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同林彪的一次原則鬥争

                                                        
      －－－－－－－在軍委常委會議上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羅榮桓回到北京。過了幾天，《解放軍報》總編輯李逸民帶了和谷岩寫的一篇關于他和賀龍元帥視察部隊的新聞稿小樣來到羅榮桓家裡，請他審閱。

  
      羅榮桓看了這篇報道的内容，第一段是講搞好調查研究，第二段是講學習毛主席著作。報道寫道：“對學員提學習要求要區别對象、區别水平，不要作一般化的要求，用一把尺子去要求。對于沒有黨史知識的學員，可以先講點黨史，以黨史為線索去學習毛主席著作……”

  
      這一段文字基本上是按照他在長沙政幹校講的原話整理的。羅榮桓又反複看了兩遍，然後把稿子放到茶幾上，沉思起來。

  
      李逸民生怕這篇稿子因為提到他的名字而被他否定，心中有些忐忑不安。不料，這次羅榮桓卻非常幹脆，他沉吟了一會，然後拿起鉛筆，在小樣上隻改了幾個字，便交給李逸民，同意發表。

  
      李逸民見狀若有所悟，他聯想起今年二月二日他調到報社不久，羅榮桓在報社副主編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特别強調學習毛主席著作要領會精神實質，不要斷章取義。李逸民對此講話印象很深，感到這一提法同林彪提出的背警句、“帶着問題學”、“立竿見影”等等明顯不一緻。或許正因為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必須旗幟鮮明，羅主任這一次才破例同意發表這一篇提到他名字的報道吧。

  
      三月二十八日，上述新聞稿在《解放軍報》頭版明顯位置發表。

  
      就在這時，羅榮桓接到了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的羅東進的來信。在信中，羅東進向父親彙報了自己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情況。同當時盛行的作法一樣，他在信中也列數了自己讀了哪些著作，并不盡适當地引用了毛主席有關的言論。羅東進還就如何進一步搞好毛主席著作學習這一問題向父親請教。

  
      羅東進這一封信向羅榮桓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信息，林彪那一套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教條化的主張，提出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已經開始在部隊起作用了。對此，羅榮桓不能不感到憂慮。于是，他打開墨盒，用毛筆鄭重其事地給兒子寫回信。他寫這一封信既可以關照羅東進在學習毛主席著作時不要走偏方向，同時也可以起到把問題考慮得更為周到一些的作用。他由于有病，平時批閱文件都是用鉛筆或開始流行的圓珠筆，用毛筆荒疏已久，寫字時手有點抖。他寫道：

  
      東進：

  
      你四月八日來信收到，你所提出的問題，我簡略答複如下：

  
      理論學習必須聯系實際，因為理論是來自實踐，而又去指導實踐，再為實踐所證實、所補充。如果理論離開實踐，就會成為空談，成為死的東西。學毛主席的著作，亦不要隻滿足一些現成的詞句或條文，最要緊的是了解其實質與精神。

  
      所謂帶着問題去學毛主席著作，決不能隻是從書本上找現成的答案。曆史是向前發展的，事物是多樣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給我們寫成萬應藥方。

  
      羅榮桓又看了一遍羅東進的信，在信中，東進還提到他和同學在一些問題的看法上有分歧。于是，羅榮桓又拿起筆寫道：

  
      你同同志們對問題的看法有些不一緻，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同志們互相交換意見，交換不同的看法，甚至必須經過争論，才會有可能取得一緻。

  
      在同學、同志之間交換不同看法甚至争論是很正常的，對林彪又何嘗不可以這樣做呢？

  
      羅榮桓把信又從頭到尾看了一遍。這封信的内容涉及樹立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關系到兒子的健康成長，非常要緊，然而他的字卻不可能寫得太工整，于是他又在信箋的右上角寫了兩行小字：“字迹潦草，你仔細看。因我久不寫字，手發抖。”

