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走上抗日前線
第一節奔赴延安
3月的祁連山，冰封雪蓋，氣溫仍在攝氏零下20多度，沒有一點春意。
遭到慘重失敗的西路軍将士的心更為凄涼。1937年3月16日，徐向前、陳昌浩告别部隊，啟程東返。快出祁連山時，為縮小目标，把護送他們的警衛排和陳明義、肖永銀等人遣散後，隻留一名保衛幹部在身邊。走到西洞堡附近的一個山溝裡，四周沒有發現敵軍，他們便停下來休息，叫保衛幹部找點水來喝。漆黑的夜，滿天星星放射着寒光，四野寂然無聲。徐向前剛剛離開喧嚣的戰場，此時感到特别冷清。他一會兒坐一會兒走動。西路軍四個多月艱苦證戰，一幕幕閃現在他的腦際：指戰員們渴望打通國際路線的赤誠的心，嚴寒不懼，艱苦不懼；男女将士露宿在冰天雪地之中，日日夜夜英勇拼殺，彈盡糧絕，飲雪吞氈，視死如歸。多好的一支隊伍啊！快天亮了，找水的人還沒有回來。徐向前和陳昌浩估計可能出事了，兩人就趕快上了路。
第二天，徐向前和陳昌浩走到大馬營附近的一個村莊，投宿在一個漢人家裡，主人是個醫生，原籍湖北，和陳昌浩算是老鄉。住下來後，徐向前和陳昌浩都認為這裡仍是是非之地，不好久留，決定明天早一點起來趕路。可是，第二天早晨起來，陳昌浩提出要在這裡休息幾天再走。徐向前說：“我們要去彙報，哪能停在這裡？停在這裡，就等于束手待斃呀！”陳昌浩說他拉肚子，感到身體不行，執意要停留幾天。徐向前見他不肯走，隻得獨自一人匆匆上路。
徐向前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不敢接近任何人，除了投宿和就食之外，盡量使自己的行動不為人們注意。有時曉行夜宿，有時夜間趕路，有時宿在群衆家裡，有時露宿在戈壁灘中，寝無正時，食無正點。一件白楂破羊皮襖和一頂“開花”的狗皮帽子，包裹着身軀和那又瘦又黑的臉龐，年方36歲，看上去像50開外的老羊倌。
徐向前走在祖國西陲的大地上，卻有與世隔絕的感覺，世間發生的事情，什麼也不知道。此時，由王樹聲、畢占雲率領的一路紅軍小部隊，因力寡而不支，大部壯烈犧牲，不少人被俘；九軍軍長孫玉清也在甘州南山落入敵手，餘下的分散走在去陝北的路上。這些事他不知道。由李先念率領的一路，在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嶺上，意外地收到了中央電台的呼号，得到了“設法進入新疆”的指令和陳雲将前往迎接的通報。這樣的喜訊徐向前也不知道。他所知道的隻是他自己的行動：找黨中央去。
在永昌至涼州的路上，徐向前意外地碰上了特務營的曹營長。平時大家都稱呼他“曹大頭”。兩人相見，猶如親人相逢。曹營長像每次偵察回來彙報敵情一樣，講述了部隊分散後他所知道的一切。他關切地對徐向前說：“總指揮，可要小心啊！有專門抓你的布告，說抓到你有賞。”徐向前淡然一笑，說：“放心吧，天下還是咱們的。”
他倆一路走着。看不到樹木，見不到人煙。風沙卷着上一年留下的駱駝草秧子滾來滾去。有時，經過他們曾經打過仗的地方，就停下來，誰也不說什麼，默默悼念那些為革命而倒下去的男女将士。
一天到了黃河邊，軍人特有的警惕性，使他們沒有直接到渡口去。遠遠地觀察了一下，看到不遠處有一個牧羊老人，便走過去同他搭話，問渡口好不好過。老頭憨厚樸實，說渡口有兵在那裡盤查，說是要抓什麼人。徐向前判斷一定是馬家的部隊。他們避開渡口，向上遊走去。走了10多裡路，發現河中有人在擺渡，急忙走近一看，是個壯年漢子，正劃着羊皮筏向岸邊靠。
他們上前同擺渡人打招呼。徐向前從兜裡掏出兩元法币（當時國民黨政府發行的鈔票），說：“我們要去那邊，勞駕送我們一下。”擺渡人接過錢，微笑着把他倆讓到筏上，沒問來曆與去向，便朝對岸劃去。
過了黃河，回民少漢人多，他們吃住方便多了，心情略為輕松了一點。
到了打拉池，兩人找了個車馬大店住下來。這裡是個小鎮，有幾家店鋪，來往的外地人不多。徐向前急着想了解一下目前的局勢，讓曹大頭出去找幾張報紙來看。在這個偏僻小鎮上。找張報紙難呢。一天，徐向前和曹大頭在街上看到有賣舊衣服的，就用一個金镏子（戒指）換了身長袍和棉襖。他倆脫掉白楂羊皮襖，一個打扮像商人，一個像夥計，活動方便了。他們在街上從人們的閑談中了解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回到南京把張學良扣押起來，強令東北軍撤出陝甘邊境，開到河南、安徽去了。這裡已不屬馬家軍的統治地盤，是鄧寶珊的防區，離紅軍的陝甘根據地不遠。
徐向前歸心似箭，第二天就離開了打拉池，晝夜兼程，翻過六盤山，到了隴東重鎮平涼。這時，國民黨的隊伍正往西開，街上人慌馬亂。徐向前在書店裡買了張地圖，找個旅店住下，關起門來和曹大頭看着地圖商量了一番。
第二天清早，他們一路向東，日上三竿的時候，在一個村頭路旁看到個農民擺攤賣馍，就停下腳買吃的。這時徐向前遠遠看到對面山上有隊伍活動，便問那農民：“你們北邊的山頭上住的什麼軍呀？”農民答：“是紅軍。”聽到“紅軍”二字，徐向前和曹大頭高興得幾乎忘掉了進食，匆匆付了錢，起身便朝北山走去。
事情往往就是這樣，當你為一個既定目标奮鬥的時候，盡管很堅定，但又感到渺茫、艱難、遙遙無期；而當目标達到的時候，又感到突然。徐向前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他們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奔波，4月下旬的一天，在一個叫小屯的地方，遇上了帶偵察分隊執行任務的紅四軍參謀長耿飚，被迎到了司令部。
1937年4月30日，劉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援西軍總部鎮原。老戰友相見，悲喜交集。任弼時、張浩和楊奇清等也都趕來了，大家就像慶賀打了勝仗一樣，歡迎徐向前的歸來。當天，劉伯承向中央軍委發了電報：“我們的徐向前同志已于今日十九時到達援西軍司令部。”同時電告了彭德懷和周恩來。
這一晚，大家談到午夜。徐向前介紹了西路軍在河西走廊一路征戰的情況。談到最後的失敗，他感到很痛心。劉伯承說：“勝敗乃兵家常事嘛。
你是四方面軍的旗幟，你回來了，就等于西路軍回來了，休整休整，咱們一塊再幹！“
