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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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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威震中原

書籍名:《徐向前傳》    作者:中央文獻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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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面臨的考驗

  
      戰場是考場,瞬息多變的戰局,随時考驗着指揮員的勇氣、才能和智慧。

  
      複雜的黨内鬥争,也是考場,考驗着革命者的品德和風格。從1931年春夏開始,徐向前一次次面臨着兩重考驗。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于1931年1月召開,從此王明上台,開始了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統治。中央派了康榮生到鄂豫皖口頭傳達了四中全會的精神。

  
      4月上旬,鄂豫皖區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新集召開。大會作了一個擁護黨的四中全會的決議。徐向前在前方指揮作戰沒有出席這次大會。

  
      4月中旬,敵人的第二次“圍剿”己布署就緒。蔣介石調集了11個多師的兵力,限令“五月完全肅清”鄂豫皖紅軍。4月20日,敵四十六師、警衛一旅等部的7個團進犯皖西革命根據地。鄂豫皖特委決定集中四軍主力出皖西擊敵。這時,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派出的大員張國焘、陳昌浩己從上海來到新集;沈澤民等也已抵達皖西。于是由張國焘、陳昌浩、曠繼勳率紅十、十一兩師由商南東進,于金家寨附近同紅十二師會合(3月下旬,特委将中央教導二師改編為紅四軍第十二師,軍部警衛團和光山、羅山、黃安三縣獨立團合編為警衛師)。徐向前仍按特委原定計劃帶十師二十八團留在鄂豫邊攻打反動民團據點大寨山、打銀尖。據點還沒有打開,随着也投入了西線的反“圍剿”戰鬥。

  
      這次反“圍剿”,紅軍主要是采取東西兩側往返機動,避實擊虛,各個擊破,待機反攻的戰法,因而僅用一個多月時間即取得了勝利。先後共殲敵5000餘人。北面的吉鴻昌部,因有聯合紅軍反蔣的意思,作戰并不積極。

  
      5月12日,反“圍剿”的戰鬥還沒有結束,張國焘召開會議傳達中央決定,撤銷中共鄂豫皖邊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軍事委員會。分局的職權系直接代表中央實施領導,有權否定地方黨委的決議或解散地方黨委。中央指定由張國焘、陳昌浩、沈澤民、曾中生、舒傳賢、徐寶珊、王平章、蔡申熙等8人組成分局,張國焘任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沈澤民兼省委書記,曾中生、曠繼勳為軍委副主席,陳昌浩為共青團分局書記。紅軍和地方武裝統歸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從此,張國焘總攬鄂豫皖黨、政、軍大權于一身。

  
      張國焘,原名特立,江西萍鄉人。早年就讀北京大學,為1919年“五四”

  
      運動骨幹分子之一。1921年參加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黨的多次代表大會上,曾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張國焘犯過右傾和“左”傾錯誤。大革命失敗後,曾企圖阻撓南昌起義,遭到周恩來、李立三等堅決反對。1928年6月,張國焘在莫斯科參加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後,任中國共産黨駐共産國際代表團副團長。1931年1月,被共産國際派遣回中國。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

  
      張國焘以中央全權代表的身份來到鄂豫皖根據地不久,即對紅四軍的領導幹部做了調整。曠繼勳任紅四軍軍長,曾中生任政治委員,下轄十、十一、十二、十三師。十師師長劉英,政治委員康榮生;十一師師長周維炯,政治委員餘笃三;十二師師長許繼慎,政治委員龐永俊;十三師師長徐向前,政治委員陳奇。随後,成立了培訓幹部的“彭(湃)楊(殷)學校”,由蔡申熙任校長,傅鐘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主任。

  
      6月28日至3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會上,紅四軍領導人曾中生、餘笃三、許繼慎等主張抓住敵暫取守勢的有利時機,集中主力南下作戰,以配合中央根據地的反“圍剿”鬥争。這一正确主張得到與會多數人支持。會議決定:紅四軍以少數兵力留在根據地鞏固陣地,而以主力部隊南下向外發展。

  
      7月上旬,軍委在商城西南的餘家集召開會議,讨論紅軍的具體行動部署。不料,張國焘推翻原來的南下決定,認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據地,就須威脅攻占大城市。因此,要紅四軍攻英山,出潛山、太湖,進攻安慶,威震南京,限一月完成。紅四軍領導人不同意這個冒險主義的計劃,主張消滅敵有生力量,鞏固擴大根據地,以牽制敵兵力,即攻下英山後出蕲、黃、廣地區,使之與鄂豫皖根據地聯成一片。但張國焘仍按其個人意見作出了決定。

  
      部隊奉命作南下英山,東出潛山、太湖的準備。

  
      7月中旬,紅四軍的領導又進行了改組。徐向前任軍長,曾中生任政治委員,劉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原軍長曠繼勳改任紅十三師師長。他困在5月間給中央的報告中不承認前段工作是“立三路線”的繼續,而受到中央的指責。

  
      8月初,徐向前和曾中生率領紅四軍十、十一、十二師的5個團,冒着酷暑南下,直取英山。僅僅經過兩小時激戰,攻占了英山城,殲敵1800餘人。

  
      仗是打勝了,徐向前和曾中生對下一步行動卻憂慮起來。

  
      在英山城的一幢小樓上,深夜還亮着燈。曾中生和徐向前擺起軍用地圖,徹夜不眠,反複研究這下一步棋,到底如何走才好。

  
      曾中生考慮再三,說:“東出安慶,要通過四百裡的白區,遠離蘇區,太冒險了。”

  
      徐向前說:“是啊,安慶是敵人重兵設防的地方,我們隻五個團的兵力能攻下它?跑四百裡,去攻打大城市,那是自找苦吃!”

  
      曾中生說:“我們不能硬着頭皮瞎撞,安慶攻不得。”

  
      徐向前說:“絕對攻不得。”

  
      經過反複磋商,政治委員曾中生最後決定:留十二師守英山,以十、十一兩師4個團出蕲、黃、廣。他一面部署部隊前進,一面寫信派人向張國焘報告,說明情況。

  
      紅軍部隊冒着酷暑分兩路南下。一路,急行軍120裡,突然奔襲蕲春城附近的漕河鎮,全殲敵人新八旅,活捉旅長王光宗以下1600餘人,繳槍1200餘支,乘勝進占稀水、廣濟縣城,逼近武穴;另一路奔襲黃梅城,由于城壕水深,随即撤出,占領鄉村。徐向前和曾中生靈活機動的指揮,使部隊幹部戰士十分高興。當地黨組織和群衆見紅軍歸來,紛紛組織慰問,到處燃放鞭炮。被敵人摧垮的革命群衆組織,又很快恢複起來。短短幾天,紅軍就從敵人倉庫和地主豪紳家中收繳了許多财物。光是銀子就達1800斤,金子20餘斤,大洋7萬元。金子後來全部送到上海黨中央,其它财物,解決了紅軍的吃穿。真是難得的勝利!接着,紅軍又在洗馬畈地區殲滅敵人3個團的大部。