  
      到四月下旬，傳來了林彪視察部隊的指示：“解放軍報應經常選登毛主席有關語錄。”與此同時，羅榮桓接到通知，軍委将于三十日召開一次常委會議，其中有一項議程是讨論《合成軍隊戰鬥條例概則》（草案）。會前，羅榮桓審閱了這個草案，看到這份軍事文件也套用了林彪“帶着問題學”那幾句話。他在這幾句話下用鉛筆畫上了粗粗的一道，決定帶病去出席會議。

  
      四月三十日上午，軍委常委第二十六次會議在三座門俱樂部二樓第七會議室召開。出席這次會議的軍委常委有林彪、賀龍、羅榮桓、葉劍英、羅瑞卿。列席的有劉亞樓、張愛萍、彭紹輝、梁必業、張令彬、周希漢、封永順。

  
      會議由林彪主持，前面幾個議程很順利地通過了，接下去讨論到《合成軍隊戰鬥條例概則》的草案時，林彪問大家還有什麼意見。停了一會，羅榮桓發言：

  
      “‘帶着問題學’毛選，這句話要考慮，這句話有毛病。”

  
      林彪對這句發明權屬于他的話佯作不知地問道：“這句話在哪裡呀？”

  
      羅榮桓示意坐在他斜對面的總政副主任梁必業将“概則”的有關段落讀了一遍。

  
      林彪感到十分難堪，可又不便發作，便問道：

  
      “那你說應該怎麼學呀？”

  
      羅榮桓坦率地說：“應當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實質。‘帶着問題學’這句話改掉為好。”

  
      羅榮桓講完後，林彪半響不吭聲。幾分鐘過去了，無人發言。林彪隻好說：“不好，就去掉嘛！”

  
      羅榮桓接着說：

  
      “還是去掉好。學習毛主席著作一定要從根本上學，融彙貫通，要學習立場、觀點、方法，緊密聯系實際……”

  
      “好吧，散會！”林彪沒等羅榮桓說完，便打斷了他的話，宣布散會，接着便站起身，拂袖而去。

  
      與會者面對林彪的突然發作，都怔了。羅榮桓對于林彪如此粗暴無禮，非常生氣。他盡力克制自己的怒氣，手有點發抖地将文件裝進公文包，然後步履沉重地離開了會議室……

  
      回家以後，羅榮桓心情十分不好，他幾天來一直思考這個問題。散步時還不時自言自語：“讨論問題嘛，為什麼這個樣子！”“難道學幾條語錄，就能把部隊建設搞好？”林月琴問他是怎麼回事，他又搖頭不語。

  
      五月一日，按照林彪的指示，《解放軍報》開始在報眼刊登毛主席語錄，要求内容與當天報紙版面相吻合，以便大家“活學活用”。為了完成這一任務，報社抽出專人每天查找語錄。但有時把毛選從頭翻到尾，也找不到合适的。語錄一連登了幾天後，就難以為繼了。李逸民感到這是林副主席交代的任務，不選又不行，選又選不出，十分為難，便又去向羅榮桓請示。羅榮桓立即明确答複：辦報紙主要是貫徹毛主席《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的精神，貫徹群衆路線，堅持真理，要有生動、鮮明、尖銳、毫不吞吞吐吐的戰鬥風格。至于毛主席語錄，找幾條可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對現在的什麼事情都談到。要學習精神實質，不能象和尚念經，敲破了木魚，還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裡呢！

  
      聽羅榮桓這麼一說，李逸民如釋重負，高高興興地走了。但羅榮桓仍沉浸在思考之中。

  
      對這一個重大原則問題，既然林彪聽不進不同意見，那就隻好向中央反映了。于是，羅榮桓拿起了電話機，要通了總書記鄧小平的電話。

  
      去年十二月，劉少奇、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出席八十一個共産黨和工人黨會議後從國外歸來，當時羅榮桓身體很不好，但他不顧醫護人員的勸阻，仍然去機場迎接。由于機場人很多，他隻是同鄧小平匆匆握了一下手便回來了。平日，他知道總書記日理萬機，工作異常繁忙，不便去打擾，但現在已經同林彪在原則問題上發生了分歧，隻好向他報告了。

