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南下和北上的歲月
第一節困惑與磨難
曆史是曲折的，在革命的征途中，徐向前又遇上了一條之字路。
1935年9月，徐向前、陳昌浩率紅四方面軍的九軍、三十軍及紅軍大學部分人員，按照張國焘南下的命令，再次穿過茫茫草地，返抵毛兒蓋。随後，向松岡、黨壩一帶集結。
徐向前本來就話語不多，如今什麼話都不想說了。回顧三個多月以來與中央紅軍由會合而分開的曲折曆程，他感到前途坎坷，心情異常沉重。在穿過草地時，他和三十軍政委李先念坐在一個山包上休息，隻說了一句話：“我也不懂，紅軍和紅軍鬧個什麼勁！”行進的隊伍，也失去了往日生動活躍的氣氛。誰都說不出南下會怎麼樣。大地被凄風寒雨籠罩着，田野一片迷茫。
張國焘不顧黨中央的警告和朱德總司令的一再勸阻，頑固堅持其分裂主義和南下方針，要把紅四方面軍及五、九軍團拖到川康邊去。為掩人耳目，混淆視聽，他于9月中旬發布了《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劃》，誣蔑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北進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路線”，說什麼隻有大舉南進，才是真正的“進攻路線”。事實上，張國焘的“進攻路線”是完全錯誤的。從政治上說，它與黨中央的北上方針相對立，完全脫離了全國波瀾壯闊的抗日救亡運動，因而隻能使紅軍處于愈來愈孤立的境地；從軍事上說，南下遇到的對手，并不是什麼“川敵殘部”，而是蔣介石追擊紅軍的數十萬大軍；從根據地的條件來說，所選擇的川康邊的少數民族雜居區域，地瘠民窮，人煙稀少，不利紅軍的生存和發展。因此，這條“進攻路線”的碰壁和破産，是不可避免的。徐向前意識到了南下道路的艱難。他沉默中痛苦地思考着。然而，對于同蔣介石有着血海深仇的紅軍指戰員來說，“進攻”卻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這些來自鄂豫皖和川陝根據地的英雄兒女，一聽說南下是去打蔣介石，不少人又磨拳又擦掌。張國焘正是利用了廣大指戰員對反動派的階級仇恨心理，以售其奸。
10月5日，張國焘在卓木碉召開了高級幹部會議，會址在一所喇嘛寺裡。
黃昏後，軍以上負責人陸續來到寺内。朱德、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都到了。會議由張國焘主持。他一面慢條斯理地作報告，一面察顔觀色。張國焘的攻擊矛頭主要指向“毛、周、張、博”。他誣蔑中央紅軍是“向北逃跑”，“右傾機會主義”，“分裂紅軍”，大言不慚地以列甯和第二國際決裂、另立第三國際的曆史作類比，為其另立第二中央的反黨行為張目，聲言要“開除毛、周、張、博的黨籍”，“撤職查辦葉劍英、楊尚昆”。有的人發言慷慨激昂，甚至攻擊黨中央，表态擁護“張主席”的決定。
徐向前表情嚴肅，坐在一個角落裡，一言不發，“吧嗒吧嗒”地猛抽煙。
紛繁複雜的黨内鬥争，使他心裡亂如麻團。在變幻莫測的政治風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他一時理不出頭緒來，隻好用沉默來對待這一切。
張國焘“請”朱德和劉伯承發言。劉伯承講了一番革命形勢和加強紅軍團結的話，話裡有話，反對張國焘那一套。朱德總司令語重心長他說：同志們哪，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紅軍是一個整體，是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國和世界都有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不能反呀！不論發生多大的事，都是紅軍内部的問題，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辦法來，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
徐向前對朱德總司令十分敬仰，從南昌起義開始，他就聽說了朱德的大名。在東江、鄂豫皖和川北的年代，徐向前總是把朱德、毛澤東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他對朱德平易近人、艱苦樸素的品德，尤為敬佩。他對朱德說的“
天下紅軍是一家“，”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完全同意。盡管會上有人示意要他發言，要他反對中央，他始終沒有發言。
在這次會上，張國焘公然宣布成立所謂“中央政治局”，“決議”開除“毛、周、張、博”的黨籍和“下令通緝”他們。張國焘的分裂主義已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朱德總司令後來回憶這段曆史的時候說：“那段時間張國焘造反。我們當時的處境很困難，但碰上困難有什麼辦法呢？堅持吧！”“他那幾天想叫下邊互相打架，下邊有人要打架，我反對。我對他說：我們現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們都要命。我威脅他，打架被制止了。”“這時他又搞了個‘中央’，我說：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贊成。我按黨員規矩，保留意見，以個人名義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鬥，我們人少，但理直氣壯。我們的辦法是，他搞他的，我們做我們的工作。隻要革命，總會到一塊的。”①徐向前在《曆史的回顧》中說：“會後，張國焘找我談話，我明确表示，不贊成這種作法。我說：黨内有分歧，準是誰非，可以慢慢地談，總會談通的。把中央罵得一錢不值，開除這個，通緝那個，隻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們也不能這樣搞。現在弄成兩個中央，如被敵人知道有什麼好處嘛！”