徐向前在鎮原休息了半個月，5月16日，同任弼時、楊奇清一起到了雲陽，見到了彭德懷、左權等人。5月20日，周恩來從西安專程趕到雲陽看望徐向前。這時周恩來已經剃去了長胡須，顯得格外年輕。徐向前和周恩來從1925年在黃埔軍校相識，10多年來幾次相聚又分别。這次見面時，談話的主題是“西安事變”後的局勢發展，是抗日民族戰争的前途與戰略。徐向前急于去延安向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彙報，因牙疾發作，周恩來和彭德懷、任弼時都讓他到西安去治療。于是便随周恩來一起去了西安。臨行前，他把身上帶的10多個金戒指交給了彭德懷，說：“這是從石窩下山時，組織分給我作路費用的，路上隻用了兩個，剩下這些，我用不着了，全部繳公。”在西安，徐向前往在紅軍駐西安聯絡處。這個聯絡處，是“西安事變”發生不久設立的，在北新街七賢莊一号院。林伯渠、謝覺哉都在這裡。他們和周恩來一樣都關心徐向前和西路軍失散人員的命運，想方設法營救被俘的指戰員。在聯絡處，徐向前還會到了陳赓和宣俠父。
在徐向前到西安之前，他的消息一直沒有對外間公開，為的是要國民黨允許紅軍派部隊到黃河沿岸接回徐向前、陳昌浩和他們的部隊。徐向前到西安時，國共合作已有了新的進展。5月間，國共雙方組織了一個考察團，紅軍參謀長葉劍英和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顧祝同（又是重慶行營主任兼西安行營主任）為負責人，準備到陝北、隴東紅軍駐地考察。借這個機會，經周恩來安排，徐向前是考察團28個成員之一。
消息一公開，震動了國民黨各界。顧祝同搶先會見和宴請了徐向前。在黃埔軍校時，徐向前是第一期第一隊的學員，顧祝同是教官，他講課不大受歡迎，曾有一次發生過被學生轟下講台的事。當時徐向前就在場。這次見面，徐向前避而不提黃埔的往事，而把話題轉到抗日上，問：“顧主任對抗戰有何打算？”顧祝同擡起頭，看看徐向前，說：“我想先聽聽徐将軍的高見。”
徐向前語調平和他說：“我沒什麼高見。當今之大計，莫過于民族獨立；實現民族獨立，莫過于民族團結；若要民族團結，首先國共兩黨要真誠合作。”
徐向前停了一下，又說：“我贊成國共合作，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要把民衆發動起來，讓全國人民都投入到抗戰中去，勝利就一定是我們的！”徐向前有點激動，到後來聲音高了一點。可是顧祝同聽到“擁護蔣委員長”這幾個字時，眼睛裡閃出了一道光；當聽到“要把民衆發動起來”時卻神情黯然。徐向前後來說，他們就是對群衆不感興趣，你一講發動群衆，他就聽不進去。國民黨輸給共産黨就是因為他們脫離了人民，失掉了群衆。
徐向前在西安公開露面之後，沒有随考察團去考察，他治好了牙病，6月18日同周恩來一道飛向延安。
行前，周恩來安排了兩架國民黨軍隊的教練機。這種飛機，一架隻能搭乘一人。周恩來乘坐的一架先起飛；徐向前乘坐的一架後起飛。起飛不久，前面那架就沒有影兒了，前後失去了聯絡。徐向前是第一次坐飛機，艙内發動機的轟鳴聲很大，駕駛員問他話，他完全聽不清。結果，駕駛員寫了個條子問：“我們飛到了什麼地方？”這可把徐向前給問住了。他沒到過陝北，說不清到了什麼地方。過了一會，看到下面有一條河，他判斷可能是洛河，就讓駕駛員順河而上，沒多長時間，看到一個飛機場，正是延安。他們上午11時30分從西安起飛，下午36寸才到，在天空轉了3個半小時。
徐向前一走下飛機，忙問周副主席到了沒有，接的人說還沒有到。徐向前吃了一驚，說：“這下可糟了！”因為他已經領教過了，駕駛員辨别航向的把握性太差。這時接機的人也着急起來，擔心出事。徐向前進到延安城裡，才有電報來，說周恩來乘的那架飛機迷失方向，油不夠，又轉回西安去了延安，這座陝北的古城，有寶塔、清涼、鳳凰三山環峙，隋朝稱膚施縣，明、清是延安府。中共中央遷到這裡後，成了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心，是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徐向前到延安，被安排住在舊城東北角的一座窯洞裡，距毛澤東、朱德住地不遠。他進城的時候，看到街上到處貼着宣傳國共合作、一緻抗日的标語，抗日的氣氛和國民黨統治的西安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西安時；他不能外出，街裡亂得很，安全沒有保證，特别是他回來的消息傳出後，成了一個大目标，各報記者都想找他搶個頭條新聞。他隻好深居簡出，理個發也要化妝才能出去。延安不大一樣，處處呈現生動活潑的景象。
毛澤東接見了徐向前。拉着他的手，親切他說：“向前，你受累了，辛苦，辛苦。祝賀你順利歸來！”說着，遞給他一支煙，兩人交談起來。氣氛輕松自然。
對西路軍奉命西征和失敗這件事，毛澤東問得很簡單，但徐向前講起來就不那麼簡單了，把他認為該說的話都講了。他知道，在這裡講話，不是他一個人，而是受西路軍全體将士的委托向黨中央彙報。他講得很具體，很實在。毛澤東聽得很認真。關于西路軍的失敗，徐向前講了自己的責任，心情十分沉重。毛澤東安慰他說：“不要難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還說，“西路軍的廣大幹部和戰士是英勇的，頑強的，經常沒有飯吃，沒有水喝，傷員沒有醫藥。他們沒有子彈，靠大刀、矛子就和敵人拼命，這種革命精神永遠也不要丢掉。”這話使徐向前很受感動。
徐向前擔心陳昌浩的安危，惦記着那些失散了的幹部戰士。他向毛澤東建議：“再派人去找一找陳昌浩同志和那些失散的人。”毛澤東說：“好，一定想辦法營救他們。”告辭的時候，毛澤東對徐向前說：“你好好休息一下，熟悉一下延安，再抽空去看看許世友他們幾個人。”“許世友他們幾個人”是怎麼回事呢？還是徐向前走在東返的路上的時候，延安開展了清算“國焘路線”的鬥争，批判了張國焘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錯誤。這是一場嚴肅的黨内思想鬥争，是至為必要的。但在個别單位波及的面寬了，使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的四方面軍的學員産生了不滿情緒。當時許世友、王建安、洪學智、詹才芳等都在學習，他們議論說：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陝根據地，打遊擊去！這事不知被什麼人告發了，添油加醋，說他們“要造反”，要“謀害毛主席”，被說成“反革命事件”，把他們關了起來。徐向前到延安之前，已召開公審大會，以“組織反革命集團”、“拖槍逃跑”、“叛變革命”的罪名，将許世友、王建安、洪學智、詹才芳等判了徒刑，打入監牢。
