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巴山來了徐向前”
第一節分兵直下通南巴
1932年寒冬，徐向前率領紅軍攀鳥道，履冰雪，戰風寒，翻越過人迹罕至的大巴山，直下通江縣城。接着，兵分3路展開：徐向前率十一、十二師西進巴中；陳昌浩、王樹聲率七十三師北取南江；王宏坤率十師東向萬源。
張國焘率總部及後方機關坐鎮通江及苦草壩。一月之内，紅軍連戰皆捷，共殲敵3個團，潰敵8個團，占據通江、南江、巴中三座縣城及周圍大片地區。
在共産黨員張逸民影響下，南江北部的土著武裝任玮璋部2000餘人，起義參加了紅軍。“斧頭劈開新世界，鐮刀割斷舊乾坤。”大巴山下一派天翻地覆的景象。人們紛紛傳說着：“紅軍好厲害喲！”“龜孫子田冬瓜①快垮杆喽！”
“紅軍不拿百姓一針一線，對窮人像兄弟一樣喲！”“紅軍首領是哪一個？”
“說是有個徐向前！”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己平蜀未平”。四川，曆史上就是封建統治者最難控制的地方。孫中山高舉義旗，号召推翻清政府，四川人民率先響應，發起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促進了辛亥革命的爆發。然而，這場革命，隻把清朝皇帝趕跑了，人民的鬥争果實，被大地主、大軍閥侵吞，實際上以失敗而告終。四川境内，“諸侯”蜂起，連年混戰。蔣介石的中央政府和中央軍鞭長莫及。隻得暫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容忍所謂“川人治川”和軍閥割據的現狀。紅軍人川前，全省分别為劉文輝、劉湘、田頌堯、鄧錫侯、楊森、李家钰、羅澤州、劉存厚等軍閥分割控制。1932年10月，一心想當“四川王”的劉湘，同劉文輝展開争奪成都的大混戰，全省大小軍閥多被卷人。
12月間，“二劉之戰”再次爆發。以川北為大本營的第二十九軍軍長田頌堯，站在劉湘一邊，傾其主力30個團西出成都參戰，後方僅有10幾個團防守。
紅軍一舉進據通南巴，就是利用了這個有利時機。
通南巴地區，位于川陝邊。背靠巴山天險，俯視川東盆地，層巒疊嶂，林木際天，河川縱橫，土地肥沃，地勢險峻，南低北高，進可攻，退可守。
當紅軍翻越風雪大巴山的時候，徐向前知道四川軍閥正在混戰，進軍川北，有可乘之隙。但是，紅軍能不能在這裡站得住腳，搞塊根據地，他還吃不準。
入川一個多月，他跋山涉水，多方調查，初步掌握了川北的敵情、民情、出産及山形地貌，深感進軍通南巴是着好棋，隻要政策對頭，把群衆發動起來，紅軍就一定能夠立腳生根，創造紅彤彤的新天地。
川北人民在田頌堯的殘酷統治下，長年掙紮在饑寒交迫、水深火熱的境況中。軍閥混戰，更給群衆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正如一首民謠傾訴的：“軍閥梳子梳，豪紳蓖子蓖，甲長牌頭刀子剃，收款委員來剝皮。”軍閥加在人民頭上的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僅田賦稅一項，就已收到五、六十年以後了。販賣鴉片煙，是四川軍閥的生财之道，巴中一帶又适宜種鴉片。田頌堯命令農民将大片良田變為煙田，以供其盤剝和揮霍，川北成了兵匪為患，煙毒遍地，民不聊生的人間地獄。群衆曾奮起抗捐稅，鬧公堂，吃“大戶”，盼“共産”。對此，成都的一個報刊也直認不諱：“政治的腐敗登峰造極，軍官的蠻橫亦是不可多見的。一方面要擴充軍隊以購買裝備，一方面要堆集财富，在此兩種欲望之下，便隻有盡其剝削人民的能事，設立種種的苛捐雜稅，田賦一年征收十年、二十年，都是極平常的，于是人民生産力經營力低①當地人民稱呼軍閥田頌堯的綽号。
落了，農村開始崩潰，軍人還是安然地剝索，于是農民逃荒，土地荒蕪。這樣一個背景，便正是共産黨蔓延滋生的佳地。“①紅四方面軍入川，田頌堯繼續在成都參加混戰。他在川北一角割地稱雄，從未和紅軍較量過，認為乘虛而入的紅軍，不過是些東流西竄的”殘匪“，就更不放在眼裡了。追擊紅軍的胡宗南、劉茂恩等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要從陝南入川”進剿“，田頌堯怕請神容易送神難，拒絕他們進來。盤踞宣漢、達縣的老牌軍閥劉存厚，憂心忡忡，緻信田頌堯示意他罷戰成都，回兵”剿赤“。田頌堯滿不在乎地回信說：”區區之災，何以老師費心！“他的如意算盤是，待成都之戰取勝後，再搬師”回剿“，通南巴仍是田家的天下。徐向前後來回憶說：當時，蔣介石和四川軍閥之間，四川軍閥本身之間，都有矛盾。我們利用這種矛盾，一是四川軍閥正在成都混戰，盤踞川北的田頌堯出兵參戰，後方空虛，首尾難顧。二是四川軍閥曆來割地自雄，不願意讓蔣介石的勢力進川。所以，追擊我們的劉茂恩部已經從陝南進萬源，又退回去了；胡宗南部已經從漢中進到川陝交界的地方，爬上了巴山，但四川軍閥也沒有讓他們進川。假定那時沒有四川軍閥的混戰的局面，我軍入川，他們就會一緻對付我們，紅軍處境就困難得多嘛！假定那時四川軍閥和蔣介石之間沒有矛盾，蔣介石就可以從漢中調部隊過來，兩邊一壓，我們不僅很難進川，就是進去了也不容易站穩腳跟。①紅軍總部設在通江縣城，徐向前和前線指揮部住巴中。部隊經過兩個月的艱苦轉戰，有了落腳地，有了糧食吃，有了衣服穿，滌盡滿身征塵，面貌煥然一新。戰士們興高采烈地說：”紅軍就是離不開山，離了大别山，到了大巴山。“
