東主席約見徐向前。毛主席深夜約見，定有要事。徐向前急忙驅車前往中南海。
毛主席正在辦公室和統戰部長李維漢談工作。見徐向前到來，中斷了談話，迎到客廳門口，一邊招呼他坐下，一邊親切他說：“近來身體好一些嗎？
我看氣色比上回好一些喽！“
徐向前回答說：“天氣一暖和，就好多了。我感到可以工作啦。”
毛主席微笑着說：“那你就作一次長途旅行吧，跑得遠一點，坐趟火車去莫斯科。好象你還沒有出過國吧。以前我也沒有出過國，前年底去莫斯科住了兩月，還是頭一回哩，那是冬天，很冷，現在已經立夏，你去身體不要緊吧？”
徐向前說：“沒有問題，請主席盡管放心，交給我任務，一定努力完成。”
毛主席講了中共中央的決定和意圖，要徐向前去蘇聯談判：一是購買武器裝備；二是多搞點技術項目，發展自己的兵工廠。并說代表團人員組成及具體方案，由政務院負責組織準備，具體細節問題，他們會向你彙報的。
毛主席習慣夜晚工作，看樣子還有許多事，工作很忙，徐向前不便過多地打擾，領受了任務，就匆匆告辭了。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解放軍進行了大規模的剿匪鬥争，相繼解放了舟山群島、萬山群島。國内戰争基本結束，海軍、空軍和各軍兵種機構相繼組建；開始了向正規化、現代化進軍。而在朝鮮戰場上，大戰方酣。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央決定，準備向蘇聯購買一部分步兵常規武器裝備，同時商請蘇聯政府給予某些技術轉讓，以及幫助中國建設新的兵工廠，并使新工廠能及時投入某些統一制式武器裝備的生産。經與蘇聯政府交涉，雙方達成協議，由中國派出代表團，前往蘇聯進行談判。徐向前是政務委員，又是總參謀長，并且在國防兵工建設方面提出過很好的建議。因此，中央在研究赴蘇談判代表團團長提名時，首先就想到了他。隻是對他的身體狀況是否适宜還有所顧慮。
為此，朱德征詢過醫生的意見。醫務人員作了慎重研究，認為徐向前的身體比以前好多了，出國一趟是可以的。
在毛主席那裡談話之後，徐向前徑往彭德懷處，商談了代表團組成及有關事宜。
經過一個短時間準備，代表團正式組成，定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團”，團長徐向前，團員有長期從事軍工工作的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劉鼎、科技專家錢志道、總參作戰局副局長張清化、炮兵參謀長賈濤，中國駐蘇使館商務參贊江澤民和武官吉合等。
火車劇烈的沖撞聲，打斷了徐總的思緒。他眺望窗外，見麥浪滾滾，豐收在望，甚感欣慰。他首次出國，又是第一次到中國東北地區。出于習慣，他十分留意地形及沿途風情。從他的兩段日記中可以見到一斑：5月25日，代表團從北京出發。火車由西而東，穿山海關，到沈陽時，高崗、賀晉年到車上來見，談及東北正在讨論廠長制和黨委制哪種制度較好，尚未得出結論。火車續行過哈爾濱，見松花江以北，一直到海拉爾，平原廣闊，人煙稀少，而興安嶺以東則氣候較熱，土肥水豐，農民多種水稻。
28日，過滿州裡。風沙頗大。這裡是中蘇兩國交界處，鐵絲網重疊，我國境内，張作霖和日本人修築的工事遺迹，仍然依稀可見。
進入蘇聯境内，村莊稀少，沿線高大的樣木林遮天蔽日。到赤塔，西伯利亞俄羅斯人的中式木屋，别具一格。過貝加爾湖時，鐵路依懸崖峭壁迤行，可俯視貝加爾湖。山頂積雪未化，平原地冰雪消融。湖邊停泊捕魚小木船。
當地産松柏木黃魚，味道鮮美可口，别有風味。伊爾庫茨克位于安加拉河兩岸，水清林綠，風景佳美，工業發達。過西伯利亞時，氣溫較低，經鞑靼斯克、鄂木斯克、秋明到雅爾，改為莫斯科時間，時差較大，北京時間夜12時，仍見太陽之霞光。
6月4日上午10時，徐向前一行抵達莫斯科，受到蘇聯總參謀長什捷緬科大将的熱烈歡迎。代表團下榻莫斯科大旅館。
下午，徐向前率領的代表團到蘇軍總參謀部，說明代表團的任務，商讨工作日程。蘇方對此次談判十分重視，組成了以什捷緬科大将為首，包括副總參謀長馬蘭金等人的代表團。什捷緬科說：斯大林給蘇軍總參謀部的任務，是要幫助中國把軍隊建設好。并說，這個任務，主要由他負責。
什捷緬科身材魁梧，标準的軍人風度。衛國戰争時期，他主持蘇軍總參謀部，參與了重大戰役計劃的制定，以辦事幹練、效率高，受到斯大林的贊賞和器重。
