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川西會師
第一節沖破“川陝會剿”
1934年秋，正當紅四方面軍勝利結束反六路圍攻戰役之際，江西革命根據地的中央紅軍，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開始了戰略轉移。
消息傳到紅四方面軍，領導人都深為震動。徐向前縱觀全國紅軍的處境，感到中國革命又處在一個嚴重困難的關頭。他期望中央紅軍行動順利，也為紅四方面軍的前景憂慮。他親自向電台負責人交待：要随時注意偵聽、破譯敵人的電訊，及時向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提供情況。電台工作人員理解徐總指揮的心情，日夜守在電台旁，随時将得到的中央紅軍的行蹤報告方面軍領導人。徐向前和總部機關人員，把從空中截取的情況，經過分析篩選，用電台不斷通報給中央紅軍。
蔣介石為實現其對各地紅軍各個擊破的詭計，在揮軍大舉圍追堵截中央紅軍的同時，加緊“川陝會剿”的部署。他令辭去四川“剿匪總司令”之職的劉湘于10月22日“複職”，并在南京親自接見他，面授機宜。年底，蔣介石又以“劉湘及川中内外紳士疊請中央派兵入川”為口實，着嫡系部隊胡宗南一部，由甘入川，接管了川北咽喉要地廣元、昭化的防務。在川陝蘇區周圍，蔣介石重新部署的“會剿”兵力達200個團以上，企圖以穩紮穩打、築碉封鎖、步步為營、南北夾擊的合圍戰術，置紅四方面軍于死地。
川陝蘇區雖然取得反六路圍攻的勝利，但經過10個月的戰争消耗，在徐向前和他指揮的紅軍面前，是這樣一個局面：兵員、物力、财力已達枯竭的地步；大巴山下，到處是荒蕪的土地，饑餓的人群；野菜挖光了，鹽井破壞了，傷寒、痢疾等疫病廣為蔓延，奪去了許多人的生命。人民和紅軍都面臨饑荒、疫病的嚴重威脅。如果沒有一定的時間休養生息，醫治戰争創傷，要再對付國民黨軍大規模“會剿”，的确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在這樣的嚴重形勢下，究竟怎麼辦？這是徐向前和紅四方面軍其他領導人日夜考慮的問題。在11月初召開的毛裕鎮政工會上，曾确定了當前的中心任務：全力鞏固反六路圍攻的勝利果實，在繼續堅決進攻中來準備應付更大更殘酷的戰争，以達到消滅敵人，沖破“川陝會剿”，“赤化全川，争取西北首先勝利”。但這畢竟隻是号召性的，并不是解決錢、糧、衣、藥等實際困難的具體措施。張國焘愁眉苦臉，提不起精神來。會議期間同徐向前閑談時，他拖着悲觀的腔調說：“你看将來怎麼辦？現在蘇區物力、财力很困難，如果劉湘再發起新的進攻，該怎麼個打法？我們去漢中行不行？”
徐向前不同意離開川陝蘇區。他回答說：“原來我和先念同志主張趁敵人潰退時，派一部兵力從南部渡江，跨嘉陵江兩岸發展，你沒有同意，現在敵人增兵固守己不好辦了。漢中地區是去不得的，南面是巴山，北面是秦嶺，回旋餘地不大。我們還是依托老區想辦法為好。”
11月中旬，在巴中清江渡召開的軍事會議上，方面軍領導人正式讨論了下一步的戰略行動計劃。這一計劃，是委托徐向前準備和提出的。主要内容是：依托老區，發展新區，以打擊胡宗南部為主要目标，奪取甘南的文（縣）
武（都）成（縣）康（縣）地區，将川陝根據地，發展為川陝甘根據地。
徐向前提出川陝甘計劃的着眼點在于：第一，川陝甘邊的胡宗南部是蔣介石的嫡系，“川陝會剿”的主力部隊。該部雖戰鬥力較強，但同四川軍閥和陝南的西北軍均有矛盾，處境孤立。四川軍閥是被紅軍打怕了的，西北軍對紅軍敬而遠之，紅軍集中主力打擊胡宗南，他們很可能袖手旁觀，而消滅胡宗南部，正是粉碎蔣介石“川陝會剿”計劃的重要一着棋。第二，文、武、成、康地區位于漢水和白龍江流域，人口不少，也較富庶，利于紅軍解決物資和兵員問題，擺脫眼前的困難。第三，依托老區，向川陝甘邊發展，進退自如，回旋餘地大，不緻造成無後方作戰的危險。
會上，徐向前充滿信心他說：“我看這個計劃是能夠實現的。隻要我們集中3個軍以上的精銳部隊突然出擊，不惜花上大的代價搞掉胡宗南，我們的武器彈藥就能得到很大補充。有了新的根據地，兵員問題、糧食問題也好解決，對付敵人新的‘會剿’就好得多了。”
會上，張國焘、陳昌浩等人均認為徐向前的分析判斷正确，是一個比較切實可行的計劃，表示贊同。會後，部隊開始了大規模的整訓。準備執行新的作戰任務。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了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路線的領導，實際确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使中國革命走上了正确航道。會後，中央紅軍向川黔邊的赤水河進軍，拟從滬州至宜賓一帶渡江北上，向川西北轉移。
這時，胡宗南的丁德隆旅剛奉令人川，進據廣元、昭化，另有兩團抵三磊壩、羊模壩一線，以固廣、昭側背，一個團開進川陝邊的陽平關，遙為策應。紅四方面軍總部為實現“川陝甘計劃”，粉碎蔣介石的“會剿”，決定趁胡宗南部剛剛入川，立足未穩，先取廣昭，後擊甘南。l月22日，徐向前率軍發起廣昭戰役，以一部兵力逼近嘉陵江東岸的廣元，而以主力11個團連夜涉水渡江，向敵側背三磊壩、羊模壩地帶出擊，切斷兩城敵軍的聯系，完成了對廣元、昭化的包圍。24日開始攻城，但因敵軍憑堅固守，紅軍久攻難克，胡宗南又不出兵來援，吸打援敵的計劃難以實現，相持下去十分不利。
2月初，徐向前、陳昌浩決定撤圍回師，另圖發展。
正當徐向前指揮廣昭戰役之際，中央紅軍已離開遵義，向赤水城前進。1月22比中共中央及軍委緻電紅四方面軍領導人，通報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行動方針，要求四方面軍積極策應。電稱：“為選擇優良條件，争取更大發展前途計，決定我野戰軍轉入川西，拟從滬州上遊渡江，若無障礙，約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預計沿途将有許多激烈的戰鬥，這一戰略方針的實現，與你們的行動有密切關系。為使四方面軍與野戰軍乘蔣敵尚未完全入川實施‘圍剿’以前，密切的協同作戰，先擊破川敵起見，我們建議：你們應以群衆武裝與獨立師團向東線積極活動，鉗制劉敵，而集中紅軍全力向西線進攻。因我軍入川劉湘已無對你們進攻的可能，你們若進攻劉敵，亦少勝利把握，與我軍配合作戰距離較遠，蘇區發展方向亦較不利；西線則田部内讧，鄧錫侯部将南調，楊（森）、李（家钰）、羅（澤州）兵單力弱，勝利把握較多，與我軍配合較近，蘇區發展亦是有利的。故你們宜集結部隊完成進攻準備。于最近時期，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
不言而喻，這提出了一個牽動全局的行動方針問題。