“有山就有紅軍，通南巴可真是落腳的好地方！”
紅四方面軍領導人決定：抓緊時機，深入發動群衆，開展土地革命鬥争，建立以通南巴為中心的川陝革命根據地，并充分做好迎擊敵人進攻的準備工作。徐向前根據周圍的敵情，将三個師部署于巴中、南江一線，對付田頌堯的反撲；以一個師部署于通江及其以東地區，牽制劉存厚部，并保障戰略後方的安全；另以少許兵力監視陝南的敵人。
川北沒有經受大革命洗禮，共産黨的活動一直處于薄弱狀态，群衆對共産黨知之甚少。紅軍新來乍到，要立腳生根，關鍵在于發動群衆。徐向前和陳昌浩要求各部隊組成工作隊，分片包幹，分兵發動群衆，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各級紅色政權和群衆組織。徐向前在一次幹部會上說：“天下窮人是一家，群衆對你有了‘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傳，跟你鬧革命，否則，雷打他也不會動彈的。要使群衆相信，紅軍就是穿上軍裝、拿起武器的窮人，是窮苦人自己的隊伍，是全心全意幫助窮人翻身解放的。”工作隊的幹部、戰士按照徐總指揮的指示，深入到老鄉家裡，什麼髒活累活都幹，很快就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軍隊同老百姓之間的界限。農民渴求土地和糧食。
“打倒土豪劣紳”、“土地歸農民所有”、“破倉分糧”、“平分土地”等口号，有極大的動員力、号召力。有了紅軍撐腰，“精巴子”們敢于起來向地主老财讨還血淚債了。土豪劣紳喪盡往日的威風，被農民踩到腳下。每次開倉分糧，就像趕集似的，從四面八方湧來衣衫褴褛的人群，互相訴說着紅①《複興月刊》第三卷第六、七期合刊：《川軍剿匪之經過》。
①徐向前：《曆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257頁。
軍的恩德，歡天喜地，領回了分得的糧食、财物。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縣城召開了川陝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大會宣布以《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為根本大法，通過了《川陝省蘇維埃臨時組織法大綱》，正式成立了省工農民主政府，将現有地區劃為紅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五縣和巴中特别市及陝南特區，建立各級蘇維埃政權機構。赤衛隊、兒童團、宣傳隊、俱樂部、洗衣隊、縫紉隊、運輸隊、代耕隊、耕牛農具合作社等，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從縣城到鄉村，結成一張縱橫交織的巨網，把大多數貧苦農民團結和組織起來。依靠這些組織，紅軍的糧食、兵員、服裝、運輸等問題，都較好地得到解決。少數地主武裝的叛亂活動，也及時被粉碎了。川北婦女勤勞而勇敢，是一支革命生力軍。徐向前率紅軍剛翻過大巴山，就見打赤腳的女孩子跑來，主動給部隊帶路。田野裡、山坡上，見到的多是婦女在勞動，砍柴、背糧、挑糞、耕田。有些婦女身後背着娃娃，照樣幹活。婦女們掙紮在水深火熱中，流行的說法是：“馬有籠頭豬有圈，婆娘有個男子漢。”
“隻有男州，沒有女縣。”她們不僅受軍閥、地主、官吏的剝削壓迫，而且受夫權的統治。男子大都染有抽鴉片的惡習，“瘾君子”的勁頭上來，賣兒、賣女、典妻，使婦女的命運更為悲慘。紅軍來了，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規定婦女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使她們見到了天日。第一次省工農代表大會，就有30多名婦女代表出席，有11名被選進省蘇維埃機構工作。廣大婦女積極參加革命活動，踴躍參加婦女委員會，參加紅軍。方面軍組建了婦女獨立營（後改編為獨立團），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的唯一正規婦女武裝隊伍。
川北的土匪很多，嘯聚在高山密林間，打家劫舍，綁架殺人，群衆恨之入骨，叫他們“棒老二”。紅軍入川後他們與逃進山林的惡霸地主、散兵遊勇狼狽為奸，經常偷襲紅軍，殘害革命群衆。各種封建會道門組織也在土豪劣紳的操縱下，發展會員，囤集槍支，伺機發動叛亂。巴中有個“蓋天黨”，會員達2000多人。徐向前、陳昌浩采取軍事打擊與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方針，令各部隊剿滅土匪，解散會道門組織，一批土匪和會道門頭目、骨幹，被活捉公審。群衆高興地說：“有紅軍在，我們再也不怕‘棒老二’了！”