其實，這完全是個冤案。毛澤東大概已經察覺到這個案子有出入，準備平反，正好徐向前回來了，就叫他去看看他們，要他去做工作。徐向前到了監獄。
許世友等見到徐向前，驚喜萬分，争相問西路軍的情形，談他們所受的冤屈。
徐向前心裡很難過，同他們一一握手，安慰他們：要相信組織，相信黨。随後不久，許世友等人被平反釋放。
第二節出席洛川會議
延安的夏天來得比較晚，進入7月，才逐漸熱起來。但抗日的熱潮卻來得比較早。滿街的宣傳标語，到處都能聽到有關抗日的議論。5月召開的共産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精神向下傳達之後。這種氣氛更熾熱了。徐向前将西路軍的情況向毛澤東以及朱德、張聞天、劉少奇、李富春、張國煮等先後作了彙報之後，如釋重負，精神上感到輕松多了。但身體還非常疲勞，骨瘦如柴，像大病初愈。他不管這些，要填補幾個月來由于與外界隔絕而形成的腦子裡的“空白”，整天忙于閱讀報紙文件。他認真看了毛澤東的《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和《為争取千百萬群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争》兩篇報告，對國際國内形勢進行了分析。他确認日本人不會滿足《何梅協定》所得到的利益，也不會滿足“華北政權特殊化”。他們的胃口比這更大。他和一些領導人交談時說，我們得做好準備。百日喪失東三省、十天熱河全境淪陷的教訓不能忘記。他帶病接受了海倫。福斯特。斯諾女士（著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夫人）的訪問。他說：“紅軍是中國徹底拯救民族和社會的最忠誠的力量，它決心把這個使命堅持到底。”①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華戰争，終于以7月7日盧溝橋事件為尋火索而爆發了。盧溝橋，位于北京西南15公裡的永定河上（舊稱盧溝河），建于金代，距今有800年曆史。它以建築藝術精湛而聞名中外，尤其是280根望柱上雕刻的485個石獅子，個個神态殊異，吸引着中外遊客。橋頭立有清朝乾隆皇帝題的“盧溝曉月”漢白玉碑，為燕京八景之一。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稱贊“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獨一無二的橋”。它是京都西南的門戶，為曆代兵家必争之地。成吉思汗率軍南下圍攻中都（北京），在盧溝橋一帶發生了激戰；明末清軍入關，盧溝橋再次成為戰場。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略中國的戰争，又從這裡揭開了序幕。他們借口所謂正在演習的日軍聽到一聲槍響，便發現一名士兵“失蹤”，駐在豐台的日本軍聯隊長牟田口廉也上校，要求進入中國軍隊駐地宛平城内搜查，當其無理要求遭到拒絕後，遂向中國軍隊發動進攻。這同他們制造“九。一八”事件的理由很相似。那次，也是先說一個軍事間諜中村大尉在東北失蹤，接着又反誣南滿鐵路柳條溝段被中國軍隊炸毀，就開炮轟擊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看來，侵略者的邏輯就是這樣。
徐向前為“七。七事變”的槍聲所震動。國共兩黨為敵10年，他在沙場上與蔣介石的“剿匪”反共軍對壘了10年。那是勢不兩立、不共戴天的10年。然而，盧溝橋的槍聲一響，民族仇恨超越了階級對立，他積極擁護中共中央确定的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日的方針，決定放下舊仇，共雪民族之大恥。他參加簽署了給蔣介石的通電：“日寇進攻盧溝橋，實施其武裝奪取華北之既定步驟，聞訊之下，悲憤莫名，平津為華北重鎮，萬不容再有疑夷，敬懇嚴令二十九軍奮勇抵抗，中國革命本三中全會禦侮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北平華北，收複失地！
“紅軍将士鹹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日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迫切陳詞，不勝屏營侍命之至。”
這是盧溝橋槍聲傳到延安之後，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①徐向前：《曆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68頁。
劉伯承、徐向前7月8日聯署給蔣介石的通電。同日，他們又緻電宋哲元、張自忠、馮治安，支持二十九軍的抵抗行動。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也發出了“為日寇進攻盧溝橋通電”。呼籲全國各族各界“築起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7月13日，徐向前出席了在延安召開的抗日緊急動員大會。會上，毛澤東号召全黨、全國人民及全體紅軍将土，沉着地做好一切抗戰準備，以便随時開赴抗日前線，打擊日本侵略者。
形勢越來越嚴峻。7月中旬，由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團，赴廬山與蔣介石商談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蔣介石遲遲不作答複。8月初，朱德、葉劍英等又去南京參加國民黨政府召開的國防會議，再次就紅軍改編、國共合作、對日作戰方針問題同國民黨交涉。
這時北平、天津己相繼陷落，日軍正集中兵力向南口、居庸關進犯；同時，向華東淞滬地區展開大規模的進攻，企圖速戰速決，3個月内滅亡中國。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召開了“洛川會議”。徐向前出席了這次會議。