2月初，徐向前率軍從廣元、昭化回川陝蘇區後，出席了方面軍總部在旺蒼壩召開的會議，讨論策應中央紅軍渡江北上的問題。這時，中央紅軍因在赤水城和土城受阻，一渡赤水，改道向古蔺、叙永前進。會上，大家讨論來讨論去，找不出立即執行中央戰略方針的好辦法來。原因有三：一是蒼溪、間中、南部一帶處嘉陵江中遊，江闊水深，對岸沿江及縱深地帶有鄧錫侯、田頌堯兩軍幾十個團築壘防守，紅軍又缺渡河船隻，如無一兩個月的時間作準備，就難以完成渡江西進的任務。二是川陝蘇區的東部、南部有劉湘、李家钰、羅澤州、楊森等部共100多個團的配置，如紅軍主力渡江作戰，川軍乘虛進擊，川陝蘇區就有喪失的危險。三是象四川那樣的地形，山險路隘，派出少部兵力遠離根據地作戰，等于拿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會議經過反複讨論，決定立即投入強渡嘉陵江、策應中央紅軍北上的準備工作，一面由三十一軍和總部工兵營大力收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并進行強渡江河的訓練；一面派一部兵力進擊陝南，接應紅二十五軍，并迷惑和調動沿江的守敵北向，為在蒼溪、阆中一帶渡江創造戰機。
2月3日，徐向前率12個團的兵力突襲陝南。10多天内先後攻占了甯強、沔縣和陽平關等重鎮，殲滅國民黨軍4個多團，俘敵團長以下4000餘人。蔣介石趕忙集兵向川陝邊境增援。胡宗南部丁德隆旅由廣昭調陽平關地區；鄧錫侯部的五個江防團北進接替廣昭的防務；第四十九、六十、六十一等師，亦向陝甘南部移動。紅軍達到了虛晃一槍、調動敵人的目的。2月中旬，紅軍回師川北，拟從嘉陵江中段渡江西進。
2月16日，中央軍委緻電紅四方面軍領導人，改變了拟從滬州上遊渡江向川西轉移的計劃。電文說：“我野戰軍原定渡過長江直接與四方面軍配合作戰，赤化四川，及我野戰軍進入川黔邊繼續向西北前進時，川敵以12個旅向我追擊并沿江布防，曾于1月28日在土城附近與川敵郭、潘兩旅作戰未得手。滇敵集中主力亦在川滇邊境防堵，使我野戰軍渡江計劃不能實現。因此，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改在川滇黔邊廣大地區活動，争取在這一廣大地區創造新的蘇區根據地，以與二、六軍團及四方面軍呼應作戰。”此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的組織指揮下，聲東擊西、四渡赤水，調動和打擊敵軍，扭轉了長征以來被動挨打的局面。
徐向前從陝南率軍回師後，立即投入緊張的強渡嘉陵江的準備工作。眼下中央紅軍雖暫時放棄了向川西轉移的計劃，但紅四方面軍陝南戰役已達到調動敵人北向的目的，同時東線在敵人進逼下，己放棄了城口、萬源等地，方面軍的後方機關也轉移到南江地區。徐向前認為紅軍趁勢從嘉陵江中遊西渡，實現“川陝甘”計劃，機不可失，而且，也便于下一步策應中央紅軍北上。方面軍領導人取得一緻意見後，分工由徐向前制定戰役計劃；東線紅軍逐步收縮，向嘉陵江東岸集中。
3月初，徐向前先率一部兵力，克蒼溪、儀隴，殲守敵5個多團，而後帶參謀人員沿江勘察地形，選擇強渡點。
春日的嘉陵江，碧波浩渺，兩岸層巒疊嶂，郁郁蔥蔥。徐向前一行，沿着蒼溪附近的山間小路，走一程，停一程，詳細觀察和标記沿江的地形、水情、敵情。本來，紅軍已控制了除阆中縣城以外的北起廣元、南抵南部的嘉陵江東岸一線，各部隊經反複偵察，也掌握了敵軍的江防部署，并提出了渡河點的預案。但徐向前還是放心不下，非要沿江看一看不可。他最讨厭“紙上談兵”。每當定下戰役決心，尤其是選定戰役突破口，事先都要親自出馬，到現地反複調查研究，直至弄清情況，确有把握為止。
曉行夜宿，沿江跋涉三、四百裡，徐向前終于選定了在蒼溪附近至間中以北的三個渡河點。主渡點位于蒼溪東南的塔子山、石家壩一帶。對岸守軍是田頌堯部，兵力不強，又是紅軍的手下敗将。塔子山雄峙于江東岸邊，居高臨下，利于紅軍發揚火力，掩護部隊強渡。山後是塊寬闊的平壩子，集結部隊和船隻都較理想，不易被發現。此處江面開闊，水流平穩，船渡亦比較有利。
對岸又是一片平灘，越過平灘為丘陵起伏地，易于部隊迅速展開，向縱深發展。徐向前計劃：實施重點和多路突擊相結合的戰法。
以三十軍為主攻部隊，從塔子山強行突破後即向劍閣、劍門關方向進攻，協同三十一軍消滅該地守敵；以三十一軍從蒼溪以北之鴛溪口渡江，直插劍門關，進而向廣元、昭化進攻，保障右翼安全；以九軍從間中以北附近渡江，爾後以一部協同三十軍向北進攻，另一部消滅阆中、南部之敵，保障左翼安全；以四軍為第二梯隊，接上述第一梯隊于蒼溪地區渡江，主力相機向梓潼方向發展；方面軍炮兵營配置于塔子山上，掩護三十軍強渡。各部隊據此進行部署和準備，層層深入政治動員，大力開展河川戰鬥的訓練。
“萬事俱備，隻欠東風”。剩下來的問題是趕造船隻。徐向前向主管這一工作的川陝蘇維埃副主席餘洪遠交代：“日夜突擊，提前完成造船任務，你們缺什麼我們調給你們什麼！”隐蔽在各渡河點不遠處的造船隊，集中了工兵營和大批的木匠、鐵匠、船工，把群衆從各地運來的木料、門闆、碎鐵、破布等，充分利用起來，日夜奮戰。至3月下旬，共造好上百隻木船和三座竹制浮橋。渡江前夕，組織大批人力，擡到各渡點附近隐蔽起來。
國民黨川軍在北起廣元、南至南部數百裡的嘉陵江西岸沿線及縱深，共有53個團的配屬。鄧錫侯部21個團置于廣元、昭化地段，預備隊在劍門關。
田頌堯部32個團置于廣昭以北至南部地段，預備隊在間中、蒼溪以西的恩衣場。由于川軍防線綿長，兵力分散，又未意想到紅軍會從嘉陵江中遊的寬闊江面上強渡，這就為紅軍實現戰役企圖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3月28日夜，徐向前發出渡江命令。塔子山上的幾十門大炮和輕重機槍一齊開火，掩護着滿載渡河勇士的六、七十隻木船，飛速駛向對岸，一舉攻占了灘頭陣地，全殲守敵一個營。紅軍後續部隊趁勢架起浮橋，陸續渡江疾進。川軍的江防被沖開了！
拂曉前，徐向前在塔子山附近接到報告：三十一軍、九軍分别從各自的渡河點強渡成功。他命令第一梯隊留守人員注意保護好船隻和浮橋，保證大部隊順利通過，并令第二梯隊的四軍準備跟進，投入戰鬥。一輪紅日冉冉升起，徐向前帶着前線指揮部人員，站立在塔子山前，目不轉睛地望着生龍活虎、渴望殺敵立功的年青指戰員，一批批地從浮橋上、木船上渡過江去，急浪般沿着對岸的丘陵起伏地帶滾滾向前。待主渡部隊的半數兵力已經過江後，他才緩緩地走到江邊，踏上浮橋，向對岸走去。
紅四方面軍的左、中、右三路縱隊勝利渡江後，左翼九軍和四軍一部連克阆中、南部兩城，折而北進，抵思衣場地區；中路三十軍及九軍一部攻占劍閣；右翼三十一軍直指劍門關。徐向前在中路，抵劍閣後要副總指揮王樹聲立即率八十八師星夜向劍門關疾進，會同右翼三十一軍一部，火速搶占這一橫扼川陝通道的險關要隘――敵整個江防部署的戰略支撐點，為下一步的進擊創造條件。
劍門關自古以來，就以“插翅難渡”的險要地形而著稱，為曆代兵家所重視。那裡的地形特點是南攻容易北攻難。北面，山岩削立，山勢險峻，的确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地形條件；南面則不同，地勢由低而高，坡度較大，容易進擊。東西兩側的高山，是川軍的重點防守區域，一旦被紅軍攻占即可形成從東、西、南三面攻關的态勢。4月2日中午，王樹聲令部隊發起攻擊，經激戰後攻占了東西兩側的制高點，爾後全力攻關，僅半日時間即解決戰鬥，全殲守軍3個團。接着，紅軍又乘勝推進，攻占了昭化。至此，渡江戰役的第一階段即告結束。