  
      張國焘坐鎮後方,得知徐向前、曾中生沒按他的意見去攻安慶,大為惱怒。8月27日,他以鄂豫皖分局、軍委會的名義給曾中生、徐向前寫信,指責他們“公開抗拒分局命令”,是什麼“原則路線上的分歧”;嚴令部隊“立即北返,不得絲毫停留。”

  
      徐向前事先曾想到,紅四軍的行動可能受到批評,卻沒想到如此嚴重;曾中生似早已預料到後果,還沒接到張國焘的來信,就與徐向前、劉士奇聯名,向上海黨中央寫了信,申述紅四軍南下的理由。信中說:“現在我們的戰略是要鞏固蕲、黃、廣蘇區,與皖西蘇區、黃麻蘇區打成一片,同時相機而據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準備這一陣地的群衆基礎。敵人能來則集中力量而必消滅他數師以上,敵人不來則從宿松、太湖、潛山一帶鞏固陣地的發展而出安慶。”“在戰略上,如果想脫離根據地幾百裡的陣地,如我們由英山直取安慶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發生許多不能解決的困難。如果勉強行之,必然成為單純軍事行動,根本忘卻了鞏固陣地的發展任務了。

  
      我們深深認識中央根據地勝利的偉大,就是有了強度群衆基礎的陣地所緻。“

  
      9月初,部隊奉命北返,在英山以南的雞鳴河,曾中生召開了一次支部書記和指導員以上的活動分子會議,讨論了張國焘的來信。會上,群情激憤,通過申明書,決定派劉士奇回去向中央分局陳述意見。這件處理不當的事,更被張國焘抓住了把柄。于是,紅四軍南下問題遂成了一樁大罪!

  
      9月13日,陳昌浩到達麻埠紅四軍軍部宣布中央分局免去曾中生軍政治委員職務,由陳昌浩接任的決定。接着發生了在紅軍中開始“肅反”抓人的事。十師參謀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團團長潘皈佛等20餘人相繼被捕。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使一直在前方指揮作戰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

  
      徐向前問陳昌浩:“被抓走的好多人,都是貧苦農民出身,土生土長的,有的是看着長大的,怎麼成了反革命?這是怎麼回事?”

  
      陳昌浩說:“你不知道,八月初,我們在後方破獲了一個反革命團體,叫AB團,成員多是嶽維峻的舊部。他們準備九月十五日暴動,要炸毀醫院,搶走嶽維峻。在一些縣委、區委裡也發現了改組派,牽涉到我們部隊呢。現在逮捕的都是改組派、反革命。”

  
      徐向前被弄得更糊塗了。在蘇區和紅軍中前一兩年也搞過肅反,也抓過一些人,大多是地主惡霸的狗腿子,或是敵人派來的探子。而現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遊擊的,平時沒有什麼異常表現,怎麼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組派?說這些人是反革命吧,過去長期在一起戰鬥、生活,确實都是些好同志;說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證據來,腦海裡始終是一個疑團。

  
      遵照中央分局的命令,徐向前率領部隊西返。部隊一面行軍打仗,一面在陳昌浩主持下繼續“肅反”。一天,部隊行至商城以西餘家集時,徐向前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隊經過,見隊伍裡有兩付擔架擡着人,他問身邊的陳昌浩:“誰負傷了,擡的是什麼人?”

  
      陳昌浩說:“沒有誰負傷,許繼慎、周維炯是反革命,逮捕了。”

  
      徐向前聽後,真懷疑自己的耳朵不好用,怎麼許繼慎成了反革命啦!他想起紅四軍南下發生的那件事:攻克英山後,一個自稱鐘蜀武的人,帶了蔣介石的特務頭子曾擴情的一封親筆信,來找紅十二師師長許繼慎。信中閃爍其詞,大意是歡迎許帶部隊投蔣,“定将受到最優厚的待遇”。許繼慎當即将鐘某逮捕,連人帶信送交軍部處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對鐘某進行了審訊,随後,就轉送中央分局處理。根據許繼慎的一貫表現和他們對他的了解,他們在給中央分局和黨中央的報告中明确表示:許繼慎“在組織上不會有什麼問題”,這次敵人來找他,“完全是敵人用各種陰謀來破壞我們。”徐向前熟悉許繼慎的曆史和為人:他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北伐戰争中擔任過葉挺獨立團的營長、團參謀長。來到鄂豫皖紅軍後,在紅一軍、紅四軍又一起工作。他作戰勇敢,指揮靈活,為人正派,這樣的同志,怎麼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維炯,更是一員戰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麼也被捕了呢?

  
      面對許繼慎、周維炯兩位師長被逮捕。徐向前痛心極了,他質問陳昌浩:“怎麼搞的嘛,把師長都抓起來了,也不給我說一聲!”徐向前事前都一無所知。

  
      陳昌浩對徐向前的這種不滿和抗議采取不理的态度。他認為肅反抓人,是他職權以内的事,況且又是張國焘的決定。那時中央有規定:政治委員是代表政權與黨兩方面來領導軍隊的,政治委員在政治上、在黨内比同級軍官權限大。政治委員是紅軍中最高的領導者,是黨和政府的代表,有最後的決定權,甚至有權逮捕同級指揮員。

  
      9月底,部隊到達白雀園。張國焘親自到紅四軍主持“肅反”。這年冬天,“肅反”又從紅軍部隊擴展到地方機關。為了防止部隊發生異動,張國焘等還決定,以營為單位拆散混編,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還組織了巡視團,派到各師,監督肅反。肅反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的、投誠的還是被俘的,不論有無反革命活動,一律要審查;二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如何,也要審查;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

  
      一時間,把紅軍中留鵝頭、戴眼鏡、鑲金牙的,還有讀過幾天書的,都說成是富農,加以清洗。隻要念過幾年書,識幾個字的,似乎是天生的反革命。

  
      張國焘還說:“工農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錯誤,黨可原諒三分,倘是知識分子同志犯了錯誤就要加重三分。”正因為有這種“理論”,“肅反”中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被捕、被殺的特别多。省委書記沈澤民還有一套“理論”,那就是從“那些思想意識不好的與非無産階級觀點的分子找反革命線索”,從平時“對富農不堅決鬥争”的人身上,就能“找到反動派的組織”。把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搞混了,黨内兩條路線的鬥争與同反革命分子的鬥争糾纏在一起了。不重事實,不深入調查研究,輕信口供。隻要有兩個人說他是反革命,就把他逮捕審訊,非要他承認不可,不承認就嚴刑拷打。結果嚴刑逼供,揭發“同夥”,後方扯到前方,軍隊扯到地方,越扯越多,越扯越離奇。幾個人一起吃一頓飯,就說他是“吃喝委員會”,反革命;兩個人在一起說幾句話,就說是搞秘密活動,是改組派、AB團、第三黨。白色恐怖籠罩着鄂豫皖蘇區,搞得人心惶惶,熟人見了面也不敢說話。就連王樹聲、倪志亮這樣的老革命,見了徐向前也不敢多說話了。