為了分化敵人，紅軍總部以張國焘、徐向前、陳昌浩的名義，緻書劉湘、楊森、劉存厚等人，提出互不侵犯。陝南的孫蔚如部是西北軍的，與蔣介石有矛盾，與川軍井水不犯河水，是紅軍的重要争取對象。紅軍總部曾派出徐一新等去陝南與孫蔚如談判，雙方達成互不侵犯默約。
2月的川北，春意盎然。蔥綠的群山，散發出沁人心脾的清新氣息。“爆竹一聲除舊歲”，一年一度的新春佳節來臨了。通南巴的人民在歡慶翻身解放的節日裡，自編自唱一首山歌：紅軍同志來這方，奪回了地奪回了田。
半夜三更出太陽。奪回了房産奪回了權。
一打虎，二打狼，窮人從此伸腰杆，窮人掌印坐天堂，有吃有穿比蜜甜。
昂首闊步挺腰杆，鋤頭下面開金花，壓迫剝削一掃光，鋤頭下面長糧棉。
财主見了把頭低，大爹幹活哼小調，老爺見了躲一旁，婆婆走路像風旋。
乾坤扭轉來，這場喜事是誰辦？
世道變了樣，巴山來了徐向前。
節日對于徐向前己幾乎是陌生的了。多年戎馬生活，使他從未安安靜靜地過一次新春佳節。無憂無慮、無牽無挂歡度春節的情景，隻保留在對童年生活的回憶裡。春節，他正在巴中縣城的一座房舍裡，全神貫注地思考着對付敵人反撲的作戰計劃。外面的節日氣氛，像是與他無緣。幾名參謀不聲不響下棋、看書，誰也不去幹擾總指揮。誰都知道總指揮的習慣：在他集中精力思考作戰計劃時，最需要的是沉靜。隻有電台工作人員送來電報，才能暫時打斷他的沉思。
入川以來，徐向前不斷考察通南巴的地形，地圖上的一些山嶽、河川、隘路、村莊，都深深留在他的記憶中。如果敵人發起進攻，采取什麼作戰方針？主力向哪裡集中？決戰的戰場選在什麼地方？如何組織反攻？都是他日夜思索着的問題。
紅軍總指揮部電台室，也彌漫着緊張、嚴肅的工作氣氛。電台是紅軍的耳目，首腦機關的神經中樞。早在1931年，黨中央就從上海派了受過專門訓練的宋侃夫、王子綱、徐一新、蔡威等到鄂豫皖蘇區，組成了紅四方面軍的電台小組。當時紅軍沒有電訊器材，主要靠從敵人手裡繳獲：有時也通過黨的地下工作人員從城市裡購買。徐向前異常重視電台工作的建設，規定各部隊繳獲的電訊器材一律上交總指揮部。他經常同電台工作人員吃、住、行軍在一起，幫助他們解決工作和生活中的實際困難。特别是在艱難的西征轉移途中，他十分注意電台小組的安全，選最好的馬給他們用，突圍時派部隊保護他們，被敵人切斷時無論如何也要先把他們接應回來。現在電台小組探知田頌堯即将回師進擊通南巴的信息，正不分晝夜偵聽敵人電訊聯絡，分析敵人的種種動向，随時向總指揮部傳遞。從情報獲悉，四川軍閥的成都混戰暫告結束，蔣介石任命田頌堯為川陝“剿匪”督辦。田頌堯宣誓就職後，委任二十九軍副軍長孫震為“前敵總指揮”，主力部隊開始東調。軍情越來越緊急了。方面軍總部決定在通江召開緊急軍事會議，商讨粉碎敵人進攻的對策。
徐向前總指揮帶上參謀和警衛人員，翻山越嶺，從巴中趕到了通江。通江是座一面傍水、三面臨山的小縣城。人口不多，隻有幾百戶人家，遠不及人煙稠密、商業興隆的巴中縣城那樣繁華、熱鬧。在城裡有座小巧玲珑的公園，紅軍來到後命名為“列甯公園”。站在公園的小山包上，就能俯瞰縣城的全貌。盡管這裡十分偏僻，交通不便，但卻有座修築得相當堅固、講究的天主教堂，矗立在縣城中心，與一些破舊不堪的民房成了鮮明對照。離教堂不遠，是座頗具規模的孔廟，正殿和兩廂的偏殿足能容納四五百人。西北軍委和方面軍總部的辦公機關就設在教堂和孔廟裡。
軍事會議在列甯公園張國焘的辦公地點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張國焘、徐向前、陳昌浩、王樹聲、曾中生、周純全、傅鐘等人。表面看來，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是三巨頭：張國焘、徐向前、陳昌浩。但實際上，大權在握的是張、陳二人，張國焘有中央代表、西北軍委主席、中華蘇維埃副主席的身份，一貫搞家長制統治。陳昌浩雖然最年輕，但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活躍人物。他能寫能講，又是方面軍的總政治委員，說話很有份量，有時連張國焘也不得不讓他幾分。有一次，陳昌浩簽署布告，把自己的大名寫在前面，張國焘名列第二。張國焘看後自然不舒服，但又不便質問陳昌浩，曾私下對别人念叨：“是軍委主席大還是總政委大？這樣簽署布告行嗎？”平時，陳昌浩拿定主意要幹的事，張國焘一般都同意，如果徐向前持不同意見，他們就兩票對一票，使徐向前孤掌難鳴。但是，張國焘和陳昌浩對徐向前的軍事才華又不能不倚重和依賴。隻是在政治方面，很少要徐向前參與重大問題的決策。徐向前分工管作戰，大部分時間在前線，因這次要确定抗擊敵人的戰略方針和部署，張國焘才要他趕回後方參加會議。
從實際出發，規定戰略戰役方針和戰術原則，是徐向前用兵的重要特點之二。他在發言中首先分析了周圍的敵情、川北的地形特點和敵人可能進攻的主要方向，建議以“收緊陣地”、“決戰防禦”的方針打破敵人的圍攻。