戰役第二階段是進擊。國民黨軍的江防部署被打破後，正慌忙調集兵力，調整部署，形成新的防線。田頌堯部逃向射洪、鹽亭、三台地區集結，鄧錫侯部一部退向廣元以北，一部沿梓潼、綿陽、彰明、中壩、江油固防。塗向前決心趁川軍慌亂之際，西進涪江流域打擊鄧錫侯部，爾後揮軍進取甘甫，打擊胡宗南。4月上旬末，徐向前令右路部隊向北推進至羊模壩、三磊壩地區并圍廣無，中路一部出青川、平武，以固右側安全；以中路主力和左路全部直取江油。鄧錫侯為保障成都及其老巢綿陽的安全，一面令被圍在江油的1個旅憑堅死守；一面親率18個團趕來增援。徐向前決定以1個師繼續圍城，另3個多師布于江油以南，形成口袋陣勢打援。4月14日、15日，紅軍與川軍激戰于塔子山、雉山關一帶，将援敵擊潰，殲敵4個多團，乘勝追擊，克中壩、彰明、北川。中旬末，北部的青川、平武也落入紅軍手中，僅江油圍攻不下。
蔣介石派駐重慶“會剿”紅軍的“參謀團”判斷：紅軍“企圖以江油、彰明為新根據地；因江油、中壩兩點，給養便利，既可進擾川西，又能退據川甘邊區，即再向東竄，亦屬自如。”①令川軍和胡宗南部隊從四面八方加強防堵和合圍，拟将紅軍渡江部隊與川陝蘇區的聯系切斷。徐向前這時深感兵力不足，不斷打電報給張國焘、陳昌浩，催後續部隊來援，及早進擊甘南。
但張國焘卻遲遲不表态，原因是他己決定放棄川陝根據地，正忙着部署“大搬家”。至此，嘉陵江戰役宣告結束。
嘉陵江戰役曆時24天，紅軍在徐向前的指揮下，勇猛頑強，神速果斷，連克阆中、南部、劍閣、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8座縣城，控制了東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縱橫二三百裡的廣大地區，共殲川軍1萬餘人，創造了紅軍戰史上大規模強渡江河作戰的範例。隻是由于喪失進擊甘南的戰機，未能達到預期的戰役目的。這使徐向前十分痛心和惋惜。同時，由于張國焘決定隻留下劉子才、趙明恩等300餘人槍就地堅持鬥争，實際上等于完全放棄川陝根據地。徐向前認為，如果把三十三軍留下，開展遊擊戰争，局面會好得多。
①見國民黨《參謀團大事記》。
第二節兩軍會師前後
1935年5月上旬，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在江油附近召開會議，讨論行動方針。為擺脫受敵人南北夾擊的不利局面，策應中央紅軍北上，會議決定主力向川西北發展，在川康邊建立根據地。根據會議确定的戰略方針，部隊陸續撤離梓潼、劍閣、中壩、彰明等地，向北川、茂縣一帶進發。
這時，中央紅軍己渡過金沙江，準備經西康省的東南部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徐向前帶領九軍、三十軍經北川、墩上、土門，攻占茂縣。“迎接中央紅軍北上”的号召，成了鼓舞部隊的巨大動力，沿途寫的許多宣傳标語，都突出了準備會師的内容。爾後，紅四方面軍一部沿岷江流域南下，控制汶川、理縣一帶；另一路四軍、三十一軍一部北進至松潘、平武以南的鎮江關、片口等地，與胡宗南部對峙。方面軍總部駐茂縣，徐向前率前指駐理縣下東門。
北川、茂縣、理縣一帶，地勢高寒，多高山、狹谷、急流，系漢人和藏、羌、回等少數民族的雜居地區。藏民占人口多數，漢人約占十分之一。徐向前和紅四方面軍其他領導人，嚴令部隊執行民族政策和紀律，通過“通司”
（翻譯）大力宣傳紅軍的宗旨，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發動貧苦奴隸、牧民、農民起來分田地、牛羊、财物，組織政府和武裝，并堅持打擊進行破壞活動的上層反動分子，使廣大藏民擺脫了重重枷鎖，認清了紅軍和白軍的區别。他們象敬“神”一樣地敬信紅軍，幫助紅軍帶路、探消息，運送物資，轉移傷員，提供糧食等。隻有少數受反動頭人欺騙很深的人，鑽進深山野林裡，不時地出來偷襲紅軍。
在這裡流傳着徐向前帶頭吃糌粑的故事。用青稞粉和酥油混合而成的糌粑，發酵後的酸馬奶，燒得半生不熟的牛羊肉，都是藏民的主食，也是他們招待紅軍的好東西。紅軍要發動群衆、組織群衆、宣傳群衆，要在這裡生活下去，就得從生活習慣上來一場“革命”，學會吃糌粑、青稞、酸奶等。尤其是糌粑，味腥膻，吃不慣的人很難往下咽。一些軍師幹部來前指開會，徐向前就用糌粑招待大家。有些幹部硬是不吃，徐向前帶頭抓一把糌粑吞下去，風趣他說：“為革命吃糌粑！誰不愛吃糌粑，誰就不想革命到底！”這樣一說，哪個願落個“不想革命”的名啊，紛紛抓糌粑吃。徐向前還要求大家多節約和儲存一些糧食，留給中央紅軍，留給傷病員。他聽說遠在幾十裡地以外發動群衆的傅鐘病倒了，便把自己幹糧袋裡僅有的半袋大米叫警衛員送去。傅鐘每提起這件事，就激動他說：“向前同志那是‘雪中送炭’啊！”
為迎接中央紅軍，從總部到連隊上上下下，都撚毛線，織毛衣毛襪，打草鞋，捐獻糧食、藥品、衣物，誰都想為兩軍會合貢獻一份力量。5月下旬，紅一方面軍勝利通過天險大渡河，經天全、蘆山、寶興走向川西北。喜訊傳來，紅四方面軍總部立即派出李先念率一部兵力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紅橋山，進占懋功、達維，進行策應。行前，徐向前向李先念交待，要他從各部隊多抽些炊事人員，帶上炊具，配給一方面軍。他說：“我們西征時吃過苦頭，炊具丢了，炊事員跑散了，部隊沒飯吃。這次要先幫助兄弟部隊解決吃飯問題！”
6月12日，徐向前在理番代表紅四方面軍領導人親自起草了緻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的信件，詳細介紹了川西北的敵我态勢，表示：紅四方面軍及川西北數百萬工農群衆，正準備以十二萬分的熱忱歡迎我百戰百勝的中央西征軍。建議：“西征軍萬裡長征，屢克名城，疊摧強敵，然長途跋涉，不無疲勞，休息補充亦屬必要，最好西征軍暫住後方固陣休息補充，把四方面軍放在前面消滅敵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劉何者為好，請兄方按各方實況商決示知為盼。”這封機密的信，徐向前派警衛員康先海帶一個警衛班送到懋功去。他再三叮囑：“信一定要送到毛主席手裡。”
李先念率領的先頭部隊6月12日在夾金山下同一方面軍勝利會師。很快，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抵達，親切會見了李先念等紅四方面軍指戰員。中央領導人聽取了李先念關于川西北情況及紅軍今後行動方向的建議，對紅四方面軍的英勇鬥争給予鼓勵。會師的喜訊，很快傳遍兩支紅軍的機關、連隊和川西北的縣城。
兩個方面軍的指戰員，來自山南海北，四面八方。他們各自有着不同的經曆，操着不同的鄉音，素昧平生，萍水相逢。但是，他們都是工農子弟、工農紅軍，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而奮鬥，為共産主義理想而奮鬥。戰友的情意，共同的理想，打破了一切界限，使他們一見如故，勝似親人。兩軍的團結友好氣氛，在當時中國紅軍的《紅星報》上，曾有如下兩則生動的報導：“‘太陽’縱隊二十一日在懋功開了一次幹部同樂會，四方面軍駐懋功部隊的幹部亦全部參加。在未開會之先，唱歌呀、談話呀，兩方面軍幹部互相談說戰績呀，整個的會場，充滿着歡快的表情。”同樂大會正式開幕了。首先是黨中央和總政治部的代表博古同志與朱總司令的演說，告訴了全體幹部目前的有利處境，兩大主力會合的意義，與我們的戰鬥任務。接着，便是五大碗的會餐。這時有同志起來報告‘猛進’劇社到了，掌聲大起，表示歡迎他們的盛意。“會餐以後，晚會開始。首先有‘火線’劇社的小同志的唱歌和跳舞；接着有‘火線’劇社與‘太陽’縱隊的一些名角演‘十七個’的名劇；最後，‘猛進’劇社表演‘破草鞋’，這兩出戲無論在劇（情）上或者在藝術上都是成功的。