雙方代表團經過3天緊張、友好的協商，拟定了七項工作程序，具體項目由雙方代表團的專家們磋商，重大事項舉行高一級的談判。
雙方總參謀長一級的談判，舉行了3次。那時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尚未舉步，因此談判的方案準備得比較粗略。蘇方十分重視軍隊的編制問題，談判之初，什捷緬科大将詳細闡述了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兵團、軍、師編制的初步意見。強調以師為單位，重點是師的編制。蘇方認為，現代化戰争，必須有強大的火力和健全的後勤組織，依據當時情況，還不可能做到完全機械化，師的火炮以汽車牽引，團以下的火炮以騾馬馱載。師必須編坦克自動炮團，如财力有限，甯肯少編幾個軍，也應将師的坦克團編起來，等等。
據此，徐向前電告中央，提出是否參照蘇方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步兵師的編制意見，初步确定軍隊的編制方案，以便通盤考慮購置裝備的問題。6月下旬，中共中央派高崗赴莫斯科，帶去了60個師的裝備訂貨單，由徐向前轉交蘇方。
此後，關于軍事訂貨、轉讓兵器技術資料、援建軍工工廠等問題的多次會談，均幾經周折，斷斷續續，直至10月中旬才達成協議。在此期間，因朝鮮戰場的急需，國内經常給徐向前發電，指示代表團向蘇方要求增加或變更定貨項目。蘇方往往不能及時答複，會談竟拖了數月之久，徐向前心裡着急，曾發報向毛澤東反映。毛澤東複電：“不管怎樣，耐心等待，要把技術學到手”。
9月底，徐向前又受國内委托，同蘇方商談了向蘇聯派遣軍事留學生的有關問題，如供應标準、服裝及結算辦法等等。
1954年，徐向前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徐向前事前沒有想到，談判會變成馬拉松式的。大概是因為緊張的緣故，當時腰酸背疼，頭疼也常常發作。直到10月份，裝備定貨單才正式定下來。
60個師的定貨，除1951年運交10個師的外，其餘50個師的，從1952年初起，每月運1個半師的，到1954年上半年，計劃分34個月全部運完。兵工生産一事，因為牽涉的問題多，比較複雜，蘇方遲遲未作答複。10月3日，蘇方才答複于10月下旬派一為數五、六個人的兵工專家小組來中國考察。國内電告，徐向前代表團中的兵工人員，可以同他們一道回國。
兵工代表團在蘇聯談判期間，蘇方曾邀請徐向前等去各處參觀。他們參觀了冬宮以及工廠、博物館、院校，瞻仰了列甯逝世前住過的小山村，觀看了蘇聯藝術家的表演，有時也到野外郊遊，到莫斯科河畔散步，還到了列甯格勒、斯大林格勒、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及中亞細亞海濱等地。
徐向前所到之處，處處可以看到蘇聯人民在反法西斯戰争中所作出的巨大犧牲，看到蘇聯人民為醫治戰争的創傷所作的努力。戰争中，蘇聯犧牲了2000萬人。陪同代表團的軍事顧問柯道夫中将，兩個兒子都在戰争中犧牲了，隻有兩個女兒留在莫斯科。旅館、博物館的接待人員多是婦女和殘疾人員，有的斷臂，有的跛腿，都是戰争帶來的苦難。戰争剛結束五年多，國家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都有許多困難。代表團到斯大林格勒參觀，看到的是一片斷垣殘壁，工廠剛開始興建。人民群衆吃的是黑面包，還要排長隊購買。
到工廠參觀，送給看門人一支香煙，他就高興得不得了。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蘇聯政府仍然承擔起支援世界各國革命的國際主義義務，是令人欽佩的。
代表團身居莫斯科，深深感受到，蘇聯人民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代表團每到一地，都受到熱情歡迎和接待。蘇聯人吃的是黑面包，給中國代表團成員吃白面包。招待代表團的香煙，七八個盧布一盒，真可說是上等招待了。
有的地方包餃子招待中國客人，皮很厚，還拌有酥油，味道不怎麼樣，但卻體現了主人的盛情。布爾加甯曾接見徐向前和高崗，當時，金日成首相也在座。布爾加甯在談話中表示，願意為中朝兩國人民的抗美鬥争提供援助。隻要能辦到的，一定援助。同時，也暗示，他們也有困難，不能滿足要求的地方，希望能夠諒解。