  
      “肅反”開始,徐向前還能參加一些會議,還有某些發言權,随着運動的深入,保衛局抓人越來越多,徐向前在會上提出不同意見,引起了張國焘的不滿,後來就幹脆隻讓他負責部隊訓練和作戰指揮。徐向前意識到對自己不信任,隻好每到一地找一個僻靜的廟宇、祠堂,作為臨時指揮所,把地圖挂好,專心了解敵情,分析情況,部署作戰行動。但是,共産黨員的政治責任心驅使着他,又不能不關注部隊中的“肅反”情況和被捕人員的命運,并且盡力之所及,保護同志兔遭殺害。他保護了不少幹部,周希漢就是其中的一個。

  
      徐向前本來不認識周希漢。那時,周希漢在夥食班幫助寫夥食帳。而徐向前喜歡吃鍋巴,有時到夥房轉轉。一天,徐向前來到夥房,見到一個不認識的小青年,長相又機靈,就向:“你叫什麼?什麼地方人?怎麼過去沒有見過你呀?”周答:“我叫周希漢,本地順河集人。是來幫助工作的。”他還把為什麼來這裡幫助工作的原因對徐向前講了。原來,周希漢在四軍十三師三十八團當戰士。肅反開始的時候,團裡把他當作富農,開除出黨,送回老家。周希漢回家後,就找蘇維埃政府,讓縣蘇維埃政府開個證明,證明他家是貧農,請部隊恢複他的軍籍。這樣,他又回到部隊,在炊事班幫助工作。

  
      徐向前聽了,翻看他寫的賬本,見字寫得不錯,就說:“你願意跟我在總部當個書記員嗎?”周希漢說:“我沒幹過,怕幹不好。”徐向前說:“沒關系,慢慢學就會的。”周希漢到總部後,在塗向前的幫助下,進步很快。沒想到1932年初,打豆腐店的時候,周希漢給直屬部隊号房子,因當地有兩個相同的地名,号房子的時候出了點差錯,張國焘把他罵了一頓,硬說是有意破壞,讓保衛局把他抓起來審訊。徐向前回到總指揮部,警衛員說保衛局抓走了周希漢。徐向前說:“快到保衛局,把周希漢要回來!”過了一會,警衛員回來報告說:“保衛局的人說,周希漢是改組派,不能放。”徐向前聽了非常生氣,親自來到保衛局。隻見周希漢已被捆綁起來,準備拉去殺頭。

  
      徐向前嚴厲地質問:“什麼改組派!周希漢是貧農,是我的書記,我了解他,快給我放啦!”在徐向前的幹預下,周希漢才揀回一條命。

  
      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在蘇區,在紅軍中象一場瘟疫,繼續蔓延着。一批又一批的好幹部、好同志被逮捕殺害。誰也不會想到,一年之後,徐向前的愛人程訓宣也無端被以肅反的名義殺害。那是1932年反四次“圍剿”中的事。

  
      那時徐向前在七裡坪一帶指揮作戰。一天,他讓警衛員把破襪子給他妻子程訓宣送去,讓她抽空補一補。往常,衣服、襪子破了都是徐向前自己縫補。

  
      在長期的戰争環境裡,他學會了一手針線活。會做件背心,縫補點破衣裳,打草鞋。這次因為作戰忙,抽不出空,所以才讓程訓宣縫補。

  
      警衛員氣喘籲籲地回來了,神色非常緊張。

  
      徐向前問:“出了什麼事啦?”

  
      “她被抓走了。”

  
      “為什麼?”

  
      “不知道,說是反革命!”

  
      說起程訓宣,當地的婦女都說她是好樣的。她1911年出生在黃安縣七裡坪程伍德村的一個貧農家庭。沒念過書,性格開朗,愛說愛笑。1928年,吳光浩率紅三十一師回黃麻老區活動,她沖破封建舊禮教的束縛,投入革命隊伍,從事婦女工作。她為人正派,工作積極,對黨忠誠,很快就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後來經曹學楷和倪志亮的介紹,于1929年下半年同徐向前結婚。她家祖祖輩輩都是貧苦的農民。父親為人忠厚,母親雖然不認識字,但性格開朗,愛管“閑事”,是個熱心腸的人。她姐弟5個,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參加了革命。大哥程啟光,1928年參加了中國共産黨,參加過黃麻武裝暴動,曾在紅三十一師當特務隊長;二哥程啟宗,1925年參加共産黨,也參加過黃麻武裝暴動,暴動失敗後,随起義武裝上了木蘭山,不幸被敵人抓去殺害:弟弟程啟波,當時在司令部當勤務兵。程訓宣本人長期在本地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事事都走在前面。這樣一個好同志,怎麼可能是反革命呢!究竟是為了什麼?徐向前問過一些人,但沒有問出個究竟。程訓宣被捕後,保衛局用了種種刑法,嚴刑拷打,逼她承認反革命,并要她揭發“同夥”。她始終不承認是反革命。最後被殺害了。

  
      直到長征抵達延安後,徐向前見到鄂豫皖蘇區的保衛局長周純全,問他:“為什麼把我老婆抓去殺了,她究竟有什麼罪?”周純全此時隻好說老實話了:“她沒有什麼罪。當時抓她,就是為了搞你的材料。”

  
      在“肅反”中,許多共産黨員、革命戰士被無辜殺害。據當時看管“犯人”的人講,許繼慎、周維炯被殺之前,在嚴刑拷打之下,沒有什麼口供。

  
      周維炯在被殺之前,還義正辭嚴地痛斥張國焘等:“我不是反革命,你們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後還是要革命!”表現出一個革命者堅定的無産階級立場。在“肅反”中,被張國焘加以“改組派”、“第三黨”、“AB團”等莫須有的罪名,先後逮捕、殺害的紅軍排以上幹部和革命戰士,就有2500餘人。地方上大批優秀幹部也被殺害,其中有原鄂東北特委書記徐朋人,黃麻起義的組織者之一、鄂東軍黨代表戴克敏,黃安農民政府主席曹學楷,鄂豫皖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鄭行瑞等等。“肅反”,嚴重地削弱了鄂豫皖蘇區黨和紅軍的力量,也激起了廣大群衆的強烈不滿和反抗。一些地區貼出标語:“張國焘是殺人劊子手!”“打倒帝國主義張國焘!”有的地方還把縣政治保衛局給砸了。……

  
      盡管蘇區群衆痛恨張國焘恣意抓人殺人,但他們對共産黨和紅軍始終是擁護和熱愛的,不曾動搖對黨的信念。黃安縣仙居區的群衆為了反抗“肅反”,掩護區鄉幹部逃入山裡。他們上山之前,仍給區政府送去500多擔大米和一千多雙鞋襪,在信中還特意寫明,這是送給紅軍的。忠于革命事業的紅軍指戰員,不少人雖然被捕被殺,仍然是前仆後繼,英勇戰鬥。一些被誣為“反革命”而遭逮捕的幹部、戰士,被暫時放出來參加“突擊隊”,沖鋒陷陣,與敵人搏鬥,其中不少人獻出了生命。徐向前同廣大指戰員一樣,大敵當前,始終以大局為重,他壓抑着内心的悲痛,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對敵人“圍剿”