邊章武同志的京調，李伯钊同志的跳舞，都博得了大家的各處的掌聲。會場空氣盛極一時，為反攻以來第一次！”二十三日上午，‘太陽’籃球隊與四方面軍駐懋功部隊的籃球隊舉行友愛的比賽，開始是分開打，以後又混合打。球藝雖由于雙方的長期行軍與作戰而表現着生疏，但活躍的精神，英勇的表演，處處都顯示出百戰百勝的英勇健兒的大好身手！“會師的喜訊，使徐向前心中充滿着歡樂。這時，北面、東面的敵人為防堵紅軍，正加緊築碉前進。紅四方面軍不時與敵激戰。徐向前不斷發出指令，要求前線部隊堅守陣地，以殺敵立功的實際行動歡迎中央紅軍。紅四方面軍各部隊還把慰問中央紅軍的物品，如衣服、草鞋、毯子、皮衣、毛衣、襪子、襪底、牙粉、糧食等一批批地送到了中央紅軍駐地。從北川、茂縣、理縣至懋功沿途，處處是歡迎兩軍會師的醒目标語，是絡繹不絕地運送慰勞品的馬隊、牦牛隊。紅一、四方面軍的會師，使蔣介石各個擊破紅軍的企圖化為泡影。會師後的紅軍一、四方面軍，總兵力達10萬餘人。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縣屬之兩河口召開會議，讨論戰略行動方針。28日，作出《關于目前戰略方針的決定》。接着，中革軍委制定了《松潘戰役計劃》，要求紅軍”迅速、機動、堅決消滅松潘地區的胡敵，并控制松潘以北及東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戰和發展。“《計劃》規定一、四方面軍分組為左，中、右三路軍，另有岷江支隊、附右支隊、懋功支隊等向黑水、蘆花、黃勝關一帶集中，迂回攻取松潘。徐向前率中路軍，陳昌浩率右路軍，分别從理縣、茂縣北進。
7月初，張國焘從兩河口返回，經下東門見到徐向前，簡要講了中央紅軍的情況和攻取松潘的計劃，便匆忙回茂縣去了。7月6日，徐向前、陳昌浩分别率軍出發，徐向前率中路軍的10餘個團，沿黑水河岸婉蜒前進。一路上又要防備敵機轟炸，又要對付藏人反動武裝偷襲，又要拔除敵人盤踞的堡寨，每天隻能行進五、六十裡。徐向前與彭德懷在維古河畔的會見，是兩軍會師中的一段生動插曲。那是在快接近黑水的途中，徐向前接到彭德懷一份電報，說三軍團已進抵黑水，為迎接四方面軍，他已帶部隊上來。徐向前異常高興，立即發報表示熱烈歡迎，并約請彭軍團長到維古河的渡口會面。翌晨，徐向前和随行的通訊排，騎上戰馬飛也似的向維古河畔馳去。金色的陽光透過朦胧的霧氣投向大地，白色的浪花在急流的維古河面不停的湧現，兩岸的山丘、樹木分外靜谧，給原野塗上一層神秘的色彩。雖然已是7月天，但高原地帶的早晚，卻帶着一縷寒意。徐向前一行人馬跑得汗津津的，抵維古河邊後，沐浴着涼爽的空氣，朝地圖上标有鐵索橋的方位走去。維古河是岷江的支流之一，寬約二、三十米，水深流急，水寒刺骨。難以徒涉。平素人來人往，就靠鐵索橋。鐵索橋是交通落後的川西北的常見橋梁，兩岸拉起幾根并排的鐵索，鋪一些木闆，走在上面晃晃悠悠，不習慣的人會覺得頭暈目眩，膽戰心驚。徐向前走到渡橋的位置一看，橋索己被破壞，要想渡河比登天還難。
正在這時，河對岸出現了一支婉蜒而來的小隊伍。走在最前面的一個人體魄健壯，中等身材，穿一身灰布軍裝，戴一頂鬥笠，走到岸邊後直向徐向前等人揮手呼喊；徐向前也揮動八角帽答話，但因水聲太大，誰也聽不清對方說什麼。彭德懷的名字，徐向前早就聽說過；徐向前的名字，彭德懷也不陌生，但兩人從未見過面，所以準也不敢斷定對方就是自己要會見的人。過了一會兒，徐向前見對岸戴鬥笠的人朝他打了打手勢，接着扔過一塊小石頭來。石頭上用小繩拴着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我帶三軍團之一部，在此迎接你們！
――彭德懷。“徐向前高興極了，馬上從記事本上撕下一頁紙，正正規規地寫上：”我是徐向前，很想見到您！“也拴在石頭上甩過河去。彭德懷得知是徐向前在對岸。高興地揮動大鬥笠，頻頻向他親切緻意。當天，通訊部隊在河面拉起了一條電話線。徐向前和彭德懷第一次通話，互相問候，約定次日在維古河上遊一個名叫亦念的地點相見。次日，徐向前帶人翻過兩座大山，到達亦念時已近正午；彭德懷也同時到達。但令人失望的是，這裡的鐵索橋也遭破壞，雙方仍然是隔河相望。徐向前的随從人員在一段河面上找到了另一種渡河工具――溜索。一條繩索橫貫河岸，上面懸着個用竹條編的筐子，裡面坐着一個老鄉，正向對岸滑來。徐向前因急于同彭德懷會面，等那老鄉過河來，自己也象老鄉那樣坐進筐子，用腳向岩石猛力一蹬，借勁向對岸滑去。等他到達終點跳出筐子，彭德懷快步迎上，兩雙手緊握在一起。彭德懷風趣他說：”徐總指揮，還不知道你有這種本領呢！“徐向前說：”我這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呀！“逗得周圍的人哈哈大笑。這是兩位威震敵膽的紅軍高級将領的第一次會見，也是傳奇式的會見。
革命的路，艱難而曲折。兩軍會合後的團結戰鬥氣氛，被張國焘的分裂主義野心，投下了愈來愈濃重的陰影。
早在兩軍會合前夕，毛澤東等從北上抗日和粉碎蔣介石圍追堵截計劃的總指導思想出發，就提出了在川陝甘邊創建根據地的方針。6月16日，朱德、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緻四方面軍領導人的電文中指出：“為着把蘇維埃運動之發展放在更鞏固更有力的基礎之上，今後我一、四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占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并于适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張國焘和陳昌浩于6月17日複電：同意向川陝甘發展，組織遠征軍，占領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兩軍會合後，為統一對戰略方針的認識，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于兩河日召開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博古都同意北進計劃。而張國焘則又提出南下川康邊的計劃，被大家否定。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研究形勢和組織問題，決定增補張國焘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中革軍委委員。
兩河口會議後，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維漢、劉伯承等到紅四方面軍慰問，并傳達會議精神。這時徐向前、陳昌浩已率軍北進。當李富春抵理縣時，張國焘提出了統一軍事指揮，充實總司令部的問題，要求軍委設常委，決定戰略問題；徐向前、陳昌浩參加總司令部工作，以徐為副總司令，陳為總政治委員。