代表團成員中，有人對蘇聯對中方要求遲遲不作答複有意見。徐向前對代表團的成員們說：“人家也有人家的困難，我們所提要求，也有過高過急的地方，也有不切實際之處，對人家的困難應該體諒。”
代表團參觀了蘇軍斯大林裝甲學院和戰術射擊學院。蘇聯戰後十分重視院校建設。斯大林裝甲學院規模很大，教學設備齊全，有藏書百萬冊的圖書館。徐向前參觀得很細，從上午11時，一直參觀到下午3時半，才看了三分之一。徐向前對這些學院理論與實踐并進的教學方法十分欣賞。因此，他向中央建議，多派一些留學生去蘇聯學習。
整個談判期間，徐向前堅持友好方針，以大局為重，以團結為重，對蘇方個别人的傲慢行為，也進行了有理、有節的鬥争。
蘇聯是最先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反法西斯戰争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因而受到各國人民的敬仰，因此也助長了某些人的驕傲情緒。在談判中，有的人表現出大國主義态度。有一次談判，什捷緬科對王秉璋（因需要談判而增加的代表團成員）回答問題不滿意而當面出言不遜。徐向前團長十分生氣。回到住地，就把柯道夫找來，嚴厲指責了對方的無禮行為，讓他回去向上級轉達。柯道夫也沒有辦法，隻好當“和事佬”。
10月24日，徐向前結束了蘇聯之行，率代表團由莫斯科回國。11月6日，進入滿州裡，在列車上舉行酒會，慶祝十月革命節。由于長時間勞累，徐向前感冒發燒，繼而并發肋膜炎，車到長春，他就住進了長春空軍醫院。
周總理得悉後，當即派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率醫療組乘專機到長春，将徐向前接回北京醫院治療。徐向前的莫斯科之行，圓滿完成了中共中央賦予的任務。雙方代表團簽署的各項協議，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建設奠定了初步基礎。代表團也是新中國派往蘇聯的第一個軍事代表團，為增進中蘇兩國軍隊的友誼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第三節為軍隊建設嘔心瀝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了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轉變的曆史進程。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提上了議程。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就莊重地提出，“我們将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要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1953年底召開的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确定了把軍隊建設成一支優良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總方針和總任務。徐向前領兵作戰20多年，就是在戰争極度緊張的年代，他都把軍隊建設、軍事素質的提高視為不容忽視的大問題。如今新中國成立了，軍隊既要保衛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又要加快自身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他十分關心着軍隊發展的方方面面。可是，自從去蘇聯回國，他幾乎是一病不起，肺病、肋膜炎、偏頭疼症接連發作。在1952年到1953年這2年多内，他先後在北京、武漢、杭州治療養病，以極大的耐心，和多種疾病作鬥争。按醫生的話說，病情總算穩住了，但徹底好轉要很長的時間。1954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12人組成，毛澤東任主席。在毛澤東主持的第一次軍委會議上，決定建立軍委集體領導制度，一般情況下，每周舉行一次例會，由彭德懷主持。
