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在陝北
第一節回到延安
經過200多天的艱難跋涉，徐向前和他帶領的50多人于1941年元旦的前夕到達延安。和戰場上比，這裡緊張而有秩序，艱苦而有歡樂。即将到來的新年，給迎接它的人們增添了不少樂趣。徐向前知道，到了延安，除了精神安慰之外，并沒有多少物質的東西供人們享受。陝甘甯邊區被日本人封鎖着，也被國民黨封鎖着，經濟是極端困難的，财力還要靠各根據地支援。徐向前從山東出發時，就給中央帶了50萬元法币。
1946年，徐向前與黃傑結婚時的留影
一路上，他還擔負着護送這批款子的任務。到延安時，有人想留一點作返回時的機動費用，當時任軍委後勤部長的葉季壯，也同意留給他兩千元，徐向前斷然不肯，對辦事人員說：“現在中央财政很困難，每一個錢都應用到抗戰中去。這筆錢是根據地人民用血汗積累的，我當司令員的隻有上交的責任，沒有留下來支配的權力。”
催促辦事人快去交款，直到看到收條才放心。開階一段時間，總政治部把徐向前安排住在小砭溝北面的一座窯洞裡，與傅鐘、黃克誠、張經武為鄰；後來，中央機關安排他住王家坪，與朱德在一起。沒幾天，毛澤東在楊家嶺接見了徐向前。他向毛澤東面交了朱瑞給黨中央的關于山東一年情況的長信。
毛澤東同他談得很高興，問了很多事情。最後告訴他：“七大”還沒确定日期，要他先休息，學習文件，抽時間給大家介紹介紹敵後的情況。
徐向前回到延安，有一件高興的事，見到了久别的妹妹徐達（占月）。
徐向前有兩個姐姐一個妹妹。大姐名先月，是因為第一個出生而得名；二姐春月，是因為春天生的；妹妹占月也有點講究，當時家裡人認為已經有了兩個女孩，不應該再生她，用奶奶的話說是“多超餘”，可是偏偏她又占上了一個位置，故名占月。這就可以想見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了，再加上兵荒馬亂之年，更沒人看重她了。她從小又多病，兩歲時得了天花，滿臉滿身都是小水泡，無醫無藥，已經氣息奄奄，家裡人以為她活不成啦，就把她放在地上的一塊席片上，等她的最後一口氣。徐向前看到蒼蠅在妹妹身上嘬食膿水，心裡很難受，便坐在她旁邊給她打蒼蠅，扇扇子，喂她水或米湯。她意外的活下來了。病好了，臉上卻留下麻子，視力也受到了損害。徐向前的哥哥姐姐們都為老妹妹的未來擔心，怕找不到一個好婆家。那時徐向前正在讀書。
他曾對母親說：“等占月長大了也叫她念書，念書識字，就可以找點事做。”
占月長大了，由于家庭生活所迫，她不能上學。父親外出教書把她帶在身邊，教她讀書識字，打了一點基礎。後來考中了太原女子師範學校，讀了幾年。
以後在太原第二女子高小謀得了一個教師職位。抗日戰争爆發之初，學校停課了，她決定到延安去找二哥徐向前。有人告訴她，找八路軍辦事處就能有辦法。于是她找到了在太原負責辦事處工作的彭雪楓。彭雪楓給她寫了一張紙條，讓搭乘一輛去延安的汽車。她到延安時，徐向前正在晉東南前線，組織上便送她到陝北公學學習，在那裡她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次年又到婦女黨訓班學習。1939年初到延安女子大學任幹部科副科長。徐向前很想念老妹妹，一次，鄧小平回延安開會，他請他代為看看妹妹。鄧小平到延安第二天就找到徐達，鼓勵她好好學習，努力工作。還給了她5元錢，怕她不收，說是哥哥給的。這次徐向前從山東回到延安，兄妹相見後的心情是可以想象出來的。哥哥為妹妹走上革命道路而高興。
2月，中央又向山東派一批幹部。在這批幹部出發前，徐向前和張經武去送行，要對山東工作有所囑咐。早晨，他們從王家坪騎馬出發，往延安南門外七裡鋪會見這些人。中途，在一條小道上，前邊一匹馬突然受驚狂跳，徐向前躲閃不及，被馬踢中，造成左腿髒骨骨拆。從此腿部腫漲，經常處于低燒狀态。朱德、葉劍英等多次到任處看望，讓他按醫生的處置卧床靜養。
但他靜不下來，人躺在病床上，腦子裡想的卻是戰場和工作。
創傷與精神的折磨，使徐向前食欲下降。但他不肯來特殊的。一次，軍委辦公廳的管理人員給他送去兩隻雞、幾斤水果和一包白糖，并說：軍委首長挂念他的傷情，生活上用什麼就跟管理科說一聲。徐向前說：“感謝辦公廳的關心，但東西不能收。我現在有16元錢的保健費，還有5元錢的津貼費，有困難自己可以解決，不能接受特殊照顧。”送東西的人不肯将東西帶回去，醫生也堅持要留下。徐向前勸導他們說：“前方打仗有多少指戰員犧牲和負傷，有的傷員連起碼的治療條件都沒有，我怎麼能接受特殊照顧呢！”就這樣，雞、水果、白糖全都交來人帶回去了。
他不吃好菜好飯，又長期卧床，使平時就有的便秘症加重了。他讓警衛員到西北菜社買了幾斤四川泡菜，用以刺激食欲。後來又讓人買了些肥豬肉，煉成油，裝在小罐裡。吃飯時，把饅頭切成片，在木炭火上烤焦，抹點豬油，撒點鹽。當他半卧在床上吃的時候，還對身邊人說：“好吃；能增加營養，又能治療便秘。”床鋪是用條凳架的硬闆，上面僅鋪了一條從山東帶來的薄褥子。醫生怕他生褥瘡，就向管理科反映。管理科立即趕制一床黑面白裡兒的粗布被子。徐向前很不高興，責怪醫生不該背着他去管理科要東西。醫生解釋是病情需要。徐向前說：“病情需要，我們可以商量解決，能想出辦法，就不要伸手去要，現在是艱苦時期，後勤工作困難很多，我們要盡量不給他們找麻煩。鋪得薄好解決嘛，咱們有棉衣、棉褲，還有大衣，現在天氣轉暖穿不着了，墊在底下省得放在别處占地方。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說完起身讓床，叫人把棉衣和大衣鋪好，試了試，微笑着說：“你們看，這不是很好嘛。”便叫人把那床黑被送了回去。
