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平原造“人山”
第一節進入冀南
抗日戰争進入第二年，共産黨領導的遊擊戰争，不僅向着山地，而且向着平原蓬勃發展。1938年4月21日，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發出開展平原遊擊戰争的指示。指出：根據抗戰以來的經驗，在全國堅持抗戰與深入群衆工作兩個條件之下，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堅持遊擊戰争也是可能的；黨與八路軍部隊在這些地區應盡量發動最廣大的群衆走上公開的武裝鬥争；秘密的抗日鬥争，隻有在敵人統治的城市與鐵道附近，才成為主要形式；應即在河北、山東劃分若幹遊擊分區，并在軍區成立遊擊司令部，有計劃有系統地去普遍發展遊擊戰争，并廣泛地組織不脫離生産的自衛軍。
根據這個指示，朱德、彭德懷令一二九師主力與一一五師三四四旅一部，迅速由太行山區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鐵路沿線實施戰略展開。劉伯承、徐向前、鄧小平4月下旬在遼縣西河頭召開會議，研究具體行動部署。會議決定全師主力以平漢鐵路為分界線編為左右兩路縱隊，左縱隊為“路東縱隊”，由七六九團和一一五師六八九團及曾國華支隊組成，由徐向前率領，向冀南挺進；右縱隊為“路西縱隊”，以三八六旅主力組成，由陳赓率領，向邢台、沙河一帶展開，配合路東縱隊的行動。
4月26日，“路東縱隊”從遼縣出發，與徐向前一起出發的有一二九師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指戰員們沐浴着和煦的春光，在太行山中崎岖不平的路上行進。曉行夜宿，一路行經寒王鎮、東西喂馬、松煙、青家砦、将軍墓等地。在将軍墓，徐向前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會議，發動骨幹讨論進入冀南如何打開局面。
對冀南平原，徐向前早有所圖。1937年12月初，冀南地方黨曾派人到一二九師，說國民黨的軍隊都跑了，各縣政府塌了台，亂得很，請八路軍去收拾局面。當時劉伯承、徐向前商量決定，先派幾個人去看一看。于是，令張賢約帶領幾名幹部，名義上叫先遣支隊，進入冀南的沙河、邢台一帶。任務是了解情況，配合地方黨發動群衆。接着于12月中旬，一二九師制定了“路東計劃”，又派孫繼先、胥光義帶30多名營連幹部，組成挺進隊，進入冀南平漢路以東的任縣、隆平、堯山等地活動。隊伍很快發展到三四百人，并且将部分農民和收編的地方武裝，組成了兩個遊擊支隊。1938年1月初，徐向前和張浩向朱德、彭德懷、劉伯承提出：“我們重要的是發動人民，使地方武裝與敵對峙持久。現敵人不隻很注意鐵路（平漢路）西，路東亦然”，“我們在路西已可站住腳，目前應迅速将路東的基礎建立起來。”之後，一二九師派三八六旅副旅長陳再道、李菁玉（晉冀省委書記）率由步騎兵6個連隊組成的東進縱隊去冀南，會同孫繼先、胥光義支隊，在南宮地區消滅了一些土匪、僞軍，站注了腳跟，力量不斷擴大。3月中旬，一二九師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窮又率騎兵團、重機槍連和馬玉堂的地方獨立支隊開赴冀南，進一步鞏固和擴展了以南宮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據地。
這一次，徐向前親自率部來冀南了。5月1日，部隊由平莊向平漢路接近，此時陳赓率七七二團，陳再道率東進縱隊，張賢約、張南生率本支隊同時由四面向邢台進逼。由于部署周密，夜晚十點徐向前率部安全進入路東地區，沒費一槍一彈。
5月2日，徐向前進入冀南的第一個縣城――巨鹿。
當晚舉行了歡迎會，縣長、開明士紳及一些名流應邀出席。這些人沒見過徐向前，腦子裡裝的都是反動宣傳灌輸的那一套。所以他們聽說歡迎徐向前，精神都很緊張，不敢多說話。騎兵團團長王振祥和政委鄧永耀，把各位賓客一一介紹給徐向前。他微笑着與他們握手，緊張的空氣才漸漸緩和下來。
第二天，縣政府設宴為徐向前洗塵。席間，徐向前回答了他們的問題，深入淺出他講解了共産黨的抗日主張，号召當地人士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合力打擊日寇。徐向前的講話，堅定而樸實，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過這次會見，國民黨關于徐向前“青面獠牙”之類的反動宣傳不攻自破。人們私下論議：“徐将軍是一位文雅的人、樸素的人”，“徐向前是一位精幹的将領”。後來，當王振祥把人們對徐向前的印象的這一變化告訴他時，他隻是一笑置之。
5月7日，徐向前進入南宮城，住在北街華興煙草公司院内。從此，八路軍在冀南的部隊統由徐向前指揮。他的領導集團有陳再道、宋任窮和劉志堅。徐向前後來回憶說：“就是我們四個人，合作得很好。”
當時冀南的情況十分複雜。邯鄲、邢台、威縣、丘縣、南和、臨清等縣城及其附近地區，均為日僞軍占領；棗強、冀縣、衡水、武邑、景縣、阜城為趙雲祥的民軍二路盤踞；南宮城附近及棗、冀、武強、清河等地又有反動會門六離會活動。政府号令不行。還有一些非敵非友的雜牌武裝插花并存，犬牙交錯。八路軍雖占有南宮、巨鹿、武城、清河、廣宗等縣城及附近地區，但行動受到極大的限制。