  
      鄧小平接了電話後，感到羅榮桓所反映的問題十分重要，便拿到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讨論。大家贊成羅榮桓的意見，此事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後的一九七五年，他從江西返回北京，住在招待所裡，便約見了林月琴和她的三個孩子。經過九年動亂，孩子們見到這位羅榮桓的摯友，曆盡磨難依然健壯的鄧叔叔，都含着熱淚。鄧小平滿懷感情地對羅東進等說：要記住你們的爸爸，他是真正維護毛澤東思想的，他反對“活學活用”完全正确，我和他的觀點是一樣的。一九七五年九月，鄧小平在農村工作座談會上回憶道：“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羅榮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說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學精神實質。當時書記處讨論，贊成羅榮桓同志的這個意見。”①〔《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第三三頁〕

  
      一九七七年五月，在需要端正黨的思想路線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又提起這件事。他說：“兩個‘凡是’不行”，“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和羅榮桓同志曾經同林彪作過鬥争，批評他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澤東思想當作體系來看待。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系。”②〔《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第三五-三六頁〕

  
      鄧小平這幾段話對一九六一年他和羅榮桓同林彪的這場鬥争的意義作了恰如其分的曆史評價。

  
      －－－－－林彪的報複

  
      林彪自從四月三十日怒氣沖沖離開會場後，一直十分煩躁，他在算計要對羅榮桓進行報複。

  
      一天，海軍一位幹部來到林彪住處向林彙報工作。此時，毛家灣林彪住宅正在修繕，林彪全家暫住在西郊新六所。林彪在起居室内接見。這間房子很大，但是隻擺了幾個沙發和一張寫字台。窗戶都挂了厚厚的窗簾。屋裡既顯得空蕩蕩，又顯得陰森森。林彪埋坐在沙發裡，眯着眼在聽彙報。中間，羅瑞卿來到，林彪示意羅瑞卿在他旁邊的一張沙發上就坐。海軍那位幹部在彙報中說到羅帥在福建前線曾對部隊指示，一九六一年工作的中心是“四抓一調查”時，林彪打斷了他的話，大聲說道：

  
      “什麼四抓一調查！這種話哪年都不犯錯誤。但是，什麼問題也不能解決。”

  
      “四抓”就是抓思想、訓練、作風和生活，這本是林彪自己所提“創造四好連隊”的内容，“一調查”就是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這是毛主席當時的号召。這究竟有什麼錯，會惹得他發這麼大的火。他們哪裡知道，這隻是一個由頭。果然，接下去林彪就咬牙切齒地說：

  
      “羅榮桓的思想可不對頭呢！他躲着我，主張軍隊向地方開炮，這不是反黨嗎？”

  
      聽到林彪給羅榮桓扣“反黨”的帽子，羅瑞卿等都以沉默表示不同意。

  
      林彪見他們兩人都不表态，突然轉過臉來對着坐在他身旁的羅瑞卿說：

  
      “聽說你也是這樣主張，我就反對你們！”

  
      風暴突如其來，羅瑞卿毫無思想準備。但是他看過總政給中央的報告，那根本與“開炮”風馬牛不相及，便直截了當地回答：“我沒有。”

  
      林彪咄咄逼人地反問：“沒有？怎麼沒有？有文件為證。”

  
      羅瑞卿隻好說：“要是查到我有此主張，我就承擔責任。”

  
      海軍那位幹部見此情景，因為不了解情況，也不便說什麼，便起身告辭。林彪一面同他握手，一面說：“就照我剛才說的搞，别的都不要聽，一個新生事物，總是有人反對的。”