徐向前身體極度虛弱，頭疼病發作起來，不能吃飯，不能睡覺，兩手抱着腦袋滿屋走。戰争年代，他頭疼發作時，常常拿着手槍柄敲擊頭部，敲得麻木了，才得安靜；如今那辦法不靈了，就吃點止疼片，在地上走走，走得身體累了，躺下喘息一會才慢慢安靜下來。就是這樣的身體，他仍象戰争年代一樣“任務重于生命”，軍委的例會很少請假，積極參加治國安邦、整軍建軍的偉大事業。有時開會中實在支撐不了時，才到休息室休息一會兒，吞片藥，繼續參加讨論問題。彭德懷發現了徐向前被病折磨得不輕，勸他說：“徐總，不必硬頂着啊，身體實在不行，我替你請假嘛。”徐向前說：“謝謝彭總，不能參加會我會請假的。”話是這麼講，事實上他幾乎是每會必到。會議的大多數議題是理順軍隊機構、建立和完善各種規章制度。徐向前經過深思積極提出意見。
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曾就軍隊的組織編制、加強部隊的訓練、加強黨委的集體領導和首長分工負責制，以及實行義務兵役制、薪金制、軍銜制等問題進行過讨論。軍委成立後，經過深入讨論，一項項落實。從1955年軍隊開始實行義務兵役制度、軍官服役制度、軍銜制度和勳章獎章制度。
徐向前參加了這些制度的制定研究。
徐向前在參加軍委集體領導的同時，還分工管空軍防空軍的工作。1955年4月12日、13日，他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會議，研究防空軍與空軍的組織機構及作戰指揮、組織協同問題。出席會議的有副總參謀長陳質、空軍司令員劉亞樓、防空軍司令員楊成武，防空軍副司令員譚家述，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總參軍務部部長蘇靜，以及蘇聯總顧問彼得魯塞夫斯基将軍及防空、空軍首席顧問。會議強調建設防空軍的重要性，提出防空區的劃分因地制宜，不要強求和大軍區的劃分一緻。大體與空軍一緻。需要的加強，暫時不需要的，可以建一個小的防空機構，逐步予以加強。武漢地區的防空沒有基礎，可先建一個防空師。防空軍幹部奇缺，除從軍區選調一批，以配齊主管幹部外，要調整幾所學校給防司，加強幹部的培訓。軍區空軍、防空軍由軍區和軍委空司、防司雙重領導，軍區首長全面負責。當時，飛機很少，防空軍沒有自己的航空兵，因此，除地面防空由防司負責外，殲擊機的使用，由軍區防司和空司協調，或設聯合指揮所，或由防司提供情報，空軍指揮殲擊機。這僅是在飛機少的情況下，在指揮上采取的臨時措施。會議解決了空軍、防空軍組織機構和指揮關系上迫切需要明确的問題。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授予元帥軍銜及勳章典禮。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榮獲元帥軍銜和八一勳章、八一獎章。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親自為元帥們授銜授勳。
徐向前是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卓越的軍事家。但他謙虛謹慎，從不居功。從被授予元帥那天起在以後許多年，他常說：“我們這些人是幸存者，許多戰友犧牲了，如果他們不犧牲，元帥、将軍應該是他們的。”他抱着多病的身軀，拼全力工作，在生活上不要過高的照顧，把配發的兩部車退回一輛，聽說三座門招待所要買地毯，他把家中的新地毯讓人卷了送去。因病要加強營養，組織撥給些補助金，他命人退回。他唯一的要求，是能為軍隊建設多做些工作。
從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在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徐向前在中共八大的發言中，高度評價了黨的總路線和建國以來取得的成就。他說：“我們黨在民主革命徹底勝利以後又及時地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總路線。這個總路線既反映了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般規律，也反映了在中國條件下所存在的某些特殊的局部的規律。