“冀南根據地必須擴大”。徐向前在聽了陳再道、宋任窮等介紹情況之後，下了這樣一個決心，同時，拟定了先在威縣、臨清、平鄉交通線上打擊敵人的行動計劃。
徐向前講了作出這一決定的理由：第一，主力新到冀南，須積極消滅可能消滅的敵人，提高與樹立八路軍的威信，提高人民與政府的抗日信心；第二，部隊多，活動地域小，不擴大根據地，後勤供給将發生困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客觀形勢發展的要求。
會議經過讨論，徐向前、陳再道、宋任窮、劉志堅一緻意見首先是向南展開。向北，有趙雲祥的民軍二路；向東，有六離會；唯有向南，打擊日寇與漢奸，這同開辟冀南工作的基本任務是一緻的。
5月10日，部隊開始行動，第一個目标是打威縣。手段是“圍點打援”，襲擊威縣，消滅臨清、平鄉、邢台出援之敵。然而，戰鬥沒有得到預想的結果。徐向前在制定計劃時，主要之點不在攻城，而在打援，可是偏偏在打援部隊中發生了問題：當攻城打響之後，敵人自知力薄不支，當即派出信使出城去平鄉求援。這正是徐向前求之不得的。可是敵人信使出城之後，卻被七六九團截留了，之後，也沒有采取其它誘敵出援之法，打援計劃遂告流産。
七六九團和五支隊打援沒有成功，六八九團襲擊威縣城造成了強攻。犧牲100多人，失槍百餘支，隻獲得斃傷日軍百餘人的戰果。
這不是戰鬥部署的失誤，而是由于部隊在執行過程中發生了不該發生的過失。
這次戰鬥盡管不理想，但也有積極的效果。駐在威縣的日軍清水所部遭此襲擊之後，非常恐慌，5天後即棄城西竄；臨清日軍高橋部隊和僞軍高德林部也十分震驚，他們都先後逃往邢台。威縣不攻自破。
威縣戰鬥的第二天，徐向前派往夏津任津浦支隊政委的王育民，行經南宮以東李家莊，被六離會殺害，所攜電台被搶走，一行42人幸存者隻有七八名。六離會是當地的會門組織，為八卦教的分支。八卦為乾、坤、震、巽、坎、離、艮、兌。“離”為第六位，象征火，崇尚紅色。六離會的信徒們都身穿紅衣。這個組織有漢奸在暗中操縱，專事破壞抗日活動。徐向前意識到，對反動六離會若不迅速采取行動，此地工作将大受阻礙。但他考慮到，會門組織的成員多是受蒙騙的群衆，不宜單靠武力解決，于是決定一方面對群衆進行政治宣傳，一方面派出談判代表，與六離會的組織者協商解決沖突問題。
可是談判被拒絕，派去的代表被扣留，對方還采取先發制人的手段，糾集萬餘人，武裝進攻八路軍，揚言要把八路軍趕出河北去。
這時，徐向前與陳再道、宋任窮、劉志堅商量，認為六離會的反動行為，迫使八路軍動武，你不打它，它就不讓你生存下去，于是決定用武力鎮壓。
部隊開始行動前，在幹部會上，徐向前說：“打六離會不能像打日本人那樣鐵匠打石匠――實打實的幹。要知道，六離會的人大多是本地的老百姓，有被迫的，有受騙的，他們的親戚朋友都是我們抗日團結的對象，打死一個得罪一家，就會削弱抗日力量。所以，我們的方針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用武力把他們鎮住就行了，要多做反正的工作，多做瓦解的工作。”
5月16日，六離會在南宮東南之張馬、甘狼冢一帶向八路軍進攻。會徒們身穿紅衣服，頭紮紅頭巾，胸前戴有六離會的會徽，武器皆為梭标、大刀之類，紅纓、紅杆、紅飄帶。據說，戰前每個人都要吃寫在黃裱紙上的朱砂符。他們相信吃了這種符可以刀槍不入。針對他們沒槍沒炮善集團沖擊的特點，徐向前采取了西方古戰場上常見的方隊防禦方法，一連或一營為一方隊，待六離會沖來時槍炮齊發，把他們擊退。但不追殺。就這樣，經過幾個反複，六離會的烏合之衆疲勞了，士氣頹喪，全部潰散，為首者被抓獲。
為了揭露六離會的反動面目，教育廣大群衆，八路軍在小屯村召開了群衆大會，當衆揭露六離會頭頭破壞抗日、殺害八路軍人員的罪行，處死了六離會的反動首領。宣布取締六離會組織。接着派出工作隊分赴各村發布告，貼标語，開展政治宣傳，動員六離會成員交“包袱”（一種紅布包，内有法衣、符等迷信物品），脫離組織。這種對策十分有效，六離會在各地的組織紛紛解散，絕大多數會徒都洗手不幹了，主動把“包袱”、矛子、大刀交出來，并揭發為首者的罪行。在一二九師戰史中記載了打擊六離會的行動：“
鎮壓了一批首惡分子，揭露了他們利用會門反對我軍，破壞抗日的陰謀。結果，争取了群衆，建立了政權，鞏固了冀南的中心區。“
第二節平原地的“人山”戰略
徐向前從戎十餘載，多在山區轉戰，蓮花山、大别山、大巴山、祁連山、太行山，差不多都踏遍了。對山地的作戰指揮可說已純熟自如，到了平原确有新鮮之感。冀南平原，除了孤獨的堯山之外，平沙無垠，林木稀疏。這對世居這裡以農為生的老百姓來說，不會感到有什麼不便，而對指揮作戰的将領來說，卻成了大問題。更何況一支弱小的軍隊，要以遊擊的形式在這裡進行持久抗戰！無怪乎當時有人斷言：平原地區無山地依托和隐蔽，是不可能開展遊擊戰争的。
對于在平原堅持遊擊戰争，徐向前開始也不是胸有成竹，但對中共中央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廣泛發展遊擊戰争的正确方針，他有堅決貫徹的決心。
在進入冀南最初的日子裡，他就給李聚奎出了一個題目：講一講開展平原遊擊戰争的問題。用意是發動大家都來研究這個問題。他自己更是為此花費了許多精力與時間。他是位講究實際的人，貫徹中央方針的決心與信心，不是憑熱情與沖動，而是本着科學的态度，注重研究冀南的地形、民情條件，敵人的活動規律，總結鬥争經驗。5月21日，《群衆》周刊①刊出了他寫的《開展河北的遊擊戰争》。在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平原建造“人山”的思想，深刻闡述了人民戰争的偉力。