  
      後來，羅瑞卿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陷害被監禁，于一九七二年所寫的揭發林彪的材料說：“當時，我感到他對羅（榮桓）和我的意見大了，今天一棍子打兩人，無非借題發揮，可究竟為什麼，卻摸不着頭腦。”那末，林彪所說的“新生事物”究竟指什麼呢？現在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後果，可以想見，林彪的所謂“新生事物”就是指“帶着問題學”那一套。而他所以大發脾氣，則是借題發揮，對四月三十日的事情進行報複。

  
      第二天一大早，林彪又給羅瑞卿打電話說，為了保護羅榮桓的健康，他昨天對羅榮桓的“批評”現在不要公開。他關照羅瑞卿不要向任何人講。

  
      所謂“為了保護羅榮桓的健康”，這顯然是一個幌子。由于羅榮桓在黨内有崇高的威信，林彪實際上是怕整羅榮桓非但不會得到毛澤東的批準，弄不好還可能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果然，後來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①提出發揚黨内民主之後〔指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的擴大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曾兩次表示，他并不贊成林彪禁止軍隊向地方反映意見的主張。

  
      第一次是在一九六二年麥收之後。一天，羅瑞卿在上海參加一個會議，和楊得志、許世友、韓先楚一塊聊天。大家都認為這一年的麥子長得很好，超過了前兩年。許世友等一方面為農村形勢的好轉而感到高興，一方面也對地方某些幹部前幾年大刮“共産風”、浮誇風、命令風，如今又太悲觀的現象，有一些議論。由于林彪有不準對地方工作提意見的“禁令”，羅瑞卿便打招呼說：“我同意你們的看法，但是這些事就在小範圍議議算了，不要擴大。”事後羅瑞卿到杭州時向毛澤東談起這件事，毛澤東立即指出：“為什麼不能議論？他們都是華東局委員，有的還是中央委員，他們有意見，你說，為什麼不能提？我就不同意林彪的那個意見，說軍隊幹部對地方幹部有意見不能提。”

  
      第二次是在一九六五年，羅榮桓業已逝世。毛澤東在武昌又講了一次不贊成林彪這個意見。羅瑞卿按照林彪要他經常通氣的要求，将毛澤東的原話的記錄送給林彪看了。這又引起林彪的不快，從而成為促使當年年底林彪向羅瑞卿下毒手的原因之一。

  
      林彪一面囑咐羅瑞卿等不要“公開”他對羅榮桓的“批評”，一面繼續攻擊羅榮桓。他在同另一些幹部談話時，除了給羅榮桓扣上反黨的帽子外，還說羅榮桓反對“帶着問題學”就是反對毛主席。他也同樣關照這些幹部，為了照顧羅的健康，不要告訴任何人雲雲。當時，羅榮桓病已很重。那些聽到林彪攻擊羅榮桓的幹部自然不便于也不忍心向他提這件事。因此，羅榮桓直到去世也沒有料到，林彪竟在他背後向他施放那樣惡毒的暗箭。

  
      由于羅榮桓挺身而出，首先反對了林彪把毛澤東神化、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教條化的那一套，而由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又明确表示支持羅榮桓的主張，林彪深知這将成為他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極大障礙。因此，他對鄧小平、羅榮桓便耿耿于懷、恨之入骨。到十年動亂開始的時候，鄧小平遭到嚴重打擊，羅榮桓盡管逝世已近三年，林彪對他仍不放過，而葉群在其間又起了特别惡劣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在策動大整賀龍夫婦、羅瑞卿夫婦的同時，也把毒手伸向羅榮桓的夫人林月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五日，她讓空軍司令吳法憲帶頭給林月琴寫了一張大字報，以林月琴喜歡釣魚為由，給林扣上“意志頹廢”的帽子。接着，林彪辦公室支部貼出大字報表示支持吳的“革命行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葉群授意下，有些人在總參謀部的一個批判會上，無中生有地說林月琴組織了一個“寡婦集團”。接着，林月琴被軟禁，她的弟弟、民航局的一位一般幹部林甯被誣陷為特務而被迫害緻死。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由葉群導演的這一幕鬧劇發展到了最高潮。她親自出台，在京西賓館召開的總政治部一次會議上指名攻擊羅榮桓“反黨”、“反毛主席”；并通過全軍文革小組工作人員之口在向群衆解答問題時，把羅榮桓和已被貶黜到福建的譚政并列為在總政工作做得較少、較差的主任。接着，羅榮桓長期領導的總政治部被林彪一夥打成了“閻王殿”而“徹底砸爛”。