他躺在病床上，經常找從山東根據地來的人談話，詢問那裡的情況。他與張經武等研究磋商有關山東工作的大計，向總部提出意見。也曾親自起草了發往山東的電報，針對山東局勢提出：在目前投降、内戰空前危機時局下，獨立支持山東抗戰，擴大鞏固山東抗日根據地，應成為山東黨政軍的重要任務。在山東，目前應發展魯南，恢複北沂蒙根據地，求得與魯南、清河、膠東打通，逐漸向南發展。徹底消滅秦啟榮殘部，使徂徕山、蓮花、岷峪、抱犢崮連成一片，兩面配合，束縛東北軍在沂山、九山地區。要堅決消滅沈秦等頑軍，争取中間派，速求我們在數量上居絕對優勢。要真正建立強有力的單獨的軍區工作。多選有威望的地方領導幹部，擔任軍區工作，另派有經驗的幹部幫助之，做到與地方群衆有血肉關聯的保證，真正能堅持各個地區群衆性的遊擊戰争，鞏固民主政權，團結群衆擴充主力軍，解決正規軍的地方性。
工作，在病床上也要不停地工作，這是徐向前養病生活的基本内容。他與病床為伴半年多，還寫了總結抗戰經驗的幾篇文章，如《敵寇在華北戰略戰術的演變及其特點》、《在建軍中怎樣争取和團結地方武裝》等。
第二節任聯防軍副司令員
1942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統一晉西北和陝甘甯兩個地區的軍事指揮，在延安設立陝甘甯晉綏聯防司令部，由賀龍任司令員，關向應任政治委員，徐向前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林楓任副政治委員。
從1939年蔣介石秘密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和“處理共黨實施方案”
後，緊接着就出現了以包圍陝甘甯邊區為特點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和以“皖南事變”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陝甘甯晉綏聯防司令部成立時，國民黨正在醞釀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對以近10個師包圍陝甘甯邊區感到兵力不足，電陳蔣介石：“如我陝甘部隊被異軍突破，則西北全局瓦解”，“根據匪情判斷，權衡全局，似應調整戰略配置”。他請求再調趙錫光、範漢傑兩個軍至關中，加強進攻共産黨中央根據地的力量。這樣嚴重的情況。使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不得不作出應付事變的準備。設立聯防司令部就是這個準備的一部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明确規定：“凡直屬聯防司令部指揮的各兵團，從5月21日起即與聯防司令部直接發生關系并接受其命令。”
徐向前與葉劍英在西安的合影
9月15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又發布命令，将聯防司令部與留守兵團司令部合并為聯防司令部。徐向前仍為副司令員，參謀長由張經武接替，增補肖勁光為副司令員，高崗為副政治委員，免去林楓副政治委員，改任一二○師及晉西北軍區政治委員。為統一軍事指揮，貫徹精兵簡政，将聯防司令部與留守兵團司令部合并後，除指揮晉西北部隊外，直接指揮陝甘甯邊區各部隊，留守處及留守兵團司令部名義保留。
在賀龍的領導下，聯防司令部的各項工作很快展開了。徐向前十分主動地支持賀龍的工作，兩人的關系相處得很好。
聯防司令部首腦機關設立後，第一步工作是整編部隊。當時在陝甘甯邊區的部隊中有一種傾向，有人看到敵後根據地軍隊發展了，根據地擴大了，便不問情況，不看環境，主觀上硬想擴大隊伍，不搞精兵簡政，搭空架子，結果沒搞好根據地工作，也沒培養出一批幹部來。徐向前認為，在當前時期，客觀形勢要求大後方根據地軍隊不是再求發展，而是緊縮，不是求數量的擴大，而是求質量的提高。邊區部隊如果在數量上再求擴大，這對部隊的鞏固與質量的提高不能不有妨礙。
整編從何處人手？徐向前同賀龍商量，認為第一是改變頭重腳輕的現象，緊縮指揮機關，充實連隊，提高工作效能，提高戰鬥情緒。第二是裁減骈肢機關，使機關精幹，事權集中，行動統一。裁減的人員到哪裡去？徐向前主張抽出大批幹部、人員、馬匹用到生産方面去，這不僅能使工作靈敏，經費節約，而且可以有力地發展生産使軍隊自給自足。第三是确立統一的工作制度：生産制度、供給制度、幹部統一調配制度。發揚優良傳統作風，克服那些形式主義、公式主義、缺乏對新事物的敏感的舊作風。
在整編中，徐向前還提出下決心抽出大批幹部進黨校及軍事學院學習，以培養與積蓄人才，備将來之用。應利用邊區較好的環境擴大軍政學校，有計劃地培養軍政人才。根據聯防司令部的要求，從6月上旬開始，邊區部隊進行整編。本着縮小機關，減少層次，充實連隊戰鬥力的精神，将各獨立團、隊整編為旅，依各旅情況編一至兩個主力團，其餘編成小團。整編後部隊番号及防地更加統一與明确：三八五旅駐防隴東分區，三五九旅駐防直屬區，警備一旅駐防關中分區，警備三旅和騎兵大隊合編為騎兵旅駐防葫蘆河。1943年又調回獨立一旅駐防綏德分區，三五八旅屯兵大鳳川，新四旅屯兵金盆灣。