洛川，位于陝西省中部偏北，洛河中遊，北魏時開始設縣。這裡北距延安90公裡，是陝甘甯邊區和國民黨管轄區交界的地方。會址選在這裡，主要是為了便于軍隊的負責人參加會議。當時，紅軍部隊大多駐在西安附近。洛川是延安與西安間比較适中的地方。會議地址選在洛川東北10多公裡的馮家村。村北有一條小河，叫介子河，當時人們以它分界，介子河以北是“紅區”，以南是“白區”。馮家村在河南岸。村上百來戶人家，吃水要到一、二百米深的溝底去擔。這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徐向前從西路軍歸來，第一次參加這樣高級别的會議。他8月13日從延安出發，14日抵達洛川，住在城關一個教堂裡。因為會期還沒定，在城裡住了8天。21日接到通知就到馮家村去了，住在一戶農民家中。這家不富裕，但也不算差，院内整治得很幹淨，栽種的西紅柿都紅了。他住在這裡，俨然成了這家的一個新成員，每天早晚要為房東擔水。他身體不好，房東不讓去，可他執意要鍛煉鍛煉。其他與會者也分散住在村子裡。毛澤東的住處是位于村西南角上的一個村塾學堂，在大路邊上，窯（房）後有一棵大槐樹。這裡有兩孔窯，毛澤東住一間，另一間就是會場。
22日正式開會。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博古、關向應、凱豐、張國焘、彭德懷、劉伯承、賀龍、徐向前、張浩、林彪、聶榮臻、肖勁光、羅瑞卿、李富春、林伯渠、徐海東、周建屏。李富春當時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擔任會議記錄。22個人，把會場擠得滿滿的。室内隻有六、七張桌子，有飯桌、有條桌，大小不一；凳子有長有方，高矮不齊。
張聞天主持會，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報告。報告講了軍事問題，同國民黨關系問題，黨在抗戰時期的基本任務問題。毛澤東全面論述了軍事、政治形勢，明确提出了軍隊的戰略任務和作戰的基本方針，以及如何正确處理國共兩黨的關系。會議讨論了這個報告。
陝北高原的仲秋時節，涼爽宜人。地處偏僻的馮家村，人們正在準備着秋收。他們還不知道日本帝國主義将要滅亡中國，不知道共産黨的一批偉人正在帷幄運籌着保衛中國、驅逐日本侵略者的大計。會議讨論是很熱烈的。
張聞天、周恩來、任弼時、博古、彭德懷、朱德、林伯渠、張浩、林彪、凱豐、聶榮臻、張國焘發了言。讨論中多數人同意毛澤東的報告，有人也免不了談了一些個人見解。如對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方針問題，對選擇時機分批出兵和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備陝甘甯邊區問題等。毛澤東在總結發言中進一步強調了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對作戰方針的提法作了一些變更，這就是：基本的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毛澤東說：我們就是要插楊柳，讓老母雞下蛋。立足自己，吃飽了飯再說。
徐向前沒有集中發言，除了插話就是聽，聽毛澤東的報告，聽各位與會者有創造性的見解。毛澤東的報告給他的印象很深。他贊同毛澤東的意見。
後來他說：“毛澤東同志的發言，給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強調在國共合作抗戰的新形勢下，我黨一方面要團結國民黨、中央軍及地方實力派，積極推動他們擁蔣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在政治上、組織上保持我黨的獨立性，以免被蔣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的覆轍。鑒于抗日戰争的持久性、艱苦性，以及蔣介石企圖驅使紅軍開赴前線充當炮灰的險惡用心，毛澤東同志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方針。因為沒有獨立自主，就會失去黨對紅軍的領導權、指揮權，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紅軍便沒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餘地，充分發揮自己的戰術特長，發展壯大自己；離開了遊擊戰為主的作戰形式，以幾萬紅軍去同幾十萬日軍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門去被敵人消滅，這正是蔣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張以運動戰為主要作戰形式，紅軍兵力全部出動，開上去多打幾個漂亮仗。毛澤東同志認為，根據現時的敵情我力，還不能那樣幹。他主張隻出動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衛陝甘甯根據地，防止國民黨搞名堂。這些基本思想，表現出毛澤東的遠大戰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①徐向前十分擁護這次會議通過的《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毛澤東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會上，他被選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
這次擴大會選出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張浩、賀龍、劉伯承、徐向前、林彪等11人，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朱德為副主席。
這次著名的會議，持續了4天，25日圓滿結束。會議的成功，給曆史轉折關頭的中國帶來了希望。曆史永遠記着這一頁。
①徐向前：《曆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71―572頁。
第三節随同周恩來進山西
1937年8月25日，徐向前被任命為一二九師副師長。