因此，他同樣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産物。幾年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充分證明了這個總路線的正确性。”在國家建設穩步發展的同時，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也全面開展。軍隊的建設，在健康的軌道上穩步前進。一系列規章制度健全起來，部隊的編制、體制逐步理順，武器裝備也逐步配套、更新，部隊的現代化建設展現了新的面貌。以後許多年徐向前常說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的這個時期體制是合理的、高效率的。
從1957年開始，軍隊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走上了曲折的道路。先是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争擴大化，而後是“大躍進”運動。“左”的指導錯誤和許多“左”的行為，給軍隊建設帶來了嚴重危害。這期間，徐向前肺病雖然好轉，偏頭疼症仍不斷發作。他很少去外地，住在北京東城區史家胡同一座不起眼的小院裡。全軍的幹部戰士，很少能從公開的報刊上見到徐向前元帥的名字。1957年3月，總政治部公開出版的《解放軍戰士》雜志上，刊出記者的一篇專稿《在徐向前元帥家裡）。文中從一些生活小事，介紹了這位元帥的艱苦樸素生活和嚴格的家風，透露了徐向前身體不好的情況。作者有這樣一段描述：“……當我從徐向前元帥家裡出來的時候，望着門前小巷口走過的人們，心裡禁不住想：過路的人們，你知道嗎？在這個普普通通的住宅裡，住着我們國家的一位元帥，他，日夜關懷着人民生活，軍隊的建設；操勞着國家大事。但是，他又和我們國家一個普通的公民一樣，度着極為儉樸的生活……”
這篇文章，在全軍引起了強烈反響。40多天裡，編輯部收到400多封信件，幹部戰士紛紛贊揚徐帥的高尚品質，表達向老帥學習的決心。一些當年跟随徐向前南征北戰的老部下，也紛紛寫信向徐帥轉達他們的敬意和問候。5月20日，病中的徐向前親筆給《解放軍戰士》編輯部寫信，信中表達了對大家的希望和勉勵之後，寫道：“我雖因病魔纏身，暫時不能和同志們一起擔負起我應負的責任，但我的心，一時一刻也沒有離開過同志們！”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錯誤地批判了所謂的“教條主義”。1959年8月的廬山會議和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又錯誤地批判彭德懷。軍隊工作中“左”的錯誤不僅得不到糾正，而且愈演愈烈。
林彪就在這種形勢下，出任國防部長并開始主持軍委工作。195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新的軍委。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軍委常委為：毛澤東、林彪、賀龍、聶榮臻、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羅瑞卿、譚政；軍委秘書長為羅瑞卿。軍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根據林彪的提議，劉伯承、徐向前分工管理戰略問題的研究，在軍委之下成立一個戰略問題研究組，劉伯承、徐向前任正、副組長。
這個戰略小組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幫”後成立軍委戰略委員會，徐向前任主任）。在軍委常委之下，設立一個由羅瑞卿、譚政、楊成武、肖華、邱會作、肖向榮等6人組成的辦公會議機構，負責處理軍委日常事務。
以後又增補張愛萍為辦公會議成員。