總兵力有3.65萬人。發展生産，努力使部隊經濟自給自足，是聯防軍司令部成立後一項經常性的中心任務。有一次，毛澤東還特地跟徐向前談了抓好留守兵團生産的事，定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徐向前沒有搞生産的經驗，雖然生在農村，長在農村，但他沒有成為一個職業農民。學生、店員、老師、軍人，是他走過的生活道路。不過他對眼前的新任務有一種認真的精神和不屈的幹勁。為了落實毛澤東的指示，徐向前在整編中加強了生産領導工作。陝甘甯邊區是地瘠人稀的地區，處在日軍與國民黨軍兩層經濟封鎖之中，部隊領不到一文軍饷，經濟困難，物資奇缺。怎麼辦？毛澤東曾尖銳地指出三條路：餓死；解散；自己動手。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自己動手才是出路。徐向前的回答也是這樣的：在這樣的困難情況下，我們為求得生存，為求得戰争的勝利，就必須發展部隊的生産，拿定以軍隊自己的力量建家立業的決心。隻要我們自己不束手待斃，别人是不能把我們困死的！按照毛澤東、朱德的思想，徐向前把生産方針概括為：實事求是，發展生産，長期打算，建家立業，着重發展農業、手工業、運輸業、畜牧業，實現自給自足。他要求各機關單位都組織生産委員會，有的設生産科長或經濟副官，組織、領導、督促生産的進行；規定生産計劃，檢查計劃落實；總結生産經驗；研究與改進生産方法及生産技術。完成任務與超過者給予獎勵；不完成任務給予批評；對特别努力的人與有較大貢獻的人，給予榮譽獎（主要是高中級幹部）。
“反對浪費，提倡節約”。徐向前十分注意開源節流。他強調嚴格供給制度，提出了“一切生産歸公，一切分配經過供給部門”的有力措施。規定供給工作的中心任務是改善連隊、機關、學校的生活，包括物質的與精神的，照顧多數；規定軍政首長應遵守供給制度，供給幹部要鐵面無私，照制度行事。
大生産運動，幾乎遍及陝甘甯邊區的所有角落。毛澤東有他自己的一塊耕地，朱德參加生産的方式是拾糞積肥，周恩來、任弼時都被評為紡線能手。
徐向前自己也有一塊地，種的是白菜，當年獲得豐收。
毛澤東在延安提出搞生産時，徐向前還在前線。聯防司令部時期的大生産運動是在各部隊己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部隊的家底子逐漸厚實起來，生活也有了明顯改善。它不僅使面臨危急境況的共産黨人得以度過難關，還造就了政府與人民、領導者與下級、幹部與戰士之間十分融洽的關系。這種關系使共産黨的威望達到空前的高度，為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也為後來戰勝蔣介石，創造了一個重要的條件。
設立聯防司令部的目的，簡而言之就是保衛延安，就是防備蔣介石軍隊對邊區的進攻。蔣介石發動兩次反共高潮之後，積極準備第三次。第三次規模更大，目的更明确，那就是在他們封鎖包圍邊區，困死共産黨人未達目的之後，發動内戰，直接武裝進攻陝甘甯邊區。兵力已增至80個師以上。面對這一形勢，徐向前在聯防司令部整編就緒後，即按照中央指示和他同賀龍商定的方案，進一步調整防務部署。他同王震等從延安出發，向南到甘泉，向東到黃河，沿黃河向北，仔細察看了地形，并向中央作了彙報。
徐向前對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充滿信心，他說：有廣大人民支持，有國際民主勢力支援，有毛主席正确路線的領導，打退三次反共高潮，争取時局好轉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這一次蔣介石沒敢行動。由于共産黨中央及時揭破了蔣介石的陰謀，由于蔣介石發現邊區有充分準備，由于蔣介石内外交困難以自拔，他終于把伸出來的手又縮了回去。
第三節出任抗大校長
1943年初春，延安軍民都在積極準備春耕，徐向前正在滿懷信心地抓聯防司令部所屬部隊的春耕生産。一天，毛澤東把他找去，問了一下近日情況，對他提出了新的工作安排：“向前同志，你去辦抗日軍政大學，怎麼樣啊？”
“我？”徐向前有點作難，說，“主席，你讓我搞軍事學院①，還沒理出個頭緒，又讓我當抗大校長。我過去沒搞過教育，還是派别人去吧。”
“都想過了，還是你去合适。你是師範生，又是黃埔生嘛。”
“主席，頂好讓我去打仗。”
“仗也要你打。現在，你還是去辦學校。”
“辦學，我沒有經驗……。”
“開始我們也不會打仗嘛，後來不是會了嘛。你去那裡當校長，把軍事學院也帶過去，還是李井泉當政委，讓何長工當副校長。你先把領導機構組織起來，就有辦法了嘛。”
毛澤東還談了辦校的一些具體設想，事情就這麼定下來了。
當時，黨中央和毛澤東總的意圖是，為準備反攻保存幹部、培養幹部。
3月中旬，徐向前從延安出發，經四天行程到達抗大總校校部所在地的綏德縣西山寺。不久，李井泉也到了這裡。抗大的領導班子正式組成。中央任命徐向前為校長，李井泉為政治委員，何長工、彭紹輝為副校長，陳奇涵為教育長，徐文烈為政治部主任。這時，抗大總校剛從敵後遷回（在此之前，抗大總校設在河北省邢台縣漿水鎮）。同時，中央又決定将設在晉察冀根據地的二分校、晉西北的七分校、延安三分校（即軍事學院）與總校合并。合并後新的學期統稱第八期。
徐向前到達綏德，一面建校，一面接收學員。從1943年4月至6月，中心任務是整編機構，端正思想，建家立業。為便于管理教育，他們将抗大編成三個教育基本單位，即抗大總校、二分校和七分校。
整編中幹部教員缺乏是一個大困難。物資可以通過生産解決，幹部怎麼辦？徐向前很苦惱。他除了從學員中解決一部分，又請求軍委從延安編餘人員中調來一部分。
抗大總校從敵後遷回陝北，軍事學院與二、七分校合并，重組編制，加上不能很快投入正課等等因素，使幹部和學員的思想甚為動蕩，甚至出現了一些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針對這種情況，徐向前确定的方針是加強思想教育，嚴格規章制度。
思想教育，徐向前是從抓革命軍人品質入手的。他要求學員和幹部樹立革命的人生觀，有堅定的黨性，服從組織，服從紀律，發揚自我批評精神；相互關心，上下一緻，做執行政策的模範；反對自由主義，反對極端民主化，以無産階級思想戰勝小資産階級思想和農民意識。要求學校各級幹部以身作則，認真負責，克服“學生老大難管，隊長政指怕管”的松弛現象。他首先從自己做起。抗大返回陝北初期，有些人仗着自己是從前線回來的，以功臣自居，行為不羁。看戲沒有票硬往裡闖，不讓進就大吵大鬧。徐向前整頓這種壞現象，就在有文藝晚會的時候，搬個闆凳往劇場門口一坐，也不說什麼。