即先以少許兵力，卡住山險隘路狹谷，憑險堅守，節節抗擊，逐次向心退卻，誘敵深入，消耗和疲憊敵人；待敵人兵力分散、疲勞沮喪攻勢衰竭時，我軍再舉行反攻，重點突破，兩翼迂回，一舉殲敵。針對有的人留戀以往的戰法的思想情緒，徐向前說：“這與鄂豫皖不同，那裡的情形适合打運動戰，搞”圍點打援“，搞遠距離奔襲，這裡就得靠陣地戰和運動戰相結合，要搞新的打法。我們的退卻是為了反攻，退卻的終點要看情況而定，必要時準備放棄通江，但是絕不能離開根據地，退到巴山以北去。”
他的發言，引起了熱烈讨論，許多人深信徐向前的指揮才能。完全同意這一新的作戰方針。會議确定作戰事宜由徐向前負責，政治動員、群衆工作、後方工作、肅反工作、支前工作由張國焘、陳昌浩、周純全等人負責。
會後，徐向前即返抵巴中前線，向各師進行具體部署。
第二節田頌堯的“三路圍攻”破産
2月18日，坐鎮阆中的田頌堯令孫震率主力38個團共6萬餘人。分左中右3路向通南巴進擊。這就是田頌堯的“三路圍攻”。大巴山下，響起了雷雨交加般的槍炮聲。
敵人的戰役企圖是：以前敵總指揮孫震親自率領的左縱隊17個團為主攻力量，直撲南江，進而沿巴山南麓猛插猛進，切斷紅軍西突的道路；以中縱隊的10個團和右縱隊的11個團為助攻力量，分别進擊巴中、通江；再以南面的楊森部和東面的劉存厚部相機配合，從而将紅軍消滅在大巴山下，至少是壓回陝南境内。這是田頌堯、孫震根據蔣介石“着重左翼，防匪西竄”的指令制定的計劃。蔣介石認為，隻要紅軍被壓到大巴山以北。他即可動用嫡系部隊胡宗南、劉茂恩部繼續追剿，将紅軍一網打盡。
徐向前總指揮将紅七十三師、十一師扼守于北起南江的三江壩，南至巴中的曾口場一線，抗擊敵左縱隊；十二師屏障于巴中至通江以南，對付敵之中、右縱隊和楊森部；十師置于通江以東，抵禦劉存厚部，形成扇形運動防禦陣勢。鑒于敵軍來勢兇猛，兵力雄厚，他要求各部隊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依托工事，發揚勇猛頑強的戰鬥作風，硬着頭皮頂住，在戰役的第一階段争取以少量兵力，大量消耗敵人。
南江的木門、長池、三江壩，是敵人的主突方向。敵人的大部隊，黑壓壓地密集沖鋒，企圖強行從這裡突破。“我軍當時兵未齊集，隻以四團不足，戰敵二十四團于長池、木門、三江壩一帶者十日十夜。侯家梁第一仗，我三十二團一團滅黃振貴部三團，繳獲七百餘槍，機關槍二、迫擊炮二、俘虜五百，敵跳岩死傷幾千人。二戰于高壁集，潰敵何瞻如部三團。三戰于中魁山，敵王（銘章）、何（瞻如）、黃（振貴）三部六團密集而進，敵死傷奇大，數上兩千。四戰于青崗梁，董（衡之）師之五、六兩團全潰亂，繳獲甚多。”
①僅10天時間，紅軍即殲敵左縱隊5000餘人。
與此同時，向巴中、通江方向進擊的敵人也遭到紅軍的頑強阻擊。
3月8日，紅十一師陣地八廟垭失守。八廟垭是南江至巴中間的重要防地，徐向前總指揮得知後，天不亮就從巴中趕到那裡，組織部隊反擊，采取正面攻擊和兩翼迂回的戰法，一舉殲敵1個團零1個營，斃敵團長何濟民及代理團長何柱，奪回了八廟垭。此後，因敵攻勢越來越猛，徐總命令全線部隊邊打邊撤，逐次“收緊陣地”，至3月18日，先後放棄了南江、巴中兩縣城，将防線收縮到北起貴門關，南沿官路口、觀光山、大明垭、殺牛坪、得勝山，東向麻石場，北經龍鳳場抵竹峪關一線，與敵成對峙狀态。徐向前率前指移駐通江城。
4月下旬，敵人再次發起全線進攻，徐向前指揮紅軍滅敵一部後，于4月29日又主動撤離通江縣城，收緊陣地于平溪壩、鷹龍山、雞子頂、九子坡一線。川北的地勢，南低而北高，愈是向北，山勢愈陡險，愈利于我軍堅守。
像鷹龍山、雞子頂、九子坡等要點，山險路隘林密，擺上幾個連的兵力，就能頂住整團、整旅敵人的進攻。徐向前利用有利的地勢，以少量兵力配以地方武裝，堅守前沿陣地，消耗敵人，而将主力紅軍集中到方圓不及百裡的空山壩地區，待機反攻。田頌堯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認為消滅紅軍“不過①陳昌浩：《紅四方面軍鬥争史略》（1933年7月）。
指顧間事“，于是一面抽回一部分兵力去成都平原繼續參加軍閥混戰；一面令左縱隊的13個團孤軍冒進，進入空山壩以南的餘家灣、柳林壩地區，企圖一舉消滅紅軍，”竟其全功“。東部之敵劉存厚本是虛張聲勢配合，這時見紅軍一退再退，也趁火打劫，趕緊派出8個團進占空山壩以東的竹峪關。這些昏頭脹腦的軍閥，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沒想到徐向前為他們失敗的命運已作了巧妙的安排。徐向前和他的總指揮部，此時正設在空山壩的半山腰裡。