  
      時間是最公正的審判官，林彪一夥早已被釘上曆史的恥辱柱，而羅榮桓的高風亮節，随着歲月的推移，越發顯現其璀璨的光輝。人們在十年動亂中見識了林彪“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醜惡嘴臉之後，在經曆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的讨論，破除了兩個“凡是”之後，便更加懷念羅榮桓這一位曾經挺身而出，同林彪進行原則鬥争的先驅者。

  
      －－－－－－－實事求是，發揚民主

  
      羅榮桓所以要肖華以總政名義向中央寫報告，提出按組織系統反映對地方工作的意見，其基本精神是要發揚黨的民主作風。他的建議雖然被林彪粗暴地否定了，但他仍然堅持這一基本精神。

  
      一九六一年五月，全軍管理教育工作會議在京召開，羅榮桓作了重要講話，着重講了機關、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問題。

  
      同這次講話可以稱為姐妹篇的是這一年六月六日他在政治學院的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兩次講話内容相近，而後一次講話由于範圍小，不拘形式，問題談得更加深入。

  
      羅榮桓這時所以注意到了機關、院校，同當時許多單位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密切關系。自從廬山會議錯誤地批判了彭德懷之後，各機關、院校也開展了“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争，使用大鳴大放、大字報或小字報的方式，把一些實事求是反映農村情況、對“左”的東西提出批評和疑問的幹部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就使許多幹部不敢講話，心情不舒暢，嚴重削弱了黨内的民主生活。針對這一情況，他這兩次講話的主題就是，實事求是，發揚民主，讓人講話。

  
      當時，在幹部中經常議論的話題主要是農村形勢。有些人認為，農村形勢不好，刮五風，中央也有責任。但有些幹部則認為這種态度是“右傾”，有點象右派進攻。一扣這個帽子，大家便不敢說話了，但口服心不服，思想不通。針對這一情況，羅榮桓在講話中明确指出：中央有沒有責任？農村搞得那樣，中央老早就承認有責任，沒有登報就是了①〔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對《甘肅省委關于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第四次報告》的批示中寫道：“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自已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中央搞了“十二條”還不行，又搞“六十條”②就是承認有責任〔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讨論和規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五六月間，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的工作會議上，又對此條例進行了修改，形成此條例的修正草案。一九六二年九月，在八屆十中全會上通過了此條例的修正草案〕。中央并沒有把責任都推到下面去，主要是中央負責。

  
      羅榮桓這一實事求是的看法對于那些敢于講真話的同志無疑是一個支持和解脫。

  
      當時，中共中央在肯定“三面紅旗”的前提下，正在逐步糾正一平二調、刮共産風等“左”的錯誤。對于這種糾正，羅榮桓積極擁護。他在這些講話中，依據中共中央文件的精神，具體分析了“三面紅旗”中存在的問題。

  
      關于總路線，他在肯定多快好省口号的同時，又着重指出：問題是在執行中間隻講多快，不講好省。在工業方面，戰線拉得很長，隻講産值，不講規格品種。在農業方面也是這樣，比如興修水利，隻講多修，不講配套。

  
      關于“大躍進”，他認為，許多指标過高了。“什麼衛星田，一畝五萬斤，就是那樣吹起來了。”他說，大躍進要有個邊，不能沒有止境，不能不講條件。

  
      關于人民公社，他針對公社的“一大二公”指出：“共産主義風格也要有一個邊，不計報酬的勞動不對。”“大肆宣傳不計報酬的勞動，不促成平均主義、一平二調才有鬼呢！”