10月7日，紅軍總部發布了《綏（靖）崇（化）丹（巴）懋（功）戰役計劃》，規定紅軍主力采取秘密迅疾手段，分由觀音鐵橋及黨壩沿大小金川兩岸夾河并進，配合奪取綏靖、崇化。随即分取丹巴、懋功，以作南下出天全、蘆山、邛崃、大邑的依托。另以一部牽制并扼止鹧鸪山、馬塘、梭磨、夢筆山一帶之敵，以使主力得以各個擊破敵人，奪取目的地。
10月8日，部隊分為左右兩路縱隊，先後向大小金川沿岸急進。
大小金川地區，地形複雜，利守難攻。沿途多深山狹谷，要隘急流，不便大部隊展開。大金川沿岸的綏靖、崇化、丹巴一線，由劉文輝部的兩個旅防守；大金川以東之小金川沿岸的懋功、撫邊、達維一線，由楊森部的4個旅另1個團駐守；達維以東的日隆關、巴郎山等地，由鄧錫侯部1個團駐守。
紅軍按原計劃發起戰役後，首先由右縱隊搶占綽斯甲附近的觀音鐵橋渡河，以便左右兩軍夾河而進，隔岸呼應。但是，右縱隊搶渡受阻，延遲了出動時間。11日，率左縱隊行動的徐向前臨時決定由四軍立即出動。
從黨壩地區搶渡大金川，三十軍及二十七師跟進。左縱隊搶渡成功後，即沿河急進，攻克綏靖、丹巴、撫邊、懋功、達維、日隆關、巴郎山等地。
至20日，戰役結束，共潰敵劉文輝、楊森部6個旅，殲敵3000餘人。這一戰役的最大缺點是未能集中優勢兵力擊敵。當右縱隊渡河受阻後，按兵不動10多天，任務全由左縱隊承擔。這樣，等于隻有一半的兵力投入戰鬥，其餘一半則陷于無用武之地。左縱隊兵力不足，無力乘勝圍殲逃敵，結果隻打了一個擊潰戰。
10月20日，紅軍總部又發布了《天蘆名雅鄧大戰役計劃》，決定：以①朱德與紅二方面軍戰史編寫組同志的談話。
主力乘勝速向天、蘆、名出動，徹底消滅楊、劉，并迎擊主要的敵人劉湘、鄧錫侯部，取得天全、蘆山、名山、雅州、邛州、大邑廣大的根據地為目的。
對康定、漢源、榮經、灌縣方向，采取佯攻姿态配合主力行動。徐向前日夜精心籌劃，決心要打好這一仗。這時，敵人的防禦部署是：以劉文輝部防守金湯及滬定至漢源、雅安一線；以楊森部防守主興至大硗碛一線；以鄧錫侯部防守寶興以東大川場至水磨溝一線；以劉湘之模範師9個團集中守天全；另從綿竹等地抽調18個團向西增援。
紅軍共分三路縱隊進擊：右縱隊以四軍、三十二軍組成，由丹巴經金湯攻取天全，并以一部向漢源、榮經活動；中縱隊以三十軍、三十一軍九十二師、九軍二十五師組成，先進占寶興、蘆山，而後向名山、雅安及其東北地區進攻；左縱隊為九軍二十七師，除一部鞏固撫邊、懋功、達維外，主力向東伸進，威脅灌縣、大邑之敵。另以五軍團為右支隊，鞏固丹巴地區：以三十三軍為左支隊，留駐馬塘、兩河口，相機威脅理縣、占領威州。徐向前和陳昌浩随中縱隊行動。
10月24日紅軍發起攻勢。僅半個月的時間，即攻克寶興、金湯、天全、蘆山等地，占領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東、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廣大地區，斃俘敵1萬餘人，擊落敵機1架，造成了進可橫掃川西平原的态勢。
天、蘆、名、雅、邛、大一帶，崇山峻嶺，森林叢錯，懸崖峭壁，道路崎岖。紅軍隊涼人的毅力和神速動作，連續翻山越嶺，勇猛追敵。充分表現了紅四方面軍的旺盛攻擊能力和頑強、果敢、迅猛的戰鬥作風。
戰局打開後，西取康定、滬定，還是東進川西平原？是擺在部隊面前的突出問題。張國焘提議，重點奪取康、滬，以道孚為戰略後方，在川康邊立腳發展。徐向前和陳昌浩則認為：天全、蘆山一帶糧食和人口較多，便于補充和發展，主張在此與敵決戰，得手後趁勢推向川西平原。他們于11月7日發電給張國焘，提出：如馬上進西康，補給困難，減員更大，力量分散，天氣極冷。目前仍在此尋機打敵，先打開左翼局勢，然後配合四軍夾擊天全。
此地決戰得手，則東出或西進均易，西進隻是萬一之路。張國焘未再堅持他的意見。徐向前、陳昌浩遂揮軍向名山、邛崃地區進擊。這時，劉湘為确保川西平原，屏障成都，已調集主力前來防堵，在名山、夾門關、太和場、石碑崗一線梯次配置，兵力共達80餘團。徐向前決定以1個師圍困名山，以一部鉗制榮、漢方向之敵；以主力對名山東北方向之敵，取中央突破兩翼迂回的戰術，力求将敵分割全殲。
戰役發起後，進展相當順利。這一帶地形多是平川和水網地帶，敵人靠大量明碉暗堡防守。紅軍發揚了近戰、夜戰的特長，打得敵人抱頭鼠竄。14日，占王家口、朱家場、太和場等地。16日，掃敵200多碉堡後攻占百丈關重鎮；接着将援敵6個旅擊潰，沿百丈通邛崃的汽車路猛打猛追，相繼占領黑竹關、治安場、王店子。此時前方仍有優勢敵人防堵，徐向前遂令先頭部隊停止追擊，構築工事，準備對付敵人反擊。在追擊中，由于紅軍緊緊咬住潰退的敵人不放，敵機分不清哪是白軍，哪是紅軍，無法投彈、掃射，隻能在上空盤旋一陣飛走了事。
11月19日拂曉，敵10幾個旅在飛機大炮掩護下，從東、北、南三面向突出于百丈地區的10餘裡長弧形紅軍陣地猛烈進攻。徐向前親臨前線指揮部隊與敵血戰。在敵機的瘋狂轟炸掃射下，百丈附近的房舍、村落成了一片火海。紅軍戰士一次又一次地與沖上來的敵人肉搏格鬥，鮮血染紅了稻田裡的泥漿。敵人的後續部隊越增越多，象蝗蟲似的，一群接一群地向百丈地區雲集。戰鬥持續了七晝夜，紅軍斃傷敵1.5萬餘人。徐向前和陳昌浩考慮連續血戰十分不利，乃命令部隊撤出戰鬥，轉移到北起九頂山，南經天品山、王家口至名山附近之蓮花山一線，憑險防守。
百丈戰鬥紅軍傷亡近萬人，被迫轉入防禦，處境日趨艱難。四川軍閥主力集中于東面的名山、邛崃地區；薛嶽部6個師向南面的雅安、天全地區集結；五十三師李抱冰部則部署于西南之康定、滬定地區。他們采取穩紮穩打辦法，實行堡壘戰術，在鞏固既有陣地的基礎上步步推進。