空山壩是巴山南麓一座海拔2500多公尺的高山。半山坡上有幾間破舊的茅草房屋，隐蔽在茂林修竹之中。徐向前、張國焘、陳昌浩就住在這裡。連日來，徐總幾乎沒安安穩穩睡一夜，他一直在考慮反攻的時機和部署。曠日持久的防禦戰，固然使田頌堯付出了上萬人的傷亡，達到了紅軍消耗、疲憊、分散敵人兵力的目的，但是，紅軍自身的困難也與日俱增。戰略退卻已到無路可退的終點，陣地已收到無法再收的地步。苦草壩、泥溪場的南大門雞子頂、九子坡一線，如被敵突破，紅軍就有喪失戰略後方的危險。時值青黃不接的季節，糧食奇缺，部隊一天吃不上一頓稀飯，靠野菜、蠶豆充饑。武器、彈藥有耗無補，醫藥極端缺乏，傷病員得不到及時治療，數量不斷增加。要打破這些困難，唯一的辦法就是及早反攻。徐向前和方面軍其他領導人多次研究，他認為敵左縱隊已經孤軍深入到深山狹谷地帶，供應困難，士氣沮喪，我軍利用有利地形圍殲冒進之敵是有相當把握的。于是确定了立即全殲敵左縱隊的反攻部署。
兵不厭詐。為造成敵人的錯覺，并解除翼側劉存厚部的威脅，徐總首先派一部兵力東出，突襲竹峪關，将劉敵的八個團打得落花流水。同時令王樹聲率七十三師，死死頂住敵左縱隊的進攻，為反攻争取時間。接着，在空山壩召開軍事會議，部署總反攻。田頌堯的前敵總指揮孫震被紅軍的“示形于東”所迷惑，以為紅軍主力東移，遂令左縱隊發起更加猛烈的進攻，企圖進占空山壩地區。
徐向前主持了空山壩的軍事會議。各師的主要領導幹部，均出席了會議。
程世才在《空山壩大捷》①一文中，記述了這次開會的情形：“會議還沒開始，徐總指揮拖着沉重的步伐在屋内踱來踱去，手拿着旱煙袋，慢慢地吸着，有時擡頭看看牆上的标圖，有時低頭思考着什麼，間或同幹部們談幾句話，了解一下部隊的情況。鐘表的指針剛剛指到五時，他立即走到牆上挂着的那張用紅藍顔色标示的密密層層縱橫交錯的地圖跟前，問道：‘這張圖大家都看過了吧？’‘看過了。’同志們回答。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分兵把守，這樣就會造成不利的形勢，使蘇區廣大人民繼續遭受軍閥地主蹂躏；另一條道路就是在一個方向上集中優勢兵力，殲敵主力一部，而後乘勝追擊，粉碎敵人圍攻……。’這時，一位參謀走來讓總指揮去接緊急電話。“
“徐總指揮回到原來的位置，眼光凝注地望着前面，會場又甯靜下來。
他用清晰、明确的聲調說：“剛才是七十三師師指揮所打來的電話，說敵人還是采取人海戰術，集中攻擊我小坎子陣地，我軍傷亡不小。小坎子是通向空山壩的咽喉，萬一丢失，就會影響全線反攻。因此，我命令他們不惜任何代價，堅持到反攻開始。‘”徐總指揮冷靜地考慮了到會每一個同志的意見①見《艱苦的曆程》，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381頁。
後，立即作出了決定：集中七十三師和十一師全部，分别擔任左右兩翼的主攻任務；十師的1個團在中間，十二師1個團為預備隊，十師一部繼續阻擊竹峪關的敵人，十二師一部鉗制德漢城方向的楊森部隊。
“原定後天開始行動，現在決定提早到明天拂曉。”
5月20日晚，各部隊開始行動。紅十一師擔任從空山壩以北向敵左側迂回、斷敵退路的任務，徐向前親自帶着這支部隊向敵後穿插。為全師開路的先鋒部隊是紅三十三團。指戰員們冒着瓢潑大雨，披荊斬棘，從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中前進。紅軍在這樣惡劣氣候條件下迂回包抄，是完全出乎敵人意料的。
為了争取時間接近敵人，徐向前和後續部隊以驚人的毅力急進在崎岖泥濘的山路和枝蔓雜錯的密林中。他們渾身被雨澆得透濕，身上被劃破的傷口與泥污混在一起。徐總的偏頭痛發作了，腿也好像不聽使喚，步伐越來越沉重。他間或在大樹邊上靠一靠，一會兒，便又柱着棍子，加入急行軍的行列。
5月21日上午，部隊陸續到達陣地，築起了工事。這時，紅軍右翼縱隊也完成了迂回任務，敵左縱隊的13個團全被包圍在柳林壩、餘家灣地區。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下午4時，徐總發出總攻擊令。紅軍像餓虎撲羊似的向川軍撲去。敵總指揮孫震發現四面八方都有紅軍，才慌了手腳，趕忙突圍逃命。這裡的地形本來不适于大部隊運動，翻過一嶺又是一嶺，走出一谷又是一谷，山險隘路一旦被截斷，插翅也難逃。徐向前已将一部兵力卡住垭口、谷口，以大部兵力向敵猛烈穿插，分割圍殲。
經3晝夜激戰，紅軍全殲敵7個團，潰敵6個團，敵左縱隊被徹底摧垮。
可惜紅軍在餘家灣以西的大兩路口配置兵力不足，被孫震率一部奪路而逃。
敵中縱隊和右縱隊見左縱隊潰敗，吓得抱頭鼠竄。徐總令部隊沿南江方向和通江、巴中方向猛打窮追，擴張戰果。
四川軍閥最重保存實力，慣打滑頭仗。潰敗時，官兵往往把槍支、彈藥、銀元、衣物等沿途丢棄，讓敵方去揀，以便自己争取時間逃命。這次潰逃，敵又玩出邊跑邊丢财物的花招。但是，徐向前指揮的紅軍軍紀嚴明，這一招毫無用處。各追擊部隊根據徐總的命令，一律不去打掃戰場，猛追快進，消滅敵人。川軍從未見過如此兇猛的追擊戰術，大批大批當了俘虜。紅軍一鼓作氣，直趨廣元、蒼溪、儀隴附近，沿途共俘敵6000餘人。至6月中旬，反三路圍攻戰役勝利結束，曆時4個月的戰役戰鬥，紅軍先後共斃傷敵1.4萬餘人，俘敵旅參謀長李漢城以下萬餘人，把田頌堯多年積蓄起來的兵力搞掉近二分之一。以通南巴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擴展到3萬平方公裡，人口逾200萬，進入一個鞏固和發展的新階段。