李富春因事關重大，立即向中央作了報告。接着，在張國焘的授意下，川陝省委一些人也向中央提出類似要求。陳昌浩在行軍途中則緻電中央，“請焘任軍委主席，朱德任總前敵指揮，周副主席兼參謀長。中政局決大方針後，給軍委獨斷專行。”所有這些，實質就是張國焘要取毛澤東等的領導地位而代之。張國焘還在公開場合與私下談話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一方面軍的損失和減員應由中央負責”、“遵義會議是不合法的”、“軍事指揮不統一”等，進行挑撥和煽動。張國焘是老資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隻有他能出席中央政治局的會議，又是紅四方面軍的最高領導人，他散布的話很容易迷惑和欺騙人。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十分珍視兩軍的團結，強調一、四方面軍都是黨領導的紅軍隊伍，大敵當前，沒有内部的團結一緻，便無法戰勝敵人，實現既定的戰略方針，一切有損兩軍團結的言行都是錯誤的、危險的、有害的。
毛澤東親口對一、三軍團的領導人說過：“會師了，要講團結，不要批評。”
但是，有的教條主義者卻指責四方面軍有“土匪作風”，“政治落後”，撤離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義”，甚至寫文章公開批評。這也給了張國焘以挑唆的借口。張國焘公開對下面講：他們是洋鬼子，修洋頭，穿西裝，戴眼鏡，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們四方面軍這些“老土”，不想要我們！
對于兩軍會合後出現的複雜局面，徐向前是沒有思想準備的。兩軍會合後，他的主要想法是要離開四方面軍，到中央做點具體工作。原因是張國焘一直對他“用而不信”。他與張國焘、陳昌浩雖共事好幾年，但在許多問題上合不來，心情一直不愉快。在理縣的一天晚上，徐向前和陳昌浩談到兩軍會合後的前景時，就說：“我這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軍幹不了。現在中央來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劉伯承同志來替我，他是軍事理論家，也有豐富的實戰經驗。”陳昌浩頗感突然，忙問：“那你準備幹什麼去？”徐向前誠懇地回答說：“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麼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點具體工作吧！”陳昌浩不同意，說是先别考慮這件事。那些對四方面軍的片面指責，也使徐向前反感。這支部隊，是從鄂豫皖的一支300來人的遊擊隊發展壯大起來的，打過許多硬仗、惡仗，不愧是一支黨領導下的鐵的紅軍隊伍。盡管部隊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但本質是好的，是堅決打蔣介石的，是實行土地革命的，是聽黨的話的，是和人民群衆血肉相連的，是竭誠歡迎黨中央和兄弟的紅一方面軍的到來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軍說的一團漆黑，他認為這對兩軍團結沒有任何好處。徐向前後來回憶說：會合的時候，毛主席主張講團結，強調有些分歧不要說，還是團結起來。但不曉得那時為什麼說退出鄂豫皖，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義，又是什麼政治落後、土匪主義等等，當時聽了是反感的。我說我們是擁護第三國際實行土地革命麼，打遊擊的時候我們的臂章上都寫着擁護第三國際，實行土地革命，莫非我們打蔣介石打錯了嗎？
徐向前當時腦子裡的一些問号，也正是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心目中的共同疑問。但是，作為身負重任的總指揮，他不僅自己不談論這些事，而且嚴格要求下屬不要瞎議論，要顧大局，講團結，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會妥善處理和解決。在蘆花、黑水，徐向前主動建議調一方面軍一些幹部來四方面軍當參謀長，調四方面軍的3個建制團充實一方面軍，以便兩軍互相學習，取長補短。黨中央采納了徐向前的建議。
中共中央和軍委為團結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實現北上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的方針，對組織作了必要的調整。7月18日，任命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仍兼紅軍總司令，張國焘任總政治委員。7月21日，決定組織前敵指揮部，以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各部隊的番号和軍政首長更動如下：原一軍團改為一軍，軍長林彪，政委聶榮臻，參謀長左權。三軍團改為三軍，軍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參謀長肖勁光。五軍團改為五軍，軍長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代參謀長曹裡懷。九軍團改為三十二軍，軍長羅炳輝，政委何長工，參謀長郭天民。原四方面軍部隊番号不變：四軍軍長許世友，政委王建安，參謀長張宗遜。九軍軍長孫玉清，政委陳海松，參謀長陳伯鈞。三十軍代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參謀長李天佑。三十一軍軍長餘天雲，政委詹才芳，參謀長李聚奎。三十三軍軍長羅南輝，政委張廣才，參謀長李榮。中央還明令指示：“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這一決定，充分體現了促進兩軍團結和照顧大局的精神。在7月中旬中共中央抵蘆花時，徐向前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領導人。毛澤東的安祥大度，周恩來的銳敏和口才，朱德的平易近人，張聞天的學者風度，都給徐向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中央領導最關心的是敵情，詳細詢問徐向前。他将周圍敵人的兵力部署、各敵的作戰特點及裝備情況，一一詳細作了介紹。這次見面，毛澤東代表中央政府親自将一枚紅星獎章授予徐向前，以表彰他在四方面軍的傑出貢獻。
7月21日，徐向前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在蘆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博古主持，出席的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凱豐、鄧發、李富春、劉伯承、張國焘、陳昌浩等。這次會議，是為統一對四方面軍的認識而召開的。