時值隆冬，雨雪連綿，寒苦異常。糧食沒有來源，部隊經常靠挖野菜、土豆充饑。徐向前雖多次命令後方部隊想辦法打野牦牛，但漫山皆白，打牦牛的隊伍不僅收獲不大，許多人還得了雪盲症，無法繼續行動。這裡又是少數民族雜居區域，生産落後，物資缺乏，人日稀少，經過發動群衆雖有些人參軍，但為數寥寥，難以彌補紅軍的戰鬥減員。所有這些，使徐向前更加明确地認識到：張國焘的南下方針是錯誤的。這時在廣大指戰員中也引起了日益增長的懷疑和不滿。
南下期間，徐向前一直忙于在前線指揮打仗，有時回總部去彙報軍事情況才得見到朱德總司令。這期間朱德一直不放棄同張國焘的原則鬥争，總是勸張國焘，說他這個“中央”不是中央，要他服從中央的領導。朱德對紅軍部隊的作戰指揮不幹預。因為紅軍要生存就要消滅敵人，保存自己。徐向前對朱總司令這種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統一的态度，由衷敬佩。
一天，中央紅軍直接打電報給徐向前和陳昌浩，告知在直羅鎮打了勝仗的喜訊。徐向前拿上電報，興沖沖地找到張國焘，說：“出個捷報吧！中央紅軍打了勝仗，對我們的部隊是個鼓舞。”
張國焘冷淡地回答：“不要管他們，用不着出捷報！”
這使徐向前很反感。他覺得這人對中央紅軍打了勝仗都要封鎖消息，不讓下面知道，可見他心中是怕中央了。
不久，從共産國際回來的張浩（林育英）打電報給張國焘等人，傳達了共産國際高度評價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行動，接着，中共中央又把“十二月決議”（瓦窯堡會議決議）的内容電告紅四方面軍。1936年1月下旬，張國焘在任家壩召開會議，讨論中共中央的決議。徐向前态度鮮明地支持中共中央的決議和朱德關于謀求黨内統一和放棄川康根據地北上抗日的觀點。陳昌浩的态度也有較明顯的轉變。張國焘見大勢已去，先是緻電張浩表示“一切服從共産國際的指示”，繼又表示“原則同意”中央路線，作出了急謀黨内統一的姿态。
中共中央為團結紅四方面軍的廣大幹部，争取張國焘的轉變，采取了積極的方針。1月24日，由張聞天緻電朱德，電稱：“黨内統一一緻，才是挽救殖民地危險，才有利于中國革命。接讀來電至為歡迎，兄與國焘兄均黨内有數老同志，此間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為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之最高原則，好在國際聯絡已成，盡可從容解決。既願放棄第二黨組織，則他事更好商量。
“兄處組織仿東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屬國際代表團。暫時與此間發生橫的關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組織關系照舊，對内對外均無不妥。特複。”
2月14日，林育英、張聞天又緻電朱德、張國焘：“三電均悉，兄等對政治決議既原則上同意，組織上亦用西南局，則對内對外均告統一，自是黨與革命的利益，弟等一緻歡迎。”
關于戰略方針，電報中提出：“育英動身時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并不反對靠近蘇聯。四方面軍及二、六軍團如能一過岷江、一過長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陝甘，為在北方建立廣大根據地，為使國内戰争與民族戰争打成一片，為使紅軍真正的抗日先遣隊，為與蘇聯紅軍聯合反對共同敵人――日本，為提高紅軍技術條件，這一方針自是上策，但須由兄等估計敵情、地形等具體條件的可能性。”
“二、四方面軍在現地鞏固的向前發展，粉碎圍剿，第一步把蘇區迫近岷江；第二步進入岷沱兩江之間。這是奪取四川計劃，但需估計堡壘主義對我們的限制，需不失時機以主力躍入堡壘線外，在外消滅敵人，發展蘇區。
二、六軍則靠近川南蘇區，在雲貴川三省之交建立根據地，與四方面軍互相呼應。“
“四方面軍南渡大渡河與金沙江，與二、六軍取得近距離會合，甚至轉向雲貴滇川發展，尋求機會的前進。以上三種方針請兄等考慮選擇之。”
這時，天全、蘆山地區薛嶽部正集中6至7個師的兵力與川軍配合，向四方面軍進逼。方面軍領導人一緻決定，執行北上方案，率軍向道孚、爐霍一帶轉移，伺機策應二、六軍團北進。
第二節心中升起新的希望
1936年2月下旬，紅四方面軍按照《康（定）、道（孚）、爐（霍）戰役計劃》分為三個縱隊向道孚、爐霍、甘孜進發。徐向前率一縱隊行動，經過兩次過草地，又苦戰幾個月，他的身體相當虛弱，晚上一般不參加總部的會議，提前休息。但一路上他仍堅持步行，把馬讓給傷病員騎。每當警衛員勸說他騎馬，他總是說：“天冷，走路比騎馬暖和。”
從丹巴至道孚，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主峰黨嶺頂天矗立，終年積雪。冰雪晶瑩，空氣稀薄。徐向前從當地群衆中得知翻越折多山要兩天路程，每天下午山上起風暴，要通過主峰黨嶺，必須趕在正午以前。他細心地計劃了路程，命令部隊頭天下午整裝出發，向半山腰前進。他和指戰員們一樣，拄着木棍，頂着風暴，一步一步地攀登。為了安全通過這座大山，前鋒和後衛部隊均配屬電台，與總指揮和軍部保持聯絡。入夜，風暴越來越大，部隊不得不停止前進。戰士們一堆一堆擠在一起禦寒取暖。拂曉，部隊繼續前進，山上的空氣越來越稀薄，大家拖着凍得麻木的雙腿，你挽我扶，氣喘籲籲。被汗水浸透的衣服，轉眼凍成了凍筒；漫山皆白，在陽光反射下不少人刺得象“睜眼瞎”似的。一些體弱的戰士，走着走着，一頭栽下去就長眠不醒了。徐向前看到這些情景，心如刀絞。他一次又一次發出命令，要把病傷的同志保護好。正午前，徐向前和先頭部隊終于勝利通過黨嶺。他下令把一面紅旗插在頂峰，讓鮮豔奪目的紅旗在風雪中飄揚，給後續部隊指引奮力前進的目标。
3月15日，方面軍機關總部抵道孚，繼後進駐爐霍。接着，三十軍占領西康東北部重鎮甘孜。至4月上旬，紅軍控制了東起丹巴，西至甘孜，南達瞻化、泰甯，北連草地的大片地區。徐向前命令部隊積極籌糧準備北上。這時，到達陝北的中央紅軍和十五軍團已東渡黃河進行東征。紅二、六軍團正轉戰在滇西北地區，拟北上與四方面軍會合。朱德總司令和方面軍總部決定：四方面軍就地休整，準備接應紅二、六軍團。