第三節三次進攻戰役
紅軍粉碎田頌堯的3路圍攻，震動了川軍，鼓舞了人民，方面軍猛烈擴展達4萬人。6月底，徐向前、陳昌浩在旺蒼縣的木門場召開了軍事會議。
會上，由徐向前總結了反3路圍攻的經驗，并提出擺在紅軍面前的中心任務是：整編隊伍，加強訓練，提高戰鬥素質，為粉碎敵人的新圍攻和發展川陝根據地，做好充分準備。會後，紅四方面軍再次進行整編，由原來的4個師擴編為4個軍。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兼總政治部主任），副總指揮王樹聲，政治部副主任傅鐘、曾傳六。紅十師改為四軍，軍長王宏坤，政委周純全，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共3師8個團；紅十一師改編為三十軍，軍長餘天雲，政委李先念，參謀主任文建武，政治部主任張成台，共3師8個團：紅十二師改編為九軍，軍長何畏，政委詹才芳，副軍長許世友，參謀主任王學禮，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共兩師6個團；紅七十三師改編為三十一軍，軍長王樹聲（兼），政委張廣才，政治部主任黃超，共3師7個團。方面軍直屬機關有參謀處、總經理部、總醫院、彭楊學校和警衛一團、二團、婦女獨立營等單位。
木門會議後，紅軍各部隊掀起了大練兵的熱潮。練兵，是徐向前曆來重視的。從在鄂豫皖蘇區起，紅四方面軍就形成了平時練兵和戰地練兵相結合，走到哪裡練到哪裡的苦練傳統。徐向前常說：紅軍打仗主要靠有生力量，我們的有生力量就是人，是有高度階級覺悟和殺敵本領的指戰員。隻有平素勤練、嚴練、苦練的部隊，到了戰場上才能以小的代價争取大的勝利。他根據川北的地形特點和作戰對象，提出大練兵運動的主要訓練内容是：（1）各級指揮員的組織指揮能力；（2）河川戰鬥、山地戰鬥和夜間戰鬥的演練；（3）
四大技術（射擊、投彈、劈刺、土工作業）的訓練；（4）政治教育和紀律教育。他要求通過大練兵，把部隊的軍政素質大大提高一步，迎接新的戰鬥任務。
這時，正當酷暑季節。徐向前經常帶上參謀人員，頭頂烈日，跋山涉水，去各部隊檢查訓練情況。有時，還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跟部隊一道夜練。
他發現有些幹部隻顧完成訓練任務，對衛生工作不注意，部隊中患瘧疾、疥瘡、痢疾、爛腳病、日射病的人不斷增加，當即指示部隊：在完成訓練任務的同時，大力開展衛生工作。他還親自寫了《簡略衛生常識》一文，提出防治常見病、傳染病的一些具體措施，如不吃或少吃涼拌生菜，吃要洗淨；飯要做熟，剩飯、剩菜要加熱消毒，腐爛變質的食物不要吃；天天要洗腳、擦澡；常剪指甲，常理發；到了宿營地要挖廁所，不随地大小便；衣服常洗，被褥常曬等。
軍閥田頌堯在川北勒令群衆種植鴉片，每年收稅達20萬銀洋。結果，造成了三多：種鴉片的多，吸鴉片的多，迷信鴉片的多。男女老少，不論生大病小病，都靠吸鴉片治療。敬神敬祖。也把鴉片當供品，廟裡的菩薩、土地老爺，嘴上抹的盡是煙膏子。人們說笑話：川北連老鼠都想抽大煙！大量新兵入伍，其中抽大煙的不少。這是紅軍入川後遇到的一個特殊問題。剛入川時，不準抽大煙者參軍，擴紅數量受很大限制；後改為先入伍後戒煙的辦法，才解決了兵員補充問題。反3路圍攻後，成千上萬的貧苦農民參加紅軍，大多染有抽鴉片的惡習。部隊不僅無法進行正常訓練，且屢有敗壞紀律的現象發生。方面軍總部和地方政府相配合，在軍内軍外開展廣泛的禁吸鴉片煙的運動。徐向前和各級領導機關、領導幹部，宣傳吸鴉片的害處，嚴禁吸毒、販毒，推廣戒煙的經驗；政治機關專門編出教材，發到連隊，教育和鼓勵新戰士戒煙；醫務部門制造了戒煙藥丸，供應部隊。經過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紅軍戰士中的吸毒者才終于絕迹。
最令徐向前頭疼的是“肅反”。反3路圍攻期間，張國焘借口部隊“不純”，進行大“肅反”，名單由他和陳昌浩及保衛局掌握，說抓誰就抓誰。
有許多英勇作戰的指戰員被誣為“反革命”，被抓被殺。有的部隊一個山頭守不住，指揮員就成了“反革命”，關押起來，嚴刑逼供，株連一大片，殺頭的殺頭，罰苦工的罰苦工。紅九軍二十三團政治委員陳海松年僅20歲，作戰勇敢，是個優秀幹部，也被保衛局列入黑名單，要抓起來。徐向前得知後氣憤地給陳昌浩打電話：“同志，你們想幹什麼？我們的部隊從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過來的，哪來那麼多‘反革命’嘛！現在弄得人心惶惶，仗還打不打呀？命還要不要呀？”由于他的力争，保護了陳海松等人。李先念在十一師，也沒照保衛局的黑名單抓人，保護了不少同志。在木門會議上，大家對“肅反”意見極大，迫使張國焘、陳昌浩停止了“肅反”。但是，僅僅過了個把月，張國焘便以反對“右派”和“托陳取消派”的名義，又一次掀起了“肅反”的浪潮。