會議首先由張國焘報告囚方面軍從鄂豫皖反四次“圍剿”以來的發展情況，他的評價是：總的說，四方面軍的戰略戰術一般是正确的，但缺點錯誤是有的，不承認在鄂豫皖和川陝蘇區有路線問題。徐向前在發言中介紹四方面軍的特點。他說：紅四方面軍幹部土生土長的多，文化程度差，但積極學習；軍事知識差，但能幹；作戰後即讨論研究經驗教訓。部隊作戰，書面命令少，沒有參謀業務處的工作，作戰計劃等都是上面指揮員直接制定。從鄂豫皖到四川的戰争過程中，執行紀律和進行政治工作很注意，但執行紀律不适當的現象常常發生。作戰時領導幹部層層下去指揮，一個師就由師長下去帶一個團，師政委帶一個團。這樣，戰鬥雖勇敢堅決，但幹部傷亡大，現還沒有很好地糾正。集體領導差，對軍事問題的決定非常秘密，運動兵力迅速，決定問題快，動作靈敏，指揮集中，但打退敵人後指揮就分散了，常誤事。
射擊、手榴彈操練很勤，有很大進步。夜戰很好，主要是幹部親自看陣地，有記号，大量利用手榴彈攻擊，丢的準，以二七四團、二六五團夜戰最好。
總之，紅四方面軍工農幹部多，軍事理論訓練少，戰略戰術是弱些，但主要是從實踐中積累經驗。
徐向前發言後，陳昌浩又介紹了紅四方面軍的政治工作情況。他倆因忙于指揮部隊行動，第二天的會議未參加。
第二天的會上，鄧發、朱德、凱豐、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相繼發言，博古作結論。大家肯定了自張國煮到鄂豫皖後，紅四方面軍是執行了中央正确路線的，因此，才有勝利和發展。同時，也指出了領導工作中的某些不足之處。毛澤東說：從鄂豫皖到現在，國焘領導是沒有問題的，路線是正确的，其他個别問題不正确。鄂豫皖的反“圍剿”準備不足；通南已隻是1933年9月上半月注意了地方政權的建設；放棄通南巴是嚴重錯誤，找不出任何理由說明為何要放棄。在鄂豫皖幾次沒有打退敵人，因為沒有準備，那時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退了劉湘，在勝利後進攻中放棄的，是不對的。周恩來則認為撤出鄂豫皖不對：撤出通南巴是為了迎接中央紅軍，是正确的。最後博古作結論說：同意總的估計，國焘執行了四次“圍剿”後黨的路線。①那時，經過遵義會議後，黨内民主讨論的氣氛較濃，在政治局會議上，不同意見可以自由發表。顯而易見，這次會議，中央對張國焘仍是采取積極團結的方針，對四方面軍的功績作了充分肯定的評價。張國焘想搞名堂，便找不到“借口”了。
徐向前、陳昌浩于7月22日率軍從蘆花出發，向毛兒蓋進軍。蘆花會議開出個什麼結果則不知。徐向前一路想的是如何消滅敵人和北上的問題。中央的北上方針，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的計劃，徐向前完全擁護，陳昌浩也同意。
他們原來就有過這種設想。徐向前滿心希望中央不再發生分歧，作為一個軍事指揮員和開路先鋒，他一路想的是怎樣為創造川陝甘根據地打開通路。
由于松潘那帶地形險要，敵胡宗南部兵力衆多，憑碉固守，紅軍火力差，攻擊難以奏效。軍委召集會議，決定放棄攻打松潘的部署，改為執行夏洮戰役計劃。并決定一、四方面軍組成左右兩路軍北上。
正當部隊忙着做北上準備的時候，張國焘又節外生枝，要中央開會解決“政治路線”問題。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了擴大會議。原定四方面軍參加會議的名單有徐向前、陳昌浩、傅鐘等人，後來又改為隻由張國焘出席。會議作出了（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确的，并明确指出：“由于一、四方面軍的會合，革命戰争經驗的交換，指揮的統一，紅軍戰鬥力不但在數量上增加而且在質量上也增強了。一、四方面軍在中國西北部的活動，将大大推動西北少數民族反帝國主義與反國民黨的鬥争，使西北廣大地區土地革命的鬥争進一步尖銳化，使共産黨蘇維埃紅軍的影響大大的擴大。同時西北各省是中國反動統治及帝國主義力量最薄弱的地區，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無産階級祖國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這更造成蘇維埃與紅軍發展的有利條件。”
決議重申了6月18日中央政治局确定一、四方面軍首先北進取得甘肅①上述幾人發言摘引自1935年中央政治局蘆花擴大會議記錄。
南部的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并對加強兩個方面軍的兄弟團結、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以及開展反傾向鬥争等問題，作了闡述。會上，補選了陳昌浩、周純全二人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徐向前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鐘為中央候補委員。
陳昌浩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任副主任。
會後，徐向前從張國焘、陳昌浩的談話中聽出，會上又發生過不愉快的争執，張國焘對中央領導很不滿意。徐向前說：“這些事情我管不了，現在的問題是部隊在這裡沒有糧食吃，吃黃麻吃得嘴都腫了，我們不能呆在這裡挨餓，得趕快走。等找到有糧吃的地方，你們再争吵去！”
根據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組成左右兩路軍北上的決定，左路軍由一方面軍的五軍團、九軍團（已分别改稱五軍、三十二軍）
和四方面軍的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三軍組成，由總司令朱德和總政委張國焘率領，以馬塘和卓克基為中心集結，向阿壩地區開進，然後東進至班佑地區向右路軍靠攏。右路軍由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即一、三軍）和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組成，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率領，以毛兒蓋為中心集結，向班佑、巴西地區開進，待與左路軍會合後共進甘南，執行夏洮戰役計劃。中共中央和軍委随右路軍行動。
8月10日，徐向前、陳昌浩于毛兒蓋公布了《右路軍行動計劃）。幾天後，朱德、張國焘率左路軍向阿壩開進。20日，徐向前在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會議上，明确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原則上的問題，以前已決定，當無可争。
我們應堅決先從洮河右岸前進，從岷州方向突破向東。如果不能走時，再從洮河左岸向東突擊。戰略方針當然是向東。“陳昌浩的意見也是這樣，并受到了毛澤東的贊揚。會後，由毛澤東整理了大家通過的《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作為正式文件。
8月21日，徐向前、陳昌浩下令右路軍出動，兵分兩路，向北進發。從毛兒蓋到班佑地區，中間須經過一片縱橫數百裡的茫茫草地。不論一方面軍或四方面軍，都沒有草地行軍的經驗。當徐向前率前鋒部隊到達草地邊沿時，遠遠看去，象灰綠色的大海似的，不見山丘，不見村舍，不見林木，不見道路，東西南北。茫茫無際。據帶路的“通司”說，草地盡是泥潭，一不小心陷到裡面就會送命；氣候多變，夜間奇寒；人煙稀少，走幾十裡路才能看到一兩戶人家，都是過遊牧生活的藏民。徐向前命令部隊充分做好物質準備和思想準備，一定要征服大自然設下的難以逾越的障礙。