4月中旬，徐向前和陳昌浩派出三十二軍和四軍一部，進占雅江、西俄洛，将李抱冰敵阻止于雅江以東，以确保二、六軍團北進時翼側的安全。紅四方面軍全軍動員，積極進行迎接二方面軍的準備工作。在一次幹部會上，徐向前說：“紅軍就象一家弟兄，一、二方面軍好比是老大、老二，我們是老四。上次我們和老大哥的關系沒搞好，這次可要注意呀，和老二隻能搞好，不能搞壞。不然，人家就說老四太沒道理了。”一番話把幹部們都說笑了。
紅四方面軍自南下以來，減員很大，從原來的8萬餘人減至4萬餘人。
為此，方面軍重新進行了整編。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參謀長李特，政治部主任周純全，轄6個軍19個師。第四軍軍長王宏坤，政治委員王建安，轄第十、十一、十二師和獨立師；第九軍軍長孫玉清，政治委員陳海松，轄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師和教導師；第三十軍代軍長程世才，政治委員李先念，轄第八十八、八十九師；第三十一軍軍長王樹聲兼，政治委員詹才芳，轄第九十一、九十三師；第五軍軍長董振堂，政治委員黃超，轄第十三、十五師；第三十二軍軍長羅炳輝，政治委員李幹輝，轄第九十四、九十六師。另有婦女獨立團、騎兵師、四川抗日義勇軍、金川省軍區、紅軍大學等部。
5月間，東征的紅一方面軍回師陝甘蘇區。這時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愈來愈得到東北軍、西北軍和各階層愛國人士的支持和贊同。紅一方面軍同張學良的東北軍達成了秘密的團結抗日協定。形勢正急劇地發展着。
經中共中央領導人來電與張國焘反複磋商，以及經朱德、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的一再催促，張國焘終于同意北上，于6月上旬宣布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會合二方面軍，準備北上抗日”的口号，激勵着全軍指戰員。7月初，紅二方面軍領導人賀龍、任弼時、關向應、肖克、王震等到了甘孜，會見了朱德、張國焘、陳昌浩等。徐向前因在爐霍準備組織隊伍先行北上，未能參與會見。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在一份政治工作報告裡，叙述了兩軍會合的情形：“看見了四方面軍的整齊嚴肅與其階級友愛的熱情，使我們感覺了無限的興奮。”“甘孜已普遍的建立了番民的獨立政權與群衆武裝，我們到絨趕岔時，即有番民的勞動婦女跳舞唱歌慰勞我們，并有番民群衆高呼日号，使我們在精神上感覺非常愉快。”“黨、軍、政機關努力下，籌集了大批糧食供給我們，并有當地政府慰勞了一些牛羊。給養上比前得到了改善。……”
7月2日，徐向前率中縱隊從爐霍出發，向甘南進軍。接着，四方面軍的左右兩個縱隊和二方面軍亦陸續開拔。徐向前和紅四方面軍的部隊，又一次開始了穿越草地的艱難行軍。他們這是第三次過草地了。由于事先準備較充分，這年草地裡雨水稀少，故減員比頭兩次要少得多。行軍途中，紅二方面軍政治委員任弼時不顧疲勞，分别同朱德、劉伯承、張國焘、陳昌浩、傅鐘等個别交談，交換促進黨和紅軍團結的意見。
在草地裡，徐向前才見到任弼時，這是他倆第一次會見。徐向前對任弼時提出的通過召開六中全會（共産國際派代表參加）來消除分歧、加強團結的倡議表示贊同，他并向任弼時講了自己對黨内問題的一些看法。大意是：（一）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北上方針是對的。自己當時沒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軍分成兩半，而且主力隊伍也不是一個人能帶得動的。
（二）大敵當前，團結為重。張國焘另立中央，很不應該。但是誰說話他都不聽，未老總的話他也不聽，現在取消了“中央”，對團結有利。北進期間，最好不談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
（三）一、四方面軍會合，我們很高興。但中央有的同志說四方面軍是軍閥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後呀，太過份了，傷害了四方面軍的感情，我和四方面軍許多指戰員都想不通。
（四）我們從參加革命起，就表态擁護第三國際，臂章上也是那樣寫着的。由共産國際出面解決以往的分歧，我贊成。
任弼時對徐向前很敬重，他認為徐向前的看法是積極的，态度是真誠的。
他滿懷信心表示：願為促進黨和紅軍的團結而努力。
甘南守敵王均、毛炳文，魯大昌等部得悉紅軍北上的消息，慌忙布防，企圖構成西固至洮州、天水至蘭州兩道封鎖線，阻止二、四方面軍出甘南。8月5日，朱德、張國焘發布《岷洮西戰役計劃》，要求四、二方面軍以迅雷手段，速出甘南，先機奪取洮、岷、西地區，以利繼續北進。據此，徐向前和陳昌浩從包座率四方面軍先行。8月9日攻占臘子口，10日占大草灘、哈達鋪，逼近岷州；20日克洮州、舊城；26日克渭源；9月7日克通渭。
從而打破了敵人的封鎖線，為北進創造了有利條件。
三個方面軍大會師，指日可待。徐向前心中充滿新的希望。
第三節甘南的風波