他認為開展河北遊擊戰争，在中國的持久抗戰與取得抗戰勝利上，是有其偉大意義的。河北遊擊戰争的展開，可以破壞日寇在平漢、津浦兩大鐵路幹線的交通運輸，使日寇的資源掠奪，物資補充，兵力轉移，陷于麻痹的狀态，可以使日寇利用中國人打中國人的陰謀歸于泡影；而且在擴大抗日的陣地，充實抗日的力量，和在供給抗日的資源上，對全國的抗戰有極大的幫助。
他對一些人提出的問題作了耐心地解釋：河北的地形，除西北兩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餘都是廣漠無垠的平原地，如果單從戰術上的眼光看來，遊擊隊在平原上的活動，自然沒有像山地那樣多的地形上的便利，相反敵人的機械化的兵種或騎兵，倒有較便利的條件了。因此或許有人會懷疑到平原地開展遊擊戰争，也許會不可能，有些人說遊擊隊既無山地依托與隐蔽，自然地形上的幫助是很少的，而人的兩條腿又哪能跑過機動的汽車或坦克車呢？不錯，在平原地上進行遊擊戰争，上面這些困難，确實是存在着的，但這僅僅隻是困難，不能因此作出平原地無法進行遊擊戰争的結論，否則必然會否認華北廣大平原地區的遊擊戰争，這種觀念，對于開展河北的持久抗戰、擴大抗戰的陣地，與充實抗戰的人力、物力，是非常有害的。遊擊隊活動的依托，一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條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面是與廣大人民的結合。但遊擊隊要自己能鞏固和發展，并進行機敏的靈活的動作，其主要條件是取得廣大人民的擁護與幫助，過去寶貴的經驗，都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周恩來同志說：“軍隊與遊擊隊是魚，而人民是水。”這個比喻是最正确不過的。
他提出了著名的創建“人山”的思想：河北是人口較稠密的區域，假如我們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廣大的人民推動到抗日戰線上來，把廣大的人民造成遊擊隊的“人山”，我想不管什麼樣的山，也沒有這樣的山好。
他說：人民的力量是最偉大的力量，也隻有這偉大無比的活動的人的力①中共中央長江局機關刊物。
量，是日寇無法戰勝的力量。我們要在平原地開展遊擊戰争，就必須把廣大的人民造成“人山”。但是如何能把散處的人民造成團結的“人山”呢？那就必須在人民中進行廣泛的深入的教育說服和宣傳組織等艱苦工作，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識與政治覺悟，使人民本身的利益，與抗日的利益連系起來，使每個人民認識到要想自己不受日本的蹂躏，那就隻有為中華民族的自衛戰争而犧牲一切，為民族的生存而奮鬥到底，這是每個人民的天職，是每個人民應擔負起的責任。凡是苟安貪生，把個人利益看得比國家民族利益高的觀念，是極端有害的，殊不知，“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整個民族亡了，個人還有什麼？
他說：日寇因感到兵力的不敷分配，交通的難于維持，于是在到達之處，便收買漢奸，成立僞組織、維持會與清鄉軍、光複軍等，企圖利用漢奸的政權以實現其以華制華的毒計，而補其兵力不足之弱點：同時大殺大燒，鎮壓日益開展的人民抗日運動，并用陰謀詭計，挑撥離間，分裂抗日軍隊與人民的團結，但這些并沒有收到好的效果，在中國的民族覺悟中與抗戰團結之下，受到了嚴重的打擊。日寇的奸掠燒殺，激起中國人民仇憤的心理。
他說：無論從主觀上客觀上說來，造成“人山”的條件是具備的。但是必須指出，空喊是不成的，我們必須有進行這種工作的決心，一切的遊擊隊必須有良好的紀律，具有抗日的高度積極性，在一切行動中，真正表現自己是為民族利益而鬥争。真正站在保護人民利益的立場上，才能造成“人山”，這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
為了實現上述戰略思想，徐向前還提出了一整套具體的戰術要求和詳盡的組織計劃。其要點是：甲、利用村莊，隻能作為襲擊的掩護，不能作為固守的據點。乙、組織騎兵支隊，但不應過大，過大即有笨重之累。丙、一般遊擊隊的組織也不應過大，但在許多遊擊隊中必須要有基幹遊擊隊，其周圍組成若幹小遊擊隊，配合基幹部隊作戰。丁、遊擊隊的主力應位于可以四面周轉的地區，其根據地或休整場所應多取幾個。戊、組成小的腳踏車遊擊小組，向遠距離的行程上活動。
從戰略全局出發認識一個行動的意義，從具體條件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徐向前指導工作的一條原則。在徐向前等的組織下，河北各地遊擊戰争的火焰很快燃燒起來了。
創造“人山”，把冀南建成鞏固的抗日根據地，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必須盡快擴大自己的武裝。當時，冀南被稱為“司令如牛毛，主任滿天下”的地區。這是國民黨軍隊敗退和日寇占領軍兵力不敷分配的情況造成的。國民黨軍隊敗走，政權垮台，各縣政權被日本人組織的維持會所取代，局面一片混亂。各色武裝蜂起，他們巧立番号，獨樹旗幟，自稱司令。有的純粹是土匪，有的标榜為民軍，有的名曰義勇軍，還有帶着迷信色彩的會門武裝。對于這些武裝，陳再道、宋任窮到冀南後，運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做了一些團結和争取的工作，有的實現了收編，有的建立了統一戰線關系，但基礎很不鞏固。徐向前分析了收編、改編這些武裝的可能性、必要性，提出了進行這項工作的基本方針：凡屬不願投降，不甘為日寇驅使，而願意同八路軍共同抗日及自願參加共同抗戰者，應一律歡迎并予以下列的保證：一、與八路軍新四軍的主力部隊同等待遇，一視同仁。