  
      他認為，這幾年許多幹部所以思想不通，除了在進行思想教育時沒有實事求是地分析形勢，講清楚存在的問題以外，另一個原因就是思想鬥争過火。在兩次講話中，他都具體分析了思想鬥争過火的具體表現。

  
      他首先講了“大鳴大放大字報”。這是毛澤東在反右派時提倡的，稱之為“大民主”。然而，曆史，尤其是後來十年動亂的曆史卻證明，它非但不是什麼民主，而且嚴重破壞了人民群衆和革命隊伍中的民主生活。當時羅榮桓還不可能提出廢止“大民主”的問題，但是認為應該嚴格限制其使用的範圍。他大聲疾呼：進行思想教育動不動貼大字報就是受不了！他明确指出：在經常的思想工作中，在解決思想問題時，不能采用大鳴大放大字報的方式，應該搞得細緻一點，和風細雨，細水長流。應該提倡在幹部之間開展談心活動。

  
      他還分析了關于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問題。這是毛澤東提出的一個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的原則。然而，在當時“左”的思想影響下，不僅把堅持實事求是說成是“右傾”，而且還把“批判從嚴”搞成了打棍子、戴帽子和抓辮子。羅榮桓在政治學院十分沉重地說：“過去打擊面太大了，抓住一兩句話就整人家。不出問題則已，一出問題就算總帳，這樣搞哪個人能受得了？因此傷了感情了。”羅榮桓認為，對批判從嚴有必要作正确解釋。他說：“所謂從嚴，不是一上來‘連珠炮’一轟，弄得犯錯誤的同志暈頭轉向。對于思想錯誤要具體分析性質、根源，要看一個人的本質，不要把每一句話、每一個現象都羅列起來，不要采取圍攻的形式，不要算總帳。這樣效果不好。”

  
      在總政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的部務會議上，他還說：“要很好研究執行中央‘處理從寬’的方針。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針。毛主席曆來對犯錯誤的同志是這樣做的。這是行之有效的方針，是毛主席建黨思想的一部分。”他對有些幹部不願執行這一方針十分不滿，告誡這些幹部“要認真執行這一方針，不要把自己裝得很‘左’”。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羅榮桓在解放軍黨的監察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講話中還提出：“黨的監察委員會不能隻是執行紀律，而且還要維護民主。”他說，有些黨的組織就聽不得反面意見，隻強調執行紀律，不強調有提意見的自由，這樣就出現了黨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現象。因此，必須維護黨的民主。

  
      他認為，對思想性質的問題不能壓服。他說：“你鬥他，他不承認，結果形成僵局，再去壓服，弄得思想問題總也不能解決。我們要與人為善，處理思想問題不能簡單化。對于幹部不要光看到他的缺點，也要看到他的優點。不要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現在有些幹部心情不愉快，思想敞不開，與方法不好有關系。”

  
      －－－－－－在政治和業務關系上同林彪的分歧

  
      羅榮桓同林彪除了在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個黨風和學風的根本問題上有原則分歧外，在政治和業務、紅和專的關系上，觀點也不一緻。

  
      一九六○年九月，林彪提出了“四個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把政治工作強調到了不适當的地位。

  
      由于“四個第一”當時已為毛澤東所肯定，并被寫進了一九六○年《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關于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所以羅榮桓隻能盡力從好的方面來理解和解釋，力求賦予這一提法以正确的含義，從而減輕其對軍隊建設的危害。

  
      到一九六一年夏天，軍委擴大會議決議的貫徹已經七八個月了。羅榮桓看了一些反映院校情況的文件，聽取了姜思毅在西安電訊工程學院蹲點的情況彙報，感到當時各院校普遍存在的問題是隻強調“紅”而忽視、貶低“專”。這種貶低已經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羅榮桓稱之為“仇視專”。其表現是“白專道路”、“單純軍事觀點”、“單純技術觀點”的帽子滿天飛，教學質量下降。在政治和業務的關系上，隻強調政治挂帥而不提政治工作對業務的保證作用。政治工作中脫離實際的形式主義傾向和一般化的作風大大增長。