1936年，是一個風雲變幻的年代。中共中央根據二、四方面軍北上，兩廣事變發生，日本企圖進攻綏蒙割斷中蘇聯系等情況，對紅軍的戰略方針和行動計劃有一個新的考慮。其要點是：紅軍必須利用這一時機，配合東北軍，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占領蘭州，打通蘇聯，鞏固内部，出兵綏遠為基本戰略方針。8月9日，中共中央在緻張學良的信中提出：“占領蘭州是整個計劃的樞紐，其方法：用東北軍守城，紅二、四方面軍攻擊城外之毛炳文，勝利後紅軍一部轉向蘭州上遊給馬步芳以打擊，然後以一部取甘、涼、肅三州，一部取甯夏配合東北軍之一個軍出綏遠抵禦德王的進攻，樹起抗日的旗幟，紅軍之另一部，則在陝甘甯交界控制黃河東岸，并準備南下策應東北軍主力抵抗蔣之進攻。”8月12日，中共中央緻電朱德、張國焘、任弼時，要求二、四方面軍盡力奪取岷州地帶，控制洮河兩岸之一段，作為臨時根據地，伺機配合東北軍行動，完成“打通蘇聯，鞏固内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由此任務之執行以配合并推動全國各派統一戰線，達到大規模抗日戰争之目的。”這時，陳昌浩正指揮九軍、五軍圍攻岷州縣城，困城堅難摧，連攻未下；朱德、張國焘、任弼時駐岷州以西之三十裡鋪，徐向前率前指住漳縣。徐向前根據中央的部署和紅軍總部的指示，令四軍一部克渭源，三十軍一部逼近隴西，造成了威脅蘭州的态勢。不久，中央又發電征求西北局領導人的意見，大意是：依據現時力量，假如以二方面軍在甘南、甘中策應，而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系新疆邊境，兄等認為有充分之把握否？張國焘在電話中問徐向前：“把握如何？”徐向前說：“問題不大，四方面軍有這個力量奪取甘西。”接着，徐向前即令參謀人員收集河西的敵情、地形資料，準備适時揮軍西渡黃河，獨力進據甘西，接通新疆。
8月25日，中共中央将調整後的戰略發展計劃報告共産國際中共代表團，指出：“如果蘇聯方面能答應并且能做到及時的确實的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則無論如何困難，我們決乘結冰時節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與外蒙。”具體部署為：（一）以一方面軍約1.5萬人攻甯夏，其餘保衛蘇區。（二）以四方面軍12月從蘭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領青海之若幹地方作根據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涼、肅三州前進。（三）以二方面軍位于甘南，成為幾塊蘇區的聯系。“以上是基于從今冬至明年以占領黃河以西為基本方針之作戰計劃”，如各種條件不允許，“則我們隻好決心作黃河以東之計劃，把三個方面軍之發展方向放到甘南、陝南、川北、豫西與鄂西，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的計劃。”但暫時放棄占據河西的計劃有下列損失：“甲、将被迫放棄現有陝甘甯蘇區，這是非常不利的。乙、紅軍發展方向不是與日本進攻方向迎頭，而是在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戰方向。丙、因此也就無法避免與南京在軍事行動上發生沖突。丁、日本帝國主義有利用此時機截斷中蘇關系的可能。戊、甯夏、青海、甘肅等反革命也将利用明年大大加強其堡壘主義，将更加投靠日本，使得爾後紅軍西進發生困難。”由此可見，西進計劃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力主實現的最新戰略方針和部署。9月上旬，西北局①提出了兩個戰略行動方案：一是紅軍出西北，據黃①二、四方面軍北上途中，中共中央于1936年7月21日批準成立以張國焘為書記，任弼時為副書記的兩北局，統一領導兩支部隊。
河以西的甘甯青三省地區；二是出川、陝、豫、鄂。中央複示：“你們提出的出川、陝、豫、鄂方案，是一種向南京進攻的姿勢，隻在不能出西北及與南京談判決裂之時，才是可行的與必須的，我們己把此點電告國際，我們向國際提出亦是出西北與不得已時出東南兩方案。”為保持出西北或出東南的機動性，中央己令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率二方面軍向陝南交界的風縣、徽縣、成縣、康縣一帶進擊，由四方面軍繼續發展甘南根據地。
兩廣事件和平解決，蔣介石吃了定心丸。當即命令開赴長沙向兩廣施加軍事壓力的胡宗南部迅速返回西北，以實現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滅共”
計劃，并趁機分化東北軍和撤換張學良。9月14日，毛澤東電告彭德懷：“遠方（按：指蘇聯或共産國際）回電已許我們所請，請用全力準備甯夏工作。”
同時，黨中央電告朱德、張國焘、任弼時：“國際來電同意占領甯夏及甘肅西部，我軍占領甯夏地域後，即可給我們以幫助。”
整個紅軍迫在眉捷的問題是：如何應付胡宗南部？如何實現打通國際路線的計劃？圍繞這個問題，發生了新的分歧。
陳昌浩主張四方面軍應集中主力于現地區，伺機北出通渭、靜甯、會甯地區，配合南下的一方面軍夾擊敵胡宗南部。“将來四方面軍主力應向隴東北地區發展，使二、四方面軍形成重新夾擊敵人。”
朱德、張國焘認為，中央前次來電主張西渡黃河，在西甯、甯夏、甘西地區發展，不得已時才向川、陝、豫、鄂發展，“估計目前情況，我一、二、四方面軍應以兩個（方面）軍渡河為宜，一個（方面）軍盡量在黃河右岸活動，現在應加緊準備。”同時，“用極善意态度向張學良部聯絡，……對毛（炳文）王（均）也加緊辦外交緩和他們，使胡宗南陷于孤立。”
9月13日，朱德、張國焘、陳昌浩在岷州三十裡鋪磋商後，共同向中共中央（并徐向前）提出如下作戰方案：“為先機打破敵之既成計劃，争取抗日友軍，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軍乘胡敵在西北公路上運動之時機，協同消滅其一部。二、四方面軍盡力阻止和遲滞胡敵西進。”具體部署為：（一）我一方面軍主力由海原、固原地區向靜甯、會甯以北地區活動，南同四方面軍在靜、會段以襲擊方式側擊運動之胡敵，并阻止其停滞靜甯以東。