二、不繳槍。
三、不改編，保持其原有幹部與編制，如因适應戰争環境和提高戰鬥力，而在組織上必須适當的調整時，亦應先取得他們同意，而不應出以勉強。
四、幫助其進步。
在冀南改造與收編各色武裝，按照徐向前提出的這一方針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收編段海洲的“青年抗日義勇軍團”和趙輝樓的“民衆抗日自衛軍”都是成功的例子。
對“青年抗日義勇軍團”，陳再道、宋任窮已經作了大量的争取工作。
徐向前到南宮，段海洲先派秘書陳子平到南宮求見，後又親自登門反複表示願率6000弟兄接受八路軍的收編。徐向前除鼓勵他的正義行動，向他宣傳共産黨的抗日主張，講清八路軍的嚴格紀律外，明白地告訴他：收編時隊伍不拆散，保持原有的幹部和編制。為了統一序列，名稱叫八路軍青年抗日遊擊縱隊。段海洲表示完全接受，很快将部隊帶到南宮以西蘇村整頓。但是，這支部隊畢竟是政治不純，沒有經過嚴格訓練與考驗，尤其是那些舊軍官和土匪出身的人，不願受八路軍紀律的約束，把自己的小山頭拉走了。他們過不慣艱苦生活，又沒有一個堅定的政治目标，沒多久，段海洲本人也溜了。剩下的隻有1000多人。徐向前把這1000多人叫做段海洲部隊的“實力”。徐向前認為收編段海洲這樣的武裝的意義，不在于他留下了多少部隊，而在于他沒有被日本人收買去，也沒有被其他人利用，這就是一份力量。
趙輝樓的“民衆抗日自衛軍”和段海洲的部隊不同，它是在共産黨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即使這樣，在收編前，還是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徐向前先是在南宮召見趙輝樓的政治主任趙月舫（後改名趙光遠），在了解和掌握大量情況之後，又與趙輝樓面商。趙輝樓表示願意接受八路軍的領導，懇切要求将所部改編為八路軍。徐向前最後與他商定兩條：第一，受八路軍領導，編為冀豫抗日遊擊支隊，編3個團，每團2個營；第二，暫住束、晉、藁、趙地區及石家莊一帶。商妥之後，趙輝樓感到沒有“八路軍”這個牌子不行，第二天又向徐向前提出一定要在部隊番号加上“第八路”三個字。徐向前依允了，番号定為“八路軍冀豫抗日遊擊支隊”，司令員趙輝樓，政治委員趙月舫。兩個月後派汪乃貴任副司令員。這支部隊在徐向前親自關懷和共産黨的領導下，健康地發展，且多有建樹。在徐向前領導下，冀南收編和改造僞軍、土匪和遊雜武裝的工作頗有起色，到6月底，已有大小數十股武裝和20餘縣的民團、保安隊編入了八路軍的隊伍，東進縱隊迅速擴大，猛增到1.85萬多人，擁有1. 15萬多支槍，下屬18個團與支隊。冀南根據地也像燎原的烈火一樣，急速地向外擴展着，以平漢路為西界，向南到了漳河北岸，向北到了石家莊、藁城、晉縣一帶，而東北方向已經延至津南的南皮、樂陵、慶雲區域，向東至運河以東的恩縣、高唐，連接聊城。3年後，徐向前以《在建軍中怎樣争取和團結舊式地方武裝》為題，總結了收編各色武裝的經驗：第一，首先得承認這些武裝一般地都存着某些落後的弱點，而這些弱點又不是完全不可改變的，但改變這些弱點是一個艱苦的較長期的過程。
第二，應從他們現有的政治水平出發，來注意教育他們和逐步提高他們，因此适當的遷就與讓步是必要的。
第三，在組織的調整和各種制度的建立上，同樣不能要求過高，而應在其政治上逐漸提高之後，在其自覺的自願的條件下，才能順利進行。
第四，應善于具體分析他們本身内部各種分子不同的水準，而使其先進者推動落後者一同前進。
第五，在軍政紀律與戰鬥行動上，我們應以自己的模範行動來教育說服他們，并應善于等待和幫助他們以其自己的經驗，來認識我軍的特點。
第六，為着更有效的克服這些部隊在政治上、組織上和行動上的各種弱點和缺點，發展其長處，适當的鼓勵是必須的，而且是重要的。
徐向前在總結中強調，為了貫徹實現中國共産黨争取和團結這些武裝的方針，以求擴大抗日力量，給敵僞勢力和投降派以最大的打擊，必須注意上述幾個問題。要深入地開展兩條戰線的鬥争，特别要克服“左”的關門主義傾向。創造“人山”，擴大與鞏固冀南抗日根據地，徐向前全力解決的另一個問題是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權。國民黨軍隊南退，各處政權塌台，土匪強人四起。這一方面給冀南人民造成了極大的痛苦，是壞事，而另一方面又為八路軍建造“人山”提供了條件。人民渴望有一個民主政權，結束當前的混亂局面。徐向前進入冀南兩個星期，就在給劉伯承、鄧小平、彭德懷的電報中提出“路東工作将大大開展，幹部成大問題，能拿在我們手上的十五縣無縣長，請劉鄧設法抽調一批幹部來。”