  
      的鬥争。許多年之後,他回顧這段曆史,沉痛地說:“鄂豫皖根據地的‘大肅反’,不是孤立的,那個時候,是教條主義者統治中央的時候。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攪在一起,在全黨,在各個根據地,搞‘肅反’,搞擴大化。”“曆史的教訓,值得注意。我們的子孫後代,一定不要再重演。”①①徐向前:《曆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61、162頁。

  
      第二節圍困黃安城

  
      經過第一、二次反“圍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紅軍發展到3萬人。遊擊戰争也猛烈發展,獨立營、團、赤衛軍發展到20多萬人。為了統一指揮,加強紅軍建設,迎接更大規模的作戰行動,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紅四方面軍。方面軍下轄四軍和二十五軍,共4個師,即十師、十一師、十二師和七十三師。原紅四軍軍部改編為方面軍總部。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劉士奇任政治部主任。

  
      1931年11月7日,黃安七裡坪的河灘上,紅旗招展,歡聲雷動。蘇區軍民熱烈歡慶十月革命勝利十四周年,熱烈歡慶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成立。那一天,舉行了閱兵式。除七十三師留在皖西活動外,方面軍總部及各師部隊都整整齊齊列隊在河灘上。王樹聲擔任閱兵式總指揮。徐向前、陳昌浩騎馬檢閱部隊。當時年僅30歲的徐總指揮,穿着洗得平平整整的灰布軍裝,神情嚴肅而威武。閱兵後,他發表了簡短有力的講話。他指出:紅四方面軍的成立,是鄂豫皖蘇區紅軍進一步發展壯大的标志,是黨領導鄂豫皖蘇區人民和廣大紅軍指戰員四年英勇鬥争的勝利成果。他号召全體指戰員,團結一心,戒驕戒躁,為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而努力奮鬥。

  
      紅四方面軍的成立,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然也是徐向前革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他的名字和紅四方面軍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小小黃安,真不簡單;銅鑼一響,四十八萬;男的打仗,女的送飯。”

  
      這是1927年11月黃(安)麻(城)起義時第一次解放黃安縣城的動人情景。

  
      4年後,黃安蘇區軍民在徐向前的統一指揮下,又發起聲勢浩大圍攻黃安的戰役。

  
      自從中央蘇區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之後,敵人在對中央蘇區實行報複的同時,在鄂豫皖蘇區周圍也增加了兵力。但是由于“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東北發動武裝進攻之後,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日反蔣浪潮,國民黨統治階級内部各派的鬥争也在加劇。這使得蔣介石集團難于應付。

  
      他們對鄂豫皖蘇區的“圍剿”終因兵力不足,遲遲沒能部署就緒。趁此時機,紅四方面軍采取進攻策略,開始南下作戰,徐向前選定的第一個目标就是黃安城。

  
      黃安城,是南線敵人離根據地中心區最近的一個重要據點,處于根據地和遊擊區的包圍之中。守敵六十九師戰鬥力不太強,九月從豫西移駐黃安後,屢遭紅軍遊擊襲擾,士氣低落。但是,該師師長趙冠英(人稱趙瞎子)是湖北的地頭蛇,慣匪出身,奸詐狡猾。自到黃安城後,修築了許多工事,碉堡林立,構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防禦體系。同時,黃安守敵還可得到宋埠葛振山三十師、麻城張印相三十一師、黃陂葛雲龍三十三師、孝感敵四十四師的策應。對黃安這股敵人實行強攻顯然不行。紅軍火力不強,也沒有炸藥及其它爆破器材,以現有的武器裝備去強攻敵堅固設防的據點,隻能增加無謂的傷亡。徐向前想采用誘敵出城,在運動中予以殲滅,但是,老奸巨滑的慣匪趙冠英能出來嗎?宋埠、麻城、黃陂的敵人如果來援,怎麼對付呢?

  
      經過幾天深思熟慮,徐向前召開軍事會議,提出長期圍困、逐步削弱、創造條件攻城殲敵的作戰方案:第一步,以十二師進攻城西敵據點,以十一師和黃安獨立團拔掉城南桃花和高橋河據點,掃清外圍,切斷敵聯系,以十師三十團為預備隊;第二步,圍城,并準備打擊宋埠、黃陂方向可能來援之敵;第三步,條件成熟時,發起攻城,殲滅守敵。會上,大家熱烈地進行了讨論,都認為徐總指揮提出的作戰方案,既可行,又穩妥。如果能全殲黃安守敵,就可以粉碎敵人的圍攻。于是,圍困黃安的戰役部署決定了。戰役發起時間定在11月10日晚。

  
      黃安縣黨組織和政府得知紅軍南下攻城,立即組織群衆踴躍支援。運糧草、送彈藥、擡擔架,婦女們組織慰問隊、救護隊,為紅軍燒茶做飯,洗衣服,看護傷病員。群衆中流行這樣一首歌:“快來!兄弟姐妹們!排好隊,呼口号,歡送我紅軍。攻下黃安城,活捉趙冠英,……快送,快送糍粑,快疊草鞋,擁護我紅軍。”各地的赤衛軍和遊擊隊就在敵人據點附近積極活動,打崗哨,砍電線,燒哨棚,散傳單,伏擊敵人糧道、交通線,使敵人晝夜不得安甯。

  
      徐向前指揮紅軍經過10天戰鬥,拔掉了敵人外圍據點,殲敵2000餘人,切斷了守敵與外地的聯系。第一步計劃已順利完成。接着調整作戰部署,以十二師和黃安獨立團繼續圍城,十一師在永佳河至桃花一線構築多道防禦陣地,準備打擊來援的敵人,以三十團作為總預備隊。

  
      紅軍攻占桃花、高橋河等地後,完全切斷了黃安守敵與宋埠、黃陂敵人的聯系。黃安城内給養日漸減少,敵士兵仍着單衣,饑寒交迫。敵人接濟黃安守敵的300擔棉衣以及大批軍需品也被紅軍截獲。趙冠英派去請救兵的代表劉存吾,還沒有給主子複命就當了俘虜。趙冠英久等不見援兵,于11月22日派出三十師兩個旅向南出擊,企圖打通與宋埠的聯系,但在郭受九一線遭到紅軍十二師三十六團的頑強阻擊,隻得龜縮回城。23日,敵又以兩個團兵力再次向南出擊,先頭一度進至障山,但被紅軍迎頭痛擊後狼狽潰逃。這兩次作戰,共殲敵1000餘人,繳槍700餘支,迫擊炮1門。