①1943年2月，中共中央軍委任命徐向前為軍事學院院長。
自他這樣做了之後，晚會的秩序就好得多了。徐向前每天起床很早。學校規定幹部和學員都要出早操。而他在學員出早操之前就出了“早操”，做完他的跑步、爬山、打太極拳等“自選項目”後，回來檢查出操情況。校部機關有的幹部不願按時起床，他就到宿舍去看。看看貪睡者都有誰。有的人說：“徐校長早晨到宿舍去轉，看到我們沒起床，也不說什麼就走了，可是，他不說，比批評幾句還難受，下回再不敢睡早覺了。”那一段，徐向前還兼任中央處理委員會主任，下面有中組部的一個工作組，負責考察從敵後調回的幹部，向中央提出分配意見。團職以上幹部他要親自談話。盡管這樣緊張，他還經常到分散在百裡以外的單位檢查工作，幫助解決問題。為了建家立業，徐向前提出了“首長負責，親自動手，建立革命家務”的口号。全校教職學員，一面自建一部分校舍，一面開展了生産運動，有農業、商業、作坊，還有其它副業，當年收入近30萬元。整編就緒之後，從1943年8月至1944年11月，中心任務是整風審幹和開展大生産運動。
整風占用時間最長，經曆了曲折的進程。整風的領導機構為抗大總學習委員會，按中央指示，由徐向前、何長工、李井泉、徐文烈及各部部長、各大隊政委組成，徐向前為學委會書記。
1943年8月14日，總學委會頒發《關于學校整風學習的決定》，标志着抗大整風的開始。《決定》确定的總方針是“清算思想，清算曆史，檢查工作，審查幹部，四種工作有機的密切的配合進行”。
前兩月為第一階段。内容是學習文件，思想整風，和風細雨。徐向前和何長工、李井泉比較一緻的思想是“要穩不要急”。徐向前還給大家講紅四方面軍肅反擴大化的教訓，用以提醒大家不要再蹈覆轍，因此，這段秩序比較正常。
10月中旬，上級派整風審幹工作組進駐抗大，抗大整風進入第二階段。
在工作組指導下，提出“全面突破特務嫌疑分子”的口号。其方法是康生“搶救失足者”的那一套，有“坦白運動”、“勸說運動”、“開大會”、“做報告”、“集體勸說”、“個别談話”等等。康生說什麼：“現在的時間是緊迫的，他們要在這緊迫的時間中挽救自己，而共産黨員們也要在短促的時間内搶救他們。”中央直屬機關已經坦白450人，還不是他的理想數字，他認為“還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沒有向黨坦白”。結果不能不導緻逼、供、信和擴大化。毛澤東曾力圖糾正這些做法，提出審查幹部九條方針，但已經刮起的風并沒有立即煞住。整風工作組進駐抗大之後，仍是搞“即席坦白”、“五分鐘勸說”。還有一種叫“照像”，在開會時，人一批一批地到台上去站着，看你臉色有沒有變化，若坦然自若，面不改色，即被認為沒問題；若神态拘謹，面紅心恐，就有被定為嫌疑分子的可能。懷疑壓倒了信任，使一些人蒙受了冤屈。抗大總校當時有排以上幹部1052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達602人，占總人數的57.2％。傷害最大的是幹訓隊，總人數496人，兩種“分子”達373人，占75.2％。10月下旬，徐向前回延安去了。他在延安雖然經常過問學校的運動，但左右不了形勢。12月下旬，中共中央、毛澤東開始下決心糾正整風中的偏差。抗大整風才開始擺脫那種“左”的做法，轉入運動的第三階段。學校總學委會召開整風工作總結會議，徐向前因在延安沒有出席，由李井泉、何長工主持。當有人到延安向徐向前請示彙報工作時，徐向前說：審查幹部要慎重，不要輕易給人家定反革命、奸細、特務。要注意調查真實材料，可以到晉西北去調查，也可以到延安調查。有了可信的材料，才能說他是個啥。從這時開始，實際上停止了群衆性的審查運動，轉入專職幹部和骨幹、積極分子為主的甄别複查。學員和一般幹部組織起來學習文件，參加生産勞動。轉入甄别複查階段後，徐向前從延安給何長工、李井泉寫信，專門談了做好各種人員的思想工作問題。他指出要發動大家敢于起來說話，積極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使積極分子了解，過去有些方法是錯誤的，如逼、車輪戰等。使搞錯了的起來辯白，得伸其冤，向黨靠攏。使真正壞人和圖隐其奸者，得暴其惡。他提出了幾點值得注意的事項：一、自我批評必須先在領導幹部、積極分子中搞通，才有力量，才能實事求是，不緻在大翻案中迷失方向。二、自我批評必須态度要誠懇，程度要适當，說話有分寸，必須是實事求是的精神。三、領導幹部、核心積極分子進行了自我批評之後，必須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地發動坦白者、半條心的人、兩條心的人進行自我批評。他在信中說：大翻案是必然的，最近黨校開展批評後，有許多人也翻案了，不要怕。被冤屈的人，說些不滿意的話，發些牢騷，我們不必着急。他還就大膽使用幹部的問題提出了意見。
抗大整風後期的工作延續的時間較長，進行得比較細緻。在中共中央正确指導下，徐向前親自關懷整風、審幹工作，經過甄别複查，那些“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基本都平了反。在整風審幹期間，抗大的大生産運動并沒停止。1944年的生産總收入達4.76億元，比頭一年翻了好幾番。
因為整風審于的關系，《抗大總校第八期的教育計劃》，延至1944年底才付諸實施。其實，這個計劃早在建校之初，就進行了充分醞釀，在這年的6月12日就己正式頒發了。這個計劃被認為積累了抗大各期教學經驗，是一個比較系統完整的教育計劃。它體現了徐向前為戰争培養幹部、以适用為主的思想。