一、兩天後，征服草地的進軍開始了。天氣令人莫測地變幻着。中午還晴空萬裡，太陽高照，烤得人們汗流夾背喘不過氣來；下午，突然黑雲密布，雷聲隆隆，暴風雨夾雜着一陣陣冰雹，鋪天蓋地而來。黑夜來臨，氣溫驟降，達零度以下。草地上到處是草墩子和泥沼，人們隻能踩着草墩子行進，一不小心陷進泥沼，越掙紮便陷得越快越深，直至被泛起的水泥完全吞沒。沿途的水大都含有毒汁，喝下去又吐又瀉。四野茫茫，找不到糧食。野韭菜、野芹菜、草根、馬鞍、皮帶……都成了紅軍充饑的食物。草地行軍，奪去了許多紅軍指戰員的寶貴生命。
徐向前的前敵指揮部随三十軍行動。為使後續部隊減少傷亡，勝利通過草地，他令開路的前鋒部隊沿途标上安全路标；要求各部隊組織有經驗的人挖野菜，摘野果，不認識的東西不要亂挖亂吃；傷病員一律帶走，不準丢棄；犧牲的人就地掩埋，不許暴屍荒野；除必要的運輸辎重的牲日外，其餘的可以宰殺，供部隊食用。他特别強調發揚革命樂觀主義和團結友愛精神，用集體的力量克服困難，從絕境中求勝利。各部隊根據徐總指揮的要求，不斷加強思想動員和組織工作，用各種形式鼓舞士氣，增強信心，加強團結，以藐視一切困難的英雄氣概，前仆後繼，向着既定的目的地行進。在一篇題為《小宣傳員們》①的文章中，生動地記述了紅軍過草地的生活片斷：“雖然饑餓與寒冷日夜威脅着每一個人，但人們并沒有消沉，草地中的文娛生活還是非常活躍。大家拖着疲倦的身體，束緊了腰帶，邊走邊唱。順口溜，家鄉小調，雜七雜八，好不熱鬧。
“一天，部隊露營在一個斜坡上，演出隊分組向部隊進行了慰問演唱。
組長帶着我們到了一個連隊，同志們都鼓掌歡迎我們這些‘娃娃兵’。
“會場中燃起了一堆簧火，連隊的同志們坐在四周，我們幾個人站在中間，被火烤得熱呼呼的。
“演唱開始了，第一炮是‘童子舞’。五個人先兜了幾個‘8’字形，一面跳着一面唱：”牛皮本是好東西，喲嗨，吃多了就要脹肚皮，好東西，喲嗬嗨！‘剛剛唱完，同志們就哈哈地笑起來了，還來和我們握手。一個大個子把’小皮球‘拉過去，在自己的衣袋裡摸了老半天，掏出一小把青稞來，遞給他說：“拿着吧，小兄弟！
“此時此地，這是比生命還寶貴的東西，‘小皮球’怎能好意思收呢！
他說：“你吃什麼？‘”’沒關系，還能頂幾天！撐得住！……‘“最後’小皮球‘無可奈何地收下了。
“這時候，部隊情不自禁地高歌起來了，歌聲響徹雲霄，震動了夜色茫茫的草地。……”
這些“娃娃兵”，就是徐向前率領下的三十軍二六七團宣傳隊的小紅軍。
①《星火燎原》選編之三，戰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369頁。
第三節以團結為重
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紅四軍、三十軍（一、三軍團和中央縱隊走另一路），經過五天左右的艱苦行軍，終于勝利通過了被稱為絕境的草地，于8月下旬到達班佑地區。這時，中央縱隊和一軍團也抵巴西；三軍團殿後，仍在行進途中。巴西、班佑地區，有一些喇嘛寺廟和民房，有糧，有水，有牛羊，對于剛從草地過來的紅軍，簡直象是另一個世界一樣。
距離巴西、班佑100多裡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要地，由胡宗南部駐守。迅速占領包座，打開北進通道，是擺在右路軍面前的緊急任務。上包座環山傍水，居高臨下，是控制這一地帶的主要制高點。守敵一個團，駐紮在山頂，利用山險路狹，修築許多碉堡，并備有大批糧食，構成了可以長期固守的防禦陣地。胡宗南得悉紅軍北進的消息後，又調其伍誠仁第四十七師向包座疾進，進行增援。徐向前到達班佑後，就派人偵察地形、敵情，開始了攻打包座的戰鬥部署。他鑒于三軍團還未上來，一軍團又相當疲勞，因而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建議，攻打包座的任務，由四方面軍部隊承擔。毛澤東批準了這一建議。徐向前的具體部署是：三十軍為主攻部隊，以八十九師二六四團（善攻堅）攻擊大戒寺之敵；以八十八師兩個團和八十九師另兩個團伏于上包座西北地區山林中，準備打援；四軍為助攻部隊，以一部攻擊求吉寺之敵，配合三十軍解決戰鬥。一軍團作預備隊，集結于巴西和班佑地區待機，并負責保護黨中央的安全。8月29日，徐向前命令部隊發起攻擊。當夜，二六四團連續排除了一些碉堡，殲敵兩個連，但大戒寺其餘守敵仍憑借後山的工事頑抗。30日夜，敵援軍先頭部隊進抵大戒寺以南。為誘使援敵全部進入伏擊圈内，一網打盡，徐向前令埋伏的主力部隊繼續注意隐蔽待機，攻打包座的部隊則适當後撤。31日，敵師長伍誠仁率師部進駐包座以南，令3個團兵力沿包座河東西兩岸進擊，企圖“迫匪于上下包座附近而殲滅之”。三十軍代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見敵人已經進入紅軍的包圍圈内，下午3時，下令發起反攻。埋伏在山林間的紅軍，象無數把尖刀，突然插向敵軍，将其截成數段，激戰至夜半，敵四十九師大部被殲。總計斃傷敵師長伍誠仁以下4000多人，俘敵800餘人，繳獲長短槍1500餘支、輕機槍50餘挺及大批糧食、牛羊，打了兩軍會合以來的第一個漂亮杖。黨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十分高興。戰鬥結束後，一方面軍還派出宣傳隊，前往包座進行慰問。
通路已經打開，但嚴重的黨内鬥争又爆發了。張國焘本來就對中央的北進方針心懷不滿，滿腹狐疑，左路軍出阿壩不遠，他便借口地理、天候、糧食等困難條件，拟令部隊返回阿壩，妄圖改變北進方針。9月1日，徐向前、陳昌浩、毛澤東緻電朱德和張國焘，指出目前的敵情、我情、地理情況，極有利于按原定計劃向甘南發展。因此，“右路軍須以主力向前推進，以不突出西固、眠州線為度。第一步以一、三兩軍控制羅達地區，四軍、三十軍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區，其一部控置（制）包座。這樣控置（制）了兩條平行東向路，并随時可與胡敵五個旅有把握的作戰，決不會被敵截斷，更不是從間隙偷出封鎖線。候左路到達，即以一支隊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隊向文縣方向佯攻脅敵，集中主力從武都、西固、岷縣間打出，必能争取偉大勝利。”
9月3日，張國焘緻電徐向前、陳昌浩并轉中央。内稱：“（甲）上遊偵察七十裡，亦不能徒涉和架橋，各部糧隻能吃三天，二十五師隻兩天，電台已絕糧，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待自斃，無向導，結果痛苦如此，決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趕回阿壩。（乙）如此，己影響整個戰局，上次毛兒蓋絕糧，部隊受大損；這次又強向班佑進，結果如此。再北進，不但時機己失，恐亦多阻礙。（丙）拟乘勢誘敵北進，右路軍即乘勝回擊松潘敵，左路備糧後亦向松潘進。時機迫切，須即決即行。”這樣“北進”和“南下”之争，再次成為牽動全局部署和影響紅軍命運、前途的鬥争焦點。