當時，建立政權同收編各色武裝的工作是聯系着的。常常是解決一個縣的武裝，同時也就建立一個縣的政權，派出一個人當縣長。為使縣長合法化和手續簡便，徐向前創造的經驗是：進入縣城以後，就召開群衆大會，請那些有名望的人士參加，會上宣布某某為這個縣的縣長，問大家同意不同意，舉手通過。群衆對八路軍有好感，很容易通過。為了建立政權的工作，中共冀南區黨委辦了“縣長訓練班”。王任重當時任冀南區黨委的宣傳部長，參加了這項工作。部隊每到一個縣城放一個縣長。像撒種子一樣。當然，在群衆基礎比較好的地方也有選舉産生的。還有一種方法，就是用武裝把漢奸縣長抓起來或趕跑，然後派人去接替，在棗強縣就是這樣。棗強縣的楊玉昆，自稱中央直轄忠義救國軍第三路。這個人是打着抗日旗号的漢奸。他占着的那個地方，八路軍去籌糧他不讓，籌款更不準，派人去交涉，他又把人扣住不放。從各方面獲得的情報證實，他與德州日軍有來往。于是，徐向前決定逮捕他。一天，徐向前和劉志堅帶着七六九團和騎兵團，奔到楊玉昆駐地，逮捕了他。在搜查他的司令部時，發現了兩張委任狀，其中有一張是日本人給他的。把楊玉昆押在南宮，他的部下結夥跑到南宮鬧事，找徐向前要他們的楊司令。他們氣勢洶洶地質問徐向前：“你們為什麼抓我們的司令？”
“為什麼下我們部隊的槍？”
“這是破壞抗戰！”
“把楊司令交出來！”
徐向前開始沒動聲色，在他們越叫喊聲越高的時候，隻聽“啪”的一聲，徐向前拍案而起，怒目環視，厲聲對他們說：“你們的司令是好人是壞人，你們知道嗎？他是中國人的司令還是日本人的司令，你們知道嗎？他來到棗強為什麼不打日本人，為什麼要抓八路軍的人，你們知道嗎！”說到這，徐向前拿出日本人給楊玉昆的委任狀，舉到鬧事人面前，說：“你們看，這就是你們楊司令的真面目！你們問為什麼抓他，因為他是漢奸！”
鬧事的人不聲不響地退出去了。七六九團于5月25日進入棗強縣城，收編了城内部隊，随之，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
冀南多數縣政權的建立，為組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奠定了基礎。8月8日，毛澤東、劉少奇電示徐向前、鄧小平、宋任窮：“我們一般方針要加緊建立與強固各縣政府，推選或委派得力同志去任縣長，并可派臨時專員……，為此有請楊秀林（即楊秀峰）去路東并帶幹部暫時主持冀南政府的工作的必要。”
8月14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南宮宣告成立。這一天，50多個縣的軍政民代表齊集南宮，舉行空前的盛會，一緻選舉楊秀林、宋任窮為正副主任，地方名流和國民黨人士如劉季興、孟夫堂先生等均擔任了重要職務。至此，冀南抗日根據地的基礎更加鞏固。作為黨政軍民活動中心的南宮城，被人們稱為“小北平”。
第三節再度會晤卡爾遜
1938年7月中旬，徐向前在南宮又一次會見伊萬斯。福代斯。卡爾遜。
卡爾遜是美國的少校軍官，在海軍服役，1930年前曾兩度駐中國上海任美國情報官，抗日戰争開始，又受羅斯福的委托來到中國。他到根據地考察，是毛澤東同意的。卡爾遜和埃德加。斯諾曾目睹了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的情景，當了解到共産黨在敵後領導遊擊戰争的重要意義後，決定到敵後對八路軍進行實地考察。他請斯諾通過在上海的八路軍代表，把他寫給毛澤東的電報發到延安去。很快接到了歡迎他去的回電。通過共産黨的地下工作人員的安排，他順利到達延安，不久又轉入華北敵後考察。
1938年1月7日，卡爾遜在遼縣拜會了徐向前。那次會見時間很短，徐向前談話中曾說：“有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和依靠民衆的遊擊戰争這兩個法寶，最後勝利一定是中國人民的！”這給卡爾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半年之後，他們在南宮又見面了，而且同住在華興煙草公司的一個院子裡，于是他們繼續了在遼縣的談話。
這時鄧小平也在南宮，這使卡爾遜喜出望外，得以同時訪問這兩位八路軍著名領導人。他們斷斷續續談了兩天。
1940年，卡爾遜在紐約出版了《中國的雙星》。其中有一章題為《在南宮會見徐向前和鄧小平》，就是記述這次會見的。書中有如下一些描述：……經過五天的艱苦路程之後我們到達南宮。非常幸運，我又見到徐向前将軍。他還像我在遼縣看見他時的那樣和藹和滿面笑容，但是也瘦了一些，而且看起來他很疲倦。
南宮是一個水果之鄉。當在這裡逗留的兩天之中，我們談話時，小鬼們便拿來桃、梨和蘋果。未德的總政治部副主任（按：此時為一二九師政委）
鄧小平當時正在這裡視察，他也跟我們談了話。
這裡有一種冀中所缺乏的沉着和自信。我試圖分析一下這種不同的原因，感到這種不同在于領導人是沉着而自信的。這些八路軍的人是滿懷自信心的。他們在為生存而戰的漫長年月裡，深入而全面地考慮了整個社會、經濟和政治關系問題，他們的主張是肯定的和明确的。而且，他們對自己的軍事戰略和自己運用這個戰略的能力，也具有無限的信心。
河北省南部地區（用中國話說叫“冀南”）位于構成冀中南部邊緣的那條公路以南，介于西邊的平漢鐵路和東邊的山東大運河。它的南部邊緣是在大名以北不遠的一條線之間，河北省在那裡變窄，像一隻平底鍋的鍋柄，一直伸延到黃河邊。這個地區大約有8000平方英裡，面積約和美國的馬薩諸塞州相等。
日本人一度占據了從東到西橫貫這個地區的一條公路，它把兩條鐵路聯結在一起了，結果是人民遭受很大損害。在日本人向前推進時，中國的正規部隊已經南逃了，人民隻好自己想辦法。有些人成了土匪，而另外一些人則試圖組織起來，保護一些具體的地區。但足他們沒有基本的計劃，而且他們的活動也很分散。
徐向前告訴我：“那是在12月間，這一地區的某些城市的代表來到遼縣我師的師部，要求我們去幫助組織遊擊隊。當時我們正忙得騰不出手來，所以我派了3個訓練有素的非武裝人員和他們一起回去。幾個星期之後又接着派了24個人，1月間又派來4個連。這些部隊組織了巨鹿和南宮的人民，并為我們在這兒創建了一個根據地。3月間，宋任窮帶着一個騎兵團開到這裡，擴大了發展規模。在響堂鋪打敗了日本人之後，我率領主力部隊到達這裡。”