經過周恩來等人的周旋，同南京政府達成了協議，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蔣介石給了個番号，叫“第八路軍”，任命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允許編三個師：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師。這個消息，是在南京參加國防會議的葉劍英傳到馮家村的。毛澤東決定，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發布命令。8月25日正式宣布，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以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紅軍總政治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政治部”，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
3個師的領導人，都是遐迩聞名的紅軍高級将領。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一二○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肖克；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一二九師下轄三八五、三八六2個旅，l個教導團，5個直屬營。
編成這個師的部隊有徐向前指揮多年的紅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一軍，還有陝北紅軍第二十九軍、三十軍，獨立一、二、三、四團和紅十五軍團的騎兵團，共對于徐向前任副師長，曾有一些猜測與傳說。有的說，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始是四個師，徐向前是四位師長之一，後來蔣介石給了三個師的編制，才讓徐向前當了副師長；還有的說一二九師師長開始是徐向前，是他主動提出當副師長。對于部屬的一些議論，徐向前曾實事求是地作過解釋。他對周圍的人講：“革命就是為黨工作，叫做什麼就做什麼。中央叫做的就堅決去做，我們是幹革命的，不是為當官的呀。”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在共産黨的領導人中，已經醞釀了很久，在紅軍指戰員中也己傳說多時。為了民族的利益，為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紅軍将士們接受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這個名稱，戴上了鑲有國民革命軍徽志的軍帽。部隊的名稱改了，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沒有變。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把綴有紅五星的軍帽珍藏着，一直到抗戰勝利。徐向前沒有參加部隊“改名換帽”的整編工作，也沒有出席頒發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紀念章及抗日誓師大會。洛川會議一結束，毛澤東就對他說：“你是山西人，和閻錫山是同鄉，下一步，你和恩來同志去太原，做做閻錫山的工作。”徐向前接受了這個新的使命。8月26日早飯後，徐向前做好了出發的準備，在外面漫步，意外地碰上了陳昌浩。兩人相見，又驚又喜。河西一别不覺5個月，兩人都很激動。徐向前說：“你到哪去了，到處打聽你的下落，就是無音信！”陳昌浩告訴他，分手後，本想住幾天就走，誰想害了一場大病，隻好留下治療，病愈後又到漢陽老家住了段時間。兩人邊走邊談，徐向前說：“黨中央很關心你，現在回來就好了。
我明天就要去山兩，你好好休息，多多保重。“洛川會議剛開過，與會者相繼離開馮家村，一路向北回延安，一路向南去西安方向。那幾天下雨不停，大家冒雨趕路。徐向前同朱德坐卡車向南，半路抛了錨，下車推了一段，弄得滿身是泥，還是不能發動，隻好棄車步行。第三天到莊裡鎮賀龍、肖克的指揮部，遇到了林彪、聶榮臻。次日同行，過渭河，在渭南乘火車去西安。
周恩來已先到西安。9月5日午夜，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聶榮臻、肖克、程子華一起坐上去潼關的火車，張治中也同車去山西。這是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給安排的專列。
車到潼關正好天亮，渡過濁浪湍急的黃河，到達山西的風陵渡。登岸而行，徐向前别有一番感慨。10多年來，上海、廣東、武漢、鄂豫皖、川陝、河西走廊，征戰了大半個中國，如今又踏上故鄉的土地了！
閻錫山已派他的上校秘書梁化之帶着兩節專列火車，迎候在風陵渡車站上。閻錫山為了搞獨立王國而設的那種窄軌列車，車廂不大，人們坐上去，顯得很I促。彭德懷上了車數落了一句：“這個老西兒，真會算計。”朱德看了看徐向前，說“當心咧，我們這裡也有老西兒哩。”把大家逗笑了。
5日下午車抵太原。梁化之想安排周恩來一行住綏靖公署高級賓館，被周恩來謝絕了。他對徐向前等人說：“這裡出出進進都是閻錫山的人，我們談事情不方便，還是搬到彭雪楓那裡住吧！”大家都表示同意。于是住進了八路軍駐太原辦事處，和彭雪楓他們住在一起。
徐向前過去不太了解彭雪楓，到這裡才知道，他是1936年初，以中共中央聯絡代表名義來到太原的。他的任務是做争取閻錫山的工作。開始是秘密的，隻和閻錫山的親信梁化之往來。1937年7月中旬，蔣介石宣布對日作戰，承認陝甘甯邊區政府之後，閻錫山對彭雪楓說：“自今日始，你可以用紅軍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義，公開進行活動。”紅軍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那天，八路軍駐晉辦事處的牌子正式挂在太原成成中學的大門上。彭雪楓成了這裡的負責人。
這時，山西的局勢已日趨緊張。日本侵略軍己逼近晉東北邊境，攻陷張家口之敵，兵分兩路，一路沿平綏路西進，直指大同；一路沿宣蔚公路南犯，意在突破恒山要隘，直取太原。攻陷南口之敵，則沿平漢路南下，企圖奪取保定、石家莊，進窺娘子關。從晉東楔人。人心惶惶不安。