  
      一天,紅軍獲得情報:宋埠葛振山三十師兩個旅企圖經永佳河向北增援。

  
      徐向前當即決定:以十一師部隊誘敵深入,待敵進至主陣地前,集中兵力從兩翼迂回包抄,予以殲滅。12月7日,十一師部隊接敵後,以三十三團在大小峰山稍作阻擊,即按計劃撤至五雲山、周家坳一帶的第二陣地。敵占領桃花後,于8日向第二陣地發起攻擊。十一師部隊予敵殺傷後,又撤至障山的第三陣地。敵人見紅軍節節後退,以為得計,于9日集中兩個團的兵力發動猛攻。紅十一師以一部兵力依托陣地堅決抗擊,主力向敵兩翼猛插,展開堅決的反擊,将敵一個團大部殲滅,餘敵連夜逃回宋埠。至此,敵第一次增援遂告失敗。

  
      12月18日,敵人組織第二次增援,以黃陂三十三師的3個旅和宋埠三十師的1個旅,從歧亭、宋埠之線,分兩路大舉北援。右路之敵猛攻大小峰山,左路之敵猛攻獨山、研子灣高地,先後占領了桃花、五雲山等地。20日,敵在優勢火力掩護下,從午後起猛攻障山陣地,突破前沿,逼近紅十一師指揮所。此時,被圍的趙冠英認為時機已到,即組織突圍。

  
      下午4時許,方面軍指揮部駐地已能聽到兩面敵人的槍聲。很明顯,若不把增援的敵人擊退,讓它與城内守敵會合,圍攻黃安戰役就要功虧一篑。

  
      在這種緊急情況下,徐向前一面命總部手槍營作好戰鬥準備,一面帶着參謀和警衛人員,騎馬飛快奔向陣地前沿。他來到障山主陣地一個山包的後面,一個人站在一棵馬尾松樹下,不時地用望遠鏡向前方觀察。山下就是戰場,負責打援的十一師正在那裡與敵人激戰。子彈到處亂飛,迫擊炮彈不時地在山腰上爆炸。他仍然泰然自若地觀察戰場情況,身旁的馬尾松被射來的子彈打得枝落滿地。他不時把手向後揮揮,象是趕蒼蠅似地,說上兩句:“讨嫌,讨嫌!”

  
      當時的手槍連連長秦基偉,在《故鄉的戰鬥》①一文中,生動地叙述了這次作戰和徐向前在前線指揮作戰的情景:“……我軍經過了十多天的穿插、分割的外圍戰鬥,敵人城外的整個防禦體系已被徹底打亂”。“敵曾兩次前來增援,都被我軍擊退……”

  
      “一天拂曉,敵人集中其全部兵力,趁我一個前衛排一時的疏忽,突破了我軍陣地……”

  
      “情況非常緊急……我們全連剛跑出村莊,便遠遠地看到徐向前總指揮帶着幾位參謀和警衛人員,騎着馬,向着槍聲最密的一個山頭飛跑。我們二連經常跟随徐總指揮活動,因此不論幹部和戰士,都非常熟悉總指揮。特别在戰鬥中,我們都摸到了一個規律:哪裡的戰鬥任務最艱巨,哪裡的情況最危急,徐總指揮就出現在哪裡。……”

  
      “我們一口氣趕到打援部隊的最後一個山峰背後,……唯有總指揮一個人,站在山頂上幾棵馬尾松下,用望遠鏡向前了望。敵人的子彈,在他身邊‘嗖嗖’地叫,打在馬尾松上,飛到他的腳邊,掀起一股股塵土。總指揮這種在緊急情況下仍從容不迫地進行指揮的情形,我們看到過無數次了。”

  
      “……忽然,總指揮身子向右一側,右胳膊上流出了鮮血。我馬上跑過去,總指揮看我想去照顧他,左手向山下指,高聲向我喊着:堅決把敵人壓下去!……”

  
      總指揮負傷,更激起了指戰員對敵人的憤恨,各路紅軍都在向敵人猛撲。

  
      三十團由倒水河西岸向敵左翼迂回,三十五團配合三十三團從障山以東王家灣向敵右翼包抄,三十二團協同三十一團和手槍營由障山正面向敵反擊。附近的群衆和赤衛隊、遊擊隊也紛紛投入戰鬥。頓時漫山遍野,紅旗招展,殺聲震天。各部隊的掌旗員高舉着紅旗,那裡敵人多就沖向那裡,紅旗指向那裡,戰士們就殺向那裡。敵人遭突然打擊,驚慌失措,潰不成軍,争相逃命,丢下屍體1000多具,800餘人繳槍投降。紅軍乘勝追擊,直追宋埠。企圖突圍的黃安守敵,剛一露頭就被打了回去。擔任圍城的十二師和黃安獨立團,結合軍事打擊,對敵開展強有力的政治瓦解工作。黃安守敵經紅軍20多天的圍困,已是彈盡糧絕,待援又無望,軍心更加動搖。不少人黑夜潛出城外投誠。

  
      22日,黃安天氣晴朗。上午9時,一架飛機飛到黃安上空。敵人還以為是他們的救星來了,紛紛從白雪複蓋的工事裡跑出來,呐喊呼叫。敵人師部也忙着在地上擺标志,好讓飛機空投。正當敵人歡喜若狂的時候,飛機扔下的不是大米白面,而是炸彈、迫擊炮彈和大捆大包紅軍的宣傳品。頃刻之間敵人亂作一團,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日日盼,夜夜盼,盼來的卻是紅軍的“列甯号”飛機。

  
      說起這架“列甯号”飛機,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那是1930年1月的一天中午,一架雙翼德國容克式高級教練機降落在宣化店東南的陳家河。駕駛員還以為那裡是國民黨統治區,他坐在駕駛艙裡一動不動,不斷向圍攏來的人群吆喝:“趕快去報告當官的,想辦法給弄點汽油來。”等他看清圍着他①載《星火燎原》選編之二,戰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402頁。

  
      的都是蘇區赤衛隊員時,才發覺自己同飛機一起當了紅軍的俘虜。這架飛機是四川軍閥劉湘的軍用飛機,剛從美國買來不久。駕駛員龍文光,這天從南京駕機回四川,困迷航油料耗盡而被迫降落。經過教育,龍文光願意留在根據地服務。1931年2月新集解放後,徐向前和紅軍領導人命令把飛機運到新集,并由龍文光、錢鈎和其他幾個懂得機械的人把飛機安裝好,重新塗上一層灰色的油漆,機翼兩端漆上了兩顆耀眼的紅星。這是中國工農紅軍擁有的第一架飛機。為了對偉大革命導師列甯表示敬意,特區蘇維埃把它命名為“列甯号”。

  
      特區蘇維埃還成立了航空局,修建了飛機場,并通過被俘的敵師長嶽維峻,從國民黨方面弄來了汽油。1931年8月9日傍晚,“列甯号”遠征到武漢,進行偵察和示威飛行,吓得武漢的敵人趕快實行燈火管制。事後,敵人的《掃蕩報》刊登消息說“共軍‘列甯号’飛機近日曾連續騷擾潢川、漢口等地,我方幸無死傷。現有關軍方,已通令各地嚴加防範。”