徐向前分管戰略研究工作後，大部分精力放在戰略問題研究上。總參作戰部戰略研究辦公室派了專門的聯絡員，經常向他彙報作戰方面的情況。有關戰略方針問題、戰争準備（包括人力物力動員）問題、戰場建設問題，徐向前都積極慎重地提出意見。每一條意見和設想方案，都關系到國家的命運、軍隊的成敗。因此，徐向前常常為一個問題徹夜不眠，這不能不使他的病體受到損害。但是，他往往忘記了自己是個病人，常常不聽醫生勸告，為軍隊的建設嘔心瀝血。1962年10月，他住進301醫院後，在病床上仍關心着前線的情況，多次聽取總參作戰部的彙報。在保衛祖國邊疆的鬥争中，在人民解放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進程中，每一勝利，每一步都凝聚着徐向前無帥的心血和智慧。
第四節“兵民是勝利之本”
“我們的反侵略戰争，隻能是人民戰争。民兵在人民戰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它既是正規軍的補充源泉，又是正規軍的得力助手。在平時生産建設、搶險救災、維護社會治安等方面，它是一支組織起來的突擊力量。”①徐向前在《曆史的回顧》中，對民兵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這樣的論述，這是他軍事思想中的重要方面，也是他長期主持民兵工作的經驗總結。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軍事委員會确立了野戰軍、地方武裝和民兵三結合的國防體制。1958年，毛澤東針對美帝國主義在台灣海峽制造緊張局勢和台灣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的叫嚣，向全黨、全國發出了“大辦民兵師”的号召，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民兵問題的決定》，作出了“全民皆兵”的重要決策。1959年11月，中央軍委決定成立民兵工作組，羅榮桓任組長，張愛萍、甘泗淇任副組長，以加強對民兵工作的領導。1960年4月，在北京召開規模盛大的全國民兵代表會議，到會代表6000餘人。1961年7月，軍委又決定将民兵工作組擴大為軍委人民武裝委員會，羅榮桓任主任，張愛萍、甘泗淇、傅秋濤任副主任。
在“大辦民兵師”方針的指導下，中國的民兵建設蓬勃發展。到六十年代初，全國民兵發展到1. 6328億人，武裝基于民兵達456萬餘人。工廠、農村、大專院校普遺建立了民兵組織，民兵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普遍化、經常化。民兵，已成為一支“召之即來，來之能戰”的強大後備力量。
但是，“大辦民兵師”、“全民皆兵”在當時也不能不受“大躍進”的影響，許多地區一哄而起，采取了高速度、高指标、強迫命令的辦法，民兵數量水分很大，工作并不踏實。所以從1959年末開始，中央軍委采取了一系列糾正偏差的措施。
1962年，毛澤東到中南地區視察時指示：民兵工作要做到組織落實、政治落實、軍事落實；民兵武器要修理好。天上掉下來的，地下冒出來的，怎樣對付，要有些辦法。民兵組織一定要搞好，班、排、連、營編組好，要有強的幹部；民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幹民兵，要搞些訓練。一有情況，能嗆喝攏來。
為貫徹落實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先後召開了沿海七省民兵工作會議、少數民族民兵工作會議、城市民兵工作會議。正當全軍深入貫徹“三落實”指示時，1963年12月，羅榮桓元帥因病逝世。中央決定由徐向前主管民兵工作。1964年8月，正式任命徐向前為軍委人民武裝委員會主任。
1964年，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已經全面鋪開。中共中央要求，把整頓民兵組織，作為這一運動的一項重要内容，認真解決民兵組織不純的問題。毛澤東多次發表講話，強調指出：地方黨委要搞軍事，不可隻管文不管武，隻管錢不管槍；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劉少奇主席也指出：要通過社會主義教育整頓民兵。因此，徐向前主管民兵工作後，即要求各省軍區、軍分區抽調足夠數量的幹部，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搞好民兵“三落實”工作。為結合運動切實貫徹“三落實”的要求，1964年10月，總政治部召開了全軍民兵政治工作會議。次年5月，徐向前在軍委①徐向前：《曆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817頁。