《計劃》對學制有明确規定，修業期限為兩年，第一年為預科，第二年為本科。
《計劃》用毛澤東的三句話作為抗大“傳統的教育總方針”，即：“堅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在這個總方針下，規定了七個教學原則：（一）根據敵後作戰的需要決定教學内容；（二）在教學實施過程中照顧對象的特點；（三）軍事、政治、文化教育相互結合；（四）教學與實踐相結合；（五）教學與生産相結合；（六）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七）堅持教學上的群衆路線。
徐向前認為，隻有發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才能打赢這場民族戰争。
因此，《計劃》要求教學中必須做到中國化、大衆化，做到理論與實際的一緻性。
由于整風占去了一年又四個月，抗大的教學沒能完全按《計劃》實行。
1944年12月1日正式開課，到1945年3月，這4個月以文化教育為主，而文化教育又以國文為主，算術為輔，在國文教育中則又以軍隊應用文為重點。
1945年5月至7月3個月，除了繼續以文化教育為主之外，又進行了中國共産黨第七次代表大會文件的傳達與學習。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抗戰形勢迅即變化。根據參加總反攻的需要，第八期學員提前畢業，一部分赴各方戰場，一部開赴東北，一部留下分配工作。抗大的曆史使命即告完成。
徐向前于這年的4月因患肋膜炎，住進延安柳樹店和平醫院治療，高燒不止，病情持續了兩個多月，以至連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也未能出席。抗大後期的工作，他雖無日不萦回腦際，但已無力具體過問了。
第四節參加整風
抗日戰争中著名的整風運動，是一場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整風實際上是從1941年5月的延安高于整風學習會議開始的。徐向前在聯防司令部和抗大工作期間，一直參加高級幹部的整風學習。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這是整風學習的開始。9月，中共中央成立高級學習組，毛澤東為組長，王稼祥為副組長。1943年2月，中共中央黨校舉行開學典禮，毛澤東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号召全黨開展以“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為内容的整風運動。接着成立了由李富春等21人組成的中央學習總委會，負責領導全黨的整風學習。
1942年10月19日，徐向前以中共西北局委員的資格出席了西北局高于整風會議。這次會議持續到第二年的1月14日方才結束。
西北局高于整風會議，開始提出要整頓黨、整頓政府、整頓軍隊，整頓學校，整頓财務等“七整”，并設有專門的委員會準備整頓方案。賀龍與徐向前負責整頓軍隊。
這個會議開始一段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主要是說會議讨論的都是些細微末節的問題，而把黨内存在的根本思想傾向、自由主義、對黨鬧獨立性的問題給忽略了，“流入到讨論純實際問題的漩渦中去了”。經毛澤東指出之後，會議改變了開法，停止了小會讨論，“七整”合并進行，有40多人在大會上發言，揭發邊區肅反中的錯誤，主要是批評陝北省委書記郭洪濤和中央代表朱理治執行王明路線，逮捕劉志丹等許多對根據地建設有貢獻的人，造成邊區肅反擴大化。在整風期間，中央要求每個高級幹部都寫“整風學習筆記”。徐向前以嚴肅認真的态度，寫下了許多筆記。有的是學習認識，有的是自我批評，有的是個人對如何改進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的規劃。徐向前在筆記中留下這樣一些語句：過去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都是對國際國内的事件、中國的社會與曆史不徹底了解的緣故，把主觀願望當作了實際。
各蘇區的肅反錯誤的慘痛的血的教訓與山東湖西肅反的教訓，主要是既不了解反革命派力量，并誇大了，另方面又不了解自己。
敵後根據地政策的搖擺不定，主要是沒有對中國各階層狀況的精密調查研究，故發生政策上忽左忽右的現象。
調查研究是方法，但它的意義更遠大。調查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對客觀事物、中國社會、中國曆史、國際國内的情況及變化等事物的了解、認識，辯明其發展規律，決定正确的政策。
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為把調查研究紮紮實實堅持下去，徐向前給自己立了十條規矩，用以約束自己。
1、長期性。是經常的工作，不是一時突擊工作。
2、徹底性。對每一個問題務須弄個水落石出。
3、具體性。不僅注意問題的正面，還務須注意各個側面，免挂一漏萬。
4、真實性。反映真實的材料，不要出以臆斷。
5、計劃性、組織性。明确目的，不能無的放矢，也不無矢求的。
6、批判性。兼聽不兼信，仔細研究各種反映。
7、抓住中心，要有準确的時間、地點和問題。
8、深入各階級，利用各階層的幹部。
9、多去底層，不能忽視大多數。
10、甘當小學生，不恥下問。