徐向前、陳昌浩對于張國焘的這種突然變化，甚感焦慮。他們商量，認為既然北進是毛兒蓋會議政治局讨論決定的方針，且右路軍占領包座後又打開了北進通道，無論如何，都不應變更原決定。徐向前對陳昌浩說：“目前箭己在弦，非進不可。主力合而後分，兵家大忌，還是要勸他們上來。”但是，他又考慮從組織上講，前敵總指揮部是接受紅軍總部指揮的，如果總部和中央的意見不統一，下面執行起來很為難。所以，他和陳昌浩商定：一是準備抽一個團出來背糧食、帶向導，前去接應左路軍；二是發電報陳述意見，勸說張國焘執行中央的決定。9月8日，由徐向前、陳昌浩共同發出急電緻朱德、張國焘：“胡不開岷，目前突擊南、岷時間甚易。總的行動究竟如何？
一軍是否速占羅達？三軍是否跟進？敵人是否快打？飛示，再延實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慮是否南進。毛、張皆言隻（有）南進便更有利，可以交換意見；周意北進便更有出路；我們意以不分散主力為原則，左路速來北進為上策，右路南去南進為下策，萬一左路若無法北進，隻有實行下策。如能乘（敵）向北調時（取）松潘、南坪仍為上策。請即明電中央局商議，我們決執行。“當晚，黨中央領導人通知陳昌浩、徐向前去周恩來住處開會，會議一緻通過，向左路軍領導人發出如下電報：朱、張、劉（伯承）三同志：目前紅軍行動是處在最嚴重關頭，須要我們慎重而又迅速的考慮與決定這個問題。弟等仔細考慮結果認為：（一）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将極端不利，因為：（甲）地形利于敵封鎖，而不利于我攻擊，丹巴南千餘裡，懋功南七百餘裡，均雪山、老林，隘路。康、爐、天、蘆、雅、名、邛、大，直至懋、撫一帶，敵壘已成，我軍絕無攻取可能。
（乙）經濟條件，絕不能供養大軍，大渡河流域千餘裡間，術如毛兒蓋者，僅一磨西面而已，綏、崇人口八千餘，糧本極少，懋、撫糧已盡，大軍處此有絕食之虞。
（丙）阿壩南至冕甯，均少數民族，我軍處此區域，有消耗無補充，此事目前己極嚴重，決難繼續下去。
（丁）北面被敵封鎖，無戰略退路。
（二）因此務望兄等熟思深慮，立下決心，在阿壩、卓克基補充糧食後，改道北進，行軍中即有較大之減員，然甘南富庶之區，補充有望。在地形上、經濟上、居民上、戰略退路上，均有勝利前途。即以往青、甯、新說，亦遠勝西康地區。
（三）目前胡敵不敢動，周、王兩部到達需時，北面敵仍空虛，弟等并拟于右路軍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動，與二十五、（二十）六軍配合行動，吸引敵人追随他們，以利我左路軍進入甘肅，開展新局（面）。
以上所陳，純從大局前途及利害關系上着想，萬望兄等當機立斷，則革命之福。
恩來、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澤東、稼祥九月八日二十二時與此同時，即8日22時，張國焘以朱、張的名義電令徐、陳：“一、三軍暫停向羅達進，右路即準備南下，立即設法解決南下的具體問題，右路皮衣已備否？
即複。“接電後，陳昌浩改變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願把左右兩路軍分開，也隻好表示南下。由陳昌浩将他們的意見報告了中央。黨中央當天再電”國焘同志并緻徐、陳：陳談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占領甘、青交通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9日，張國焘電複徐向前、陳昌浩并轉黨中央，仍堅持南下。聲言：”南下又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甕中之鼈。“
鑒于張國焘公然對抗中央的北進方針，勸說無效，命令也無效，9月10日，黨中央率一、三軍團單獨北進。
9日晚，毛澤東來到徐向前的住處，問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見怎麼樣？”實際上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說：“兩軍既然已經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如分成兩半恐怕不好。”毛澤東沒再說什麼，遂告辭而歸。
這時，一軍團已在俄界，黨中央連夜率三軍團開拔，向俄界集中。10日淩晨，徐向前、陳昌浩才得知一方面軍單獨北進的消息。徐向前回憶說：“那天早晨，我剛剛起床，底下就來報告，說葉劍英同志不見了，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不見了。我和陳昌浩大吃一驚。接着，前面的部隊打來電話，說中央紅軍已經連夜出走，還放了警戒哨。何畏當時在紅軍大學，他跑來問：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陳昌浩說：我們沒下命令，趕緊叫他們回來！發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闆上，半個鐘頭說不出話來。心想這是怎麼搞的呀，走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呀，我們毫無思想準備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腦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電話來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着電話筒，問我怎麼辦？我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陳昌浩不錯，當時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作了答複，避免了事态的進一步惡化。他是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假如他感情用事，下決心打，我是很難阻止的。在這點上，不能否認陳昌浩同志維護團結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敵指揮部開了鍋，人來人在，亂哄哄的。我心情極壞，躺在床闆上，蒙起頭來，不想說一句話。陳昌浩十分激動，說了些難聽的話。中央派人送來指令，要我們率隊北進；陳昌浩寫了複信，還給張國焘寫了報告。”①“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徐向前在關鍵時刻的這句話，字字千鈞，表現了一個偉大無産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對黨和紅軍團結的珍視！它将永遠镌刻在中國革命的偉大曆史豐碑上。
①徐向前：《曆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452―4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