  
      黃安守敵遭“列甯号”轟炸後,更加慌亂。紅十二師三十五團乘敵驚魂未定,一舉攻下城北的課子山,将敵人壓入城内。23日夜,總攻開始。三十五團從城西北角首先突入敵陣地。敵人節節後退作最後掙紮。趙冠英把僅有的一點機動兵力組編成所謂“敢死隊”,親自訓話,給他們打氣,許願突圍沖出去的,當官的高升一級,當兵的升為官長。他還說:“一定堅持到最後五分鐘,不成功便成仁!”趙冠英把這些替死鬼支使向南門突圍後,讓一個随從裝扮成他的模樣,騎着他的大白馬向外跑,而他自己卻化裝穿上大褂,利用夜暗,偷偷從西門溜走。

  
      突圍的敵人剛一出城,就遭到徐向前指揮的紅軍的堅決打擊,除少數敵人突圍逃跑外,絕大部分都被打了回去。紅軍随即尾随敵人進城,與敵人展開巷戰。城外赤衛隊員和鄉親們也自動拿着長矛、梭标、鐵鏟、木棒,高喊着“活捉趙瞎子!”從四面八方追趕敵人。秦基偉帶領的手槍營第二連,一直追到高橋,全部消滅逃跑的敵人。與此同時,黃安守敵也全部被殲。趙冠英溜出西門,剛跑到河邊就當了俘虜。

  
      這次戰役,曆時43天,共殲敵1.5萬餘人,俘敵師長趙冠英以下官兵近萬人,繳槍7000餘支、迫擊炮10餘門、電台一部。這是徐向前任方面軍總指揮後攻下的敵整師設防的第一個堅固據點,是運用圍點打援、運動防禦與攻堅結合的成功一戰。

  
      這次戰役後,徐向前命令用繳獲的一部15瓦電台,組建了無線電通信部門,正式與中共中央建立直接的無線電通信聯系;随後又與江西蘇區和湘鄂西蘇區溝通了無線電通信聯系。

  
      黃安城第二次解放了,黃麻起義時飄揚過紅旗的城堡,如今又招展一片紅旗。蘇區人民載歌載舞放聲高唱:我們工農紅四軍,南下勝利大得很,奪取了黃安城,消滅匪軍一師整,活捉趙冠英,反動派一網打盡……

  
      總指揮徐向前面對廣大軍民歡慶勝利的動人情景,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悅。但是,他沒有更多的時間去分享勝利的喜悅,又忙着設計下一步戰役了。

  
      第三節蘇家埠大捷

  
      黃安戰役後,1932年1月中旬,徐向前又乘勝組織商(城)潢(川)戰役。這次戰役,他再次運用圍城打援的戰術,在豆腐店地區以10個團的兵力,擊潰敵19個團的兵力,使剛剛投入鄂豫皖戰場的蔣介石嫡系部隊一出馬就大敗而歸,敵第二師遭到殲滅性的打擊,師長湯恩伯也被撤了職。商城守敵五十八師懼怕重蹈黃安覆轍,也棄城南逃,紅軍不戰而克商城。這次戰役,殲敵約5000餘人,繳槍千餘支。随後,紅軍乘勝北上,圍固始,克三河尖,敵軍聞風喪膽,紛紛退守光山、羅山、潢川、麻城、宋埠等地,依托工事堅守。此時,豫南敵軍正如劉峙給南京政府特急電中說的,“因防剿已久,以種種困難,非惟無功,每多失利,官兵志氣衰憊,又不願剿辦,似此情形,極為焦的,深恐一旦潰決,不可收拾”。皖西敵軍,也企圖沿淠河東岸據點固守。

  
      兩軍對壘,智勇者勝。高明的棋手,每走一步,都必經深思熟慮。走第一步時,就想到第二步、第三步以至更多的步子。徐向前全局在胸,在組織每次戰役之前,都事先準備一個腹案,有個初步打算,并且随着情況的變化發展,不斷修改完善。常言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他在作出重要決定之前,都要反複聽取别人的意見。

  
      在固始地區,徐向前獲悉皖西敵陳調元部已進占蘇家埠和青山店,準備繼續向根據地進攻。為了定下對敵之策,在方面軍總部的軍事會議上,他一面抽煙,一面細心聽取大家的發言,這時候天空正飄着雪花。瑞雪兆豐年,雖然前一年全國遭到了大水災,但在鄂豫皖蘇區卻是個少有的豐收年。徐向前無暇考慮更多,他現在想的是怎樣把這次戰役行動安排更周到些。

  
      這時敵人的部署是:陳調元在六安至霍山一線部署了12個團,以蘇家埠為樞紐,沿淠河東岸構成一線防禦。在六安縣城,駐有嶽盛u的四十六師師部和五十五師的一六三旅,還有一三七旅和警備二旅的各1個團;在馬家庵駐有一三七旅旅部及二七四團;在韓擺渡駐有警備二旅的1個團;在蘇家埠駐有一三八旅全部和一三六旅旅部及1個團;在青山店駐有一三六旅的另1個團;在霍山縣城駐有警備一旅。敵人的二線兵力的配備是:合肥駐有五十五師另兩個旅,潛山駐有五十七師,蚌埠駐有第七師,距六安、霍山都比較近。從敵人的布陣中,徐向前找出了皖西這個弱點。決心繼續采取“圍點打援”的作戰方針,東出皖西,首先将蘇家埠、韓擺渡、青山店等地敵人包圍分割,吸引援兵,在運動中殲滅一部,然後再吃掉這個點上的敵人。會上,有人提出:“敵人吃過幾次虧,會不會不來呀?”徐向前說:“我想萬一不來,再走下一步。”會議最後決定東出皖西的部署:由陳赓率十二師留在商潢地區,牽制豫東南之敵,總部率十、十一師東進,在獨山同七十三師會合,然後東渡淠河。具體部署是:以紅二十五軍七十三師和霍山獨立團圍困青山店并負責阻擊霍山出援之敵,以十師包圍蘇家埠,如該敵向青山店求援,則在青山店以北選擇有利地形,堅決予以阻擊;十一師進擊韓擺渡之敵,并準備阻擊從六安出援之敵。戰役預定于3月22日拂曉發起。3月18日,徐向前率領方面軍總指揮部和第十、十一師由固始向皖西地區挺進。在獨山鎮與七十二師、霍山獨立團會合後,于21日晚由青山店以西的兩河口渡過淠河,各部隊按照原定計劃,分别向目的地進發。青山店的敵人被包圍後,22日中午,蘇家埠敵兩個團趕忙出援,進至芮草凹以南地區時,與紅十師先頭部隊二十九團遭遇。紅軍先敵搶占了大花尖高地,敵被迫在金杯塘以東一帶憑借斷崖進行頑抗。徐向前來到十師指揮部,一面聽王宏坤彙報,一面用望遠鏡觀察前方情況,隻見部隊正與敵人激戰,就問,“攻小山包的是哪個部隊?”