  
      針對上述情況，羅榮桓提出，要很好地解釋和領會一九六○年的軍委擴大會議決議。如何解釋和領會呢？他認為，關鍵是要運用毛主席的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

  
      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召開的全軍院校教育工作會議和十一月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羅榮桓在他所作的重要講話中都做了這種重新解釋的工作。

  
      他怎樣解釋“四個第一”呢？他說：“‘軍委擴大會議決議’上有‘四個第一’，政治要與各種具體實踐相結合，才有個第一嘛！不結合你怎麼叫第一呢？”“如果不把‘四個第一’和具體實際相結合，光提第一，那當然不對。”

  
      在政治和業務的關系上，他堅持政治工作要保證業務的完成。

  
      他說：“……高等軍事學院，是學指揮打仗的；軍事工程學院，是學尖端技術的；通信學院也是學尖端技術的。教學目的很明确。政治工作首先要保證專業的學習。”“我們部隊的高級技術學校，培養專門人才，這是一個政治任務，學校政治工作要保證這個任務完成。”他贊成主管國防科技工作的聶榮臻提出的，科技部門的黨支部起保證作用的提法。他說：在科技院校和單位中，支部的作用就是要保證教學方針的貫徹，保證科學研究項目的完成。

  
      政治和業務的關系在科研和院校等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常表現為紅與專的關系。

  
      早在這一年八月，羅東進回家過暑假時，羅榮桓在和他談話時，了解到在軍事工程學院這所專門培養科技人才的學校中，學員們對紅與專的問題認識就相當混亂，片面強調紅，忽視專業學習。學校裡還搞什麼滿堂紅活動，各支部都做了一天讀多少毛主席著作，多長時間通讀一遍的計劃，搞技術作業也要引兩句毛主席的語錄。可是認真說來，究竟什麼是紅，紅又為了什麼，這些青年人并不清楚。一天晚上，羅榮桓和羅東進以及他的幾個同學一起談起了紅和專的問題。他對這些青年人說：“你們這些人的責任是很大的，如果将來發生戰争，就得要你們拿出東西來。你們這些人的政治任務就是要專，要使自己成為社會主義的專家。紅不是空洞的東西，而是要落實到實際工作和鬥争中去，對你們學習國防科學技術的人來說，就是要落實到專業上。誰要是真正的紅，誰就應當成為一個真正的又紅又專的專家，為我國的國防工業作出一些貢獻。我們現在非常缺乏專家，我們有許多現代化的企業沒有搞好，或是搞壞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缺少專家，缺少科學知識。”他再三鼓勵青年們，一定要下決心努力把專業學好。

  
      在全軍院校教育工作會議上，他又着重分析了紅與專的關系。他說：“紅，主要是一個方向問題。紅要帶領專，要保證專的實現，要幫助專，實現專的要求。一切政治工作離不開這個目的，不應當隻強調紅，不強調專。紅與專不能脫節。專業技術院校如果不用更多的時間學專業技術，就專不了。不專，紅是空紅。”在讨論總政草拟的《院校政治教育方案》時，他當場指示：在方案上加一句：“‘紅’要落實到‘專’。”他又要求負責文字修改的姜思毅将加了這一句話的段落讀給他聽。

  
      他針對一些人丢下專業下農村的現象說：“軍事工程學院是搞尖端技術的，不要天天叫那些青年學生下農村嘛！……主要還是搞你那個尖端，落實在那個尖端學習上。”他還批評了有些院校丢下專業，光學毛選的偏向。他說：“毛選一般都要學……，但要區别不同對象，提出不同要求。……有些高等院校，不搞他的專業，甚至象聶總講的，有些人不敢看專業書了，那就很不好了。”