在講到關于黨内不正之風的表現與危害時，徐向前寫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其遺禍無窮的地方，就在于以死闆的公式、抽象的原則去指導工作。也就是說，把死闆的法則生硬地套在活生生的多樣多變的事物上，這樣一來，在思想上就束縛了并停滞了對新鮮事物的認識與理解，更進而主觀地把一切革命過程中的複雜問題看成死的不變的固定的東西。
這種思想表現在工作上，必然會形成守舊、生硬的作法，隻知墨守成規，不知在新環境下創造新的作法，所謂“萬應藥方”、“老一套”、“公式主義”、“隻看過去不看将來”，也就會成為工作中占統治地位的作風。
正确的作風和方法應該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精神與實質，應用在中國的具體環境中，來解決中國的現實的具體的革命問題。
貫徹中央決定也是這樣，要掌握其立場和方法，按照具體的情況，如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時間，适應情況靈活的運用。也就是以具體的矢來射具體的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善于以新的經驗來豐富中央的政策、決定，并進一步發揮它的精神。某一問題的提出，都有其具體的條件，時間性、空間性……。
例如：我們不能把内戰時代的戰術，機械地應用來對付日寇；我們也不能把抗戰初期的戰術，單純地應用來對付今天的日寇，因為具體的敵情不同了。
我們不能把公開環境下的一套組織形式，拿去秘密環境下應用，因為鬥争的形式不同了。
我們不能把領導黨的一套方式，完全拿去領導群衆團體或軍隊，因為具體的對象不同了。
在西北局高幹整風會上，徐向前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以嚴格要求自己的态度，批評了自己，也批評了别人，批評别人是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指出其不足。他的發言，體現了毛澤東給大會指示的方針：不要抹煞成績，也不要光講成績。要兩點論。徐向前在西北局高于整風會議發言中，對陝甘甯邊區留守部隊的工作成績給予了肯定。他說：邊區的軍隊，執行了黨中央、軍委的路線，我們保衛了邊區，鞏固了河防；我們自己的部隊鞏固了，生産自給了。同時他也指出了邊區部隊的缺點，如：對西北局領導不夠尊重，對黨的政策執行得不夠，對建設根據地認識不足，有“想打出去”的思想，還有危害群衆利益的行為，等等。但他對部隊，對幹部，包括對有錯誤的幹部，是充分信任的，對克服缺點錯誤是充滿信心的。他說：我們部隊的幹部是經過長期鬥争鍛煉的，他們有豐富的經驗，基本是好的品質，是能夠改造的。我們不虛僞，願意講真理，黨的政策是可以掌握的，思想方法是可以改造的，小資産階級的思想是可以克服的。我們可以掌握到馬列主義正确的思想方法，可以掌握到黨的政策來認真的執行。
延安整風的意義是巨大的，留給每一個參加者的印象是深刻難忘的。徐向前認為這次整風主要收獲為三個方面：首先，必須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原則；第二，必須堅持正确的路線和策略；第三，必須正确地進行黨内鬥争。他始終對延安整風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整風是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黨的建設發展史上的重要裡程碑”。他“從中受到的教益，是終生難忘的”。①①徐向前：《曆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688―689頁。
第五節身在病床，心系戰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抗日戰争取得了勝利。
抗日戰争的勝利畢竟來之不易，徐向前和全國人民一樣感到喜悅，興奮。
可是，他又感到遺憾。一位久戰沙場的将軍，此時不是在前線的戰火中，而是在病床上迎來了勝利。這種遺憾的感覺，當然并不奇怪。
就在幾個月前，毛澤東來醫院看望過徐向前。徐向前曾向毛主席請求說：“日本鬼子快投降了，再不讓我打仗就沒仗可打了！”
毛主席親切地勸慰說：“身體還未痊愈，還是繼續安心靜養，以後國民黨是不會叫你閑着的。”
對待疾病，徐向前是和對付敵人一樣作了頑強的鬥争的。
這時的延安，沒有足夠的醫療器材，缺乏良好療效的藥物，甚至也沒有必需的營養保證，要戰勝結核性胸膜炎這樣的頑症。該是何等困難啊！患有同樣肺病的關向應等，已經不幸被奪去了生命！
徐向前以長期革命鬥争生活中鍛煉出來的、戰勝一切困難的精神，象指揮作戰一樣，決心下定，要用最大的毅力和堅強的意志與病魔搏鬥。他以革命軍人高度自覺的組織紀律性，做到了無條件服從醫囑：醫生說“戒煙”。他一下就把吸了幾十年并且吸得很兇的煙戒了。
醫生說“絕對卧床休息”。他就成日成月地躺着，連一句閑話也不講。
為保證徐向前得到靜養，賀龍司令員專門給醫護人員和警衛戰士作了交代，盡量謝絕同志們的探視。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是在抗日戰争即将勝利的前夕舉行的。這次大會，中共中央制定了“放手發動群衆，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之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總路線。徐向前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在“七大”和這之後，毛澤東等一再講，抗戰勝利後的内戰危險，提醒全黨和軍隊高級幹部精神上要有準備。