  
      王宏坤說:“二十九團,老部隊,很能打仗。”接着又把二十八團和三十團的位置作了報告。

  
      對十師這支部隊,徐向前太熟悉了。他自從1929年夏天來到鄂豫皖邊區後,就同他們朝夕相處。這個部隊許多人的名字和脾氣習性,他都可以一一說出來。他看到敵左翼暴露出弱點,對王宏坤說:“趕快命令二十八團和三十團向敵左翼迂回,堅決消滅敵人。”部隊接到命令後,迅速插向敵左翼側後。敵人發覺處境危險,即向後收縮。敵人一收縮,頓時陷入混亂。十師的3個團分成兩路,向敵人猛攻,敵人全線崩潰,一個營被殲,餘敵退回蘇家埠。十師乘勝包圍了蘇家埠。與此同時,十一師也向韓擺渡、馬家庵守敵發起進攻。敵人倉惶逃入六安城。

  
      23日,六安守敵為解救蘇家埠守敵,派出兩個團的兵力,經馬家庵沿淠河南下。敵先頭部隊剛過韓擺渡,便遭到紅軍的夾擊,被殲一部,餘敵來不及退回六安,一個團縮進韓擺渡,一個團逃入蘇家埠。紅軍遂将韓擺渡包圍。

  
      至此,蘇家埠、韓擺渡、青山店之敵被分割包圍。

  
      蘇家埠,位于淠河東岸,與皖西北蘇區隔河相望,是敵人的一個重要據點。敵人經過多年經營,構築了堅固的防禦工事。在蘇家埠的北、東、西三面,環繞着一道溝深2米、底寬3米的城壕和一丈多高的土城,設置了5道栅門、5道吊橋、5座炮樓。此外,在鎮外還構築了高大的木城。在韓擺渡、青山店,敵人都構築了堅固的工事。

  
      徐向前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研究下一步的具體行動方案。他在會上說:“蘇家埠、青山店和韓擺渡等敵人據點,寨牆高、壕溝深,工事堅固。而我們呢,一是沒有幾門炮,二是炮彈、手榴彈也不多,缺乏攻城器材,強攻是不行的。現在,我們己将敵人包圍分割。我們要把工事修好,給他來個長時間的圍困。敵人出來,就依托工事把它消滅。敵人增援,就在運動中予以殲滅。這樣,既可充分發揮我軍善于野戰的特長,又可避開我們缺乏攻城器材和經驗的弱點,做到以我之長擊敵之短。”他更強調兩點注意事項:一是圍困的目的首先在于打援,以便更多地殲滅敵有生力量,各圍困部隊要做好持久的準備。陳調元老奸巨滑,不看準是不會派出援軍的。這就需要時間,要有耐心。二是如果敵人來援,擔任打援的部隊必須速戰速決,否則,就會陷于兩面作戰的被動地位。他還分析了敵人可能來援的幾種情況,指出霍山守敵隻有一個旅,抽不出更多的兵力來增援;六安敵兵力不少,合肥還有一個師,要準備他們從那個方向增援。要把六安方向作為打援的重點。

  
      會上大家一緻同意徐總指揮的意見。決定下一步的方案是:以十師二十八團和三十團圍困蘇家埠守敵;十一師三十二團和六安獨立團包圍韓擺渡;七十三師和霍山獨立團除繼續包圍青山店外,準備打擊霍山來援之敵;十一師三十一、三十三團在六安西南的平頭崗、樊通橋一線,占領有利地形,構築工事,準備打擊六安出援之敵;十師二十九團為總預備隊。此外,六安、霍山兩縣的赤衛隊,在各該縣城附近開展遊擊活動,配合主力部隊作戰。

  
      中共六安縣委發動廣大群衆支援紅軍作戰。每天給紅軍每個師運糧的就有1000多人,加上打柴隊、運輸隊、洗衣隊、擔架隊、慰問隊,動員民工達工萬人以上。在蘇家埠、青山店、韓擺渡前線,到處歌聲陣陣,手車辚辚。

  
      擔負圍困任務的部隊,在群衆的大力支援下,晝夜搶修工事,僅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就完成了環繞敵據點構築交通壕、蓋洞、掩體等工事的任務。蘇家埠、青山店、韓擺渡等地守敵,已成甕中之鼈。

  
      敵四十六師師長嶽盛u鑒于蘇家埠、韓擺渡兩地守敵處境危險,急忙于3月31日命令六安、霍山兩地敵軍派兵增援。當天,北面之敵五十五師一六三旅、警備二旅一個團和一三七旅二七三團,共4個團的兵力,在飛機掩護下由六安出動。嶽盛u也親到十裡橋督戰。敵先頭部隊兩個團已進至蘇家埠北的涼水井、桂家老墳一帶。徐向前總指揮帶領參謀人員親臨前線,不時用望遠鏡觀察戰場的變化情況。看到敵人隊形已混亂,認為反擊時機已到,便命令二十九團投入戰鬥。号音一響,按照原定計劃,十一師三十一團、三十三團在西,二十九團在東,象一把鐵鉗,向敵人發起猛烈攻擊。經過激戰,敵先頭部隊被擊潰,敵二七三團被全殲,敵團長也當了俘虜。敵警備二旅的一個團潰不成軍,倉惶地逃入蘇家埠。嶽盛u見先頭部隊失利,率一六三旅退回六安。南面霍山出援之敵也被紅七十三師擊退。青山店守敵獨立團冒死突圍,被殲過半,殘敵一部繞過濟河西岸逃人蘇家埠,另一部逃至霍山東北舒家廟被地方武裝殲滅。

  
      3月31日,方面軍總部移駐蘇家埠以東的朱大院牆,徐向前和前線指揮部駐蘇家埠東南一裡多路的永慧寺。

  
      徐向前在地圖前面站着,思考着連日來的作戰情況。根據情報,敵人這次增援失敗後,嶽盛u懼怕六安被圍,除放下1個團踞守外,已于4月4日率部退守六安以東的金家橋了。徐向前在地圖上找到金家橋的位置,認為敵人經打擊後,六安、霍山兩地敵人已無力再援,可以實行第二步計劃了。随即調整作戰部署,以十師二十八團和三十團、十一師三十二團和六安獨立團分别繼續圍困蘇家埠、韓擺渡;以地方武裝和赤衛軍監視六安、霍山守敵;集中七十三師全部、十師二十九團、十一師三十一團和三十三團,共6個團,就地休整,待機殲敵。

  
      4月正是黃梅季節,陰雨連綿。紅軍的交通壕裡積滿沒膝深的水。作為方面軍的總指揮,徐向前隻要有空,總是要到各部隊去看看戰士們的生活情況。這天,他來到十師的一個連隊。戰士們見到總指揮來了,大家象忘了在“水溝”裡似的,圍攏過來。

  
      徐向前關切地問:“有沒有生病的,敵人據點裡有什麼動靜?”

  
      一個班長回答說:“大家身體都很好,沒有病号。老鄉們送來大米、豬肉,真象天天過年。敵人開始還很神氣,常常打槍打炮,現在死氣沉沉。聽說鎮内早已斷糧了,敵人把老百姓所有能吃的東西都搶光了,軍馬殺完了就吃老鼠、鳥、貓、狗,現在有的已在吃人肉了……”

  
      徐總指揮當即命令部隊:“加強政治攻勢,分化瓦解敵人。”蘇家埠四周紅軍的政治戰更加活躍起來。紅軍戰士向敵喊話,地方黨和政府派出宣傳隊,日夜呼叫。不知是那位能人,還編出這樣的“勸降詩”:“老鄉老鄉,快快繳槍。放下武器,紅軍有賞;若不繳槍,困餓死光!