“你們在響堂鋪是怎樣打敗日本軍的？”我問道。他回答說：“那是3月31日，一支約有3000人的日本縱隊，帶着180輛卡車通過一個關口向山西開來。
我們突然從側翼對他們發動攻擊，打死近1000人。①但是戰果中最出色的是燒毀了他們的全部車輛。“我非常想知道他們是怎樣對待中國土匪的。”你們消滅了他們嗎？“我問。他回答說：”在我們向他們說明了他們正給中國人的事業造成危害之後，他們還是欺壓人民，否則我們是不會消滅他們的。“
然後他對我講了土匪必須滿足哪些條件才能被編入八路軍。他們必須同意：堅持抗日直到日本撤出中國；服從八路軍的命令；接受八路軍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人員；不危害人民；定期提出收支詳細帳目的報告；實行八路軍的薪饷标準（等級是戰士每月1元，指揮員每月5元）；吃同樣的夥食。
他說，漢奸部隊（指編入日軍的中國部隊）必須通過消滅日本人來證明他們的誠意。
“僅僅這個地區，大約有5000名漢奸部隊官兵向我們投誠了。”他說着慢慢地笑了。
我說：“徐同志，在我們談條件的時候，我想具體知道每一個八路軍戰士都宣誓遵守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當我們談話時，鄧小平一直在大吃水果。這時他靠在椅子背上，積極地參加了談話。
他說：“這些原則是：收複失地；開展我們所有軍隊的集體行動；動員人民；鏟除漢奸和機關中貪官污吏；建立一個民主政府；和日本、朝鮮和台灣農民一齊開展反法西斯運動；沒收漢奸的财産用之于抗戰；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教育秩序；檢舉并逮捕漢奸；最後，也是最主要的是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他指出這幾點時，我心裡暗暗用我在山西、河北觀察到的活動來和這些原則對照。我看到了實行每一項原則的具體事例。自離開晉西黃河地區以來，在我們訪問的每一個地方，人們都非常強調發展統一戰線。
雨季正在開始，滂沱大雨下了兩天，這使我們延遲進發。但是，這也為和徐向前、鄧小平談話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鄧小平在參加八路軍之前，當過工人。他在法國呆過一段時間，并在那兒研究勞工運動。鄧小平個子矮些，身體結實健壯，他的思想極為敏銳。
一天下午，我們讨論了整個的國際政局，他對情況了解的範圍之廣使我大為吃驚。他講的一則消息使我感到震驚。
他說：“去年，日本從國外購置的戰争物資有一半以上是美國提供的。”
“你肯定這一點嗎？”我問。我知道美國主要同情的是受侵略的中國一方，在我在中國内地旅行的8個月裡，當我考慮到這件事時，我一直認為美國人會拒絕把戰争物資賣給一個侵略的國家，這是不成問題的。我太天真了！
他對我說：“是的，這消息是戰争第一年結束時，從美國發的一則電訊中說的。”
這使我感到難過。我說這則電訊的報道準有錯誤，我不能相信美國人會①卡爾遜當時記述的敵軍數字有誤。
有意助長我在過去一年來在這裡所親眼見到的大屠殺和苦難。
徐向前進來了，話題重新回到當地的局勢問題。我向他問到這個地區的現狀。
“現在日本人隻守着鐵路沿線的城市和我們南面的大名城，這個地區的土匪已經肅清了。但是南邊的一些地區并沒有這麼幸運。不過有一位很不錯的人負責掌管大名與黃河之間的五個縣，他名叫丁樹本。我們曾給他一些幫助。”
他想了解我打算怎樣回漢口去。
我回答說：“我想看看山東的情況，然後我希望能在黃河那邊到鄭州以西找到一條路線。”
他對我說：“如果你難以找到一支護送隊的話，回到這裡來，我會設法送你過去的。”後來他的這個諾言對我很有用處。
會見徐向前和鄧小平之後，卡爾遜到魯西北去，行抵臨清，孔慶德已帶着小分隊在城外數裡遠的地方迎接他。這就是徐向俞為他做的安排。在卡爾遜一行離開南宮時，徐向前還曾贈送他們路費50元，每人1雙草鞋，1個水壺，還給他們做了衣服。徐向前對卡爾遜說：“延安太苦了，這裡好一些，以後有什麼困難再來找我。”
第四節和鹿鐘麟的較量
1938年9月15日，國民黨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鐘麟進入南宮。從此，在冀南掀起了磨擦與反磨擦的激烈鬥争。鹿鐘麟曾是馮玉祥的部下。“北京政變”時，他是旅長，逮捕曹锟，抗擊吳佩孚，把溥儀逐出皇宮，都出過力。
特别是把末代皇帝溥儀趕出紫金城這件事，他一直引為驕傲。他是在不久前由蔣介石委任為“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此行負有“收複失地”的使命。徐向前根據中共中央關于與河北省府合作的指示精神，指示在南宮的部隊、各階層人士和群衆組織，組成歡迎隊伍，迎接鹿主席的到來。鹿鐘麟在城外數裡，就看見道路兩旁站滿了人，有數千之衆，對這熱烈的場面，他感到很滿意。接連幾天，南宮的氣氛都是熱烈的。行政主任公署和南宮縣政府召開了各方代表歡迎鹿鐘麟座談會。徐向前、朱瑞（時任中共中央北方局駐太行區代表）、楊秀林、宋任窮、陳再道等幾位領導，也都去鹿鐘麟的駐地，向他介紹冀南的情況。大家都抱着團結一緻，共同抗日的真誠願望。雙方會談中，徐向前提出請鹿鐘麟以省府主席名義，對已經選出的行署、專署領導人和各縣縣長正式加以委任，讓人民群衆更加增強在各級政府領導下堅持抗戰的信心。鹿鐘麟對徐向前說：“我新來乍到，一無槍炮，二無軍隊，今後抗戰還要多靠你，多靠八路軍。大家同舟共濟，遇事互相商量。”話講得很好，但對“委任”這樣的實質性問題未明确表示可否。對于鹿鐘麟的這種态度，徐向前分析，他可能有難處，蔣介石交給的“使命”在身，周圍又有一批“眼線”，身不由己。徐向前對宋任窮他們說：“一次談不成不勉強，以後還可以慢慢地談嘛。”