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抗日戰争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講演，他更加明确指出：“蔣介石要堅持獨裁和内戰的反動方針”，“我黨所采取的方針是明确的和一貫的，這就是堅決反對内戰，不贊成内戰，要阻止内戰”。“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鬥來保衛。我們是不要内戰的。如果蔣介石一定要強迫中國人民接受内戰，為了自衛，為了保衛解放區人民的生命、财産、權利和幸福，我們就隻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戰。”
徐向前從考人黃埔軍校，就與國民黨、蔣介石打交道。如果說開始隻是蔣校長的一名學生，看不出老師的本性，大革命失敗後，經過10年内戰，他徹底認清了那位校長，确是不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物。在抗日戰争中，徐向前在冀南、山東領導抗戰時，不斷地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鬥争；到了延安聯防司令部，又直接面對着不抗日、卻始終包圍封鎖邊區的幾十萬胡宗南軍隊。事情非常清楚，國民黨蔣介石絕不會放掉任何消滅共産黨的機會。徐向前在病中，總想着要和這夥老對手重新較量一番。
由于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堅定地反對内戰，也由于美國顧忌世界民主輿論。蔣介石于8月14日至23日，3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
中國共産黨為了盡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國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真面目，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到重慶同國民黨進行了和平談判。
8月26日，在《中共中央關于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中指出：“中國反動派的内戰陰謀，可能被挫折下去。”國民黨“在内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後，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同時，這個對黨内的通知還告訴全黨，絕對不要因為談判而放松對蔣介石的警惕和鬥争，如果國民黨還要發動内戰，中國共産黨必定站在自衛立場上，堅決徹底幹淨全部消滅來犯之敵。
就在國共和平談判期間，國民黨在美國援助下，又在積極進攻解放區，除了包圍陝甘甯邊區的軍隊外，直接進攻解放區的國民黨軍隊己達80萬人。
一切有解放區的地方，都在打仗，或在準備打仗。在徐向前的家鄉山西，軍閥閻錫山集中了13個師的兵力，在日僞軍的配合下，侵入晉東南解放區。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軍區部隊，按中共中央“針鋒相對、寸土必争”方針，進行了上黨戰役，殲滅進犯軍2.5萬人，狠狠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氣焰。由于中國共産黨采取了這種堅定的立場，迫使蔣介石在談判中不得不同意“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訂了“會議紀要”，宣布“堅決避免内戰”，建設獨立、自主和富強的新中國的“雙十協定”。
蔣介石不遵守政協決議和停戰令。他認為已有了充分準備，認為可以在3個月至6個月的時間内消滅全部人民解放軍。于是，以1946年6月26日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發動了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
徐向前在病床上，渡過了一個又一個危險關頭，病情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轉化。在這一系列事件進程中，他始終密切關注事态的發展。當他能夠起床作少量活動時，就以多種方式鍛煉身體，散步，打打拳，以自己喜好的粵曲拉拉胡琴，或是敲敲揚琴。雖說琴技實不高明，卻是調節身心、增進體力一種方法。5歲的女孩魯溪，聽到琴聲也會天真他說：“爸爸又在殺雞哩！”
這同樣會給他增添着樂趣，笑上幾聲。
徐向前是1945年冬天出院的。他離開柳樹甸和平醫院之後，作為毛主席的客人，住到延安棗園。他堅持每天下午散步。有時遇到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也在散步，談論中說到關于對付國民黨進攻的軍事問題，徐向前也直率地插上幾句自己的看法。比如有的地區要不要打和能不能打，他就直截了當他說：“要打！怎麼不能打！”他鄭重地向毛澤東說：“看來要狠狠打一家夥，不打是不行的。”毛澤東說：“對，隻有打才能推遲和制止内戰的發生。蔣介石一定要打内戰，我們也不怕。”
一談到打仗，徐向前既興奮又不安。他這樣個身體，走幾步都要喘幾喘，怎麼上前線，怎麼領兵啊！在毛澤東等人面前，他又盡量打起精神，擺出身體好轉的樣子。