  
      來當紅軍,前途亮堂;願回家鄉,發給光洋。優待俘虜,人身保障;早日來歸,早見天光。“

  
      “老鄉老鄉,不要打槍。本是窮人,理應反蔣。為蔣賣命,為的哪樁?

  
      上有父親,下有兒郎;一年到頭,難見妻房。長官待你,何處一樣?長官洋面,魚肉雞湯。你們吃糠,樹皮啃光;更有兄弟,餓死床上。飛機運糧,有啥指望?“

  
      “紅軍圍城,鐵壁一樣。‘待援’‘突圍’,都是妄想。今日覺醒,不要上當。調轉槍口,對準劉王(指劉玉林、王藩慶兩個旅長)。活捉陳賊(指陳調元),歡慶解放。”

  
      在紅軍的軍事圍困和政治攻勢下,敵軍心更加動搖,攜械投降的日多。

  
      敵警備二旅一個團副哀歎:“被圍達二十餘日,外絕援軍,内乏糧秣,馬匹食盡,皮制之馬鞍與皮鞋等,亦都視為珍品。共軍則白飯大肉,隔壕舉碗相呼,軍心沮喪。”嶽盛u眼看蘇家埠、韓擺渡守敵日益危殆,連連向安徽省主席陳調元呼救。此時的陳調元,也是智窮力竭,無能為力,隻能向蔣介石頻頻告急。

  
      4月下旬,蔣介石委派皖西“剿共”總指揮厲式鼎率3個多師15個團約2萬人從合肥等地增援出來。

  
      “敵人來了那麼多,打不打,是個難下決心的事。如果打不垮他們,附近隻有韓擺渡的一個渡口,又逢河水猛漲,我軍沒有退路,弄不好要被壓下淠河‘放鴨子’。打仗,要想困難的一面,不能隻想勝利的一面。把不利條件,有利條件,敗的可能性,勝的可能性,通通估計清楚,才好下決心。敵衆我寡,背水作戰,決心不大好下。這個時候,張國焘不想打了。陳昌浩支持我的意見,打!”①徐向前同政委陳昌浩當即決定:留下兩個團,在地方武裝的配合下,分别繼續圍困蘇家埠、韓擺渡,集中兩個師的主力,共7個團的兵力,在戚家橋、樊通橋一線,依托既設陣地和有利地形堅決阻擊來援之敵,力争予以殲滅。随即命令七十三師在樊通橋以東地區擔任正面阻擊;十師主力位于右翼,十一師主力位于左翼,伺機迂回包抄,合擊敵人;另以七十三師一個營和六安獨立團進至陡拔河以東佯作抵抗,誘敵深入。

  
      5月1日,誘敵部隊與敵接觸後,邊打邊撤。敵先頭部隊第七師第十九旅緊緊尾追,渡過陡拔河。5月2日天降傾盆大雨,河水猛漲。已過河的敵第十九旅孤軍深入,遭到猛烈阻擊,傷亡慘重,士氣頓挫,處于背水作戰的不利境地,便倉惶後撤。而敵後續部隊因不明情況,仍繼續前進,以緻人馬擁擠,互相踐踏,混亂不堪。紅軍乘勝沖殺,敵中彈落水的不計其數。敵十九旅大部被殲。尚未過河的敵人,見先頭部隊失利,慌忙搶占附近的老牛口、婆山嶺等高地,妄圖憑險頑抗。此時,按照徐向前總指揮原定計劃,十一師主力己由六安城南的七裡井、五裡塘、大頭岸等處迅速向敵右側後迂回;十師主力和七十三師一部也由戚家橋經廟崗頭以南,向敵左側後包抄過來。

  
      徐向前指揮紅軍經過兩天的激戰,将敵分割包圍,并搗毀了敵指揮機關。

  
      敵總指揮厲式鼎見勢不妙,穿上士兵服裝,企圖逃跑,但最後還是當了俘虜。

  
      厲式鼎見抓他的都是年紀輕輕的小紅軍,還不服氣,要求見紅軍總指揮。

  
      戰士風趣地回答:“我們總指揮忙着哩!”

  
      “我要見你們軍長。”

  
      “軍長也不得空呢!”

  
      厲式鼎低頭不語。他哪裡曉得,此時徐向前總指揮正在指揮紅軍,準備最後解決蘇家埠、韓擺渡守敵了。

  
      5月8日,困守蘇家埠、韓擺渡的敵軍,在内無糧草,外無救兵,突圍①徐向前《曆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83―184頁。

  
      無望的處境下,被迫全部投降。蘇家埠守敵繳槍時,還舉行了投降儀式,官兵列隊迎接紅軍。

  
      曆時48天的蘇家埠戰役勝利結束。這次戰役,共殲滅敵第七、十二、四十六、五十五、五十七師和警備一、二旅等3萬餘人,其中俘虜皖西“剿共”

  
      總指揮厲式鼎以下官兵2萬餘人,繳步槍1.2萬餘支、機槍171挺、炮43門、電台4部,擊落敵機1架。這是鄂豫皖紅軍在徐向前指揮下取得的一次空前的偉大勝利。5月23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發的賀電中說,這次勝利,“給予全國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革命運動無限的興奮,更加強了蘇維埃紅軍對于全國革命運動的領導。”

  
      紅軍在蘇家埠地區作戰期間,敵張訪部第二十路軍進駐潢川,趁隙南犯,進占雙柳樹、仁和集地區,修築工事據守,并準備繼續向前推進。徐向前回到商城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決定殲滅雙柳樹、仁和集的敵人,收複潢川、光山南部根據地。

  
      6月12日。徐向前先以十師出光山南部,牽制部子舉新編第十二師;另以十一師秘密打到光山以北、潢川以南的璞塔集、彭店地區,割斷潢川守敵與雙柳樹、仁和集之敵的聯系,準備打援;而以十二師進攻雙柳樹,以七十三師和少共國際團進攻仁和集。因敵人的防禦體系被我突然割裂,僅5天時間,戰役即勝利結束。總計殲敵8個團和反動民團一部,斃傷俘敵近萬人,繳槍七千餘支,收複并進一步擴大了潢、光南部根據地。

  
      從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上旬,經過黃安、商潢、蘇家埠和潢光四大戰役,紅四方面軍先後共殲國民黨軍6萬餘人,其中成建制被殲的正規部隊近40個團。蔣介石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動的第三次“圍剿”尚未展開即被粉碎。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紅軍得到了迅猛發展。根據地面積擴大到4萬餘平方公裡,人口達350餘萬,擁有26個縣的革命政權,紅軍發展到4.5萬人,地方武裝、赤衛隊也發展到20萬人以上。這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展的極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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