徐向前協助周恩來作了大量的與閻錫山談判的準備工作。彭雪楓到這裡一年多，建立了各種聯系。統一戰線工作己有相當的基礎。在閻錫山組織的各種群衆團體，如“自強救國同志會”、“犧牲救國同盟會”中，有一批秘密的共産黨員在這裡邊積極發揮作用。1936年10月間，薄一波回到山西任“犧牲救國同盟會”常務秘書，是“犧盟會”的實際負責人。閻錫山從空喊“自強救國”不講抗日，到提出“守土抗戰”，同意與共産黨合作，允許八路軍開赴山西前線作戰，是與他們的努力分不開的。
9月7日，徐向前跟随周恩來、彭德懷，還有彭雪楓，來到雁門關以西的閻錫山的嶺口行營。這時，閻錫山正為日寇的進逼而焦急，他對周恩來一行的到來表現出很高的熱情。
閻錫山善于利用同鄉關系發展個人勢力。山西有句民謠：“會說五台話，就有洋刀挎”。在晉軍中，閻以五台及附近各縣如崞縣、定襄、忻州等軍官為親信，作軍中骨幹，楊愛源、趙承绶、王靖國、李服膺等均屬之。他很贊賞徐向前的軍事指揮才能。有一次，他對部下說：徐向前缺糧少彈，蔣介石剿了他幾年，都沒剿垮，你們要多加留意。他未嘗不想借國共合作之機，把徐向前拉過去，他曾說過“政治上依靠薄一波，軍事上依靠徐向前”這樣的話。
徐向前和閻錫山同是五台人。徐在東冶鎮的永安村，閻在河邊村，兩村隔河相望。徐向前了解閻錫山的曆史。他告訴周恩來，辛亥革命前，閻錫山東渡日本，就讀于振武學校，岡村甯次是他的隊長，闆垣征四郎當過他的教官，土肥原賢二和他是同學，抗日戰争爆發時，還保持着交往。閻錫山著有《軍國主義譚》一書，書中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武裝和平”和德國的“鐵血主義”表現了濃厚的興趣。經過10年内戰，徐向前對閻錫山看得更清楚了。
他對周恩來說：“閻錫山對付共産黨的手腕，不亞于蔣介石。”
周恩來很重視徐向前的意見。
在抗日問題上，這時閻錫山的心情是矛盾的。日軍已經打到他的家門口，不抵抗吧，面子上過不去；打一下吧，又沒取勝把握，生怕引火燒身，賠掉老本。所以，他喊出“守土抗戰”之後，還私下說過：“抗日要準備聯日，聯共要準備剿共”。
在談判中，閻錫山提出要一二九師到忻口正面堵擊敵人。周恩來說：“我們不能，而且不贊成在正面同敵人硬拼，隻能在敵側後協同遊擊。”
當時，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傅作義在大同，傅此時編在閻錫山的第二戰區，但閻對他吃不透，不大放心，要周恩來、彭德懷、徐向前到大同走一遭，見一見傅作義，疏通關系，搞好大同會戰。周恩來同意了。于是有9日的大同之行和與傅作義的一夜長談。傅表示擁護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堅決抗戰，服從閻錫山的統一調動。
第二天返回嶺日，閻錫山又約去談，主要是商談堅守雁門關、茹越口、平型關、娘子關各要卡的國防工事問題。閻錫山要求周恩來幫助拟制第二戰區作戰計劃，周恩來滿口答應。當晚，和彭德懷、徐向前商量了一下，一夜功夫，計劃寫成了。第二天交到閻錫山手裡，閻錫山看後十分吃驚，連聲說：“共産黨裡真有人才！寫得這樣好，這樣快。如能這樣打，中國必勝。”這次同閻錫山的談判，徐向前說主要有三個内容：一是堅持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對他的“聯共”态度及“守土抗戰”主張，給予了積極的評價，周恩來反複講，希望百川先生不負國人期望，履行諾言，與我們合作抗戰到底。還說：我們共産黨主張建立各黨各派各軍各界人士的共同聯盟，要使山西同胞不當亡國奴，隻有聯合起來，發動民衆，共同抗戰。經過反複商談，閻錫山同意成立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争總動員會。二是八路軍進入山西後的作戰地域和方針問題。周恩來指出，我黨根據自己的兵力及戰術特長，開赴冀察晉綏四省交界的地區，以山地戰、遊擊戰側擊西進和南下之日軍，配合友軍正面作戰。當時一一五師已經入晉，正在侯馬一帶修火車路，一二○師即将入晉；一二九師尚在整頓中。入晉八路軍部隊希望早日到達預定地域作戰，要閻錫山給予支持和方便。閻錫山滿口答應。同時扼要介紹了他的大同會戰部署。閻錫山搞的是陣地防禦戰，南起娘子關，經龍泉關、平型關沿晉綏東部省界及北部外長城一線，築有綿長的國防工事。主要想依托這些工事“守土抗戰”，可以說對運動戰和遊擊戰相結合的戰法一竅不通。三是八路軍的薪饷和裝備補充問題。八路軍薪饷短缺，裝備很差，要同強敵作戰，必須解決後勤供應問題。急需補充的物資，包括槍炮、子彈、炮彈、炸藥、刺刀、手榴彈、軍毯、皮衣、棉衣、通信器材及醫藥衛生材料等數十項，需在部隊路過太原時解決。薪饷問題，要求與第二戰區的友軍同等待遇，不能厚此而薄彼。閻錫山滿口答應，但後來隻給了點棉衣和彈藥，别的什麼也未落實。
徐向前和周恩來一樣，經常夜以繼日地工作。會見各界人士，深入群衆，利用一切機會宣傳共産黨的抗日主張。
太原城有不少五台人，在閻錫山的政府、軍隊和教育機關任職。徐向前就利用同學、同鄉關系，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有時陪周恩來出去，有時單獨出去。每天都安排得滿滿的，什麼同鄉宴、校友會、群衆集會，徐向前是逢請必到，每到必講話。外出多了，警衛人員怕出事，經常抱怨他。徐向前總是笑着說：“放心吧，群衆會保護我們的，閻錫山也不會把我們怎麼樣。”
太原國民師範是徐向前的母校，他曾陪同周恩來去做過講演。講團結起來，結成堅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有一次周恩來講了兩個多小時，強調各界一緻團結對外，反對西太後的“甯贈友邦，勿予家奴”的思想，号召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有槍出槍。
一次，一批平津流亡學生集聚在太原教育公會自省堂。這些青年人，從“一二。九”運動就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但抗日戰争真的打起來了，又束手無策。徐向前的老同學武尚仁、鄭季翹到辦事處請他給講一講。徐向前應邀到場，幾百名熱血青年高呼口号歡迎。他向學生介紹了共産黨的抗日救國綱領，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問題。徐向前說：“要做好抗日工作，首先要有奪取抗戰勝利的信心。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堅定不移，毫不動搖。沒有這一條。