冀南平原建造“人山”的工程，沒有因為鹿鐘麟來而放松。各級抗日政權相繼樹立在民衆面前，各界人士都在注視着，看它是真抗日的還是假抗日的，是為民的還是為官的。他們看到，新政權的政績是：向富戶籌糧籌款，救濟貧民；組織秋收運動，把收獲的權利給農民；實行二五減租，減輕民衆負擔；發布對付日寇進攻辦法，如自衛和避難辦法、空舍清野辦法、防匪防特辦法等。最使人信服的，是政府工作人員不貪污受賄，不敲詐勒索，公正廉潔。這成了八路軍能夠堅持下去的關鍵。
保衛政權的民衆武裝也有相當的發展。除遊擊隊外，還有各村的自衛隊，以政權為中心的各類民衆團體也已達到更加完善的程度。可是，這一切卻使鹿鐘麟深感不安。到冀南一個月時，他在給國民黨中央黨部社會部部長陳立夫的一份電報中說：本省前以處特殊環境之下，黨務中斷已久，各地民運團體已領導無人，遂于無形中停頓解散。本部抵冀後，各縣民運，共産黨早着先鞭，其組織系統：縣、區、村各設民族革命戰地動員委員會，内分總務、組織、宣傳、動員分配、人民武裝、鋤奸六部。其中，最關重要之組織、人民武裝二部，皆為共産黨分子把持，全縣之民衆團體，如：婦女救國會、農人救國會、工人救國會、店員救國會，悉由該會領導，各民衆團體縣會之上，均設有冀南總會，以求集中力量。八路軍東進縱隊政治部，實為各縣動委會及冀南民衆團體各總會之發号施令總機關。本部外察實情，内凜職責，深知另組民衆團體，難免發生磨擦，令共黨将領導權完全交出，絕非共黨所願。今後對民運工作之領導與組織，應持何種态度，采何種方式，亟盼詳為指示，以資遵循。
陳立夫的回電是：融合軍事政治積極進行，絕不可稍事退讓，其組織方式亦隻可因地制宜，分區督導，統一指揮，似不必拘定于形式。
有了陳立夫的電示，鹿鐘麟更加坐不住了。他四處網羅反共武裝勢力，以孫良誠為遊擊總指揮，将民軍趙雲祥部及雜色武裝胡和道等部也拉了過去。在他能指揮的隊伍中，張蔭梧的力量比較大。他還與山東的反共專家沈鴻烈（山東省政府主席）結成“冀魯聯防”，同八路軍搞磨擦。
9月下旬，胡和道勾結棗強縣的會道門組織，向八路軍東進縱隊獨立團駐姚屯的1個連進攻，殺害戰士13人，搶去步槍17支，後又指使“白極會”
包圍棗強縣城，聲言要“撤換縣長驅走八路”。不久，趙雲祥又将新河縣抗日群衆團體“戰委會”解散。
10月底，鹿鐘麟以南官縣長趙鼎新紀念“雙十節”大會遲到和寫工作報告不合格式，對他不尊重為理由，提出撤換趙鼎新的縣長職務。同時，另外委任了一批專員、縣長、區長，緻使冀南出現了雙專員、雙縣長、雙區長的混亂局面。
11月中旬，日寇對冀南施行第一次“掃蕩”，南宮失守。鹿鐘麟等人倉惶逃往棗強，楊秀林的行政主任公署機關轉移到廣宗活動。“掃蕩”被粉碎後，日軍放棄南宮。鹿鐘麟搶先返回，竟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知去向”
為借口，宣布予以撤銷。徐向前和他的助手們回擊的方法也頗巧妙。他們當即派一個營的兵力進駐南宮，以“保護”鹿主席的名義，保衛行政主任公署，如果反共武裝前來挑釁，就以危及鹿主席的安全為由，堅決予以反擊。鹿鐘麟對此也無可奈何。
鹿鐘麟為了加強自己的力量，還與山東沈鴻烈串通一氣，合作反共，妄圖合夥把八路軍擠出冀南。魯西北的聊城有一支武裝，是範築先領導的。範是山東省第六區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同時又是聊城縣長。他的部隊有30多個支隊，号稱鐵軍。鹿鐘麟、沈鴻烈要把這支武裝改編成能與八路軍對抗的隊伍。其實，徐向前早就做了聯合範築先的工作。鹿、沈終未得逞。徐向前對鹿鐘麟有利于抗日的言行給予支持，對其取消抗日政權等削弱共産黨的做法堅決反對，對其挑起的武裝磨擦堅決回擊。他的具體對策是：動員群衆造成反對解散救亡團體、收編八路軍槍枝和取消主任公署的運動；加緊戰事動員，各地開慶祝會，宣傳八路軍反掃蕩的勝利；各專員、縣長堅決拒絕交權，各軍政團體組織請願團向省府請願，等等。經過冀南黨政軍民的共同努力，鹿鐘麟排擠八路軍、取消抗日民主政權的企圖未能得逞。中共中央對冀南這段工作表示滿意，指示“要總結過去的經驗以供‘七大’讨論”。由于緊張工作和過度疲勞，12月中旬，徐向前大病一場，一連數日高燒不下。
下旬，劉伯承率師直屬隊和三八六旅補充團到達南宮。1939年1月初，鄧小平參加中共六中全會後回到一二九師。劉、徐、鄧這三位領導人又在冀南會面了。這時正是日軍第二次對冀南大“掃蕩”，2月間占領南宮，形勢非常嚴重。鹿鐘麟也逃到冀西。他在離開冀南時嗟歎：“我到冀南來，這個地方不歡迎我，除了巨（拒）鹿，就是束鹿。”5月22日，鹿鐘麟叩電行政院長孔祥熙，電文說：“我軍在冀南區僅職一部與少雲部，兵少力單，長此以往恐有意外，如無有力部隊前往鎮壓，政令無法推行……”流露出他奉命挑動磨擦，飽嘗苦果的滿腹哀怨之情。
第五節粉碎日寇的“大掃蕩”