（二）我二方面軍以主力在徽、兩、鳳以北地區。并以一部進到寶雞活動，虛張聲勢，揚言：二、四方面軍即直出漢中，與一方面軍（向南）會合，以牽制王均于天水地區和吸引胡敵不敢長驅西進為目的。二、四方面軍除以九十三師主力即向靜會段以南地區活動外，以一部機動兵力集結隴西、武山，并适時以八團以上兵力打擊靜會間之胡敵，相機打通一方面軍。住在漳縣的徐向前接到電文後，反複思考，有不同看法。他主要考慮兩點：第一，大敵當前，在西蘭公路附近與敵決戰不利。那裡交通方便，利于敵人運動和增派援兵，紅軍如南北夾擊不成，反會遭受敵人的左右夾擊。第二，陝甘北地區人口稀少，僅40萬人，9座縣城，糧食困難，不便大部隊集結。因此，他向朱德、張國焘建議，以一部兵力速圍馬步芳的家鄉河洲，吸引馬敵，主力乘虛從永靖以南的蓮花渡過黃河，進據古浪、永登、紅城子一帶，與蘭州的東北軍配合，控制這一戰略樞紐地區，休整補充，為策應一方面軍西渡黃河，共取甯夏，打通蘇聯，創造有利條件。但是，他的建議沒有被采納。中共中央接到朱德、張國焘，陳昌浩9月13日建議電後複電稱：彼此意見大體一緻，“唯我們意見四方面軍宜迅以主力占領以界石鋪為中心之隆靜會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區，不讓胡敵占領該線，此是最重要着。”複電還指出，一方面軍主力不宜離開陝甘甯邊區南下作戰，“對東敵作戰宜以二、四方面軍為主力，一方面軍在必要時可以增至一個軍協助之。”這樣，在西蘭通道與胡敵決戰的任務，事實上就要由四方面軍為主承擔。徐向前意識到，這一仗很難打，但準備硬着頭皮幹。
張國焘見中央要四方面軍迎擊胡宗南部而不是一、四方面軍南北夾擊，心懷疑慮，遲遲不表态。經中央連電催促，張國焘被迫于9月中旬末在岷州召開西北局會議，讨論行動方針。會上，陳昌浩與張國焘發生了争論。陳昌浩主張立即按照9月13日的方案和中央要求，北上靜、會地區，與胡宗南部決戰，會合一方面軍。張國焘則認為，既然一方面軍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軍獨力與胡敵決戰不利，應即西渡黃河，進據古浪、紅城子一帶，伺機策應一方面軍渡河，奪取甯夏，實現河西計劃。會上，多數人贊成陳昌浩的意見，否決了張國焘的方案。接着，以朱德、張國焘、陳昌浩的名義發布了靜甯、會甯戰役綱領。朱德當即電告黨中央：“親譯密電悉，已釋疑慮，現迅速取得會合在會甯道上，以便消滅胡敵。”正當徐向前等緊張調動隊伍準備北進之際，張國焘連夜騎馬趕到漳縣。進門就說：“我這個主席幹不了啦，讓昌浩幹吧！”徐向前、周純全、李先念等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件。他們請張國焘坐下來，有話慢慢他說。張國焘滿腹怨氣，講了他和陳昌浩在岷州會議上的争論，顯得很激動，還掉了淚。他說：“我是不行了，到陝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籍，四方面軍的事情，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徐向前等比較了兩個軍事行動方案，認為張國焘的意見，不是沒有道理。因為四方面軍的部隊己是三過草地，消耗很大，疲憊不堪。裝備也大不如前，每個戰士的子彈多則20來發，少則幾發。如果開進西蘭通道那種便于敵人運動的地區，與優勢裝備的胡宗南決戰，顯然無取勝把握；弄得不好，部隊會被壓到黃河以東、西蘭通道以北的地帶，利于敵人全力北向，對付一、四方面軍。根據張國焘提出的方案，徐向前等人對着地圖，反複磋商，當場确定了如下的具體行動部署：四方面軍以兩個軍從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搶占永登、紅城子地區作立腳點；以一個軍暫在黃河渡口附近活動，吸引和牽制青海的馬步芳敵；以兩個軍繼續布于漳縣、岷州地帶，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後這三個軍再渡河北迸。主力出靖遠、中衛方向，配合一方面軍西渡黃河，共取甯夏。徐向前回憶說：“這個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區同敵人決戰；二是吸引胡敵南向，減輕了對一方面軍的壓力；三是并不違背中央關于兩軍先取甯夏、後取甘西的戰略企圖；四是便于解決四方面軍的就糧問題。”①21日晚，張國焘把這個方案電告朱德總司令。
朱德原先以為張國焘先去漳州，是組織部隊北進執行靜會戰役計劃的，沒想到會出現新的分歧。他一面着陳昌浩先赴漳縣，一面電告黨中央：“我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如将此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當天，他和西北局其他委員也分别赴漳縣會商。會商的結果，一緻同意按新的方案行動，并将這一方案報告中央。随後，徐向前即帶先頭部隊向洮州進發，調查行進路線。各部隊亦奉命迅速籌足8天幹糧，待命行動。
9月26日，黨中央複電，不同意這一行動方案。複電指出：四方面軍有①徐向前：《曆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498頁。
充分把握控制隆、靜、會、定大道，不緻于受重擊，而一方面軍可以主力南下策應，二方面軍亦可向北移動鉗制之。“背後，糧食不成問題。若西進到甘西隻限制青海一面，爾後行動困難。”當天，朱德、張國焘、徐向前、陳昌浩連續緻電黨中央，陳述四方面軍采取新方案的理由，中央均未同意。9月27日，中央明令四方面軍部隊立即北上。徐向前在跳州以北向老鄉調查的結果是：黃河對岸已進入大雪封山季節，氣候寒冷，道路難行。他即返回洮州向朱德、張國焘彙報，這時才看到了中央的來電。經過讨論，大家一緻決定，按中央的命令北上。29日，方面軍總部下達了北進靜、會地區的命令。
第四節會甯會師