就談不上做好抗日工作。其次，要有過艱苦生活的準備。勝利一定屬于我們，但勝利是靠流血流汗、艱苦奮鬥得來。萬事開頭難，要知難而進，不能碰到困難就打退堂鼓。第三，最重要的，就是要宣傳民衆，組織民衆，武裝民衆。
山西省地廣人多，山高林密，把群衆發動起來，我方到處是營壘，是戰場，是打擊日寇的生力軍，就能陷敵于滅頂之災。離開了民衆，隻身奮鬥，将一事無成。“青年們聽了，都很高興。
山西省政府主席趙戴文，是徐向前在太原國民師範讀書時的校長，此人當過南京國民政府的内政部長，是閻錫山的得力助手。他聽說徐向前回到了太原，專門約見叙舊。從前在學校裡趙戴文沒有和徐向前談過話。如今徐向前作為共産黨的談判代表之一，又是紅軍的著名将領，趙戴文想起了徐向前曾是他的學生。于是便把徐請到家中重叙師生之情。當然，趙戴文請徐向前到家裡作客的目的，比他和徐向前所談的要重要得多。有的先生就是這樣，在學生還是學生的時候，學生是不在他眼裡的，當學生成名之後，他對“學生”的重視一下子提高了許多倍，并想方設法讓人相信他就是這“學生”的導師。
趙戴文以請教的口吻問徐向前：“萬一太原失守怎麼辦？”
徐向前說：“萬一守不住，就要事先炸掉小鋼廠、軍工廠之類的工業設施，不能留給日本人。要組織民衆，堅壁清野，把日寇困守在太原城内，逐步消耗和消滅他們。”
趙點頭贊同，事後，還向閻錫山轉述了這個意見。針對趙戴文兼任山西省總動員實施委員會副主任，徐向前着重向他談了組織群衆、武裝群衆的問題。他說：“現在雖然從省到村都成立了動員委員會，立了方案、章程，但實際上是采取抓夫、攤派的形式，強迫群衆挖戰壕、擡傷員、運送軍需品，這不叫組織群衆，也不符合動員委員會的要求。”徐向前看趙戴文願意聽，又向他介紹了紅軍的經驗，說明“組織群衆，要有真正的思想動員，要把群衆武裝起來，讓他們自己保衛自己。”
趙戴文表示贊成這個意見，後來果真搞了一些“人民武裝自衛隊”。太原、臨汾淪陷後，這些“自衛隊”有相當一部分轉到了八路軍手中，成了堅持抗戰的人民武裝力量。
徐向前在太原還會見過一些開明士紳和新聞記者。
一位記者有這樣一段記述：“徐向前，山西五台人，性緩，善說話，像一位小學校長，他跟肖克一樣注重實幹，對于此次晉北的軍事活動都頗有力。
他們認為為抗戰而死，使民衆獲得幸福，這很值得的。“
著名的東北籍愛國人士杜重遠先生有一段有趣的描寫：“我到招待所把名片遞人後，即有人請我進去。此時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肖克、徐向前諸先生都在内。周君一一介紹。在我未見他們之前，以為衆家英雄必是方面大耳，豎眼立眉，牛頭的鼻子，火盆的大嘴，或像劇院裡的花臉張飛似的。
不料相見之下，一個個都是彬彬有禮，狀似一群教書先生。……談起此次抗日的問題來，他們都是喜形于色，抱着極大的樂觀。問他們的理由，回答得很簡單，說‘全在于組織民衆’。周說：“這種長期的鬥争，若不把民衆組織起來，縱有優良的武器，都是無用的；何況我們的武器還不如人家呢。‘徐說：”組織民衆須要深人民間，與百姓同甘苦，替老百姓解決困難問題，把國家民族的利益打在老百姓的利害一塊，老百姓才肯拿出力量來，為民族、國家而奮鬥而犧牲，所謂’效死而去‘，我們要能把老百姓的力量運用起來，我方到處是營壘，對方到處都是敵人，……（就）不打而潰了。“
徐向前在太原着實忙了一陣子，還有些安排正要實施，10月1日夜間便接到了朱德、彭德懷的電報，要他速到友軍部隊中去開展統一戰線工作。
在他們和閻錫山談判結束時，朱德、彭德懷和任弼時率八路軍總部到了五台縣的南茹村。接到電報，夜10時徐向前即告别了周恩來、彭雪楓和辦事處的人，坐汽車出發。次日早6點鐘，到五台縣城。再往上走，山路狹窄崎岖，汽車不能通過，他隻好乘馬趕往南茹村。
這時毛澤東又有了新指示：以遊擊戰争為唯一方向，重點控制五台山脈，形成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脈之間的廣泛遊擊戰争，配合晉綏軍的正面作戰。要準備敵人占領整個華北。統一戰線和發動群衆工作，應緊緊圍繞開展敵後遊擊戰争的任務進行。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向徐向前傳達了這個新指示後，讓他帶一個工作組，到友軍中去開展工作。
10月初，閻錫山正在準備着忻口戰役。在五台縣的小豆村，徐向前見到了第六集團軍總司令楊愛源，兩人讨論了雁北局勢。日軍在平型關遭到八路軍一一五師的嚴重打擊之後，開始調整部署。驕橫無忌的日軍第五師團師團長坂垣征四郎銳氣大減，猥于平型關五天不敢下山；日軍獨立混成第十五旅團旅團長筱原誠一郎倉惶率部從同蒲路尚希莊一線向第五師團靠攏，突破茹越口，進占繁峙城；獨立混成第十一旅團從綏遠調頭南進，經右玉、平魯，進占朔縣，又由陽方日越過内長城，占領甯武之段家莊地區。楊愛源擔憂他說：看來崞縣城、原平也難保住。閻錫山由嶺口到了東山底，正在設置忻口防線。守廣靈的七十三師師長劉奉濱作戰負傷，部隊調往忻州方向。台懷隻有從天鎮撤下來的李俊功一○一師，金憲章的新編第二師和一個新編團留駐。徐向前說：“保定、集甯、滄縣已經陷落，日軍逼近了娘子關，忻口有沒有把握守住？不管怎麼樣，我們還是配合你們打遊擊戰，要打到敵人側翼和後方去！即使整個華北淪陷了，我們也還是在敵後打遊擊。你們最好也不要用那種死守陣地的消極打法，工事靠不住。從幾次和日軍接觸看，官兵作戰還是很勇敢的，二○三旅旅長梁鑒堂在茹越口以身殉國；在團城口，一個團長率部與敵人拼殺，200多人同歸于盡。但由于打法欠妥，陣地一個個失掉了。”徐向前還說：“敵軍銳氣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部隊沒士氣。部隊還是得要有政治工作，多講一些‘大日本皇軍’可以戰勝的道理，把官兵的士氣振奮起來。”這是針對晉軍士氣低落的狀況說的。楊愛源點頭稱是，說：“希望你們到山上走一走，也給弟兄們講一講。”
第二天，徐向前的小組到了五台山的大集鎮――台懷鎮，住在靈峰寺内。
五台山以台懷鎮為中心，周圍寺廟有300多處，形成了一個規模宏大的寺廟建築群，号為“五台山佛教聖地”。那時部隊到五台山上，多是住在寺廟裡。