1946年上半年，中央領導人考慮讓徐向前去中原局工作，但細細了解他的身體狀況，遠遠談不上已恢複健康，更不能勝任緊張的工作。徐向前自己希望上前線打仗的要求難以實現。他極力克服病人常有的煩躁情緒，每天閱讀些文電、戰報，參加重大的會議，悉心研究、分析戰局和中央、軍委對各解放區作戰的指示。當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戰争問題上時，精神和體力似乎好多了。
1946年“五四”青年節，是徐向前和黃傑結婚的日子，關于“婚禮”的情況，當時給徐向前擔任警衛的張雙優有如下的叙述：“那天是個假日，我陪首長走到蘇部長家，有位女同志已先在那裡，正和蘇部長的愛人說話。後來，他們四人打撲克。蘇部長的警衛員小王忽然問我知不知道首長今天來這裡有什麼事？我說不就是休息來玩玩呗！他唉呀一聲：”你們首長今天是來結婚的呀！那位女同志是保育院的黃院長。‘我趕緊給家裡的同志打電話，叫他們快作準備。内心裡直埋怨首長，這麼大的事也不言一聲。當我跟随首長他們兩人步行回到家時，見到大夥正在打掃屋子，首長笑着說了一聲：“嗨！小鬼！’”。
“婚禮”就是這麼簡單，這麼平平常常。這正是戰争年代革命家們“成家”的一個縮影。
黃傑，一位久經考驗的革命老戰士，湖北江陵人，在武漢軍校女生隊學習過，1928年加入中國共産黨，曾任中共松滋縣第一任縣委書記，組織領導過九嶺崗暴動，後長期在上海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工作。1946年5月，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長。7月間，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讨論如何以自衛戰争粉碎蔣介石進攻，談到山西戰局，說到進攻太原的問題。有的認為，太原是閻錫山經營了30多年的老巢，兵力很強，就人民解放軍在山西地區的力量，一時尚不足以制勝。徐向前從各方面分析了敵我，認為完全可以擊敗閻錫山。毛主席對徐向前的發言，表示很贊賞。兩年後中央派徐向前擔任太原前線司令員兼政委、總前委書記，不能說不和這次發言有關系。
在全國規模内戰爆發的時候，國民黨用于進攻解放區的兵力，正規軍共達160萬人，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約為120萬人，在數量上和裝備上都居于劣勢。各解放區軍民，在中共中央和各中央局、分局的領導下，英勇地抗擊了蔣介石軍隊的進攻，在不到3個半月的時間内，殲滅了進犯的蔣軍35個旅。
蔣介石從全面進攻，改為重點進攻陝北和山東兩解放區。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所在地延安成了進攻的重要目标。
11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放棄延安的指示》。同時，決定将一部分機關、醫院、保育院，以及老弱婦幼和負傷或患病的幹部先行疏散到晉綏解放區。徐向前也屬于疏散之列，并被指定為一支高于小分隊的小隊長。
離延安前幾天，毛主席在歡送徐向前等即将疏散的一部分領導幹部會上，說戰争還要打3年、5年、或者10年，告訴大家要有這樣的精神準備。
和徐向前同乘一輛敞蓬卡車往綏德疏散的，有徐特立一家、王明一家、鄭位三一家，還有王前、黃傑和她們的孩子，連同警衛人員等共20多人。卡車隻有駕駛室内司機旁邊一個座位，徐向前就請徐特立坐，而徐老硬讓身體最衰弱的徐向前去坐，互相推讓很久，結果徐特立以“小隊長應當在前面指揮和負責全隊安全”為理由，讓幾個警衛員把徐向前推進駕駛室。
同行的人數雖然不多，徐向前仍感到帶隊的責任很重。根據自己多年的經驗，他判斷胡宗南在準備進攻延安之前的此時，必然會派出飛機先來偵察情況和封鎖交通，一路上對可能出現的空襲十分警惕。将近綏德城時，他剛一聽到飛機聲，就果斷地叫司機停車，命令全體立即下車隐蔽，由于卡車上下十分不便，有的人很不情願地慢慢騰騰，不想下來，徐向前嚴厲他說：“不行，趕快下車去！”當大家進到公路邊的窯洞裡，敵機掃射的機槍聲猛響起來。這時，大家才認定徐向前這位小隊長指揮得當，如果不早些下車，槍響起來再急急忙忙往下跳，非摔傷人不可。
徐向前到綏德不到1個月，就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想到前線正迫切需要有經驗的軍事指揮員，決心上前線去。他的夫人黃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也知道對他的病來說，呼吸到前線的空氣甚至比服藥更有療效，當然最同情和支持他。徐向前向中共中央寫了報告，要求去太行解放區。
中央很快就發來複電，批準徐向前去太行地區休息，俟健康情況允許時，再到晉冀魯豫軍區擔任副司令員工作。
雖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時節，且綏德往東已無法通行汽車，徐向前身體虛弱，不能長久騎馬，但他毫不躊躇，決定步行也要出發。警衛戰士們哪肯讓病中的他走路，幾乎是強行把他擡上擔架。
徐向前一行在朔風怒号中，渡過了濁浪翻滾的黃河，登上東岸，不遠，到了柳林。天空飄起雪花，又正值除夕，徐向前決定在這裡過年。1947年元旦，晉綏軍區司令員賀龍來給老戰友夫婦拜年。3天後，天氣放晴。徐向前一行到了離石口，賀龍又來道别，并告訴說已和陳赓聯系好，由太嶽部隊派人到汾河迎接他，護送通過晉中敵占區。徐向前踏上了風雪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