紅四方面軍的4萬多人，奉黨中央和方面軍總部的命令，于9月30日開拔，分五路縱隊向北急進。10月7日，一、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在會甯城下勝利會師了！捷報傳來，徐向前笑逐顔開。他懷着異常激動而喜悅的心情，催馬揚鞭，晝夜兼程，向會甯方向急馳。10月的隴東，秋高氣爽，高原連綿，氣勢磅礴，蔚為壯觀。藍天下飄遊着朵朵白雲，山丘上偶而閃現出的黑白間雜的羊群，前鋒部隊在大路上揚起煙霧般的征塵。這一切，使徐向前忘記了征途的疲勞。
古城會甯，是隴東的軍事重鎮和交通樞紐。東跨隆（德）、泾（源），西障臨（夏）、定（西），北控海（原）、靖（遠），南蔽秦（安）、隴（西），素有“隴秦鎖鑰”之稱。古名會州，系通往西域的必經之路，因屢遭兵災、震災、旱災，明代将其改稱會甯，含有消災除難，永保安甯的意思。全縣不足3000人口，十年九旱，糧米匮乏，極端貧困。河溝裡的水又苦又澀，吃了會浮腫、拉稀，老百姓全靠地窖儲存雨水、雪水維持生存。家家都有一個地下水窖。水窖的大小和儲水量的多寡，幾乎是衡量貧富的标志。水就是生命。
人們逢年過節或走親戚、串門子，送馍不送水。馍是禮物，水是一點也不興送的。這已是傳統風俗習慣。
為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黨中央令聶榮臻率紅一方面軍一部南下，攻占了會甯。陳赓師長率紅一師進駐具城後，即把國民黨軍隊、政府和地主老财的大小水窖查封，派人看護起來。同時，發動部隊和群衆，打掃院子、房屋、街道，張貼标語、宣傳品，把這座古城，裝扮得面貌一新，充滿盛大節日的氣氛。
10月9日，徐向前一行抵會甯，受到陳赓和紅一師指戰員的熱情歡迎。
會師門外，人潮如湧，紅旗招展。徐向前見到自己的老部下、老戰友陳赓格外高興。陳赓5年以前在鄂豫皖蘇區紅四方面軍十二師任師長，1932年四次反“圍剿”作戰中負傷後，先送到上海治療，而後又轉向中央蘇區。久别重逢的戰友叙說不盡分别後的思念之情。兩個方面軍的幹部和戰士再次相會，也分外珍惜戰友之情。許多人穿過熙熙攘攘的人群，熱烈地擁抱、握手，互相問候，親切緻意。人群裡爆發出一陣陣笑聲和掌聲。三個一夥，五個一堆，問寒問暖，叙長叙短，革命的情誼比海深。
朱德總司令一行來到會甯，使兩軍會師的熾熱氣氛達到了頂點。國際友人馬海德醫生是兩軍會師的目睹者，他這樣記叙了當時的朱德：“瘦得象個精靈，可是身體強壯結實，長得滿臉胡須，穿着一身破爛皮襖。”“朱德最令人驚異的是，看上去根本不象一個軍事指揮員，倒很象紅軍的父親。他兩眼銳利，說話緩慢、從容，總是露出和藹的笑容。他随身帶着一支自動手槍，槍法精良。煙抽得很厲害。他50歲，可是顯得老得多，滿臉皺紋；但他動作有力，身體結實。他的司令部好象蜂窩一樣，通訊員和各級指揮員川流不息地你進我出，電話鈴聲始終不停，電報也收發不斷。”“政治委員張國焘是個又高又大的胖子，滿臉紅光。我真不了解，人人都瘦下來，他怎麼還能那樣胖。”“多麼動人的會師啊！人們抛下了武器悲喜交集地相互擁抱起來，或是手挽着手走來走去，頻頻詢問其他同志的下落。朱德完全被這種氣氛感動了。”①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設在會甯縣城的一所大院裡。一批批的慰問信、慰勞品和書籍、文件、不斷地送到這裡，表達了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親切關懷。徐向前、陳昌浩、李卓然代表四方面軍指戰員緻電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表示祝賀與感謝。中共中央在複電中高度評價這次會師的偉大意義，指出：“我們的這一在抗日前進陣地的會合，證明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盜侵略是快要受到我們全民族最堅強的抗日先鋒隊的打擊了，證明中國民族抗日統一戰線與抗日聯軍是有了堅強的支拄了，證明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全國同胞是有了團結禦侮的核心了，證明正在抗日前線的愛國工人、愛國農民、愛國學生、愛國軍人、愛國記者、愛國商人、英勇的東北義勇軍，以及一切愛國志士是有了援助者與領導者了。總之，全國主力紅軍的會合與進入抗日前進陣地，在中國與日本抗争的國際火線上，在全國國内政治關系上，将要起一個決定的作用了。”
10日，紅軍一、四方面軍各派出一部分隊伍，在西津門（現稱會師門）
内的文廟廣場上舉行聯歡會。“三個方面軍西北大會合，讓我們手拉手，向敵人沖鋒！……”嘹亮的歌聲，在會甯上空回蕩。大會緊緊圍繞着一個中心――慶祝會合、團結對敵，開得聲情并茂，全場歡躍，感人至深。大敵當前，寇深禍亟，再也沒有比革命隊伍内部的團結更重要、更寶貴的東西了。會師前，一、四方面軍的領導人和領導機關，都曾發出指示，層層進行動員，教育部隊消除一切偏見和隔閡，互相學習，互相尊重，加強團結。徐向前曾反複向各軍的領導幹部交代：團結是生命，團結就是力量。一定要加強對部隊的深入教育和嚴格要求，絕不容許任何破壞兩軍團結的現象發生，凡是不利團結的話不說；一切防礙團結的事不得做。
歡聚一堂的兩軍指戰員的心，象大西北的驕陽一樣的熾熱。張國焘的南下方針曾使兩軍蒙受分裂的災難、痛苦和挫折，人們痛定思痛，記憶猶新，現在重新聚會，并肩戰鬥，這是付出了何等重大的代價才換來的啊！徐向前一向嚴肅、莊重、寡言，幾天來嘴角上總是挂着難以掩飾的笑意。他興緻勃勃地出席總部的會議，制定作戰計劃，下達作戰命令，閱讀黨中央發來的文件、函電，研究敵情，整編隊伍，夜以繼日，忙個不停。這時，紅四方面軍的領導人，異常關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他們除了認真閱讀共産國際和黨中央的有關文件外，還請紅一師的領導介紹與友軍建立統戰關系的經驗。
徐向前認為，這是新形勢下出現的新問題，對于一直同蔣介石軍隊血戰的紅四方面軍來說，還是陌生的、新鮮的，有些幹部甚至是一時難以理解的。他強調，在共産黨即将同國民黨談判的情況下，在紅軍即将與東北軍、西北軍保持經常接觸的情況下，各級領導幹部特别需要認真學習中共中央的路線、政策，保持清醒的頭腦。