一住下來，緊張的工作就開始了。徐向前對随同工作小組的人說：“戰事越來越緊，時間不等人，咱們的工作得往前趕，有部隊的地方，都盡量去一下。”他們用遊擊戰争的工作方式，經常是夜間趕路，白天工作。先後會見了李俊功、金憲章、田世俊等一些師團長官，還在楊林街、朱位、油坊街一些地方，舉行友軍下級軍官談話會、演講會。分析抗日戰争敵我雙方的形勢；介紹遊擊戰争的戰略與戰術，發動群衆及做好群衆工作的方法，怎樣開展政治工作；講國共合作的必要性，希望大家團結起來，共同對敵，樹立抗戰必勝的決心與信心。
閻錫山部隊的軍官們很願意聽徐向前演講，有的當場表示要向八路軍學習，多打幾個像平型關那樣的勝仗。可是，由于閻錫山三心二意地打日本，下邊雖有“守土抗戰”之志，也難施展。不久，忻口戰役失利，閻錫山指令部隊後撤，命令一下，整個軍心動搖，撤退成了逃竄，一片混亂。群衆編了一首歌謠道：“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搬家忙，窮人心惶惶，軍官丢部屬，小兵扔大槍。”楊愛源跑得更快，一直逃到太原，為失守太原給閻錫山搬家做準備去了。徐向前感歎他說：“一個統帥失去了信心，縱有精良的部隊也無法戰勝敵人。”
閻錫山擁兵不守，一退再退，加上部隊的紀律太壞，潰逃的散兵到處搶掠，這樣就觸怒了人民，山西乃至全國輿論大嘩。閻錫山在這種壓力下，忍痛處死了六十一軍軍長李服膺。李臨死前大喊冤枉：“我是奉令撤退，罪不在我！”
第四節故鄉之行徐向前到太原，距家鄉不過半日行程了，彭雪楓等都曾向他提出：應當回去看看。徐向前何嘗不想回家呀，12年了！這12年，世界在變，中國在變，家鄉情況怎樣了呢？這麼多年，他被國民黨說成了“匪首”，家中的親人怎樣他都無暇顧及。
從大同、嶺口回到太原，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都勸徐向前回家看一看。
周恩來看他是怕耽誤工作，就說：“回家也是工作嘛。五台山區戰略地位重要，是我們下一步開展遊擊戰争的基地之一，你去走一趟，能擴大黨的影響，為将來開展工作做點準備。”彭德懷說：“你和家人離别多年，回去看看，合情合理，不能讓人家說共産黨不講人情嘛！”還讓供給部拿出60元錢給老人買點東西。
9月16日，正是中秋節前3天。徐向前早6時出發，中午過後到了東冶鎮，從這裡到永安村還有幾裡小路，不能走汽車，隻好棄車步行。要到家了，徐向前很興奮，走在彎彎曲曲的山路上，和警衛員說着童年的生活、風土人情。什麼東冶白菜、建安大米、台山蘑菇等等都在話題之内。說着，忽然看到前邊有一位老人，背着口袋吃力地行走。徐向前一眼就認出是父親的背影，但又不相信這麼巧，走近一看，果然是。他輕輕叫了一聲，老人楞住了，用驚疑的眼光看着這兩個軍人。徐向前站在他面前，恭恭敬敬他說：“大大（爸爸），我是象謙。”老人聽到“象謙”兩個字，眼淚就流下來了，警衛員接過老人肩上的口袋，徐向前攙扶着父親，問：“娘好嗎？”老人家用衣袖擦了擦眼淚，說：“她頭年就過世啦。”一聽這話，徐向前的腦袋轟的一下，一路的喜悅像是被一陣狂風吹得無影無蹤了。
回到家裡，姐姐、嫂嫂、妹妹、女兒，都很意外，恍如夢中相見，悲喜交集。消息很快傳開了，村裡熱鬧起來，親戚、朋友、同學、鄰裡，都往“樓院徐家”去，要看一看這個出在本村的能與閻錫山比高低的大人物。住在外村的兩個姑姑也很快趕來了。院子裡，人來人往，上房和東西廂房都擠滿了人。徐向前熱情招呼着來來往往的父老鄉親，一一回答他們的問話。
一位老太太擠到徐向前跟前說：銀存呀，讓我好好看看，人家說你長了紅頭發，藍眼睛，豬嘴巴，當了什麼‘匪’，這是真的嗎？“一句話逗得全屋人都笑了。徐向前也逗趣他說：”那你還來看我，不怕把你吃了哇。“
還沒見過爸爸的女兒松枝，又眼生，又不願離開左右，當爸爸問她話時，卻又害羞地躲開了。
老姑母的一雙眼睛一直沒有離開徐向前，她覺得，侄兒母親不在了，姑姑應該盡母親的責任。她看到徐向前穿得單薄，就說：“銀存，天快冷了，給你做一條棉褲吧？”徐向前完全理解老人的心，他對姑母說：“姑姑，怕你做不起呀。”姑姑解釋說：“再怎麼窮，一條棉褲還是拿得出來的。”徐向前意味深長他講道：“姑姑，我的同志有一萬人，要做就得一起做呀，光我一個人穿暖了怎麼行呢！”姑姑這才理解了向前的心。這件事很快傳開了，後來彭雪楓不止一次把它作為故事講給别人聽，要大家想一想這短短幾句話。
徐向前的父親自從兒子走後，他對國事、政治時時留意，尤其對共産黨和紅軍的動向更為關注，想方設法打聽消息。有一年，曾有南京政府軍的兩名副官來看過他，兩人口稱是蔣校長派他們來的，問他家裡有什麼困難沒有，知不知道徐向前的下落。徐向前的父親回答很巧妙：“自從象謙考上黃埔軍校，就不知哪裡去啦，連點音信也沒有，我正要找你們蔣校長要人呢！”兩名副官啼笑皆非，不得要領而去。徐向前和家人、鄉親們的中心話題是抗日。
人們心中有不少疑問。中央軍撤退的風越刮越大，大家擔心家鄉淪喪，當亡國奴，問徐向前該怎麼辦？徐向前說：“大敵當前，每個中國人都應當有所準備。要沉着應付各種情況，要準備着過戰争的生活。日本人來了，你們就拉起隊伍，上山打遊擊去！”他對聞訊前來看他的東冶鎮“抗敵後援會”的負責人說：要做好抗日宣傳，把鄉親們發動起來。不要怕日本人，不要當旁觀者，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有槍出槍，在戰鬥中求生存。有人提出組織遊擊隊，要徐向前發槍發子彈。徐向前說：“槍和子彈都可以給，但現在不行。
當務之急還得自己想辦法。紅軍的傳統就是從無到有。沒有一支部隊是武裝好了才去鬧革命的。隻要有抗日決心，就能想出辦法武裝自己。“一席話，使大家看到了希望，增強了信心。徐向前的大姐和二姐的孩子都要求他把他們帶到部隊去，上前線打日本。徐向前尊敬兩個姐姐，從小聽她們的話。在他看來，姐姐們的話同母親說的具有同樣的效力。在姐姐沒說話之前，一直沒答應。當姐姐說”行“時，他才答應下來。①夜深了，人們陸續散去。一家人靜下來又談起了家裡的事。姐姐、嫂嫂、妹妹都說。娘晚年很想他，病倒在炕上的時候，還不斷呼喚他的名字。徐向前很悲痛，立即讓女兒松枝掌着燈，來到上房西屋，在母親靈樞（當地習慣，老年夫婦先死者可不下葬，而停靈樞于家中）前站了很久，很久。姐姐送來了打着”錢印“的黃表紙，替徐向前把它點燃……。
第二天，在東冶鎮沱陽學校群衆大會上，徐向前用五台鄉音又演講着抗日救國的道理。
①後來這兩個孩子在抗日戰争中都犧牲了。大姐的兒子郭富安同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一起殉難；二姐的兒子趙希聖陣亡于“百團大戰”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