作戰會議上，作了關于民兵工作的發言。7月，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又召開了全國民兵工作會議。各大軍區、省軍區、軍分區、縣人民武裝部，以及各地方黨委和人民武裝委員會都做了大量的民兵工作。深沉地思考，不斷地調查研究，徐向前敏銳地發現，一些地方，特别是農村，在貫徹“大辦民兵師”
的口号下，出現了一些脫離實際的做法。農村以村為單位，基本上是“村自為戰”，不可能經常把各村的民兵組織在一起；但是，有的地方“大辦民兵師”搞成了縣長兼民兵師師長、縣委書記兼民兵師政委；民兵組織實際上搞成了一些空架子。徐向前深思熟慮，明确提出“民兵工作應當以班、排、連為基礎”，“民兵主要還是搞基層”。這個思想，與當時耳濡目染、習以為常的要“大辦民兵師”顯然有别。這在當時政治鬥争已經相當複雜的情勢下，如果缺少敢于堅持真理的勇氣，或者稍微抱有一點個人得失的考慮，那是難以做到的。關于“大辦民兵師”的問題，徐向前和主管民兵工作的副總長彭紹輝等有過詳細談話。他說：“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毛主席說要‘大辦民兵師’是個口号，并不是把‘師’都搞起來。縣長當師長、書記當政委，靠兩個人抓什麼東西？師長政委解決什麼問題？主要靠省軍區、軍分區，由他們來儲備幹部。民兵能搞到營，能把整營整營拉出來，也就不錯了。空架子，抓不到。真正有事，能以連為單位拿出來就很好。民兵很分散，他們的活動，主要在基層，在班、排、連。以師為單位的活動很困難。正規軍也不能成師在一塊活動。平時不能搞那麼多師團架子，戰時也不需要搞兩三千個師。蘇德戰争時，蘇聯隻有300個師，隻要不斷補充就行了。民兵工作的中心任務是搞好生産，不能妨礙生産，要促進生産，把它搞大了，反而妨礙生産。”彭紹輝和總參謀部幾位分管民兵工作的幹部聽了徐帥的談話，認為問題重要，講得合情合理，應該向軍委正式反映意見。
1964年10月24日，徐向前正式向軍委作了報告。軍委常委會議通過決議：“同意徐向前同志意見，民兵工作現在還是抓基層為主。”
1964年，山東省民兵大比武，顯示了民兵訓練的優異成績和民兵的強大威力。但在這之後，大比武之風有向全國蔓延的趨勢。各省、各軍區都積極籌備舉行規模龐大的比武活動。12月30日，總參動員部領導人在廣州向徐帥彙報工作時，談到了1965年的比武安排。徐帥說：“明年各大軍區、各省都要比武好不好？基礎沒有打好就蓋大樓，行不行？”“我的意見是反對，現在不能搞比武，過兩三年後再搞。究竟大軍區搞不搞比武，值得研究。”
總參謀長羅瑞卿認為徐帥的意見好，表示完全同意，批示說：“民兵比武，明年不搞，以後也不要搞。”
徐向前堅信“兵民是勝利之本”，堅信民兵在未來反侵略戰争中的偉大作用，堅信搞好民兵建設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必不可缺的。在他的關懷下，民兵工作健康地發展。工作的缺點和失誤得到糾正，好的經驗得到推廣，一些全國馳名的老典型有了新的發展。如被華北局和北京軍區授予“紅旗民兵營”稱号的河北無極縣郭莊民兵營；被中南局和武漢軍區授予“英雄民兵營”
稱号的河南濟源縣留莊民兵營；被中南局和廣州軍區授予“港口英雄民兵連”
稱号的廣東惠陽縣港口區基幹民兵連；被華東局和南京軍區授予“紅旗民兵團”稱号的江蘇海安縣角斜民兵團，連續幾年被評為民兵工作“三落實”先進單位。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思想作風好、組織隊伍純、軍事技術精。在老典型的帶動下，各地掀起了比、學、趕、幫的熱潮，湧現了一大批先進單位。
如江蘇南通地區開展“學角斜，趕角斜”的活動，使全分區26個公社112個大隊民兵組織的落實情況，基本上達到先進單位的水平。據不完全統計，經過整頓，民兵組織落實或基本落實的達到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
1965年5月，軍委召開作戰會議。徐向前作了關于民兵工作的專題發言。