這次“肅反”，張國焘主要矛頭指向小河口會議期間批評過他的曾中生等一批領導骨幹。誣蔑曾中生是“右派”，“與托陳派、改組派、AB團、第三黨聯合起來，形成小組織的活動”，先後秘密逮捕了曾中生、曠繼勳、餘笃三等高級幹部。張國焘親自出馬審訊。
徐向前聽說曾中生被捕的消息後，極為震驚，打電話問陳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麼根據？我對曾中生是了解的，黨中央也了解他，絕對不是反革命，不能這樣對待他！”陳昌浩支吾搪塞，說：“這是張主席決定的，不過是‘審查審查’罷了。”
曾中生被關押審訊期間，正氣凜然，一直堅持同張國焘鬥争，拒絕寫所謂承認“錯誤”的“自首書”。他身陷牢獄，心在軍中，奮筆疾書了著名的《與“剿赤”軍作戰要訣》。對四川的敵情、地形、敵人作戰特點和紅軍戰鬥要領作了通俗的闡述，成為紅四方面軍的重要軍事教材之一。長征途中，曾中生終于被張國焘秘密殺害。這次“肅反”，曠繼勳、餘笃三等領導人和不少曾在戰場上英勇殺敵的幹部、戰士被處決，四川白區黨組織派來川陝蘇區的200多名黨團員，幾乎全被殺光。按照張國焘手裡的“黑名單”，還包括部隊的一些師、團、營長，但因徐向前、李先念及各軍主要領導幹部堅決抵制，且部隊又将擔負新的作戰任務，這些“黑名單”上的人才得以幸免。
作為一路紅軍的統帥，徐向前總指揮時時注視着戰局的發展變化。在紅四方面軍全軍大練兵中，他每日想的，是下一步怎麼辦？大練兵運動後期，他更集中全力計劃外線出擊和進一步擴展根據地。他認為當時的客觀形勢，利于紅軍發起外線進攻。一方面，川陝蘇區經過第二次黨代表大會、第二屆工農代表大會的召開和土地革命、鎮壓反革命的開展，紅色政權愈加鞏固；紅軍經過擴編和訓練，戰鬥力明顯加強。另一方面，蘇區周圍的田頌堯、楊森、劉存厚等幾股軍閥懾于紅軍威力，躲進老窩各保自己；而東南部實力最雄厚的劉湘，正忙于“安川”大業，與劉文輝争雄，暫還顧不上回頭對付紅軍。這樣，紅軍趁勢出擊，對敵各個擊破，進一步擴大根據地，解決蘇區财力物力的困難，這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于是，徐向前接連指揮了3個戰役：第一個是攻打田頌堯部的儀隴、南部戰役。
根據地缺鹽，是個大問題。由于敵人嚴密封鎖，食鹽運不進來，軍民沒有鹽巴吃，一兩鹽巴值一塊光洋，昂貴到那麼個程度也不容易買到。徐向前建議首先發起攻打田頌堯部的戰役，占領南部境内的鹽井，解決食鹽問題。
經方面軍領導磋商取得一緻意見後，即作出了戰役部署：以四軍牽制儀隴以東的楊森部、劉存厚部；以三十軍、三十一軍各一部西向嘉陵江邊的廣元、蒼溪、間中進逼，牽制西敵；而以九軍全部去擔任主攻儀隴、南部的任務。
8月12日，徐向前命令部隊出擊。經半個月的時間，九軍克儀隴全縣及嘉陵江以東南部地區，占領了100多口鹽井，勝利實現了戰役企圖。同時，三十一軍和三十軍分别進占了廣元、昭化、蒼溪、間中的一部分地區。共殲敵3000餘人，繳槍千餘支。大片鹽井開工生産後，基本解決了根據地的缺鹽問題。
第二個是營山、渠縣戰役。
營山、渠縣位于川陝蘇區以南，是楊森的防地。楊森早年畢業于四川陸軍講武堂，原系劉湘為首的速成系勢力的重要人物之一。依靠劉湘的賞識和北洋軍閥吳佩孚的扶助，不斷擢升，爬上了二十軍軍長和四川軍務督辦、省長的寶座。1925年，發動“統一之戰”，妄圖吞并全川，被劉湘等軍閥聯軍打敗，隻身逃往漢口。後公開向吳佩孚宣誓“效忠”，借助吳的力量回川，收拾殘部，重整旗鼓，占領了廣安、嶽池、南充、營山、渠縣一帶。在他的防區裡，苛捐雜稅，名目繁多，每月收進的稅款達52萬元之多，供其任意揮霍。紅軍入川後曾緻函希望他與紅軍共同對付其他軍閥，但楊森未予理睬，反而派兵進攻紅軍。紅軍反三路圍攻勝利後，楊森為保存地盤和實力，一面派出代表與紅軍談判，向紅軍提供情報和醫藥等，要求“互不侵犯”；一面在軍内和防區加緊防共、清共，各地設立“清共委員會”，強化保甲組織，大肆逮捕和處決共産黨嫌疑分子，口号是“甯枉殺一百，不走漏一個”。當時，楊森二十軍前哨據點已伸進巴中以南的玉山場、鼎山場，突出于儀隴和江口中間。在紅軍根據地要向西南、東南發展的情況下，它就像個拳頭從正南抵住紅軍胸部，極大限制紅軍的回旋餘地。而在敵人新的圍攻到來時，它又像把尖刀，可直插巴中、南江，危及紅軍腹心地帶。
徐向前總指揮從戰略全局着眼，主張發起營山、渠縣戰役，堅決斬斷楊森伸進來的這隻拳頭。但是，當他将戰役計劃提交方面軍其他領導人讨論時，負責掌握同楊森秘密談判的張國焘、陳昌浩才告知他，紅軍己同楊森有“互不侵犯”的口頭協定。徐向前認為，問題不在于要不要和楊森開談判，而在于對這個反複無常的軍閥究竟怎麼看，認為紅軍沒有必要被楊森的某些口頭保證捆住手腳。他分析了打和不打楊森的利弊關系後指出：打是上策，不打是下策，如果楊森同意紅軍改造他的部隊，真心實意和紅軍聯合，有那樣的把握，當然可以不打，但這種把握是不存在的。陳昌浩支持徐向前的意見，主張打。張國焘也未反對。打楊森的決心就這樣定下了。