冀南根據地建造“人山”的工程，并不是在和平的環境中進行的，而是在日軍對冀南的掃蕩與進攻的形勢下進行的。建立政權，收編各色武裝，聯合友軍，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磨擦，以及組織與發動群衆，都是“人山”工程的組成部分，其最終目的在于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不足一年，廣州、武漢等重要城市就相繼陷落。徐向前以他的政治敏感和軍事戰略眼光，斷定日本人一定會回過頭來對付八路軍。他說：“我們在冀南搞的這個樣子，對日軍後方有威脅，估計日寇占領武漢之後，很可能掉過頭來剿我們。我們要有準備。”他的判斷是對的。盧溝橋事變發生後15個月，日本出兵百萬，傷亡數十萬，耗費數十億，軍隊銳氣日減，國際輿論紛起譴責。
日本不得不對侵華方針作些調整。日軍逐漸停止向國民黨軍隊進攻，而以主要力量轉到後方“掃蕩”八路軍根據地。這就使抗日戰争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毛澤東預言過的抗日戰争三階段的第二階段――相持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冀南以及其它許多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都遇到了更大的困難。“掃蕩”與反“掃蕩”一次次展開。還在1938年10月下旬，徐向前就在南宮召集了營以上幹部會議。他在動員報告中，要求各部隊在困難環境下堅持遊擊，保衛冀南根據地，在八路軍處于暫時劣勢的情況下，要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
他提出了如下反“掃蕩”措施：（一）盡快籌集大批糧食、衣物、款項，做好物資準備。（二）采用多挖路溝、設路障及破壞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遲滞敵人。（三）分散作戰、靈活制敵。不要死守縣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廣大鄉村分散遊擊，與敵周旋，會躲會藏會打，不打則已，打則必勝，晝伏夜襲，打了就走。（四）堅決鎮壓漢奸，警惕國民黨制造磨擦，防止新編雜色武裝倒戈等。會後由行政主任公署下達了緊急動員令。日軍對冀南的第一次“掃蕩”是從1938年11月15日開始的。出動的兵力有獨立混成第三旅團及一一四旅團各一部約3700多人，先後占領了隆平、故城、武城、恩縣、高唐、夏津、南宮、臨清等縣城。魯西北之東阿日軍300多人攻占聊城，範築先先生以及姚第鴻、張郁光壯烈殉國。冀南軍民按照徐向前确定的方針，空舍清野，化整為零，活躍在廣大平原鄉村中打擊敵人。徐向前率指揮機關主要活動在南宮以南、威縣以北、清河以西、廣宗以東地帶。曆時16天，反“掃蕩”
結束。軍民協力共作戰28次，斃俘敵僞600餘人，迫使日軍撤出了冀南中心區。這次反“掃蕩”，雖然迫使日軍撤出冀南中心區，但甯晉、永年、故城、恩縣、高唐、聊城等則為敵所占，形成由東南西三面包圍冀南中心區的态勢。
徐向前估計到，這個形勢意味着日軍很快要來第二次更大的“掃蕩”。果然，1939年1月，日軍更大的“掃蕩”開始了。距前次結束時間僅僅一個月。這次“掃蕩”，日軍動用3萬多人的兵力，分11路向冀南中心區進攻，企圖消滅或驅逐冀南八路軍，控制冀南樞紐地帶。這時劉伯承、鄧小平均在南宮，他們認為“目前冀南整個局面正處嚴重關頭”，商定采取“先潰後收拾”的方針。即讓出主要的縣城、據點，避實擊虛，經過一段消耗敵人的時間，再轉入反攻。他們将冀南和進入山東的部隊分成5個戰鬥集團，“完全以遊擊姿勢，分區活動，在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則下，經常以小部隊保持與敵接觸，但不放松有利時機消滅敵人”。“掃蕩”日軍分東西兩線出動，采取穩步推進戰術，向八路軍壓來。2月份即占領了大部縣城，接着又進一步控制鄉村要點，壓縮八路軍回旋餘地，使冀南軍民陷入極端困難之中。但是，冀南軍民在劉伯承、徐向前、鄧小平的指揮下，不失時機地打擊敵人，日軍每占一地都要付出相當代價。由隆平進攻邢家灣的日軍，中途受到阻擊，40華裡3天方到，傷亡百餘人。平鄉日軍東犯廣宗、威縣，半月沒有達到目的。曲周日軍步騎百餘進占安兒寨，全被消滅。甯晉日軍進占大楊莊，遭八路軍夜襲，200餘人全部喪生。在香城固地方日軍步騎200餘、汽車9輛，全部被殲滅。
從德州往臨清沿河行駛的日軍汽船9隻，被擊沉1隻，30多人斃命……。
後來，日軍又以南宮、巨鹿、威縣、廣宗等地為重點，反複“掃蕩”。
劉伯承、徐向前、鄧小平率主力轉入豫北，經南樂、清豐、濮陽，直至滑縣、淇縣一帶。3月間，太行山區吃緊。劉、鄧率主力一部返回太行，徐向前和劉志堅率一部兵力重新回到冀南中心區南宮、威縣、清河一帶，指揮軍民繼續進行反“掃蕩”作戰，至5月間，前後大小戰鬥達400多次，殺傷敵僞軍5000多人，堅持了冀南平原根據地。
一年前，毛澤東曾說：“能否在平原地區建立長期支持的根據地，這一點現在還沒有證明”①。冀南的實踐表明：是可以的！那麼，取得這一成功的關鍵在哪裡呢？宋任窮在總結冀南5個月艱苦遊擊戰争的經驗時說：“造成‘人山’，支持平原遊擊戰争，是一個非常重要而不可缺少的條件。沒有民衆的幫助，平原遊擊戰争的支持是不可能的。”這和徐向前初到冀南時提出的在平原地創造“人山”的戰略思想是完全一緻的。
①毛澤東：《抗日遊擊戰争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1964年4月第一版，第3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