7月，又在民兵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系統地闡述了民兵工作的重要原則。
他強調鞏固民兵工作“三落實”的成果，保證持續穩定的發展。他說：“整個四清運動是個曆史階段，不管它分幾批，我們軍隊都要堅決地派人參加，要以主要的精力去抓民兵工作，并且始終如一，堅持到底。”“我們好多工作，一下轟動起來很容易，但是過了一個時期氣就慢慢地下去了，像皮球一樣，放久了它就慢慢地軟下來了。這是不合乎戰備要求的，所以搞起來以後，還要研究怎樣鞏固它，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他對大軍區領導說：“希望你們的兩隻手，一隻手狠狠地抓正規部隊，一隻手狠狠地抓民兵；兩隻眼睛，一個眼睛看正規部隊，一個眼睛看民兵。要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隻有這樣，打起仗來，一聲号令就有了部隊。他對有些單位民兵工作脫離生産的傾向提出了嚴肅的批評。他說：“青島有個工廠，那裡的民兵，有的一年用一百好幾十天，甚至三分之二的時間，去搞民兵活動，不參加生産。他們原來是‘三好工人’，‘五好工人’，‘紅旗标兵’，成份也好，思想意識也好，所以就挑他當民兵。可是，從搞民兵以後，把生産忘記了。結果怎麼樣呢？到評先進人物時，他原是先進人物，卻評不上，群衆不擁護，反對。
評獎勵，群衆也反對。他們沒有參加生産，怎麼能發什麼獎呢？“”民兵主要是把生産搞好，要把這個擺在第一條。我們做民兵工作的同志，永遠不要忘記這一條。“”民兵訓練主要是小型的、分散的，要利用農閑的時間，或者假期。“”大型的訓練盡可能少搞，不要常搞。“他引用總參動員部長傅秋濤蹲點的江蘇新安鎮的例子，說明民兵工作要帶動生産的發展：”新安鎮三千多戶，原來很落後。四清以前，那個地方種地瓜，農民的收入，每人一年平均隻有七塊錢，糧食有時不夠吃，三四年來靠國家補貼。那裡的民兵也很複雜，搞不起來。這次去搞好了，主要把民兵組織起來了。抓起民兵來就帶動了生産，搞了幾千畝稻田，生産面貌大大地改變了，群衆也大大進步了。“
他要求省軍區、軍分區、武裝部給地方黨委當好參謀。經常注意蹲點，搜集材料，研究問題，提出建議；他要求總政治部為省軍區、軍分區配備一些身強力壯的幹部：鼓勵民兵利用假日搞點義務勞動，建點簡易倉庫，把民兵武器保管好；要求各地辦好報紙、刊物和廣播，搞好民兵的宣傳工作。1965年11月，徐向前率領工作組到浙江；12月，又到廣東等地視察民兵工作。在視察和調查研究中，他親自了解杭州工廠的民兵工作情況，解剖了三個“麻雀”：一個是“四清”以前和以後一直搞得比較好的閘口發電廠；一個是“四清”前隻是紙上編兵，“四清”後民兵的組織和政治比較落實的海潮橡膠廠；一個是“四清”前民兵工作有名無實，“四清”後草率地動員、簡單編組了事，需要補課的軸承廠。在廣東，着重了解了花縣的民兵工作。他在接見浙江省地市縣武委會主任會議部分代表時發表了講話。他首先講了國際形勢，談到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方針。他強調：我們就是要做到“寓兵于民”、“藏糧于民”。
1966年3月，廣州軍區召開省軍區系統四級幹部會議，檢查貫徹毛主席關于民兵工作“三落實”指示的情況，總結交流經驗教訓。徐向前到會作了指示。他指出，1964年毛主席提出民兵工作“三落實”以後，各級黨委既抓文又抓武，民兵工作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起了質的變化。經驗證明，要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實”，就要依靠黨，依靠群衆，抓基層、刻樣闆，點面結合，以點帶面，這是最高明的領導。這個講話，正是幾年來抓民兵工作“三落實”的經驗總結。
正當民兵工作克服一哄而起帶來的弊端，穩步向前發展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十年動亂中，民兵建設受到了嚴重的摧殘，陷入混亂、癱瘓狀态，有的甚至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民兵工作才又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