  
      在紅與專的關系上反映出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對待知識分子的态度。在院校教育工作會議上有些同志提出，現在在軍隊院校的科學研究機關的知識分子是不是資産階級知識分子？有的人認為隻有工農出身的，我們自己培養的才能算革命知識分子。羅榮桓明确回答，應該一律稱為革命知識分子。他說：“這些人都是經過挑選的，他已經跟着黨走了，已經參了軍搞尖端，有什麼理由還要講他是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呢？”

  
      對“四個第一”中所謂“抓活思想”的問題，羅榮桓也有另一種解釋。他說：現在，在有些院校就事論事抓表面現象，甚至抓雞毛蒜皮，好象抓活思想就排斥了基本理論學習，這也是不對的。抓活思想并不排斥書本知識，尤其是院校，是要多讀書的。有的院校提出，強調讀書恐怕要回到老路上去。我看，教員就是應該多讀點書。

  
      當時，林彪還提出了個“抓兩頭”，但實際上卻隻強調上頭，叫做上頭開方，下頭吃藥；上頭發令，下頭就“聞風而動”。對此，羅榮桓很不贊成。他說：“關于抓兩頭，現在有的隻抓一頭，抓高頭。高頭是要抓的……問題是怎麼結合。抓高頭的東西要指導實踐，同時，在實踐中對高頭的東西提出補充……這是很自然的道理。如果隻抓上頭的，那就是硬搬硬套，消化不了，就要害腸胃病。”他認為，對“聞風而動”也應當很好作解釋。他說：“聞風而動不是要你去亂動，而應當是對上面的決定全面領會，結合具體情況，采取有力措施去貫徹。”

  
      林彪強調上面開方，忽視下面的實際，隻抓共性的東西，必然導緻政治工作一般化、大呼隆的現象，羅榮桓對此作了尖銳的批評。他認為，在院校和科研單位不能把部隊的一套工作方法統統搬去。他說“你把老教授也拉去開革命軍人委員會，那方法是不适當的。”“現在科研部門政治幹部的工作方法要來個改變，要适應這種工作對象，适應整個院校教學工作的需要。不要瞎指揮，不要不懂裝懂。那些尖端部門的技術問題，就是要尊重專家，向專家學習。”

  
      羅榮桓還認為，即使在連隊，也不能運用一般化的工作方法。他指出：幾年來，學生入伍的比重越來越大，在連隊管理方面卻出現了新問題，這就是缺乏管這些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士兵的經驗。他說：據說有個别連隊把人家新兵帶的書、提琴都收了。他們想，到部隊象進學校一樣，所以帶來許多學習的東西，一來你就把它收了，那怎麼行呐？他說，對這些有文化的戰士，“不僅是不能封鎖，還要開放，要适應他們的要求。比如讀書就應該滿足，當然要有選擇，不要統統去看愛情小說。”

  
      對于這些有文化的學生兵，羅榮桓寄予殷切的希望。他滿懷熱情地預見道：“他們經過士兵生活的鍛煉，又有文化，恐怕我們大部分連排幹部和高等軍事技術學校的學生要從這些人中培養出來。這是很好的現象，不要怕麻煩。”

  
      由于分歧日益擴大，林彪對羅榮桓越來越不滿了。他終于惡狠狠地說：“什麼林（彪）羅（榮桓），林羅要分開，林羅從來不是一起的。”

  
      到了一九六三年，新華社要發表人民解放軍領導人的名單。羅瑞卿和肖華都主張公布羅榮桓的任命，林彪仍然不同意。羅榮桓知道後，感慨地說：“看來我這個總政治部主任還是不合法的。”

  
      對于林彪的欺侮，羅榮桓為了黨的團結，可以忍耐，可以委曲求全。但是同林彪的原則分歧，卻是不能調和的。這正是林彪三番兩次打擊羅榮桓，直到羅榮桓逝世後仍不放過他的原因。