紅四方面軍各部隊的對敵宣傳口号，鮮明突出了這樣的内容：“歡迎國民黨官兵和紅軍聯合抗日”、“日本人殺到綏遠來了，為什麼你們還要來打抗日紅軍”、“停止内戰，一緻抗日”、“國民革命軍與抗日紅軍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紅軍部隊和地方幹部對付地主豪紳，一般也不再采取掃地出門、群衆鬥争或砍腦殼的辦法，而是派人把他們找來，曉以紅軍宗旨和抗日大義，警告他們不得進行危害紅軍和群衆的抗日活動。限他們捐款、①轉引自：《偉大的道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出版。
捐糧、捐牛羊，交出“抗日費”後取保釋放。隻對于個别民憤極大、有現行破壞活動者堅決鎮壓。
這時，中共中央向高級幹部提出要利用一切可能，開展對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朱德總司令曾以個人名義緻書國民黨将領王均、毛炳文等人，規勸他們顧全大局，與紅軍聯合抗日。據内部情報，國民黨第一軍軍長胡宗南曾私下對張學良流露怨言“剿匪是無期徒刑”；還說徐向前是他的同學，等打一仗再講和。徐向前根據中央指示，以黃埔同學的關系給胡宗南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宗南學兄軍長勳鑒：黃埔學别，忽又十年，回憶舊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舉進攻，西北垂危，山河震動，兄我雙方宜棄嫌修好，走上抗日戰線，為挽救國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
敝部已奉蘇維埃政府與紅軍軍事委員會命令，對于貴軍及其他國民黨軍隊停止攻擊，僅在貴軍攻擊時取自衛手段，一切問題均函商洽，總以和平方法達到停止内戰一緻抗日之目的。非畏貴軍也，國難當前，不欲自相殘殺，傷國家力，長寇焰也；若不見諒，必欲一戰而後己，則敝方部隊已有相當之準備，逼不得已，當立于自衛地位，予必要之還擊。敝部我軍僅為抗日之目的而鬥争，麋願與貴軍締結同盟，攜手前進。蔣校長現已大悟，實為佩服，吾輩師生同學之間倘能盡棄前嫌，恢複國共兩黨之統一戰線，共向中華民族最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決一死戰，衛國衛民，複仇雪恥在今日。吾兄高瞻遠矚，素為弟所欽敬，雖多年敵對，不難一旦言歡。特專馳函，征求吾兄高見，倘蒙惠予采納，停止軍事行動，靜候敝黨中央與蔣校長及貴中央之談判。如承派員駕臨，敝部自當竭誠歡迎。時危事急，率爾進言，叨在同門，知不以為唐突也。專此順叩戎綏！
學弟徐向前手字十八日紅軍的紀律，是徐向前極為關注的。多年來的帶兵經驗告訴他：越是勝利，越需要強調紀律；越是困難，也越需要強調紀律。
由于兩軍勝利會師使全軍沉浸在喜悅之中，而勝利容易使人陶醉，松懈麻痹，飄飄然。加上部隊進入糧缺水少的新區，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蠻幹不講紀律的事也曾發生。徐向前要求從總指揮部的每個工作人員起，都要做執行紀律的模範，如有違犯軍政紀律的現象發生，各級領導必須進行及時而嚴肅的處理。紅四方面軍對紀律作過十條規定，這時又重申和強調，要求各部隊據此進行教育和檢查。十條規定的内容是：（1）不拿窮人一針一線；（2）
不亂拿窮人糧食；（3）對窮人态度要和藹；（4）愛護槍不要弄壞；（5）節省子彈勿亂打；（6）對群衆要宣傳紅軍主張；（7）火線上要對白兵宣傳；（8）占城市注意收集機器醫藥；（9）得物資要先顧傷員同志；（10）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
有一天，部隊送來了一批繳獲的好軍馬到總指揮部來，總部決定撥給騎兵師專用。可是，這批矯健、骠悍的軍馬，惹得陳昌浩和參謀長李特的兩個小警衛員李培基和小霍眼紅起來。他們經過一番“密謀”，偷偷用自己的坐騎去換了兩匹好馬回來。這事被反映到徐向前和陳昌浩那裡，他們便立即把兩個“紅小鬼”找來盤問，氣氛是嚴肅而緊張的。兩個警衛員才十四、五歲，一見總指揮和政委親自出面過問，膽都吓破了，隻好一五一十地把偷換馬匹的經過說出來。陳昌浩指着鼻子大發雷霆，差一點要打人，聲言對他們要以軍法從事。徐向前一言不發，來來回回地踱步，最後才說：“你們這兩個小家夥，人還沒長大，膽子可不小呀，競敢私自調換馬匹。你們不知道這些馬是給騎兵師打敵人用的嗎？在總部首長跟前工作，連紀律都不懂，還得了嗎？”他既嚴肅又親切地告訴他們：我們是革命的隊伍，每個人不論職務高低、年齡大小，都要嚴格遵守革命紀律。沒有紀律的軍隊就象一盤散沙，是不能打勝仗的。在總部工作的同志，尤其不能搞特殊，任意違犯軍紀。“你們自己看，這事怎辦吧！”兩個警衛員答不出話來。吓得直打哆嗦，隻是抽抽地哭泣。徐向前和陳昌浩交換了一下眼色，接着說：“我看你們兩個小鬼還是到警衛營給我蹲幾天禁閉，好好地想一想。也用不着派人押送了，你們自己去！”這兩個小警衛員才如釋重負，恭恭敬敬告别總指揮和政委，轉身走到警衛營營部，向營長報告說：“我們犯了錯誤，總指揮叫我們來蹲禁閉！”
警衛營長一聽，樂得哈哈大笑。
這件小事，對部隊影響很大。一傳十、十傳百，大家都知道首長的警衛員偷馬坐禁閉了。盡管當時都處在極端困境和殘酷的戰火環境中，而紅軍戰士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許多年後，當地一些七、八十歲的老人回顧當時的情景，仍滿懷深情地說：四方面軍的部隊真可憐，男男女女，穿得怪單薄的，餓得面黃肌瘦，我們看着都心疼。他們對咱窮人可真好，有說有笑，又唱又跳，不拿老鄉們一點東西，也不發脾氣，還給我們挑水、掃院子、分浮财。他們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