楊森的二十軍轄6個混成旅，共2萬餘人。兵力從巴中縣屬的玉山場、鼎山場起，由北而南，沿蓬安、營山、渠縣、南充，直至嶽池、廣安一線，利用山險要隘，梯次配置，易守而難攻。徐向前的決心和戰役部署是：出敵不意，中央突破，兩翼迂回，首先殲滅其突出部玉山場、鼎山場之第三混成旅；進而乘勝向縱深發展，力争消滅營山、渠縣的兩個混成旅。攻擊部隊由九軍、三十軍及四軍一部組成。
9月22日，大雨滂淪。徐向前選擇了這一敵人意想不到的時機，命令九軍和四軍十一師連夜從東西兩側向敵迂回，配合正面的三十軍待次日拂曉發起攻擊。部隊雖然有不少新兵，但經過3個月的訓練和儀南戰役的實戰鍛煉，已經掌握了複雜地形和惡劣氣候條件下的野戰本領。盡管大雨如注、山高路滑，又是夜行軍，但各部隊均能神速、隐蔽地按時到達指定地點。23日拂曉前，三十軍從正面突擊，九軍和四軍一部從背後突擊，将玉山場、鼎山場之敵打得不知所措，亂成了一團，不到兩天，就解決了戰鬥。楊森手忙腳亂，趕忙增兵營山、渠縣、蓬安防堵；同時接連發電劉湘告急求援。徐向前親率部隊冒雨前進，向縱深突擊。29日，攻下渠縣城北之險要據點樓佛寺，楊家寨；30日，克達縣的石河橋；10月3日，解放營山；6日，占領蓬安對面的周口。是役曆時半個月，共殲楊森部3000餘人，繳槍2500餘支，根據地向南擴展百餘裡，有90多萬人民群衆得到了解放。
第三個是攻打劉存厚的戰役。
金色的10月，秋風送爽，稻米飄香。川陝蘇區的人民群衆喜盈盈地，一慶勝利，二慶豐收，掀起踴躍繳納公糧的熱潮。大路小路上，肩挑背背的男女老少絡繹不絕，把一擔擔、一簍簍的稻谷，送交政府和紅軍。徐向前和随從人員，正向通江以南的得勝山進發，準備召開軍事會議，部署攻打劉存厚的戰役行動。劉存厚是一個老牌軍閥，老百姓稱他“瘟牛”，盤踞在宣漢、達縣（綏定）、萬源、城口一帶，共有15個團，約2萬餘人。在長達300餘裡的防地裡，兵力呈一線式配備，分兵把口，後方空虛。在得勝山軍事會議上，徐向前總指揮确定了奇襲劉存厚的戰役部署：先以一部兵力沿嘉陵江東岸積極佯動，造成西進的态勢，麻痹劉存厚；以主力十餘個團秘密向東線集結，出敵不意，發起攻擊。戰法是中央突破，兩翼迂回，争取将敵一網打盡。
各部隊開始行動後，劉存厚真的誤以為紅軍在西線攻打田頌堯和楊森了，悠閑自得，沒多少戒意。10月17日拂曉前徐向前下達攻擊令，紅軍突然出現在東線，分左中右3路縱隊打向劉存厚的腹地。敵人遭此突然襲擊，全線崩潰。紅軍19日克宣漢，20日克達縣。當紅軍先頭部隊抵達縣城郊時，劉存厚還在府中飲酒扶乩，聽到槍響，才知紅軍兵臨城下，惶惶然帶上家眷細軟，出城逃命去了。21日紅軍又克萬源，劉存厚的獨立王國遂告覆滅。
徐向前于20日抵宣漢後，與陳昌浩接見了川東遊擊軍派來的聯絡代表，對他們主動配合紅軍作戰表示敬意，并立即派出九軍副軍長許世友率一部兵力急赴宣漢以東的南壩場增援，協助川東遊擊軍和群衆解決圍在該地的潰敵約8個團。在南壩場附近徐向前會見了王維舟，随後即率四軍一部向南猛追敵主力部隊廖雨宸部。
川東遊擊軍是1931年夏由中共四川省委派王維舟去宣達地區組織起來的。那裡是王維舟的家鄉，又是他長期從事地下活動的地方，以前發動過兩次遊擊戰争，有廣泛的群衆基礎。遊擊軍成立後，在中共川東軍委和梁（山）
達（縣）中心縣委的領導下，曾不斷給劉存厚部以打擊，在梁山萬裡槽、宣漢南壩場、達縣蒲家場等地創建了數塊遊擊根據地。紅四方面軍入川後，王維舟曾派人去通南巴聯系，因沿途敵人警戒森嚴，派出的人有去無回，未能如願。這次紅軍發起宣達戰役，王維舟得到信息後，召集緊急會議，連夜部署，發動附近的數萬農民拿着鳥槍、大刀、梭镖、扁擔參戰。許世友率九軍一部抵南壩場與川東遊擊軍會師後，依靠廣大群衆的有力配合，将敵8個團全部擊潰。月底，在宣漢召開群衆大會，川東遊擊軍改編為紅三十三軍。王維舟任軍長，楊克明任政治委員，羅南輝任副軍長。川東遊擊軍與紅軍會師，在宣漢城西門外廣場上召開了數萬人的群衆大會。“大會上群情激動，全體遊擊隊員興高采烈，幾十裡外的群衆都趕來慶祝。大會之後，宣漢全城如同過年一般，到處紅旗飄揚，家家張燈結彩，鞭炮聲不絕，群衆自發的歡迎活動延續了三天三夜。”①正當宣達地區喜慶解放的時候，徐向前總指揮率軍像疾風掃落葉似的，一氣将潰敵趕到了開江、開縣地區。宣達戰役僅用了11天的時間，将敵6個團全部或大部殲滅，生俘敵旅長以下官兵4000餘人，繳槍8000餘支，子彈500餘萬發，銀元百餘萬，棉布20萬匹，棉衣2萬餘套，還有兵工廠、被服廠、印刷廠、造币廠及庫存的大批糧食等物資。這是紅四方面軍人川以來的一次特大收獲。
三次進攻戰役的勝利，使川陝根據地進入鼎盛時期。紅四方面軍擴展到近8萬人，根據地達4.2萬餘平方公裡，人口約500餘萬。根據地西抵嘉陵江東岸，東至萬源、城口，南達營山、渠縣及開江、開縣地區，全川軍閥為之震動。蔣介石氣急敗壞，電責“陸軍第二十三軍軍長劉存厚禦匪無方，輕棄防地，着即褫職聽候查辦”。并令就職不久的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迅速糾合各路軍閥全力“剿赤”，如有“剿匪”不力者，将嚴懲不貸。
在川陝邊，一場更大規模的戰争風暴，就要來臨了。
①王維舟：《我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